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太公是一粒种子，种子里藏着一生的悲愤。一生的悲愤在一个黑夜里划上句号：有人为了他手里的那杆枪在客江边伏击他，他倒在血泊里，悲愤到极点，却无可奈何，一个人挣扎着爬回家看他妻儿最后一眼。妻子改嫁，爷爷成了孤儿，期间许多灾难，那一粒悲愤的种子似乎总不甘心，继续生长、繁衍。直到我出生的时候，那一腔悲愤似乎依旧没有在我的胸腔里消散。我举目四望，只能看到双眼被蒙住的人微笑和他们看不到的黑暗；我侧耳倾听，只能听到双耳被蒙住的人欢笑和他们听不到的寂静。

    市长的儿子为了我们村一个女孩把她的男友枪杀了。我一辈子只听说客村的三起命案，这是其中一起，和另外两起一样，不了了之。

    那些市长呢，都不是客家人。每一个市长都要把栅栏拆了重建、贴上宣传口号，以便「文明其精神」。而那乡间的路，却一直是坑坑洼洼，以便「野蛮其体魄」。

    那条路，是我父亲上中学时走过的，因为爷爷给他买了双水鞋，所以他在那条路上多走了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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