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抗战刚刚胜利，远在香港的戴望舒收到了设在重庆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来信。
来自全国文抗的这封信，明确表明，在重庆的文抗同仁对戴望舒是充分信任的，不然不会对他委以重任，请他负责调查粤港地区文艺界附逆的情况。可是，他何曾料到，如此信任和重用，招致来的却是意外一击。
戴望舒接到老舍方面的来信后，如何着手工作，暂时无法得知。不过，在风波到来之前的一九四六年一月，戴望舒在《新生日报》上发表了一组写于沦陷时期的诗：《狱中题壁》、《心愿》、《等待》《口号》等，其中，《狱中题壁》是他在一九四二年被关押在日本监狱时所作。借发表这些诗，他显然在向世人袒露自己当年内心的渴望，表达出迎来胜利的喜悦。
当时情形下，为什么粤港地区一批作家会把戴望舒作为“附逆文化人”的指控对象？这份有21人签名的建议书，如何产生？后来有何结果？
健在的当事人已不多。陈残云远在广州，且听说年衰已久，我不便打搅。好在我在北京先后找到了其中的诗人吕剑和学者、编辑家陈原两位先生。半个多世纪时光流逝，他们在生活中不知经历了多少波澜起伏和坎坷曲折，这就难怪，与戴望舒名节有关的这桩公案，在他们的记忆里早已变得模糊不清，甚至一开始几乎难以想起。
在戴望舒自己看来，他身处逆境，虽非英雄斗士，却从未一日“附逆”。他忍辱负重地生存下来，只是想看到敌人的灭亡，看到胜利的到来。如今，苦衷不能得到人们的理解，是他真正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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