徐子芳先生的报告文学《陶铸生命最后四十三天》，曾赢得无数读者，在文学界享有盛誉。此外，散文集《散花集》，诗集《周恩来诗传》《徐子芳新诗选》，报告文学集《歌女·天涯》《旋转的世界》，综合集《中国心》《徐子芳文选》（三卷本）等，呈现出作家在各种文体上的佳品力作，其文学才情与理想坚守令人称赞。这本即将出版的《六远集·文谭》则是另外一番景象，书中收集的多是他为各种文学书籍撰写的序文或评论文字，皆属于文学评论范畴。洋洋洒洒数十篇，让作者的文学态度、审美情怀与理论智慧跃然纸上。书名《六远集》取意中国山水画取景“六远”之法，也足见作者的眼光与胸怀。

    子芳先生虽以诗歌与散文创作见长，但对小说创作也有独到的眼光。在《长篇小说〈江河水〉的史诗品格》一文中，他对作为虚构艺术的小说与现实场景的关系，作出富有哲思的比喻：“有人说，看山有三种境界。一曰看山是山，二曰看山非山，三曰看山还是山……但此山非彼山。”基于这种认识，他对取材相似的长篇小说《江河水》与报告文学《大江东去》作了比较分析，廓清了小说的虚构性与故事性的叙事特征。在《以人传史，以史立人——贾鸿彬长篇小说〈陈其美〉读后》一文中，作者对历史题材小说创作，提出鲜明主张“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并以此来判断小说的社会意义与审美价值。在对张肖灵《血色悬疑》、晓风《大学.com》、王国刚《淹没的地平线》、陈荣付《旋转人生》、束维宏《鉴魂》等小说的评论，子芳先生也都坚持从小说叙事的三个基本元素——故事、人物与语言入手，把文本细读与价值评判有机地结合起来。他认为：“如果说好故事是小说的胴体，那么丰满的人物形象则是小说的灵魂；没有人物的小说就像没有灵魂的胴体；鲜活而丰满的人物形象赋予了小说的经典意义。”对于“西学东渐”中形形色色的小说理念，子芳先生坚守本色，丝毫不为之所动。这就又使我们想到本书的书名及题记，子芳先生坚持以中国民族文化的审美精神作为文学创作与评论的不二法则，这是值得肯定的。在笔者看来，这比那些以食而不化的西方文论来“强制阐释”中国文学现象的行为，要着实可取得多。

    对于散文、报告文学及诗歌的评论，子芳先生是得心应手的。在对张武扬《青花的韵味》、张先鼎《无声的岁月》、程传水《飘逸的红叶》、郑家荣《记忆碎片》、殷本明《青瓷故事》、东方煜晓《淮南散记》、江志成《春华秋实》、周本立《山水行吟》等作品的评论文学中，我们分明可见子芳先生与众多文友之间的“心心相印”与“惺惺相惜”。对文学的眷恋、坚守与孜孜以求，在子芳先生与这些不同行业的文友之间形成一条情感纽带。于是评论者在与作者谈文学的时候，也就是在谈友情、谈人生、谈理想。《青花有韵上心头》一文中，子芳与张武扬“忘年之交”的回眸之趣，使以后的文本分析平添亲切与自然，于是便有了这样一段情理交融的文字：“‘青花则像是目光清澈的乡间民女，宁静，隐秀、淡雅、温润而不耀眼，着一身青色的裙裾在风里与你对话。’与其说这是作者对青花瓷器的赞美，不如说这是武扬对自己散文风格平淡、平和、平实的自白。”识人而论文，知世而论道，这是子芳先生文学评论的胸怀与不凡之处。

    唐先田先生等编著的《安徽文学史》辑有徐子芳专论，其中把子芳创作特点概括为拥有民本思想，指出他或纪游咏物，或感事抒怀，或唱答应对，总是把平民立场作为自己的出发点。笔者对此论深有同感。子芳的文学评论也充满着大众文化意识，一者将作品是否具有大众情怀作为评判得失成败的重要尺度；二者表现出对身处基层的文学作者的无比真诚与热情，在《史笔绘新篇——序张安江〈帷幕箫声〉》一文中，子芳先生不仅对残障作家张安江的文学天赋予以高度评价，同时在笔下自然流露出的悲悯情怀也催人共鸣。

    《安徽日报》2015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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