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庸国不单疆域辽阔，国力也非常强大。商周时期，庸国是群蛮之首，到了春秋时代，庸国称雄于楚、巴、秦之间，曾击退过楚国几次入侵，以至于给楚国造成迁都的威胁。
第三，庸人拥有先进的铸造技术，庸国盛产五金，是铸钟大国，因此又被当时的邻国称为“镛人”。商代的许多鼎器、大钟都是庸人的杰作；庸人善于筑城建房，周朝时期，周王曾聘请庸国的匠人在洛邑（今河南洛阳王城公园一带）建造都城，竹山县古庸方城遗址的城墙历经三千年风雨仍然屹立不倒，足以证明庸人建筑艺术的高超；庸人能歌善舞，发明了鼓这种乐器，因此古人有时将大鼓称为“庸鼓”。
第四，庸国拥有独特的丧葬文化，即“悬棺”。这一直是史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有些谜底长期无人揭开。古庸国人死后，有岩屋的地方亲人就直接把棺木放进岩屋内，没岩屋的地方就将悬崖凿个洞穴放进去。在湖北竹溪河流域，两岸悬崖上至今仍保留着一些洞穴，当地人称之为“老人洞”，即人死后的丧葬之地。古庸人最初风行岩葬，后来变为人造洞穴，再后来逐渐演化为土葬。但岩葬文化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甚至到现代其风俗仍未完全消失。基于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古庸人王室的墓穴一直没有被找到。此外，庸国丧葬文化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打夜锣鼓”，又叫“唱孝歌”。打夜锣鼓一般有两人或三人，一人系鼓，一人提锣，围着灵柩迈着慢慢舞步，边走边唱，一应一对，或后随一人跟唱。发现于神农架林区的《黑暗传》，现被称之为汉民族第一部叙事史诗，实际上是流行于江汉中西部地区民间的打夜锣鼓歌词唱本，也是古庸国人世代文化延续的结晶。
古庸国自商始，绵延至春秋，终因国力过于强盛给他国造成极大威胁，公元前611年，楚国发生灾荒，饿死很多百姓，庸国乘机攻打楚国，却被楚国与秦国、巴国集三国之力，倾三国大军反攻。经过一番征战，庸都方城被攻破，庸国灭亡，让楚国国君楚庄王实现了“一鸣惊人”的壮志。后世评论此役，都言庸国占有逐鹿中原而问鼎的最佳位置，但伐楚未成反成楚之附庸，使楚得以窥中原之虚而入之，实在是“庸人自扰”。这句话流传千年，成为后世人们常用的一句成语。
庸国灭国时，一部分庸人逃离战火，开始了悲壮的迁徙，他们面对四面的强敌，沿着武陵山脉过峡江，进入到清江、酉水、澧水流域，而这些区域，正是现在土家族的主要分布地。跋涉千里的庸人们在与当地的族群经过了最初的冲突后，融入了土家族的先民中，今天的一些地名如庸州、大庸溪、施溶溪、大庸滩、大庸坪、大庸口、庸水、武陵江都是这一历史事件的见证。而千年前，在今天的鄂西、张家界、湘西等更为广大的山林中，庸人与当地族群和谐共处，并将大庸开发成为避秦遗世的武陵仙境，也造就了中华文化中又一朵奇葩——隐逸文化。其后的赤松子、鬼谷子、汉朝开国第一功臣张良都归隐于大庸。
如今，大庸已更名为张家界市，因其风景秀丽而成为国内新兴的旅游景区，但游客们在流连于张家界奇诡的山水间时，可曾想到，千年前庸人在这里安家的辛劳和思念故国的哀愁。
来自异世的文明——古蜀国
在中原地区的夏商周时代，川西平原上也同时存在着一个不为人知的古老国度，它与中原文明同步发展且高度繁荣，与夏王朝共起，与周王朝同亡。它国土纵横千里，奴隶制延续了近千年，它就是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古蜀国，而随着现代人的不懈探寻，它向世界展示了更多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地方。
公元1929年，时值清明节，中国四川省的川西平原上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家家户户都在为春耕而忙碌着。
广汉县月亮湾的燕家也不例外，眼看插秧时节已到，燕家的家主燕道诚老汉每天鸡叫三遍就起来张罗着家人下地干活。这一天也是如此，天还未亮，他就拍醒儿子燕青保和十岁的孙子燕明良，爷孙三人扛起锄头，牵上水牛就出门了。今天他们来到离家不过一里远的堰沟旁，准备把堰沟掏深一些，安上水车，车水灌田，好耙田栽秧。
忙了好一会儿，爷孙三人累得满头大汗，但总算是把龙骨水车给装好了，开动起来，白花花的清水依次泼洒下来，顺着木槽欢快地流到田里。而这时，一轮红日也甩开了云朵的束缚，跃上了蓝天，洒下一片片光和热。
燕家爷孙三人躲在大树下乘凉，燕道诚拿下裹头的白巾，擦了擦汗，又从兜里掏了一把花生给小孙子，这才点着了随身带的长烟锅吸了几口，然后惬意地望着蓝色的烟在晨光下袅袅升腾。随后，他又把目光放在了不远处水车上倾泻着的水流。
“青娃子，龙窝浅了。”燕道诚忽然招呼儿子说，只见那本来清澈的水流变得浑浊了，凭着多年的经验，他知道一定是龙窝浅了，水供应不上，刮到了泥底。说着，他站起身来，准备去掏泥，将龙窝挖深些。
燕青保见状忙说：“我去挖，你老人家歇着。”一边瞅了瞅在旁边吃花生的儿子，提起锄头走到沟边。他挖了几撮箕泥倒在岸上，想再挖深些，却没想到一锄头下去，“咚”一声闷响，震得他两手发麻。
挖到石头上了，燕青保想把石头挖起来，便使出力气，几锄头下去，挖出来几块大卵石，待他再用力时，却是一声空响，随后龙窝“哗啦”一声，竟然塌了下去，露出一个大洞。
“爹，快过来看。”燕青保招呼燕道诚过去，父子俩钻进洞去，发现里面是一个长方形的坑道，四周用石板砌得滴水不漏，坑里放满了玉器，中央放着一堆玉瑗，一层层有序地摆起来，像一座宝塔，最下层的玉瑗有筛子大，最上层那支玉瑗仅茶碗大，旁边还有许多小件，有玉坠、玉刀、玉璋、玉佩等东西。
燕道诚拿起一片玉刀看了看，心里陡然一沉，而燕青保却不知道这些物件是什么，只拿起两件，相互撞着玩儿，因为他觉得那声音很清脆，像家里神龛上那支铁磬的声音。他还傻乎乎地拿到耳朵边听那绵绵不断的余音，乐得眉开眼笑。
“爹，这是啥东西？”燕青保问道，但随即就见父亲脸色有些沉，不由心里一阵紧张，就不敢再作声了。
燕道诚又拿起一只玉瑗在洞口的光线下瞧了瞧，摸了摸，不觉惊喜有加，心里有了数，但面上装作没事，只对儿子说：“快，把洞口封起来。”
太阳终于落了坡，燕道诚跟家人打了招呼：今晚有事，准备好背篼、绳索。到了夜深人静时，他领着一家五口人乘着朦胧的月色，像做贼一样朝堰沟走去。到了目的地，他们以农民特有的麻利手脚将洞门打开，将那些玉器装进背篼，然后飞也似的往家里跑，来回跑了三趟才将玉器搬完，共计四百多件。燕道诚指挥着全家人，将玉器分别藏在床下、猪圈、牛圈，直忙到天亮才藏完。随后他又对全家人再三叮嘱，严守秘密，任何人，包括亲戚、朋友都不能吐露半点消息，否则就要大祸临门。
燕道诚小时读过私塾，在月亮湾村子里算是个有文墨的庄稼汉，在远亲近邻中小有名气，平时很受人尊重，比一般没文化的泥腿子略高一筹，再加上他还经常跑到一百多里地远的成都府去听川戏、坐茶馆、会朋友，也算有见识，因此家里人对他的嘱咐一般也是言听计从。
过了一年，燕道诚见这件事完全平息，这才偷偷拿出几件打算找买家。这天，他在中间人的引荐下，到广汉县城一家馆子里见到了买主，不过刚进雅间，他就愣了一愣——对方居然是个金发碧眼的洋人。经过一番交谈，燕道诚得知，这个洋人来自英国，是在广汉县传教的教士，中文名叫董笃宜。
董笃宜很大方地买下了燕道诚手里的几件玉器，随后嘱咐燕道诚说：“燕先生，这些玉器十分珍贵，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您家附近也许还埋藏着更多的东西，而且这很有可能会是一个震惊世界的大发现。所以，我希望您对这件事情保守机密，虽然我是一个英国人，但我真的不希望这些东西离开中国的土地，这应该由你们的政府来主导接下来的工作。”
燕道诚吃惊之余又有些感动，他明白董笃宜这番话的分量，连连表示自己不会泄露半个字。而董笃宜待燕道诚走后，立刻赶赴成都，亲手将购买的玉器交到了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手中。
葛维汉敏锐地感到，董笃宜给他的这些玉器中一定隐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经过对玉器的研究，葛维汉推断，三星堆月亮湾的那个坑洞有可能是巴蜀哪个古国的遗址。经过三年的准备，1934年，华西大学博物馆组织的考察队由时任广汉县长的罗雨仓带领，燕道诚引路，对三星堆月亮湾燕家附近的那个坑洞进行了为期十天的探查，挖掘出许多玉器和一些青铜器。葛维汉根据这十天的挖掘工作，整理出《汉州发掘简报》上报给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希望上方引起重视，尽快进行大规模的挖掘。
让华西大学博物馆一众学者和燕家人失望的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一直未对这件事有足够的重视，其后的几年，零星的一些挖掘也没有什么较大的发现，随后抗日战争爆发，整个中华大地陷入战火，自然也没有人再对这件事情提出新的看法。
时光荏苒，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工作者又恢复了在三星堆的考古工作，不过当时的人们也还没有认识到三星堆遗址的巨大规模，将三星堆遗址北部的月亮湾地点和南部的三星堆地点各自当作一个遗址，分别命名为“横梁子遗址”和“三星堆遗址”。1963年，由著名的历史学家冯汉骥教授领队，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再次发掘了三星堆遗址的月亮湾等地点，这一次，冯汉骥教授推断出：三星堆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就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但随后，由于种种的原因，三星堆的发掘又陷入停顿。
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三星堆遗址终于迎来了大规模的，连续的发掘，1980年～1981年，考察队在遗址上清理出成片的新石器时代的房址遗迹，出土标本上万件，还发现了具有分期意义的地层迭压关系。考察队也第一次提出：三星堆是一种在四川地区分布较广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有别于其他任何考古学文化的一种古文化，已经具备了命名考古学文化的三个条件，建议命名为“三星堆文化”。1982年～1984年，考古工作者们又分别在三星堆西南和西泉坎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了三星堆遗址最晚期的遗存。到了1986年，三星堆大量金属器的出土，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对位于中国西南的古蜀文明的重视。1986年7月至9月发掘的两座大型商代祭祀坑，出土了金、铜、玉、石、陶、贝、骨等珍贵文物近千件。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上千件青铜器、金器、玉石器中，最具特色的是那三四百件青铜器。其中，一号坑出土青铜器的种类有人头像、人面像、人面具、跪坐人像、龙形饰、龙柱形器、虎形器、戈、环、戚形方孔璧、龙虎尊、羊尊等器皿。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有大型青铜立人像、跪坐人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兽面、神坛、神树、太阳形器、眼形器、眼泡、铜铃、铜挂饰、铜戈、铜戚形方孔璧、鸟、蛇、鸡、怪兽、水牛头、鹿、鲶鱼等物。
最让人叹为观止的是出土的一根金杖和一棵青铜神树。前者长一百四十二厘米，重七百八十克，全用纯金皮包卷而成。杖上刻有人像高一百八十一厘米，座基七十九厘米，总高度达二百六十厘米，重约三百斤，是世界上出土年代最早、体形最大的一件青铜器。后者高三百五十厘米，树上挂有许多飞禽走兽、铃和各种果实，是古代巫师们专用的神器。另外还出土有形态各异的青铜头像四十余件。这次的发现，把古蜀国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一千五百年，在全世界考古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被海外新闻界称之为“比兵马俑更加叹为观止的发现”“世界第九大奇迹”。
那么，三星堆遗址在千年前是什么样呢？它既然被认定是古蜀国的遗址，那这个国度在中国的历史上又造就过怎样的辉煌呢？
古蜀国在先秦的文献里没有明确的记载，后世朝代的史书更是语焉不详，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中零星记录了关于蜀国的历史，称古蜀人的先祖为蜀山氏，这算是史书对古蜀国的一点稍微正式的记录，其余就只剩下一个个奇异叵测的传说。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著名诗篇《蜀道难》里有这样两句：“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说的就是古蜀国的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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