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选题意义

    一、选题的学术意义

    本论题选择的研究对象是古代洛阳都城空间模式及其演变。

    中国古代都城历史地理研究，经过几代人的开拓与努力，现已初具规模。但由于学科处于地理学与历史学的交叉点，无论是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尚有许多待开垦的“处女地”。洛阳号称“天下之中”，自上古以来，洛阳就成为历代建都立邦的“首善之区”。虽然对古代洛阳究竟是几朝都城，学术界一向看法不同，但有一点却应是不争之事实，那就是自我国古籍中有明确记载的最早建立的国家夏王朝起，直到宋代中国经济重心转移之前，历代建都往往与洛阳密切相关。在中国数以百计的古代都城中，自夏商周至秦汉魏晋隋唐与宋金，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政治和学术意义的都城遗址，如偃师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成周与王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等，均分布在洛阳地域，形成“五都荟洛”的景象，是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的见证。古代洛阳建都的链条构成了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的一条主线。但是，对于古代洛阳都城空间的研究，除了几部中国古代都城通史中的部分章节及散见于报刊杂志上的一些研究论文外，至今尚无一部专门研究和探讨古代洛阳都城时代城市空间模式演变的著作，这显得与古代洛阳都城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的地位很不相称，也与其他古代都城如长安、北京等的研究状况不相适应。究其原因，资料的缺乏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恐怕也与学术界对洛阳古都地位的认识有关。

    事实上，在洛阳持续为都的时代，洛阳不但有着自己的城市风貌和社会文化，而且形成了独特的城市空间，其所奠定的都城空间组织形式不仅对当时我国的城市及其以后都城的发展，而且对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等都产生过重大而突出的影响，并远播海外，对周边国家都城建设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发展史看，主要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先秦到唐代，是封闭式都城制度时期；后一阶段从北宋到明清，是开放式都城制度时期。在空间组织形式上，中国古代都城则大致经历单一宫城的都城（夏时期）、城郭形态的“双城制”都城（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宫城、皇城和郭城的“三城制”都城（魏晋至明清时期）等历史阶段。其空间布局也经历了各种功能区相对分散存在（夏商周三代时期）、密封式结构（东周至两汉时期）、棋盘格形封闭式结构（曹魏至隋唐时期）和开放式街道布局（北宋至明、清时期）等诸种变化。洛阳作为古代一个持续为都的都城，其发展进程几乎贯穿了从夏到宋的整个时期，而上述空间组织形式和布局的变化许多是首先在洛阳都城形成或成熟，进而影响国内及其域外的：中国古代最早的都城诞生于此，二里头遗址是我国古籍有明确记载的最早的国家夏朝的都城——斟鄩，也是唯一的一座单一城制的都城；商都西亳和周都洛邑形成了中国古代最早的城郭双城制都城空间结构形态；北魏洛阳城最早奠定了由宫城、皇城、郭城构成的中国古代都城三城制的基础，并由隋唐洛阳城等加以完善和推进。虽然古代洛阳城都城的发展远非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前期的全部内容，但的确代表了相应时期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历史特征。在数千年的中国古代都城前期发展史上，每一个重要阶段洛阳都城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古代都城空间模式有许多可以在洛阳都城中找到它的“原型”。因而，古代洛阳都城空间发展过程实际上也正是中国古代都城空间在上古、中古时期发展进程的反映。所以，当我们把古代洛阳都城空间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对象时，实际上我们已经不是完全单纯地研究这座都城的空间了，而是深入到了中国古代都城空间发展体系之中，洛阳都城空间不仅有其自身的典型意义，而且有其在中国古代都城空间发展进程中空间“原型”和关键性节点的意义。于是，古代洛阳都城空间的形成与演变，更具有了作为特写而进行研究的意义。

    历史城市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城市的地理空间实体，其着眼点在于“区域”和“过程”，着重于城市有关事物的空间性质与空间关系的探讨，强调地理要素的空间结构与分布特征及其演变过程。虽然古都研究在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迄今为止，对于古都空间的研究分析，大多集中于对各古都具体问题的考察、分析、论证方面，对古都洛阳空间的研究则更多的是城市空间的静止状态，如空间类型、结构、分布等，注重从政治、经济、文化的专业层面进行分析，近年来虽然也比较关注洛阳古都地理环境的分析，但总的来说，相对较少关注洛阳古都空间结构特征与演化过程的研究，也很少将都城时代洛阳“五大都城”视为一个“都城空间整体”进行宏观整合研究。如此显然无法全面、系统地反映洛阳古都空间的形成和演变的历史面貌及其动力机制，同时也无法解释和说明洛阳古都空间在中国古代都城空间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都城空间是同时具有“物质”性和“非物质”性活动的地理空间实体，具有明显的空间运动过程。从深层次看，都城空间是特定社会经济制度下的产物，体现了城市和社会的理想、经济、信仰、制度、伦理和价值观。有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都城和都城空间，就有相应的空间分化结构模式，而这种结构都是通过具体的、长期的都城空间运动与演变过程，才得以实现与体现的。古都空间结构的形成及其演化实际上反映了城市“物质”性与“非物质”性活动在都城空间上的流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制度的变革，以及各个时期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不同需要，都城的建设是不断变化的；特别是在整个都城的布局结构方面，在不同时期可以看到显著的变化。我们在都城布局的变化中，可以从侧面看到古代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故过程。”因此，研究这一现象，可以发挥历史城市地理学的学科优势，借鉴地理学空间分布和空间作用的相关理论，对历史城市地理学和古都学的发展进行拓展与创新。

    充分利用洛阳建都史几乎贯穿了从夏到宋金的整个时期的历史特点，将都城时代洛阳“五大都城”视为一个“都城空间整体”，从都城空间分布与空间过程的角度，对洛阳都城空间的形成演变的历史过程、结构与分布的变化、演化变迁的动力机制进行系统的综合研究，将有助于对这座古都作为一个有机地理综合体空间形成发展的深入理解，能够更科学地确认洛阳古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进而更深入地揭示中国古代都城空间形成与演进的轨迹，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拓宽和深化古都研究的领域，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也是一个新的尝试。此外，在已有的古都研究中主要是在历史学、考古学、建筑学、古都学等文科领域，与地理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有所不同，注重思辨和考证而不擅长对空间现象的分析。因此，本论题力求运用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利用跨学科优势对现今的古都研究进行完善和补充，以期开拓古都研究的新局面。在此意义上，研究古代洛阳都城时代的城市空间结构模式及其演变，对于促进中国古都研究体系的完善、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拓展古都建设思想研究的领域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二、选题的现实意义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作为改革开放给我国社会带来巨大进步的标志性成果之一，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建设高潮迭起。在各地城市建设过程中，城市空间作为衡量城市整体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志，已愈来愈得到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认同，建设高质量的城市空间已被放到各地城市建设的重要位置。然而，城市空间的发展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城市空间表现出强烈的结构上的历史序列性。

    现代城市大多是在古代城市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我们在现代城市中总可以找到城市的原始或历史的空间，它们构成了城市发展的基础单元。因而，建设有序的城市空间，维护城市整体空间环境的完整性，既需要对城市现实和未来的把握，也有赖于对城市历史的理解和重视。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曾经说过：“要想更深刻的理解城市的现状，我们必须经过历史的天际线去考察那些依稀可辨的踪迹，去了解城市更远古的结构和更原始的功能，这应成为我们城市研究的首要问题。”各地在城市建设过程中不同程度出现的很多直接影响城市空间的矛盾，尤其是历史上形成的城市特征与其目前高速发展的城市空间形成的激烈冲突，尽管情况错综复杂，其共同点则可以归结为对城市历史的近乎无知与漠视。“在现代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背景下，如果不抓紧时机对城市史进行研究，将来的城市也许会失去自己在历史中所形成的独特价值和魅力。换句话说，历史上的城市将不复存在。”城市发展的过程表明，城市的各种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活动最终都要落实到空间上。空间属性是城市最本质的特征。城市作为具有结构特征的空间组织，其本身就是一种空间的结构。城市是人类活动时间性和空间性的统一。因此，对城市空间问题的研究是对城市最本质问题的探讨。

    从政治学、历史学来看，文明形成与国家出现是同义的，城市的出现与国家和文明社会的出现也是同步的。人类社会文明史实发轫于建国，建国之要害在于立都，建国过程中城市的出现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而城市之核心在于都城。据史念海、朱士光等的研究，中国历史上，大约有200多座城市曾经做过某朝某代的都城。

    自夏王朝建立、国家形成以来的中国古代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以都城的发展最为瞩目。借助于王权专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礼仪，从最早的夏王朝开始，都城的建设和发展就走在了中国古代城市的最前沿。古代都城的发展是在特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中进行的，其特殊性在于其曾是历史上某一朝代或政权，甚至是多个朝代与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代都城是古代王朝政治权力机关的所在地，既是从皇帝、百官到庶民百姓的生活居住空间，又是王朝各项行政制度运作的舞台，这里是古代王朝的核心。因此，对古代都城的理解和研究，是我们研究和考察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的基础。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说：“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都城是古代王权的正统性与权威性的象征，在都城的空间组织和结构与布局中，寓含着王权的至高无上。都城的空间组织和结构、布局，不仅是建筑规划技术水平的标识，更重要的是它浓缩了当时的地域文化和传统文化的精华，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状况。因而，其规划建设是一般城市所不可能比拟的，它的规模和繁盛程度也超乎其它一般城市之上，是有别于一般城市的特殊城市，代表了那个时代城市建设的最高水平，具有较强的示范性，其空间结构，也最能体现出中国传统城市空间结构的总体特征与演变规律，城市发展及城市空间形态的演进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和研究价值；另一方面，这些历史上的都城，除少数沦为废墟外，其他大多数仍是我国现在的首都与各级政区治所或重要城镇，其在都城时代形成的城市空间及其社会文化对后都城时代的现今城市仍然产生着较大的影响，并已成为现代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化进程和城市现代化进程空前发展，城市形态及结构剧烈变动的当今，如何实现在保持和显现历史文化特色和繁荣进步基础上的城市空间和谐塑造，是古都城市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因此，研究古代都城空间结构及其意义，探讨其空间形态的演进机制，可为塑造和谐的现代城市空间，完善中国的城市建设、城市规划、城市管理、城市经济、城市功能和城市文化等提供参考，对今天城市建设中的“城市特色危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未来城市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节 相关研究成果评述

    自从有了国家，便有了都城。历史上的中国是世界上建都最频繁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古都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古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缩影，不同时代的都城代表了中华各个时代的文明，是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古都研究一直受到中外众多学科及其学者的广泛关注，成为一个较为成熟的学术领域。在迈入21世纪的今天，再进入这个研究领域，有必要先从古都研究的学术回顾开始，以寻找我们研究的起点。

    这里，本书想分两个方面对已有的研究成果分别加以述评：一是相关的中国古都研究的成果，通过对这方面研究成果的宏观鸟瞰式的论述，以更好地把握古代洛阳都城历史地位，加深对古代洛阳都城空间研究现状的了解。二是直接的古代洛阳都城的研究，对这方面研究成果的回顾，意义更不待言。

    一、中国古代都城的研究

    对中国古都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古代学者的有关记述和探索。自两汉时成书的《史记》、《汉书》起，两千多年来，记述、研究前代及当代都城的史官、学者代不乏人，著述甚丰。但从总体上看，它们都未能跳出以历史文献学为主的窠臼，学者们的关注多倾向于都城建置沿革及主要建筑形制等，发思古之幽情，慨念古都之繁华，人们尚无法从中获取对古都的系统确切的认识。

    现代意义上的古代都城研究是伴随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而开始的。1928年开始的对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第一次运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对古都进行发掘，从此拉开了古都研究的序幕。不少学者从新的历史角度撰写了一些有关古都的研究论著，但直到上世纪50年代，其成果还很有限。自上世纪50-70年代，随着国家建设的开展，田野考古工作大规模进行，积累了一大批古代都城城址的科学资料，对早期都城城址的布局有了比较全面的把握。进入80年代以后，国家城市化进程加快，田野考古工作进一步展开，古都研究也进入了新的阶段，并逐渐走向深入。首先，是古都研究得到了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建筑学、城市学等多种学科的参与和推动，众多学科的多角度、多类型的研究，促进了古都研究的发展。受国外城市史研究的影响，“城市史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新的分支被提出，城市史学以历史上的城市为研究对象，以揭示城市和城市社会的发展、演变及规律为目的，对于城市史研究有其独特的视角和方法，自然也包括了历史城市的最高层次——古都，“古都研究是建立在城市研究的基础上的，它是城市研究的延续。”其次，是历史城市地理学的提出和发展。“历史地理学界一般认为，作为人文地理学分支之一的历史城市地理学直到70年代末才开始有所发展。”历史城市地理学“着眼于城市兴起、发展、演变的地理空间”，研究对象为“城市兴起、变迁的地理条件”，研究的任务是“要揭示地理条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和规律性。”历史城市地理学对中国城市研究有其独特视角，不仅很快以其研究的数量和质量，发展成为历史地理学各分支学科中的翘楚，而且又极大地促进了以都城为主体的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发展。历史地理学学者也构成了中国城市（古都）研究的主体。

    最后，是中国古都学的建立。古都研究在历史城市地理学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史念海等历史地理学与考古学、历史学等学科学者的积极推动下，1983年成立了中国古都学会，通过举办学术会议和出版文集，加强了中国古都的研究，促成了中国古都研究的发展繁荣。上世纪50年代始肇其端的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中国古都学终于在80年代中期趋于成熟并正式建立，并形成了一支以中国古都学会为主干的从事古都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古都学以中国的古都为研究对象，全面综合地研究古都兴衰演变历程及其规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挖掘文化遗产，从而达到为古都所在城市之重建、发展与经济文化振兴服务的目的，具体体现了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宗旨。古都学的建立和中国古都学会的成立，促进和推动了古都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质量不断提高，学术专著和论文大量发表，已蔚然成为一门显学。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古都研究，大体上从三个方向入手：

    第一，微观复原性研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都城的历史、功能、布局及其与其他古都的比较等。其中大多数是考订复原古都具体建筑景观设施，如古都之墙垣城门、殿堂楼阁、寺庙陵寝、街巷里坊、市廛馆驿等，也有考订古都曾经发生的史实。

    朱士光称其为“基础性研究”，其中，既有对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杭州、安阳、郑州等八大古都的研究，也有对江陵、成都、广州、郑州、赤峰等第一、第二层次古都的探索。这方面研究成果甚多，仅中国古都学会成立以来，便举办了21次学术研讨会，出版学术论文集19辑，收入论文533篇，532万字，内中大量属于微观复原性研究，皆就某一个具体问题进行相关方面的研究。

    第二，宏观综合性研究。按其研究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对中国古都的整体系统性研究、对单体或某些古都城市的通论性研究和单体古都城市的断代性研究三个方面。对中国古都的整体系统性研究的代表性论著有：陈桥驿《中国七大古都》和《中国都城词典》、叶骁军《中国都城发展史》、阎崇年《中国历代都城宫苑》、郭湖生《中华古都》、王仲殊《中国都城概说》、刘庆柱《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董鉴泓《中国城市建设史》、贺业矩《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和《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武进《中国城市形态：结构、特征及其演变》、胡俊《中国城市：模式与演进》等。马正林的《中国城市历史地理》是第一部通论性的中国历史城市地理专著，它的出版，被学界认为“标志着城市历史地理这门学科的成熟。”此外，谭其骧、俞伟超、朱士光、侯甬坚、朱玲玲、李绍连、庞德谦、龚良、焦书乾等人，也分别撰文，对我国古代都城的共性与变化规律、都城性质、古都选址与变迁、都城结构形态与布局以及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等方面作了较为系统、全面的分析，进而又对其作了理论概括和总结。通论性的单体古都研究论著，主要有：侯仁之《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瑏瑠、朱士光《古都西安的变迁与发展》、曲英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张国硕《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周长山《汉代城市研究》、任重、陈仪《魏晋南北朝城市管理研究》、程存洁《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编》、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等。单体古都的断代性研究主要论著有：杜金鹏《偃师商城初探》、朱彦民《殷墟都城探论》、郭德维《楚都纪南城复原研究》、王学理《秦都咸阳》、徐卫民《秦都城研究》、郭黎安《六朝建康》、卢海鸣《六朝都城》、张永禄《唐都长安》、辛德勇《唐两京丛考》、杨鸿年《隋唐两京考》、李孝聪《唐代城市的形态与地域结构——以坊市制的演变为线索》、吴涛《北宋都城东京》、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林正秋《南宋都城临安》瑏瑠、景爱《金中都》、于杰、于光庭《金中都》、叶新民《元上都研究》、陈高华《元上都》等。上述三个方面的主要论著，研究的方法和视角不同，或属于历史学，或属于历史地理学，或属于建筑和城市规划学，或属于考古学，也有的研究对象不局限于古都，而以中国古代城市为主要研究视域，但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古都研究，各循所长，精见迭出，不仅奠定了将古都研究引向纵深的基础，而且也为进一步开辟新领域提供了有价值的根据。

    此外，在历史城市地图编绘方面，已出版的侯仁之《北京历史地图集》、史念海《西安市历史地图集》、司徒尚纪《广东省历史地图集》、周振鹤《上海历史地图集》、刘和平、谢鸿喜《山西省历史地图集》等，内中都有相当大的篇幅显示历史都城城区，也是历史城市地理学取得的重要成果。

    第三，古都文化及其开发保护研究。古都文化一向被视为是历史文化的代表、区域文化的核心，在对古都的微观复原，特别是宏观综合研究中，已经有学者间或提及古都文化。对古都文化进行系统阐述的论文和著述数量有限。有代表性的论著，主要是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其《中国古都的变迁与文化融通》提出，将古都的研究提高到文化的层面，是这门新兴学科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将古都文化与当代文化结合起来，探讨其中彼此融通的关系，将进一步提高古都文化研究的应用价值。朱士光也认为，这一问题涉及古都学、历史城市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建设与应用研究多个方面，抓住古都文化研究可以统领有关古都研究的总体内容，推动中国古都学的深层次研究，并发表了多篇论文，加以阐述和探索，有力地推动了这方面的研究进展。一批古都已经成为某些文化研究的中心或重地。如西安对周秦汉唐文化及其长安文化的研究，北京对元明清文化及其燕文化的研究、洛阳、郑州对河洛文化的研究，南京对六朝文化及其建康文化的研究，苏州对吴文化的研究等。有关古都保护和城市建设的研究，主要是研讨古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以及发展经济与保护古都文化遗产的关系等课题。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研究的也不少。这方面的论文和论著数量较多，相应的学术会议也较频繁，显示出古都文化研究已经成为近年来古都研究的主要内容。但在总体上，这方面的研究水平参差不齐，研究深度还有待于深入。

    在古代都城研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侯仁之、史念海、杨宽三位先生。侯仁之早在上世纪30年代开始，便潜心古都的研究，他在50年代后相继发表的有关古都北京的一系列论著，如《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侯仁之燕园问学集》、《历史地理学四论》、《侯仁之文集》、《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等，论述了北京原始城址及其变迁、历代建都过程、都城布局的发展演变、古今河湖水系、宫廷广场等重要问题，并对今天首都的改造、利用和规划等工作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和意见，开创了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先河，对后来古都学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启示作用。史念海对周秦汉唐古都进行了长期的研究，随后，他于1983年发起成立“中国古都学会”，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中国古都学。他提出，中国古都学是研究我国古都的形成、发展、萧条乃至于消失或经过改革成为新的城市的科学，它不仅研究这些古都演变的过程和现象，而且研究其中演变的规律，以为当前的城市建设服务。这一定义明确了中国古都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奠定了中国古都学的理论基石。其《中国古都学刍议》、《中国古都学概说》、《中国古都的变迁与文化融通》、《中国古都的形成因素》、《中国古代都城的萧条与破坏》等文章，对古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深入研究，并予以纲领性的概括与总结，高屋建瓴，为中国古都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汇集了先生古都研究大部分成果的《中国古都与文化》一书，对于中国古都的形成因素、古都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古都与文化以及古都的衰败、唐长安外郭城及其街道、里坊的变迁等问题每每都有精辟的创见，成为中国古都学的扛鼎之作，具有古都研究科学“范式”的意义，为中国古都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杨宽的《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基于都城的平面布局发展与礼制及政治史相关联这一观点，不仅深入而富有系统性地细致研究了从先秦至清代都城的宫城、坊郭、城门、街道等建筑格局及其演变过程和规律，实证地、综合地阐明了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发展历史，而且对于古都史研究中所涉及到的许多理论问题进行了鞭辟入里的阐发，堪称鸿篇巨制。他从都城制度出发，最后又超越了都城本身，自然也超出了我们一般意义上的古都研究。

    虽然古都研究在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从学术界已经取得的成果来看，以城市史研究居多，真正的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只占少数。”并且，“近二十年来的历史城市地理研究涉及城市选址、规划布局及城市发展演变、城市体系、城市比较研究等方面。其中复原性的研究工作较多，高层次综合性的分析研究工作相对较少。讨论城市平面布局的为多，对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涉及太少。”古都空间地理和文化内涵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二、古代洛阳都城的研究

    对古代洛阳都城予以科学意义上的研究，据笔者所知，滥觞于20世纪20年代，其标志是1923年3月苏莘在《四存月刊》第20期上发表的《洛阳都会变迁考》。其后有傅斯年《周东封与殷遗民》、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白眉初《洛阳与长安》、杨哲明《洛阳都市建筑之沿革》、谷霁光《北魏迁都洛阳之经济危机》、劳干《论魏孝文帝迁都与华北》和《北魏洛阳城的复原》等对古代洛阳都城一些情况进行了研讨。其中，劳干《北魏洛阳城的复原》一文以加拿大牧师怀履光《中国古墓砖图考》所附洛阳古城图为底稿，参照《水经注》、《洛阳伽蓝记》等文献，对北魏洛阳城进行了复原研究，内容涉及宫城、官署、寺庙、园林等，并绘制了复原图。该文曾引起较长时间的热烈讨论，至今仍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这一时期，对古代洛阳都城及其演变较为全面、具体的著述当推李健人的《洛阳古今谈》一书。该书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却是第一部通史性的洛阳都城史研究著作，也是民国时期一部集大成的洛阳史学巨著，代表了这一时期洛阳古都研究的最高水平。这一时期的洛阳古都研究的缺陷是，由于文献资料研究的薄弱和对考古资料引用的不足，学者们对洛阳都城城市形态结构的表述上不够清晰，在研究的数量和深度上，也远不及对西安等古都的研究。

    进入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来，学术界对古代洛阳都城的研究逐渐步入高潮，成果迭出。概括起来，这一时段的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50-70年代，主要是结合考古发现，对洛阳古都中的个别城址的性质和形制的研究。其中，阎文儒《隋唐东都城的建筑及其形制》瑏瑠、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和《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做了许多开创性的探索，初步建构起了北魏和隋唐洛阳城研究的学术体系，其学术原创性十分突出。

    第二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由于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大量相关的考古资料成为洛阳都城研究的重要基础，学术界对洛阳古都研究的关注点逐渐增多。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一是表现出对洛阳都城在中国古都发展史上地位的宏观把握，二是对都城形制和规划布局的分析，基础性的微观性复原研究以及都城政治、经济、里坊研究都取得进展，三是受国内文化史、环境史兴起的影响，洛阳都城文化和区域地理环境研究得到人们的重视，洛阳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也受到人们的注意。

    进入20世纪90年代，洛阳都城研究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以往研究着力的都城形制和规划布局研究继续受到重视，并逐步深入；二是河洛文化概念的提出及其研究的进展。当然，从时段上学界对洛阳古都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但每个阶段的研究重点中，又不乏其他研究内容的介入，因此，下面就与本书有所相关的现有研究成果的介绍，我们仍按内容分类概述。

    1.文献与考古研究

    有关洛阳古都的著述，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早期文献《尚书》和《逸周书》部分篇章的记载。据信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周礼·考工记》中对王城布局的描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虽带有一种理想模式，但不能排除内中有对洛邑某些实际情况的反映。此后，历代有关洛阳古都的著述大体可分为历史文献研究和实地遗迹调查两类。除历代正史与地方志、笔记、游记等史籍著述中包含有大量关于洛阳古都的资料外，还出现了一批专事研究、著录洛阳古都的著作。著名的有西晋陆机《洛阳记》、杨佺期《洛阳图》、佚名《洛阳图经》、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唐代韦述《两京新记》、刘仁轨《行在洛阳记》、宋代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李格非《洛阳名园记》、邵雍《闻见录》、张齐贤《洛阳缙坤旧闻记》以及宋敏求撰、清代徐松辑《河南志》和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等。上述著作虽然有的原书已散佚，仅有部分佚文，散见于其他著作中，但仍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对上述著述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整理、研究和增订。特别是范祥雍、周祖谟对《洛阳伽蓝记》的校释和校注，高敏对《河南志》的校订和辑佚，李健超、阎文儒、阎万科、杨鸿年等对《唐两京城坊考》的大量增补和考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为深入研究古都洛阳提供了一个文献资料平台。

    在考古研究方面，自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考古学家对洛阳进行了长期的、大规模的考古勘探、发掘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虽然到目前为止这些成果还是有限的，这一工作仍然需要长期地进行下去，但已经使我们获得了有关洛阳古都的许多关键性数据和丰富多彩的实物资料。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周代成周与王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及北宋西京遗址等的发现和发掘，加上城址内外的出土遗物，使得了解古都洛阳城市空间及其社会的某些侧面成为可能，也为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建立了科学的基础。另外，武志远、郭建邦、王壮弘、马成名、赵万里、周绍良、赵超以及洛阳市文物考古一、二队等一批现代学者和单位，根据洛阳等地出土墓志所整理的有关资料，同样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生动而具体的史料。

    2.洛阳都城规划与布局研究

    基本上是围绕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周都成周与王城、汉魏洛阳城、隋唐东都城等五大都城遗址展开的，由于开展比较早，成果也相对较多。

    二里头遗址。1959年徐旭生在偃师二里头村调查“夏墟”，发现了二里头遗址。该遗址范围广大，发现有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的青铜铸造作坊和青铜礼器、最早的宫城和经过周密设计的围绕中轴线左右对称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二里头遗址的性质及其夏文化的内涵方面，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掘、研究，二里头遗址为夏代都城遗址，已获得学术界的普遍认可。赵芝荃、陈旭、方新庆等进一步提出二里头遗址即为夏都斟鄩。随着二里头遗址性质的基本解决，上世纪末以来，其形制与布局研究，逐渐引起注意。杨鸿勋《宫殿考古通论》第三章对二里头遗址第1、2号宫殿进行了详细的复原。张国硕《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综合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在考证夏商时代有何都城及各都城地望的基础上，就有关夏商时代的设都制度、离宫别馆制度、都城选址制度、军事防御制度、规划布局制度及其对周边和后世诸王朝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论述，颇有新意。这部“迄今研究夏商时代都城制度最全面、最系统、最为深入的学术专著”，虽不是专门研究二里头遗址的，但在具体论述过程中用相当的篇幅和段落涉及二里头遗址。

    新近的研究成果，是许宏等根据二里头遗址最近的考古发掘成果，对其聚落形态的研究，提出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由杜金鹏、许宏主编的《偃师二里头遗址研究》一书，收集二里头遗址发现以来所有的调查与发掘简报简讯，并精选有关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的论文40余篇，集中体现了目前有关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的最高、最新水平，也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便利。

    偃师商城。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偃师县城西部距二里头遗址仅6公里的尸乡沟一带发现了一座商城遗址。受考古材料的限制，对偃师商城的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主要集中在其年代、性质及其与郑州商城的关系诸问题上，对该商城的布局形制的研究显得较为薄弱。赵芝荃、徐殿魁《河南偃师商城西亳说》、蔡运章、郭引强《汤都西亳略论》、方酉生《论偃师商城为汤都西亳》、安金槐、杨育彬《偃师商城若干问题的再探讨》等根据考古发掘的文化遗物、墓葬、地层关系，同时依据文献有关汤都西亳的记载，认为偃师商城的位置与西亳的地望相合，应为商汤所都的西亳城。对此学术界在肯定偃师商城是早商都城的同时，也有一些不同意见，如桐宫说、陪都说。许顺谌近年又提出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同为早商的两京。对偃师商城形制布局研究比较早的是贺业矩《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他根据当时考古发掘材料，并结合历史文献，对偃师商城的规范布局进行了论述，并总结归纳了该都城规划的7个要点。王学荣《偃师商城布局的探索和思考》，根据新近考古发掘成果，对偃师商城的形制、规划布局、发展阶段及其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认为偃师商城布局建设的发展经历了建城阶段（小城阶段）、扩城阶段（繁盛阶段）及中兴时期三个大的阶段。其“择中立宫”即对称性布局的严格、规整程度，在商代前期还属特例。杜金鹏、王学荣、张良仁《试论偃师商城小城的几个问题》则论述了新发现的小城的形制、布局、年代、性质及其在都城制度史上的意义。这方面的论文还有王学荣《河南偃师商城第二号建筑群遗址研究》瑏瑠、赵芝荃《偃师商城建筑概论——1983至1999年建筑遗迹考古》、董琦《偃师商城发展阶段论》及《偃师商城布局剖析》、张立东《偃师商城布局刍议》、徐昭峰《从偃师商城始建时的布局设计看其性质》杜金鹏《偃师商城王宫池渠的发现及其源流》等。新近出版的杜金鹏、王学荣《偃师商城遗址研究》一书，收录了该遗址发掘20多年来全部发掘简报及40余篇有代表性的研究文章，较全面地反映了目前偃师商城遗址研究的现状，也为今后更深入地研究偃师商城建立了一个考古文献资料平台。

    周都洛邑。西周初年武王灭商之后即着手在洛阳兴建东都洛邑，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文献和金文均有记载。自汉代以来，传统的观点认为，周公营建的洛邑分为王城和成周两个城邑。1950年代汉河南县城的发现，王城的位置被确定为位于今洛阳市区的涧、洛两河交汇处的洛河北岸和涧水东岸一带。成周的位置则据《后汉书》的记载，被认定在汉魏故城遗址，也就是在今洛阳市东郊白马寺以东的偃师、孟津县境内。然而，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的大量资料，使一些学者对西周洛邑“王城”、“成周”两城说提出了怀疑。这主要是因为，根据文献记载找到的涧河东岸的王城遗址，只是东周王城而非西周城址。于是有学者提出了西周洛邑一城说，并推测城址可能就在瀍河两岸。李民、曲英杰、史为乐、杨朝明等也从不同的角度对传统的两城说提出了质疑，也认为周东都洛邑只有一座城，传统说洛邑有两座城是误传。但1984年考古学家在汉魏洛阳故城下发现的周代城墙，在今汉魏洛阳故城中部发现有始建年代不晚于西周中晚期的两周城址，且地望又与许多文献中记载周公所建的成周有关，因此推测它可能就是文献记载的西周初年营建的成周城。看来，西周时期的洛邑究竟是一城还是两城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洛邑作为与宗周并列的国都，在西周时期，兼具有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重要地位。杨宽《西周初期东都成周的营建及其作用》、陈公柔《西周金文中的新邑成周与王城》、杜勇《周初东都成周的营建》、王晖《周武王东都选址考辨》等分析了洛邑的营建原因、过程及其所起的重要作用。关于周都洛邑规划布局，先秦古籍《考工记》记载了西周的城邑制度，其中包含了对王城布局等的描述，现在一般认为，《考工记》的记载虽带有一种理想模式，但不能排除内中有对洛邑某些实际情况的反映。贺业矩《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评价，其资料非常完备，分析非常细致，堪称研究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力作。他还根据《逸周书·作雒》及《考工记·匠人》勾勒了西周王城的规划概貌，并探讨了它与王畿规划的结合问题。杨宽从都城制度角度，分析了洛邑的规划布局，认为，周公在洛阳建设东都成周，其布局开创了西面小城连接东面大郭的制度。曲英杰从营建东都、东迁洛邑、王城城址和都城建制诸方面论述了周都洛邑的相关问题。卢连成《论商代西周都城形态》则探讨了包括洛邑在内的商至西周时期都城形态的特点及其演变，研究的结论也颇有新意。东周时期，平王迁都洛邑。文献记载，从平王东迁洛阳以后，到景王，历12世，周敬王时曾迁都于成周，至周赧王又迁回于王城，近300年皆以王城为都。现已探明，洛阳市涧河以东的王城公园一带，是东周时期王城的所在地。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的石井宏明（日）《东周王朝研究》，从春秋时代人们的思维方式这一角度探讨了东周王朝的王都问题，其视角独特、新颖。

    汉魏洛阳城。历史上相继有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定都于此，四代王朝相沿使用同一城址，时间长达330余年，其间迭经建设，城市布局随之发生了不少的变化。自1954年以来，考古学家对该城址进行了多次调查与发掘，初步掌握了该城的平面布局状况，对其历史连续性也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王仲殊利用考古资料，对东汉洛阳城形制布局及其影响进行了综合研究，并绘制了复原图，是东汉洛阳考古的奠基之作。杨宽较早地研究了东汉洛阳城的性质，认为，东汉洛阳城的布局虽然与西汉长安城有明显的不同，但城的性质没有改变，依然属于内城性质。姜波依据东汉洛阳礼制建筑考古资料，指出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目前已知将左祖右社纳入都城规划设计的最早实例。张鸣华对东汉南宫的位置及其与北魏都城布局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曹胜高认为东汉洛阳城参考了《考工记》的营国思想，东汉间人将明堂、辟雍、灵台作为洛阳的标志性建筑即意味着东汉政治文化对礼乐教化的高度认同瑏瑠。

    潘民中考察了曹魏重建洛阳的三个阶段。许金星主编《汉魏洛阳故城研究》一书，收录了有关学者近50年来关于汉魏洛阳故城的考古调查、发掘简报、报告及有代表性的研究文章近百篇，集中体现了目前该领域研究的最高、最新水平。学者们普遍肯定了北魏迁洛后实行的汉化政策对城市规划建设产生的影响，并充分肯定北魏洛阳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历史地位。宿白以考古资料与文献相对比，就北魏洛阳城的城墙位置、城内宫廷、太仓、衙署等建筑及里坊分配与管理、工商业区安排、佛寺设置等问题作了详细探讨，认为，从北魏洛阳城郭城的设计，可以看出，北魏“汉化”并不是简单地恢复或模拟汉魏制度，而是加入了新因素后的一次发展。他还依据考古资料，绘制了北魏洛阳城复原图。俞伟超认为，汉魏洛阳城所示中轴线的萌芽和形成，是都城规划的一次转折性变化，表现出了从先秦城市向隋唐城市的转变，并影响后代达千年之久。赵启汉认为，北魏时期的洛阳，上承东汉魏晋，下启隋唐盛世。它不仅是北魏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且也发挥了继往开来的作用。段鹏琦通过对南北宫制兴衰、金镛城性质的演变、外郭城兴建等问题的研究，认为洛阳汉魏故城经历有三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最终在北魏实现了洛阳城市布局的一次历史性转变。孟凡人认为北魏洛阳城市布局的重要特点是将外郭城居民区与内城宫苑、主要衙署隔开。外郭城作为北魏的新建筑，形制上具有承上启下的特点，而影响外郭城形制和布局的主要因素，是北魏迁洛后，在利用改造魏晋故城规划新都市，主要从安置人口，控制居民，加强防御，活跃经济等方面加以考虑的结果。

    骆子昕认为北魏洛阳城外郭城并非是兼括洛水南北两岸，其形制基本上是个东西宽、南北窄的长方形，其范围在邙山以南，洛水以北大约30平方公里的地域之内。王铎、刘曙光也对洛阳外郭城及洛阳小城进行了研究。新近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孟凡人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角度，探讨了六世纪前今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和前苏联中亚地区古代城市与北魏洛阳城等的关系，认为其形制渊源不能排除外界的影响。钱国祥根据北魏宫城正门阊阖门遗址的发掘，对洛阳城由汉代南北宫到曹魏单一宫城形制的演进提出了新的看法，复原了东汉洛阳南北宫平面及魏晋洛阳城平面布局。金大珍（韩）以洛阳城市风貌这一独特的视角，分析了北魏洛阳城城市规模、特点及其对城市风貌的影响。

    隋唐东都城。20世纪50年代以来，隋唐东都城作为重点遗址，考古学者对之进行了长期的、大规模的勘查和发掘，发掘面积达十余万平方米，遗址数十处，结合历代丰富的文献资料，使我们对该城的平面布局、坊市形制、宫殿分布等均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隋唐时期洛阳城的研究往往与长安城的研究联系在一起。阎文儒较早地探讨了东都洛阳的形状及城垣建筑和城门形状，认为东都城把宫城、皇城设置在城中西北隅，并非是受到了外族的影响，而是由于自然地理北高南低的形势和政治上防守便利的需要所致，从而导致了洛阳城的不对称。宿白则认为这种布局是特意设计的，是为了下京城长安一等的作法。洛阳城的设计规划“既影响了当时国内新建和改建的地方城市，也影响了一些地方政权甚至邻近国家的都城建设”。董鉴泓认为，建成的洛阳城，对最初的规划者来说，只是个半成品，它本来应该和大兴城一样也是东西对称或基本对称，但因汉河南县城和洛河河床的存在，对称布局才未完成。贺业矩则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探讨了隋唐洛阳城总体规划和分区规划中的若干问题，认为洛阳城的布局已经是东西对称了。杨宽分析了洛阳城的“城”“郭”布局和重大变化过程、原因及其与礼制的关系。王仲殊《中国古代都城概说》、马得志《唐代长安与洛阳》和徐苹芳《唐代两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瑏瑠综合了历年考古发掘的成果，结合文献资料，对古代长安、洛阳的城市形制、布局等作了全面的概括。曹尔琴也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洛阳从汉魏到隋唐的历史城市变迁进行了综合研究。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在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考古发现及实地考察研究了长安、洛阳两京城坊、宫阙建置等问题，纠正了前人许多不确切甚至是错误的看法。杨鸿年《隋唐两京考》从“城”、“市”、“街”、“坊”、“官府”等五个方面38个问题，对长安、洛阳进行了较广泛深入的研究。其《隋唐宫廷建筑考》则对隋唐宫廷建筑作了详尽的考察。阎文儒等《两京城坊考补》也利用考古新资料和墓志对东都城内的宫殿、城门、楼、亭等作了考订。

    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讨论了这一时期礼制建筑的建筑结构、分布状况、分布规律、祭祀对象等。傅熹年从建筑学的角度探讨了隋唐洛阳城的规划手法，提出坊与宫城和皇城之间存在某种模数关系，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而洛阳城就规划中模数运用而言，明显比大兴（长安）成熟。随后，他又对这种规划手法的象征意义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认为来源于皇权至上，象征皇权统率一切，化生一切。王维坤等分析归纳了隋唐洛阳城的设计思想五点主要体现。杨焕新《试谈唐东都洛阳宫的几座主要殿址》、霍宏伟《隋唐东都应天门建筑略论》瑏瑠、王岩《关于唐东都武则天明堂遗址的几个问题》、姜波《唐东都上阳宫考》、严辉《隋唐东都西苑遗址的初步探索》、杨旭辉《唐东都宫城正门考》则对东都洛阳内部的一些职能建筑进行了考察。程存洁《唐代城市研究初篇》的上篇，就唐东都洛阳城市的历史变迁、人口变迁、城市建制、坊里问题等作了较系统的考察，提出了不少有新意的观点。

    宋代以洛阳为西京，金代又以洛阳为中京。近年来，在发掘隋唐洛阳城时，又发现宋代西京西城墙、宫城西墙、宫殿建筑及衙署庭园遗址，显示宋代洛阳城仍多有兴作，维持相当程度的繁荣。杨焕新《略论北宋西京洛阳宫的几座殿址》分析了太极门、太极殿、天兴殿、殿阁、东西长廊等夯土基址，认为宋代宫城中轴线上殿宇的位置与隋唐时期各殿的旧址已不尽相同，其正殿的起始位置，已由原来隋唐时位于洛阳城南北线的前三分之一处，改为二分之一处，这种加大正殿狭长空间序列的作法，对后代的都城建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金代中京洛阳城研究成果很少。

    李永强《金中京城东垣及相关问题浅析》根据金中京城东垣的考古发现，结合文献记载，勾勒了该城的基本轮廓。

    3.洛阳都城经济与市场研究关于洛阳都城经济与市场，上世纪50年代，阎文儒《隋唐东都城的建筑及其形势》曾对东都洛阳的城市经济状况及其特点作了很好的分析，但很长一段时间，这方面的研究还很薄弱，专题性研究缺乏。某些经济专史和通史体例论著涉及了洛阳都城经济与市场的状况，代表性的著作有：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和《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自七八十年代开始，相关专题研究逐渐增多。张玉石通过东周时期洛阳金属铸币的流通情况，分析了东周王朝危而不亡的原因，认为是洛阳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东周王室特殊的社会地位，促进了洛阳以金属铸币广泛流通为标志的商业经济的繁荣，造就了古代洛阳自由贸易港的商业贸易中心地位，从而使之成为打破诸侯割据的封闭状态，各国商贸往来、互通有无的政治中立区，多次避免了覆灭的命运。

    王珍《东汉首都洛阳工商业的畸形发展》认为奢侈的生活方式和奢侈性产品的大规模生产，是东汉洛阳城衰亡的一个原因。她在《略论北魏首都洛阳的工商业》中认为北魏迁洛后，洛阳重新成为北方的商业和贸易中心，市场极为繁荣。但随着统治阶级对奢侈品的追求，其商业呈畸形发展之势。张振玉则认为由于受地理条件、时代原因以及本身所负担特殊历史任务的影响，洛阳城市经济形成自身的特点。工商业的发展始终摆脱不了封建制度的控制，从而导致资本主义因素的难产和难以成长。马厚生分析了《洛阳伽蓝记·法云寺》中的一个片断《洛阳大市》，认为它是描写当时洛阳的商业区之一洛阳大市全貌的一幅生动画卷，完整地再现了我国古代城市商业区的布局。隋唐时期洛阳都城经济与市场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阎文儒认为，隋唐洛阳城市的商品货币关系很发达，表明东都洛阳处于商品货币城市的状态。宿白认为唐东都是工商业繁荣的城市。徐苹芳《唐代两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也是一部研究唐东都经济的力作。陈有忠《隋唐时期的洛阳商业》按照商业贸易的情况，将隋唐时期的洛阳商业划分为两个时期：唐前期（606-755）是洛阳商业繁荣期，后期（755-907年）是洛阳商业衰落期。吴涛《盛唐时期的东都洛阳》和《唐“安史之乱”至五代时期的洛阳》两文，对这一时期洛阳都城经济与市场作了概略介绍，认为安史之乱时洛阳经济正走向衰落，但因洛阳的都城地位，因而仍保持着大商业都市的地位。贾广兴《龙门石窟群中的商业石窟》一文认为唐贞观初至武周时期洛阳商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商业组织“行”。宋金时期的论述相对较少。主要有吴涛《北宋时期的洛阳》瑏瑠、程民生《宋代洛阳的特点与魅力》、周宝珠《北宋时期的西京洛阳》等。含嘉仓是供应东都粮食的主要粮仓。邹逸麟《从含嘉仓的发掘谈隋唐时期的漕运和粮仓》认为唐代的洛阳是一个重要的粮食集中地，集中了河北、河南两道和整个长江、珠江流域的租米。滄清《含嘉仓铭砖初探》根据出土铭砖内容揭示了含嘉仓的管理制度和漕运方式。张弓《唐朝仓廪制度初探》则分析了含嘉仓的职能、管理体制和管理规格，并对含嘉仓的营造及仓窑结构作了分析。余扶危、贺官保《隋唐东都含嘉仓》分节概述了隋唐时期含嘉仓的粮窖、粮源与漕运、兴建与废弃。近年来对古代洛阳市场的系统研究可以薛瑞泽所著《汉唐间河洛地区经济研究》为代表。他在该书第五章《城市与商品流通》中，对汉唐间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的商业及商业市场做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与考证，认为洛阳市场的变迁经历了五个历史发展阶段，即西周的发轫期、东周至西汉的发展期、东汉的兴盛期、魏晋南北朝的徘徊期、隋唐的鼎盛期。因历史发展的曲折性，迭毁迭建成为洛阳市场变迁的鲜明特点，并认为洛阳市场的变化折射出中国商业发展的盛衰起伏。

    4.洛阳都城里坊研究

    里坊制度是中国古代城市中最重要的基层行政组织制度，历来受到学者的关注。

    周长山《汉代城市研究》掇拾史料，分析了里的渊源与历史展开及汉代里的形态，考察了里在汉代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诸方面所起的作用。内中也涉及到东汉洛阳里的情况。杨宽认为，北魏洛阳城在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史上第一次有计划地把居民的“里”整个建成，做出了整齐的布局，规定了统一的规格。徐金星认为汉魏洛阳故城开创了我国古代城市最大规模的先例，将内城南郊、外郭城大规模地辟为规整的里坊区，是北魏洛阳城的创举。赵福如认为洛阳的里坊排列不甚规整，分布也不均衡。坊墙的出现，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陈长安《邙山北魏墓志中的洛阳地名及其相关问题》通过对北魏墓志的整理，列举出北魏13个乡和50个里，为研究北魏洛阳的行政区划提供了资料。张剑《关于北魏洛阳城里坊的几个问题》着重探讨了北魏洛阳里坊的辖县及坊里与乡里、里坊居民等相关问题，并对北魏洛阳城里坊数目等问题进行考证。张金龙分析了以选取反映儒家文化所倡导道德准则的褒义词作为里坊命名的基本原则。洛阳现存的乡、里名称，反映了其地方基层行政组织承袭晋制而向隋唐变迁的趋势瑏瑠。其《北魏迁都后官贵之家在洛阳的居住里坊考》分析了北魏后期洛阳城的居住特点，认为官位相从和聚族而居、等级差别、四民异居是主要方面。任重等则从城市管理的角度，分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里坊制度，其中洛阳也是其论述的重要内容。陈长安《隋代洛阳政区改革与墓志中洛阳乡里初探》列出了隋代洛阳的部分里坊，并对隋河南县、洛阳县、河阴县的乡、里、村作了排列，划定出其相当于今的大致位置。陈久恒《唐东都洛阳城里坊之考证——从唐代墓志看东都坊里名称及数目》从1415方唐代墓志中择出东都坊名的562方来检验唐坊名称和数目，发现“建春”、“遵教”、“徽安”三坊应为东都里坊，并得出唐坊总数为113坊3市，与《唐两京城坊考》所记总数相同。赵超《唐代洛阳城坊补考》亦根据洛阳出土墓志，列补不见于文献的8个坊名，指出“里顺”、“万岁”、“行修”应是东都里坊，并分析了唐代洛阳坊里的关系，还通过墓志找出了城内河南、洛阳两县的界线。辛德勇《隋唐两京城丛考》一书下篇《东都》对洛阳某些里坊作了订正，对东都坊数、河南洛阳两县界分等问题作了考订。张枕石《唐两京坊宅补遗》、刘汉忠《〈唐两京坊宅补遗>再补》（一）（二）、张剑《唐代东都里坊的几个问题》、程存洁《东都里坊补正》等也分别依据有关出土墓志考察、补正了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一书的部分内容。李健超除有《〈千唐志斋藏石〉校补唐两京城坊》瑏瑠、《隋唐东都图·记与清〈东都外廓城图〉坊名正误》和《洛阳西安出土隋唐墓志与隋唐两京坊（里）的研究》等论文问世外，其《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利用100多年里出土的数以千计的隋唐墓志和文献中遗漏的资料，据元《河南志》与《唐两京城坊考》的体例和顺序对东都里坊进行了广泛、系统的增补、考订。其中，洛阳部分占了相当数量。这方面的论著还有阎文儒、阎万钧《唐两京城坊考》、杨鸿年《隋唐两京城坊谱》等。洛阳都城人口方面的专题论述尽管不多，但颇为引人注目。葛剑雄《宋以前的洛阳和移民》和《人口视野中的秦汉洛阳》分析了从西周至五代期间洛阳的兴衰与移民的关系，认为，洛阳的建都史，就是一部移民史。张剑《从建国以来出土的青铜器看西周时期的洛阳居民》考察了西周时期的洛阳居民状况。米学斋则对历史时期洛阳人口的发展变化作了宏观描述。

    5.洛阳都城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

    洛阳号称“天下之中”，洛阳都城的发展与生态环境之关系，是近年来学者研究的热门话题。李润田《自然条件对洛阳城市历史发展的影响》、黄一柱《河洛地区历史经济地理简论》、赵启汉《得天独厚帝王州——略说古代洛阳作为国都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陈昌远《先秦河洛历史地理及河洛文化历史地位》、刘家和《说洛阳为“天下之中”》等分析了洛阳地理环境特征，认为，洛阳之所以长期为都，就其自然环境来说，主要是其地理位置适中、地理形势险要、河流纵横、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等优越条件所致。洛阳在宋代以后的衰落，除了政治、经济条件决定外，同样可以从自然条件中寻找到原因。许天申《洛阳盆地古河道变迁初步研究》考察了古代洛阳伊洛河水系的变迁。钮仲勋等《伊洛河水利开发的历史研究》探讨了这一地区水利开发的历史过程，认为，伊洛河水利开发的历史趋势与这一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基本是一致的。水利开发中以漕运最有影响，开发地区主要在伊洛河水中下游的河谷地带，尤其是洛阳附近，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受社会经济，尤其是洛阳城市发展的影响瑏瑠。王星光分析了生态环境与夏王朝兴起的关系。李建党通过对偃师商城等地的生态复原，考察了生态环境对商代都城的分布、形制和布局产生的影响。段鹏琦《汉魏洛阳与自然河流的开发和利用》认为汉魏洛阳对涧谷、洛等河流的开发、利用，不但提供了城市用水的水源和良好的漕运航道，也加强了城市的防卫。孔祥勇、骆子昕、刘曙光等考察了汉魏洛阳对城区水系的开发利用及对洛阳城市建设的影响。谢虎军《隋唐时期东都洛阳自然环境之考察》通过对这一时期洛阳自然环境的复原，考察了当时自然环境变化对这一城市发展、兴衰的外在影响。勾利军《唐代长安、洛阳作为都城和陪都的气候原因》从气候因子的影响上分析了长安和洛阳分别成为首都和陪都的原因。方孝廉《隋开通济渠与洛河改道》具体考察和研究了唐代洛阳皇城前东流的洛河与隋代开凿的通济渠的关系。繁荣昌盛千余年的洛阳古都，为何在唐宋之际竟逐渐衰落下去？王军等考察了洛阳古都生态环境的变化情况，认为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与古都的衰落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古代洛阳都城曾四次迁移城址，史为乐《简论洛阳古代都城遗址的变迁》、段鹏琦《洛阳古代都城城址迁移现象试析》、赵天改《洛阳古都的城址转移及原因探索》瑏瑠对城址的迁移趋势及其原因作了较周详的探讨，认为自然地理环境是导致古代洛阳都城城址逐渐向西迁移的重要原因。城址转移体现了城市建设方面对地理条件的利用能力。洛阳古都城址愈转移，地理条件愈优越。城市园林是人们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王铎有多篇论文对古都时期的洛阳园林进行考证并分析了其各自的建筑风格。这方面的论文还有：张士恒《西晋石崇金谷园遗址考异》、李献奇《西晋石崇金谷园地望考》、康为民《北魏洛阳园林的特色与作用》、薛瑞泽《读〈洛阳伽蓝记〉论北魏洛阳的寺院园林》等。

    6.洛阳都城交通及中外交流研究

    洛阳在古代长期为都，交通发达，对外联系和交往十分密切。王子今《周秦时期河洛地区的交通形势》和《汉代洛阳的交通建设》考察了西周至秦代洛阳交通格局及其变化。胡德经《洛阳—长安两京古道考察》和《两京古道考辨》对古道进行了实地考察和文献考辨，对其形成、发展、变迁都作了详细研究。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收录了多篇有关洛阳交通的文章：《唐代两京驿站考》、《西安洛阳间陆路交通的历史发展》、《唐代洛阳至襄阳驿路考》、《唐代洛阳至魏州幽州驿路考》等，对交通路线的复原非常明晰具体。周得京《洛阳古代航运述略》考察了古代洛阳的水上交通状况。此外还有薛瑞泽《北魏洛阳的内河航运》、《先秦至北朝河洛地区的漕运与仓储》、陈有忠《唐五代洛阳开封间的交通路线》瑏瑠、孙修身《五代时期甘州回纥和中原王朝的交通》等。

    洛阳与丝绸之路的关系是近年的热门学术话题。米学斋、薛瑞泽《丝绸之路东端起点洛阳研究综述》对有关研究情况进行了回顾。洛阳地方志办公室《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收集了韩国磐、李学勤、朱绍侯等的30余篇论文，多角度、多侧面、全方位地探讨了古都洛阳在丝绸之路形成和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洛阳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和中心，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强烈反响。此外，李健超《汉唐时期长安洛阳的西域人》、朱和平《试论东汉时期洛阳与周边民族和国外的经济交往》、王根泉《魏晋南北朝时期洛阳的对外交往》、卢兆荫《唐代洛阳与西域昭武诸国》、张乃翥《论洛阳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若干考古学资料》等也对这一问题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和论述。

    7.洛阳都城文化研究

    洛阳都城文化内容丰富，繁荣发达。20世纪90年代以前，在对洛阳都城的研究中已经有学者间或涉及。20世纪90年代初，洛阳一些学者提出了“河洛文化”的概念，国内外许多学者参与了讨论，对河洛文化的研究逐渐升温，召开了若干次研讨会，也出版了若干文集和专著，如《河洛文化论丛》第一、二辑和《河洛文明论文集》等。学者从不同学科领域对河洛文化的空间与时间概念、定义、性质与地位等问题进行研究，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洛阳都城文化是河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学勤《河洛的历史地位与河洛文化的性质》认为，河洛文化的性质，是和河洛地区在历史上的地位分不开的，河洛居天下之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河洛文化性质具有传统性、开放性、综合性、先导性这四个特点。许顺湛认为“河洛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它不仅具有地域性，而且具有王都文化的风范，历代王都文化都包含在河洛文化之中，这是其他地区所望尘莫及的。”“河洛文化除了民间风俗文化外，可以说是几千年来的‘帝都文化’，是一种带有统治性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奠基石。”徐金星认为，河洛文化“是中央文化、国家文化、国都文化、传统文化，长期占据着主导和统率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和核心，它构成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韩忠厚认为洛阳“在全国六大古都中，是建都最早、建都时间最长、建都朝代最多的城市。河洛地区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漫长时期里，一直是我国古代文明的核心，是黄河摇篮的心脏，中原文化的象征。”分朝代探索洛阳古都文化的专论文章，相对不多。宿白、徐苹芳、程民生、周宝珠等对唐宋洛阳都城文化的论述前面已有介绍。史龙身《洛阳文化地理特征论纲》细究了一个地区文化发展诸特征。此外，孙家洲《论河洛古俗对东周秦汉社会风貌的影响》考察了河洛文化在洛阳都城的总体反映及其对秦汉社会的影响。吴少珉分析了北魏迁洛阳后以京师洛阳为中心的河洛文化，认为其吸收、融合了鲜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吸收了宗教及其他外来文化的精华，形成以儒学为基础的多元文化。金大珍（韩）也认为北魏的洛阳时代，是魏晋南北朝最为兴盛的时代，并认为北魏洛阳城市风貌的独特地位体现为三个交汇点，即民族融合的交汇点、南北文化的交汇点和中外交流的交汇点。栾贵川从都城建制及儒学、佛学方面分析了3—6世纪邺城与洛阳的文化关系，认为二者的文化关系极为密切，并这一特殊的现象只能在魏晋南北朝这一特殊时期产生。郭绍林《唐五代洛阳的科举活动与河洛文化的地位》特别强调洛阳和河洛文化对科举制的影响。苏小华论述了洛阳职官制度的特殊性在洛阳地区形成了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条件，认为这是唐代洛阳文化繁荣的部分原因。吴建华等考察了唐代洛阳长安两京女性的流行服式及其演变的内外部条件。马华民论述了北宋时期洛阳都城文化表现及其特点。

    分文化要素论述洛阳古都文化的文章较多，内容涉及洛阳都城教育、宗教、文学艺术、民风民俗等。如李馥明、边家珍瑏瑠、郭灿江之于古都洛阳教育的研究，葛红、董延寿、黄新波、许金星、陈瑞之于古都洛阳宗教的研究，赵建梅之于洛阳唐中期诗坛的研究等。

    龙门石窟是中国三大石窟之一。张乃翥《龙门石窟学术研究九十年》回顾了上世纪初至九十年代的有关研究情况。近二十年来，龙门石窟研究的著作主要有：

    《龙门石窟研究论文集》、温玉成《中国石窟与文化艺术》、李文生《龙门石窟与洛阳历史文化》、阎文儒、常青《龙门石窟研究》等。其中，《龙门石窟研究论文集》收录建国以来国内学者研究龙门的学术论文24篇，从不同学科对龙门文物的文化价值进行了各有侧重的研究，代表了近半个世纪龙门石窟学术研究的水平。

    8.洛阳都城的总体考察

    对洛阳都城的综合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主要体现在对我国古代都城总论性研究著作中，如前面提到的王仲殊、叶骁军、杨宽、贺业矩、张国硕、曹尔琴等的论著。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出版的几部著作填补了洛阳古都整体研究的空白。其中，苏健《洛阳古都史》把丰富的历史文献与大量的考古资料相结合，以14章的篇幅比较全面、系统反映了洛阳古都的历史面貌。李振刚、郑贞富《洛阳通史》一书，时间跨度上限起于远古，下限到2000年12月，以简要的文字记述了5000年漫长的洛阳发展史，是第一部洛阳城市通史。这些研究洛阳古都史专著的相继问世，无疑都是对洛阳古都研究的重要贡献，同时也都从某个方面拓宽了洛阳古都研究的领域。

    还要指出的是，上个世纪，台湾学者如马先醒及国外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如平冈武夫瑏瑠、服部克彦、森鹿三、妹尾达彦、伊藤道治，韩国学者朴汉济等也对洛阳都城空间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显示了深厚的学术功底，并取得了重要的、颇有新意的研究成果，从而丰富了洛阳古都研究内容。

    对洛阳古都的研究，是众多学者长期致力的研究课题，内中不乏大家名作。限于篇幅，以上回顾，很可能挂一漏万。但从中可以看出，洛阳古都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为以后进一步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创造了条件。但是，在过去的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只有消弭这些不足，并根据古都研究的学术发展趋势，思考未来洛阳古都研究的前进方向，古代洛阳都城研究的水平才有可能在现有层次上有大的提高和发展。

    第一，加强对洛阳都城的综合性、贯通式研究。从目前研究现状来说，对洛阳古都及其某一时段、某一方面的研究都做了一定的工作，但综合性、系统性的宏观分析研究相对较弱。历史研究的真谛，在于揭示历史演进脉络与发展特征，探索出有关演变的各种规律，对于都城发展的历史来讲，综合系统的宏观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我国古代都城除了数目繁多这一特点外，一些不同的王朝先后都在同一地点建都也是其中突出的一个特点。在易代后，原来的古都再次作为新的都城，其中必然有一个由旧质态进到新质态，由量变进到质变的过程。以洛阳汉魏故城为例，只有了解此前的发展基础，才能把握汉魏时期都城特点。只有了解此后的演进状况，才能把握其发展趋势，明了其历史地位及作用。对某一古都整个都城时代的综合、系统、宏观的研究，正是构建中国古都学和历史城市地理学的重要环节。按照史念海先生的说法，中国古都学“固然需要研究古都的演变，了解其中的来龙去脉，更重要的还是探索出有关演变的各种规律”。

    第二，深化古代洛阳都城空间研究，加强都城空间过程与社会过程的研究。以往的研究讨论城市平面布局的较多，对都城内部空间结构涉及较少；都城空间形态复原性研究较多，高层次综合性的分析研究相对较少；对物质空间结构形态研究较多，从位置分布与演化的角度分析都城的空间结构特征，以及这种空间结构所蕴含的特定社会关系的较少，将洛阳五大都城视为一个都城整体空间进行综合研究还是空白。这种研究的最大缺陷就在于“将空间看成独立的、纯粹的、客观的研究对象，忽视了城市空间过程与城市社会过程之间的联系。”都城空间既是一种“地理空间”，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空间”，二者存在着密不可分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都城空间形态综合分析，体现了历史城市地理学和古都学研究的一种新方向，所以，在分析古代都城空间发展特点时，应该把都城空间结构的变化过程放在古代社会特有的生产方式下加以考虑，把都城的发展与古代社会过程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发现古代都城空间发展的变化规律。

    第三，拓宽洛阳都城发展与生态环境变迁的研究，推进都城空间与生态环境的互动研究。近年来，虽然开始比较关注都城生态环境的成份，但选题过于集中，有的空白则无人问津。目前，学术界对古代城市生态环境的研究，除了继续关注传统的气候、水文、地形与土壤、生物资源等因素外，已将城市空间规划与建设、城市公共环境等纳入研究的视野，使对历史时期生态环境的研究进入到社会领域，视域从环境变迁发展到环境史学，这既是对历史时期生态环境内涵在认识上的深入，也昭示了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推进。生态环境从来不是孤悬于社会环境之外的，它与城市空间演变之间存在着极其密切的互动关系，因而，生态环境所涵盖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其研究的范围自然也是非常广泛的。同时，古都发展与地理环境变迁关系问题是探讨古都得以被选建及建成、发展的基础性问题。今后还应将二者结合起来，深入探讨其辩证关系与互动规律。

    第四，进一步加强洛阳古都文化研究。朱士光在总结20世纪以来的古都研究时，曾将其概括为微观复原、宏观综合以及文化等三个层面，并认为古都文化研究是在前两个层面基础上的深入，也是今后中国古都学与中国文化研究的重点。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他提出了“城市结构、形态探析与历史文化内涵开掘相结合的论述法。”认为“这是对古都与古城镇研究内容的升华。”因为“古都与古城镇之结构、形态，虽是其外部表象，但均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一座古都往往凝聚着一个王朝，甚至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一座古城镇，也往往凝聚着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历史文化。这些历史文化内涵，虽也包孕在古都与古城镇所在区域的文化氛围中，但也实实在在地体现在古都与古城镇的结构、形态上，而且成为支撑古都、古城镇历经沧桑变化得以存在发展的精、气、神，所以我们应该通过对古都与古城镇结构、形态的精细探析，深入开掘其历史文化内涵，才能使我们对古都、古城镇的研究得到升华，不致停留在就事论事的浅层次上。”这段话正可成为我们进行的洛阳都城空间及其演变研究的原因和意义的科学诠释。洛阳古都文化是河洛文化的核心或重要组成部分。都城空间主要是以物质空间的形式出现，但它同时也涵盖着丰富的河洛文化的解读密码。对它的研究，有助于人们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解读河洛文化与中国文化，进一步推进河洛文化与中国文化研究的深入。

    第三节 概念界定

    在开始研究工作以前，有必要对关键概念进行界定，以明确其在本文中的内涵，使研究工作建立在概念清楚的基础上。

    一、城市与都城要研究古代洛阳都城空间结构，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城市，因为都城是城市的一种类型。

    从严格意义上说，城市“仅指有特许状或指定法所划定的城市区域。”例如我国的规定是“城市，是指国家行政区域划分设立的直辖市、市、镇以及未设镇的县城。”城市的设立也有一定的标准，如人口数量、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比例、行政级别等等。我国现行划分城市的标准是常住人口在10万人以上，其中非农业人口占80%。

    但人们通常所说的城市，则是泛指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它通常是周围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是与农村截然不同的人类生存空间。其与农村最本质的区别特征就在于：经济、社会、文化活动的高度集中性和人口的高度异质性。城市是集中体现各种人类活动特点的地域综合体，是人类文化财富的集中表现地，是一个包罗万象、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实体。许学强在《城市地理学》一书中对城市的定义是：“城市是有一定人口规模，并以非农村人口为主的居民集居地，是聚落（settlement）的一种特殊形态。”英国《人文地理学词典》定义为：“城市区域就是指超过某一人口规模和密度，在劳动地域分工中包含特定经济功能，具有自己独立生活方式的区域。”上述定义既指出了城市的本质是人类的集聚地，又强调了城市的区域性，包含了“空间”与“区域”的内涵。从城市地理学角度看，城市是一个人口集中、非农业各类产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通常是周围地区的政治、经济、交通与文化中心。因此，城市具有以下基本特征：第一，城市的本质是人类的集聚地，集中了一定数量的人口；第二，城市在经济功能上以非农业活动为主；第三，城市的区域性，内中包含着“空间”与“区域”的内涵；第四，城市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

    一座城市所包括的范围，即通常所说的城市建成区，反映了一座城市地域系统的空间尺度，超出其范围，就进入了乡村地域系统。城市范围是同城市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联系的。一般说来，在古代中国，城市对区域的辐射能力有限，城墙之外就是乡村。所以，城市空间的范围，实际上仅仅局限在城墙范围之内。但这并不是绝对的，尤其是对代表了古代中国城市发展最高水平的都城而言，随着城市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都城建成区的向外扩展与都城内部空间布局的形成与重组是同时发生的城市空间变化的现象。建成区向外扩展的主要表征，是与都城礼制建筑有密切关系的墓葬、宗教建筑尤其是禁苑等皇家园林区在都城周围的建设。古代都城空间变化的内部形成与重组和外向扩展是相互关联，互为因果的。没有都城建成区向外扩展，外迁的墓葬、宗教建筑等便无从去处，都城内部空间的结构重组则无法实现。没有内部重组造成的推力，都城建成区外向扩展就失去了动力而无法产生。

    古代都城空间变化的内部形成与重组和外向扩展构成了中国古代都城空间变化的基本内容。迄今为止，对中国古代都城空间变化的研究，基本上是对都城内部的空间布局，也就是城墙圈内的分析，而对都城建成区外向扩展研究近几年虽已引起重视，但具体的研究成果还比较罕见。如何全面地研究都城空间变化，仍是一个尚待加强的领域。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关古代都城空间的范围，就不是一个固定的或统一的范畴，而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这种动态变化更能反映古代都城空间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城市首先是国家权力的所在地。城市的等级往往是由当时权力机关的等级所决定的，根据权力机关等级的不同，城市可分为都城和地方性城市。

    都城是人类社会踏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是人类社会物质生产水平获得较大提高后的产物。据考古发现和史乘记载，史前阶段的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时代，大约相当于五帝时期，在我国的黄河与长江流域，已经出现了“早期城市”，亦称之为“雏形城市”或“原始城市”。四周大多围有城垣，是一种守护居民的防御设施。

    《说文》：“城以盛民也。从土成，成亦声。”段注：“言盛者，如黍稷之器中也。”

    《释名》：“城，盛也，盛受国都也。”《世本》引《吴越春秋》说：“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墨子·七患》：“城，所以守也。”这些记载表明，城起初的作用，主要是一种防御设施，人们居住在城内，犹如黍稷放在器中一样，这是一种十分生动而形象的比喻。但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城的内含也不断在丰富。尤其随着国家的出现，国君所居住的城便具有了一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的性质，这样的城已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城，而变成为都。“都就是头，而头在人来说是人的神经中枢，巍然高耸，气象峥嵘；发纵指使，都在于头”。都城与一般城邑根本区别在于其政治上的特殊地位。《释名》：“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都，又称京师。《春秋公羊传》桓公九年：“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由此可见，都城是一个政治概念。

    上述讨论引出两个相关的意思，一是从起源上看，都城与城市同宗同源，性质上二者都具有很强的集中性，都是权力和经济文化的中心。二是都城虽属城市，但又与一般城市不同，它是城市的“头”，是城市的最高形态。在都城一词中，强调的是它的政治性，是一个具有丰富象征意义的国家政权中枢。而在城市一词中，它还强调了商品集散地的功能。都与城市的结合，才构成了“都城”这个具有双重含义的复合名词。其内涵，如同有的学者所形象比喻的那样：“如同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带有国徽的一面，象征着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特殊意义；另一面则反映其作为城市与社区的普遍意义”。由此可见，都城的概念是由其基本功能决定的：第一，它是最高统治者及其统治机关统治国家、发号施令的地方，各项行政制度运作的舞台；第二，它是国家的政治中心，王朝政治的中枢，政治职能辐射全国。在古代一般也是军事、经济、文化和宗教之中心。本文所言都城，其含义即指此而言。

    此外，按都城所处地位，都城又有首都（国都、主都）和陪都之分。陪都也称别都、辅都，它是一国在同一时期在首都之外设置的都城，对首都起补充或拱卫作用。中国古代许多王朝都实行过陪都制，有的甚至多达五京、六京，尤其是那些少数族政权。根据陪都的作用与功能和某些陪都设置的原因，陪都有多种类型。有的是实质性的，如唐代东都洛阳、明代南京等。也有象征性的，这些陪都往往是王朝原先发迹的旧都，如秦代的雍城、北魏的平城、清代的盛京等，或是帝王故地，如魏之谯、东汉南阳等，还有的是因临时巡幸或避难的场所的缘故，如唐代成都，因曾是玄宗避难之地而立为南京。一些陪都虚滥名号，未有实际作用。如东晋南朝时期以建康为国都，同时往往仍称洛阳为中京，然而因东晋、南朝时洛阳已在东晋与南朝版图之外，以洛阳为中京仅是起到一种心理作用，或者仅预示着一种趋势，并无实质性意义，当然不是研究的主要对象。但有些陪都作用甚大。如明朝迁都北京后称南京为留都，设五府六部，仅比北京少一个内阁。军事方面，设有五军都督府。

    南京位处全国最富庶地区的中心位置，成为南方财富物资集运的中心，实际上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从作为陪都的历史来看，以洛阳最长。洛阳之为陪都，始于商初，终于金代，其间除了作为首都之外，几乎都是陪都的历史，其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影响最著，尤其在唐宋时期，达于顶峰。陪都是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研究的都城也包括陪都在内。

    二、空间与城市空间

    对空间的概念，在不同时代、不同的人文地理环境中，不同领域和不同立场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很难找到一致的空间概念。如早在2000多年前老子就对空间做了哲理性的描述：“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提出了空间“有”与“无”的相互依存关系。但这仅是对三维逻辑空间的描述，而没有涉及空间主角——人的活动。在现实的城市空间中，空间不仅仅是一个物质空间，同时还是一个社会空间，即人与人之间关系得以体现与展开的空间。正如美国地理学家M·杨曼在《空间的概念》一书中所言，空间就是物质对象的一种秩序，空虚的空间没有意义。法国地理学家B·卡鲁妮埃更为具体地指出，空间同时含有具体的现象和抽象的过程两个方面。也就是说，空间是四维的，即互成直角的三个方向和时间。“区域性”与“过程性”是地理空间最主要的本质内涵。从地理学角度看，空间具有以下基本特征：第一，空间具有物质性。空间是包括城市在内的所有客观事物存在的基本形式，由长度、宽度、高度表现出来，是物质存在的广延性和伸张性的变现。第二，空间具有位置性。

    空间是占据一定地理位置的实物空间，意味着特定点的地理位置，通常被用作描绘人类某种活动在“何地”进行。第三，空间本身是一种资源，并具有“稀缺性”。

    这必然带来不同社会群体的对空间的竞争，而竞争的结果必然产生城市空间的变化。

    所以，空间本身就意味着矛盾的运动与转化的过程。第四，空间具有不同的类型。

    由于所组成的物质或社会要素的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地理空间形式，如“自然空间”、“城市空间”、“社会空间”、“政治空间”、“市场空间”、“居住空间”等等。

    城市空间是地理空间的一种，是广义空间的一种具体形式，与城市活动及其内涵密切相关。由于城市是人类有意识的聚居组织形式，具有地理属性，是特定的时空座落，又是一种社会区域、经济区域和人文区域，因而城市是一种复杂而典型的空间现象。城市空间是城市社会、经济、文化、历史以及各种活动的载体，是城市发展程度、阶段与过程的空间反映。形式上它表现为城市所占有的空间地域，内涵上则表现为城市地域范围内，一切城市要素（物质的和非物质的）的分布及其相互作用，并随时间动态发展的系统。显然城市空间的特性有四个：物质属性；社会属性；生态属性；认知与感知属性。人类创造了城市这种空间形式，作为社会行为主体的外部环境条件，使社会行为成为可能，也使社会行为受到限制。城市空间既是城市活动塑造和改造的结果，同时它也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城市生活，因为人的需求总是从既有的空间状况出发并由此蕴育新的创造。此外，从空间解析的角度看，城市整体存在着城市内部空间（城市建成区）与城市外部空间（城市腹地及周边环境）之分，尤其是在涉及城市功能作用及生态机制时，它对于说明城市城址选择的区域空间权衡、区位条件以及自然地理环境对城市空间的影响等是十分重要的。

    都城空间是城市空间的一种，就其属性而言，与一般城市一样，它同样也是承托与容纳都城活动的载体和容器。不同的是，由于都城是国家政治的中心，是首位城市，其空间地域范围和其承托与容纳的各种活动，尤其是政治活动等，比一般城市要大得多、多得多，其城市空间内部构成及表现形态呈现出更为纷繁复杂的现象与特点，惟其如此也使它在城市空间中更具典型性。本文即以都城空间为研究对象。

    三、城市空间结构与城市空间形态

    城市空间结构与城市空间形态，这两个概念具有密切的联系，有必要先搞清其异同。

    城市空间结构又称城市内部结构，简称城市结构，亦有学者称之为城市空间。

    “结构”一词，主要被用来描绘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事物。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空间结构”就是空间内部各个组成部分的搭配和排列，或者说空间内部各个组成部分在形态或功能上的连接方式。由于研究内容和领域的不同，各学科对城市空间结构的概念也有不同的定义。秉承传统的地理学的空间观，1960—1970年代，一些西方学者如富利、韦伯、波纳、哈维等人开始从不同角度试图建构城市空间结构的概念框架。富利和韦伯最早指出了城市要素的空间分布和相互作用。1971年，波纳运用系统理论并以图文的方式描述了城市系统的3个核心概念：城市形态、城市要素的相互作用和城市空间结构。在这里，波纳在富利和韦伯提出的城市要素的空间分布和相互作用基础上，又把它们的构成机制作为城市空间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推动了城市空间结构概念的发展。其后，哈维在波纳研究的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的拓展，并提出了一个跨学科的概念框架。他认为，传统的城市研究受到社会学科的方法和地理学科方法之间的学科界限的束缚，社会学科的城市研究仅强调社会过程，而地理学科的城市研究只注重空间形态。他指出，社会过程和空间形式之间是相互作用关系，而非单向的因果关系，城市空间所呈现的状态和形态特征乃是一种动态的相对平衡的结果。“对空间蹩脚的概念化问题是通过人类在这方面的实践来解决的。换句话说，空间性质产生的哲学问题不能从哲学的角度来回答——答案来源于人类实践。因此，‘什么是空间的问题’就被另一个问题所代替，即‘人类不同的视角活动是怎样产生和利用明确的空间概念化的？’”因此，城市研究的突破点就在于社会学科的方法和地理学科的方法之间建立“交互界面”。哈维认为，这个“交互界面”就是，任何城市理论必须研究空间形态和作为其内在机制的社会过程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在波纳、哈维等人看来，城市空间结构就是指城市要素的空间分布和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这一定义不仅指出了城市空间结构的构成要素，又强调了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因而，为多数学者所接受和采用。

    城市空间形态一般简称为城市形态。对城市形态的概念，同样有很多的说法，但一般都认为，城市形态首先是一种“结构或形式”，一种“构图”。如，顾朝林说：“城市形态指一个城市的全面实体构成，或实体环境以及各类活动的空间结构和形式。”王农则从人本主义哲学的观点出发，提出，“城市的形态其实就是一种存在于该地域社会特有文化中的集团意志所左右的构图。”从城市形态的构成看，它是由物质形态与非物质形态共同构成的，主要包括城市物质要素的空间布置形式；城市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所形成的城市人文心态；社会群体、政治形式和经济结构所产生的城市社会生态结构等。城市形态作为各种空间理念及其各种互动所形成的空间结构的外在体现，其含义包括了下面的内容：它是城市各种功能活动在地域上的呈现，其显著的体现就是城市活动所占据的土地图形；用地形态是城市空间形态的主要外在表现，它包括位置、距离、方向等要素；社会文化结构是城市空间形态的隐性影响因素。

    关于城市空间结构和城市空间形态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城市形态包含有空间结构，结构只是城市形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城市空间结构包含有空间形态。因而，在研究实践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在城市形态概念下的城市空间结构研究，也常常可以看到在城市空间结构下的空间形态研究。这当然具有许多不妥，但它同时也反映了城市空间结构和空间形态在内容和性质上具有某些交叉的事象和问题。根据本书的研究内容，我认为黄亚平的观点比较恰当。黄亚平指出，城市空间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应被视为城市空间结构的孪生物，如果说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各种活动在地域上的一种抽象，则城市空间形态是城市各种活动在地域上的呈现。这两者都是在城市社会活动中产生的，受到文化、环境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

    以上是从理论上对城市空间结构与空间形态加以定义。在研究实践中，除了特定的研究外，对城市空间的研究往往是综合的，其内容既包含城市空间结构，也包括空间形态的内容。从研究尺度上看，这种研究方式尤其是在长时段的所谓的“中观”和“宏观”研究中被采用。这一方面是为研究者的研究目的所决定，另一方面，从根本上讲，它也缘于无论是城市空间结构还是空间形态，都是城市空间概念框架下的组成部分。上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地理学界曾展开了一场空间概念的讨论。

    作为这场讨论的一个总结，法国地理学家Bassand提出了四种地理空间类型，得到参加论争学者较为普遍的接受。这四种空间类型是：空间——土地；空间——基点；空间——距离；空间——形态。第一种指自然的生态的资源的空间物质部分；第二种是指空间作为地表物质存在基地而言的，它是城市工业用地、居住用地等的研究对象，具有空间结构的含义；第三种指位置上的意义，地理学上的区位论、中心地理论等都与之有密切的关系；第四种是指人类的社会关系在地表留下的印迹，是社会地理、文化地理的研究对象。“略显不足的是第一型和第三型的‘土地’和‘距离’用意过分狭窄，改为‘自然’和‘区位’就更全面了。”地理学界对地理空间的认识过程实际也是对地理空间研究内容的深化过程。上述地理空间类型的概括，对城市空间研究不无启发意义。城市空间是一个系统，作为广义空间的一种具体形式，与城市活动及其内涵密切相关。从城市历史地理角度看，一个完整的城市空间概念，包括了城市空间、城市空间结构和空间形态。换言之，“城市空间”内涵大于“城市空间结构”与“空间形态”，“城市空间结构”与“空间形态”仅是“城市空间”研究的一个层面。所以，本书使用较多的术语是“都城（城市）空间”、“都城空间结构”，研究内容既包括了城市空间结构，也包括了城市空间形态，也经常用于指涉处于城市空间结构和空间形态的交界面上、兼有城市空间结构和空间形态那些有关事象和问题，前者还包括城市外部空间，主要是古代都城选址所涉及的区域条件。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古代都城空间研究是古都学研究的一项基础课题，也是历史城市地理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古代都城空间研究拥有极为宽阔的领域供研究者遨游探秘。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重新探讨古代洛阳都城空间是怎样形成与演变的，它与中国古代都城空间基本模式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通过对古代洛阳都城空间及其与中国古代都城空间模式关系的探讨，为中国现代城市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古代洛阳都城空间研究是一个较为成熟的课题，要想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有相当的难度，关键是要转换研究视角。本文试图将古代洛阳都城空间置于“国家—社会”的视野中加以考察。“国家—社会”是西方学术界流行的一种对立的分析模式。它是政治学理论，也常被用于历史学的分析，成为现今一种较常见的学术研究视野。本文采用“国家—社会”视野，旨趣不在对立的分析，而是从国家社会角度考察都城空间的形成及演变。

    之所以将都城空间置于“国家—社会”的视野，这是由于都城空间在“国家—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的。恩格斯曾对国家概念作过科学的表述，他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加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古代都城是古代国家政治的产物，也是古代国家的政治中心和王权主义的象征。中国古代都城的主要功能是政治、军事和礼仪性的。“中国最早的城市的特征，乃是作为政治权力的工具与象征。”中央政权所在的都城更是如此。国家要控制社会，首先必须控制都城。控制的方式和手段有多种，通过建立都城空间秩序，来梳理社会秩序即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具体行为。统治者通过对都城空间的精心设计，使都城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上满足王权统治的政治需要。都城的独特形制、恢弘气势、巍峨宫阙、肃穆气氛、礼制秩序和坚固形势等，都是对王权体制的最好表达和有效保障。王权体制外化为都城制度，并借助都城的整体形象，来体现王权主义的精神实质。可见，古代都城空间体现了古代国家的意志，王权体制外化为都城空间结构形态，并借助都城整体空间形象，来体现王权主义的精神实质。国家意志一旦外化为一种空间形式和秩序，必然会影响社会各种人的活动。因而“都城空间”在“国家—社会”框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也可以说是中间环节。在这一研究视野中，都城空间是核心，都城空间的上游中心问题是国家设计营造都城空间的理念和制度，下游中心问题则是都城空间建立后对都城社会的影响，当然这里所讲的影响，主要的是指对都城社会所产生的深层次影响。

    从上述研究视野出发，本文选择以统治者建立王朝后所要解决的都城空间建设的共同问题为切入点来分析古代洛阳都城空间的形成演变问题。从历史上看，古代王朝建立后，在都城建设上首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主要有四个，即选址建都、政治中枢的建立、都城社会系统的控制和都城经济生活中心的建构。由此，中国古代都城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基本空间模式。所谓空间模式，就是都城在地域分布上所形成的带有一定规范性的格局。成书于先秦的《考工记》最早总结并提出了营国建都制度：“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一制度的主要内容便是规定了古代都城空间的基本模式是由宫城（宫殿区）、宗庙、市场构成，以宫城为都城规划的主体和核心；通过道路主轴线更加强化其主体作用，并使都城格局对称分布；井田网格状道路成为都城功能分区的依据，便于规划和加强对居民的控制。《考工记》中提出的都城空间模式是中国古代都城原型空间较完全的典型，它构成了古代都城的理想结构。虽然以后都城建设没有完全体现这个理想的都城空间，但这一以强化王权为核心的空间模式已成为各代都城规划建设的范本，成为中国古代都城空间的基本模式。由此可知，政治、经济和居住区是古代都城空间的基本结构形态成分，而由此形成的三大功能区以及相关联的交通体系就构成了都城内部空间结构的主体，它们在都城中各自的结构形态和相互位置关系的变化，就决定了都城空间变化的基本态势。而都城选址，既是都城空间形成发展的起点，也是我们研究该都城建立后空间发展的逻辑前提，同时，它也是都城空间建设的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单一研究上述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是必要的，但要全面把握古代洛阳都城空间形成演化的总体特征，必须将上述问题联系在一起进行系统研究，否则对洛阳都城空间形成演变态势的研究就不可能得出比较客观准确的认识。这也是本文确定对洛阳都城的宫城、里坊和市场进行系统的综合研究的依据。

    基于这样的研究思路和内容，本文考察的时段定位在从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建都洛阳到北宋。因为从都城空间的角度看，这是一个较为完整的都城空间发展过程，它包括了洛阳都城空间从形成、发展、鼎盛到衰落的历史阶段。从该时段都城空间看，主要是夏都斟鄩、商都西亳、西周与东周洛邑、汉魏洛阳故城和隋唐洛阳城这五大都城，其它诸朝代与政权则主要是在此基础上的修葺与利用。这一历史时期，洛阳都城曾发生了四次迁移，移动范围在东西35公里之内。表面上，这五大都城并不具有空间连续性，但都城城址迁移本身就是都城空间发展的一种形式，呈现出跳跃式发展的特点和动态性的变迁过程。同时，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城市空间结构具有持续性的特点，它可以脱离时空的限制而持续存在。这种持续性即与变迁有直接关系。因为每一历史阶段均有其价值、知识、信仰，且均有其不同的实际问题与客观的环境，而这些观念、信仰是如何世代相传，并且成为社会行为指引，这就是一种“结构”的观念。因此，本文把古代洛阳都城空间看作一个“都城空间整体”，所讨论的也主要是这五座都城，同时，并从洛阳建都朝代与政权的完整性来加以考察。

    按照研究的展开顺序，本文的逻辑结构如下：

    在第一章绪论之后，第二章，首先考察古代洛阳的都城建置。洛阳是中国古代的名都，这已是获得广泛认同的不刊之论。然而对古代史上究竟有多少王朝或政权在洛阳建都的诸家解释却一直难尽人意。古代洛阳都城建置的确定，是研究洛阳都城空间的前提。因此，本章即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爬梳和洛阳多年来考古发现成果资料的整理，考定洛阳在古代的具体建都朝代及年代情况，对古代洛阳都城的建置特点进行归纳，为全文洛阳都城空间研究的展开确定了一个时间界域。

    第三章，在历代王朝建立以后，其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便是选址建都，即《尚书·说命》所谓的：“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都城位置选择是一种区域空间现象。都城选址定位既是都城空间形成的基础和重要内容，也充分体现了当时的国家意志。本章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古代洛阳的建都原因加以探析，特别是对影响极其深远的“天下之中”建都说的解析。

    第四章，以宫城为研究对象，来分析洛阳都城核心空间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对都城空间和社会的影响。历代王朝在确定了都城城址之后，首要关注的便是宫城建设。

    宫城在空间上具有最高价值和巨大的象征意义，是最早进行过规划的空间，也是都城在空间上最早的实体反映。随着都城功能的不断增加，以宫城为中心向四周扩展，构成新的都城空间。因此，都城空间首先是指都城中宫城在空间范围内的分布特征和组合关系及其变化移动中的特点。作为古代都城核心空间的宫城，既是洛阳都城城址确定后空间发展的起点，也是都城其它空间定位展开的原点，因而也是我们研究古代都城空间形成、演变的逻辑起点。由于宫城最集中地体现了都城政治职能的物质结构，成为王权政治的载体，因而，宫城空间最能体现国家意志，其结构形态的变化，也反映出不同的政治文化变化。所以，不了解宫城在洛阳都城空间中生成与演变中的作用，不把宫城作为都城空间中的核心或主体空间加以研究，就很难真正把握洛阳都城空间的形成与演变。以往对洛阳宫城的专题研究不多，既有的研究，多是从宫城内部着眼，从宫城看宫城。本文则从宫城看都城，从都城看宫城，力图通过分析探索，达到上述目的。

    第五章，以发展形态及其演变为主题，考察洛阳都城里坊的形态结构及其变化，从里坊看当时国家对都城社会的控制以及都城社会结构的主要特点，进而揭示里坊与宫城、都城社会与都城政治经济的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

    第六章，对洛阳都城市场进行了综合探讨，其旨趣不在揭示洛阳都城市场的一般发展原因和发展水平，而是侧重从发展形态的角度探讨洛阳都城市场兴衰的基本特征及其对都城社会人文心态的影响，分析都城形制整合、政府管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说明洛阳都城经济生活空间的主要特点。

    第七章，结语，对全文内容进行总结性勾勒，简略而又综合地讨论古代洛阳都城空间的发展特点及其与中国古代都城空间的关系。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除了采用了历史地理学研究中既有的、常用的历史文献、考古资料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外，总体上说，主要是在宏观与微观之间寻求平衡点，使用中观的研究方法。学术研究从层面和方法上讲，历来有所谓宏观、中观、微观之分，各具特点。古代都城空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巨系统。它既包括众多微观层次的内容，如都城内的具体建筑设施、功能分区等，也包括许多宏观层次的内容，如都城空间发展演变的运行轨迹、特征，以及与中国古代都城空间发展的关系等。

    微观层次与宏观层次之间要通过若干中间层次来沟通。要想真正把握住古代都城空间形成演变的特点，除把握宏观和微观这两个层次外，还必须把握住中间层次。也就是说要能够在宏观和微观之间建立一种联系，通过这种联系，使我们既能看到古代都城空间的宏观发展趋势，又能够通过不同的微观结构看出宏观发展趋势的内在机制和原因。这个方法就是中观分析方法。它从众多异质的微观个体中找到它们的共性，又从共性中根据不同的微观结构找到不同的个性。最终我们就可以弄清楚微观个体是怎样聚集在一起影响宏观总体和宏观总体怎样影响微观个体的过程。可见，中观研究方法同样注重实证研究，但又不同于微观性的复原研究，中观的研究方法同样注重理论的思考和提炼，但又不同于宏观研究的高度概括与总结，因而，它介于宏观与微观二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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