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浙江村”大清理

    1995年11月底的一天。

    当时的新华社记者慎海雄和张奇志应约赶到时任浙江省副省长刘锡荣位于省政府一号楼的办公室。约谈的话题是：关于北京市政府对11万温州人聚居的“浙江村”的大规模清理问题。

    几天后，受命北上的慎海雄和张奇志来到了从北京天安门以南行仅仅5公里左右的“浙江村”。

    呈现在他们眼前的，已是断墙残垣一片，人去楼空。

    2006年5月11日上午，南苑乡政府、公安、城管、工商等多部门300人联动，将这片土地上的最后一块“浙江村”残留地——地处时村二队、占地60亩的聚居村落全部拆除。至此，京城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形成的“浙江村”彻底烟消云散。

    这次的拆除行动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关注。

    其实，当年“浙江村”的村民以及他们的后代仍在北京。就在大红门一带，珠江骏景小区80%的房子被乐清人买走了，共有630户；望桃园业主中温州人的数量占到了70%；木樨园一带80%的商铺和住宅由温州人拥有。

    “浙江村”如同一粒糖，已经合法消融于广阔的水体。无形，却仍有淡淡的甜味。

    温州官员怎么办

    温州地方政府之所以高调主动出击，完全是因为整个20世纪80年代，劣质温州产品在全国范围如过街老鼠般被动挨打，政府深感切肤之痛。

    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被当年的各界舆论普遍视作温州地方政府的“严重失职”。

    但对温州官员来说，改革开放前期不知所措的最大麻烦，在于面对温州“姓资”还是“姓社”的意识形态质问，自己究竟应该表现出怎样的政治姿态？

    在很长时期内，温州政府官员在经济方面的具体管理运行上并无大的作为，而是放手放任，客观上纵容了民营企业“杂草丛生”，快速壮大。

    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之后，温州遭受的政治高压有所缓解。“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如何加速经济增长成为了全国范围的第一基调。

    继续放任自流、无为而治肯定是不行了。20世纪90年代，温州官员几度尝试探索，企图为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的角色重新确立适当的行为“坐标系”。1994年“质量立市”战略的高调登台，即为具体诠释这一企图的标志性行动。

    “无为”与“有为”的边界

    在计划经济嬗变为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在政府力量满腔热情地意图主导改革，而民间力量崛起于体制的高墙之外并不可遏制地影响改革的磨合期，政府的“有为”和“无为”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遭遇尴尬与困惑的也绝不仅仅是温州官员。

    义乌地方政府在小商品市场发展问题上“有所作为”的“反常”之处在于，他们是以完全市场化的手段来运作手中牢牢控制的“大权”的。

    对“政府掌舵、企业划桨”的独特模式，义乌地方政府的解释是，市场作为交易平台实质上属于准公共产品，其社会共享性决定了政府介入的必要，关键在于选择好介入的适当方式和程度。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

    争议一直存在，但义乌市场骄人的巨大成功，为“政府+企业”这一耐人寻味的混合主体的合理性提供了无可争辩的注脚。政府力量借助市场化管道强势发力的好处，在义乌随处可见。

    保障“经营者有其摊”，有效控制盲目高价炒作，大大降低市场进入门槛和经营成本——这一诱人且极为紧要的商业土壤，只有掌握了市场产权这一垄断资源的义乌地方政府，才会真正呕心沥血地精耕细作。

    出于对行政力量“有为”和“无为”边界点的自我解读，绍兴地方政府在“扶上马、送一程”后，最终完成了轻纺城建设运营的市场化蜕变。都是由政府主导的大型专业市场培育，“义乌模本”与“绍兴模本”的同途殊归引起了研究者延续至今的争论。

    一种颇流行的说法是，绍兴地方政府在成熟期将市场发展加速“市场化”并非明智之举。也就是因为这值得商榷的“最后的蜕变”，导致了绍兴轻纺城始终没有冲上义乌小商品城那般令世界惊艳的辉煌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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