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女性写作者，谢络绎把小说的角色都定位到这样一群女性身上，她们没有名贵的出身，没有良好的背景，没有生活的优裕与如花的美貌。然而她们不安分，不省心，不满足于眼前的生活。她们要闯，要奋斗，要尝试找寻更好的生活。她们的决断是合理的，没有令人鄙夷的行径，但她们不可能轻易获得自己想要的一切，必须打拼，必须外出，必须去面对也许并不情愿面对的人和事。她们敏感，她们脆弱，其眼泪和狂奔很难为目睹者理解，其内心的风暴就更不能与外人道，也很难为人所知了。有时候连阅读小说的人也不知道为什么故事会发展到这一步，没有真切的感同身受，可能也会形成理解的小小隔膜。
谢络绎提供的不是时尚小说的样本，在她笔下，那些年轻女子无论怎样乖张，怎样狂躁，生活秩序又如何混乱，她们其实都是在一种家庭的环境中挣扎着，身边并不时时都是女魔头或陪酒者，围绕她们的却是自己的父母。“家庭”的影子始终在影响、干扰着她们的选择，成为其人生悲喜剧的重要因素。《到歇马河那边去》是一个十六岁少女的敏感与慌张，她是随母亲去远方探望父亲的，其间却遭遇到了令其心神难安的“经历”。这种相遇是无事的紧张，是幻觉与现实的混杂状态，但作者似乎非常享受提供这样一种没有理由的非常态。《旧新堤》里的石翠花虽是以染着绿头发出场，其实最终还是在父母“逼婚”的唠叨中，决定接受“包办婚姻”而嫁给一个水果商。《无名者》中的香远则更是一名进城打工者，所有的努力都不过是一种含辛茹苦，她拖带自己的幼子务工，这情景早已为小说的“底层”基调定了格。《他的怀仁堂》是小说集唯一一篇不以女性为主要角色的作品，但范氏父子的故事可能是其中“家庭气氛”最浓的一篇。作者如此定位小说与人物，说明她仍然是透过生活的烟火气去看人物的眼睛与心灵，说明她无法回避生活的硬壳而去轻轻点水于浮泛的心理波动。
出现在谢络绎笔下的女性，总是在家的纠缠中希望挣脱，总是拖着一个行李箱四处奔波游走。《鸟道》里这样描写曹多芬的行踪：“她拖起行李箱，走上大理石砌就的门前广场。行李箱的滑轮与大理石摩擦出轰轰轰的声音，就好像她在火车上听到的一样。”这几乎是一种不可排除的意象，成为她笔下女性的形象标识。《无名者》中的香远，《到歇马河那边去》里的园园，《旧新堤》里的石翠花，都给人这样不确定方位的印象，都是在家门内焦灼，在家门外遭遇种种奇遇和挫折。在当代中国，城市与乡村之间，人与人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家庭与个人之间，因为有便捷的交通工具，有更便捷的通讯工具，各种陌生的偶遇与抛却不掉的过往纠结在一起，让每一个人的生活变得更加复杂，更多矛盾，更多现实的纠缠与情感的纠葛。
谢络绎的写作正处在这样的纠结点上，她必须也愿意去面对和处理这样一些严重程度不同，人生影响不一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切中了当代中国现实中人们面临的致命问题，即每个人既生活在传统的窠臼里，又生活在个性要求的期许与努力中，既生活在真挚的感情里，又相处于利益冲突与情感纠葛中。碎片化的生活，碎片化的心灵，坚硬如冰的既往，薄如蝉翼的现实，脆弱如丝的神经，清浊难分的心灵世界，裹挟在一起，搅成一个看不清面目的人生世界。作者其实具有明晰的故事把握能力，具有讲述完整故事的创作实力，但由于所表现的世界是如此纷繁，所以有时候她讲述给我们的，也是一个个看似勾连又不能说整体划一的故事结构。相对而言，《无名者》具有较强的综合故事人物，梳理情节线索的形式结构。这其中，不但有香远个人的作为女性走向外面世界的努力，也有在“精彩世界”里遇到的种种风险，既有幻觉推动下的惊悚情节，也有现实中人与人的结实交往，既有情感上的起伏跌宕，也有近乎“悬疑”的故事线索。而我认为，这样的叙述故事的努力，或许正是作者今后应该执着的方向。它可以使小说的写作更具小说性，更让人产生阅读和探究的愿望，更能够让小说在“综合效果”的层面上实现突破。
这一并不宏大的结集，是作者创作道路上的一个小小总结，更愿是一次清理出创作思路和方向的开始。新的出发不是另走他途，而是让更加明晰的目标越来越接近创作者的距离，打开更加广阔的小说世界，提升更高的人生境界。
阎晶明
201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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