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什么东西？用教课书上的话说，它是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的总和。所以，文化从本质上来说不是一个东西，起码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而是一种观念或者一种思想，以及在这种思想指引下创造的物质体。在现代社会，文化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也是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民主在文化上的反应。在我看来，文化的多元化中最重要的两个“元”就是学院派和草根派的并存。
最近几年来，有一个叫“山寨”的词频频在网络上出现，所谓山寨就是民间的、草根的、模仿的、自娱自乐的“东西”的总称，它是与官方和主流相冲突又相对应的一种文化形式，是民间阶层想要获取话语权的途径，是他们表达自己想法的渠道。它也许没有“山下”那些高楼大厦来的雄伟壮观，但是这种“寨子”却有着它的独特性，充满灵性，具有别样的美感。
我之所以要说这些有关草根文化的废话，最终目的是要引出对昆汀·塔伦蒂诺这个集混蛋和才子特性于一身的人物的阐述。电影属于文化产业的一种，在这个圈子里既有出自正规学院派的大师和权威，他们用自己经过正规熏陶培养的思想创造出或哲理深刻或历史传奇或主旋律格调或风趣讽刺的作品，占据着电影厅堂中间的座椅。但同时也有一些出自民间的电影爱好者，他们在一腔热血的冲击下，执著的把这个圈子撕开一条缝，勇敢的挤进去，并迅速发挥早已充满脑际的灵感，用富有独特性的作品让世人刮目相看，最终也坐上了大师的椅子。而美国导演昆汀·达伦蒂诺无疑就是这个成功例子的典型。
这个长着一个大长鼻子和一个像铁铲一样宽下巴的男人，有着满脸的匪气和满肚子的点子，他曾经在卖录像带的店里当过服务员，利用“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观看了众多的影片，同时也培养了丰富的电影思维。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昆汀看过的影片绝对超过三百部，所以当他进入电影业，拍了第一部黑帮题材的电影《落水狗》时就一炮走红，同时也奠定了他自己的影片风格。那就是喋喋不休的对白，黑色幽默式的暴力和对众多影片的致敬（如果昆汀没有成功，他的这个做法应该叫做“抄袭”，但是他毕竟成功了，照顾一下面子，就叫做“致敬”吧。）
之后，在1993年，昆汀又凭借他的第二部作品《低俗小说》战胜张艺谋的《活着》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从此他便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也成为为众多渴望进入电影圈的影迷们的偶像，包括我自己。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有四个导演的片子我每部都看过，他们是贾樟柯、王家卫、金基德和昆汀·塔伦蒂诺（其他那些电影大师的作品我当然也非常崇拜，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很多作品我无法观看到）。
昆汀·塔伦蒂诺以草根的身份，凭借自己的努力创作，获得了学院派的嘉奖，这并不是一个奇迹。因为电影圈就是一个产生传奇的地方，只要你有想法，有表达的欲望，能够执著的坚持下来，你就会获得属于自己的东西。这个多元化的时代给来自不同阶层、不同出身、不同学历的人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机会，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思考，瞄准，出击。
“低俗小说”本来指的是美国三四十年代流行的一种情节通俗易懂、装帧简单粗糙的小说册子，是民间文化的一种代表。塔伦蒂诺用这个名字作为自己电影的片名，一方面是因为这部影片的故事结构就像是一部小说，多个故事纠结在一起，既有一个连贯的叙事线索，同时又进行分割和重组，造成一种回环式的效果。另一方面在于，就像把各种旧报刊杂志捣碎融化成纸浆一样，这部影片也借鉴和容纳了各种电影的桥段噱头和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现象（尤其是香港和日本），就像一锅大杂烩一样，由于材料搭配的合理，火候掌握的到位，最终烹饪出香喷喷的菜肴。
整部影片由五部分组成——片头，文森特与马勒瑟斯的妻子，金表，贝尼的处境和片尾。同时，也讲述了五个故事——文森特陪米亚出玩，餐馆抢劫，布驰的金表，同性恋与黑帮老大，上帝的奇迹，贝尼的处境。多年之后，人们对这部影片津津乐道的还是他的叙事结构，就像阿根廷文豪博尔赫斯的小说一样（代表作《小径交叉的花园》），《低俗小说》的侧重点不仅在于讲出有趣的故事，更在于以怎样的方式把故事讲出来。昆汀打破按正常时间顺序叙述故事的传统，将餐馆抢劫案与文森特和马尔斯取神秘箱子的故事割裂开来，中间加入米亚的故事和金表的故事，造成一种破坏之后又重建的效果。如果是第一次观看这部影片，在观影过程中可能会坠入雨雾之中不知所以，但是当你看完之后，就会拍手叫好，不得不佩服导演独特的思路。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影片给戛纳电影节的评委们传递了新奇的感觉，所谓有新意就有创意，有创意就有意义，最终昆汀也成功抱得奖杯归。
叙事结构是这部影片成功的主要因素，但是这部影片本身的故事情节也具有幽默的趣味和流畅的灵性，处处充满惊异的反差和戏剧性的跌宕。其中给大家影响最深的就是马尔斯在杀人之前背诵的那段《以西节书》。杀人本来是一种罪恶的行为，但是当马尔斯用严肃端庄的神态和抑扬顿挫的语调背诵《圣经》的时候，却传递了一种反差的效果，用黑色幽默的手法将死亡趣味化，将杀人这个过程结构化，让人们去思考生与死的瞬间转化，进而产生命运无常的感慨。布驰的那块金表是祖父买的，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并在他父亲战友的屁股里藏了七年，才最终传到布驰的手里。这个故事本身就可以拍成一部电影，但是塔伦蒂诺却用直接讲述的方式将其简单化，并对战争进行了讽刺。好莱坞过气舞王特拉沃尔塔和女星乌玛·乌曼用一支极具怀旧味道的摇摆舞，从新走进人们的视野。之后因米亚吸毒过量而引起的那场惊心动魄的救亡行动，也颇具好莱坞大片好用噱头的特色。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在《低俗小说》中黑帮手下与黑帮老大妻子的一段热舞，却常常让我感动，尽管两人之间没有明显的感情流露，但是米亚这个身居金屋的女人的孤独却有着毁灭般的痛楚。在昆汀的作品中，舞蹈是不可或缺的镜头，勾引女人时需要舞蹈（《金刚不坏》），杀人时更需要舞蹈（《落水狗》和《杀死比尔》），在富有节奏感的摇滚乐的笼罩下，舞蹈使身体极度扭曲和变异，也使人的心灵发生变态的转变，接着杀戮便开始了。此外，特拉沃尔塔在影片中走路的样子也极具喜剧性，他总是踮着脚尖，手插在裤兜里，同时扭动着屁股，就像一个孤魂在冰面上游动。
如果要探讨《低俗小说》的主题，我想到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命运的无常。昆汀在叙事的过程中，通过设置多个偶然性的“点”，使不同故事线索分开延伸又很好的衔接在一起，造成一种戏剧性的张力，同时也使观影者的心在高低不同的波浪上舞动。当你坐在餐馆里津津有味的品尝涂着黄油蛋糕的面包时，说不定下一分钟就有劫匪将枪抵在你的脑门上，命令你把钱包掏出来。影片中两个鸳鸯劫匪抢劫餐馆前的一番唠家常式的对话很好的营造了这种“天降大祸”的气氛，前一分钟他们还在向服务员要咖啡，后一分钟他们就拔出了枪跳到了桌子上，对他们来说，这是他们突然性的抢劫决定，对坐在餐馆里的客人来说，这也是突然的灾祸。
在《低俗小说》中，昆汀很好的把握了“落差”这个词的意义，他尽可能的用反常的手笔将理所当然的事情处理的出乎意料。在“上帝的奇迹”中，马尔斯义正言辞的枪杀了两个小贼，但没想到屋里还藏着一个握枪的青年，观众都以为青年会出来干掉马尔斯，他也确实出来了，但是他的数发子弹在近距离的情况下射向马尔斯时，竟然全部打偏。也正是这种偶然性的失误使马尔斯认为这是上帝在拯救他，所以就决定金盆洗手不再干黑帮的勾当，而是去浪迹天涯。在“金表”的故事中，布驰打死拳击手，甩脱了黑帮的追踪，并和女友亲热了一番，正在他们打算远走高飞、憧憬美好的生活时，布驰突然发现金表忘在了家里，他不得不冒着危险回家去取，这时的背景音乐是急促紧张的，观众也在为他担心。布驰回到家顺利取到了手表，他兴奋的吹着口哨，开着车往回赶，车上放着欢快的音乐。但是在街边等红灯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追他的黑帮老大马勒瑟斯手中拿着刚买的比萨正走过马路，这时马勒瑟斯也看到了他，两人对视的刹那好比战争的突然爆发，布驰开车撞向马勒瑟斯。一个本来顺利进行的故事，由于这偶然性的相遇又增添了几分磨难。接着，两人都受伤了，又被杂货铺的老板关进地下室，遭到同性恋者的侮辱。危急之中，布驰挣脱绳子，走出地下室，然后他又返回救了马勒瑟斯。两个本来是仇人的家伙最终将和，布驰和他的女友骑着摩托车驶向快乐的未来。这种偶然性因素在影片中比比皆是，文森特和马尔斯取得神秘宝箱后，带着做内应的小弟回去向老板交差，但是在半路上文森特的枪走火将小弟的头颅打得稀巴烂，为了逃脱警察的眼光，他们不得不躲到一个朋友家中清洗车子和处理尸体。文森特陪老板的妻子米亚出外游玩，两人抱着跳舞获得的奖杯高兴的回到家中，文森特打算上个厕所后就道别回家，但是当他回到客厅时，发现米亚因偷吸了他口袋中的高质量毒品而休克。这正是所谓的乐极生悲，生活之中命运的反常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精彩，也让我们的心理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除了这种故事本身的跌宕起伏外，影片中人物本身角色的落差也具有极度的幽默性和无常性。财大势粗、飞扬跋扈的黑帮老大竟然落在一个小小杂货铺老板的手中，被同性恋警察鸡奸，威风全部扫地，最后凭借布驰的解救，才走出了那阴暗的地下室。衣冠楚楚、有大将风度的杀手文森特被老板派去追杀布驰，他想到布驰不会冒险回家，产生了大意麻痹的心理。他蹲在厕所里边拉屎边看漫画，但是当他提着裤子走出来时，却发现布驰正端着他放在灶台上的大枪瞄准他。随着一声枪响，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歪倒在便缸上，将自己的生命像一坨屎一样喷了出去。这些凭力量在社会上生存的黑帮人物用极具落差性的遭遇和幽默式的死亡解构了强权的威风，带给普通民众一丝坏笑式的安慰。
那些优秀的导演不只是艺术家，还是高级别的厨师，他们能够自然合理的应用各种材料，经过合适的搭配，烹调出美味来。在这方面，香港的王晶是一个奇才，他的影片中总是充满各种各样庸俗之极的噱头，例如性、赌博、黑帮、才子佳人等，但是在他的组装之后却给观众带来非同寻常的欢笑。昆汀·塔伦蒂诺也是这样的奇才，他的影片更像一个杂货铺，货物琳琅满目，价钱公正合理，满足着人们的需要。在《低俗小说》中，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的文化要素在这里聚集，其中最多的就是日本动画片和武士刀以及中国的武侠。布驰在逃出地下室时要找一件武器回去解救马勒瑟斯，在放弃了铁锤、棒球棒和电锯之后，他最终选择了武士刀。而在昆汀的下一部影片《杀死比尔》中，他又围绕着武士刀讲述了一个暴力和复仇的故事。香港邵氏公司拍摄的武侠片也是昆汀热衷的片种之一，在《低俗小说》中，马尔斯由于受到“上帝的奇迹”的启发，最终决定退出黑帮，行走江湖，像中国的侠客一样流浪，这正是昆汀对中国武侠影片的致敬。除此之外，在整部影片中，处处都展现着美国的各种文化现象——酒吧，摇滚乐和乡村民谣，电视娱乐节目，同性恋，可乐，牛排，毒品，玛丽莲·梦露，扭摆舞——他们在成为电影内容组成要素的同时，也是昆汀表达个人怀旧主义思想和多元化文化观点的道具。也正是这种杂糅式的组合，使影片处处充满了生机勃勃的激情，很多地方闪烁着富于时代气息的灵光，增添了影片的可观性。
除了在影片情节的设置上向大师致敬外（如《七年之痒》中梦露被地道的风吹起裙摆的镜头，在《低俗小说》中昆汀利用酒吧服务员的表演向导演比利·怀德表达了敬意），《低俗小说》在拍摄方法上也学习了大师们手法。其中最明显的就是长镜头和慢镜头的运用，分别是对特吕弗和吴宇森的致敬。温特森和马尔斯到一栋公寓楼取一个神秘的箱子，两人在走廊里一边走动一边聊天的情节就是用一个长达六分钟的长镜头将整个过程的完整性的拍摄下来，摄影机一直跟随着两人的位移而移动，这是典型的特吕弗在《四百击》中运用的电影语言。在描述文森特吸毒的情景时，影片又运用了慢镜头和特写镜头将吸毒的过程放大延缓，给观众造成触目惊心的震撼感觉。也正是这些方法的运用，使得一部通俗的影片充满了文艺的高雅气息，这正是昆汀的高明之处。
在我看来，昆汀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在经过一个漫长的观影岁月之后，心中积淀了厚厚的影视素材，然后他运用自己的敏锐观察力取其精华、抛弃糟粕，吸收前辈大师和优秀影片的营养，同时加入自己的思考，创造出既来源于实践又富于独特性的作品。《低俗小说》的成功再次印证了模仿没有错，关键是你在模仿过程中要有自己的东西，要有个人的价值观，要勇于把别人的作品顺理成章的据为己有，如果你做到了这一点，就算不上贪婪，只能说是你明智。
在《低俗小说》后，昆汀又拍了自己的第三部影片《杀死比尔》，继续玩弄叙事技巧，像小说一样将影片分成数个章节，运用倒叙和插叙的方法组织故事。影片的场面比《低俗小说》更宏大，暴力更血腥，对多元文化的采纳更明显（日本动漫与中国武侠），在视觉效果上形成了更大的冲击力，但是它却失去了《低俗小说》的那种灵性，少了黑色幽默感和趣味。在我看来，这是因为昆汀在成功之后野性大了，不再精心的思考自己表达的东西，而是想着怎样用商业化的手段娱乐大众。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得感谢昆汀·塔伦蒂诺，他毕竟已经在影迷心中写下了一部传奇，开创了一种成功的方式，他对电影的理解也许是低俗的，但是他创造出的作品却绝不低俗。他运用低俗的材料搭建了一座宏伟的垃圾场，但是在这个厂子里却掩藏着很多的宝贝，处处散发着迷人的光彩。对电影来说，它就是一个“梦”，怎样把这个梦制造的更具吸引力，使人们在醒来时仍有回味的冲动，这就是电影工作者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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