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译稿付梓以来，时常觉得好多话语该说未说，真个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今有长江文艺出版社给我一个补叙良机，我当然是非常珍惜，决定借机着重说说卡萨诺瓦和作者茨威格本人。
斯蒂芬·茨威格1881年生于维也纳，1942年偕妻自尽。西方世界大都晓得“天鹅之歌”乃是告别生命的代名词。茨威格在1942年写完的自传《昨天的世界》，便是这位奥地利犹太小说家、诗人和传记大师奉献给人类的“天鹅之歌”。这年的2月22日，他与第二任妻子——年仅三十三岁的伊丽莎白·绿蒂女士在里约热内卢近郊小镇的寓所之内双双服毒而亡。
茨威格在《绝命书》中写道：“年过花甲，要想再一次开始全新的生活，这需要一种非凡的力量，而我的力量在无家可归的漫长岁月中业已消耗殆尽。这样，我认为最好是及时地和以正当的态度来结束这条生命……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愿他们在漫长的黑夜之后还能得到朝霞！而我这个格外急不可耐之人就先他们而去了。”如此天才作家，如此决绝弃世，想必曾令无数的粉丝扼腕叹息。就在茨威格辞世七十五周年纪念日那天，我写下了这么一段话：“茨威格对我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安徽文艺出版社让我将他的笔下的《三作家》译成中文，人民教育出版社又从我的译文之中选取《列夫·托尔斯泰》做了八年级中学语文的课文，台湾那边也选做了宝岛学生们的阅读材料，而顶顶铭心刻骨的则是他使我认识了卡萨诺瓦其人、其名、其传奇罗曼史，并为之消磨了十多载的似水流年……呜呼，我的茨威格先生，这‘纪念’二字怎生打发？”
好了，闲言打住，还是让我回忆一下《三作家》这本书所引起的轶事。由于忘年之交丁弘老先生撰文在《江海晚报》称赞我那本译作，严晓星先生因想一睹为快而于2000年春辗转来向我索赠一本，从此便结为文友。又因他的热心引领，我得以拜访另一位严先生——此乃父辈之人，虽然外界只知其三字笔名“辛丰年”，但小严和我都一直是以“严老”称呼的。严老本名严格，不仅撰写音乐评论，而且涉历广泛，常有风趣文字发表。他以“重读《卡沙诺伐》”为题在《万象》杂志上侃侃而谈：“他又周游名城大都，行了恐不止万里路。他又是有多重身份的人：贵族、外交官、彩票经营家、赌徒、魔法师等等。所到之处，王公大人、名流学士，无不与之游，比中国旧时的清客、山人神气得多。卢梭、伏尔泰、路易十五、蓬巴杜夫人，号称开明君主的腓德烈大王和风流女帝叶卡特林娜等人，他都有接触，这便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可以助史感的绝好资料。”信哉斯言。晓星君热心鼓动我将卡氏回忆录译介出来，辛丰年先生则在相关交谈中主张此书翻译还是单干为好。1999年夏天，当我在一家中英合资企业的工地担任翻译时，英国朋友罗立林（Lyn Rowley）先生在伦敦买到了十二卷共分六大册，作为礼品送给了我，那位译者是根据德国布洛克豪斯（Brockhaus）出版的法文原版足本L'Histoire de ma vie译成英文的，而卡萨诺瓦原著就是用法文写的。我还记得那年6月6日上午收到那一大捆六大本英文书籍的具体情形。
在写“补叙”之时，我又把三位的面孔找出来端详了一番，首先想起一句古语：“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论文才和文采，三人确也难分伯仲，但若光说长相，嘿，我得直说：“数风流人物，则非卡萨诺瓦莫属。”司汤达是上身长下身短，而茨威格眼中的托尔斯泰却近似侏儒。
诚然，卡萨诺瓦早已不再陌生，此刻首先想到拉丁文Veni，Vidi，Vici（我来了，我看了，我征服了）。顺便相告，他煌煌十二卷自传的英文已经被我通读了，翻译了，《新京报》记者还专门为此作了报道。如今，让我也臭美一下：我来了，我看了，我译好了！
作者茨威格之所以把卡萨诺瓦放在书里与文豪托尔斯泰等量齐观，用他本人的话说：“卡萨诺瓦最低，属于原始等级。我们从他那里看到天真的自我写照，这是对行为与事件的一种朴实记录，既无意于评说事理，亦无心于深究灵府。”
他在书中一再盛赞卡萨诺瓦、司汤达和托尔斯泰为人物形象描写之高手，其实他自己也是不遑多让。逝者已矣，晚生无奈，但愿能借虚拟之空间刻下这挂一漏万的两行墓志铭：
犹太犹存传奇传记有缘比肩作家三子
博览博爱亦文亦诗无奈竟成彗星一颗
王雪飞
2017年8月于南通洪江路五一村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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