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岁成了政治明星

    1898年2月13日，梁启超刚刚庆祝了他的二十五岁生日，就迎来了变法运动的高潮。他也随之和康有为一起成了众人崇拜的变法英雄。

    戊戌变法高潮到来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等各个方面，但光绪皇帝的支持具有决定意义。光绪帝即位于1875年，当时还是个年仅四岁的娃娃，一切朝政皆由慈禧太后左右。1889年，光绪“大婚”，慈禧不得不宣布“归政”，由光绪料理朝政。十九岁的光绪面对清廷江河日下的败局，很想经他手挽救回来；外侮的日趋严重，光绪亦幻想有所解除；他还对世界局势有所了解，具有某种开放意识。《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光绪十分惧怕做亡国之君，认为“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逐步形成了以挽救清廷为核心内容的改革思想。一些官员，如他的老师翁同龢等人也十分赞同并积极支持光绪的变法主张，希望清廷有所作为，改变“积贫积弱”的窘况。于是形成了以光绪帝为核心的所谓“帝党”。慈禧太后的一切举措都是以保住自己的权位为出发点，为此她既可以起用洋务派，也可以拉拢守旧派；既可“联夷”，也会盲目排外。光绪日益想变法，自然会去争慈禧的权力；慈禧为了夺权，逐步站到了变法的对立面，和守旧派连在一起，出现了所谓的“后党”。诚然，光绪的变法意图和康梁的变法目标还有一定的差异，但在“变”这一点上不乏共同语言。于是，光绪积极支持康梁，才演出了“百日维新”悲壮的一幕。

    在等级森严、礼节烦琐的清王朝，光绪想和康梁沟通是很困难的。康有为的上书，在第三次才颇费周折到了光绪的手里。光绪读后，拍案叫绝，立即派翁同龢去访康有为，商讨变法事宜。但此后光绪两次要召见康有为，都被恭亲王奕以按清制，皇帝不能召见四品以下小官为由相阻。实在无奈，光绪只好一面命翁同龢等大臣与康有为交流维新变法，一面令康有为上书，了解他的变法主张。这使康梁备受鼓舞，康有为、梁启超在积极向光绪上书的同时，还借北京会试、知识分子云集北京的大好时机，筹划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变法组织。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1898年4月17日，迎着明媚的春光，保国会在北京南横街粤东会馆成立了。参加成立大会的有近三百人，康有为在会上发表演讲，声泪俱下，极其动人。几乎没有经过讨论，就一致通过了保国会章程。这个章程共三十条，清晰地阐明了保国会的宗旨、指导思想、组织原则、内部构成、入会手续、会员的权利和义务、各项纪律和管理方法以及财务开支等，具有近代政党的性质，是康有为、梁启超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集中反映。

    4月21日，保国会在崧云草堂举行第二次集会。面对情绪激昂的爱国志士，梁启超一跃登台，发表了动人心弦的演说。他首先陈述了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指出中国正处于亡国灭种的边缘。三年以前很多人还对中国的被瓜分不以为然，“今之忧瓜分惧危亡者遍天下”。在这种“国将不国”的危急时刻，必须唤起国民，救亡图存，再无别的选择。但是，有不少士大夫面对危亡，空发议论，没有行动，甚至认为中国不可救药，只好坐以待毙。这是极其危险的。“中国之亡，不亡于贫，不亡于弱，不亡于外患，不亡于内讧，而实亡于此辈士大夫之议论之心力也。”[1]为改变这种书生空议论、于事无补的局面，梁启超引经据典，深刻分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呼吁大家应立即行动起来，投入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以实际行动支持维新变法。

    梁启超的演讲动于情、晓之理，赢得了许多人的赞赏。在国破家亡临近之时，民族感情是最容易打动人心的。4月25日，保国会又在贵州会馆第三次集会，使得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声浪越来越高。康有为居住的南海会馆更是高朋满座，康梁师徒激情满怀，高谈阔论，极力宣传他们的变法主张。在梁启超的一生中，这是最痛快的时期之一。

    在保国会的影响下，保川会、保浙会、保滇会相继成立，保国会的东风大有吹遍全国之势，这引起了守旧派的恐慌，他们纠集各种反对势力，疯狂攻击保国会，并歪曲保国会是“保中国不保大清”。清廷内部的很多官员立即对保国会看法大变，一些人怕惹祸退出了保国会，这时的保国会事实上已形同虚设，无法有所作为。但经过多年磨砺的梁启超并没有气馁，1898年5月，他利用自己在变法运动中的影响，又联合在北京应试的一百多名举人，上书光绪皇帝，请求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没想到，所上之书送往都察院，都察院不给代奏；再送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也拒绝代奏。而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近万名举人，听说梁启超等一帮人要废除八股考试，这等于砸掉了他们的饭碗，一时愤怒异常，有些人甚至集结起来，要殴打梁启超。梁启超曾专门记述了这一经历，“当时会试举人集辇毂下者，将及万人，皆与八股性命相依，闻启超等此举，疾之如不共戴天之仇，遍播谣言，几被殴击。”[2]可见反对派势力之大，改革之艰难！

    但是，变法毕竟是大势所趋，特别是光绪一心想通过变法振兴清廷，就使康有为、梁启超多年的变法努力有了变成现实的可能。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诏定国是”，宣布变法，“百日维新”正式开始了。紧接着，光绪召见了康有为，商谈变法事宜，并任命康为总理衙门章京行走，特许专折奏事。从此。康有为思考多年的变法主张，通过一道道奏折，飞进了皇宫，成为光绪变法的重要参考资料。

    7月3日，光绪召见梁启超。谈话的内容及召见的情形，不得而知。梁在《戊戌政变记》中仅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上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大加奖厉。”[3]按梁启超的一贯作风，如果这次召见谈话的内容广泛并十分投机，他一定会大书特书，作形象而生动的描述。梁一直少言此事，说明谈话并非如愿。王照等人猜测，可能是梁启超不会讲普通话，无法与光绪交流，少叙即止。语言的障碍使梁启超失去了大胆谏言的良机。这的确令他抱恨终身。后来梁请夫人教他学习“官话（普通话）”，大概和此事有极密切的关系。

    梁被召见的当天，即被清廷赏给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至此，梁启超的变法总算取得了合法地位。7月间，梁启超草就了《恭拟译书局章程并沥陈开办情形》，由孙家鼐代奏，具体规定了开办译书局的规模、经费和条例等，并呼吁速购图书，广译西书。接着，他又要求清廷开设编译学堂，广招学生，培植翻译人才，还请求在这些学生毕业后同样给予出身，和科举生员待遇相同。这些举动虽然对“百日维新”的全局没有太大的影响，但也是变科举、兴学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8月间，严复、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等人也先后被光绪接见。变法的声浪与日俱增。9月5日，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被任命为军机四卿，直接参与光绪的变法事宜。许多维新的诏旨，都出自谭嗣同等人之手。梁启超等维新派的不少政治主张这时通过光绪的名义，得以伸张。无怪乎梁曾自豪地讲：“新政来源，真可谓尽出我辈。”

    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发布的新政命令达一百多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各个方面。概括来看，主要是改革官制，废除八股取士，准许平民上书言事，改革财政制度，开办邮局，鼓励开矿和修铁路，振兴工商业，训练近代化军队，取消旗人特权等。这些改革条款，虽然是初步的，和梁启超的设想有不小的距离，但毕竟使改革变成了现实，在“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坚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向西方学习和近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梁启超每读到一道上谕，都喜形于色。随着变法的深入，梁启超的名声也越来越大，已经成了妇孺皆知的政治明星。

    一转眼变成了政治犯

    正当梁启超踌躇满志、春风得意之时，9月21日发生了血腥的政变，梁随之变成了政治通缉犯。

    改革，说到底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必然引起激烈的新旧之争。光绪宣布实行新政之后，守旧派官僚就四处活动，或造谣言，或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推翻新政，制裁康梁维新派。光绪利用手中有限的权力，给予一定的反击；慈禧太后则一方面坐观事态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偶尔给光绪一点颜色看看。慈禧的如意算盘是：让你闹，但也要给你找些小麻烦，等闹到一定火候，再一网打尽，夺回权力。事实上，从8月下旬开始，慈禧太后已经在暗地里积极策划政变。在他们看来，由于各种新政条款的颁布，渐渐引起了社会的普遍不满。例如，废除八股取士，使遍布全国各地靠八股升官发财的士子们丢掉了饭碗，士子们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拼命反对新政；改革官制，删定则例，又触犯了一批官僚的既得利益，为了保官、保权、保私利，他们对变法也恨之入骨；光绪一再斥责许多官僚办理新政不力，敷衍应付，当然令这些人耿耿于怀；允许一定的言论、结社和出版自由，必然不利于贪官污吏和专制集权，所以当官者多数持反对态度；让旗人自谋生计，削掉了他们两百年来得到的特权，旗人肯定拼死抗争；至于发展私人企业、开矿山、修铁路、办邮政这些具体事务，表面上看和人们的权和利无关，实质上也有谁有权、谁得利的问题。因此，随着“百日维新”的推进，自然在社会上出现了一个强烈的反对派。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守旧派本能地把这个反对派视作可利用的力量。9月中旬，慈禧等守旧分子认为废掉光绪的时机已经成熟，遂胁迫光绪发布上谕秋季往天津阅兵，以借机行动。光绪也闻到了火药味，知道阅兵就权位难保，但深感力量单薄，难以应付。于是在9月15日让杨锐带密诏给康梁，谓其帝位难保，请二位设法相救。梁启超等人本一介书生，又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只是靠光绪才得以在北京指手画脚，为人侧目。光绪帝位不保，他们自然要遭杀身之祸。想到维新事业功败垂成，自己的生命又危在旦夕，梁启超号啕大哭。严酷的现实不认眼泪，大哭之后，还得想应付之法。他们所能想到的办法，一是请谭嗣同和湖南的唐才常、毕永年联系，动员会党和绿林好汉进京，捕杀慈禧太后，保卫光绪皇帝；二是请求光绪重用袁世凯，让袁带兵救驾。第一个办法实际上行不通，因为一来会党难组织，能否组成队伍并无把握；二则湖南距北京路途遥远，远水难解近渴，即使迅速赶来，也难免被官兵阻杀。所以，只有求袁世凯还算有可能性。这当然有一定的历史原因。

    袁世凯，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地主官僚出身。先为吴长庆手下的幕僚，后拜状元张謇为师，曾出使朝鲜，对外国有所了解。甲午战后，袁世凯开始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其手下聚集了像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王士珍这样的一批军阀头目，练成新建陆军两千人。从此有了政治资本，成为朝野上下的风云人物。戊戌维新运动兴起后，出于政治投机目的，他加入了强学会，伪装赞成变法。康有为、梁启超对他印象很好，赞扬他讲变法，通外情，是难得的新式将才。当维新运动出现危机的时候，康梁感到需要用军队来支持变法，自然就想到了袁世凯。康有为派自己的亲信门徒徐仁禄到天津小站去试探袁世凯，虽然没有见到，但通过徐世昌的传话，袁世凯还是吹捧了康有为，并表示效忠于光绪帝。于是，康有为、梁启超向光绪推荐起用袁世凯，以对付守旧派。光绪采纳了康梁的建议，9月16日召见袁世凯，详细询问了情况，夸奖袁忠心可嘉，赏以侍郎衔，专办练兵事务。当晚8时许，梁启超和康有为等正在吃饭，忽然得到光绪发上谕要重用袁世凯的消息，不禁转忧为喜，拍案叫好。17日，光绪又召见了袁世凯，要他和慈禧太后最信任的荣禄互不掣肘，各办各的事，并授意一有“意外之变”，即带兵入京师。这显然是让袁世凯不要买荣禄的账，而支持光绪。颇富政治经验的袁世凯深深知道他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稍有不慎，就会官丢命危。所以他在被光绪帝召见之后，故意在北京遍访达官贵人，探听风声，测试内情。凭袁世凯的判断力，他已经觉察到光绪的力量远远敌不过慈禧，与其效忠光绪送死，不如投靠后党升官。他征求心腹幕僚们的意见，一致认为不能效忠光绪这个傀儡皇帝。于是袁世凯谒见了刚毅、王文韶、荣禄等慈禧的亲信，借机暗示自己绝对不会倒向光绪一边。但是，在公开场合，袁世凯不露风声，既看不出他与光绪为敌，也绝没有投向慈禧的蛛丝马迹。天真的光绪和康梁等人还误认为袁世凯是他们队伍中的一员，尤其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更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这位拥有军事实力的人物身上。9月18日深夜，谭嗣同赴北京西郊法华寺拜访袁世凯，以争取袁全力支持光绪帝。

    袁世凯深知谭嗣同疾恶如仇、敢说敢当的大无畏性格，也明白此人来者不善。而且，谭一进门，袁斜看他的衣襟，即发现带着凶器。袁世凯非常客气而有礼貌地和谭嗣同交谈，并一本正经地表示，光绪帝是“旷代圣主”，他绝对忠于皇帝，如果皇帝在天津阅兵时遇到麻烦，他肯定拼死相救。袁还满自信地讲：“诛荣禄如杀一狗耳！”缺少政治经验的谭嗣同完全相信了袁世凯的谎言。谭嗣同走后，袁世凯反复思考，最后还是从自己的前途考虑，决定出卖光绪帝和康梁维新派。9月20日，他返回天津，立即把谭嗣同求见的情况告诉了荣禄。荣禄连夜进京，报告了慈禧太后。

    9月21日凌晨，光绪从中和殿批阅奏章出来，迎面荣禄带着一队卫兵和几个太监蜂拥而来，将其团团围住，之后又连推带搡，将其带到了中南海的瀛台。不一会儿，慈禧太后在李莲英等的陪同下，气势汹汹地赶来。在接受一顿严厉训斥之后，光绪被关在了瀛台。为防光绪逃跑，来往的桥板全被拆掉。光绪望着碧波荡漾的湖水，一点也体会不到瀛台的美丽，心中的凄凉与苦闷，真是不可名状。一直到1908年病逝，光绪基本都与空旷无情的瀛台相伴。

    9月21日一整天，北京城大乱。先是步军统领衙门和护军营调兵遣将，守住紫禁城及颐和园等要害部门，接着到处抓人，一时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康有为见势不妙，化妆出逃天津，又逃往上海、香港，转而逃亡日本。

    梁启超这时正在南海会馆，和谭嗣同兴高采烈地对坐在一张床上，高谈阔论，策划袁世凯杀掉荣禄之后他们将如何行动。不料，传来了清军查抄南海会馆和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被捕的消息。梁谭大惊失色。接着，火车停开，侦探密布，想逃出北京已非易事。稍稍镇定之后，谭嗣同对梁启超说：“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4]梁启超劝他一同逃走，谭坚决不从。谭嗣同反倒劝梁迅速逃跑。无可奈何，梁往日本使馆避难，惶恐万分。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此时正陪来华访问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午饭后聊天，一看梁启超脸色苍白，“飘浮着悲壮之气”，就知道出事了。他立即命人拿纸给梁启超，让他写明来意。梁告诉他发生了政变，他们只有以死来报天下。林权助劝梁不可死，并告诉梁启超可以随时来日本驻华使馆，由他来设法营救梁。吃下了这颗定心丸之后，梁启超情绪略有稳定，急忙回寓所收拾行装。到了夜晚，日本使馆外也聚集了不少人，嘈杂骚闹，好像在抓人。梁启超躲过混乱的人群，潜入日本使馆。林权助随机安排梁暂时在使馆安顿下来。

    当晚，梁启超惊魂未定，辗转反侧，一夜未眠。22日，梁启超昏昏沉沉，正闷坐在屋子里，突然，谭嗣同来了。谭劝梁赶紧逃离北京，并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5]显然，谭嗣同是要以死“酬圣主”，并希望梁启超将来继续努力，以成就他们的维新事业。23日，为了救光绪皇帝，梁启超和谭嗣同一起拜访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商议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于是决定由李提摩太去见英国公使，容闳去求美国公使，梁启超去说服日本公使。不料，这时美国公使在西山避暑，英国公使在北戴河疗养，单靠日本公使也无能为力。这一着又失败了。25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同时被捕，刘光第闻讯，亦自投入狱。加上先前被捕的康光仁和杨深秀，人称“戊戌六君子”。9月28日，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清廷残酷地杀害了。临刑前，谭高声吟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此时，梁启超已经踏上了岛国日本的土地。

    亡命日本

    梁启超逃到日本使馆后，心情极度紧张。他不懂日语，只能和林权助等人笔谈。使馆外面，人声嘈杂，不时传来捕人的吆喝声和被捕之人的哀号声，令人毛骨悚然。梁启超心惊肉跳，不知何时能逃出虎口。为了离开北京这个是非之地，9月24日晚，梁启超剪掉辫子，着上西装，进行了一番巧妙的化妆，在日本友人的保护下，逃到了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日本驻天津领事馆领事郑永昌迅速将梁隐藏了起来。

    天津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的地盘，戒备森严。据说，梁启超一下火车，就被盯梢的暗探发现。只因他们行动迅速，才没有落入荣禄之手。一连数天，日本驻天津领事馆周围暗探密布，梁启超无法脱身。25日晚9点，梁启超等四人化妆成猎人，乘暗探不备，偷偷潜出，钻进海河上早已准备好的一艘日本船内，急向塘沽驶去，准备搭乘日本商船玄海丸号逃往日本。一小时后，忽听岸上马蹄声响，二十多名清廷巡警气势汹汹赶来，不让该船行进。原来，清廷暗探还是发现了梁启超的行踪，并误认梁是康有为。巡警以船上藏有康有为为名，逼迫该船回驶，日本人则拒不听命，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这些巡警惧怕引出中外交涉等麻烦，两小时后，决定派一半人回城向荣禄请示，另一半人随船监视日本人的行动。不料，日本人不理那一套，将巡警轰下船，开航急速驶往塘沽。26日凌晨，日船抵达大沽口。见一日本军舰停泊于附近，即与之联络，获同意后，梁启超顺利上船，清廷巡警一不敢和日本军舰发生冲突，二也没有接到上司的新命令，干瞪着双眼，让梁逃之夭夭。26日上午9点半，直隶提督聂士成、亲兵营总教习王得胜、天津县知事吕宗祥等三十余人，奉荣禄之命飞奔塘沽车站。当得知逃犯已经躲进日本军舰之后，聂士成暴跳如雷，一定要上舰抓人，王、吕二人害怕引发中日冲突，苦苦相劝，不得已，聂士成方息怒而归。随后，荣禄又派人往日舰交涉，要求放人，被日方一口拒绝。26日午后，日本军舰启航，悬在梁启超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地。同逃的还有维新志士王照。

    转眼间，军舰驶出大沽口，航行在浩瀚无际的渤海上。梁启超步出舱外，尽情欣赏大海的风采，不时回头张望，眷念着妻儿、父亲和兄弟，惦记着维新志士的安危。回想着出逃时的惊险场面，不禁出了一身冷汗。痛定思痛，百感交集，不觉潸然泪下。为什么正义的事业遭涂炭，爱国志士被屠杀，天理何在，正义何存，思前想后，心乱如麻，梁启超又回到舱中闷坐，一日本友人见他心绪不佳，送给他一本叫《佳人奇遇》的日本小说，因不通日文，无法看懂，遂下定决心，到日本后首先要闯过语言关。过了不久，梁启超又漫步到船头，面对海上落日的余晖，眼观碧波翻滚的海浪，梁诗兴大发，写下了著名的《去国行》。

    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

    东方古称君子国，种族文教咸我同。尔来封狼逐逐磨齿瞰西北，唇齿患难尤相通。大陆山河若破碎，巢覆完卵难为功。我来欲作秦廷七日哭，大邦犹幸非宋聋。

    却读东史说东故，卅年前事将毋同。城狐社鼠积威福，王室蠢蠢如赘痈。浮云蔽日不可扫，坐令蝼蚁食应龙。可怜志士死社稷，前朴后起行影从。一夫敢射百决拾，水户萨长之间流血成川红。尔来明治新政耀大地，驾欧凌美气葱茏。旁人闻歌岂闻哭，此乃百千志士头颅血泪回苍穹。

    吁嗟乎，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不幸则为僧月照，幸则为南洲翁。不然高山蒲生象，山松阴之间占一席，守此松筠涉严冬，坐待春回终当有东风。

    吁嗟乎，古人往矣不可见，山高水深闻古踪。潇潇风雨满天地，飘然一身如转蓬。披长发啸览太空，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6]

    这首长诗反映了梁启超激愤、忧虑、奋进的复杂心情。“君恩”、友仇未报，含泪逃跑，令人于心不忍；国破家亡，虎狼当道，爱国有罪，卖国有功，正义不伸，国家危在旦夕，使人担忧；是七尺男儿就要献身祖国，即使困难如万重山，也决不却步，竭力奋斗，披发长啸，一往无前。这种心境，使流亡海外十四年的梁启超不仅没有倒下，反而在逆境中成长壮大，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一天天提高。

    梁启超到达日本东京后，住在牛込区马场下町，生活非常方便。加上他出逃时带了不少钱财，一切都应付自如。这时，康有为也在英国人的协助下，也来到了日本。师徒相见，热泪盈眶，其情其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从康有为那里，梁启超得知其家已经被清廷查抄，他的父亲和妻儿逃往澳门，还算没有出大乱。后来，他将全家接到了日本，总算过上了团聚的生活。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住房显得十分拥挤，出于爱心和对梁启超革新事业的支持，一位当地的华侨把自己在神户郊外须磨海滨的一幢别墅借给了梁家居住。这幢别墅原名“怡和山庄”，依山傍海，松林密布，可以听见大海的波涛和优美的松涛，梁启超形象地将这幢别墅改名为“双涛园”。

    为了安全和行动方便，梁启超起了一个日本名字叫吉田晋，康有为称夏木森。师徒二人在经历了一场戏剧性的逃难之后，又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继续为他们的政治目标而奋斗。他们广交朋友，与犬养毅、高田早苗、柏原文太郎、志贺重昂等频繁来往，希望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他们也千方百计从国内获取情报，了解清廷的动向和下层社会的呼声。与此同时，他们也同美洲、澳大利亚和南洋的华侨联系，试图取得更多的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支持。流亡海外的梁启超，经过多方磨难，较戊戌变法时期更加成熟，也在政治上、学术文化上相对独立，有了自己的个性。

    如果说在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基本是跟着康有为，在政治上宣传和实践康的理论和主张，在学术上解释康的学理和观点，康梁几乎是一个人，那么，二十世纪初年的梁启超，则逐步跳出了康有为的窠臼，自成一体了。在日本流亡的十四年，梁启超前往美洲、澳大利亚等世界各地访问，大大开阔了眼界，广泛结交朋友，影响越来越大。他支持自立军起义，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筹办大同学校，发起和组织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大论战，创建“政闻社”，积极支持和遥控国内的立宪运动，在政界的活跃程度远远超过了康有为。与此同时，梁启超充分发挥他的智慧和才能，进入了创作的旺盛期。他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方文化，从日本新文化中攫取营养，刻苦写作，发表了大量作品，于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都有新颖而独到的见解，一时间成了中国学术界的执牛耳者。一个亡命客，借助着在戊戌变法中赢得的名望，抓住了海外难得的思想文化环境，上下左右出击，转眼间成了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大人物。当他十四年后回到国内的时候，已经今非昔比了。

    站在袁世凯的阵营

    1912年11月14日，一艘从日本开来的轮船缓缓驶进了大沽口。梁启超从船上遥望着或隐或现的塘沽，不禁心潮起伏，激动万分，整整十四年了，祖国变成何种模样了？！

    历史就是那样具有讽刺意义。对于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梁启超一贯持反对态度。尤其在1903年之后，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梁启超反对革命的劲头更高。他惧怕革命会造成社会大乱，中国从此会国将不国；他认为中国人民智未开，不可能建立共和的民主政治。总之，革命不可以救中国，改良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梁启超的看法不能讲百分之百的错误，有些看法颇有见地。但是，在清廷已经腐败透顶，又拒绝任何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社会改革的时候，唯有革命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历史实践证明，他坚持的改良，无法解决那时的社会问题，甚至连他自己的流亡命运都不能解救，倒是他反对的孙中山的革命，结束了他的流亡生涯，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分崩离析。接着成立了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随后，袁世凯在北方崛起，他利用把持的北洋军队和多年的政治经验，一方面用南方革命势力压清政府交出政权，另一方面用清政府让孙中山妥协。通过软硬兼施，千方百计的策划，袁世凯最终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高坐北京，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

    热心政治又善于观察形势的梁启超深知，这时的中国虽然群雄争斗，革命党、立宪派、旧官僚各有势力，矛盾百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张謇、黎元洪等皆有影响，相互制约，但是，真正“强有力的人”只有袁世凯。袁手握北洋军，既可以用大总统名义发号施令，又能够和帝国主义保持密切联系，还能够利用现代的政党、社团肆意推波助澜，欺骗民众。回国后要想生存和发展，只有倒向袁世凯的怀抱。但是，从感情上讲，袁世凯出卖维新派，扼杀戊戌变法，人品极坏，让梁启超实在放心不下。再说，与昔日的敌人言和，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然而，在政治斗争中，没有永远的敌人，更不会有永远的朋友，有的只是利益和相互利用。这一点，梁启超是非常明白的。面对现实，梁启超决定抛弃旧怨，联合袁世凯。早在回国之前，梁启超就和袁世凯秘密联系。袁就任大总统时，他便致电祝贺。深谙政治斗争之道的袁世凯当然认识到了梁启超的社会影响力，亦更懂得投桃报李拉拢人心，其与梁启超电报书信往来不断，他们好像是从未发生过任何矛盾的知己。梁启超这一政治转向，为他回国后走红全国铺平了道路。

    果然，梁启超一踏上国土，就受到了意想不到的热烈欢迎。

    11月16日，梁启超一抵达天津，就受到了北洋系军政大员张锡銮及唐绍仪等人的夹道欢迎，接着是袁世凯的贺礼。三天之中，登门拜谒者达二百多人。与此同时，“各省欢迎电报，亦络绎不绝”。梁启超兴奋地说：“此次声光之壮，真始愿不及也”，“此次项城致敬尽礼，各界欢腾，万流辏集前途气象至佳也。”[7]

    11月28日，梁启超离津赴京，受到社会各界更热烈的欢迎。他在给大女儿梁思顺的几封信中，十分得意地描述了他在京期间受到的热情礼遇：

    都人士之欢迎，几于举国若狂。每日所赴集会，平均三处，来访之客，平均每日百人。吾除总统处，概不先施。国务员自赵总理以下至各总长，旧官吏如徐世昌、陆征祥、孙宝琦、沈秉堃之流，皆已至。吾亦只能以二十分钟谈话为约，自余则五分钟，自余则旅见而已。[8]

    在京十二日，可谓极人生之至快，亦可谓极人生之至苦。……此十二日间，吾一身实为北京之中心，各人皆环绕吾旁，如众星之拱北辰，其尤为快意者，则旧日之立宪党也。旧立宪党皆以自己主张失败，嗒然气尽，吾在报界欢迎会演说一次，各人勇气百倍，旬日以来，反对党屏息，而共和、民主两党，人人有哀鸣思战斗之意矣。……此次欢迎，视孙、黄来京时过之十倍，各界欢迎皆出于心悦诚服。[9]

    这些话虽然有些自我陶醉和飘飘然，但大体上是真实的。梁启超为什么会如此受欢迎呢？一则因为梁启超名望太大，是很多人崇拜的对象；二则民国成立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成为主流，那些和梁一脉相承的立宪党人和旧官僚一时不被社会各界看好，难以找到安身立命的对策，在政治斗争中有些力不从心，梁启超的突然到来，似乎为他们的政治前途带来了光明。梁一方面发表文章，另一方面到处演讲，将立宪派、旧官僚与革命党说成殊途同归，都是为了建立民主共和，都为反清革命贡献了力量。这就使他们在理论上站住了脚跟，可以大胆地去做民国的功臣。而且新组建的民主党、共和党、统一党等有影响的大党，又以立宪党和旧官僚为核心，一下子来了梁启超这样一个大理论家为他们指明方向，自然求之不得。特别是袁世凯此时正需要拉拢这些人去跟南方的革命党做斗争，觉得梁启超可以好好利用一下，以带动其他各派力量，当然就要格外关照梁任公了。在这种特殊的政治斗争背景下，梁启超被大家热烈欢迎就顺理成章了。

    梁启超也的确不负众望，利用他的社会影响和特有的活动能量及造舆论的才能，和袁世凯、旧官僚、立宪党人频繁往来，商谈对策，策划行动；同时从理论和历史两个方面论证他们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并为今后的民主政治建设出谋划策。他发表的《中国立国大方针》《宪法三大精神》《新中国建设问题》《莅共和党欢迎会演说辞》等，都集中反映了袁世凯和立宪派、旧官僚的心声，受到了他们的高度评价。梁启超俨然变成了能够左右民国方向的理论家。不过，袁世凯此时更注重从组织上取得绝对优势。他见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的势力渐渐壮大，大有压垮他的危险，于是，秘密授意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联合起来成立了进步党，其实际领袖就是梁启超。梁启超依靠进步党，一方面全力支持袁世凯，另一方面和国民党进行激烈的明争暗斗。但是，由于国民党势力大，受民众拥护，他们还是接连败下阵来。宋教仁也跃跃欲试，希望当上总理后，在中国实现梦寐以求的民主政治。袁世凯见大事不妙，1913年3月20日，派人将宋教仁暗杀于上海火车站。孙中山等革命党先是抗议袁世凯，揭露他的政治阴谋，后又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袁，结果惨败，孙中山被迫流亡日本。从此，国内成了袁世凯的一统天下。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也欢喜万分，更紧跟袁世凯，幻想在新政府中多攫取一些权力。至此，梁启超和袁世凯的合作达到了顶峰。

    入主“第一流人才内阁”

    梁启超和袁世凯之间，虽然有一致的一面，但也有根本的分歧。梁启超是想通过袁世凯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人，由开明专制，逐步推行民主政治。因为在梁启超看来，中国国民素质太低，如果一下子推行民主共和，不仅行不通，而且会天下大乱，唯一可行的方法是选择一位开明的专制“伟人”，既有集权的本领，又愿意一步一步向民主过渡。如此，社会不会大乱，民主政治也会逐步实现。在他的心目中，袁世凯就是这样的合适人选。这也是梁启超支持袁的根本出发点。袁世凯则是想利用梁的影响和能量，去对抗和打倒国民党，再利用他可以左右的进步党组成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最终爬上皇帝的宝座，实施彻底的专制独裁。所以，当南方的革命党被打垮之际，他就急不可待地解散了原内阁，授意熊希龄联络梁启超的进步党，组织新内阁，重开国会。

    梁启超则把此举看作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他极力怂恿熊希龄尽快行动，并表示自己愿意入阁担任财政总长，以实际行动支持熊希龄。熊也跃跃欲试，决定出任内阁总理，甚至满怀信心地扬言要组织一个“第一流人才和第一流经验的内阁”。谁知当他兴冲冲地跑去与袁世凯磋商阁员名单时，袁却把一张早已拟好的内阁总长人选名单交给了他：外长孙宝琦，财长周自齐，交通杨士琦，内务朱启钤，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重要的部门皆由袁的心腹担任，仅剩下农商、司法、教育等几个无关紧要的职位让熊希龄去安排。梁启超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恼火。他对理财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和宏大的抱负，希望能当上财政总长，有所作为，干出一番事业，不料却竹篮提水一场空。所以他拒绝入阁，以示抗议。熊希龄见势不妙，急忙找袁。袁却以梁启超是书生为由，坚决不让步，并执意要梁出任教育总长。梁启超更怒不可遏，坚决不入阁。熊希龄深知梁的重要，又找袁世凯讨价还价，希望袁让步。袁世凯权衡再三，来了个给梁启超下台阶的方案：财长由熊希龄兼任，梁启超改任司法总长。梁觉得再闹下去也不会有好果子吃，只好见好就收，终于同意入阁。这样，1913年9月11日，一个由进步党和旧官僚混合组成的新内阁出台了，结果是：总理兼财政总长熊希龄，内务朱启钤，外交孙宝琦，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交通周自齐，司法梁启超，教育汪大燮，农商张謇。由于梁启超、汪大燮和熊希龄都是社会名流，张謇是闻名全国的实业家和教育家，所以这个内阁被人戏称为“第一流人才内阁”。

    “第一流人才内阁”的成立，使梁启超颇为振奋。在他看来，这个内阁虽然不是由进步党单独组成，但毕竟进步党能够入阁参政，提供了将来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扩大了进步党的影响。自己虽然没能当上财政总长，但毕竟财长还在进步党人手中，而且，经过他运作而成的这个内阁，人才济济，大可干一番事业。他满怀信心地扬言，如果这个内阁干不出一点名堂，或者在方针政策上出现什么失误，他“即行辞职”。梁启超亲自草拟了《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洋洋万言，俨然要依法治国，全面推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具体方案是：第一，实行完全责任内阁制，划清总统府与国务院之权限；第二，司法独立，制订切合实际的法律；第三，重视教育；第四，军民分治，废省改道，整顿吏治，严定考试之制；第五，实施县和城镇或乡两级地方自治。这个庞大规划，体现了进步党人建立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正常秩序、巩固和扩大政治权力的强烈愿望。他们强调责任内阁制，划清总统与总理权限，希望通过特定的规章以实现其真正的权力；他们主张司法独立，企图瓦解封建的特权和旧式的官僚体制；他们提出重视教育，旨在提高国民素质和共和观念，培养新型人才；他们鼓吹整顿吏治，改革考试制度，是要对腐朽的官吏任免制度进行改造；他们宣扬废省改道，军民分治以及地方自治，是妄图逐步削弱乃至消灭军阀势力。很显然，他们想尽快建立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和袁世凯的计划完全背道而驰。

    袁世凯对什么“第一流人才内阁”毫无兴趣，对梁启超拟定的《宣言》更不屑一顾。他只不过是想把进步党作为招牌，利用一下。此时的袁世凯首要任务是将临时大总统变为正式大总统。如果按一般常理，国会要先订宪法，再选总统。但袁世凯坚决要倒过来，先选总统，后订宪法。梁启超开始还起劲反对，后见胳膊拧不过大腿，也就随其自便了。1913年10月6日，国会举行总统选举，袁世凯怕出意外，授意组织了形形色色的请愿团，如“公民请愿团”等，在国会大楼外面吆喝；同时派了大批军警，荷枪实弹，将国会会场团团围困。其用意十分明白，如果不选袁世凯当总统，就休想离开会场。但是，就是有一些国会议员，偏偏与袁作对，不投袁世凯的票。到中午十二点，还没有选出总统。在军警的强大压力下，议员们只得饿着肚皮投票，最后投到第三次，才选举出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此时，梁启超等人差点儿饿晕。

    袁世凯当正式大总统的目的达到后，回过头来就向国会和“第一流人才内阁”开刀。他先是对内阁的计划和方案置之不理，接着反对他们实施改革，甚至横加干涉，使梁启超等一帮阁员寸步难行。11月，袁世凯又借口参加和指挥“二次革命”的通缉犯李烈钧与某些国民党议员有信件来往，悍然下令解散了国民党，开除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国会形同虚设，几乎处于瘫痪状态。然而，梁启超等进步党人还对袁世凯抱有一些幻想，希望制订宪法，约束总统的权力，建立真正的共和制度，因此对袁的所作所为委曲求全，并没有反对。不过，袁世凯并不领情，一心一意向专制的顶峰迈进。1913年12月初，他设立了御用的“中央政治会议”，剥夺了国会的立法权。1914年1月10日，他公然下令停止所有国会议员的职务，勒令议员回原籍。同时，他还煞有其事地成立了一个“筹办国会事务局”，声称为组织新的国会作准备，民国的第一届国会就这样被袁世凯给葬送掉了。此后不久，袁世凯又解散了各个省议会，并下令停办地方自治。2月，袁世凯索性以种种“理由”迫使“第一流人才内阁”辞职。至此，勉强支持了五个月的以梁启超为灵魂的内阁彻底垮台了，梁启超为此痛心不已。

    为了拉拢梁启超，袁世凯又任命梁为币制局总裁。对此，梁启超还是颇感兴趣。他认为中国币制问题很多，急需改革，自己应该在这方面为国家做出贡献。于是，梁匆匆上任，着手制订各种改革措施，还发表了十多篇关于币制改革的文章，很想有所作为。但是，一遇到具体问题，袁世凯不仅不支持，而且予以阻挠。梁启超处处碰钉子，有苦难言。至此，梁启超才明白当官的难处和袁世凯的用心，才自觉上当，悔恨交加。1914年12月，他愤而辞职，避居天津，随后，带上全家老小回南方新会老家探亲消愁去了。

    当1915年春光普照海河两岸的时候，梁启超返回了天津的饮冰室。回想自己这几年的政治生涯，无异成了袁世凯手中的玩物，可悲可叹。面对密密麻麻的书架和流光溢彩的书桌，梁启超又对做学问兴趣盎然，于是提笔发表了脱离政界的宣言，开始安心写作。然而，袁世凯一手制造的乌烟瘴气的复辟帝制逆流，使颇有社会责任心的梁启超实在不可能坐下来去作文论道。

    挥泪反袁

    铲除了“第一流人才内阁”之后，袁世凯得意忘形，有恃无恐，放心大胆地向称帝迈进。为此，他首先制订新宪法，使专制集权合法化；接着改官制，变成终身总统；第三步策划“民意”劝进，“被迫”接受“人民”的意愿，爬上皇帝宝座。

    1914年5月，袁世凯组织炮制的《中华民国约法》正式出笼，将总统的权力无限扩大，包括军权、财权、官吏任免权等，俨然变成了一个改了称谓的皇帝。这样，袁世凯的专制集权就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了，所谓民国就成了一块招牌。真可谓“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为了称帝，袁世凯连象征共和的国务院也废除掉，成立了一个所谓的政事堂，主要任务是襄赞总统处理政事。这无异于总统的一个秘书班子，和清朝的军机处没有什么两样。为了削弱陆海军的权力，袁世凯又解散了总统府军事处，设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由他亲自指挥，同时筹设直属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的军人模范团，也就是设立由袁世凯一手控制的“御林军”，以防不测。紧接着，袁世凯又取消了民国的官制新称谓，改为九等，分上卿、中卿、下卿；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省一级官吏叫巡按使；都督改名为将军。而且发布命令一律用令箭，仿佛回到清朝一般。

    8月29日，袁世凯又公布了修订后的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的任期为十年，而且可以连选连任；如果遇到特殊情况，经讨论，认为可以不进行换届选举时，可以不选，这就意味着袁世凯可以永远当总统。更为荒谬的是，将来的总统候选人可以提三名，须由现任总统来提名，显然终身总统又可以变为世袭总统了。袁世凯提名，首先将自己心爱的儿子排在第一位。连总统都变成了世袭，这和皇帝传位于子孙有什么两样？

    从法律上和组织上达到目的之后，袁世凯就开始暗箱操作，制造舆论，要民众“强烈要求”他当皇帝。利用人们崇洋媚外的心理，他先授意他的宪法顾问、美国学者古德诺发表了一篇题为《共和与君主论》的文章，论证中国只能推行帝制，不能搞共和。日本学者有贺长雄紧跟其后，抛出了一篇《共和宪法持久策》，中心是讲中国如果不实行集权制，不由袁世凯这样的“强人”来领导，必然分裂。与此相呼应，在袁世凯的操纵下，杨度、刘师培等一帮社会名流于8月14日成立了“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四处奔走。为造声势，各种请愿团蜂拥而起，什么国民请愿团、公众请愿团、妇女请愿团、青年请愿团，乃至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不一而足，都要求袁世凯早日称帝。与此同时，北京街头到处流传着各种各样的离奇古怪的神话，为袁登上皇帝宝座制造舆论。如有一则神话讲，袁有一天中午正睡午觉，将醒时其仆人去送茶，进屋一看，惊叫一声将茶碗摔在了地上，因为他看见床上躺的不是袁世凯，而是一条威风凛凛的大龙。一时间，袁世凯真龙天子显灵的神话到处传开。可见，袁世凯为了当皇帝，无所不用其极。

    9月中旬，袁世凯下令成立了全国请愿联合会，把各地分散的请愿小社团联合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并上书参政院要求迅速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举行关于国体问题的投票表决。参政院当即表示同意，并马上投票，最后全票同意恢复帝制。紧接着，各省也开始就国体问题投票，一致赞成实行帝制。12月，参政院代表全国人民两次向袁世凯上拥戴书，要求他不辜负民意，早日举行皇帝登基大典。袁世凯此时则半推半就，假惺惺地表示，他本不想当皇帝，但“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为了顺从“天意”“民意”，只好被迫当皇帝。至此，袁世凯觉得一切就绪，就剩下选择良辰吉日，三呼袁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了！

    但是，善于洞察政治走向的梁启超非常清楚地认定，袁世凯垮台的日子即将到来了。

    梁启超辞官之后，虽然对袁世凯失去了信任，但还是希望他能坚持走民主共和的道路，努力把民国治理好。因为在梁启超看来，如果把袁搞垮了，就很难有人可以使中国维持统一。从维护统一、天下不乱这一点来说，梁启超并不想打倒袁世凯。所以，当袁向称帝一步步迈进的时候，梁启超真是忧心如焚，觉得这是往死路上走。1915年4月，他约冯国璋联袂进京，拜会袁世凯，苦口婆心劝说袁千万不可称帝，否则死路一条。谁料，善于伪装的袁世凯信誓旦旦，表示绝对不会称帝。冯国璋和梁启超都相信了袁的谎话，以为袁不会搞帝制。但是，转眼之间，帝制黑浪甚嚣尘上，梁启超感到问题十分严重，必须奋起抵制帝制逆流。从某种意义上讲，梁启超之所以站在袁世凯的对立面，完全是被袁逼出来的。

    不过，袁世凯一伙儿也深知梁启超的社会影响，千方百计想让梁支持他们的帝制运动。袁世凯搞的御用参政院也要挂上梁启超的名字。1915年春节前夕，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在北京西郊的汤山温泉举行宴会，邀请梁启超出席，目的是试探梁对帝制的态度，并试图拉拢梁。不料，梁实话实说，历数了帝制的危害，宴会不欢而散。筹安会成立时，杨度等人又想拉梁启超加入，但又怕梁一口拒绝，几天苦思冥想，决定委托与梁关系非常密切的汤觉顿、蹇念益赴天津说服梁。然而，在大是大非问题面前，梁启超是连朋友的面子也不给的。汤、蹇二人带回的不是梁启超要参加筹安会的承诺书，而是要和杨度断绝一切关系的绝交信，这令杨度大失所望，也不能理解梁启超的做法。没过几天，又传出梁启超写了一篇反对帝制的长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在这篇千古宏文中，梁启超从历史到现实，从理论到实际，以一颗忠于中华民族的赤诚之心，论述了只能行共和，不可搞帝制；同时，深刻揭露了袁世凯的帝制野心，充分论述了帝制逆历史潮流，不得人心，必然失败的历史归宿。文章字字含情，声声带泪，希望袁世凯悬崖勒马，犹未为晚；如果一意孤行，必将被全国人民扔进历史的垃圾堆。袁世凯得到此文的消息后，深知关系重大，立即派人往天津送梁启超二十万元巨款，希望梁看在老朋友的份儿上，不要发表此文。梁婉言辞谢，将钱如数退回，并将文章誊写一份，送给袁世凯。与此同时，杨度为了讨好袁世凯，收到梁启超的绝交信后还不死心，又找到梁最赏识的学生蔡锷，求蔡说服梁，不要发表此文。蔡锷深知梁启超不会改变主意，而且也赞成梁的观点和行动，但出于面子，还是跑了一趟天津，回京告诉杨度，人各有志，不可强求。这可惹恼了袁世凯，他认为梁启超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立即派人往天津威胁梁，如果发表此文，你梁启超轻则流亡海外，重则后果不堪设想。梁启超一不做，二不休，根本不理袁的威胁利诱，于9月3日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在北京《晨报》赫然刊出，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当天的《晨报》旋即被抢购一空，《国民公报》转载后，也供不应求，一时形成全国争看梁文的壮观场面。这无疑是对袁世凯恢复帝制逆举的沉重一击。

    然而，袁世凯鬼迷心窍，死心塌地往帝制的道路上狂奔。看来靠劝说和写文章抨击已经无法解决问题，只有让枪杆子来讲话了。于是，梁启超和蔡锷暗地策划，准备发动反袁战争，挽救中华民国。为了留有余地，在决定起兵讨袁的前夕，梁启超于12月16日给袁世凯写了一封长信，最后一次规劝袁停止帝制运动，不要引火烧身。其中讲道：“启超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愿我大总统之荣誉与中国以俱长，不愿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斩。……抑启超犹有数言欲效忠告于我大总统者，立国于今世，自有今世所以生存之道，逆世界潮流以自封，其究必归于淘汰，愿大总统稍捐复古之念，力为作新之谋。”[10]如此发自心底的肺腑之言，如此洞察时局的谆谆劝告，真可谓情真意切、仁至义尽，但袁世凯已经听不进任何劝言。心地善良的梁启超实在是不希望用战争解决问题，实在是不希望袁世凯玩火自焚。面对袁世凯这样一个不明事理、不顾世界潮流和国家前途的混世魔王，梁启超痛心疾首，不禁想起当初由日本回国后错将袁世凯当作帮助自己实现政治理想的“强人”，悔恨不已，心乱如麻。实行武装反袁，是梁启超不得已的选择。但历史已经证明，这是最明智的选择。梁启超过人的聪明之处，也再次得以展现。

    发动护国战争

    所谓护国战争，就是保卫中华民国的武装斗争。当袁世凯连中华民国的招牌也要一脚踢开，利欲熏心复辟帝制的时候，梁启超便下定决心联合蔡锷武力反对袁世凯。

    蔡锷（1882—1916年），字松坡，原名艮寅，湖南宝庆（今邵阳）人，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98年蔡锷进入长沙时务学堂学习，成绩优异，思想活跃，深受时任学堂总教习的梁启超喜爱和器重，同时也受到梁启超变法革新思想的影响，一心想要改造中国。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仍念念不忘蔡锷这个高才生，转年秋天就写信给蔡锷，希望他到日本共同奋斗。蔡锷不辱师命，到达日本后与梁启超朝夕相处，共同策划了自立军起义。为了进一步深造，蔡锷又考入了日本的士官学校，1903年11月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骑兵科，与同班的蒋百里、张孝准被誉为“中国士官生三杰”。1904年归国后，蔡锷先后在江西、湖南军事学堂任教。1905年，蔡锷被调往广西任新军教官，成绩卓著，因而声名大噪。1911年蔡锷被调往云南任新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协统。10月，武昌起义爆发，他积极响应，参与策划了云南起义，被推举为临时革命军总司令和云南军政府都督，后又和梁启超左右的进步党过从甚密。随着袁世凯和梁启超关系的日渐疏远，特别是目睹了袁的一系列倒行逆施后，蔡锷反袁的倾向逐渐明显。因为蔡锷掌握军队，袁对蔡格外担心。为了束缚住蔡的手脚，1913年9月，袁调蔡赴京，委以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参政院参政、全国经界局督办等一系列虚衔，实际是将蔡软禁于北京。蔡锷深知袁的用意，使用韬晦之计，一方面与京师名妓小凤仙打得火热，以避开袁的耳目；另一方面和梁启超暗地策动反袁计划。

    1915年8月15日，即“筹安会”成立的第二天，梁启超就和特地从北京秘密赶来的蔡锷在好友汤觉顿家里商讨倒袁大计。他们认为，国民党已经被袁赶到了海外，倒袁的重任就历史性地落到了他们的肩上。蔡锷当即表示，为了倒袁，保护民国，即使肝脑涂地，在所不惜。梁认为现在时机尚不成熟，让蔡锷一定继续实行韬晦之计，保存力量，以便一举必胜。此后，每隔数日，蔡锷即来天津与梁商讨反袁对策。他们最后商定，一旦袁世凯称帝，云南即宣布独立，贵州过一月后响应，广西过两个月后响应，然后云贵合力攻下四川，再以广西之力攻下广东，三四个月内会师湖北，北上消灭袁氏。梁、蔡二人对这一计划的成功充满信心。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宏文发表之后，蔡锷即暗中与北京的反袁同党联络声气，与云南的部将密电往来，扎扎实实地做好武装反袁的准备。1915年12月2日，在与梁启超秘密话别之后，在小凤仙的全力帮助下，蔡锷穿上了日本和服，改换了姓名，满怀切肤之痛辞别了心中的知音，潜往天津，巧妙地躲过了袁世凯的密探，登上早已联络好的日本轮船，驶往日本；然后秘密由日本转道香港，再潜赴云南，在昆明受到将士们的热烈欢迎。在蔡锷离津半月之后，梁启超也从天津乘中国新济轮南下，于12月18日抵达上海，秘密指挥反袁武装起义。

    在上海的近两个半月时间里，梁启超度过了一生中最艰难困苦的日子。一方面要防备袁世凯的明枪暗箭；另一方面要为远在云南的蔡锷出谋划策；加之经费奇缺，生活拮据，人手不足，事事都要亲力亲为。但是，强烈的事业心和民族责任感，使梁启超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以想象的困难，全身心投入到护国战争的筹划之中。为了争取人心，梁指示蔡锷先礼后兵，并起草了《云南致北京警告电》《云南致北京最后通牒电》等，警告袁世凯赶快悬崖勒马，停止帝制活动；如果不放弃帝制，就会立刻起兵。对于云南方面的警告，袁世凯根本不予理睬。12月25日，蔡锷等人又第二次通电北京，袁世凯还是不理睬。于是，梁、蔡二人一起议定出兵讨袁。1916年元旦，在隆隆的炮声中，蔡锷雄赳赳、气昂昂率军进攻四川，袁世凯大为震惊。

    蔡锷率领的护国军兵分三路，迅速向四川挺进。1月21日，护国军以锐不可当之势一举攻克了川南重镇叙州，全川大震。1月27日，贵州响应云南而独立，给蔡锷以有力的支持。袁世凯火速调兵遣将，往川南阻击蔡锷，双方在泸州一带展开激战。由于袁军人多势重，武器精良，蔡锷一时难以取胜，战斗极为艰苦。梁启超在上海如坐针毡，忧心忡忡。为了支持护国军，他一方面努力筹措军饷，运动冯玉祥支持蔡锷，著文大造舆论；另一方面试图运动广西独立，使西南三省联为一片，改变护国军的被动局面。2月25日，梁启超致信陆荣廷，希望他配合蔡锷，举起反袁大旗。陆荣廷立即派特使往上海，请梁赴广西，商讨反袁事宜。梁兴奋不已，随即决定启程赴桂。

    3月4日，在日本驻沪武官青木中将的帮助下，梁启超和汤觉顿等一行七人，乘日本邮船会社的横滨丸号离沪南下。为了防范袁氏密探，梁启超只好藏于舱底锅炉旁的一间十分狭小的密不透风的黑屋里。船外大雪纷飞，梁启超却大汗淋淋。只有到了深夜，万物皆静，他才可以爬到船板上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尽管条件如此恶劣，梁启超仍然笔耕不辍，在窒闷难耐的旅途中，他就广西独立、袁氏劝退、军务院的组成等问题，接连起草了通牒、宣言、公电等十余份文件。

    3月7日，横滨丸号抵达香港，香港巡捕立即登船严加搜查，盘问汤觉顿等人的姓名及来港目的，连行李中包东西的纸片也不放过。所幸的是，汤觉顿有一小皮包，包中藏有梁启超所起草的有关广西独立的文件和康有为给陆荣廷的信等，居然没有被搜去，真可谓有惊无险。为了躲避巡捕，梁启超一直藏在船底，一连四天没见天日。更糟糕的是，按照南下的行程安排，入广西前要先绕道越南的海防市，但当时经越南入桂的道路已被封锁。而且，本来外国人入海防不必持护照，可是3月3日驻港法国领事突然发布公告，外国人进入海防必须有护照。梁启超不敢露面，当然无法办理护照。这样，绕道海防入桂的计划就成了泡影。广东的日本领事又传出消息说，袁军在四川已经攻克叙州、纳溪，袁的广东心腹龙觐光又攻下了剥隘。梁启超闻讯，焦急万分。不得已，他们只好兵分两路，一路，汤觉顿等五人由香港经梧州先期赴南宁，并带去梁为广西独立所拟定的各项文件；另一路，则由梁启超和黄溯初冒险偷渡海防，再潜入广西。

    3月12日，梁启超和黄溯初扮成日本商人，秘密换乘日本运煤船妙义山丸号，离开香港。轮船开足马力，15日即抵海防附近的洪崖。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日本友人横山立即用游船将梁、黄二人接走，佯装海上游览，迂回曲折漂泊了一天一夜，16日晚才悄悄在海防登陆。当晚，梁启超会见了云南驻海防秘密代表张南生，张转交了唐继尧请梁入滇的三封信，并转告说，陆荣廷已派驻镇南关的交涉员欢迎梁早日入桂，这使梁备受鼓舞。

    但是，在越南的法国人受袁世凯的委托，正严密捉拿梁启超。为了防备不测，17日凌晨，横山用汽车将梁送到他创办的帽溪牧场，暂时躲避起来。在这里，梁启超度过了他一生最艰苦的十天。不能抽烟，又无书可读，被褥污秽，跳蚤横行。更可怕者，初到帽溪，他未听人劝告，用黑布裹头，以防烈日，结果患上了一种威胁生命的“热病”，卧床不起。幸亏医治及时，才渐渐痊愈。梁启超此行，真可谓历尽千辛万苦，如“小小一部冒险小说”。

    所幸的是，3月14日汤觉顿一行抵达南宁，谒见了陆荣廷。陆得知梁启超很快就来广西，遂于15日发布了广西独立的通电，紧接着又发布了梁所拟定的各个文件，还任命梁为广西都督府的总参谋。这给了蔡锷以及全国的反袁斗争以极大的支持。护国军乘势反击，节节取胜，云、贵、川、桂联为一气，令袁世凯奈何不得。袁的一些心腹见袁大势已去，纷纷反戈。袁见形势不妙，急忙于3月22日取消帝制，八十三天的皇帝梦破灭了。

    3月26日，梁启超离开帽溪牧场回国。27日下午抵达镇南关，早已在这里迎候的人群欢声雷动，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梁启超被大家簇拥着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激动得热泪盈眶，夜不能寐。4月4日抵达南宁后，又受到热烈欢迎，梁启超成了举国敬仰的反袁大英雄。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梁启超觉得该进一步干一番事业了。但事情并非如想象得那么好。

    忍痛告别官场

    袁世凯死后，群龙无首，出现了军阀混战的局面。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冯国璋为首的直系，段祺瑞为首的皖系等，各占一方，争地夺权。开始黎元洪为总统，段祺瑞为总理，段不买黎的账，黎也时刻想制约段，矛盾重重，剑拔弩张。1917年夏，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是否对德国宣战问题，双方撕破了脸，黎元洪一怒之下免去了段的国务院总理之职。不料，军阀张勋乘机带兵进京，赶走了黎元洪，将清朝亡国皇帝溥仪又推上了皇帝宝座，演出了一场复辟闹剧。

    在这一系列的政局变化中，梁启超基本上是站在段祺瑞一边的。因为在梁看来，段祺瑞是颇有力量的一个人，而且在对德宣战等问题上观点基本相同。梁启超在护国战争后，又在寻求走依靠“强人”、通过“开明专制”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老路。他这时心目中的“强人”，就是段祺瑞。段也十分看重梁的巨大社会影响，希望梁加入他的阵营。特别是梁在护国战争后搞起来的宪法研究会，很有势力，人们习惯上把这一帮人称为研究系。段祺瑞很想利用这股力量。这样，梁、段二人就慢慢走到了一起。

    段祺瑞被黎元洪免职后，跑到天津，伺机东山再起。张勋一进京，段认定时机已到，立刻决定进军北京，赶走张勋，重新掌权。他请梁启超拟定了讨伐张勋复辟的通电，通告全国。梁也发表了《反对复辟电》。一时间，段、梁摇身一变成了反复辟的领袖。7月12日，张勋被段祺瑞赶到了荷兰使馆避祸，复辟丑剧草草收场，段转眼变为再造共和民国的英雄。但是，冯国璋为了夺权，抢先在南京就任了临时大总统，并任命段祺瑞为国务院总理。段立即在北京组阁，行使实际权力。为了酬谢和拉拢梁启超，段请梁出任财政总长，同时安排了六位研究系的人入阁。梁启超兴奋不已，觉得段和袁毕竟不一样，他可以放开手脚施展治国才干了。

    不过，梁启超也深深懂得，在北洋政府做官，不仅要应付好段祺瑞，还要和各派系的要员搞好关系，否则不会有好果子吃。因此，他请和各军阀头目关系甚好的王克敏任他的次长，同时，将“改革币制，整顿金融”作为他施政的八字方针。但这只是梁启超的一厢情愿。在军阀混战时期，每个军阀都想捞钱，财政部从来都是一个债台高筑的烂摊子，想有所作为比登天还难。梁启超使尽浑身解数，还是入不敷出，只能拆东墙补西墙，疲于应付。1917年11月中旬，梁启超在呈送总统及国务院总理的密文中，报告了自己主持编制的1917年9月至1918年6月的中央收支概算及实际执行情况，“计收入方面：中央解款六百万元，中央专款约六百七十二万元，盐税余款三千万元，烟酒公卖收入五百零四万元，印花税一百万元，常关税三百二十万元，津浦货捐八十四万元，官产收入四百二十五万元，官业收入及矿务报效约三十万元，关税余款两个月六百万元，缓付赔款一千三百余万元，共约七千余万元。”而计划支出则远远超出了收入，其中“陆海两部所属为四千九百余万元，其余各部所属为二千余万元”，加上“到期万不能缓之内外债二千四百余万元”，仅这三项就达到九千三百余万元。显然，财政赤字，入不敷出。这使得梁启超日夜紧张，常常愁得做噩梦。但执行情况更糟糕，各地肆意截留应交中央之款项，导致实际收入大减，各派军阀亦不断催加经费，浩繁尤甚。仅段祺瑞讨伐张勋逆军总司令部送来的一张报销账单，就让梁启超头疼不已。其索取的款项主要包括：“讨逆总司令部经费七十万元”；“直隶垫拨讨逆总司令部经费十五万元”；“讨逆总司令部兵士犒赏十万元”；“陆军部收束临时增加军队经费七十万元”；“遗留东厂胡同卫队及冯德麟部下用款二十万元”。[11]在讨伐张勋复辟的战事中，段祺瑞实际所出动军队不过两个师加一个混成旅共两万多人，战事也不过四五天，居然一开口就要一百八十五万元。更可笑的是，讨逆军总司令部不过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办事也超不过十来天，竟然狮子大开口，报了八十五万元的账。这些钱基本上落入了大小军阀头目个人的腰包。但梁启超明知也不敢问，急不得更恼不得，只能乖乖地让他们报账。然而，有了段祺瑞要钱的先例，其他军阀头目岂能不照此办理？梁启超之后的日子也越来越难过了。果然，不到一个月，各种军费开销的单子如雪片一样飞到了财政部，什么陆军部特别军费、外交军事用款、四川湖南军事费用、江西督军临时用费、海军特别犒赏等，不一而足。梁启超粗粗一合计，到1918年6月，经常费用开支已经缺五千多万元，再加上已经垫用的各种军费开支，赤字要到六千多万元。梁启超无论如何也无法安排财政支付，一气之下，他抱着全部账本来到了10月25日举行的国务会议上，要给段祺瑞摊牌。谁知，段祺瑞根本不理这一套，任凭你财政危机四伏，金融运行到了崩溃的边缘，他照常要增加军费开支。段命令梁启超的财政部，将四国银行团垫款一百万日元，折合银圆六百多万，提出其中的六百万日元，供陆军部随时支付。梁启超听后如五雷轰顶，但也不敢与段相对抗，只好默默忍受。

    然而，更令梁启超寒心的是，身为财政总长，自己连支配本部的用人权都没有。就任财长以来，他曾试图将各省盐运使、税关监督、烟酒公卖局长等职控制在自己的手里，便于政令畅通。不科，各省军阀绝对不肯放手，他们自恃武力在手，根本不把梁启超放在眼里，更不允许梁按需要更换地方财政官员。结果，梁一个也更换不动。梁启超表面上是财政总长，位高权重，实则处处受军阀左右，四处受气。他左思右想，实在无法当下去了，不得已，上书临时大总统冯国璋，请求辞职。冯千方百计挽留，梁只能暂收辞呈勉强留任。此后，直系、皖系、奉系等军阀矛盾愈演愈烈，梁启超这个财政总长谁也得罪不起。万般无奈之下，梁于11月15日再提出辞职，冯国璋依旧竭力挽留。11月18日，梁启超第三次提出辞职。恰遇冯国璋与段祺瑞矛盾白热化，11月22日，冯国璋居然解散了段祺瑞内阁，梁启超也就自然下台了。梁启超最终得以解脱，中国社会则进一步陷入了无休止的军阀混战当中。

    辞官后的梁启超又回到了天津的饮冰室。回首二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他感到一事无成。早年跟随康有为倡言变法，被通缉流亡海外；在日本支持国内的立宪运动，也没有取得成功；希望通过袁世凯、段祺瑞这些“强人”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反而被他们作弄，丝毫没有什么政绩可言让人不觉感到节节败退，走投无路。当然，这并非梁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社会的悲剧，特别是近代知识分子的悲剧。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成为独立群体的社会条件，他们只能附着于某个政治集团或某个政治“强人”去实现他们的政治抱负。毛泽东嘲弄他们就像“毛”没有“皮”就难生存一样，只有附在皮上才可能有毛的亮泽。不具备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想独立去搞政治，除了失败别无选择。梁启超政治上的败北是必然的。不过，从梁自身的发展来看，他如果不参与政治，绝对不会有那么大的社会影响。他靠戊戌变法一举成为天下名人，靠护国战争变为北洋政坛的要人，靠当司法总长、财政总长而为世人瞩目。从这个角度看，梁的成功，是靠政治托起来的。比较客观地概括应该是：成也，政治；败也，政治。

    不过，当梁启超经历了太多的政治“折磨”之后，特别是在1918年春节前后，面对饮冰室内那琳琅满目的书架以及带给他激情和快乐的书桌，他便一心想在学问上大展宏图了。此后十年，也是梁启超生命的最后十年，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了学术文化领域，并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注释：

    [1]梁启超：《保国会演说词》，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66页。

    [2]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14页。

    [3]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94页。

    [4]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33页。

    [5]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33页。

    [6]梁启超：《去国行》，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5415页。

    [7]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3—424页。

    [8]梁启超：《致梁思顺（1912年10月24日）》，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6106页。

    [9]梁启超：《致梁思顺（1912年11月1日）》，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6107页。

    [10]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3页。

    [11]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6—5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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