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你们的祖先怀揣汉语,叮叮当当一路跋山涉水下到南洋?他们像牵牛赶马那样把那些字词带到这里,落地生根。你们的祖先以现在的飞机速度,让汉语往南飞行了3个多小时,让汉语的半径往南扩展,一直扩展到马六甲海峡。在这里,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华语作家和诗人。是你们的坚守,让我感受到了华语的坚韧。是华语的坚韧,使我们的交流变得没有障碍。
寻找中国式灵感
在这个世界,其实并不存在一部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要求完全吻合的作品。一个作家想写出一部人人满意的作品,那是绝对的空想,而读者也别指望会有这么一部作品从天而降。这部所谓的伟大作品,需要众多的作家去共同完成,他们将从不同的角度来丰富它,慢慢形成高原,最后再形成高峰。所以,每个作家去完成他该完成的任务,这就是他为这个时代做出的写作贡献。
先锋小说的变异
先锋小说兴起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刚刚改革开放,每个人都有求变求新的渴望,别的变不了,但小说还是可以变一变的。很感谢小说的变化,安慰了读者们求变的心情。在先锋小说之前,有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但先锋小说出现之后,很多寻根文学的作家也在求变,他们与先锋小说相互激荡,形成文学创新的局面。先锋小说是对中国传统写作的一次变异。
虚构的故乡
不可否认,故乡一直在塑造作家,但请注意,作家也反过来塑造故乡。如果没有加西亚·马尔克斯,我们怎么会留意阿拉卡塔卡小镇;如果没有鲁迅和沈从文,那绍兴和凤凰也没有这么风光。毫不夸张地说,是莫言带火了高密大栏乡。然而,我们必须清楚,作家在塑造故乡时进行了虚构。常有读者按照小说中的描写寻找作家的故乡,但现实与虚构的落差往往惊破他们的眼镜片。虚构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虚构变得越来越强势,而现实乐见其成,心甘情愿地配合。2008年茶峒镇已更名为“边城镇”,“鲁镇”和“末庄”也已经在绍兴变成了实体建筑群,据说哥伦比亚有关方也正在努力把阿拉卡塔卡更名为“马孔多”。这样一来,作家们的故乡又由虚构变成了“真实”。
每天都有新词句
好作家都有语言过敏症,他们会在写作中创造新词新句,以求与内心的感受达到百分之百的匹配。所谓“词不达意”,就是现有词句无法表达我们的意思和感情,特别是在社会环境和我们的内心变得越来越复杂之后。所以,较真的写作者为表达准确,一定会创造适应环境的新词句。霸道地下个结论:创造新词越多的作家很可能就是越优秀的作家。
梦启
春天我想好笔名,夏天父亲就过逝了。这两件事似乎没有关联,却似乎又有关联。
那是1991年,先锋小说横行。我被那些文字迷惑,顿觉自己写的豆腐块不够先锋,便发誓脱胎换骨。于是,坐在书桌前想了两个多小时,决定使用笔名“东西”。
有人相信名字决定命运。我相信笔名决定小说风格,更何况这个笔名还是自己取的。我想它不仅仅是个笔名,而是思维方法,就像小说的标题决定内容。
文学的远与近
和西方文学一比,我们亚洲都过分谦虚,但一说到邻国文学,每个人都满怀自信,或者自傲。自卑与自信,严重地阻碍了亚洲文学的交流。有时,我们对邻国文学的兴趣,竟然要拐一个大大的弯。
赛珍珠和杜拉斯两位西方女性作家,分别以中国和越南为写作素材,作品均获得巨大成功。这说明,我们亚洲的写作素材没有问题,其实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素材都不是问题,问题的是我们必须确立写作的自信。
真正的经典都曾九死一生
为什么经典总是要面临被烧掉的危险?难道仅仅是巧合吗?或许,这恰好证明了江湖险恶,证明了经典在成长中注定要遭遇偏见与傲慢。卡夫卡临终的时候,也曾经吩咐朋友布洛德把手稿全部付之一炬。幸好布洛德没有执行,否则这个世界上将永远没有一个名叫卡夫卡的作家,文学菜地里也许会因此而缺少一个品种。纳博科夫和卡夫卡是幸运的,他们的幸运在于有人及时地保护和抢救了手稿。但抢救并不是百分之百的,他们的幸运可以反证: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经典作品可能已经被烧掉。谁又敢保证果戈理烧掉的《死魂灵》第二部就不是经典小说?
从“马航失联”扯到中国编剧
正当“马航失联”事件在国际上吵得沸腾之时,中国的某编剧与某演员也因为剧本能不能修改而争论不休。一个关乎生命,一个关乎职业道德。两者似不相干,却可以联想。
不可否认,尊重编剧的制片、导演、演员和媒体越来越多,以上列举的偏见不含这些有良人士。至于某编剧与某演员的争执,因本人不了解具体情况,保持中立。写完最后一句,我又要刷屏关注“马航失联”。我已经被故事牵引,深深而不能自拔。
经验,在最深处
警惕媒体,又离不开媒体。这是全媒体时代作家们的宿命。作家在需要个人经验的同时,还需要宽阔的视野、丰富的知识、新鲜的材料。一个人的经历是有限的,如果完全抛弃媒体,那他的视野也许就受到限制。
所以,经验在媒体的里面、在生活的深处、在心灵的底层。如果我们没有灵魂引导,没有追问需求,没有开采能力,那就有可能永远触摸不到真实,那一本本砖头似的作品所呈现的,也许都是经验的表皮,也许就是货真价实的伪经验。
要人物,亲爱的
对塑造人物的忽视,不光是作家们的罪过,其中也有市场和文学杂志过剩的功劳。那么多的文学刊物,每天都需要填充版面的文字,写不写好人物绝不是当务之急,关键是能够打字。王朔当年说凡是女作家只要能写出字来就是作品,而一写出稍微像样的作品就是名著,这话现在完全可以延伸到男作家们的身上。
而作家们真要写出几个好人物,拼的是眼功、脑功加坐功,拼的是时间和毅力,需要细心体会,感同身受,愿意把自己当一部生活的接收机、情感的试验器,这才是真正的身体写作!福克纳写一个人进入大宅不知道往哪儿走的时候,他这样写道:“好像他在跟踪自己。”而我们的写作其实就是跟踪人物,那个人物不是别人,是我们自己,是我们的心灵。
好像不是虚构,而是现实
2013年5月,我开始了这部小说的写作。就像写《没有语言的生活》时那样,我在写下第一行之后,便开始在书房里徘徊。这是一种写作习惯,也是不自信的表现。我总觉得马上下笔,肯定会把这部作品写砸,总觉得构思还不够精妙,主题还不够深刻,故事还不够震撼。这么犹豫着,犹豫着,一星期过去了。这是我徘徊的时间极限,如果一周时间还没徘徊出新的灵感,还没徘徊出新的想法,那就必须硬着头皮往下写了。好在这一周没有白费,许多新主意“咕咚咕咚”地冒出来,它们坚定了我写作的决心。尽管有的想法在后来的写作中根本用不上,但它们就像充足的弹药,一度给了我胜利的信心。
灵感是逼出来的
我需要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就像我那些没有离乡的同学,他们经常站在自家屋前伸长脖子瞭望。他们曾经雄心勃勃,充满幻想,可是现在却只能伸长脖子瞭望。瞭望谁呢?瞭望他们进城打工的孩子,瞭望他们曾经的梦想。
这个灵感是逼出来的,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灵感既不是一种才能,也不是一种天赋,而是作家坚忍不拔的精神和精湛的技巧同他们所要表达的主题达成的一种和解。”
三年一觉后悔梦
每一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痴迷的时代背景。《耳光响亮》从1976年写到80年代中期,主要想表达精神父亲消失后,我们如何成长?而《后悔录》则把时间往两头延伸了,起跑点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终点站在九十年代后期,跨度为三十年。这三十年,除了我身在其中,还因为它的变化特别巨大。
相信身体的写作
真正的“身体写作”,它不是“脱”也不是“下半身”,而是强调身体的体验和反应,每一个词语都经由五官核实,每一个细节都有切肤之感,所谓“热泪盈眶”、“心头一暖”都在这个范围。如果写作者的身体不先响了一下,那读者的脊背就绝对不会震颤。所以,每一次写作之前,我都得找到让自己身体响起来的人物或者故事,我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来寻找和发现。不管写作的标准有千条万条,我相信只有发现秘密、温暖人心、触动神经的文学,才会在低门槛前高高地跃起,才有可能拉住转身而去的读者。
把虚构的权力交给人物
作家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地自我任命。难怪莫言先生会说“写作时,我是个皇帝”。怪不得有人把全知全能的叙述命名为“上帝视角”。当作家们进入“上帝视角”时,那是叙述的自由时刻,也是无法无天的时刻,更可能是走火入魔的时刻。据我的经验,当写作者的权力越来越大,越来越没有限制的时候,有可能就是写作出问题的时候。叙述的无法无天或者说专制,必定会对小说中的人物造成压迫和伤害。人物会闹别扭,会争取自己的性格权、形象权,甚至台词权,如果他们被作家歪曲了,那他们就会让这部小说失败。所以,好作家会倾听人物的心跳,会“跟着人物走”,而不是让人物跟着他走。
关于小说的几种解释
倾诉与聆听
这种倾诉与聆听的关系,深刻影响我对小说的理解。我以为小说就是释放自己的懊悔和积怨,倾吐自己的秘密,以博取别人的同情。即使读者闭上了眼睛、关闭了耳朵,但作家却不能把自己变成哑巴,他要滔滔不绝地写,让读者的眼睛和耳朵重新打开。
现实比小说荒谬
现实是没有逻辑的。当童话的逻辑碰上了现实的没有逻辑,那我就会感到措手不及。
想象比道路还长
法国作家米兰·昆德拉在《雅克和他的主人》中写道,当雅克和主人不知走向何方时,雅克说朝前走。主人说朝前走是往何处走?雅克说前面就是任何地方!我以为,这就是小说的想象力。
创作三问
什么样的作品才能证明自己还是作家呢?首先,它是内心的秘密,其次,才会是写作的技巧。但是,爬了二十年的格子之后,我已经丧失了谈论技巧的兴趣,不是说我不讲技巧,关心我的读者会通过作品来给我的技巧打分,只是与内心的秘密比起来,所有的技巧都将黯然失色。
谁看透了我们
翻开现在的文学书本,我很少看到这么简洁的文字。喜欢炫技的作家们,常常把语言堆了好几千字却言不及义;而一些日书万言的所谓作家,废话一拉开往往要用上好几页稿纸。
川端康成之痛
我想起我的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我在这个小说里写了一聋一瞎一哑的三口之家的人的命运,写他们的失语失听失明,这绝对是我的虚构,但它与川端康成的命运不谋而合。这也仿佛是一种命运,它使坐在电脑前衣食无忧的写作者无地自容,使被称着作家的我们不敢有丝毫的狂妄自大,因为不管你有多么好的想象力,你也无法超越生活的悲痛,悲剧出乎我们的想象,它挑战我们,似乎永无穷期。
我们内心的尴尬
也许潜意识就是所谓的写作悟性。大凡及格的写作者,都晓得小说藏在什么地方。并且掌握获取它的方法。这种天然的直觉,是把写字变成写作的根本。但是,写作者不是千篇一律的,他们各有各的兴趣,各有各的角度和方法。有人发现生活中的诗意,有人穿越,有人玄幻,有人专揭伤疤,有人誓死重复生活……而我,则喜欢描写生活中的悖论。在悖论处,没有绝对的正确和错误,它像一道难题,是我们内心的尴尬。当我被这样的难题折磨时,小说就产生了。
叙述的走神——关于一部小说的产生
构思是我叙述的开始。从这一刻起,我的脑子漫无边际地搜索,经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这期间,有大部分时间我在发呆,或者说走神。
如果说我的小说还有一点儿新意的话,那么它主要得益于我叙述的一次次走神。走神使我不断地改变初衷,让我的小说叙述和刚开始时大相径庭。我认为写作的快乐也正在于此。
小说中的魔力
我把小说中非常规的东西统统称为魔力,它是一种鬼魅之气,是小说的气质、作家的智慧。愈是有想象力的小说就愈具有魔力,所以我坚信小说肯定不是照搬生活,它必须有过人之处。
小说的商品化
小说并没有到此为止,我不想只给它一个空壳,而是在主体部分写了好些有趣的故事,它告诉读者伴随着商品时代的是爱情的快餐。对主体部分故事的认真经营,就像厂家致力于产品的质量,期望能够拥有更多的客户。从这个小说开始,我坚信任何奇特的小说都不是凭空捏造的,它发自我们的内心,与生活血肉相连,魔力就蕴藏在我们的生活和内心之中。
零件的组装
我在跟导演们的合作中,既体会到了五马分尸似的痛苦,也体会了完成一次新组装的快乐,它使我隐约地感到一种后现代写作的方法——拼贴,正在渐渐地进入我的写作,直到在《耳光响亮》里大规模地出现。评论家对这个小说的不同解读,也证明了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组装品。
漫画一样的现实
我曾经在跟张钧兄的“访谈录”中说过:小说其实就是夸张。某个事件或者某个人物夸张到一定程度,就有了漫画的效果。1997年6月12日,我在写完长篇小说《耳光响亮》之后,编辑叫我给这个小说写一个简单的介绍,我的脑海当时就跳出了这么一句话:这是一部漫画似的长篇小说。这句话是我写完这个小说之后最深切的感受。
“漫画”用简单而夸张的手法来描绘生活或时事的图画。一般运用变形、比拟、象征的方法,构成幽默、诙谐的画面,以取得讽刺或歌颂的效果。
叙述的多种可能性
我一直喜欢福克纳的叙述,从他的《喧哗与骚动》到《我在弥留之际》。《喧哗与骚动》是因为用不同的视角把一个故事写了几遍,最后组装到一起竟然产生了奇妙的效果。而《我在弥留之际》则用了安斯·本特伦一家人的不同视角把故事讲完。我梦想着在我的手上,某一天会出现叙述的奇迹。
获奖是一次心理治疗
一位作家曾经说过,凡是写作的人心里都有疾病,他们需要用文字来进行治疗。
多年来,我为自己没能写出更好的作品而遗憾,经常为好小说害相思痛。非常感谢“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及时给了我“2005年度小说家”奖,否则我也许会犯神经病。这个奖相当于一次心理治疗,抚慰了纯文学的写作,对一个在文学道路上奔跑二十年的人进行了维修,使我能够与韩少功、韩东和林白站在同一级别的领奖台而倍感自豪。
短篇就是一口气
据我的经验,短篇小说可称得上是一种快乐的形式。首先它的篇幅短小,不需要太耗体力,在兴奋点还没消失的时候就已经完成,所以常常给人以饱满、激动和完美的印象;其次它是自由的,任何一个刹那间的想法,只要你愿意,都可以变成短篇小说,特别是现代派小说被读者接受之后,短篇小说更是自由得毫无道理;再次是它能给人以成就感,无论长短,它毕竟是小说,况且世界上还立着那么几个靠短篇成为大师的榜样。
所以我认为短篇不仅是一口气写完的,它还必须能够让读者一口气读完。
挽留即将消失的感情
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需要逻辑的世界,但是,如果连同情也需要逻辑的话,那我们还有没有做人的资格?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们能够无条件地同情生命。当同情在现实中变成稀有金属的时候,我只能在小说里挽留这份感情,以供渐渐冷漠的人们参考。
走出南方
心灵就像水,水与水相连。过去的远方的一次心动,也许会在我们的今天,我们的这个地方产生最强烈的回响。这种回响,使我慢慢地从南方的地域脱离出来,更多地去关照人们的心理活动。这已经没有南北之分,就像随着空调机的普遍使用,无论是北方或者南方,我们时常都处在一种恒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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