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不平等到平等：传播主客体关系的根本变化
主客体关系问题是传播活动认识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本质的一项明显表征。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来说，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的主客体关系，经历了由“灌输论”时期向“后灌输论”时期的变化，呈现出从不平等逐步走向平等的带有根本性的演变轨迹。
一 灌输论时期不平等的主客体关系
“灌输论”是马克思主义传播中一项极具代表性的原理和理论。对于这一原理和理论的缘起和首倡者，学界至今说法不一。有的论者认为，“灌输论”的首创者应是考茨基，有的论者认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有的论者则认为是列宁。这些观点各有各的道理，因为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灌输论”首倡者进行了理解和阐发。若从“灌输论”思想源头维度分析，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4年2月，马克思就在《德法年鉴》一书中提出了有关“灌输”的思想，而恩格斯更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首次使用“灌输”这一概念。若从“灌输论”理论化的维度分析，这一理论的首倡者应当是考茨基，他于1901年10月在《新时代》上发表文章，对“灌输”概念形成了更为完整的表述。他认为，无产阶级政党首先必须要有阶级意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把这种阶级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若从“灌输论”理论完善与实践应用相结合的维度分析，其先行者应当是列宁。当前学术界也普遍认为，真正全面、明确、系统论述“灌输论”的第一人当属列宁。1894年，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以提高工人运动的觉悟性和组织性的思想。三年后，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一文中，列宁明确提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17]。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全面总结了国际工人运动和俄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系统论证了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途径，认为必须通过马克思主义政党从外面把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随着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灌输论”也逐渐为世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所接受和认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的进程中也历来重视在结合国情基础上，对人民群众开展理论“灌输”，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灌输”道路。比如，毛泽东在强调向军队进行“灌输”的同时，在新中国成立后强调向农民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这是对“灌输”理论体系的延伸和拓展。正是这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懈努力，“灌输论”才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字面上理解，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灌输的意思是“灌注输送思想、知识等”，可以形象比喻为“把流水引导到需要水分的地方”。而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角度理解“灌输”理论，就是指传播主体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观点、方法等从外界灌进或移入传播客体头脑之中，使之转换为传播受众自己的思想，以帮助他们树立政治信仰，站稳政治立场，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并以此作为行动的规范。灌输理论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自觉性和规律性，实质是将马克思主义通过不同教育方式和形态向人民群众传递并掌握的实践过程，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正如列宁所说：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118]在多数学者看来，“灌输论”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应当持有的一项基本原则，而非单纯、简单的一种方法或途径。如果简单地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灌输论”理解为一种“具体教育方法论”，这就从某种意义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义，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传播和思想政治工作的事实。正是由于将“灌输”简单地视为一种教育方式和方法，剥离了“灌输”的科学性、规律性、稳定性，从而为有人以环境、条件变化为由得出灌输“过时论”、“无用论”、“强制论”提供了可乘之机。
对于为什么要提出“灌输论”，列宁曾经做出明确回答。在他看来，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是组成革命政党的必要条件。即“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社会主义学说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成长起来的[119]。列宁认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优势，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得不坚持灌输，不进则退。所谓走阻力最小的路线必然是接受资产阶级的思想控制。当然，列宁的上述观点，是在当时的特定时代条件下总结和阐发出来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开展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条重要原则，“灌输论”在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是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思想武器之一。
“灌输论”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传播的主客体关系是不平等的。从理论的视角来分析，按照“灌输论”的原则规定性，它强调“我讲你听，我打你通”的单向灌输，这就容易过分强调党团组织等传播主体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主导作用，而恰恰忽视了青年在传播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这就自然而然地将传播主体摆放在拥有高度主动权的“高势位”，而将作为传播客体的广大青年置于一种被动接受的“低势位”，从而形成了不平等、不对等的主客体关系。此外，灌输内容缺乏针对性，马克思主义的灌输式传播面向的是全体社会成员，并没有根据青年的思想特点、兴趣爱好、认知能力、职业背景等进行有针对性的传播，加之存在满堂灌、空洞说教、照本宣科等问题，使青年在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产生抵触心理。这种针对性的缺乏，也从某种意义上折射出传播主客体的不平等关系。
从现实的视角来分析，改革开放之前，尤其是在我国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造成了对社会秩序的迫切需求，加之处于冷战的国际政治格局对中国社会的政治化起了催生作用。如此一来，“新生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成为最重要的任务，逐步形成了政治统摄经济、文化且政治是社会生产秩序的唯一主体的格局，从而形成了‘灌输型’思想政治教育模式”[120]。我们则将这一时期称为“灌输论”时期。当然，“灌输论”在当时革命与建设实践中的应用，对于实现民族解放、巩固人民政权以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曾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在这个“灌输论”时期，我们党开展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几乎完全借助于“灌输”方式，从创建马克思主义传播学校教育体系，到借助官方媒体传播马克思主义，从出现极端的个人崇拜，到青年日常生活泛政治化……这些都从某个侧面折射出马克思主义传播主客体间在“灌输论”时期的不平等特点。以大众传媒为例，当时，报纸、广播、电视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大众传媒中最为重要的三类载体，这些传媒载体更多地承担着一种“灌输”性的职责，往往是媒体报道什么，受众就只能接受什么，这就导致媒体在当时始终占据着主动地位，而受众则处于被动的地位，加之媒体与受众间缺乏有效互动，致使这种不对等的关系越拉越大。
二 后灌输论时期走向平等的主客体关系
在如何看待“灌输论”当代价值问题上，学术界中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论者认为，“灌输论”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个基本原则和优良传统，它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具有重要作用，必须继续坚持而不能发生任何动摇，而且必须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最为核心的原则来予以坚持。有的论者则认为，“灌输论”是针对当时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程度较低、政治素质不高，且无产阶级处于受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特殊历史条件提出来的，如今，无论时代背景，还是现实环境，都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人阶级不仅成为国家的主人，而且其知识水平、政治素质也已明显提升，特别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人们学习和研究政治理论提供了多样化的条件。所以，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灌输论”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甚至过时了。事实上，以上两种观点均有失偏颇。
“灌输论”所倡导的从外面向群众灌输的做法，对于提升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有效性、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体系中的指导地位，无疑具有重要积极作用，这一点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印证。所以，说“灌输论”过时了，显然是一种缺乏科学性、有失全面性的妄加批判。否定灌输，放弃灌输，等于削弱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无论时代条件如何变迁，社会背景如何变化，科学技术如何变革，“灌输论”始终是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这是因为，不管是在何种具体社会形态中，统治阶级都特别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占领，尽最大努力将其所追求的政治思想灌输给每一名社会成员。诚如美国政治学家安东尼·M·奥勒姆所说：“任何社会为了生存下去都必须成功地向社会成员灌输适合于维持其制度的思想。”[121]尤其是在如今经济全球化竞争如此激烈的时代，“不同政治制度的共存，不同经济体制的交织，不同文化背景的冲突，不同价值观念的碰撞，使得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各个阶级都力图通过‘灌输’使本阶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成为全社会普遍接受的公共文化和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倘若我们不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占领意识形态领域，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去占领意识形态领域”[122]。但是，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对“灌输论”而言，也是如此。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科技在创新，形势在变化，马克思主义传播客体主体意识随之不断增强，批判思维日益发展，物质追求逐渐攀升，思想观念更加开放，这就导致他们对“灌输论”的接受程度持续弱化，质疑声音愈加高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显然不能完全沿袭马克思、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所持有的灌输理念和采取的灌输方式，必须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实现“灌输论”在内涵和方式上的与时俱进和不断创新。可以说，我们现在已经步入一个可以称为“后灌输论”的时期。
顾名思义，“后灌输论”是与“灌输论”相对而言的。“后灌输论”是对“灌输论”的继承和超越，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双向互动，即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客体之间不再是有着主动与被动、高势位与低势位之分的不平等关系，主客体关系趋向于一种交流、沟通、合作、共享的平等关系。这种主客体之间的平等关系具体体现在：从传播主体的角度来看，传播主体不再只是运用单一灌输的途径向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而是根据青年的思想特点和实际情况运用多种青年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比如，通过网络、微博等新媒体载体进行传播。同时，传播主体更加注重解决传播客体的思想问题与解决传播客体的实际问题相结合，亦即从客体的角度出发，思考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理念、方式和方法。比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这生动反映了传播主体对传播客体的主体性作用的尊重，从而构建起一种愈加平等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主客体关系。从传播客体的角度来看，青年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主动参与者，甚至是积极传播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进行自主的选择。从传播的过程来看，充分尊重青年的主体地位，主客体之间的互动愈加频繁，当然这种互动并不是否认“灌输”本身所具有的强制性特点，这种“强制性”是重点针对灌输实践的指导思想、组织领导、任务要求、保障措施的系统性和强化性而言的，而非是简单意义上的灌输手段的强制性。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主客体间关系走向平等的前行轨迹愈加清晰。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内容更加时代化、大众化、通俗化，到传播手段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青年，从借助网络新媒体传播马克思主义，到适应青年分层分化特点传播马克思主义，从制定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到启动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从“我与祖国共奋进”主题实践活动，到在广大青少年中深入开展“我的中国梦”主题教育实践活动……这些鲜活的实践活动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传播更加注重贴近青年实际、适应青年特点、增进与青年互动，特别是反映了党团组织越来越重视对青年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主体性地位作用的尊重和发挥，而这些都是“后灌输论”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主客体关系从不平等走向平等的生动体现。
第二节 从封闭到开放：传播主体面临的竞争力量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当地展开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使我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伴随这一伟大历史转折的持续推进，来自国际国内的种种力量对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也构成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出现了各种传播力量竞相角力和争夺青年的竞争局面。在这些竞争力量中，市场的力量、社会的力量、西方的力量和宗教的力量最为突出且最具代表性。
一 市场的力量
党的十四大确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取代以计划指令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使我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转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不到现成答案。这就尖锐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主体会否面临巨大的竞争挑战？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在生产、资源分配以及产品消费各方面拥有高度的调配权与控制权，且指令性计划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此情况下，利益主体、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以及就业形式等均呈现出一种高度统一、步调一致的状态，包括青年在内的社会公众也往往缺乏自主意识、竞争意识、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较少地面对来自市场力量的竞争挑战，一元化传播很容易实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对计划经济的根本性超越，行政力量逐渐削弱，市场主体迅速崛起。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一头独大”的格局开始瓦解，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众多市场主体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且呈现出迅速崛起的态势。特别是随着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的加速推进，以企业为代表的市场主体力量迅速壮大，其对于青年力量的凝聚与吸引随之愈加强烈。与此同时，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多样化日趋明显，导致包括青年在内的社会公众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和人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由市场观念催生的自主意识、开放意识、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开始在青年心中生根发芽，青年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也随之日益增强。尤其是在经济利益日趋强化的情形之下，一些青年的价值观开始发生偏移甚至扭曲，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等沉渣泛起，一些青年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这对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而言，以往的那种带有强烈的单向性、强制性的传播理念、传播方式、传播手段和传播载体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其主体性地位也随之发生动摇。比如，“有些人为了钱不顾一切，胆大妄为，甘冒被杀头的风险，非法攫取大量财富；有的人利欲熏心，不择手段，甚至连人格、国格都可以出卖；‘等价交换’原则渗入党内政治生活中，产生了种种腐败现象”。[123]所有这些，对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带来了巨大挑战。
二 社会的力量
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不仅促进了社会的变革与进步，也使其间新生的社会力量对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主体构成巨大威胁。新生的社会力量主要包括社会思潮、社会舆论、新媒体以及意见领袖等。
社会思潮是某一时期内某一阶级或阶层反映当时社会政治情况且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潮流，它与某种社会心理发生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的作用。[124]它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形成和传播起来的，映射出社会各界最关注的现实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将其生动地定位为判断社会生活动向、辨别意识形态状况的“指南针”和“风向标”。当代中国，各种社会思潮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与马克思主义争夺主流话语权，企图影响中国社会的整体走向。诸类社会思潮“兼具学术文化的背景和推动力，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不断地冲击、影响和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号召力、影响力和权威性的重大理论威胁”[125]。对于马克思主义传播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是一个需要不断地与错误社会思潮作斗争的过程。“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126]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开放领域的持续拓展，“左”和右的各种社会思潮不断涌现。这些社会思潮的出现对巩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出了严峻挑战。正如邓小平在1992年初南方谈话时所鲜明指出的那样：“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27]对于这些“左”和右的思潮，邓小平有自己清晰的判断和认识，他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说：“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128]
在社会思潮不断涌现的同时，社会思潮之间的各种争论也随之出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过三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关于“两个凡是”与改革开放的争论，第二次是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第三次是关于姓“公”姓“私”的争论。每一次争论都掀起一场思想激烈碰撞的大讨论，也都对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主体产生一定的冲击。对于改革中的争论，邓小平曾经提出“不争论”的方针。他说：“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129]邓小平所讲的“不争论”，就是强调不受错误社会思潮和纸上谈兵习气的影响，是对原则的坚持、坚守和坚定。党的十七大也沿袭了邓小平“不争论”的判断，对来自“左”的社会思潮的挑战作出了明确回应。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所谓社会舆论，就是针对特定的现实客体，一定范围内的“多数人”基于一定的需要和利益，通过言语、非言语形式公开表达的态度、意见、要求、情绪，通过一定的传播途径，进行交流、碰撞、感染，整合而成的、具有强烈实践意向的表层集合意识，是“多数人”整体知觉和共同意志的外化。它不仅仅包括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新闻传媒舆论，还包括社会心理、社会风气等整个社会环境舆论。当前，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文化、价值观念呈现多变、多元性，生活中，真理与谬误，正义与邪恶，积极与消极，传统与改革等，互相矛盾交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现实中已经出现了社会道德滑坡，某些领域道德失范，社会诚信缺失、社会认同感下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滋长，这些都影响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这些社会问题，容易扰乱人们的价值判断，甚至误导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德育中的“5+2＝0”现象，就是这类问题的直接后果，反映出了德育脆弱的普遍的社会心理。可见，现实中的社会问题和复杂的社会舆论环境对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势必产生不良的影响。
在社会舆论中，以报纸、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力量十分突出。当前，包括新媒体在内的大众媒体坐拥双重身份，一是被视为承担着满足社会公众精神文化需要等公共职能的社会机构，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化媒体。相较于前一种身份，后一种身份在时下则显得更为强化、更加显著。在现实生活中，多数大众传媒会在自己的严肃新闻类栏目或版面中彰显社会责任，维护社会公益，而在广告和综艺娱乐类节目或版面中，商业价值观则占了上风。按照商业化运作的逻辑，广告经营收入的状况决定了媒体的生存与发展。在此前提下，广告主的意见、倾向，他们的喜怒哀乐，媒介受众的兴趣爱好、需求欲望乃至癖好，往往成为媒介组织传播信息内容的重要出发点之一，在不突破政治底线的前提下，媒介会尽一切可能去调用人力、物力，通过选择、加工、包装等生产技巧将媒介内容打造得更合乎一个商业产品的要求，从而吸引受众的注意力。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眼球经济”。在对“眼球经济”的追逐中，一种庸俗、低俗、媚俗的观点开始颇具市场：传播丑陋的比传播美好的更容易刺激阅读者的情绪，传播恶的比传播善的更能刺激受众的神经，传播病态的比传播健康的更能吸引眼球。当这种非正常的传播行为变成常态后，受众就会陷入一种将个别丑恶现象等同于社会全貌的认知误区，这自然也就给功利化、低俗化节目和报道的出现提供了滋生和蔓延的空间。比如，近年来，各地电视台屡屡爆出媚俗丑闻，丑闻劣迹者发声出镜，无端制造噱头绯闻，明星取代了模范，美女挤走了学者，绯闻顶替了事实，娱乐覆盖了文化，低俗代替了庄重……不一而足。新媒体和大众传媒中功利化、低俗化的媒体舆论有所蔓延，严重冲击着马克思主义通过大众传媒和新媒体进行的传播活动。
意见领袖也是社会成员形成社会看法和价值观念的重要影响因素。“意见领袖”这一概念是由美国传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在《人民的选择》一书中提出的，意指那些活跃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或建议并对他们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物。传统意见领袖一般都是由党政机关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等构成，他们在前互联网时代发挥着澄清新闻事实、宣扬主流价值、凝聚党心人心等重要作用。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兴起，完全不同于传统意见领袖的网络意见领袖登场了。1999年6月19日，“强国论坛”开通后，我国的论坛社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网络意见领袖便发轫于此。其后，随着博客、微博的兴起，网络意见领袖呈现“井喷”态势，影响力也愈加增强。越来越多的网民借助BBS、论坛、博客、微博等平台就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问题展开广泛的讨论。网络意见领袖基于网络赋予的话语平台，通过自身的互动性强等特点促进了内部成员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从而传播信息，推动了信息的自由流动，使他们在影响和引导公共舆论方面的作用日益巨大。随着现代信息传播技术迅猛变革，新兴媒体快速发展，广大受众特别是年轻受众群体多以网络为主渠道获取信息，社会舆论的形成和传播渠道更加复杂多元，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正在重塑调整。近年来，在郭美美事件、“微博打拐”、贫困地区学童“免费午餐”等事件中，一批网络意见领袖发挥了重要参与和引导作用，而在涉及上访、拆迁、反腐等敏感事件上，他们更是频频发声，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由于网络意见领袖需要在网络素质、传播技术等方面拥有一定要求，故其成员大多是青年人。而他们在网络中的一言一行，总能在青年群体中掀起波澜，总能对青年群体价值观塑造和行为选择产生重要影响。他们不仅反映青年网民的政治诉求，成为政府与青年之间沟通的桥梁，还通过设定青年感兴趣的议题与方案，制造社会热点问题，引导社会舆论的走向，他们通过表达意见和建议，引起网上青年的讨论与关注，这种关注转变为社会舆论，就会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
应该说，传统的意见领袖往往更多的是扮演党和政府发言人的角色，他们试图引导广大青年与马克思主义主流价值观相一致，成为社会的正能量。但是，当前的网络意见领袖则来源广泛、成分多样、价值观念多样、观点多样、手段多样等，良莠不齐，形成了复杂的新媒体舆论格局，对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主体带来的竞争压力不可小觑。近年来，一些不负责任的网络意见领袖和不法分子在新媒体上制造一些网络谣言，引起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的混乱。有关执法部门依法打击网络谣言的制造者，清理网络舆论环境，深得人心。这一过程告诉我们，占领新兴舆论阵地是牢牢掌握舆论工作主动权的重中之重。我们必须不断强化阵地意识，充分运用新兴媒介，抢占发展主动权，扩大覆盖面，增强在新兴舆论阵地的话语权、影响力和掌控力。要积极顺应传播分众化、对象化趋势，大力发展网络媒体、手机媒体、流动媒体等新兴媒体，提升运用新媒体开展新闻舆论工作的能力，促进高品质、高品位新闻信息传播，积极占领新兴舆论阵地。同时，要强化依法依规、科学管理，规范网络传播秩序，加大对互联网有害信息、网络谣言等的整治力度，积极引导网民理性参与互联网内容建设，实现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构建理性客观、健康向上的网络舆论生态。
三 西方的力量
与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争夺青少年一代的，除了来自国内的竞争力量，还有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竞争因素。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推动了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依然深刻复杂，意识形态领域西强我弱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把意识形态作为实现其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并把它渗透到方方面面。这其中，既有政治、经济方面的渗透，也有文化、技术、军事等层面的渗透，可以说，对于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而言，西方力量是一种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竞争力量，是一种国家机器的力量。
在政治领域，西方国家宣扬“淡化意识形态”的思想，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论”，企图使我们放弃意识形态的阵地。与此同时，借助外交攻势，对涉及我国内政、主权等问题，指手画脚，横加干预，企图给中国党和政府制造外交难题，迫使我们屈服并做出政治让步。通过资助发展中国家的各种非政府组织来施加政治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地开始把援助对象从受援国政府转向各种非政府组织，目的是通过援助直接与受援国百姓打交道，了解情况，收集信息，施加政治影响。近来，西方为了消除被援助国政府和民众对西方政府直接援助的反感，开始通过首先资助西方非政府组织，然后通过西方非政府组织来资助发展中国家非政府组织的间接渠道来实现西方对外渗透的目的。
在经济领域，通过设置种种障碍，企图阻碍中国经济快速腾飞。至今，仍有多个西方国家尚未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并且通过实施贸易壁垒、设置反倾销税等措施，尽可能避免进口中国产品，以减少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贸易份额。此外，西方国家还通过大力宣扬“经济威胁论”，企图给中国经济发展抹黑，给中国对外贸易制造负面舆论。比如，一些美国学者认为，中国正成为世界工厂，不断掏空世界其他地区的制造业。中国在吸引外资和增加出口上的成功，对许多边缘国家构成竞争性威胁，给韩国、墨西哥等国经济带来很大压力。2005年一份研究发现，66%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就业岗位构成了严重的威胁”，54%的美国人对“中国对美国的投资水平”表示担忧。[130]西方国家在同我国的经济交往中，常常把“人权”、“人道主义”同经济活动挂钩，利用一切手段大力宣扬西方资产阶级的一套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近似强制的方式加强文化渗透和文化输出，以达到“以接触促演变”的目的。
青年是新思想和新文化的热烈追求者，他们有敏锐的洞察力，对西方文化有浓厚的兴趣。也正是基于这一点，西方国家把我国青年作为文化渗透的主要对象，企图通过文化渗透赢得我国的青年，最终达到改造社会主义的目的。文化领域的渗透，集中体现在社会思潮和大众文化两个方面。
当前，对我国产生重要影响的国外思潮主要包括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普世价值论。其中，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政治上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文化上宣扬意识形态多元化，取消马克思主义的统治地位；战略和策略上鼓吹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它的实质就是取消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新自由主义通过对我国社会的话语霸权、理论霸权甚至某些行政权力的不断渗透或控制，而对我国青年一代进行思想洗脑和利诱性利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青年对主流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的认同，还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我国青年的政治信仰、人生观、价值观和行为取向。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将资本主义的优点与社会主义的优点结合起来，寻找一条介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民主社会主义在我国青年特别是青年学生中拥有不少拥护者。而普世价值论则以“自由”、“民主”、“人权”、“平等”等抽象价值观念为逻辑起点，根本途径却是经济上实行私有制、政治上实行三权分立、文化上实行多元化。调查显示，大学生比较了解和非常了解普世价值论的占15.8%，认为对自己影响比较大和非常大的共占11.7%，对其认同度高的占17.8%，处于中间状态的占65.3%。调查得知，相当一部分学生受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其中对某些错误观点有较高的认同度。[131]
有研究指出：“西方国家实施文化渗透，主要通过精英文化、主导文化和大众文化三个途径展开，其中，大众文化途径是最有效力，也是阻力最小的途径。”[132]西方国家正是通过大众文化渠道，将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向我国青年进行传播和渗透，使他们效仿并接受西方文化。西方的大众文化产品几乎已经渗透到我国青年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所说，“所有的人从一开始起，在工作时，在休息时，只要他还进行呼吸，他就离不开这些产品，没有一个人能不看有声电影，没有一个人能不收听无线电广播，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接受文化工业品的影响”[133]。如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可口可乐、阿迪达斯、耐克、苹果……正在慢慢改变着我国青年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不少青年更是对西方文化产生了强烈认同感，而对本土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却产生了疏远感。
在各种西方文化产品中，电影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我国广大青年，特别是各种好莱坞大片、奥斯卡影片以及各种特技大片以其震撼的视觉效果和精湛的特技制作受到我国青年的追捧，例如《阿凡达》、《变形金刚》、《哈利波特》、《钢铁侠》等都深受我国青年的喜爱。他们并不在电影里大张旗鼓地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而是用信仰、价值观、理想等词汇来代替意识形态，在电影中渗透一系列意识形态主题，如个人英雄主义、对落后地区和种族的有意嘲讽、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追求个人自由等，这种渗透在西方影视作品中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对我国青年价值取向影响非常大。
在技术领域，西方发达国家在通过限制对华高尖端技术的出口来遏制中国的同时，通过广播、电视、报纸、信息网络等媒体输出他们的文化产品，借此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其社会政治理论、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并竭力挖掘、片面取材我们党和政府中出现的个别腐败现象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个别问题，通过其在全球范围内的信息传播技术优势，竭力放大中国党和政府的负面消息，势必阻滞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顺利传播和有效传播。比如，美国之音、德国之声等由西方国家把持的大众媒体几乎“逢华必反”，通过播出中国方面的负面新闻，竭力丑化中国和中国党和政府。而2013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斯诺登棱镜门事件”更是有力地印证了这一点。该事件的主角、原美国中情局分析员斯诺登爆料称，美国政府非法侵入香港和中国内地电脑已有多年。美国国家安全局有争议的“棱镜”计划涉及香港及中国内地的人员和机构。同时称，美国国家安全局在全球展开了超过6.1万次黑客行动，涉及香港和中国内地的数百个目标。又如，近年来，美国政府“都在利用我国国内的各种网络工具，重点在媒体和高校开展‘公共外交’，鼓励美国外交官、记者、教授、交换学者和学生、旅游者及其他美国公民通过互联网与中国网民开展网上和网下的对话交流，推销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的政治制度、美国的价值体系”[134]。
西方发达国家在通过各种手段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同时，并没有忽略军事威慑的影响。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举办联合军演、禁止对华军售、亚洲再平衡战略甚至实施领土挑衅等途径，企图借此威慑中国，使我们屈服于外来势力。近年来，美国曾联合韩国、日本、菲律宾等多个亚洲国家，在我国周边海域举行联合军演活动。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还曾多次向台湾当局出售先进武器装备，企图扩大和加重中国周边的紧张局势，以形成对华军事震慑的“包围圈”。另一方面，通过在国际社会大肆散布“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等歪曲论调，攻击中国的爱国主义为“狭隘民族主义”，视中国的社会主义为“极权主义”，企图“妖魔化”中国，削弱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
四 宗教的力量
在全球化背景下，传统宗教包括世界宗教和民族宗教都在复兴。这种复兴不仅表现在教徒绝对人数的增加、教派组织层出不穷等方面，还表现为宗教内容的政治化、宗教传播的国际化。宗教是一种具有历史延续性的传统文化模式，具有很强的隐性渗透力，各种政治势力都可以借助宗教把自己的思想意识和文化价值理念传播出去。宗教渗透与宗教传播、宗教交流有着本质的区别。
一般而言，宗教渗透包括传教渗透和政治渗透。这里所说“宗教渗透”特指后一种概念，即政治渗透，指以颠覆我国政治社会制度、破坏我国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为主要目标，以控制我国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为主要手段，通过在我国境内非法建立和发展宗教组织和活动据点，而开展的所谓的宗教传播活动。其核心特征就在于政治恶意性与文化侵略性。在西方敌对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的煽动和指使下，一些表面上披着信仰外衣、实质上裹挟着西方渗透思想的宗教，开始越来越多地借助着网络等现代传媒手段，向我国境内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渗透。其中包括，西方反华势力公开利用宗教问题干预我国内政；境外非法宗教组织在我国地下非法活动猖獗；境外伊斯兰激进势力加速对我国边境的渗透活动；达赖集团、热比娅等境外民族分裂势力利用宗教破坏稳定、谋求独立。这些宗教渗透活动，大多将渗透的目标人群指向中国青年群体。利用青年的学习、工作、生活和成长的独有特点，利用各种手段和方式，向广大青年宣扬西方价值理念，挑拨民族关系，煽动宗教狂热。近年来，美国每年都要发表《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对中国宗教事务说三道四，鼓动中国国内的违法分子反对政府；抑或是直接派遣人员进入我国内地非法传教，非法开办培训班、神学班、地下神哲学校，秘密建立非法宗教组织和聚会点；秘密捐赠经费，发展地下宗教势力，与爱国宗教组织竞争、对抗。2009年7月5日新疆乌鲁木齐市发生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及其后发生的一系列暴力恐怖事件，就是境外宗教渗透和分裂活动所引发的。
我国是拥有多元宗教信仰和深厚宗教传统，并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正确引导下，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内的宗教力量充分发掘各自教义中的积极因素，结合我国实际，以各自的方式作出了不同的积极贡献，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积极力量。比如，宗教界积极投身安老、医疗、赈灾、扶贫等社会公益事业，积极开展海峡两岸民间交流，各宗教也常常提取宗教教义、宗教道德和宗教文化中有利于社会发展、时代进步和健康文明的内容，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然而有两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一个是越来越多青年开始将宗教视为自己的信仰。改革开放以来，有不少青年选择宗教作为自己的信仰，我国逐渐出现了大范围的青年“宗教热”，“到20世纪初我国青年教徒已达3000万—4000万，约占所有宗教信徒的三分之一”。[135]还出现了一批青年宗教文化爱好者和追随者。这些青年在学历上包括高中、专科、本科、硕士以及博士，在职业上包括公务员、学生、青年教师、白领、蓝领等。近年来，青年中出现了宗教节日热、旅游热、商品热、文化热等。基督教的圣诞节、佛教的盂兰盆节、伊斯兰教的开斋节等宗教节日深受青年喜爱。青年中还掀起了宗教文化热，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青年学生中“先后掀起了佛经热、易经热、禅宗热”等。
另一个是一些打着宗教幌子的邪教在国内滋生和蔓延。这些邪教以封建迷信思想为基础，披着宗教的外衣，宣扬迷信邪说，毫无科学性、民主性、进取性可言，蛊惑人心，妖言惑众，用各种非法手段发展、控制成员，并且带有很强的反政府色彩，是一股极强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法轮功组织。邪教的兴起与蔓延，对于缺乏成熟鉴别力的广大青年而言，带有很大的迷惑性。值得一提的是，在党内，宗教思想也开始呈现蔓延之势。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和具体体现，也是每一共产党员必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近年来，从基层党员干部因迷信风水而用战斗机堵路，到高级党员干部为求“平安”长期在家烧香拜佛，再到众多官员对所谓“气功大师”顶礼膜拜……“不信马列信鬼神”的不正之风开始在党员干部中滋生和出现。据国家行政学院2007年发布的一项关于“我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养调查与分析研究”调查显示：县处级公务员自称相信“相面”比例最高，为28.3%；有超过半数（52.4%）的县处级公务员不同程度地相信“迷信”。[136]这与马克思主义秉持的“无神论”相比较，颇具玩味。出现这样的现状，原因在于，“有的党员干部意志衰退消沉，精神萎靡不振，工作不认真、经济有问题，心理上自然不安全，于是在封建迷信中寻找寄托，在浑浑噩噩中打发时日。不少官员热衷于烧香拜佛和算命看相，祈求升官发财”[137]。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宗教的社会功能，指出宗教是统治阶级麻醉劳动人民的工具。加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对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打牢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上述境外宗教渗透、境内邪教传播以及党内“不信马列信鬼神”怪现状的乍起，使马克思主义呈现出被边缘化的倾向，这些都给马克思主义传播特别是在青年中传播的主体构成了巨大的竞争挑战。
第三节 从一体到多元：传播渠道和方式的革命
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主体不仅面临来自国内、国外的竞争力量，还面对来自传播渠道与方式的竞争力量。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迁，风险社会的到来，引发了传播渠道和方式从一体到多元的革命性变革，不仅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有效传播提供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这种机遇和挑战，是前所未有的，是一种革命性的变革，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新媒体的崛起与信息源的革命性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化与扁平化传播的兴起，以及信息的不确定性与把关人权力的分散。
一 新媒体的崛起与信息源的革命性变化
进入21世纪以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带来了一场信息革命，人类社会开始进入新媒体时代。在新媒体时代，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等人认为：“承认这一历史事实的政党和政治运动将生存下去，为我们的后代塑造未来。而那些拒绝承认这一历史事实的人将被冲进历史的阴沟里。”[138]也就是说，新媒体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革命性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从传播学意义上讲，新媒体的迅速崛起带来的绝不仅仅是传播载体和工具上的创新应用，它彻底改变了原有的单向的、固有的舆论生态，尤其是实现了信息源的革命性变化。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信息源是指个人为满足其信息需要而获得信息的来源，一切产生、生产、贮存、加工、传播信息的源泉都可以看作是信息源。通俗地讲，信息源就是人类借以获得信息的来源。受传统媒体专业主义壁垒的限制，传统媒体的传者和受者定位明确，传者是信息的发布者，受者被动接收，普通公众只能被动地接受媒体信息的单向灌输与传播，而拥有极少的发声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舆论声音的发出者多是政府及其相关组织或媒体把关人，这就决定了信息源的单一性、狭窄性和局限性。网络的广泛普及和自媒体的勃兴，彻底打破了传统媒体时代信息源单一的局面，网络的交互性、自媒体性功能赋予普通公众以极为便捷的话语表达平台和更加丰富的自主发声机会。与之相伴的是，普通公众运用新媒体影响公共舆论能力的显著增强，进而造就了一个“人人都能发声、人人都是麦克风、人人都是新闻发布者”的崭新舆论生态。信息源的革命性变化，给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带来了机遇，更带来了挑战。
从机遇角度看，新媒体时代信息源的日趋多元，使得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网络时代的意识形态依靠公众及公民社会平台而存在和发展，一旦脱离公众及公民社会平台，就有可能成为自说自话的‘独白’，就会失去说服力和生命力。尽管官方拥有政治权力，专家和知识分子拥有‘知识特权’和‘话语优先权’，如果不善于平等地与公众进行良性对话，只想如何控制公众，有时反而会造成一种社会逆反心理。”[139]同时，疾速更新的网络载体使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拥有了更多与受众特别是青年网民“亲密”接触的机会，这便于传播主体更为深入、更加全面地了解广大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倾向和特点，并据此提出更为科学、有效的传播策略。
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信息源多样的“众声喧哗”新媒体舆论生态，冲击着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原有的一元传播的主导地位，越来越多的网民和网络意见领袖开始走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前台。新媒体舆论具有交互性、隐匿性和非理性等特点，网民个体的舆情表达容易发生变化甚至扭曲。其中不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传统传播的非理性质疑与非难，尤其是青年网民，他们更容易出现思想偏激、无端质疑等问题。
二 社会结构的变化与扁平化传播的兴起
科层制组织决定下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结构，形成的是层级化传播模式。这种信息传播模式带有鲜明的科层制色彩，每一条信息的传递或传播都需要经历中间层的审读与过滤，中间层加以重新整合、放大并传递给下面一层。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流动的不断加速以及效率要求的持续提升，传统的金字塔式的科层制社会结构显得层次繁多、效率低下，严重影响了社会结构的高效能运转。诚如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利维特所言：“严谨的旧的独裁机制已渐渐日薄西山，因为这些机制是为有秩序、变化缓慢及几乎静止的世界设立的。组织含混性、不确定性和不规范性已经成为正常情况。我们必须确立新的工具和新的组织结构以对付这个不断动荡的世界。”[140]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托马斯·费里德曼强调，世界已经从圆的变成了平的，“不管你在地球的什么地方，你都会发现，等级制度正遭到来自社会底层的挑战，或者正从自上而下的关系变成更为平等和合作的关系。”[141]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扁平化组织结构应运而生。
“扁平化结构”是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提出的概念。德鲁克在研究美国福特公司和印度英国殖民当局的组织结构时发现，这两个组织中的若干中层机构只有信息传递功能，没有决策功能，而且随着传递层次的增加，信息传递效率会递减，如果技术手段能够解决信息传递功能，凡是没有决策功能的组织层次可以删除。在德鲁克看来，组织最常见的病症就是管理层级太多，组织结构上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尽量减少管理层级，形成一条最短指挥链。扁平化结构是与科层制结构相对应的，它的最大特点就是中间层次的减少，对信息传播具有革命性意义。与扁平化结构相对应的信息传播模式是扁平化传播，这种传播模式减少了中间层次的传递，使得信息传播由信息源，无须中间层筛选、调整和过滤，便可直达受众。这种传播模式在提升信息传播效率的同时，也避免了传播过程有可能出现的信息失真、主观评判等问题。
就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来说，在传统科层制社会结构和层级化传播模式下，从中央到地方，从领导干部到普通群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必须经过层层学习传达，这种层级化传播，尽管有利于传播的系统性、有序性，但是其间易受不同层级传播主体的主观评判、认知的影响，从而造成传播的失真甚至错误解读。反观扁平化传播，通过减少不必要的中间层级，在增强马克思主义传播效率的同时，确保了马克思主义原原本本地传递给受众，有利于受众原汁原味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避免因中间层级主观评判、不当解读等导致的内容失真等问题。
三 信息的不确定性与“把关人”权力的分散
现代社会，大众传播媒介具有强大的信息生产与传播能力，但是也不可能把社会生活全部信息都传播给受众。这时，对信息传播内容及舆论导向的有效过滤和控制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在传统媒体时代，由于“把关人”的存在，信息控制相对比较容易。正如传播学科的集大成者施拉姆所说：“通过揭示把关的过程，它使传播对象更好地懂得应该如何评价已经过关的内容；此外，它促使把关人对自己借以决定取舍的理由做出评价。”[142]事实上，在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中，记者、编辑乃至媒体负责人，都扮演着重要的“把关人”角色。
“把关人”理论是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四大先驱之一卢因（Lewin）率先提出的。1947年，他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一文中，首先提出“把关”（gatekeeping）一词。他指出：“信息总是沿着含有门区的某些渠道流动，在那里，或是根据公正无私的规定，或是根据‘守门人’的个人意见，对信息或商品是否被允许进入渠道或继续在渠道里流动做出决定。”1950年，传播学者怀特（D.M.White）将社会学中的这个概念引入新闻传播，发现在大众传播的新闻报道中，传媒组织成为实际中的“把关人”，由他们对新闻信息进行取舍，决定哪些内容最后与受众见面。从此，新闻选择的“把关人”理论从人们的不自觉行为演变为大众传媒组织的有意操作，在更大范围和程度上或明或暗地影响新闻实践。“把关人”既可以指个人，如信源、记者、编辑等，也可以指媒介组织。“把关人”这一概念，现在已得到大众传播学者的普遍承认，“把关人”的作用、性质也随之成为大众传播学的重要课题。
在传播学中，“把关人”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在传播者与受众之间，“把关人”起着决定继续或中止信息传递的作用。把关人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体。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传播媒介是全社会信息流通的把关人；从传媒内部来看，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把关人”，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大众媒介来看，在新闻信息的提供、采集、写作、编辑和报道的全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的“把关人”，其中，编辑对新闻信息的取舍是最重要的。“把关人”的把关行为可以分为疏导与抑制。前者是指“把关人”准予某些新闻信息流通的行为，后者则是指禁止一些新闻信息流通或将其暂时搁置的行为。
然而，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传统媒体时代向新媒体时代的集中转换，带来了信息的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传统“把关人”权力逐步从集中走向分散。“风险社会”这一理论是由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的。贝克认为：“在今天，文明的风险一般是不被感知的，并且只出现在物理和化学的方程式中。”[143]与风险社会相伴而至的是，两种带有相互矛盾的趋势和特征日益显现：“知识与信息的大量积累与传播，但在公众讨论与决策中不确定性又凸显。尽管信息消除了原有的不确定性，但它们也以更快的速度创造出新的不确定性。”[144]由此可见，信息传播的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成了风险社会的主要表征，这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原有的自上而下的、带有强制性和权威性的单向传播没有了立足之地，承担对信息实施过滤、监管和控制职责的“把关人”角色也随之变得愈加弱化。
如果说风险社会是引发信息不确定性的导火索的话，那么网络时代的到来则是这种不确定性特征与趋势进一步凸显的催化剂。网络使信息传播的内容及其舆论导向变得愈加模糊，网络时代使这种不确定性特征与趋势进一步凸显。有研究认为，“把关人”理论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这是典型的“把关人”理论失效论。这种观点尽管有失偏颇，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揭示了新媒体时代信息控制的特殊性，其最大的特殊性在于“把关人”权力的削弱与分散。与传统媒体具有较强的组织性、专业性相比，网络使用者缺乏一定的组织定式，其中既有专业的媒体人，也有普通的网民，既有精英群体，也有草根力量，这就使得实施“把关”的主体由原来专业的媒体工作者和媒体组织拓展到所有参与网络活动的组织或个人，从集中趋向分散。此外，把关标准的模糊性、把关手段的滞后性，也削弱了把关力量。传统媒体时代，把关标准往往由专业的媒体监管机构来设置，带有较强的规定性、明确性和一致性，而在网络的虚拟空间中，这种传统的把关标准变得愈加模糊化。传统媒体时代，尽管把关的渠道和载体也不多，但是却足以监管所有大众传媒所传播的内容，但是，在新媒体时代，把关渠道和载体的更新速度，远远跟不上网络传播载体的创新步伐。
对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来说，信息的不确定性与“把关人”权力的分散，使传播主体的信息控制能力大大削弱，甚至会反过来受控于受众，被公众舆论引导。在信息控制不足甚至缺失的情境下，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自然会更多地受到来自种种网络思潮的冲击和来自网络意见领袖及网民群体的非理性批判。
第四节 从听其言到观其行：传播客体的接受特点
传播主客体关系趋于平等，传播主体面临的竞争力量不断增多，以及传播渠道日趋丰富，尤其是新媒体对传播方式的革命性改进，极大地改变了传播客体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地位与诉求。从传播客体的接受特点看，当代青年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最大变化，就是传播客体以利益导向决定下的理念认同为基础，以横向思维和横向比较作为衡量理论具有真理性程度的主要方法，并对传播者提出了行胜于言的更高要求。
一 政治控制的地位旁落与利益导向决定的理念认同
政治控制、法制控制、道德控制和舆论控制是社会控制的表现方式，共同构成一个总体的社会控制方式。政治控制主要通过政党及其决定下的国家和社会资源对政党成员及其相关社会成员实施全方位影响。政党通过以价值导向为主的意识形态建设，增强社会成员对其合法性的认同。在我国处于总体性社会时，政治领域的发展支配和决定着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的发展，全社会以政治为中心，以政治控制为基础，以等级体系和对社会资源由下而上的全面单向依赖为重要特征，通过马克思主义传播引导和制约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使社会在价值多元的情况下形成对社会主导价值体系的认同。“政治价值泛化为社会定向的标尺，评定、约束和改变着一切社会行动和互动关系。”[145]在以政治为中心的社会结构体系下，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既拥有丰富的资源和渠道，更拥有传播的合法性和必然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接收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社会资源在社会成员中的流动和分配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效果与传播客体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和践行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影响青年发展进步的核心指标。青年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既是青年社会化的主要任务，又是青年从社会获得自我同一性构建的思想来源；既是执政党及其掌握的国家权力对青年的主要要求，也是青年争取和分享社会资源、实现向上层社会流动的必然选择。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追求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为目标的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等不断向纵深推进的过程中，逐渐实现了社会结构的重新构建，推动了社会控制方式的转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最主要变化，“是从以‘社会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向以‘非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的方向转化”，是一种由特殊的包括政治身份、户籍身份、干部身份等身份指标为主要表征的“非财产型”标准，向以财产和收入为主要标准的“非身份指标”的转变。“中国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的区分。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是政治分层为主的社会，那时候政治地位比经济地位重要，人们之间有较大的政治地位差异，政治地位具有重要的功能……改革开放以后，政治地位的重要程度大大下降，而经济地位的重要程度却大大上升。因此，中国改革以来，社会分层结构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中国从政治分层为主体的社会转变为经济分层为主体的社会，换言之，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取代了政治上的不平等。”[146]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建立和主导地位的日益稳固，经济目标支配性地位形成决定了利益导向型的行动准则，冲击和破坏着既有的政治系统和资源分配方式，并且从各方面冲击原有的价值评判标准，使之转向以金钱和财富为主的价值评判，人们衡量成功的标准主要以财富和经济收入为尺度。社会资源由国家和市场共同进行分配的格局，改变了以政治控制进行社会资源分配的传统格局，使政治身份、政治意识认同等决定社会成员利益分配的作用有较大程度的减弱。正是政治控制作用的减弱，使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的强制性的制度保障弱化了。同时，市场经济带来的利益导向，同样延伸到青年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的行为表现。2005年，《新周刊》与新浪网借助网络投票的形式，排列出“中国欲望榜”。调查结果显示：渴望有更多的钱的人占72.68%，列第一位。[147]正是青年行为选择的利益导向替代了价值导向，使以价值导向为主要诉求的马克思主义传播面临基于利益导向基础上的价值导向的机制创新。
二 对传播者知行合一的当然认可与行胜于言的应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建设世界和改造现实世界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传播是一个意识形态建设和价值观念传播过程，更是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传播，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与认识和改造世界能力呈现的统一，也是传播主体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和实践的统一。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知行合一的本质要求，在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充分的历史条件下，传播主体的言行是否一致并未成为一种影响传播客体接受程度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做成的人”的论断，更是传播客体对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知行合一有着当然的认可。
“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做成的人”，包涵着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人性善、道德自律意识强、具备忠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及其能力等价值判断。这一论断是对共产党员的最形象比喻和总体代称，最早源于斯大林在《悼列宁》中对以列宁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高度概括，“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148]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整风运动中，章乃器针对这一观点而引发出来的问题进行了抨击，认为“由于这一句话的影响，可能有不少非党人士便以特殊的眼光看待党员，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也就不免以特殊自居了”[149]。《新闻日报》于1957年5月27日，刊载小雅的反驳文章，即《关于“特殊材料制成的”——和章乃器先生商榷》。小雅在反驳文章中说，所谓“特种性格”、“特殊材料”，不同于旧时法国贵族自诩的在他们身上流着“高贵的血液”，而是说作为工人阶级先锋战士的共产党员担负着伟大的历史任务，献身于一个崇高的理想，他们必须具有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必须具有前所未有的革命者的高尚品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毛泽东对此给予批示，在《对转载〈关于“特殊材料制成的”〉一文的批语》中指出，此篇似可转载。[150]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是特殊材料做成的”论断，成为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社会公众对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的不可置疑的社会共识。青年对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践履行为，既接受了主导舆论和组织宣传的“特殊材料”的既定判断，又由于信息不对称而无法对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言行进行了解和评判，一般都采取对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知行合一的当然认知策略而不采取质疑的策略。
同时，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传播主体并不是价值无涉的，而是全程卷入并积极传导自身价值观的传播过程。对传播主体来说，相信、理解和认同马克思主义是基础，运用、践行和深化马克思主义是基本要求。因此，马克思主义传播是一个信息传递的过程，更是一个传播主体践行马克思主义并通过率先垂范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行为过程。由于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在信息日益充分、传播渠道日渐透明的情况下，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容易被青年所观察和关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释力和现实改造力也更全面立体地呈现在青年面前。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言行的一致程度，以及马克思主义构建的理想图景与现实状况的一致程度，是青年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先行要求和最简捷的判断标准。同时，青年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具有越来越大的自主选择权，青年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接受与认同很大程度上要由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的解释与改造能力来决定，也会根据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信仰程度尤其是实践程度来决定取舍。
当前，在马克思主义对现实世界的解释能力和改造能力上，收入分配不公、官员腐败、房价高涨、物价上涨、日趋扩大的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的效果。针对这一症结，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领导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以后，喊出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时代最强音，要实干不要空谈，已经成为新一届领导集体的群体风格和执政理念。事业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讲大话、讲空话、讲套话，青年是不愿意听的，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真抓实干才能真正让青年信服。从重提“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到倡导开会“不准念稿子，要讲实在话”，再到“八项规定”的出台、反腐倡廉风暴的重拳出击和以为民务实清廉为重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用实际行动推动“实干”之风，狠抓反腐倡廉建设和作风建设，引起了包括青年在内的广大人民的共鸣和赞许。
在传播主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践履行为上，当代青年提出行胜于言的更高要求。青年接触马克思主义传播时，一般以党和政府是否言行一致、党政领导干部是否做好行为榜样为前提。也就是说，只有党和政府以及领导干部给青年树立了一个良好的行为榜样，真正以青年为本，为他们办实事，贴近他们的生活，贴近他们的实际，言行一致，才能得到青年的信任，青年才会真正认同党的主张、路线、方针和政策，马克思主义传播才会收到良好效果。因此，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要获得有效传播和广泛认同，党和政府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做好行为榜样，提升自己的公信力，言行一致，真正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让广大青年从心底认可马克思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相信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成为青年的信仰。
三 传播者的纵向思维与受众更加注重横向思维的差异
纵向比较和纵向思维往往是确认国家政权和政党执政合法性的最好路径。“纵观人类历史，最常见的合法性就是历史合法性。”[151]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最初执政的合法性来自暴力革命中的实际成就，来源于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实践郑重做出的历史性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民族独立、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建立了新中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152]马克思主义传播既是党执政合法性的意识形态体现，又是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的意识形态建设路径。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是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的必然要求，是青年对党执政合法性的认可、以火热青春积极投入实现中国梦历史进程的必然要求。为此，在对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时，纵向比较和纵向思维必然成为一种主导方式。马克思主义向青年进行传播的现实状况，也确实主要表现为纵向比较思维，例如，中国共产党经历千辛万苦通过革命斗争取得政权，为民族解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历史的对比中找到党执政的合法性，找到马克思主义地位的正统性。但是，只有亲身经历才能有更深刻的理解，只有基于感性的理解才能促进理性的认同。由于缺乏历史的感性认识和亲身体验，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接受缺乏个体经历与情感基础，难以形成理解基础上的理论认同。
亚当斯的公平理论认为，社会成员总是首先把自身努力程度和收入报酬，与周围人进行横向比较，并对公平与否做出判断。这种横向比较和横向思维在青年群体身上体现尤其明显。青年在进行自我认知和自我评价时选取参照物，更多地采用横向比较方法选取周围人群或现实生活中同时存在并可感知的事物。横向比较思维作为青年看待事物和处理方式的主要思维方式，大致有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体一般依据自己的经历、经验和常识来反思性地对社会现象和社会事物进行主体的判断和认知。青年本身意味着一个新兴的社会群体，他们没有历史烙印和历史积淀，在他们可感知的世界中难以直接触及历史史实及其历史的对比。第二，青少年一般是以周围人的行为作为自己行为的模本，青年一般是在同辈群体帮助下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平等位置，摆脱家庭中的从属地位，减少对成年人的依赖。[153]同辈群体是一种典型的横向人际联系。第三，同代人拥有共同的经历并用共同的方式做出反应，青年同辈群体可以成为一种历史的力量，在成长过程中热衷于广泛的反文化模式。这样的反文化模式，不仅在表面看来与当时成人世界所接受的价值观念有差异，实际上也存在着对立。[154]第四，当代青年对于理论和思潮的丰富性、社会制度的丰富性和社会发展的丰富性等方面，有了更多的信息比较与信息选择权。马克思主义传播既面临着主体力量的竞争，也面临着该理论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效果的评价与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青年有机会了解外面的世界，他们纷纷走出国门，去外面的世界闯荡，开阔自己的视野，增长自己的见识。为此，当代青年常常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发展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比较。虽然我国的GDP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可是人均GDP的排名却比较靠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繁荣、生活水平高、人口密度低，好莱坞大片中展现的自由、享乐、安逸的西方生活方式，让青年对自身发展状况和生活方式有了更多的反思。另外，青年还喜欢拿大陆与港澳台进行比较，特别是香港，回归以后依然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在进行一系列的横向比较之后，青年认识到了大陆与港澳台、我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产生了一些思想上的困惑，势必影响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认同。
青年不是不关注历史，不是不缅怀曾经的苦难，不是不明白今天的辉煌源自于昨天的苦难，而是在历史与现实比较之间，更关注现实，立足现实，立足自己的现实生活做出自己的选择。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社会思潮，青年一代往往是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来做出自己的选择，换句话说，就是根据自身的需要，自身的利益来进行选择。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在向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时，要转变思维，立足于青年的现实，创新传播策略和方式，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第五节 从统一到分化：传播客体的结构分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社会分化成为社会领域中一个显著特征。就青年而言，群体分化也在这一大背景下成为一个明显的青年特征和日益加强的趋势。青年年龄更替的结构性规律和不同身份、职业、行业的青年角色差异，使青年群体分化过程中的不同青年亚群体之间体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不同阶层和不同类别青年由于年龄不同，工作环境、家庭环境、人际交往的差异，会导致青年个体的很多行为发生变化。进入社会转型期，我国青年群体的分化速度明显加快，青年群体的需求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从马克思主义传播来看，传播客体的结构分化必然反作用于传播活动，既给在青年中传播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带来了思路的转变。
在群体分化过程中，由于不同阶层青年的社会地位、职业、思想接受特点不同，认知能力和接受能力不同，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理论的关注点也会不同，这些都会影响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效果。因此，在对不同青年群体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时，要根据青年亚群体的实际情况，找准方法，细分内容，增强针对性和有效性。
青年分化涉及许多方面，如政治分化、职业分化、经济分化、社会地位分化等。对在青年中传播马克思主义来说，提出和研究传播客体的结构分化，其核心价值在于针对传播客体的结构分化，提出差异化的传播要求和目标，并采取有针对性的差异化的传播方式、途径和策略。从这个角度来看，以下三个方面的青年分化需要重点考察并有针对性的应对。
一 青年政治精英与普通青年
从个体的政治发展状况和发展期待来说，青年群体可以划分为政治精英群体与非政治精英普通青年群体。在我国现有体制下，青年政治精英主要包括在领导岗位的青年党团员干部、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的青年、青年知识分子中从事马克思主义传播和研究的青年学者、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的培养对象等。青年政治精英与普通青年的分化，既体现在个体政治发展上，也体现在理论学习的需求上。青年政治精英既在当下的政治生态中扮演重要角色，更有可能在未来政治发展中承担重要的角色。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相对于普通青年而言，对青年政治精英必然提出更高的要求。
但是，过去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在面对青年群体时，往往更为突出和强调统一整体的要求。在传播过程中，对青年政治精英与普通青年，上下步调一致，青年的政治化符合要求也是一致的，没有突出和强调在青年的这种分化中，对不同青年群体的特殊要求。在青年中传播马克思主义，面对青年政治精英群体，必须在针对普通青年提出的统一的整体性要求的基础上，提出更高的要求。这种要求体现在首先要通过马克思主义传播，帮助青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其次，对青年中的政治精英，要在此基础上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传播和教育，使他们更加理性地认同马克思主义，从而使其中更多的成员成长为坚定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二 传统单位体制内青年与体制外青年
从经济分化来说，青年分化最主要的分化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育获得；二是就业岗位的获得。其中，就业是青年经济分化完成的分水岭。当前，传统单位体制外的两新组织已经成为吸纳青年就业的重要渠道。同时，仍有大量青年，特别是青年中的不少精英分子在体制内就业和发展。体制内青年与体制外青年在政治要求、个人发展方向、业务内容、就业岗位的社会功能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导致他们在面对马克思主义传播时，面临的传播渠道、方式、内容和要求等方面存在相应的差异。
在体制内，由于保持了传统单位制的机制和特点，党团组织健全，政治学习和思想政治教育仍然是体制内青年在工作中面临的常规内容，因此，对体制内青年来说，马克思主义传播渠道完备，传播内容完整，影响力显著。体制内青年由于受到体制的影响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拥护马克思主义，这也是在进一步的青年分化中，他们继续向社会上层再流动的必要条件。对传统单位体制外青年来说，个人发展路径与马克思主义接受的关联性较弱，接不接受马克思主义对他们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同时，体制外就业经历与生活阅历，使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思想、见解和主张，有可能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对他们的吸引力并不强，这就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在他们中的传播效果。因此，对体制外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要更突出社会化方式和大众传媒的影响。
三 白领青年与弱势群体青年
从社会地位的分化来说，青年群体内部已经分化出不同的阶层。其中，处于中间阶层的白领青年和处于社会分层底部的弱势群体青年所占比重较大。对白领青年来说，他们虽然也普遍面临着经济压力，但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他们对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具有积极的认识，普遍拥护改革开放，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时，他们对政治资本的获取也有一定需求，因而总体上与党和政府保持一致，拥护党的各项主张，对接受马克思主义虽然并没有表现得积极、主动与迫切，但也没有明显抵触。他们的物质条件并不是十分丰富，有一定的精神追求，自身的现实状况决定了他们更关注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现实政治和社会问题等，这些与他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他们习惯立足于自身的现实看待问题，而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来说与现实利益离得又有些遥远，比较抽象，并不能很好地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白领青年的这种双重心态让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摇摆不定，对马克思主义传播效果的影响比较大。
弱势青年作为青年中的弱势阶层，经济收入不高，自我权利弱化，相对剥夺感较强，生活处境不好，有的甚至连温饱都成问题。他们的这种现实生活状况决定了他们追求和关注的重点在于个人生活的改善。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该青年群体处于传播的末端，传播渠道不通畅甚至堵塞，马克思主义在他们中很难得到传播，这样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就很难有机会深入了解，接受和认同的要求也不迫切。由于身处较低的社会地位，他们更为关注自身的现实生活，关注切身的利益问题，如果他们不能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给他们带来实际的利益，就很难引起他们的兴趣。因此，对弱势青年群体来说，首要的在于帮助他们改善生活与工作状况，如增强他们的人力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在此过程中，帮助他们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的感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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