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风情

    梁启超的家乡坐落在南国水乡——广东省新会县的茶坑村。

    新会县位于美丽富饶的珠江三角洲的南端，距花城广州一百多公里，多为冲积平原和小山丘，西汉时称四会县，晋更名盆允县，南朝刘宋时置新会郡，隋朝废郡改县，因袭至今。从新会县城往南，过大作家巴金所描绘的“小鸟天堂”——就是那棵特大的榕树，约二三十公里，便是茶坑村了。这里正当西江入海之冲，居河海相隔而成的七小岛中央。无怪乎梁启超自称为“中国极南之一岛民也”。[1]

    茶坑村有一百多户人家，五千余人。村前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缓缓流过，时有风行的小船飞驶；村后一布满松柏竹林的小山拔地而起，游人清脆的歌声此伏彼起。山上有一建于明代的凌云塔，雄伟壮观。立于塔旁，珠江三角洲的秀丽景色，尽收眼底；南海潮的冲天巨浪，隐约可见。可以设想，青少年时期的梁启超常绕塔漫步，思潮起伏，叹人生之艰辛，思祖国之兴衰，念天地之悠悠，独自命而奋起。

    新会属亚热带气候，少寒多暑，炎热潮湿，严冬无雪；花开四季，稻花香气逼人，桑园郁郁葱葱，柑橘、香蕉等水果挂满树枝，著名的大葵扇行销全国。但气候易变，往往一日之间，风雨凉热骤易，令人难于应付。同时，会有台风侵扰，天灾伴随着人祸，不时袭来。从晚清的多种文献来看，生活在这鱼米之乡的人们，并不富庶。他们需要抵御各种天灾和人祸的侵袭，再加上生产力水平的低下，所以生活相当艰辛。艰苦的乡村环境养成了茶坑村民十分顽强的生活能力。他们善于应付各种突然事件，勤劳俭朴，务实、求新、自治、爱乡，崇尚封建义理，信神鬼而不乏迷信思想，尊重知识分子，向往升官发财。这种乡风，即使在有了很大变异的梁启超身上，也隐约地有这样那样的反映。

    清末的茶坑村实行一种带有一点自治色彩的乡绅保甲制度。在梁氏宗祠“叠绳堂”设有本村的最高权力机构——耆老会，由五十一岁以上的老者充任，年轻的秀才、举人亦可为会员。耆老会又名“上祠堂”，聘任四至六名年轻力壮能办事的男子为值理，其中两人为会计，管理全村财务税收，另举保长一人，“专以应官”，但身份比较低。耆老会一般有会员六七十人，但开会时有一多半人不出席，权力实际掌握在少数几个人以及办具体事务的值理和保长手中。梁启超的父亲就曾掌握耆老会权力三十多年。据梁启超在《中国文化史》中记述：“耆老会议例会每年两次，以春秋二祭之前一日行之。春祭会主要事项为指定来年值理，秋季会主要事项为报告决算及新旧值理交代，故秋祭会时或延长至三四日。此外遇有重要事件发生，即临时开会。大率每年开会总在二十次以上，农忙时较少，冬春之交最多”。[2]

    耆老会设有自己的地方武装——乡团，由敢于争斗的青年自愿报名，耆老会批准。团民备受优待，分东西时可以领双份。每人或数人发一支枪，弹药则由值理统一保管。有盗卖枪支弹药者，必从重处罚。乡团定时操练，学一些武术和作战技能，有一定的战斗力。在维护茶坑村社会秩序方面，乡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遇到外来侵略，又可发挥组织民众，保卫家乡的积极作用。应该说，清末的乡团是较复杂而作用多变的乡村武装集团。

    茶坑村还设有江南会，类似我们今天的农村供销社。乡民自愿集资，购买较为急需的布匹、日用百货及柴米油盐等，同时收购村民出售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方便百姓，扩大交流。三五年后，所得利润少量还给会员，早还者利少，晚还者利多，一般三十年内还清。余下的利润多充公，用于村中公益事业。春秋之季，江南会还贩运肥料和农具，颇受农民欢迎。一些善于交往又经营有方的农民，积极参与到江南会中，借以渔利，偶有“以赤贫起家而致中产者”。可见，新会一带的乡村贸易还是较为发达的，这是清末商品经济的勃兴在一个小角落的典型反映。

    耆老会的主要收入是“赏田”。凡是村里新开垦或淤积的土地，一律归耆老会掌管，通常情况下有近十顷之多。租种这些土地的农户，每年要交40％的地租。每到年初，很多人争着租地，竞争十分激烈，说明茶坑村的土地并不富裕，也透露出这里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较多。如果欠租，是绝对得不到下一年的耕种权的。此外，茶坑村的乡民对祭神拜佛和祭祀祖先十分重视，所用的财物大都落入耆老会手中。耆老会利用老百姓的这种心理，也会拿出一部分钱来拜神祭祖，并把祭完后的肉（胙）分给村民。村民则把分到肉（胙）视为一种殊荣，若得双份，则让大家羡慕；若未分得，则被视为奇耻大辱。尤其在春节，分胙是梁启超家乡最热闹、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耆老会最繁忙的事务是处理民事纠纷。遇有纷争，初由亲友中的耆老会员调解；不服，再由就近的家族来解决；再不行，则由村里的“叠绳堂”评判；如果还不服，就只能诉之于官府了。但村民皆认为到官府评理为不光彩的事情，所以诉之于官的极少。村民有害公益事业，如聚众斗殴、偷盗抢劫等，一般由耆老会出面，绑起来游街示众，任人责骂。犯有奸淫罪者，村民最恨，要将全村的猪杀光，平分给每户，钱则由犯罪者偿付，美其名曰“倒猪”。

    茶坑村的公益事业，多由耆老会组织。如河流的整修，由耆老会调派全村十八岁以上五十一岁以下的劳力开挖，若不出工者，必须出钱。乡村的儿童教育，由耆老会组织读书人，开办三四个私塾，以各祠堂为教室。老师的工资，多者三十元，少者几升米，全村分肉时，可以拿双份，以表示对知识的尊重。村里的娱乐活动，以正月十五的灯节和七月的祭神最为热闹。梁启超小时候，最喜欢这两个节日，往往不知疲倦地尽情玩耍。

    1873年2月13日，当梁启超发出第一声啼哭时，给他提供的就是这样一个古朴、有序、守成、封闭而又缺少生机的小乡村的生活环境。

    茶坑村的小环境虽然依然故我，但是，国际和国内的大气候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十九世纪中叶，欧美资本主义列强凭借强大的武力和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中轴的经济实力，已经将全世界连成了一片，清廷与世隔绝，万世长存的美梦不可能做下去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清政府门户洞开，广州城外的炮声不时使近在咫尺的茶坑村的老百姓震惊；三元里一百零三乡村民英勇的反侵略斗争，也给梁启超家乡的父老兄弟以巨大的鼓舞。1857年英法联军在珠江口外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更给新会一带的村民带来了灾难，珠江三角洲的士农工商已经切实感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威胁。伴随着殖民主义的腥风血雨，距新会县一百五十多公里的花县出了一位洪秀全，他高举反抗清朝专制统治的大旗，试图建立一个绝对平等的农民理想社会——太平天国。虽然这场农民大起义经过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悲壮地失败了，但给了中国人民尤其是梁启超故乡的人们以新的力量和新的思考。外来的压力和内部的反抗，使清廷无法照老样子统治下去了。1861年后，清廷不得不举办洋务运动，对外开放，“师夷之长技”，企图移植西方资本主义的军事力量和科学技术来维护封建专制的内核。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并没有使清政府强大起来，但在客观上引进了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力，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萌发。1872年，离茶坑村六七十公里的南海县出现了继昌隆缫丝厂，由此产生了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家——陈启源。此后不久，新会县也设立了缫丝厂。这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无疑给清廷封建主义专制大厦的墙角划开了一道无法弥补的裂痕，给珠江三角洲带来了新的希望。

    古老的中华大地在这种血与火压迫下的新陈代谢，迫使一些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去重新认识世界，反思中国，面向未来，提出新的对策。魏源早在鸦片战争之后就写了《海国图志》，呼吁向西方学习；徐继畲在1848年刊刻了《瀛环志略》，公然颂扬华盛顿；离茶坑村仅几十华里的香山县的南屏村，贫家子弟容闳已经去美国留学，并在梁启超出生的前一年率詹天佑等三十名幼童赴新大陆学习西学；比梁启超大七岁的小同乡孙中山在香港学习了一段时间的西医后，又奔赴美国的檀香山，构筑着新的救国方案；比梁启超大十五岁的康有为，正在南海县西樵山宁静的书斋里苦思冥想，试图从古色古香的经卷里寻求再创一个新世界的路径。

    环境变了，人也在变。这种急剧变化、新旧交替的客观社会环境和梁启超不甘居人之下、追求真理又天资聪明的自身条件，使得他不可能在其先辈所走过的道路上亦步亦趋。

    家世沿革

    据《梁氏历代世系图谱》和《茶坑梁氏谱记》所记，广东省有梁姓始于宋代的梁绍。梁绍字季美，中进士后，为官广东，择居南雄的珠玑里；绍传三代，梁南溪开始迁至新会的大石桥；再传十二代，梁谷隐才在茶坑村嘉亨里立户；谷隐之十世孙，名上悦，即为梁启超的高祖；上悦之子名炳昆，便是梁启超的曾祖；炳昆的第二个儿子名维清，字延后，则是梁任公一再颂扬之至的祖父了。[3]这时的梁姓在茶坑村占三分之二人口，已有较大的势力了。

    梁维清生于1815年，逝于1892年，兄弟八人，仅数亩薄田，家境贫寒。分家时仅分得几分地，一间小砖房。但他不满梁氏十世为农的困境，苦读诗书，梦想通过科举道路跻身官场。其夫人黎氏，是广东提督黎第光之女，对改变梁氏门庭亦颇为卖力。但多年奋斗，难遂人愿，梁维清只中了秀才，挂名府学生员，弄了个管理一县文教事业的小官——教谕，属于不入流的八品官。不过，在茶坑村那样的小乡村，梁维清就是个大人物了。他也自鸣得意，总算给后代开辟了挤进官场的通道。于是购置图书，采买了十几亩好地，过上了“半为农者半为儒”的小乡绅生活。

    梁维清视梁启超为掌上明珠，爷孙俩一起生活了十九年，常同食同住同读书。梁启超对爷爷也十分崇拜，印象颇深。从梁启超那些有关记述祖父的情深意切的文字里，可以发现，梁维清勤奋、俭朴、自尊、自信，律己严，待人宽，是一位典型的乡间儒家小知识分子。梁维清不抽烟、不喝酒、不吃肉，服装简朴，忠厚仁慈，治家极严，注重子女教育。他也热心乡村公益事业，组织乡民修路、挖河、禁赌，还帮助调解民事纠纷。1851年太平军在广西兴起后，新会县响应者甚多，甚至包围县城，茶坑村也有人要加入起义队伍，梁维清火速组织保良会，加以制止，将反抗者扼杀于萌芽当中。可见，从梁启超祖父起，梁氏家族即跳出了一般贫民的政治立场，而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

    梁启超的父亲名宝瑛，字莲涧，生于1849年，卒于1916年，是梁维清第三个儿子。梁维清对宝瑛要求极严，千方百计让他刻苦读书，希望能更进一步，博取功名，光宗耀祖。但宝瑛仕途接连失败，未能争到一官半职，只落得一个不被人看重的教书先生，出入于茶坑村的私塾之中。教书之余，躬身田野，可谓“田可耕兮书可读”。虽然仕途无望，但梁宝瑛无论教书，还是种田，都任劳任怨，认真做事，勤奋耐劳，处处按儒家的伦理道德严格要求自己，事事以地主文人的标准评论是非得失，严守其父开创的家风。

    这样一个洁身自好、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自然在茶坑村有一定的威信。村中的大小事务，多推梁宝瑛去处理。梁宝瑛也以治理乡政为荣，尽心竭力去维护茶坑村的社会安宁。据梁启超回忆，其父一生为村里办了三件事：一是茶坑村濒临大海，海盗和内匪勾结，时扰乡里，百姓叫苦不迭，梁宝瑛积极利用乡团，防盗贼，护民财，成效显著，村民有口皆碑；二是村与村、族与族之间常为私仇械斗，经年不息，为害甚大，梁宝瑛一方面从中调解，一方面壮大梁族声势，还曾带着梁启超往邻村讲和，初步消除了各方的积怨，使械斗暂时平息；三是新会一带赌博成风，一些人倾家荡产，甚至为害乡里，梁宝瑛就利用耆老会，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禁赌博、改民风，并初见成效。中年后的梁宝瑛仍精力充沛，四处奔走，并悉心照料多病的父母。当梁启超往云南策动护国战争的时候，梁宝瑛病逝于香港。每念及此，梁启超辄引为终身之恨。

    梁启超的母亲赵氏，出身书香门第，能诗能文，贤淑聪慧，勤劳干练，常教姑嫂姐妹识字和“习女工”，以“贤孝”闻名乡里，是典型的中国封建文化陶冶下的贤妻良母。赵氏生四子二女，长子启超，次子启勋，三子仅五岁而亡，四子启业，两个女儿不知其名。生启业时，赵氏因难产而亡，梁启超刚十五岁。宝瑛后又续娶吴氏，生一子早亡。还娶了叶氏，生子梁启文和梁启雄，还生有二女。梁宝瑛这一代的经济情况没有什么大的改观。梁维清的十几亩地分给三个儿子，宝瑛仅四五亩，一般也不雇人耕种。梁启超名声大振后，梁家才有实质性的改变。

    “神童”的童年

    梁启超的童年是在“神童”的一片赞誉声中度过的。

    梁启超才华早露，童年时就常常表现出惊人的学识，深受梁氏家族的宠爱。其父梁宝瑛一向视之为奇才，从来不把他以常人来看。祖父梁维清更把梁启超看作梁家出人头地的希望，在八个孙子中，爱梁启超“尤甚”。母亲赵氏将全部的爱倾注在梁启超身上，千方百计引导、教诲、关怀，希望他耀祖光宗。爱多虽是一件好事，但对孩童时的梁启超压力也十分沉重。在梁后来的回忆文章里可以看出，除了读书，还是读书，读书比命还重要。

    两三岁时，母亲就教梁启超认字，四五岁开始在祖父的谆谆教诲下读《四书》《诗经》等。到了晚上，祖父一面给他讲故事，一面让他背书，困了，就和祖父同床而睡。祖父还手把手教他写字，特别是柳公权那“刚健婀娜”的书法，一度让梁启超着迷。后来，梁维清索性在宅后建了一间小房，起名“留余”，专门用来给梁启超上课。在梁启超幼小的心灵里，第一位老师就是慈祥而严厉的梁维清。六岁后，梁启超除一度拜其表兄张乙星为师外，大多数时间是在其父执教的茶坑村私塾中读书，学习中国历史、古典诗书、《五经》等，同时学习写文章、作诗，对中国古典文化颇为了解。

    在祖父、父母的悉心教育下，梁启超学业大进。八岁即可以学做八股文，九岁就写出了洋洋千字的好文章。“神童”之称在茶坑村一带渐渐传开，梁维清一家时常流露出得意之情。有亲朋好友来梁家做客，无不夸奖梁启超聪明，有的还出题相试。有一次，一位教书先生来拜会梁宝瑛，启超立于旁，这位先生即高吟一句：“东篱客赏陶潜菊，”令启超来对。梁启超略加思索，脱口而出：“南国人思召伯棠。”在座者齐声喝彩，梁宝瑛得意扬扬，十分自豪。梁启超对诗如流的佳话一下子在十里八乡传开了。还有一次，梁宝瑛的一位好友来梁家做客，启超恭恭敬敬地端上茶来，客人想一试他的聪明，顺口出一句“饮茶龙上水”，命他对。他不假思索，应声答道：“写字狗扒田。”客人拍手称快，并解释其高妙之处在于，他出的上句是新会一带的土语，启超所对的也是新会的土语，且雅俗相配，十分有趣！从此以后，一些文人雅士或者梁家的好友，都常令梁启超对诗，启超的过人天赋也越传越神。

    读书之余，梁启超亦爬山、喂鸟、划船、观海、游祖庙，多数时间则是和兄弟姐妹以及邻居小朋友玩耍，做游戏，尽情享受如诗如画的童年。暑热乘凉，他还常和姐弟们乩卜，乩来一位诗仙或古代的大文豪，借以作诗打趣。若“请来”了李白、杜甫，就每人仿作诗一首；若乩来了李梅娘等，则为其作传，评论是非得失。这种游戏虽带迷信色彩，却也十分有趣，还能增长知识和才干，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当然，喜欢创新的梁启超常常变换玩的方法，更吸引了左邻右舍的许多孩童。

    茶坑村有一座古庙，构筑精细，风格典雅，内藏四十多幅古画，很有历史和艺术价值，还挂有中国历史上有作为的二十四位大忠臣图像和在民间流传极广的二十四位大孝子的漫画。每当元宵佳节，庙内灯火通明，彩带飘舞，锣鼓喧天，百姓在赏灯欢乐之余，还可领略这些忠臣孝子的忠孝精神。梁维清则把这种节日观光作为教育子女的有利时机，每年正月十五必带梁启超等人进庙赏景观画，接受教育。他一会儿指着岳飞的画像讲述其英勇善战，精忠报国的壮举；一会儿又指着朱寿昌的画像，述说其如何行孝，怎样弃官寻母的孝行。孩童们个个聚精会神，听得津津有味。每到此时，好奇而善学的梁启超总是认真倾听爷爷的教诲，还不时提出一些问题，同时暗暗记住一些历史知识，反过来又向他人讲解。每遇及此，梁维清总是摸着花白的胡须，得意地微笑，一来赞叹梁启超的聪明；二则对这种形象生动的教育子女方式，颇多自得。

    梁家的祖坟在崖山。这里濒临大海，石厚土薄，又是南宋末年与蒙古铁骑血战的古战场。当时南宋皇帝赵昺被逼得走投无路，大忠臣陆秀夫誓死抗战到底，与元军激战。最后，只剩下几个残兵败将，无处可逃，被迫无奈，陆秀夫先将爱妻推入海中，自己则背着赵昺投海自杀，演出了南宋灭亡时极为悲壮的一幕。富有民族意识的梁维清常来此凭吊陆秀夫，寄托对忠臣赤子的哀思。每当清明时节，杨柳依依，鲜花盛开，百鸟争鸣，梁维清就划一小舟，带上梁启超等儿孙往崖山扫墓，一祭祖先，二怀南宋灭亡时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船接近崖山时，有一怪石，高数丈，突伸大海之中，上刻“元张宏范灭宋于此”八个大字。梁维清等每至此，必下船观赏，并讲陆秀夫等忠臣如何之英勇，南宋灭亡如何之可悲，还要朗诵各种纪念英雄的诗词歌赋。这种满怀激情的慷慨悲歌，是极为形象而生动的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弦外之音是发泄对清廷以满族贵族为中心的专制统治的不满。这对梁启超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以及后来的坚持变法维新有一定的影响。

    在伦理道德教育方面，梁家也极为重视。梁启超的一言一行，其祖父和父母都严格要求，具体指导，忠孝节义这些封建道德，已经悄然播撒在梁启超幼小的心灵之中。梁家决心要把梁启超培养成一位具有“仁义礼智信”道德情操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能力的封建社会的强人。有一次启超说了谎话，其母不仅责骂，而且警告他，如果不进行好好的道德修养，将来就没有立身之地，甚而至于变成盗贼，沦落为乞丐。这对童年的梁启超触动非常大。多年后，他还写文章回忆这件事。在这种浓厚的封建文化氛围中度过童年岁月的梁启超，就只能在这种价值观左右下向前走，在传统的科举道路上搏击。

    迈向科举之路

    封建时代，年轻人的理想道路是读书——考科举——升官发财。梁启超不仅也曾在这条道路上艰难跋涉，而且较一般人早得多。

    1882年，刚满九岁的梁启超就在父母的和祖父的催逼下往广州考秀才。那时无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去广州应试的人合伙租一条木船，由新会沿西江而上。时值11月，稻花飘香，金秋送爽，西江清澈见底的绿水，两岸远去的青山倒影，使这些憧憬于美妙前程的读书人顿生无限诗情画意。年龄最小的梁启超，面对这些兄长、叔伯，甚至四五十岁的长辈，不免有几分怯意，但那急切盼望出人头地的心情又使他有一点自负，总想寻找机会来表现自己的才学。到广州的水路要走三天，一天中午，大伙儿正在舟中共餐，米饭加咸鱼，有人突然提议以咸鱼为题，吟诗作句。当满船学子还在苦思冥想之际，梁启超已经在那里引吭高歌：“太公钓鱼后，胶鬲举盐初。”诗句风格典雅，故事动人，抒发了成大事业者不畏失败的奋斗精神，既富有诗情，又寓意高远，博得了众人的一片喝彩，大家无不惊叹这位初出茅庐的“神童”不寻常的才华，这就是时至今日仍在新会一带广为流传的梁启超舟中吟诗的故事。

    这次应试，梁启超名落孙山。但毕竟从边远乡村走向了繁华的广州大都市，见了世面，增长了科举考试的实践知识，也结识了一些朋友。回乡后，他拜周惺吾先生为师，发愤读书，同时把在广州买来的《輶轩语》《书目答问》等书，反复阅读。《輶轩语》为张之洞所著，凡一卷，有《语行》《语学》《语文》等篇；《书目答问》由张之洞和缪荃孙合著，出版于1873年，比起科举考试的八股文来，这些书较实用而具新意。当梁启超接触了这些书后，顿觉进入了一片新天地，大大开阔了视野，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者。

    1884年初冬，梁启超第二次往广州应考，中秀才，补博士弟子员。十一岁的童子成秀才，这在中国科举史上是不多见的。主考的广东学政使叶大焯非常惊喜，特地找来梁启超等几个年龄较小的秀才，“试以文艺”。唯独梁的对答条理清晰，极少差错，叶叹服之情不觉溢于言表。善于察言观色的梁启超灵机一动，双腿跪倒在地，连谢叶大人的台爱，并乘机言道：“我的祖父七十岁了，马上就要过生日。他老人家含辛茹苦，治家教子，又教我读书，方有我梁某人的得中。我斗胆请大人写几句祝寿文，以表达我家父母以及我们这些孙子辈的对祖父大人的一片孝心。先生如蒙吾愿，这不仅是我的光荣，也是梁氏家族的无比荣幸。”一席话颇令叶大焯感动，一则他很是喜爱年幼的梁启超如此乖巧伶俐；二来又为这小“神童”的孝心所折服。于是，叶满口应允，提笔写下了一篇激情洋溢的祝寿文。这篇洋洋洒洒的文字，引经据典，含蓄地表明了三层意思：一是梁启超才学不凡，可与历史上的吴祐、桓驎、任延、祖茔等聪明绝顶的人相媲美；二是不可骄傲，要巩固所学，“勤夫其未学者”，要发奋努力，向新的目标前进；三是梁家教子有方，茶坑村风水极佳，人杰地灵，梁启超的前途不可限量。清代的一省学政为三品大员，得到这样的高官赞许，梁启超真是受宠若惊。当梁启超将那张祝寿文拿回家中，端端正正挂在墙上之后，梁家顿觉四壁生辉，喜气冲天。茶坑村男女老幼，络绎不绝前来道贺。一庆梁启超中秀才；二庆叶大焯写寿文；三庆梁维清七十大寿。一三喜临门，热闹异常。乳臭未干的梁启超在道喜的人群中出没，尽情领略成功的喜悦，暗下决心向下一个台阶登攀。

    在人生的征途上，成功的鼓舞有难以估量的推动力。1884年后，梁启超鼓起中状元的理想风帆，一方面抓紧钻研科举考试的科目；一方面博览群书，扩展自己的知识领域，才学与日俱增。为使自己的学业有更快的进步，1885年，梁启超以秀才的资格入广州“学海堂”读书。学海堂为当时广东的最高学府，由前两广总督阮元所设，旨在给秀才们提供一个继续深造的场所。该校先生称山长，一般有八人，必须人品好，学问深，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地位，督抚到广东赴任时都要前往拜谒。学海堂分专课生和附课生两种，以治经学为主，学生又称专经生。每月初一，山长和学生共餐，相互交流感情。学堂还设有“膏火”，即奖学金，奖励学业成绩优异者。梁启超“四季大考皆第一”，经常得奖。他爱书如命，把奖学金的钱全用以购书。所以每当寒暑假回家，总是背着一大捆书，如《皇清经解》《四库提要》《四史》《二十二子》《百子全书》《粤雅堂丛书》《知不足斋丛书》等，由此可见梁启超的读书面大大扩展了。

    和学海堂并立的还有菊坡精舍、粤秀书院、粤华书院、广雅书院，号称广东五大书院。各个书院虽然风格不一，但皆以汉学为主要教学内容，作风质朴，治学严谨，注重考订、辑佚、辨伪，但脱离现实，信而好古，较少涉及义理的发挥。这虽然会对梁启超创新思维的培养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毫无疑问，学问做得还是很扎实的。1888年，十五岁的梁启超成为学海堂的正班生，同时又是菊坡、粤秀、粤华书院的院外生。先后教过梁启超的先生有吕拔湖、陈梅坪、石星巢等，其中尤以石星巢对他影响最大。

    从1885年到1889年，梁启超在广州读了近五年书。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各种学术流派和较广泛地涉猎古典经籍，打下了比较深厚的汉学基础。那时的广州学术界，较有影响的学问有两种：一是为科举考试作准备的帖括学；二是继承乾嘉时形成的以考据为中心的汉学。石星巢、陈梅坪这些人对汉学最有兴趣，亦有一定的成绩。梁启超自然跟着老师的指挥棒，去钻研段玉裁、王引之的训诂学，学习考释、辑佚、辨伪，也进行辞章学、文字学的基本训练。这些学问虽然极为枯燥，但较帖括学要有意义，是一种较实用的真本领，而且一旦钻进去，也有无限的乐趣。兴趣广泛的梁启超一时为乾嘉汉学所吸引，他刻苦钻研，收获很大，自称于帖括学之外又学到了一门新学问。如果说梁启超在中秀才之前主要是在祖父和父亲的指导之下学习八股文，那么，进入学海堂之后则转向汉学了。这种视角的转移，扩大了视野，对科举考试也有一定的好处，更重要的是为他打下了深厚的传统学术的根底，具备了较广博的学术知识和基本的治学方法。梁启超晚年离开政界后的学术研究，就是在广州五年苦学扎下深厚根基的结果。

    1889年，十六岁的梁启超神态潇洒，踌躇满志，大有当今天下舍吾其谁的宏图大志。这年9月，广东举行乡试，主考官是李端桑和王仁堪。梁启超胸有成竹，欣然应考。据上海《申报》9月6日所载，考题是：一、“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至“子不语怪力乱神”；二、“来百工则财用足”；三、“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诗，“荔实周天两岁星”，得星字。发榜之后，梁启超成绩斐然，中举人第八名。李端桑极为欣赏启超的品貌和才学，将妹妹许配给了这位翩翩少年的举人老爷。抑制不住心头喜悦的梁启超更相信了宋代以来就广为流传的格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

    清制，举人即有参加会试的资格，考中后就有官做，即使落榜，根据不同情况也会给知县、教谕等职位较低的官，也就是说可以挤进官场了。经过十多年艰苦奋斗的梁启超，终于有了出头之日，使祖父、父母多年的宏愿有了变成现实的可能。而且，少年得志，前程似锦。但是，恰在这时，梁启超遇到了康有为，康独特的政治见解和学术观点如“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对梁简直是“冷水浇背，当头一棒”。[4]特殊的知遇，使梁启超的生活道路和思想追求发生了新的转折。

    注释：

    [1]梁启超：《三十自述》，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957页。

    [2]梁启超：《中国文化史》，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5107—5108页。

    [3]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页。

    [4]梁启超：《三十自述》，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958页。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