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在形成，力量在凝聚。
“敢为路在何方？路在脚下。”面对挑战，面对藩篱，面对险滩，伟大的中华民族，将开始一场更加波澜壮阔的全方位出击，踏上更加昂扬奋进的改革新征程。
第一节建统一市场驱“拦路之虎”
进一步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是市场化改革的新要求，是全面深化改革追求的重要目标。
那么，我国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还有多远？
一、“诸侯经济”加剧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
“高增长、高失衡、高成本”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表面看是企业、行业、地区的无序过度竞争，但背后的“推手”是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
近一些年来，人们看到这样一些怪现象——
2011年“电荒”弥漫华东、华中，一些产煤省设置门槛拦截煤炭出省。2013年，煤价大跌，一些省又出台措施要求省内用煤企业优先采购本省煤。
在2010年出台的“十二五”规划中，某钢铁大省提出将钢铁产能降低至9500万吨，然而3年后，这个省钢铁产能达到2亿吨，陷入“越减越多”的怪圈。查看各省的“十二五”规划，有16个省（区市）把钢铁、23个省（区市）把汽车作为重点发展产业，30个省（区市）把新能源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
这种从蓝图规划就开始的“重复建设”，缺乏全国大市场的眼界，甚至是选择性“失明”。
由于省级区域选择相同“跑道”，必然加剧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从而加大发展成本，造成资源浪费。市场看似竞争激烈，实则壁垒分明，互相割据。
一些专家指出，“诸侯经济”的背后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不清，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扰乱了正常的市场信号。
以光伏产业为例，2005年开始，我国一些主营业务为汽车、饲料等的上市企业纷纷跨行进入光伏产业，大量民间资本也跟风而来。
按道理说，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对光伏产业的危机应该能作出一定的预判，但此时地方政府跟风而上的激励措施，使市场信号不再灵敏。
光伏产业是高技术产业，但其绝大多数技术集中在生产设备中，制造环节的工艺技术并不复杂。国内有300多个城市规划发展光伏产业，各地纷纷优惠提供工业用地、代建厂房，提供政府信用担保贷款甚至贴息贷款，并在财税和用工等方面提供特殊政策支持。
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过去从事冶金、机械、房地产的企业，甚至温州眼镜大王胡福林以及浙江海宁的纺织业主们，都经不住诱惑纷纷涌入光伏产业。2008年江苏光伏企业不到100家，到2011年10月底已达到500多家。如今全国规划建设的千亿级光伏产业基地超过20个，光伏组件的生产能力已经超过全球光伏装机容量的一倍。
2007年以来，我国光伏产业进入持续爆发增长期，产量连续5年翻倍。2011年全球光伏市场需求量是2900万千瓦，而我国的产能已经超过3000万千瓦。
2011年以来，由于产能严重过剩，加上受市场低迷、欧美“双反”等影响，光伏产业一度坐上“过山车”，一大批企业停产甚至倒闭。2013年以来，全球光伏产业虽然出现复苏迹象，需求量和价格逐渐回升，但这一产业的春天远未到来。
专家认为，我们现行的经济体制，实质上是块块分割的体制，过多依靠行政为主导，而不是统一的大市场，由此产生了许多深层次的矛盾，“诸侯经济”只是这一矛盾的表象。
二、市场化改革提速
对于煤电这类生产资料行业，我国对其改革方向历来是明确的，那就是建立全国统一的、开放的市场体系，清除分割和封锁市场的行政性壁垒，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建立以市场形成价格为主的价格机制。坚持既定的市场化改革方向，就应当鼓励公平竞争和公平交易，加强监管，放松管制。
但长期以来，一遇到“电荒”，各地就采取行政手段进行干预，一些产煤省份甚至设置门槛，拦截本省煤炭出省。长期存在的生产计划、运输计划、发电量计划使得价格机制在煤炭、电力生产经营中的调节作用受到抑制。电煤价格高企时，没能带动煤炭产量的增加；电力需求旺盛时，也没有提高电力企业的发电能力。
专家认为，究其原因，还是“双轨制”在作怪。
一个是煤炭和发电企业衔接上的双轨制。电煤价格分为重点合同和非重点合同，这种“双轨制”不利于煤炭企业的发展和电煤的有效供应，也不利于发电企业间的公平竞争。
另一个是发电企业和电网衔接上的“双轨制”。长期以来，我国发电调度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的办法，由各省发改委或者经贸委对各个机组分配发电量指标。电厂的发电量分为计划内和计划外，计划内电量由电网按照国家规定支付上网电价，超计划发电部分，电网则要降价收购，而电网的销售电价则没有变化。
这样一来，电煤价格上涨时，电厂多发电不仅不会多收益，还会增加亏损。2011年，华东和华中地区用电一度十分紧张，原因之一就是电力企业完成计划电量后，就以停机检修为名不再多发电。
可以说，在发电和用电这样典型的市场竞争领域，仍由行政审批来规定电价，这在世界上是不多见的。电价机制应当“两头适当放开、中间加强管制”，发电商和购电者作为市场交易主体通过协商或竞争形成上网电价，电网企业也可作为众多用户的代理者参与交易，政府在必要时通过特定价格手段，比如最高限价，来调节供求关系。
实际上，在推动电力价格改革方面，国家电监会会同有关部门早在2004年就开始在吉林、广东等地试点大用户直购电等交易方式，试图通过市场化手段调解电力供需，使煤价和电价通过市场机制进行合理疏导，构建“多买多卖”的市场格局。
2012年以来，煤炭价格结束了10年左右的增长，煤价开始持续下滑。一直备受煤价困扰的电力行业则变被动为主动，从“到处求煤”变为“挑煤挑价”。面对这种转变，沉默多年的煤电联动机制迎来了最好的修改时机。
2012年12月21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解除发电用煤临时价格干预措施的通知》，决定从2013年1月1日开始，解除对电煤的临时价格干预措施，电煤由供需双方自主协商定价。这一举动被业内看作是为出台合同煤与市场煤价格并轨政策铺路。
针对发电企业和电网衔接上的“双轨制”，国家发改委2013年5月份出台的《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推进电价改革，简化销售电价分类，扩大工商业用电同价实施范围，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和水电、核电上网价格形成机制”，“推进大用户直购电和售电侧电力体制改革试点”。该文件被视为中国启动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总体设计工作的历史起点。
业内人士指出，近一年多来，我国取消了电煤价格双轨制、修改了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完善了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放开大用户直购电试点的审批等，种种信号表明，资源产品价格改革将向纵深发展，由于“双轨制”导致的市场分割、市场壁垒将逐步得到破除。
也有人担心，认为近年来我国不缺破除部分资源性产品价格“双轨制”的文件，关键是进展往往缓慢，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开放的市场体系，建立以市场形成价格为主的价格机制，必须突破利益集团的束缚。
所谓价格双轨制，就是同一产品计划内部分实行国家定价，计划外部分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制度。1981年，国家允许在完成计划的前提下企业自销部分产品，其价格由市场决定。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产品按国家规定价格统一调拨，企业自行销售产品的价格根据市场所决定的双轨制。
不少受访专家认为，在改革开放初期，价格双轨制，将价格改革的大系统化为一个个可以操作的小系统，避免了大风险。更具深刻意义的是，双轨制不仅部分纠正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而且打破了僵硬的价格管理制度，带动了计划和物资体制的改革。
后来中国的很多经济改革都是“沿着双轨制前进”，普通商品包括农产品都逐步从价格双轨制过渡到了单一的市场价格制度，但是电力、天然气等生产资料价格的双轨制成为最后的攻坚区和深水区。
资源价格的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弊端十分明显，就是政府对一些关键性资源价格仍实行指导价，不能真实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造成资源消费增长过快和开采过度。当前我国在多个行业的产能过剩也与此相关。
以电解铝为例，近年来我国电解铝产能新增高达1800万吨。既然产能严重过剩，为什么产能还不断增加？这是因为电价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对于一些“电价洼地”省区来说，可以凭借优惠的电价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竞争力，即使全国产能过剩，这些地区仍旧可以扩大产能，市场对资源的调节远没有发挥基础性作用。
由于市场化改革，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目前虽然产品市场完全放开，而生产要素市场却不同程度扭曲，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急迫，这种扭曲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日益凸显。
国家发改委不久前推出非居民用天然气调价方案，试图建立起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的、与可替代能源价格挂钩的动态调整机制。这是在电价、油价改革取得突破后资源产品领域又一项重大改革。要素领域的破冰改革必将释放巨大的市场活力，为进一步发挥市场资源配置功能打牢基础。
土地、能源等生产要素的价格被压低后，等于企业以低于成本的价格获得了生产要素，这样做的好处是降低企业的成本，增强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鼓励更多的出口。但是也会造成对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依赖，内需不足，可持续增长乏力。特别是地方政府为追求国内生产总值，人为进一步压低要素价格吸引企业投资，从而严重扭曲市场信号，结果既浪费了资源，又损坏了一个产业的健康发展。
人们把对市场化改革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以下领域。
——利率的市场化改革成焦点。央行宣布自2013年7月20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改由金融机构根据商业原则自主确定贷款利率水平，这项改革打开了利率市场化大门。利率市场化是指金融机构在货币市场经营融资的利率水平，它由市场供求决定，其决策权是金融机构，这有利于金融“活血化淤”。
2013年以来，随着金融改革全面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步伐明显加快。特别是央行7月19日宣布全面放开贷款利率管制后，各大银行纷纷上报大额可转让同业存单业务，即将叩开存款利率市场化的大门。不久前国债期货上市，则为规避利率风险和价格发现提供了有效的工具。
存款保险制度是实现存款利率市场化的关键一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郑联盛说，存款利率市场化是利率市场化最后和最关键的环节，而存款保险制度又是存款利率市场化最重要、最紧迫的前提之一，利率市场化可能导致银行等金融机构破产，存款保险制度则是机构破产之后处置机制的基础要素。
利率市场化已经走了17年，当前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存款利率市场化，而走好这一步的前提包括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银行退出机制以及新的基准利率体系建设等。
利率市场化意味着资金的价格将由市场决定，因此受其影响最为直接的当属银行业。不过银行业人士坦言，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的冲击不言而喻。毕竟，目前我们的银行、企业等微观主体财务约束都不够，一旦放开存款利率上限，必然引发“高息揽储”大战，这不利于金融机构稳健经营。另外，有竞争就有淘汰，一旦出现银行破产，如何保证储户利益也值得研究。
不过，不少专家表示，对此不必过分担心。美国、英国的经验表明，尽管利率市场化会使短期内存贷利差缩小、银行破产风险提高，但随后经营能力强的银行业将积极调整资产负债结构，提高风险偏好，降低传统的存贷款占比、提高中间收入占比，债券发行与金融市场拆借将成为银行体系更重要的资金来源，从而使得存贷利差并不低于利率市场化之前的水平。
——土地的“双轨制”待破题。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但是由于土地产权的集体性质，令土地价格、供给和交易由地方政府决定，土地也就成了价格被扭曲较为严重的生产要素之一。
“上大项目不怕说三道四，招商引资不怕低三下四”。新华社记者在一些省区采访，不时从类似标语中感受到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热度。全国不同用途土地出让的巨大价差，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土地要素市场被扭曲程度。2012年，全国商业服务业用地价格为每平方米5728元，住宅用地为每平方米4522元；而工业用地为每平方米650元，仅为其他两类用地价格的11.5%和14.6%。
这样的价格结构表明，政府出让工业用地绝大多数是亏本的。为了实现土地征收中的平衡，地方政府不得不一手压低农民征地补偿，而另一手抬高工业用地以外其他类供地价格。
土地价格“双轨制”的巨大差价刺激地方政府通过大量出售土地来增加收入，最终造就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2013年上半年全国300多个城市的土地出让金比去年高出六成，一些热点城市半年卖地收入已接近去年全年。
土地财政反过来又加剧了地方债的风险，有土地可卖，地方政府就不怕债务缠身。审计署不久前发布的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公告显示，36个地区2012年底债务余额共计3.85万亿元。其中，超过半数地方政府指望卖地还钱，21个地方政府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为偿债来源的债务余额有7746.97亿元，占这些地区债务余额的54.64％。
破解不合理的征地制度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土地的市场化改革，但尚有一些障碍需要扫除。
——劳动力价格“双轨制”须破除。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由于户籍制度等原因，这些农民工虽然在城市工作但是并不能享受到市民的待遇，成为低端廉价的劳动力。
近年来，以劳务派遣为主的“临时工”在中国各地迅猛增加。据全国总工会的一项调查，全国被派遣劳动者人数2011年达到约3700万人，占到国内职工总数的13.1％。这种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差别严重扭曲了劳动力的价格。
破除劳动力价格“双轨制”关键在于改革户籍制度，以抹平户籍背后的各种利益差距，比如从户籍制度背后的各种利益着手，逐步剥除附着在户籍背后的各种权益，为户籍制度改革奠定基础。此外，户籍制度改革应该与城乡、区域间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一体化改革相互推进，这既是解决不同利益群体矛盾，也是实现我国社会公平、城乡一体化的关键性举措。
市民在行政服务窗口享受“一条龙”服务。新华社稿。
大量的行政审批更是让众多企业叫苦不迭，这严重影响了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经济自由，管得太多、管得太细也容易滋生腐败，最终影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效率。
正因如此，对行政审批“动刀”已经成为新一届政府行政制度改革的突破口。截至2013年9月底，新一届政府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已达221项。把该放的权放开、放到位，把政府该管的事情管好、管到位，简政放权为各类企业创造了公平竞争的环境，激发了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
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走上市场取向的改革道路，虽历经曲折，20世纪末终于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30多年来，我国商品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但是天然气、煤、电等生产资料市场的市场化程度总体仍然偏低，利率、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才刚刚起步。
尽管破除土地、劳动力、利率等生产要素“双轨制”的道路任重道远，但我们欣喜地看到，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在生产要素领域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并正在发挥作用。
“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已经成为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目标。
第二节宏观稳微观活促发展增活力
“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
“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党的十八大报告继续强调的“两个毫不动摇”，是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石。
一、微观经济活力不断增强
2000年，有西方舆论预言：如果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部竞争将加速中国国有企业的消亡。然而到2013年，进入《财富》世界五百强企业的中国大陆企业达89家，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超过80家。
西方舆论的预言失败了。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看到中共十五大作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突破。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定为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个决定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世纪之交所有制结构调整的重大意义在于，它大大改善了中国的所有制结构，为市场经济夯实了微观基础。”吴敬琏说。
进入2013年，南京安迪苏工厂格外忙碌。这里的蛋氨酸生产设备即将试生产，投产后我国饲料用蛋氨酸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将宣告终结。这家工厂源自中国化工集团的一次海外并购。凭借成功并购6家海外企业，中国化工已在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生产、研发基地和营销网络体系，连续两年跻身世界五百强企业。
确立“老化工，新材料”发展战略，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改善公司治理结构，通过海外并购进军国际市场，逐步将基础化工和材料科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确立为主业。自2004年成立以来，一系列变革，给中国化工带来勃勃生机。
中国化工是中国国有企业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国有企业脱胎换骨的生动写照。中国国企改革从1993年确定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改革方向算起已经20年。
人们依稀记得，在1998年前后国有企业最困难时期，全国三分之二国有企业处于亏损状态，利润总额只有200多亿元；到2003年，进入《财富》世界五百强的中国企业只有6家，营业收入最多的中石油仅名列第69位。
过去10多年间，国有企业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国际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国有企业两次出现整体业绩下滑，又两次成功实现企稳回升，这主要源于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
目前中国39个工业行业中，国有企业产值占比超过50％的只有6个，有18个工业行业的占比已经降至10％以下。国有资本更多地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和领域集中，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显著增强。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不断深化、不断完善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确立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来，中央、省、市三级国资监管机构陆续建立，实现了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和出资人职能的分离，为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奠定了制度基础。27件规章、299件规范性文件和2800多件地方规章、规范性文件陆续出台，国资监管步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既要有章可循、有规可依，也不囿于条框、墨守成规，各级国资委积极创新监管办法，不断提升监管的有效性。
安徽省合肥市供水集团党委书记方振现在最在意的不是企业收入多少、盈利几何，而是群众满意度。这源于合肥市国资委成立后对企业考核办法的创新：将燃气、供水、公交、热电4家企业考核指标确定为公共服务行业行风评议排名和费用率。方振说：“这就逼得我们在设法降低费用率的同时，还要不断提高服务质量；虽然这对企业来说压力很大，但考核的针对性非常强，真正体现了我们企业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效充分证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可以有效结合的，以公有制为主体，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必须继续坚持。
2013年的春天，一部以真实创业故事为蓝本拍摄的电影《中国合伙人》风靡大江南北。
电影的原型是以俞敏洪为代表的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这个由一家没有营业执照的英语培训班打造出来的目前业内领先的教育培训机构的励志故事，正是中国打开民营经济大门，为所有人展现出创业机会的缩影。
目前，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最大的经济部门，支撑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力量。
2012年上半年，多个部委密集出台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新36条”的实施细则，被一些民营企业誉为“真金白银”，认为必将给民营经济发展带来新一轮“利好”。
这些细则在民间资本投资领域、投资渠道和投资方式等方面都有较大突破。例如：不仅允许参股，还可以通过出资入股、收购股权等多种形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操作措施更加明确，如在电力、能源行业，提出民营企业可以参股建网，鼓励民间资本参股建设大型炼油项目。
用民营企业界人士的话说，“这都是以往不敢想象的”。
各地方也纷纷推出新政，进一步完善政策引导。
在河北，明确提出支持民间资本投向生物工程、信息网络、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循环经济。
在广东，明确提出助推民间投资进入市政公用事业、公共服务等领域。
各地陆续出台的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方案，与各部委出台的“新36条”细则共同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民营经济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期。
——民间投资禁区开始“破冰”。“民间投资增加意味着中小企业加快发展，就业机会增加，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也将得到进一步提高。”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财政金融研究室副主任许生认为，加大民资准入力度将激发国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这次国家部委密集出台实施细则，在内容上突破了此前民间投资的“禁区”，而且在推动和保护民间投资方面提出具体举措，将在更高层次上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民间资本受重视，努力在稳增长中“唱主角”。浙江向民间资本招商441个项目，总投资额超过1万亿元，贵州、河南等地也相继面向民间资本发布投资计划。各地拉动投资过程中，民间资本“接棒”态势引人关注。一批面向民间资本的投资计划密集出现，证明民间资本开始在“稳增长”中占据重要地位。
“如能有效引导，民间资金将转化成巨大投资力量。”许生说：“对民间资本开放也将极大改进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这是打破行业垄断及调整经济结构的好时机。”
——公开公平的市场环境逐步形成。在国家政策鼓励下，一批注重平等、消除制度“隐性”障碍的措施陆续出台。广东版“新36条”提出将组织专项清理不利于民间投资的各种规范性文件，并改革行政审批制度以提高审批效率。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修泽教授说：“广东政策实质在于加快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只凭实力竞争。”浙江省工商联研究室主任周冠鑫说：“所有主体一视同仁，依法保障民间投资合法权益。这将不再只是一句空话。”
然而，“新36条”细则出台后，民间投资群体中仍然存在种种担忧，多位大型民营企业经营者担忧与大型国企竞争难、政策配套难、长效收益难。
江苏一家成品油企业负责人说：“此次细则没有写明如何与能源领域中处于垄断地位的央企‘分蛋糕’，可操作性仍显不足。石油、煤炭等大型能源项目，民企很难参与进来，能拿到的项目，多数又不具备实施条件。”
“不能只允许民企投资，但不允许民企参与核心管理。只投资却缺乏发言权，这对民企很不公平。”江苏省中小企业协会秘书长张丛军也有类似担忧。
“在什么范围内试点，试点到什么程度，怎么控制风险，都应当在政策中加以明确。”浙江省浙商投资研究会副会长蔡骅认为，民间投资放开需要有更具体措施保证落实，否则容易“走过场”。
消除这些担忧，从根本上要提振民间投资信心，增强经济基础活力，需要明确经济监管中的法律界限。我国虽然已经相继出台了《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对执法程序做出了部分规定，但在现实生活中，行政权恣意行使仍然时有发生。业内人士认为，应尽早制定《行政程序法》，对行政行为从程序上进行统一规范。同时，科学界定行政部门权责，倡导运用行政指导等柔性行政管理方式促进企业自我改正，给予民营企业更多发展空间。
与大型民营企业的担忧不同，中小民营企业发展中遇到的最大难题是融资难。
上海玛戈隆特骨瓷有限公司是一家传统制造企业，主要生产高档骨瓷餐具和礼品瓷器。与其他面临经营困难的同类企业相比，玛戈隆特的日子要好过得多，2012年销售额超过7000万元人民币，毛利率达到60％。董事长赵春阳说，国内企业出口到欧美的骨瓷餐具单价一般不到2美元，而玛戈隆特的产品可以卖到7美元，“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品牌和一流的设计师，品质足以与欧美高档产品媲美”。但受资金及渠道制约，玛戈隆特公司也进入了发展瓶颈期。赵春阳说，公司成立13年来，每年的盈利几乎全部投入设计和研发创新，2008年还在巴黎成立了设计工作室，在国际金融危机时“抄底”吸纳了一批欧洲优秀设计师，公司设计的“青花宴·印象世博”花瓶曾被选定为上海世博会国礼，“但现在缺乏资金去做品牌推广和渠道建设”。
上海泽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有107名员工的小企业，2012年却挫败了IBM等7家外资企业和11家境内上市公司，成为陆家嘴国家级智慧社区解决方案提供商，目前公司仅世界五百强客户就有15家。但公司创始人张元刚告诉记者，受制于资金短缺，公司遭遇发展瓶颈，很多项目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去年花了一年时间，通过知识产权抵押从银行也只贷到100万元，杯水车薪。”
一些中小企业手中掌握了行业的先进技术，但短期内很难突破资金和市场的瓶颈，快速壮大实力。这些企业主希望政府能在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上进行指导和扶持，特别是集中推广一批“专精特新”企业，为其搭建更大的交流和推介平台，帮助其“走出去”。有的企业处在蓄能期，“差口气就能飞天”，需要政府及时“推一把”。
上海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协调办公室主任吴文认为，中小企业不一定非要做大才有竞争力，如上海瑞年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是金山区一家生产“热压敏功能变色成色剂”的小企业，但全球只有这家公司生产这种产品，拥有完全市场定价权。2012年在原材料价格下降的背景下，瑞年公司产品还涨了价。吴文说，“欧洲一些中小企业，虽然规模不大，但在某一专业领域很强，所以活得很好。反观中国的很多中小企业，很难做强，就是缺少专、精、特、新”。
针对当前中小微企业遇到的融资难等普遍难题，一些企业负责人和专家提出，要从政府层面更加充分地认识到其在促进经济发展、解决就业、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调动发展资源向其倾斜，打造民营经济发展的“防护林”，让民营经济不仅能度过“寒冬”，还能在危机中实现转型升级。要短期、中长期政策双管齐下，切实为企业减负，同时为企业创新转型创造良好的环境。
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应主要靠市场自身的优胜劣汰法则来优化产业结构，淘汰一批、稳住一批、扶持转化一批。政府既要“广撒网”为中小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又要“深捕鱼”帮助部分企业形成品牌。同时，积极引导金融机构提高小微企业金融创新和服务水平，在风险防控上加大创新力度，推广存货、应收账款、专利权等动产或权益质押，降低小微企业贷款门槛，减少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发挥好国有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的引导作用，在完善制度、规范程序、有效监管的前提下，允许机构有一定比例的坏账，弥补市场在提供小微企业投融资公共产品中的外部性问题。
提升经济基础活力，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需要搭建更加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体系，鼓励银行针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特点建立相应的信用评价标准和风险评估标准，开发相应的金融产品帮助创新型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成长。与此同时，大力提高金融监管效率，落实管理责任，通过多方努力，为民营企业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不断提升微观经济基础活力。
二、创新驱动上台阶
2013年9月30日上午，在64周年国庆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题举行第九次集体学习。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走出中南海，把“课堂”搬到了中关村，采取调研、讲解、讨论相结合的形式进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定着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全党全社会都要充分认识科技创新的巨大作用，敏锐把握世界科技创新发展趋势，紧紧抓住和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面向未来的一项重大战略实施好。
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会议室，习近平总书记说，当前，从全球范围看，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创新驱动是大势所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一些重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已经呈现出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带动了关键技术交叉融合、群体跃进，变革突破的能量正在不断积累。即将出现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为我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
“机会稍纵即逝，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国内看，创新驱动是形势所迫。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科技实力迈上了一个新的大台阶。同时，中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物质资源必然越用越少，而科技和人才却会越用越多。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的工作，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最为紧迫的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步伐，破除一切束缚创新驱动发展的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
如果说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阶段主要是“铺摊子”，那么在进入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的“第二季”，创新“上台阶”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创新应该流淌在企业的血液里。”美国西联汇款公司总裁贺博睿说，创新不是在办公室里发生的，而是在消费需求产生的地方发生的。创新应该刻在企业家的骨头里。
而这一点，恰恰是我国企业家所要面对的创新“压力”。加快建立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将是新一轮改革迫切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尽管目前我国企业总体创新意识不断增强，但在整个技术创新体系中却处于“主导权”缺失和“话语权”弱化的尴尬境地，并没有真正成为创新主体。
企业的核心专利和前沿技术储备总体仍然较少，多数是跟踪模仿式创新。当前大多数中小企业还处于业务创新和产品创新阶段，真正的技术创新并不多。一些大企业虽有技术创新能力，但多数处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和集成创新阶段，着眼于前沿技术、核心专利的原始创新能力不强。
在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转型升级的压力下，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水平还参差不齐，核心竞争力缺乏，难以适应国际竞争和国内经济转型发展的紧迫形势。
更为严峻的是，当前企业创新的紧迫性普遍不足。尽管企业目前对创新有共识，但在实际的短期利润诱导下，企业创新动力还有很大问题。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的多位企业负责人认为，目前企业主要还是依靠扩大规模赢利，这比依靠技术进步赢利更容易，风险更小。
对于有能力加大技术创新投入的中央企业来说，现在国企负责人的任期制和对企业保值增值的考核，使企业领导者首先考虑的还是经营，科技创新还未成为企业寻求发展机会的第一选择。
为建立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近几年国家明确要求科技项目必须以企业为实施主体，有产业化目标，并将科技项目投入逐步由院校为主转向企业为主。但不少企业反映，在实际操作中，因科技立项和评价体制存在缺陷，企业往往只是名义上的主体。
一些企业负责人反映，现在一些科技项目征集来自特定的圈子，圈子里都是科研院所和大学的专家教授，企业只是拉过来走个形式。院校主导的项目往往以学术水平和发论文为导向，而很少考虑实际应用需求。
由于企业和院校需求不对接，但要申请项目又必须以企业为主体，一些企业干脆抱着“课题没有用，不如捞一把”的心理，与院校联手“编故事”“骗经费”。科研成果应用难、转化难的现象也就不鲜见。
前沿技术研发缺乏支撑，赶超发展后劲不足。这一点在发挥着骨干带动作用的中央企业表现尤其明显。不少企业表示，现在企业的原始创新十分欠缺，要做二三十年后的技术研发和储备的事很难。一方面企业自身的研发支撑不够，有的处于跟踪式创新阶段，很难一步超越；另一方面，院所与企业的对接机制不健全，没有形成支撑企业技术研发的“源头活水”，也缺乏专门的鼓励政策，这也制约了企业的前沿研究。
针对这样的“窘境”，企业界和科技界的人士强烈呼吁，加快建立合理的产学研合作机制，调整政策导向，吸引大学、科研院所等创新要素和科技服务体系“围着企业转”，塑造企业成为真正的创新主体，引领产业升级和超越发展。
建立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的创新体系，就要改革现有的科技立项和评价机制，实现资源配置由科研机构为主向企业为主转变，吸引大学院所“围着企业转”，真正提供符合市场和社会需求的创新产品。
北京、浙江、江苏等经济发达的地区，本应是创新企业发展的高地，新华社记者采访中却发现了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小老头企业”现象。
这种“小老头企业”年销售收入总是在一两千万元徘徊，规模很难再有提升。尽管很多企业表示自身的技术在国内乃至国际处于领先，但发展到一定规模就会面临“天花板”危机。这样的企业长期大量存在，实际上束缚的是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能力。
推动“小老头企业”等中小企业加快发展，需要的是金融市场的大力支持。通过构建包括资本市场体系、股权投资体系、信贷体系的多层次金融体系，推动资本回归实业、回归创新。构建与企业构成相匹配的多层次“金字塔”式资本市场体系。
我国企业是由少量大企业、众多中型企业和大量小微企业构成的“金字塔”式分布。当前我国资本市场迫切需要从与企业总体结构相背离的“倒金字塔”向适应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的“正金字塔”转变，这要求在完善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基础上，积极推进“新三板”进一步扩容，将其打造成上市资源的“孵化器”、拓宽资本市场体系的“塔基”，为高技术中小企业提供挂牌、转让、融资便利，引导企业创新支持经济转型升级。
创业投资完整的产业链体系，包括种子期的天使投资及孵化器、早期投资的风险投资（VC）、成熟期及后期投资的私募股权基金（PE），然后到投资银行、收购基金，最终由完善的并购及证券市场接手。
调研中一些业内专家认为，当前我国支持创新国家建设的VC和PE发展要着力推进三个改变：一是改变一哄而起的非理性行为。二是改变“重短轻长”的短期行为，鼓励“把鸡蛋孵化成小鸡、把小鸡养成大鸡”的长远战略。三是改变重“晚期”轻“早期”的急功近利行为，避免出现VC的PE化及私募基金大量通过上市前投资的投机现象。不断构建以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基金为主体的多层次股权投资体系，为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不断提高我国微观经济基础的创新活力。
对创新型企业扶持政策措施应落到实处，要真正体现“雪中送炭”。
——政策制定时就要考虑到企业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可操作性；
——落实过程要阳光透明，第一时间让基层和企业熟悉最新政策，破除政策执行“潜规则”，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简化办理手续；
——建立督查与惩治体制，扩大政务公开范围，通过责任追究将政策落到实处，而不能停留在文件发放上，让企业参与到对政策本身和落实情况的评价工作中，提高政策制定的针对性与执行力。
很多企业负责人认为，技术创新以企业为主体，就应该在科技立项上真正让企业牵头。“让企业自己找媳妇，政府不要搞拉郎配。”今后在应用型国家课题的项目选择上，应多面向企业和产业界征集课题。同时，可把国家重点实验室或产业技术中心等国家级研发平台更多地放在企业，既可以企业用，也对外开放，通过这种载体集聚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与企业一起从事产业技术研发。
LED产业联盟的探索成效斐然，让人们看到了体制创新的希望——
为应对国际LED产业发展的激烈竞争，在科技部支持下，2004年，我国一些研发机构与企业自发组建产业联盟，促进LED产业技术合作，推动标准、专利、人才培养等工作，初步实现LED研发与产业化方面的产学研合作。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两院院士师昌绪表示，一场大的危机之后，一定会有新的产业蓬勃发展。“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世界主要国家普遍加大了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其中一个重要着力点就是发展节能环保、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师昌绪说：“能源资源与环境的制约，是我国未来发展的瓶颈，以LED产业为代表的节能增效新模式，是破解这一瓶颈的重要之举。”
8年前，很少有人看好LED的发展。由于多数零部件依靠进口，当年我国LED产品的价格较高，LED省电不省钱。而到2011年底，我国LED产业的国产化率达到68%，产值达到1560亿元，LED产品的价格也逐步降低，真正进入寻常百姓家。当前，我国LED企业与国际照明巨头短兵相接，已有的合作太松散，缺乏利益纽带。须联合投入，以一种新的机制建立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平台。
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产业联盟秘书长吴玲谈起这种新模式兴致极高，她说，2011年，在科技部的支持下，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产业联盟牵头联合LED技术链上互补的5家研究机构，以设备、人员使用权投入，共同发起成立了半导体照明联合创新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个联合创新国家重点实验室具有开放性运营模式，资源所有权与使用权相结合的建设方式，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研发资金投入多元化。联合创新国家重点实验室第一期以5家研究机构固定资产与人员的使用权为投入，联盟中技术创新能力较强的17家龙头企业以项目经费5100万元作为投入。双方携手发挥各自优势，这比同样的资金投入到单个研究机构或企业产生的成果辐射效应要大得多。
二是项目选择实现市场化。联合创新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共性关键技术类项目由企业投票选择，企业技术人员共同参加研发，部分研发工作在企业完成。研发工作与人才培养同步开展，保证研发成果无缝转化。作为参加“十一五”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展的LED企业，朗波尔集团总裁梁毅说：“在这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上下游联合，加强单项技术的集成，使企业实现研发人员、设备、共性关键技术不求我有，但为我用，联合解决了企业面临的共性研发难题。”
三是公共技术平台国际化。联合创新国家重点实验室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与国际知名大学合作，构建公共技术研发平台，联合培养博士，现已和荷兰代尔夫特大学等3所国外高校达成合作协议。面向世界征集、筛选可实现、有商业价值的创新技术、设计、应用及产品，提供资金、技术、市场一站式服务。
一些专家学者认为，依托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产业联盟建立的半导体照明联合创新国家重点实验室在机制体制创新领域，主要有以下特点：
——体制创新。“实验室依托于联盟，以产业为创新主体，将非营利研发实体的性质与企业化经营有机结合，具有行业的中立性、独立性和开放性。”两院院士师昌绪表示，实验室的核心价值定位于产业的研发及创新中心、标准中心、转化中心及人才培养中心。作为国家级公共研发平台，实验室根据国内产业集聚区分布，实现国家与企业研发投入的联动与资源的整合，实现体制创新。
——运营模式创新。“企业有项目建议及选择权，通过契约式手段，自带‘干粮’，共同协作，共担风险，共享成果。”杭州英飞特光电有限公司董事长华桂潮说，实验室通过运营模式创新，改变了以往企业人员不能直接进驻实验室参与研发的传统做法，使企业研发人员零距离参与研发流程，保证研发结果无缝转化。企业联合投入，使有限资源和分散资金产生巨大产业效益。
——人才使用和成果转化创新。通过开放平台吸引国际研发机构及专家，兼容并包，引进多国优秀人才。实验室的薪酬参照大型跨国企业，知识技术转化利润的25%奖励给研发人员。吴玲表示，实验室定位为我国LED技术和管理人才的“黄埔军校”，鼓励人才向企业流动。这种做法的优势在于：完全市场导向，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创新要素流动快，创新效率高。企业受益面大，行业辐射力强，确保支撑LED节能环保产业可持续发展。
创新驱动的路还很长，创新驱动已现曙光。
三、两个案例的创新发展之路
环顾世界，欧美“再工业化”推动新一轮经济布局正在形成，“第三次工业革命”给我国结构调整既带来巨大挑战，也带来稍纵即逝的机遇。未来5至10年是我国提升创新能力最艰难、也是最关键的时期，以市场化改革释放转型动力、结构调整和创新活力，需要对国家创新体系进行全面改革，推动我国经济进入可持续发展的新天地。
从以下两个案例可以看出，一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传统制造企业，通过自己独特的创新发展之路，证明了传统产业创新仍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案例一：从卖产品到“全产品生命周期经营”——机床厂开4S店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卖机床可以像卖汽车一样开4S店。沈阳机床集团在2011年完成9.4万台销量，成为全球第一大机床生产企业后，没有选择继续扩大生产规模，而将发展目标瞄向了以开设4S店为标志的生产性服务业。
【转型历程】沈阳机床集团董事长关锡友解释说：“增量的生意是不可持续的，当市场基本饱和的时候，企业怎么办？那就是对散落在整个市场中的存量机床进行服务改造升级，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
4S店并不是简单的售后服务，它的诞生意味着一种全新商业模式的出现。2005年8月，沈阳机床在浙江宁波建立了我国机床行业第一家机床4S店，随后的几年时间里，沈阳机床先后在浙江、广东、湖北、陕西等地设立了18家机床4S店。
在4S店里，给客户提供的是全流程解决方案：通过金融性服务，回购用户二手机床，再运用新技术进行再制造。从过去简单卖机床，到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实行的是“全产品生命周期经营”的新商业模式，有力地推动了企业转型。
关锡友说，以制造为核心，就要不停地盖厂房、上设备。而现在凭借掌握的核心技术和完善的营销服务网络，利用金融工具，就可以向工业服务商转变。“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的工厂将不再扩大，而是将能力投向技术、研发、市场，这就是未来发展的机遇。”
沈阳机床集团计划到2015年在全国范围内建立50至70家4S店，销售网络全面覆盖工业的各个细分市场。并在国外建设20家功能强大的海外营销与服务的平台。
【启示】沈阳机床从传统的工业制造商向工业服务商转型升级，表明制造业服务化已成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这种一头连着制造业，一头连着服务业的产业发展方式，将大大发挥我国现有产业基础优势，也将是产业调整的重要方向之一。据对国外先进制造企业的跟踪调查显示，如今以市场服务为辅助的环节所创造的价值，已经开始超过主体生产制造所创造的价值。
案例二：从量体裁衣到远程定制——嫁接信息化让传统产业在颠覆中新生。
打开手机面对自己拍摄，上网登录专门网址，上传刚刚拍下的标准照；远在无锡的服装厂，接到照片订单后，30分钟内即可完成制作成衣，48小时可抵达北京……无锡吉姆兄弟时装定制公司通过嫁接信息化技术，彻底颠覆了服装业量体裁衣的传统加工模式。
【转型历程】45岁的无锡吉姆兄弟时装定制公司董事长吴建科创业并非一时冲动。几年前在与朋友的一次交谈中，得知服装行业的工业模式已经步入困境：各项生产成本快速上升，高库存压得企业喘不过气来，而高度同质化竞争使企业几乎无利可图。
同时他也联想到自己的情况：身高180厘米、手臂偏长的体型，让他几乎买不到合体的衬衣。在已有的市场上，要么是标准化生产的衣服，式样和号码不能称心如意；要么是传统的裁缝店，裁剪水平不一且效率缓慢。而有类似苦恼的人一定很多，市场需求明显。
吴建科的目标很明确，决定攻克快速生成远程订制衬衫的生产工艺流程。远程订制的关键环节是创建人体数据模型，而吉姆兄弟公司的数据来源于2年来免费为人们量体而收集的数万个样本。
这家于2010年创建的时装定制企业，通过一年多的计算机技术攻关，现在顾客只需提供正面和侧面两张照片，电脑就可以通过人体两维照片准确获得人体三维尺寸，再与企业数据库里的海量个人体型数据对比，随后调出匹配的板型并进行数字化裁剪。
如今，这个只有百名员工的高科技服装企业，已经拥有了自己的顾客群，订单源源不断，在全国多个大城市开设了品牌店。
【启示】吉姆兄弟公司运用计算机技术、人体数据模型创建、自动化生产，使传统制造业通过嫁接信息化，实现颠覆性的突破。传统产业同样具有高技术因素，信息化可以使任何产业领域都产生强大的竞争力，并通过重塑行业生产模式，给企业以更大的创新想象空间。
四、推动微观经济“闯关迈坎”
2013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国新一届政府主动调低了经济增长目标，选择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方式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在地方和企业对新刺激政策望眼欲穿时，中央坚持宏观经济政策基调不变，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结构调整、保障民生的支持，而非用大规模财政支出刺激短期内投资和经济的增长。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认为，只要经济运行还在合理区间，就要坚定地调整结构。
人们注意到，近期多家机构纷纷调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德意志银行把中国2013年下半年经济增长率的预期由7.6％调高至7.7％，摩根大通将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测从7.4％升至7.6％。
“这进一步证明，不需要刺激政策，通过调整结构，就可以有新的增长点。”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左晓蕾说。
综合分析部分发达国家转型路径发现，结构调整极易出现转型“综合征”。转型“综合征”主要表现为转型投入短期内产出不明显，财政风险较高。调整使原有的经济结构被打破，新的结构尚未稳定，抗市场风险能力差，出现企业倒闭可能导致失业严重。
但由于我国积累了比较丰厚的实力，能够承担经济结构调整的转型成本。我国研发投入目前已居世界第二位，预计到2020年，我国科技投入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根据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初步估算，2020年我国的科技投入将超过2万亿元人民币。巨量的研发投入和较为坚实的技术储备，将为结构调整提供较强的技术支撑。
我国新的优势足以具备“起跑”的基础和“突破”的条件。
——经济增速“底线”下移为深化改革赢得战略回旋空间。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学家万广华说，20多年来，“保八”成为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底线。当前，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低于8%后，政府没有出手刺激经济，意味着对经济增速放缓有了更大的容忍度，这给我国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理顺政府市场关系提供了回旋余地。
“中国金融40人论坛”发布报告称，与15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时相比，当前经济增速低于8%，并没有造成明显的失业问题。关键在于那时我国劳动人口年增800万人，而去年已下降至300万人，单纯从劳动力供求看，经济增速“七上八下”的底线还有逐步下移空间，为用政府改革带动经济层面各项改革腾出了空间。
我国消费结构正由物质性消费为主向服务性消费为主转变，到2020年，城乡居民名义消费总量规模将达45万亿元左右，加上消费潜力释放创造的投资需求，内需规模可能接近百万亿元级数，有条件支撑未来十年的增长。
——庞大市场的优势，成为可以与发达国家对话的战略性“法宝”。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和社会需求越来越旺盛，不断扩大的市场空间将为结构调整提供重要驱动力。我国拥有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份额和潜在的市场需求，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经济的内循环是可行的，对转型升级有着巨大的牵动作用。并且在未来10年中，牵动世界经济重心向亚洲转移，以贴近市场为导向的投资将继续持续。
据上海美国商会2011-2012年度中国商业报告显示，面对全球经济持续下滑，在华美国企业依然实现了强劲的主营业绩，绝大多数公司在2011年度增加了对中国的投资，而有77%的公司计划在2012年增加投资；71%的受访公司称已设计或计划设计专供中国市场的独特产品或服务。上海美国商会主席季瑞达认为，美资企业在华投资的主要考量，是源于接近潜力巨大中国市场。
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认为，我国国民经济对出口的依赖程度达到1/4，而国外消费能力下降，正是转变依赖出口及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模式的机遇。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财政金融研究室副主任许生说，2013年前三季度7.7%的经济增速中，其中3.5个百分点是由消费拉动，应该说，2013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依靠内需拉动。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修泽教授说，经济转型到了向消费主导转变的关节点，收获内需红利越来越依赖于政府的改革转型。
——我国经济发展的梯次特征，使不同产业均有较为广阔的生存空间。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工业化的先发地区和经济增长极主要位于东部沿海地区的中心城市圈，内陆地区总体上滞后于沿海地区。因而，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明显的产业梯度发展特征，将为未来的结构调整与产业转移提供广阔的腹地优势。
专家认为，当前，我国工业化进程除了东部基本完成外，中西部仍处于中期阶段，这是我们经济内生动力的基础。我国结构调整的重要优势就是腹地广阔，可以让不同的产业都能找到生存空间。亚洲“四小龙”发展得快，但是走下坡路也快，主要是因为他们腹地小，很多产业无法在其经济体内实施转移。
新华社记者在浙江温州采访发现，当地的支柱产业制鞋业开始向中部地区转移趋向明显。一直是全国鞋业出口量前十名的东艺鞋业有限公司，已经将生产基地全部迁往安徽宿州，计划投资4800万元，建设48条生产线，可容纳1.2万名劳动力就业。
如今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在国内建立研发中心，德国工商大会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吕阳介绍说，上海基本可以保障德国企业对高端技术人才的需求。高端产业向中国布局的层次越来越高，德国奔驰公司把海外唯一的研发中心放到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诺基亚的研发中心裁掉了若干个，但是他们最大的研发中心设在中国，主要源于中国的人才和市场。
——生产要素领域改革频繁突破，释放经济基础活力。不久前，国家发改委推出非居民用天然气调价方案，试图建立起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的、与可替代能源价格挂钩的动态调整机制。这是在电价、油价改革取得突破后资源产品领域又一项重大改革。要素领域的破冰改革必将释放巨大的市场活力。
全球产业竞争新格局的变化，加剧了我国结构调整的紧迫性，我国必须加快高端和尖端制造能力的培育和发展，形成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在新一轮发展中实现实业强国的目标。受访的众多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认为，应重点实施以下五大战略，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朝着实业强国目标迈进。
——实施“智能制造”战略，驱动传统产业与信息化深度融合，有效提升市场竞争力。就全国而言，各行业都有转型升级的空间，重点是要向传统产业植入高新技术，实现传统产业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即装备智能化，通过在研发、设计、生产过程，及销售网络等各个环节融入信息技术，实现制造产品智能化，从而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延长传统产业发展寿命和产业周期。
新一轮产业革命主要特点是新兴技术的群体涌现，协同融合，要加快信息技术与传统工业技术间协同创新。比如飞机控制系统并不是独立的，而要和社会资源相连接，得到当地导航、天气等方面支撑，这就是用信息技术实现了社会资源的集成。
——实施“全产业链”战略，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形成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仍具有较长的产业链，其重要特点之一是技术产业化的不成熟性，在产业技术线路不明确的条件下，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应在低端生产链条上铺摊子。出现“高端产业，低端环节”的特征。以风电产业为例，发达国家首先研究如何智能化输电、进入电网后如何盈利，进而推动风电企业生产。而我国风电企业仅从事风机生产，投入发电后却入不了网，无法形成可持续盈利的经济规模。未来我国应逐步建立一个可以盈利的商业模式，形成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规模化运营。
——实施“消费牵动”战略，培育新的消费模式牵引服务业与制造业“双升级”。信息化的进步将不断推动消费模式的创新，引发新的消费增长点。淘宝网2012年成交额突破1万亿元，仅用9年时间，就达到沃尔玛在全球50年布局所实现的年销售额近4成的规模。并且，依托由消费者提出的个性化产品需求，通过电子商务反馈进入到生产制造领域，从而改变企业集中生产的方式，不但可以释放巨大的市场需求，也将牵引服务业与制造业同步升级。
制造业服务化已成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财政金融研究室副主任许生认为，这种一头连着制造业，一头连着服务业的产业发展方式，将大大发挥我国现有产业基础优势，也将是产业调整的重要方向之一。据对国外先进制造企业的跟踪调查显示，如今以市场服务为辅助的环节所创造的价值，已经开始超过主体生产制造所创造的价值。
——实施“腹地转移”战略，助推区域产业差异化发展。我国未来产业发展最显著的空间特征，将是向内陆腹地快速推进。由于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差异较大，实施统一的产业政策和制度安排难以适应整个国家的社会发展需求，国家应采取区域发展的差别化政策。
东部地区目前已经到了向服务业转变和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时机。在这些区域，应允许进行财税金融制度创新，支持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发展。中西部未来5-10年的主要任务是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升级。东部地区不适合发展的产业，应该有序引导到中西部，并在转移过程中，实现生产的节约化、清洁化，避免中西部地区重走东部粗放型增长的老路。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修泽教授说，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国家要有产业升级的总体部署，避免目前依靠各地自发转移，拉到什么项目就算什么项目，这种盲目性，将对国家整体产业的升级和结构调整造成影响。
——实施“再制造”战略，引导循环经济向高端化发展。简单地说，再制造就是让旧的机器设备重新焕发生命活力的过程。它以旧的机器设备为毛坯，采用专门的工艺和技术，在原有制造的基础上进行一次新的制造。再制造业比传统制造业节能60%，节材70%，节约成本50%，几乎不产生固体废物，将大大减少资源消耗。
未来10年全球再制造市场规模将达到1000亿美元。中国可能会成为这个领域最大的市场。我国现有钢材、各种工业设备、耐用消费品存量极巨大，再制造市场空间十分广阔。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制造业模式，对于整个社会的意义十分重大，再制造战略的实施，将推动我国在新一轮发展中以更少的能源资源消耗、更多的科技含量实现实业强国的目标。
五、开放，抢占全球竞争制高点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的外资最大单体项目，一期第一阶段投资70亿美元的三星10纳米级闪存芯片项目于2012年4月落户西安。此举在国内及全球引发广泛关注。
如此大规模投资，又是半导体行业最顶尖的技术，三星集团为何把项目放到中国，并选择西部的西安市？
此次三星在西安落户的10纳米级闪存芯片项目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在韩国三星电子副会长权五铉看来，这是一个“速度为王”的项目。“‘速度为王’的项目一定要放在效率很高的地方，投资才能实现期望值。”2012年3月21日，在正式告知陕西省政府将项目放在西安时，权五铉这样说道。
在国家有关部委大力支持下，从项目签约到正式开工，陕西省积极履行报批手续，项目仅4个半月就通过国家核准；与此同时，与之配套的西安高新综合保税区项目也在9月份由9个部委全部完成会签；打通了全长5.6公里的三星电子快速干道项目主线便道；项目开工建设所需的水、电、气、路等市政基础配套也已全部到位；仅用3个月的时间，完成了7个行政村1万余人的搬迁，2500亩的三星项目核心区地块地表清理和场地平整全部完成。
韩国驻西安总领馆总领事说，“这样一个项目放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难如此快速启动。”“中国效率”打动三星，赢得了10纳米级闪存芯片项目后，也在国际上引起了震动，欧美国家惊呼中国的半导体工业将因此获得长足进步。
由于担心技术外泄，此次闪存芯片项目落户西安前，三星在本土之外，仅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建有芯片生产线。专家说：“投资如此巨大的项目，投在何处是关系到企业生死存亡的战略决策，三星最终选择中国、选择西安是基于对中国经济、对中国消费市场的信心。”
把闪存项目放到中国在韩国国内引起了极大反响，韩国媒体上的反对声很多。但在三星高层看来，作为一家跨国公司，应该把这样一个项目放在最具发展潜力的国家和地区。“中国正在实行西部大开发和扩大内需战略，未来中国的市场很大，立足中国，才能让三星在全世界去发展。”
作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半导体技术，三星10纳米级闪存芯片项目落户西安能够将中国半导体工业的制造水平提升30年。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国内每年进口最大宗的商品不是石油，而是半导体芯片。三星方面预计，到2015年在全球半导体市场上，中国将消费55%的市场份额。而购买半导体的主要PC厂商，基本上都将生产线搬到了中国。“简单来说，在中国投资的原因就是市场和客户的需求，中国市场最大，客户也最集中。”
“在此情形下，三星选择中国理所当然，进一步选择西安，则凸显了外资在中国西进的经济新格局。”陕西省省长娄勤俭分析说，中国正在加快实施扩大内需，巨大市场潜力吸引了众多外资的关注，市场资源也是中国未来最重要的资源之一。
有业内人士认为，等到将来中国的内需市场兴起时，西安在中国地理上的中心位置就非常明显了，能够最便捷地扩散和覆盖全国市场。某种意义上说，三星落户西安不仅对西安是一次机遇，同时三星也在抢抓中国内需市场启动这一战略机遇。
三星西安项目负责人说，三星考察了中国、越南、新加坡、泰国等国后，把中国作为项目首选地，看重的是中国从中央到各级政府进一步促进对外开放的决心和勇气。他表示，像这样大规模的战略性投资，决定选址的关键因素并非优惠政策。事实上，在东南亚考察期间，一些国家开出的优惠条件远超中国，三星方面希望的是一个稳定、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三星落户西安给经济界很深的启示。在金融危机和技术革新带来的全球新一轮产业调整和转移中，拥有广阔腹地及市场的中国机遇凸显，只要找准定位，找准优势，就能实现科学发展，就能真正增强经济发展内在活力。据上海美国商会主席季瑞达介绍，商会1600多家会员企业2010年接受调查时，仅有24%的会员有进军中国中西部的计划，一年之后这一比例即上升到了30%。
在安徽、重庆、成都、四川、陕西等地，近几年吸引内外资数量呈爆发式增长。随着三星落户西安、英特尔落户成都、惠普落户重庆，广汽菲亚特落户湖南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配套企业，在中西部一些省份雨后春笋般崛起一批千亿级产业集群，中国开放型经济体系的构建，又将迈上一个新台阶。
然而，在进一步打开大门欢迎外资的同时，中国企业走出去却不那么顺利。2012年10月18日，三一重工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就其在美国风电项目被指“涉嫌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而被要求无条件退出，宣布起诉奥巴马。此前，华为、中兴两大公司在美国的投资项目也受到无理阻挠。与当年外贸出口不景气相对应，2012年11月初结束的被称为中国外贸晴雨表的第112届广交会，遭遇到会采购商和成交额双下滑约10%的局面。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财政金融研究室副主任许生认为，与上一个10年相比，我国对外开放的内涵和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外贸低速增长和“走出去”的部分企业受挫将是常态。但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开放型经济在结构和空间上形成了有利格局。
以中国（上海）自贸区及天津滨海新区等为代表的新型经济区域，与深圳等特区及一批沿海开放城市一起，构成了今天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作为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的主体区域，广东、上海等东部10省市依托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圈发展开放型经济，充分发挥人才、技术、信息聚集优势，凭借较好的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具有了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竞争优势。东部10省市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达66个，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达61.6万家，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1万亿美元，占全国比重达八成以上。
跨国自由贸易区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国际性平台。与10年前相比，我国与其他国家共同发展的自贸区建设从无到有，先后签署并实施了10个自贸协定，自贸伙伴已达18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东盟10国、新西兰、智利等国家以及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地区，与这些自贸伙伴的贸易额已涵盖我国外贸总额的24%。在我国建设的大多数自贸区中，对90%以上进口产品实现零关税，赢得了自贸伙伴对我国高水平的市场开放。
尽管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对国际规则的影响力不大，话语权有限。在加入世贸组织10多年后的新开放政策下实行好国民待遇，成为中国企业的共同愿望。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中兴通讯副总裁赵云等认为，企业在国内市场招标中受到比外企“低人一等”的待遇并不少见。中国应像韩国、日本那样制定培育有国际竞争力企业的政策，并首先利用自己的市场优势给予实际支持。
我国经济开放度指数综合来看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仍有很大空间需要跨越。目前我国资本和人员往来领域对外开放程度偏低，传统的出入境管理方法显得落后。我国经济领域还有一些需要通过对外开放来解决的“门槛性”问题，如人民币国际化、消除国际贸易壁垒、资本流动管制等。
一些专家认为，我国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开放重点应放在继续扩大金融、物流等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上，同时也要稳步开放教育、医疗、体育等领域，为下一步深化和扩大人员对外往来营造环境基础。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金融和法律服务等专业服务，则受制于整体政策和法规，需要给予更大的探索权限和政策灵活性。
中国的经济改革远未结束，提升中国微观经济基础活力的市场化改革必须坚持，这一切需要我们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水平上推进对外开放，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在不断丰富开放型经济体系内涵的同时，坚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保持人民币相对稳定，避免出现国际市场萎缩与国内政策紧缩叠加，让市场经济主体对宏观经济政策拥有良好的、稳定的预期。
以开放促改革，努力在激烈的国际经贸格局变化中争取主动，解决开放型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才能不断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增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物质和制度基础。
经济全球化的融合不断加速，在开放竞争中提升中国经济的活力，是新一轮改革的重要目标。
第三节牵住行政体制改革“牛鼻子”
行政体制改革直接影响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等其他方面改革成效，抓住这个改革“牛鼻子”，就可牵一发而动全身。
怎样抓住行政体制改革这个“牛鼻子”，牵引各领域改革，从而更好地释放改革红利？
一、行政体制改革风生水起
“大部制”改革在2013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引人注目——
铁道部撤并，卫生部和国家计生委、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分别合并，国家海洋局、国家能源局重组，食药监总局成立。
中央政府自身的机构改革，往往会给民众带来直观的“改革感受”，它在人们心中激起的层层涟漪，通过一个个生动的细节被历史定格，成为深刻的改革记忆。
铁道部门口排着等候拍照的长龙、《新闻联播》主播们在广电总局门口的留影，都定格着这“革故鼎新”的一刻。
铁道部机构改革前后，人们排队拍照留念。新华社稿。一些敏感的媒体人采写了报道，请亲历者讲述15年前那场大刀阔斧的政府机构改革，“改啥留啥”的躁动、“谁去谁留”的焦灼、何去何从的抉择，依然历历在目，也在重新上演。而更多的记者，则在“两会”间隙“围堵”改革所涉及的部长们，追问火车票价会不会变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又有何新动向。
这些都生动地为行政体制改革的独特性和关键性做了注脚：它直接牵涉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方面，是其他各个领域改革的交汇点；政企分开、政社分开、政事分开的职能转变，将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注入动力，也成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突破口。
同时，它也因为最集中地展现了改革所带来的权力和利益的转移，而最容易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更牵动着改革所涉及各方最敏感的神经，甚至是最复杂的博弈。而转变政府职能，建设创新、法治、廉洁的现代政府，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实际上，从改革开放起步时起，以行政体制改革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一直与经济体制改革同行。仅以国务院机构改革为例，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历过6次。从1982年到2013年，31年间，国务院组成部门从100个精简到25个，正好缩减了3/4。从计划经济时代高度集权的“全能政府”，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守夜人”，政府职能转变的进步有目共睹。
《中国改革研究报告2013》如是评价：“SARS危机以来的10年，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逐步成为政府转型目标。随着城乡义务教育全免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全面普及，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住房保障体系的逐步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在很多方面取得了进展。”2008年，中央还发布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这一纲领性文件。
当然，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内经济社会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对现代政府的要求和期待也早已今非昔比。而我国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政府转型仍待破题，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部分的行政权力结构，权力运行不规范且难以有效制约，公权力与市场结合，政府自身利益倾向等矛盾和问题仍然突出，行政体制改革的成果还不能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强的现代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需求。
人们对2011年治理“懒政”“庸政”仍记忆犹新，而2012年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检查过程中，仍发现许多政府部门存在“自主”缩短办公时间、工作时间马虎松懈等现象，政策制定、市场监管等深层次的“懒政”“庸政”，乃至公权力滥用甚至寻租更是社会不满现象的客观根源之一。
“不是说政府有错位的问题吗？那就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这是削权，是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但这是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的愿望。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言出必行，说到做到，决不明放暗不放，避重就轻，更不能搞变相游戏。”这是李克强总理首次亮相时，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段表白。
还有学者按照十八大报告的表述，把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的整体规划概括为确立“一个目标”（“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实现“三个转变”与“三清”（“政府职能要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转变、向提供优质公共服务转变、向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转变”，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落实“四个要求”（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要求），履行“五个任务”（深化政企、政资、政社、政事分开，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深化大部门制改革；深化地方行政体制改革；深化行政管理方式的创新与改革）。
备受瞩目的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已经有条不紊地展开了。在“大部制”机构改革风生水起之际，2013年5月13日，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召开：“改革方案把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有机结合起来，把职能转变作为核心，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突破口，这是我们思路的进一步创新。”到2013年9月26日，新一届政府分批取消和下放的审批权已达221项。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同时，还审议通过了《关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意见》。改革正向纵深、向基层、向百姓身边延展。
二、核心是理顺“三对关系”
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就必须理顺“机构与职能”“权力与责任”“管理与治理”三对重要关系。
——机构与职能的关系。在行政体制改革中，机构调整是手段，职能转变是目标，必须把握好目标与手段的关系，不可本末倒置。
我们在机构改革方面取得较为显著进展，但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的成果还不相匹配。尽管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就将政府职能转变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但其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认为，在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中，应进一步强化政府职能转变这一核心，以建立“职责健全、科学高效、相互制衡、相互协调”的大部制为依托，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权力与责任的关系。权力与责任的分配，关乎“上下”“左右”权责与利益，改革协调异常艰难。一些市县领导反映，目前横向上，同级部门之间“争权推责”现象较为普遍，审批权力成为“香饽饽”，监管责任则是“烫手山芋”，直接引发了政府的越位和缺位问题，比如上下级政府权力责任不对，权力不断“上移”、责任不断“下放”。
权力与责任的关系能否理顺，直接关系到政府职能“错位”问题能否根本解决，中央地方关系是否科学合理，行政体制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当务之急是重新厘清纵横两个层面的权力责任边界，切实做到政府部门的权力责任相统一。
——管理与治理的关系。管理与治理虽仅一字之差，其内在涵义则迥然不同。“管理”更多意味着政府行为的“单向”与“强制”，“治理”更多意味着政府与社会间的“合作”与“多元”。在阶层利益不断分化、价值取向日趋多元、权利意识逐渐觉醒的当下，深化行政体制改革，需要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型。
专家认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水平日益成熟，社会分工日趋精细化，政府的机构设置也要逐步实现专业化，实现执政理念从管理统治向现代治理的转变。
三、方向是建设“三型政府”
行政体制改革牵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人们呼唤服务型、法治型、廉洁型政府。“三型”政府的构建，对全面深化改革意义重大。
——强化对市场与社会的服务职能，突出“公共”角色，构建服务型政府。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时至今日，这个领域的建设仍然薄弱。
服务型政府建设要紧扣“公共”本质，把为公共利益服务作为各级政府一切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资源配置和政府机构等方面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建立并且实施一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公共服务体系，强化对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考核导向。
有专家认为，打造服务型政府，在经济领域，就要研究政府如何科学把握宏观调控，减少对市场的过度不合理干预。当市场出现失灵现象时，政府要加强服务与监管。在社会领域，就要做好社会体制改革，发展壮大现代社会组织，做好教育、医疗、就业等公共资源配置工作，使民生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
——明晰政府权力边界，彰显“护法”角色，构建法治型政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颁布已近10年，但我国不少地方政府的法治意识与依法行政的能力依然有待提高。”
专家认为，全面构建法治型政府，必须有科学的制度作保障，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明确各级政府部门的权力、义务与责任。只有政府严格在明晰的权力范围内行使职权，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才能真正促使各级领导干部依法行政。
“红头文件比法大、部门利益比法大、领导脑袋比法大”，这是社会各界对一些政府部门权大于法行为的描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主抓行政体制改革的区委副书记刘广大说，法治政府建设要加大行政问责，推动政府机关依法行政。
——强化自律，加大反腐，取信于民，塑造清廉形象，构建廉洁型政府。中部某省一地级市委书记认为，我们当前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腐败。腐败使老百姓不断丧失对政府的信心。当前，能否下大决心清除特权与治理腐败，是社会各界关注最广、期盼最高的方面之一。“公开是腐败的‘天敌’，透明是腐败的‘克星’。”国内外经验证明，构建廉洁型政府，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公开透明。政府逐步推行决策公开、“三公”支出公开等，都是取信于民的重要举措。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说，政府部门的权力寻租现象，严重背离了廉洁政府建设方向。要遏制这个势头，就是要把权力关进笼子，尽快建立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监督机制，让寻租行为无处遁形。
一些专家认为，领导干部在加强自身修养，自我约束的同时，不要怕来自社会各界的监督，监督是“防腐剂”，更是“防火墙”，对领导干部可照镜子，可洗澡，还可治病救人，以免最终成为贪赃枉法的阶下囚，损害党和政府形象，更是害己身心，害了家庭。
四、重点在把准五个关键词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是切实将政府职能转移到市场监管、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以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为着力点，推动政府转型。
一方面，该由政府管理的一定要管理好。比如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应通过合理的财力配置保障国民获得大体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另一方面，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一定要转移出去。应切实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积极推进政府机构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发展和培育可承接公共服务职能的社会组织，逐步形成政府、市场、社会既分工明确、又相互协调的新型结构。
行政体制改革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保障和推动力。许多党政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建议，只要紧紧围绕“优化结构”“转变职能”“科学决策”“依法行政”“约束权力”等五大关键词，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就能得到全面推进。
关键词一：优化结构。优化组织结构，提高运行效率。“横向”继续推进大部门制改革，优化部门及部门间权力结构，解决“左右”争权；“纵向”继续完善中央与地方关系，减少“上下”争利。推进行政层级扁平化改革，保障中央地方权力高效运行。
大部制改革的核心不在于“大”，而在于职责健全、科学高效，相互制衡又相互协调。专家建议，尽快研究大部门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把建立自上而下强有力的行政系统作为深化大部门改革的重点。
深入推进已有改革。新组建的大部门，如交通运输部等应把决策作为自己的核心职能；建立法定化、专业化的行政执行系统；建立权威性的行政监督系统，在加强人大、司法监督的前提下，通过赋予审计、监察机关更高的权威，进一步完善行政监督，确保“外部监督有力，内部监督有效”。
业内人士建议，以公共服务为导向调整中央地方关系，逐步将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责明确化、法定化、可问责，并以此规划各级政府的财力配置。
基层干部反映，中央要尽可能将投资、生产经营活动审批权下放给地方，在向地方放权的同时，也要下放相应的财权，使各级政府事权与财力相匹配，改变地方政府“事务重、财权小”的问题。部分基层官员和专家建议，可以按主体功能区的类型确定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总量，减少乃至取消专项财政转移。
安徽省社科院原党委书记程必定、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姜晓萍等专家建议，可从两方面减少行政层次：一是推广省直管县制，全国纵向行政层次由目前的五级减少到四级；二是在城市扩大撤销街道办事处试点，城市行政层次由目前的四级减少到三级。
关键词二：转变职能。以“四个分开”为重点，校正政府角色和职能定位；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让安错的“手”归位，让迈错的“脚”抽回，形成“强政府、好市场、大社会”的共治格局。
要加快推进政资、政企、政事和政社“四分开”，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职能边界，校准政府角色定位，纠正“错位”、“越位”和“缺位”。管理上，政府要更多扮演“教练员”和“裁判员”；服务上，政府要更多扮演“运动员”。
向市场放权。进一步减少经济领域不合理的行政审批权，如减少对企业投资项目、生产经营的审批事项，减少资质许可和行政事业收费，改革工商登记制度等；切实推动垄断行业的经营权向社会资本放开，打破民营经济进入的“利益玻璃门”，尤其是在铁路、电力、电信、石油、邮政等基础领域放开市场、引入竞争，广泛吸纳社会资本投资。
向社会放权。推动社会体制改革，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壮大基层公共服务体系。按照“政社分离、责权明确、依法自治”原则，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建设，政府尽快转让出管不好、不该管的职能。如加快行业协会“去行政化”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将更多的人事、财务、管理权力下放到社区，使之成为基层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重要平台。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转变政府职能的抓手，也被许多人认为是本轮改革“含金量”最高的政策。抓好用好这一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一招”；要从制度防范和后续监管入手，防止陷入反弹“怪圈”。
——建立审批项目“动态清理”机制，做到“应减必减、应转必转、应放必放”。对已有审批权，中央应该及时“动态清理”：要求各部门明确列出审批事项依据，对某项审批权的合法性、必要性和合理性，进行充分论证评估，不符合保留条件的要坚决取缔，纠正“明放暗不放”“避重就轻下放”“向官办协会二政府下放”以及任意把审批制改为备案制、核准制等做法。
加紧清理非行政许可项目，对于尚未出台的行政许可事项，可引入“事前评估机制”。政府除了要公布行政许可目录，接受公众监督，并论证其合法性、必要性和合理性外，还要给出成本效益评估和创造力影响评估，如果这个项目审批可能扼杀社会和市场创造力、抑制活力，就不宜出台。
——权力下放后政府监管不能削弱，集中精力抓落实，把该管的事管好。对监管不到位的要加紧补位。比如在能源、资源开发领域，审批权取消和下放后，要防止地方一窝蜂上马项目，造成“一放就乱”。政府要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国土规划、产业政策、财税、金融等手段来引导企业，防止无序竞争、重复建设。
——政府权力下放后，既要“转得出”，也要“接得住”。专家建议适当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大力培育一批“接得住、管得好”的社会组织，同时要加快事业单位改革步伐，探索对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壮大和监管的有效措施。
关键词三：科学决策。扩大决策参与，提高决策水平。树立决策不科学也是一种腐败的理念，要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透明化；扩大决策的参与面，“听民意、纳民智”，充分发挥官方和民间智库的作用。
凡是涉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决策，要坚持调查研究与集体决策制度，充分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属于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实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制度；凡涉及公众利益、公共事务、公共服务的公共政策制定，由智库进行预备性研究，举行有公众参与的听证会，制定决策流程，并将决策参与者的人员名单和主要观点向社会公开。同时，还要建立健全决策反馈纠偏机制和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确保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和严肃性。
另外，各领域或综合部门可以设立决策委员会，负责政策制定和决策。在决策委员会下面，设立由监管者、被监管者以及专家学者参与的政策研究会（或政策审议会），负责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决策咨询研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充分重视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的作用，将听取智库意见纳入政府决策的法制化程序。
关键词四：依法行政。牢固树立依法治国理念，保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为改革“护航”。坚持法治和公开透明运行，以公开透明推进政府自身改革；以阳光政府带动廉洁政府和法治政府建设，清除“灰色权力、灰色资本、灰色暴利”。
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必须强化依法治国理念，完善的行政法制体系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保障。
一是建立一套有效措施，提高和约束政府自觉依法行政，带头诚信，维护司法公正。用法律法规调整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让政府依法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推进政府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确保行政权力在法律范围内行使。
二是建立全国性、规范化的政务公开制度，全面推行政务公开。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建立全国统一的政务公开制度，并使之走上规范化、法制化轨道。
三是全面推行政府预算公开。在公开中央部委“三公”经费支出的基础上，按省、市、县、乡的路径逐步拓展到各级地方政府，在项目上逐步扩展到财政预决算。
四是建立完善的公共治理结构，在公开透明的基础上，加强公共政策的社会参与，强化社会舆论监督，完善政府与社会组织沟通的渠道，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广泛参与的公共治理结构。
关键词五：约束权力。这些年来，安全事故、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问题频发，甚至有平常抓权扯皮，出事时互相推诿，以及权力寻租不断泛化、蔓延的趋势，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权责不清，监管“缺位”。
因此，如何依法明晰政府职责权限，构建权力透明公开运行环境，探索约束公权的机制体制，切实解决缺乏监督和约束的权力导致的“乱政”“滥权”甚至贪污腐败，将权力置于监督的“无形大网”之下，已经刻不容缓。
——依法对政府的职责权限予以明确界定，具体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在相关领域的管理权责，政府各职能部门的职责权限、政府职能部门和内设机构各个岗位的职责。
——按照权责一致、依法有序、民主公开、客观公正的原则，加快建立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并把行政问责与行政监察、审计监督结合起来，有责必问，有错必究。同时要健全完善罢免后官员的任用复出机制。
——进一步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包括加强人大、政协监督和司法监督，强化社会监督，高度重视舆论监督，加强政府内部的专门监督，建立高效运转的行政监督体系。
五、抓好“县政改革”基础环节
县级行政机构作为我国现代行政构架中的一个重要层级，是国家机构承上启下的核心环节，是政府与群众的直接“接壤带”，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枢纽，是行政体制改革能否让群众受益的第一道“触觉墙”，也是整个行政体制改革的“落脚点”。
伴随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县级行政机构遇到了职能转变的困境和前所未有的财政压力的挑战，这也构成了当下县政改革的根本动因。
然而，由于“蜂窝煤”式上下对口的行政体制“钳制”，当前一些县级行政体制改革处于缺乏制度保障的“贫血”状态，改革探索多限于流程变革，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甚至陷入误区。
专家和干部群众表示，要充分调动地方领导干部和群众对于改革的积极性。当前要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
县级行政体制改革应念好“开放、结构、氛围”三部经。
要从基层政府施政理念、行政力量结构优化、社会舆论氛围构建等三个层面，才能实现县级行政体制改革的大胆突破。基层政府必须改变原来“老旧”的执政理念和思路，以开放、自信的心态，打开县级政府“大门”，保障改革顺利进行。
——做到“三个开放”。一是执政理念和心态要开放。执政是门科学，改革首重理念。四川绵阳市委副书记张锦明说，县级行政体制改革首先要破除的是“闭门执政”心理，把执政放到信息开放的时代背景中去考量，实行“开门施政”。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刘奇认为，与中央政府一样，地方基层政府也要树立坚定的“三个自信”，要用开放的执政理念巩固政府对改革的主动权、主导权。
二是重大公共事务决策体系要开放。近年连续发生的大连PX项目事件、江苏启东事件、四川什邡事件等群体性事件，都与当地政府“暗箱操作”或透明度不高有一定关系。地方政府要赢得群众信任，最重要的就是保障公众对重大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建立一套保障民众参与决策的执行程序和救济程序，发展社会组织代表群众参与政府决策，帮助政府实现与群众的信息对称。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关键是要抑制政府的特殊利益，通过透明、开放保障公共政策制定的公平和公正。
三是政府公共资源向社会开放。基层政府由“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必须加大政府公共资源向市场、社会开放的力度。各级政府财政应拿出固定比例，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如成都市锦江区，每年从财政中拿出1亿左右的资金，向社会招标购买公共服务，刺激了当地专业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社会组织数量由5年前的200多家增长到现在的900多家，平均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13个，高于全国的平均数，当地社会管理工作连年获得全国和四川省的表彰。
——优化“三个结构”。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双重压力下，多数基层党员干部迫切希望革除现有基层行政体制弊端，走出“两头受气”的窘境。他们希望像调整产业结构一样，优化基层政府内部结构和力量配置，实现内部“挖潜”，提高行政效率。
首先，科学合理设置县乡机构，定岗、定责、定人。基层干部反映，现行县乡机构设置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需要精简、撤并和重新定责。基层干部说，县级政府的工作职责与服务对象，与中央和省、市级政府不同，主要面对群众，从事具体工作，机构和部门设置应实事求是。
比如发改局、经信局、投促委等部门，职能相近或作用不明显，应考虑适当合并或职能重设。同时要注意防止个别地方增设各种“办公室”“推进办”等，以调整为名、行扩编之实。
其次，调整基层行政力量配置，执法力量“做加法”，管理力量“做减法”，通过力量配比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当前基层行政力量配置确实有问题，有的部门“人浮于事”，有的部门却“捉襟见肘”。大量人力用在了审批、维稳、招商等政府本应“放手”的工作上，执法和监督力量则严重不足。
比如，中部某县全县公安干警300多人，外聘了协警400多人，还不能满足工作需要。江苏省赣榆县常务副县长邵泽勇等表示，县级政府内部行政力量配置必须大胆调整和优化，在上级有关部门监督下，在执法和监管上“做加法”，在管理和提供上“做减法”，合理配比行政编制和力量，构建行政新秩序，加快政府职能向服务型转变。
第三，以功能区定位县域发展责任，改变“一刀切”考核方式，赋予县域因地制宜的发展空间。基层干部表示，当前“一刀切”式的发展考核体系束缚了县域发展的自主性。东、中、西部差异很大，一个省内各县差异也很大。因此，宜在全国范围内以县为单位科学划分区域功能区。
功能区可分为生态保护区域、粮食及农业经济发展区域、水资源保护区域、历史文化保护区域、综合发展区域等五大类。同时，成立由独立专家参加的专门委员会来制定功能区规划，统筹建立功能区利益补偿机制，如中央财政以功能区为导向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倾向性的金融支持政策、国有大中型企业区域投资约定等。
——构建“三个氛围”。由于一些改革尝试受到掣肘，而群众又容易对改革不足之处产生不满，目前基层改革探索处于相对“疲劳期”。需要尽快重新构建起鼓励、支持、包容改革的政治和社会氛围。
一是构建民意民智积极参与的改革氛围。必须防止改革中脱离基层实际的“闭门造车”现象。当年小岗村一份农民的血手印，引发了全国土地制度改革，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因此，必须建立民智参与改革的制度和渠道保障，并以是否符合民意作为改革的检验标准。
二是构建善待善用改革者的社会氛围。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告诉新华社记者，他们把最早实行政府财务公开的四川省巴中市白庙乡评选为政府创新奖获得单位，但当地乡干部却打电话给他，表示不能来领奖，“压力太大了”。俞可平说，改革最终要靠人来执行，如果不能形成善待改革者的社会氛围，基层改革冲动和创新精神将受到严重打击。对基层改革者要建立一套合理的评价体系，鼓励他们闯出新路来。
三是构建宽容改革的舆论氛围。专家和基层干部认为，当前改革者迫切需要拥有一个能够宽容改革逐步推进，甚至出现一定失误的社会舆论环境。舆论宣传上可以通过典型事例向社会宣传改革重要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帮助群众建立对改革的“承压”心理。社会和群众对基层改革要包容，同时不能把改革“泛政绩化”，关键要看群众是否从中受益。
一些专家提出，行政体制改革的复杂程度，遵循渐进的改革原则无疑是必要的，但要有宏观规划，全局统筹，给社会以明确的改革预期。在具体操作方案上要与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内的改革打通环节、合并事项、相互借力、整体推进。
而这，也正是当前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实践背景。
第四节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激发社会活力
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点缀着大国经济发展的雄奇身影。
一群群四处寻梦的农民工，展示着社会急速转型的深刻变迁。
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不仅使中国传统社会以地缘、业缘、亲缘为根基的乡土情结发生了巨大变化，也让“靠单位”“找公家”的惯性依赖难以维系，经济社会变革催生了社会管理体制发生变化，现代社会组织雨后春笋般涌现。但也有许多人面对迅速而深刻的社会变化感到茫然无助。如何构建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型现代社会，成为一个现实的改革命题。
“十八大提出建立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是基于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顺应世界现代化趋势而作出的一种现代制度安排。”作为我国30多年改革政策的制定者、参与者、执行者，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魏礼群认为，社会改革的当务之急是从各地实际出发，健全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城乡社区组织。
一、应运而生的现代社会组织
一家地方水产协会组织中国企业打赢反倾销诉讼；一个残疾人组织仅靠自身发展解决4000名残疾人就业；一处服务中心先后帮教145名刑释解教、戒毒人员成功回归社会。这3家现代社会组织没有行政权力，缺少市场资本，却凭借专业性、创新性、服务性，打赢了美国反倾销官司、创造了残疾人科技产业集团、铺就了“迷途人”的归家路，这些政府有的想到而无力做、有的在干而干不好的事情，民间组织却完成了。
广东省湛江市有着“中国对虾之都”美誉，全球每7条对虾中就有1条产自湛江。湛江市每年水产品出口创汇达8亿美元。能够赢得这一战略地位，湛江市水产进出口企业协会（以下简称“水产协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水产协会原隶属于当地的外经贸局，2003年正式与政府脱钩后，自主发展。2003年12月31日，中国遭遇输美虾产品反倾销案，随后的9年时间里，在水产协会组织协调下通过诉讼、协商等多种方式，最终打赢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反倾销保卫战。
“有专业性才有推动力。”2003年，水产协会成立，刚走马上任的专职秘书长岑坚就遇到了输美虾产品反倾销事件。2004年1月20日，美方正式立案调查后，原料虾价格急降，加工厂不敢进货，全行业停滞，养殖户和出口企业忧心忡忡。
在“内忧外患”的复杂困局中，水产协会发挥对行业情况熟悉、在业内有威信的优势，一方面采取措施联合各家企业，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增加深加工产品出口，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减少因美国市场停售造成的损失。一方面聘请专业律师介入、组织业内人士研讨，筹措资金、协调政府相关部门，了解美国复杂的诉讼程序和相关案例的成功经验，最终打赢了这次国际贸易战。
广东省社会组织管理局副局长黎建波说，现代社会组织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中间体，在化解矛盾、调节纠纷、促进和谐等方面具有天生的优势。在国内社会矛盾的调处上，社会组织出面更容易化解矛盾；在国际事务中，培育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处理国际事务效果更好，这已成为了世界潮流。
回首与美国政府的艰难博弈，湛江水产协会秘书长岑坚至今心有余悸，如果反倾销诉讼由涉案企业单独应对，单枪匹马难以招架；如果由政府出面，容易矛盾升级，导致无休止的贸易战。在水产协会的组织下，14家出口企业成立了广东输美虾产品反倾销应对联盟，构建起了政府、协会、律师、企业“四体联动”的应诉机制。
如果经济发展是社会运行的主线，那么慈善救助就是社会稳定的底线。“中国残疾人在电脑面前赢得了世界的尊重！”2013年58岁的郑卫宁是一位重症血友病患者，肢体一级残疾，只能靠每周两至三次的输血维持生命。如今由于病情不断恶化，郑卫宁双腿已严重萎缩，只能坐在轮椅上时刻与死神赛跑。
就是这样一位残疾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靠着母亲为他积攒下的输血保命钱，在家中创建自助组织“残友集团”。从5位残疾人、1台电脑起步的复印打字小作坊，发展成为目前拥有1家慈善基金会、11家现代社会组织、34家社会企业的全国性综合慈善公益平台，不仅解决了4000多名残疾人的就业，还成为与英特尔、IBM等世界知名公司合作的明星高科技企业，创造了属于中国的“残疾人神话”。
18年来，“残友集团”从未依靠过任何外来资金援助、从未申请过银行贷款，却不断创新社会服务内容，先后创办了中华残疾人服务网、信息无障碍研究会、残友无障碍出行服务中心等，还与沃尔玛商场等连锁超市合作推出“爱心柜台”项目，专门销售残疾人与下岗职工的手工艺品。
“有创新才有持续力。”如今，郑卫宁的残友事业已经逐渐从一般企业升级为基金会、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三位一体”的公益慈善新模式，荣获中国社会创新奖、中国扶贫创新奖、中国科技创新奖三项国家大奖，2012年获得首届国际社会企业唯一金奖。
残疾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考量着一个社会的爱心，而刑满释放、戒毒人员却是社会的敏感群体，关系着整个社会的稳定。由单位人变为社会人，这是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给社会格局带来的重要变化。在上海市静安区，上海洪智城市小区管理服务中心不仅为社区提供了周到便利的物业管理服务，还专门为无家可归、有家难归、无户口、无工作、无生活来源的刑满释放人员和戒毒人员提供过渡性安置就业，一批“4050”人员（女40周岁、男50周岁以上，泛指年龄偏大、缺乏技能）、复退军人、大学生也找到了自己干事的舞台。
近年来，洪智中心用制度、靠纪律帮教了145个刑释解教和戒毒人员。这145名特殊员工，不仅无一人重新犯罪，其中不少人还成为业务骨干，有的还成为了见义勇为好市民。
上海洪智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元洪以200万人次的选票被选为第二届上海市十大“平安英雄”。刑满释放人员、戒毒人员要回归社会就业，政府妥善安置困难很多。上海洪智城市小区管理服务中心却成了这个特殊群体公认的温馨之家，实现“就业一人、幸福一家、安定一方”。
“我们中心的主要任务就是做好一名社会服务员，不仅要用周到的服务让回归人员在这里找到家的感觉，让正能量形成向心力，还要将服务贯穿于物业管理服务中。”王元洪如此定义自己一手创建的社会组织。
洪智城市小区管理服务中心将常年在外流动的个体摊贩“统一收编”，不仅发工资、午餐、统一服装，还组织他们学习时事政治、培训技能技术，为小区提供免费修理服务，受到社区居民一致好评。
奇迹的诞生来自一次次“能量松绑”。2013年初中国社会改革驶入快车道，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首次被纳入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
方案明确规定，成立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和城乡社区服务类四类社会组织，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
短短几个月，全国已有20个省区市开展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特别是上海、广东、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社会组织雨后春笋般发展，社会组织发展呈现出喜人势头。
截至2013年4月底，广东注册登记的社会组织达3.7万个，浙江注册登记的社会组织达3.3万个，上海注册登记的社会组织有1万多个，而且这三个省市社会组织的年增长率都在15％以上。
上海市倡导公益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在社会组织中注册的志愿者有133万多人。广东省注册志愿者人数突破580万人，参与志愿服务人次超过2800万。
汶川地震后，广东社会组织累计举办捐赠活动3015次，动员捐款捐物38.93亿元。2013年芦山地震后，已动员捐赠款物8.8亿元。还有大量社会组织积极接受政府委托，承办学历教育、学前教育和各种慈善事业等社会服务。广东省现有专业社工人才1.4万人，在环境保护、医疗卫生、“问题少年”辅导方面都提供了专业服务。浙江省乐清市社会组织创办的1000多家民办教育机构的在校生占全市在校生的30％以上。
一路飙升的统计数字令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华源、浙江省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江宇、深圳市民政局局长杜鹏，这些多年为现代社会组织奔走呼吁的“老民政”激动不已。
而现代社会组织不仅开辟了社会治理新路径，还增强了经济和社会发展活力，在沿海发达地区最先显现。参与街道乡镇社区服务，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社会组织根植于群众，工作方式灵活，在社区公共管理、公益事业、公共文化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温州洞头县北岙街道的“海霞妈妈”志愿者服务队，全年开展防水防盗巡查、卫生清洁、帮教、调解等项目，促进了社区邻里关系和睦。上海“伙伴聚家”养老服务社专门做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和邻社”专门做社区环保，社区绿色地图为生态环境增添了亮色。
一些城市的数千家登记和备案的文化艺术类社会组织，积极开展“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的文艺“四进”活动，为基层群众、农村和偏远地区提供了丰富多样、生动活泼、健康向上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
广东省社会组织年经济活动总量超过500亿元，行业协会年招商引资300多次，在项目推介、行业展览、规范市场秩序、应对国际贸易纠纷、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地区经贸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地方的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经济区、海洋经济示范区、金融改革试验区和农村改革试验区建设，为当地经济转型注入了新动力。
温州的行业协会、商会、侨商协会、留学生创业协会、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等通过各种活动引进投资达200多亿元。深圳、宁波、温州等地的行业协会、商会通过开展行业自律，在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完善市场管理体制等方面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如温州金融设备行业协会成立“行业自律公约小组”，80多家企业加入自律公约；广东省道路运输协会、广东省河南商会，在广州市出租车罢运事件中，积极协调化解危机。
二、“兜不住”的传统社会体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统计，近年来，我国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达数万起。固有社会管理服务体系中，政府部门掌握大量社会公共资源，并承担公共物品配置的重要功能，但传统政府管理体系难以适应日益精细化和复杂化的社会形态，市场经济的多元化要求形成与之配套的多元化社会结构。
现代化进程表明，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包打天下”，社会治理的理想结构维系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驾马车”协同努力、互相制衡，按照“政社分离、责权明确、依法自治”原则，构建现代社会组织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和时代的潮流。
当前中国社会不断增加的大量公共服务与管理事务仍然由传统行政性组织承担，不仅难以有效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而且使行政系统面临不断增大的运行压力与风险；传统群团组织和近年来新建的“协管员”类型队伍，难以体现“政社分开”的组织属性和功能机制；不断涌现的“俱乐部”类型的自发性社群组织，既表现出一定的私益化倾向，又没有形成参与“社会协同”的体制化吸纳。
在新的形势下，政府的角色定位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全能政府”的思维定式必须打破，该由社会办的交给社会，该由市场办的交给市场，治愈社会管理“瘸腿”现象，必须真正让依法成立、独立运行的社会组织成为担负社会职责的主体。
在一些省市区经常会发现这样的情况：实际工作中，很多地方干部对“为什么要发展社会组织”“发展什么样的社会组织”“怎么样发展社会组织”这样的基本概念认识不深，感到疑惑。某沿海发达开放城市，一位街道书记将社会组织仅仅理解为“义工”。
“转型陷阱”倒逼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加速。2011年至今，“郭美美”事件掀起社会舆论对百年中国红十字会的质疑风潮。红十字会几度正面回应、接连推出改革举措，力求摆脱信任危机。在当前公民意识普遍提升、民间社会组织蓬勃发展、行政体制改革加速推进的时代背景下，以红十字会为代表的部分官办社会组织面临着“不得不转型、不得不快转”的紧迫形势。
与此同时，以2008年汶川地震为标志，经过玉树地震、“7·23”动车事故、芦山地震等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洗礼，以慈善组织为代表的民间社会组织影响力不断扩大。特别是2011年后，我国逐步实行四大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制度，使民间社会组织呈现增长态势。
截至2013年2月底，全国基金会达到3070个，其中公募1332个，约占43.39％；非公募1738个，约占56.61％，非公募基金会与公募基金会数量上的差距继续拉开。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介绍，我国公募基金会出现于1988年，几乎都具有政府背景，非公募基金会2004年才出现，以民间性质为主。从当前的社会活跃度、创新模式上看，非公募基金会远远超过了公募基金会。
“公有社团始终发挥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公共服务功能，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个人经济领域的选择多样性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领域选择多样性。”常年追踪研究民间社会组织发展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团认为，现在很多社会冲突的根源就是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色彩浓厚的社会体制不相配套，社会应该形成多层次的服务机制。
从网络上持续不断的质疑声中，可以观察到当前社会对官办社会组织主要有三种不满情绪：其一，对计划命令方式动员机制不满；其二，对封闭式垄断运行机制不满；其三，对官僚式组织管理机制不满。
新中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确定了8大群团，其后陆续增加贸促会、红十字会等单位，形成现有的23个公有社团。这些机构按照计划体制“政府包办”社会的思路设立，一是国家主办；二是财政提供资金；三是与政府行政体系对应，形成了中央、省、市、县各级机构。
工、青、妇等群团组织是党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力量，也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始终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重大决策部署，结合自身特色，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尤其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工会作为企业职工的群众组织，是职工群众利益的代表和维护者，为各类企业的改革发展、团结稳定作出积极贡献，发挥了应有作用。共青团协助政府管理青年事务，开展适合青年特点的独立活动，关心青年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向党和政府反映青年的意见和要求，开展社会监督，同各种危害青少年的现象作斗争，保护和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妇联组织代表、捍卫了妇女权益，积极推动男女平等，通过开展各项活动有效维护了妇女少年儿童权益。
有关专家认为，社会体制改革的组织、制度环境和支持系统中，推进现代社会组织建设是其关键一环。发展壮大现代社会组织，既能带动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变革，又能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官办社会组织亟须适应急剧变化的社会加快转型步伐。但目前，我国现代社会组织与发达国家相比数量偏少、质量偏弱，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
部分行政性组织“当优不优”。目前，23个全国性的行政性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有数千万。客观分析，这些组织是在“政府包办”的计划经济体制上建立起来的，在以往的经济社会体系中曾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社会服务功能，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受到管理体制、人员素质的制约，已无法满足日益多元的现实需求。
部分垄断性组织职能“当让不让”。不少地方的行业协会、检测认证机构与政府部门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甚至是直接从行政部门分离而来，成为机关单位的“小金库”和官员的“养老院”。这种“二政府”的怪胎严重挤压了民间社会组织的成长空间，还为寻租创造了条件。
深圳市钟表行业协会成立于1987年，拥有会员单位400多家，钟表质量检测水平受到世界认可。但在深圳本地，钟表产品认证资格却仅被授权给主管部门下设的事业单位，出现了“世界公认，本地不行”的怪现象。
部分社会服务性组织“当活不活”。现有“街道—社区居委会”基层组织构架下，一名社区干部承担计生、维稳、救助等70多项考核服务任务，即便在浙江、福建等沿海发达地区，社区工作人员的月工资只有3000元左右。除了收入低，现存的基层社会组织治理结构按照传统体制管理，缺少生机和活力。
社区工作人员向群众讲解食品安全知识。新华社稿。
长期深入各地基层社区，让厦门大学教授张友琴尤为担忧的是，各级政府把任务层层下压，最后多由社区一级来承担，一些根本无力承担的社区干部只能以形式主义应付了事、炮制报表，应付检查。
社区承载着社会大环境变迁带来的太多东西，但现有基层管理模式不堪重负或是难以进行有效的管理，基层社区治理机构中最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人员短缺、素质不齐。面对各式各样的服务群体，基层工作人员在帮扶过程中常感到不知所措。
一位社区干部面对接连出现的重复犯罪人员痛心不已：“如果有专业社工介入进行心理干预、陪伴关爱开导，经过3个月或半年，完全可以改变其中很多人对社会的看法。”
事实上，当前各地社工队伍普遍“量少质差”。2011年，18个部委和群团组织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将社工队伍定位为第六支主体人才队伍。但至今社工专业职称评定体系没有健全，专业能力不被外界承认，很多规划文件无法落实。
深圳市民政局局长杜鹏给新华社记者提供了一组数字，深圳作为全国社会工作试点地区，现有3000多人取得社工资格，一线工作的有2000人，但由于待遇低、发展受限，人才流失严重。
拥有20多年社工从业经历的香港社工人员区洁颖直言，现在内地社工在专业技能、服务理念上素养不足。“香港社工都要求是社工专业大学毕业且必须拥有充足的实践经历，内地学校社工专业不仅少，实践课程也非常缺乏。”
三、“四维战略”新思路
如何更好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修泽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金锦萍副教授等众多专家学者认为，现代社会的组织体系主要由三大部门构成，分别是以行政机构为主体的政府组织、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组织和以非营利机构为主体的社会组织。按照对现代社会组织的宽泛理解，当前亟待创新和完善现有社会组织体系，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深入发展。
当前，我国社会组织正在步入一个全面突破、快速发展的新阶段，按照“政社分离、责权明确、依法自治”原则，建立健全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已迫在眉睫。立足于此，实施“让、育、接、管”“四维战略”扶持量多质优的中国现代社会组织理应成为深化社会改革的突破口。
“让”——向社会组织让渡空间，充分授权，为政府分忧。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区市开展社会组织直接登记，9个省份下放了非公募基金会登记管理权限，8个省份下放了异地商会登记管理权限。据调查，2012年，广东把行政体制改革与社会体制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分三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508项，其中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103项。深圳已将削减的80％政府工作事项转移给社会组织。
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民间组织业务范围涉及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环保、公益、慈善等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如何进一步降低民间组织注册门槛甚至实现公益组织“零门槛”，使其形成自我发展、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的运行机制，还需深入研究加大落实力度。同时，加强评估监管，打击非法和危害社会的组织，保证民间组织健康发展也需提到日程上。
应当看到，作为长期承担社会公共文化服务的事业单位，其自身改革成败直接关系着新兴社会组织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活力。着力解决官办社会组织“去行政化”，逐步将事业单位社会化，办成非营利机构，政府与之建立新型契约关系，才能真正为民间社会组织提供施展拳脚的舞台。
“育”——形成有利于培育社会组织发展的帮扶机制，提升社会组织自我管理能力。“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成熟的现代社会组织同样也必须经历竞争、淘汰、完善、提升的全过程，政府理应“扶上马、送一程”。各地实践表明，政府的重视程度、扶持力度往往决定着当地社会组织的成长速度、服务广度。广东建立了培育社会组织财政专项资金，目前已资助374家社会组织8700万元。上海市建有17个社会组织孵化培育基地，面积达到4.5万平方米。浙江温州市以福彩公益金资助、社会捐赠等多渠道筹资方式，成立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目前已到位培育扶持社会组织资金2600万元。
郑卫宁的残友事业以创新的慈善公益模式在世界上赢得了赞誉。郑卫宁说，残友能有今天的佳绩，除了自身的不懈努力外，优良的政策环境是根本保障。残友集团变身为现代社会组织的关键一步，就得益于国家允许深圳在社会组织建设方面先行先试，政府又通过购买项目等方式给予了大力支持。
据广东省社工委副主任刘润华介绍，美国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每年创造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达1万多亿美元。社会组织的发展是一个有待挖掘的金矿。
政府在社会组织萌芽期，首先要帮助社会组织健全权责明晰、运转协调、制衡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财务行为，各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加强社会组织财务监督。在社会组织发育期，政府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给予资金扶持，将评估等级与享受优惠政策相挂钩，加强外部激励，提高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水平。在社会组织的拓展期，通过设立发展基金、建设孵化器、资金补贴等多种政策工具，培育扶持社会组织发展壮大。
社区作为社会组织活动的载体，是其能否有效发挥功能的环境依托。此外，社区还是居民自治基层组织，同时肩负着基层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职责，通过修订完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充分调动群众依法自治、民主决策的积极性，使社区成为新型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基础。厦门大学教授张月琴建议以原有社区组织为基础，搭建融合式的社区合作平台，吸纳专业社会组织进驻的同时，对接计生委、团委等单位的社会服务，在原有组织体系的基础上搭建现代社会服务体系，以逐渐融合的方式培育发展现代社会组织。
“接”——完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以项目竞争提升社会组织活力。2012年，在总结政府购买服务的地方经验基础上，中央财政首次安排2亿元专项资金支持社会组织开展社会服务项目，各地也纷纷试水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民间力量。如北京拿出1亿元主要购买社区公益项目；上海在各级社会组织承接力度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全市两级财政购买服务的金额超过了5亿元；广东省制定了《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暂行办法》，省财政厅公布首批政府购买社会服务项目目录，涉及262项，购买服务的财政经费4.66亿元。
浙江省乐清市家喻户晓的三角洲救援服务中心，曾参与了汶川地震、“7·23”动车事故等重大突发事件救援，现有10条冲锋舟、6套潜水装备、3辆专用抢险救援车，注册队员达178名，退伍军人占到一半以上，各个专业兵种都有。2013年35岁的赖忠鎏1998年从消防部队退伍，现在是三角洲救援服务中心主任。说起政府的扶持作用，赖忠鎏形容为“给了一个家”。当地民政不仅给他们补助了6万元，还协调相关单位腾出了仓库用于存放救援物资。从早期的溺水现场救援到以预防教育为主，三角洲救援服务中心义务开展了进校园“安全教育”活动，虹桥镇过去每年都有两三名溺水身亡学生，如今已经一年多没有再发生这样的悲剧。
记者采访中，许多社会组织负责人表示，将承接公共服务看作维系自身发展的“生命线”。国外经验也表明，绝大部分现代社会组织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购买服务。
在下一步推进社会改革的进程中，政府应分批次将决策咨询、标准制定、行业规范、资格认证等职能，以及社会性、公益性、服务性、社区管理性工作，转移或委托给相关社会组织；建立以项目为导向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从标准化建设、资质审查、跟踪指导、绩效评估等方面规范购买行为，将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使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制度化、常态化，推进政社良性互动关系的形成和巩固。
深圳市民政局局长杜鹏认为，社会组织在满足个性化需求方面作用明显，未来应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推动有条件地区建立社会组织培育服务中心，孵化培育大批优秀社会组织。通过政策引导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
“管”——坚持“宽进严评、自律导引、依法而治”原则。随着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制度的逐步推开，原以民政部门为主的监管体系无法有效覆盖，权责不明、协同不畅、监管不力等矛盾日益凸显。
以广东省湛江市为例，作为地处粤西的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个市现有1324个社会组织，但下辖区县中竟有4个区民政局没有专职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人员，一般区级民政局编制总共也仅8人；深圳市2012年社会组织同比增加了24.2％，已达6012家，但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只有28人，其中6人负责登记。
由重行政命令的硬性管理转为“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的柔性管理，是建立社会组织综合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许多专家学者、基层干部认为，完善社会组织的监管体系必须首先从完善立法入手，充分体现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基本特征，在法律层面厘清权责。
目前，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主要依照1990年针对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基金会出台的3个条例，存在主体界定不清、行为规范不明等问题。在现有管理条例的基础上宜尽快出台针对社会组织的专项法律，明确规定政府做什么、社会做什么。在法律地位上，根据不同性质、作用的社会组织注册确定为不同的法人身份，人、财、物与政府部门完全脱钩，名正言顺回归社会；政府公务人员退休后，不得再到相关领域的社会组织任职，实行严格的任职回避原则；社会组织的主要领导原则上依照章程面向社会公开择优选聘。
在现有行政制度下，必须进一步明晰有关部门依法管理社会组织的职责，综合监管形成合力。民政部门履行社会组织登记职责，其他部门在法律法规赋予的职能范围内承担行业管理职责，对社会组织的业务活动进行指导、规范和监管，建构合作问责、依法监管的体制机制。
此外，及时总结各地社会组织监管的有益探索，加强社会监督和组织自律。一些地方在社会组织监管上根据现实条件，因地制宜开展了许多制度探索。
如上海推动社会组织参政议政，以此提升社会组织行业自律。上海市目前已有700多位社会组织负责人和领军人物担任市区两级的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深圳建立了政府行政监督、行业自律、社会（媒体）监督三位一体的监督模式。东莞则采取以评促管的监管办法，通过第三方评估委员会以及社会组织代表，对社会组织评星定级。目前，我国还需形成政府指导、社会参与、独立运作的公益性社会组织综合评估机制。
同时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监管部门还需密切关注及时跟踪社会组织发展状况，对泥沙俱下良莠不齐的情况时刻保持警惕，及时采取措施加以纠正。
现代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壮大，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注入了生机，使社会活力充分迸发，必将成为社会领域的一道靓丽风景。
第五节依法治国与公平正义
法治完善是社会稳定的基本保证，是发展市场经济的根本需要，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必备条件，也是新一轮改革应着力解决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日益完善的今天，如何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成为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道路上的重要任务。
一、行政诉讼“达人”刘杰自述
这是一位“草根”维权的故事。
古城西安的一个茶坊里，人到中年的刘杰娓娓道来——
1997年我从部队回来，开始开出租车，2005年六七月份的样子，我到交警一大队处理违章。
从西安交大北门慢行道到兴庆路右转，说没有按规定走快车道。当时我就提出异议，可他们不理会。
我的异议是：交大北门慢车道里有出租车停靠点，而从慢车道进入快车道的所有缺口都被桥墩封死。也就是说，我驾驶出租车沿慢车道到兴庆路右转或直行，具有“唯一性”——没有其他路可以走。
听我这一说，他们准备罚我400元。我就拿着一个相机，跑到交大门口，把停车位标线、桥墩等拍了一组照片，作为证据，拿到交警一大队政秘科。
他们说：“你说的也有道理，这样吧，正常罚400，罚你200。”我当时还挺高兴的，但当缴款时忽然想：既然错了，为什么还要处罚我？不该罚的一分也不能罚。
我没交钱，又去找一大队上级的支队领导，拿着照片讲道理，“讨说法”，最后，一分钱没交。
我的体会是，对于不当行政行为，就应当纠正。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越来越喜欢钻研法律。每天睡觉前，都要把法律法规看一遍，平时要参考好几本法律书籍。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2012年的一起案件。有一个朋友未系安全带，被雁塔交警大队处罚100元。根据陕西省实施交法管理办法第72条，应该处罚50元。
法院开庭前，对方千方百计要和解。我说不能和解。如果交警都按照100元来处罚，这就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我要维护广大司机、驾驶员的合法权益。我们拿到行政判决书，雁塔大队败诉，退还罚款，承担诉讼费。这个案子胜诉后全西安市交警对于不系安全带违法行为的处罚，全部改为50元。一个人处罚50元、100元，那么多人被处罚，就是几十万元、上百万元。
这些年来，我自己代理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加起来，足有几十、上百起。我是诉讼代理人，不是律师，我不收人家钱，我图什么？一个是提高我的法律水平，另一个，我就是要“以点带面”，倡导全社会的法治理念。
二、从源头确保司法公正
2013年，浙江的张氏叔侄强奸案、萧山出租车劫杀案、河南李怀亮杀人案等刑事冤假错案先后被曝光，有的当事人已被宣判无罪释放，有的案件正在重新核查中。近年来，一些疑案、错案，也一再受到公众关注。
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关口，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刑事司法案件，特别是人命关天的死刑案件备受关注。冤假错案亡羊补牢，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但是“迟到的正义”终究令人唏嘘，对司法公信力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错案源头：司法理念偏差成直接诱因。首先是“疑罪从有”“疑罪从轻”“重口供、轻客观证据”等错误刑事司法观念，衍生刑讯逼供恶习。河南省高院审委会专职委员王韶华坦言，这些冤案在侦查阶段存在刑讯逼供，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被告人的供述定案。如果坚决摒弃“疑罪从有”等错误理念，能够切实坚持“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原则，这些冤假错案发生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
——程序违法：刑讯逼供仓促定案。调查显示，在一些冤假错案中，审讯阶段的刑讯逼供成为突出问题。作为萧山出租车劫杀冤案的当事人之一，田伟冬至今对18年前，在派出所接受审讯时的刑讯逼供留下不堪回首的记忆。
除了刑讯逼供之外，程序方面执法不严格，也是发生错案的重要原因。比如河南李怀亮杀人案，因缺乏直接物证，此案经过三次审判，三次被撤销。
2006年4月1日李怀亮被平顶山中院判处死缓，后被河南省高院以“证据不足”发回。在浙江的张氏叔侄强奸案中，警方在没有找到任何物证的情况下通过“突审”，让“惊魂未定”的张氏叔侄交代“犯罪事实”，进而从“细节”入手，获得了“无懈可击”的证据。
此外，不科学的政绩观和考核指挥棒亦是冤假错案的诱因之一。
——制度保障再强化，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对于造成冤假错案的责任人，无论在职还是退休，无论是否离开公安系统，都要追究到底！”2013年7月23日，在发现了两起十多年前的错案后，浙江省委常委、公安厅厅长刘力伟在“防止冤假错案底线”座谈会上说。浙江省公安厅领导班子成员和11个市公安局长等交流学习，反思杭州两起错案的深刻教训。
发生两起错案时，我国刑事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公安机关内部管理尚不规范，刑侦技术水平不高。而且在长期“严打”的环境下，不少办案民警形成了重打击轻保护、重破案轻办案、重实体轻程序、重口供轻物证的思维定式，加之案多人少，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最终导致了错案的发生。
杭州两起错案暴露出当时的办案单位在案件质量内控机制方面不完善，教训是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的权限、时限和程序履行职责，切不可受舆论压力、外部压力以及立功心切等因素影响而突破法律底线，违法违规办案。
据了解，浙江省今后不再搞破案率、批捕率、起诉率、退查率等排名通报，也不再下达刑事拘留数、发案数、破案率、退查率等指标，将进一步优化执法质量考核，引导各地把更多精力放到提升民警的能力素质建设上，做好防止冤假错案的基础性工作。
2013年8月，中央政法委首个防止冤假错案指导意见出台，突出强调“坚持疑罪从无原则”“讯问应当全程同步录音或录像”“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引发了公众高度关注。分析人士认为，从“不放过一个坏人”到更强调“不冤枉一个好人”，一系列冤案昭雪在反映中国司法人权保护进步的同时，也显示十八大所强调的“依法治国”任重道远。
“冤案错案的频繁出现提醒我们，司法正义比事后纠偏更重要。”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说，中央政法委这份意见的出台，可以看作是对因冤案、错案引发的公众要求司法公正呼声的回应。全国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主任田文昌认为，着力预防冤假错案，是继“尊重和保障人权”首次写入2013年初施行的新刑诉法后，中国落实“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原则的又一重要步骤。
三、让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行事成为自觉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必须树立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让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理念深入人心，成为全体国民的自觉行动。
应当看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用通俗的话来讲，“一个巴掌拍不响”，权力部门必须依法行政，全体公民必须遵法守法，两个方面不可偏废。只有全民都树立法治观念，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才能进入稳步发展的快车道。
应该看到，目前距离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处理社会矛盾，表达利益诉求的差距还很大。近年来，个别人员为了反映个人诉求或者因为悲观厌世，采取危害社会的极端暴力行为，挑战法治权威，甚至伤害无辜群众。例如2008年杨佳杀害上海警察案、2013年厦门陈水总公交车纵火案等。一些专家认为，政府依法行政与公民守法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两个方面，不论要达到什么目的或反映什么诉求，法治都是必须遵循的底线。
2013年发生的冀中星“首都机场爆炸案”是一起具有标本性质的案件。当年10月15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定，被告人冀中星在公共场所实施爆炸，其行为构成爆炸罪，判处其有期徒刑6年。
案件审理过程中的一个“细节”值得关注：辩方提出，本案案发起因系冀中星对相关部门处理其受伤致残一事不满，此举系为了反映诉求、引起关注。法院认为，公民维权理应通过合法、理性、有序的方式进行，任何人不得以维权为名，侵害他人的合法权利，更不得采取极端方式危害公共安全，案发起因不影响对本案爆炸罪的认定。
有专家认为，审判机关的观点鲜明地表达了“依法维权”的理念，亟待成为全社会的价值认同并广为提倡。全国政协委员蔡建国说：“合理的诉求不能用不合理的方式表达。”他举例，当前信访中存在一些“闹访”行为，对此须教育引导群众正确履行公民权利义务，完善信访诉求表达渠道，理性合法表达诉求。如果信访活动中有人违反法律法规，存在损害国家、社会、集体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必须依法处理。
法治观念淡漠，并不仅仅存在于一些极端案件中，而是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很多方面，“法不责众”“迷信关系”等心态在民众中仍较为普遍。
近年来，屡屡被诟病、得不到根治的“中国式过马路”就是一个典型现象。2013年国庆长假期间，上海南京路、外滩等地游人爆棚，红绿灯形同虚设。为此，上海交警发明了“开关式”过马路：红灯时，民警手拉手集体站成一堵墙，拦阻人群；而绿灯时，则变换队形成斑马线外的两道人墙，护送人流。
有小学生形容“这就像放学时，警察叔叔护送自己过马路”。而在交警部门看来，煞费苦心的做法也实属无奈：“如果游客都能遵章过马路，车辆都能文明礼让，我们就不用这么做。”交警部门苦不堪言，在当时的情况下，不是“法不责众”，而是“法难责众”。如果要开罚单，警察忙都忙不过来，现场秩序可能会更乱更糟。将“人肉开关”设置在路口只是救急，长远之计还是将道德与规则的“开关”植入人心，让法治思维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常态。
2013年8月，北京“最牛违章建筑”——北京市海淀区紫竹桥人济山庄小区一栋楼顶的“石头山”建筑群落被曝光。新华社记者实地探访看到，建筑沿楼体边缘而建，覆盖全部楼顶，岩石质感的建筑材料呈现灰褐色，房屋布局错落有致，绿色植物掩映其中，层层叠叠的建筑酷似一座人造“花果山”。
据了解，历史遗留的违法建设摸底清查工作量极大，执行拆除也是监管和执法部门的难点，而查处一些“有背景”的违建“钉子户”更是“难上加难”。在长达数年时间里，违建的张姓业主不仅“难觅踪迹”，即便偶尔露面也是态度强硬。对此，周边住户和社会公众意见很大。在社会曝光的强大压力下，这栋“最牛违建”才开始拆除。事实上，全国各地类似的“最牛违建”也是层出不穷。有专家指出，拆除违建只是走出了第一步，拆除人们心中的“特权思想”“无赖思想”，树立法治观念才是关键。
树立全民法治观念，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解决问题，必须牢固树立全民“人人崇法”的理念。不少领导干部、基层人士和专家学者认为，应进一步加大对社会法治是非观念的培育，从一个个具体案例着手，传播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并坚持不懈，逐步增强全社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意识。
弃“法不责众”，倡“人人崇法”，不少有识之士建议，应该倡导在全体国民中树立法治理念，让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深入人心。
——以新一轮改革为契机，把整个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引入法治轨道。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所长李林说：“要做到让每个人都满意的‘结果正义’是有难度的，但至少应该落实真正的‘程序正义’，让更多的人心平气和。”
与此同时，让群众“信法”的前提是法律实施要有权威性、公信力，加强政法队伍建设，通过有效措施让百姓相信法，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表示：“信访是沟通民意、表达民意、听取民意的有效途径，但现实中有些信访偏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他建议重新定位信访功能，畅通法定救济渠道，维护和提升司法公信力，引导百姓理性维权，自觉选择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对一些漠视法律陋习的治理，必须不动则已、动则坚持见效，常抓不懈。建设法治中国，特别是在社会层面树立法治观念，任重道远。大到“信关系不信法”等文化心理，小到“中国式过马路”等行为习惯，扭转起来难以立竿见影，需要长期不懈努力。
调研中一些干部群众对曝光的“最牛违章建筑”感触良多：这警示我们必须治理漠视法律的陋习。从北京的“空中别墅”，到苏州三香大厦楼顶的“空中园林”；从深圳豪宅楼顶建起“庙宇”，到上海“大上海紫禁城”成片的“天上房间”，楼顶上“种房子”似乎成了不少地方的“通病”。
让楼房患上“增生病”的，有“贵人”的跋扈，有“富人”的嚣张，也有不少市民的跟风。但只要被认定存在违法搭建，就该依法进行处理，无论房主是谁，整治违建就该“一刀切”！对这些“空中楼阁”的关注和拆除，不是业主们面对舆论声讨的权宜之计，也不是相关部门面对舆论压力的一次“有所作为”，而是要让蠢蠢欲动的业主和负有监管责任的相关部门都深刻认识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这些“空中楼阁”的主人是谁，结果都是一样的。
——学习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理念和经验，让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成为人民群众的行为准则。一些专家认为，新加坡等国从小事做起树立法制权威的精神，值得学习和借鉴。
“人人崇法”与“以人为本”并不矛盾，而是内在统一的两个方面。就拿“中国式过马路”来说，其中折射出当前“人车矛盾”问题，伴随着机动车爆炸式增长、人们法治意识的不断成熟而持续演进。从早年一些地方极端的“行人闯红灯撞了白撞”，再到2004年版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一些规则曾经引发巨大争议，人与机动车在城市中正在寻找着法律与文明天平上的平衡点。归根到底，各自守法是人与机动车都要遵循的底线，而礼让和保护行人则是机动车不能逾越的红线。
在新加坡，即便行人乱穿马路会被处罚，也并不意味着路权的优先顺序有所改变，新加坡交规对机动车司机的处罚远比对行人处罚严厉。尤其是在行人绿灯时的右转弯机动车，要学会守法礼让。
四、让法治为改革护航
2012年月12月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这个目标要求，必须全面贯彻实施宪法。
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宪法确立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原则，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程。
我们要以宪法为最高法律规范，继续完善以宪法为统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把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纳入法制轨道，实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制度化、法制化。
习近平强调，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还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执法司法问题还比较突出；一些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失职渎职、执法犯法甚至徇私枉法严重损害国家法制权威；公民包括一些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法治“疲软”，必然侵蚀改革成果；破坏法治，必然难以建设现代文明的法制社会。倡导依法治国，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必须带头。然而，近年来发生在一些地方的违法行政、司法不公、公职人员滥用权力和贪污腐败等事件，充分说明一些地方政府和工作人员距依法行政还有不小的差距。
——公权力缺乏有效规范和制约，在不少地方、领域还不同程度存在。一些专家表示，在一些部门和地方，领导的批示、指示、会议纪要发挥着比法律法规还要重要的作用，办公会、协调会等依然是行使权力的主要形式。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说，一些领导干部滥权、法外用权，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仍然存在，靠“人治”建立起来的权力运行体系还相当牢固。地方政府违法行政、突破底线的行为时有发生。
不少受访者认为，薄熙来、刘志军等案件就是“一把手”滥权、“人治”思维作祟的典型产物，在社会上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失，严重侵蚀党和政府的公信力，破坏了法治的尊严。
——尊崇敬畏法治的社会氛围尚未形成，一些领导干部、公职人员甚至法律工作者呈现的价值观混乱状态值得重视。2013年8月被揭露的上海几名法官集体嫖娼事件，引发舆论哗然。
法官嫖娼，司法蒙羞。对此，上海市委和纪委、政法委、高院毫不手软，对嫖娼法官和相关人员进行严肃处理。涉案的公职人员，践踏了党纪党规，违反了法律法规，丧失了最起码的道德底线，丢弃了共产党员的基本准则。法官严重违纪，知法犯法，更是严重挑战法律底线。上海市委领导同志指出：“法官被视作公平正义的化身，理应成为社会伦理的坚守者、公序良俗的示范者、法律尊严的捍卫者，更应是守法、依法、执法的表率。”个别法官，目无法纪，丧失伦理道德，胆大妄为，严重损害了上海司法队伍的形象，对司法公信力和法治权威性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害，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违法行政、滥用公权的情况依然存在，需引起高度重视。2013年2月5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对一起广受关注的非法拘禁来京上访人员案作出一审判决，王高伟等10人因非法拘禁11名来京上访人员被法院判处2年至6个月不等的刑期，其中3名未成年被告人适用缓刑。10名被告人均为河南省禹州市农民，年龄在17岁到32岁不等。2012年4月28日零时许，王高伟等将4名河南籍上访人员强行开车拉至北京市朝阳区四营乡承租的院落，非法拘禁2到6天不等。事实上，朝阳区法院的这次审理并非是首例对非法拘禁来京上访人员的判决。在北京大兴区，法院也曾审理过多起类似案件。
2013年7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武汉市主持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征求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见和建议。他指出，要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制度安排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各方面权益。要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安排，依法保障人民权益，让全体人民依法平等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
公平正义是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实现公平正义靠深化改革，靠民主法治，必须设计制度安排，从而以法治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
社会各界普遍认为，法治昌明与否决定改革成败，中国法治建设已经到了重大历史关口。要通过关键环节的机制改革，尤其是以依法约束公权力为抓手，在全社会形成学法遵法守法用法氛围，落实中央依法治国的新要求，满足群众公平正义的新期待。
——把法律监督同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等监督结合起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中山大学教授郭文亮说，每个监督方式自身均不能有效解决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的问题，监督必须形成合力，必须综合施治。只有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提出，才能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专家表示，近段时间以来，刘铁男等高官在被实名举报后受到处理，这些事件是“坏事”也是“好事”，说明监督合力正在显现强大“火力”。
各类监督之中，法律监督尤其需要“硬起来”。一些基层司法人员坦承，政府违法行政是不少“官民纠纷”的主要原因，基层法检系统也往往很难把握权与法之间的平衡。最高人民法院政策研究室主任胡云腾等建议，在完善地方行政机关败诉率考核的同时，应建立“案外人干预公开制度”，法官对各种法外干扰应记录在案并报告，领导批示要入卷。加强主审法官责任制，法检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敢于依法纠正违法行政的错误，减少其负面影响。
腐败侵蚀党的机体，必须加大惩治的力度。同时应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健全机制和制度。这方面我们党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比如成立预防腐败局等，对防治腐败发挥了比较积极的作用。
法律界专家建议，反腐倡廉教育要在认识上不断深化，实践上不断发展。开展党性党风党纪和廉洁从政教育，加强岗位廉政教育；宣传勤廉兼优典型，开展廉政文化创建活动；制定或修订行政监察法、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巡视工作条例等一大批重要的法规制度；深入开展巡视工作，推行廉政风险防控，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以及财税、金融和投资体制、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
把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治有机统一起来，让领导干部不想贪、不能贪、不敢贪，必须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障，监督是关键。其中，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稳定性，标本兼治重在制度建设。
——牢固树立“法治政绩观”，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建设。“我跟一些地市级领导交流，发现基层对抓经济、谋发展还是热情高涨、干劲十足，但对于法治建设，很多干部还认为这是身外之物。”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说，“例如，大家都知道生态文明很重要，都知道有环保法律法规，但是在国内生产总值政绩面前，法治就让位了，明知是污染项目依然降低门槛引进。”
对此，长期为干部学员开设法治思维课程的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刘哲昕说，谁最应该具备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既不是一般百姓、企事业单位，也不是一般公职人员、基层机关组织，而主要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他建议，在政绩考核中加大依法行政等法制建设的权重，从根本上扭转“重提高国内生产总值、轻依法办事”的思维模式，以此为基础，推动各级组织部门把能不能依法办事、遵守法律作为考察识别干部的重要条件。
2013年7月，司法部副部长、全国普法办副主任张苏军在“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系列讲座”光盘首发式上表示，各地各部门普法办要把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能力纳入干部考核任用体系之中，促使法治思维和方式成为领导干部惯性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
——建立依法追责、终身追责的问责机制，促使干部从一般行为上的不敢违法，转向注重自身的法治素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说，近10多年来，干部问责制度在社会上已产生了积极影响，形成了机制约束。但对领导责任、法律责任如何科学界定，依法问责，仍存在不足。在实际操作中，被问责干部特别是一些明显滥用过权力的干部“期满复出”，却缺乏相应的公开说明交代，损害了这项制度的权威和公信力。对于干部依法用权、恪尽职守的监督也需进一步加强法治化、科学化，可在严明责任的基础上，给体制外的其他出路，在组织上树立有法可依的标杆。对于干部违法犯罪，则应加大依法追究的力度。
——打造“阳光政府”，推进信息公开。“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要通过公开特别是决策信息公开，“倒逼”公权力依法办事。马怀德认为，决策权是权力的最重要形式，理应受到最严格的制约。在公众监督热情不断增长、新兴媒体手段日益发达的条件下，决策信息公开可望成为直接而有效的依法行政“倒逼机制”。如果领导干部对各种决策事项的指示、会议纪要及其他行使权力的表现形式，都能依法纳入信息公开范围，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党务、政务、司法、公共事务信息公开，就有望实现对公权力行使的全时空监督，防止公权力违法和滥用。有专家提出，以宪法为准绳，对以保密的名义限制决策程序阳光化的法规进行清理。
2013年以来，中国政府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的“顶层设计”和具体举措可圈可点。10月11日，中国政府网官方微博和官方微信11日在新华微博、腾讯微博和微信开通，这是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的又一重要平台。从此，国务院重要政务信息可以在第一时间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形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当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发布，《意见》指出当前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存在政府信息公开不主动、不及时，给政府形象和公信力造成不良影响。《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的平台建设、加强机制建设、完善保障措施。
公开“三公”经费，是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依法“花钱”的重要手段。2013年8月，财政部发文明确规定，2015年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县级以上政府应向社会全面公开财政及部门预决算，并公开“三公”经费预决算。此举旨在落实国务院重要部署，做好预决算公开工作，促进预算制度管理改革。此前，国务院办公厅还发文提出，2013年各省级政府要全面公开省本级“三公”经费。公开“三公”经费是大势所趋，人们对公开的力度和效果拭目以待。
树立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建设法治政府，呼唤法治精神，培养法治意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保障，是维护人民群众权益，确保社会公平正义的有力武器，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坚强基石。
法治昌明则政通人和，社会和谐则国运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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