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元钱买下爱

    公司规模扩大后，他就很少回家看望母亲。想起来时，就打个电话，跟母亲说上几句话，大多数时候，都是匆匆忙忙的。甚至有时候，母亲话还没说完，他这边就因为处理手头上的事情，把电话掐断了。

    他不知道，电话那头的母亲，握着电话线的手僵着，然后微笑着摇摇头，叹了口气。

    那个夏天，他乘飞机回家办事，正好回趟家看望母亲。回到家也没别的事，主要是陪母亲看看电视，聊聊天。

    第二天，母亲说，咱俩去买鸡蛋吧！

    他一听就笑了。在公司里，他是大经理，有专门的秘书与司机。但他点点头说，好。

    随母亲出了门。母亲说，去某某超市。他问，附近不是有家超市吗？母亲眨眨眼，有些得意，说，某某超市的鸡蛋便宜，一斤三块二，附近的这家要三块四。他咋了咋舌。

    走到路边，正准备抬手打车，母亲说，坐12路车吧。他问，为什么坐12路？母亲说，12路车是某超市的专用车，免费，坐别的公交车，还要花两块钱。他又笑了，说好。

    坐上12路大客车。车上差不多都是些老头老太太，跟母亲很熟了，听说他是陪母亲买鸡蛋的，都用暖暖的眼神看着他，好像他是大家的儿子。他的心里，也暖暖的。

    买了10斤鸡蛋。母亲拉着他在超市的休息椅坐着，说，我们在这里等一小时。他惊讶地问，一小时？母亲点点头说，下趟12路车回来，还得一小时。他觉得有着急的火苗在心里“噌”地蹿起，但还是忍了，用耐性将火苗熄灭。

    母亲跟他东拉西扯，说起他上学时的一些事。一小时的时间，过得倒也不算太慢。

    终于坐上12路。下了车，他拎着鸡蛋，嘘出一口气。母亲看起来格外高兴，扳着手指算，1斤鸡蛋省两毛钱，10斤鸡蛋省两块钱，来回的车费，两人省四块钱，加起来共省下六块钱。

    他脑子里也迅速计算，从出门到现在，共用了四小时，四小时的时间，在公司里，他可以创造出上万元的价值。他在心里叹了一下。

    快到家时，走过一个水果摊，母亲用六元钱买下一个大西瓜。

    回到家，西瓜切开，露出鲜红的瓜瓤。他早就渴了，拿起一块，迫不及待地吃起来。西瓜甜极了，他吃得“呼噜呼噜”的，像小猪一样。

    好久没有这样痛快地吃水果了。一抬头，母亲正看着他，眼睛有些潮湿，脸上却是极大的满足与疼爱。他的心，像琴弦被拨动了一下。这样的场景，似曾相识。

    小时候，家里非常穷，他又馋得很。他常常在傍晚，偷偷去捡别人吃剩的西瓜皮，拿到河水里冲一下，便贪婪地啃起来。母亲知道了，用了三个晚上编织草绳，又用编草绳挣的钱给他买西瓜，然后看着他小猪一样吃着。

    他怔怔地看着母亲，将满嘴西瓜咽下。那一刻，他忽然理解了母亲。艰难时，母亲靠着勤劳与节俭，供他上学，将他养大；富足时，勤俭作为母亲的生活方式，依然能带给她满足与幸福。而现在，富足的他却换不来时间陪母亲说一会话，母亲用这四个小时换来的，是与儿子共同相处的时光！

    他的脸上露出笑容，庆幸今天终于耐住性子陪母亲省下六元钱。这六元钱，跟自己在公司创造的上万元相比，是等价的。因为，许多时候，时间与金钱就该为爱而存在。

    爱到深处是不忍

    父亲40岁时有了我，我40岁时没了父亲。父亲三年前患癌症，去年端午节的第二天逝世，天刚蒙蒙亮。也许父亲直到最后离开我们时都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疾病夺去了自己的生命，这是我和父亲之间最大的秘密。我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对得起老人家一世的诚信。我偷偷地把眼泪往肚里咽。

    父亲的周年忌日快到了，我又想起这骨肉间惨痛的一幕。他的最后一面我没见着，哥哥说，父亲曾经特意叮嘱他，让他尽量设法，在他走的那一刻不要叫我在场。到底为了什么呀，父亲？多么残酷的一个谜啊！我非常难过。

    阎纲先生的《我吻女儿的前额》、《三十八朵荷花》感人至深，一次开会遇到阎纲，我问先生：阎荷走的时候最后要没要见见她的女儿丝丝？他说没有，“她执意不见，生怕吓着孩子，也怕孩子难受。”

    我的心猛一抽搐，继而释然——父亲拒不见我，撇下我走了，完全是有意！

    人在最后的时刻，纵然是死，也总得撑着一口气，见上一面自己最为牵挂的亲人，我哪知道，爱到深处是不忍！

    父亲很少谈及自己的历史，他的人生对我其实是一个谜。彼此深爱着的父女，直到生离死别，竟然煞费苦心、讳莫如深，决意将秘密埋入地下。1924年，父亲生于冀中平原一户殷实的农家，兄弟姐妹十人，父亲行三。他肤白眼大，身长貌美，常取红白喜事中金童的角色。他15岁离开私塾进城当学徒，其实是参加革命。我只知道他从事地下工作，至于地下工作怎么神秘、怎么危险，以后怎么被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牢牢拴住，最后又怎么平反昭雪说是冤假错案，风云变幻、一生荣辱，父亲也像做地下工作那样上瞒父母下瞒妻女。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相逢一笑泯恩仇。”他总是这样对付我的好奇。我想，他是不想把遭受精神摧残后的剧痛留给我。

    父亲达观幽默，待人接物细致周到，同事、朋友、邻居没有不喜欢他的。但全家人还是揶揄他一生有三大“失误”：一是为子女起名。1955年，姐姐出生，名“丽伟”，社会主义国家壮丽伟大；1958年，哥哥出生，名“跃伟”，欢呼大跃进的伟大；1963年，为我起名“卫宁”，保卫列宁主义。我对父亲说，你看看这三个名字，紧跟社会潮流，政治色彩浓厚，缺乏文化底蕴。父亲说，这正是我一辈子干革命的红色烙印。二是鼓动姐姐上山下乡。1974年，姐姐“中榜”，全市人民敲锣打鼓欢送她们，父亲对落泪的母亲连连说：“第一批光荣，第一批光荣！”尽管几年后知识青年大返城时姐姐又回到了我们身边，但她错过了太多的机会。三是不让哥哥考大学。哥哥高中毕业后进了工厂，父亲说他最满意的就是让儿女们当工人，当农民，心里踏实。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父亲阻止哥哥报考，说工人有一技之长，不管搞什么运动都会有饭吃；不要当知识分子，不管什么运动来了都跑不了。1978年，幸亏母亲的支持、我的鼓动，哥哥瞒着父亲考上大学，进了一所部队院校，现在成了大校。

    记忆追溯到久远。4岁那年，我随父母上街，不幸走失，父亲找到我后紧紧地把我抱住，不停地说：“幸亏宁宁穿了一件红衣裳！幸亏宁宁穿了一件红衣裳！”此刻的父亲，个高，体瘦，一头浓密的黑发，蓝裤白衣，急急促促，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我抱恨父亲把我弄丢，就往他的领子上蹭眼泪，使劲地蹭，想把他的白领子蹭脏，但却不知不觉记住了父亲身上的气味！这一记就再也没有忘。父亲从那天起好像落下病根，只要见我出远门，必嘱我穿红衣裳。

    父亲常自豪地对别人夸我5岁时第一次为他做的饭——一饭盒没煮熟的大馅饺子，厚厚的皮儿包着没剁烂没搁油的白菜渣子。那时国家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政治年代，父亲被监督劳动，从卡车上往下卸水泥，一不小心摔了下来，腰部受伤，住院治疗。病房里还住着其他两个病人。父亲分别给二人起了外号，头小腹大的叫鸭梨；头大腹小叫的大头。父亲挑出没馅的让我递给鸭梨，说肚子太大的人只配吃没肚子的；又挑出个头儿特小的让我送给大头，说头那么大只配吃个头小的，结果，饭盒里剩下的全是成个儿有馅的，父亲不住地说：自豪啊自豪，你们看看我女儿包的饺子多好啊多匀实啊！仨人为一堆歪歪裂裂的饺子笑闹不休。父亲平反落实政策那年，两位病友来家聚会，异口同声地说还吃饺子，又提起当年我的“杰作”，哈哈笑个不停，说现在是真乐，当年是苦中作乐，多亏了父亲的玩笑，仨人熬过了难熬的日子。

    上小学时，样板戏盛行，女孩儿们都喜欢留李铁梅那样的长辫子。我的头发又黑又密又粗，长到腰间，我天天臭美地洋洋自得。有一次，市里要在我们学校搞文艺汇演，我担任报幕员。那天一大早，父亲说：“今儿我给你编辫子，你自己编得松，脑袋乱蓬蓬的，上台不好看。”我站在立柜镜子前，看他把梳子蘸了水，从上到下把头发梳通，揪得紧紧的，编到下面他不得不蹲下，编好了，直起腰前后左右看，说不行还是不紧得重编，于是散开重编，如此反复几回，就在系好辫绳起身的一瞬，他曾摔伤落下病根的腰突然扭了一下，疼得大滴大滴的汗，我抱着他的头吓坏了。“没事没事老毛病了，你转过身去我看看辫子好看不？”我转过去从镜子里看到他一只手使劲按着腰一只手使劲扶着墙慢慢往起站，我的泪就落下来了。他强笑着：“傻孩子，这点儿事就吓哭了？这要在战争年代还没上老虎凳你就先招了，怎么当地下党啊你！”他整了整我的头发帘儿：“快去学校吧，报幕的时候声音大点儿，让我听见。”学校离家很近，操场上的声音常常传到家里来。演出完我跑回家，父亲躺在床上，母亲说单位大夫来看过了，不让动，得躺一些日子。我的眼睛又湿了。父亲说你报幕时说“下一个节目是……”的“下”字声音发劈了，不圆润。我说那是为让你听见才使劲喊的。那天下午我让姐姐陪我去了照相馆，把辫子放到胸前照了一张相，然后就让相馆的阿姨把辫子剪了，回家我对父亲说以后再也不梳辫子了。父亲眼角渗出泪，把头扭到一边。好多年后搬家，姐姐写信告诉我，在收拾父亲的皮箱时她看到了裹在塑料袋里的我的辫子，是那天父亲让她去照相馆找回来的，没想到他一直留着。我想，父亲是把辫子当成了他丢失过的爱女，怕再丢了找不回来。我为父亲痛剪了它，父亲为我珍藏了它。

    在那个年代，我曾为父亲谜一样的“历史”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不料在我初中毕业那年，竟填了入团申请表，虽然还要报校团委审批，但是自豪自满甚至是自负的神情，还是挡也挡不住地挂在了我和父亲的脸上，父亲觉得他的历史再也不会影响女儿历史地成长了。没承想，未获批准。理由是档案中“家庭出身”的“地主”与我所填的“革干”不相一致，有欺骗组织之嫌。父亲怒吼道，当年我提着脑袋干革命不是“革干”是什么？怒不可遏，闯入组织部，大有咆哮公堂之势。当时出台一个政策，对出身不好但1949年前参加革命的干部，其子女的家庭出身均可改为“革干”。组织部门及时将相关的文件转发到我的学校，但校方疏忽忘记变更档案，不宜入团的结论稳稳地横在我的档案袋里。那天晚上，父亲带我去了一家特有名的馄饨馆，我问他是不是可以敞开肚皮吃，父亲说咱们今天就一个字：吃！父女俩一下子干掉了六大碗，外加六个油酥烧饼。桌子上的胡椒面、辣椒粉、醋等各色调料均锐减一半。

    自那以后，一直到今天，事不顺心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涌起那年的那一刻，何以解忧？唯有馄饨。

    我长大毕业了，分配到外地工作，“五一”回家，我对父亲说我有男朋友了，父亲问：对你好不好？我说好。怎么好？我说有一次散步累了想坐下歇会儿，他把钱夹给我垫着，走时忘记拿了，过后他说钱算什么，要是你的肚子受了凉那才算事呢！父亲笑了，问他家是哪儿的？我说跟咱一个市。父亲说你今天晚上把他带家来吧，吃个饭。又问他爱吃什么，我说：鱼。晚上，极少下厨的父亲做了一大桌鱼宴：红烧鲤鱼，干炸小黄花鱼，清炖鲫鱼……第二天，发现父亲的脸上手上全是红疙瘩，母亲说，其实父亲已经有好一阵子对鱼腥过敏了，但昨天做鱼他不让别人插手。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穿着白衬衫忙忙碌碌的父亲，变成了一个气定神闲、慈眉善目、身着宽松衫成天在家晃悠的老头儿。他开始练书法，说是要“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其实是待到三伏的大热天儿和三九的大冷天儿才研墨提笔，太热、太冷出不去，只好猫在家走“行草”。我常常取笑他如此的长性。

    三年前，父亲开始尿血。起先谁也不知道，后来母亲从父亲的内裤里发觉，全家惊慌。父亲从容镇定，说：“这点血算什么，大风大浪、枪林弹雨都过来了。”

    查出癌症。我们决定把病情铁桶般地瞒着父亲。身体受苦，不能让他精神上再受苦。

    那年父亲78岁，医生主张保守治疗，中药、西药、秘方，有用的没用的，只要是听说治这个病的，全买，全往肚子里头灌。父亲似乎有所察觉，拒绝吃药，拒绝去医院，说：“别瞎忙了，我心里有数，该住院的时候我会去的。”一天，他突然打电话给我，问：“你家新居客厅的墙有多长？”我告诉了他，心里却纳闷。过不几天，他写了一张“心旷神怡”条幅送给我，让我裱了挂在客厅，说：“心旷神怡者，心情舒畅、精神愉快也。”后来母亲告诉我说，那是父亲最后一次提笔写字。

    父亲住院了，他不知道癌细胞正在迅速地吞噬着他的身体。医生为他做全身“加强CT”。他躺在扫描室，我和哥哥隔着玻璃门看着电脑里扫出来的即时图像，医生说有亮点的地方就是癌块。扫过大脑，有亮点；肺，有亮点；腹部，有亮点……CT在一点一点往下扫，亮点也在一闪一闪地往出跳，医生说，这样的癌块很痛，老爷子受罪了。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又不敢擦，生怕被玻璃门内父亲眼睛的余光所发现。忽然，我看到父亲的双脚在一勾一勾地动，那是他强忍着疼痛有意逗我开心。以后他从没当着我的面喊过痛。

    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散步的脚步越来越慢，需要人搀扶，下不了床，翻不了身，后来只有胳膊和手能够动弹。他哆嗦着要下床，挣扎着不要扶，颤抖着自己走路……每一阶段身体状况的下滑都伴有那么多的不甘和无奈，都伴有我那么多的心酸和无助。

    不间断地输液，使父亲的双手浮肿青紫。我买来一个小毛绒玩具兔，白白的，软软的，那是我的属相。我让父亲攥在手里。父亲非常喜欢，整天捏在手里，医生护士都好奇地问是谁给你的呀这么珍贵，他笑而不答。他对我说：“‘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见事不好要躲开，莫伤别人莫伤己。’这是老爸为你做的《新编白兔歌》，要记住。”

    一天，父亲叫我，我俯身床前，他艰难地抬起手缓慢地无声地抚摸着我，先是额头，然后眼睛，然后双颊，然后鼻、嘴、肩膀和胳膊，最后握住手，大滴大滴的眼泪躲过他尖削的颧骨顺流而下，流到枕头上。这是我头一回看到父亲流泪。我强忍着剧痛，笑对父亲：“毛主席教导我们‘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老爸你教导我们‘心旷神怡者，心情舒畅、精神愉快也。'”父亲哽咽，说：“老爸还有一句：出远门，必红衣！”那天，我把沾满父亲泪水的枕巾和着我的泪水在水房里拼命地搓呀搓。泪水无价，但此刻我却不愿保留。

    父亲饭量越来越小，昏睡越来越长。一天傍晚，我在家突然感觉心慌难受，马上打电话到病房问病，母亲说父亲一直在睡，不吃东西。我急了：“你叫醒他、叫醒他，别放电话，我要听见你叫醒他。”我担心父亲昏迷。母亲开始叫父亲，说宁宁让你吃饭，醒醒！宁宁让你醒醒，吃饭！一会儿，我听到两声“啪啪”的扇子开合的声响，我的心这才一松，挂断了电话。父亲常说生命在于运动，只要能运动生命就不会停止。到他最后仅有两只手能听他指挥的日子里，他为自己找到唯一的运动方式，就是让檀香扇在双手之间开开合合。这一开一合的声音在女儿听来，堪称世界上最动听的音乐。

    万万没想到，这一次，却是父亲用尽仅存的一丝气力为自己奏响的安魂曲。六小时后，父亲去世了。我把他的檀香扇留在我的手里，把我的小毛绒兔放进他的骨灰盒。

    办完父亲的后事，母亲拿着一个小铁盒，里面是100元100元的钞票，她强行塞给曾经帮助过父亲的朋友们，说“这是宁宁的一点心意，谢谢你们对她爸爸的好！”事后，我奇怪，问母亲怎么回事，母亲说：“你这些年给爸爸过生日的钱他都没花攒在铁盒里，临走时说那里面一共有3000多元，让我用你的名义谢谢照顾过他的好心人。”

    父亲终于撇下我去了，舐犊情深的日子再也找不回来了，一个个困扰我一生的谜底永远永远地被他带走了。

    父亲在时，我不便探问底细，仿佛对于父亲不愿意公开的事好奇的追问是一种罪过。父亲走了，我才醒悟到自己对父亲的陌生。我自责对父亲特殊的心灵理解了多少。父亲走了，他又回来了，梦里，我问父亲：为什么对自己的光荣历史秘而不宣，对文革的冤情淡然一笑；为什么叮嘱我谨慎笔墨，“见事不好要躲开”；为什么让仨子女“不要当知识分子”；为什么灵魂升天、永别时刻唯独拒不见我，且千方百计不让我见？

    父亲把爱渗透到女儿生活中的一点一滴，而女儿体味他的仅仅是难忘的气味。我爱父亲，却始终解不开父爱之谜直到永别！多么深不可测的父爱啊！我很幸福，我又很痛苦！

    天渐渐地热了，中午的作息时间延长了。我把父亲的躺椅和褥子搬到我的办公桌旁，每天午休时躺在上面，总能感受到父亲的气味。我不由自主地想，父亲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告别这个晨曦微露的世界时，最后的一瞥，是否看到了正在安然熟睡的爱女？那是他对女儿最后的保护。

    那年我丢了，父亲找到我；而现在，父亲丢了，我却找不到他。父亲没了，以后还有谁能把我再找回来呢？

    我们是姐妹一生一世

    1

    回到家，一地狼藉，妈妈正在收拾。我不由吃惊，追问缘由。原来，小保姆趁大家上班不辞而别，没人照看的姐姐搞乱了屋子。

    姐姐从小精神有点问题。奶奶不肯让妈妈带，把姐姐抱到乡下，自己养。妈妈说奶奶是想替她减轻负担，让她再生一个孩子。

    于是，就有了我。

    姐姐在乡下长到23岁，奶奶去世，爸妈才把她接进城里。

    我们都要上班，就给姐姐请了保姆照顾她。可保姆总待不长，她们不喜欢姐姐。

    我去姐姐的房间，她正坐在床上发呆。“姐姐。”我轻声叫。她不回答，手里摩挲着一个布娃娃，那是她从乡下带来的。

    “姐姐，我带你去客厅吃饭。”我试图拉她的手。“走开！”姐姐突然很激动，冲我大喊。我猝不及防，下意识地后退。

    我要辞职，经理很吃惊。我告诉他，我有一个姐姐，天天被关在家里，与世隔绝。

    经理看着我说：“请保姆就足够了，你没必要辞职的。”

    姐姐回到家里半年，我从未告诉过外人她的存在。说实话，她的存在曾使我或多或少有些难堪。可昨天当我看见她孤零零坐在床上，沉浸在她和布娃娃的寂寞世界，当我看见她懊恼愤怒的眼神，听到她轰我出去，我猛地醒悟，我和姐姐中间隔着一条河，挡着一座山。只有消除这阻隔亲情的山水，姐姐才有可能接纳我，慢慢融入属于我们的家。

    我曾对爸妈说：“姐姐需要我们其中一个人时刻陪伴，这样，她才有可能慢慢康复。”

    我想，我应该试试。

    2

    办完辞职手续，我才告诉爸妈。爸爸发火：“在乡下你姐姐也不是没看过病，也吃过不少的药。如果有希望治愈，我们会不管吗？”我说：“爸，我们是姐妹，要一生一世的。”

    妈妈流泪，爸爸缄默。

    姐姐不知何时从房间跑出来：“开饭吗？我饿了。”我赶紧冲她笑，跑进厨房做饭。这一次，姐姐竟跟进厨房。“奶奶好，奶奶好。”她在后面喃喃自语。

    吃饭时，姐姐给我夹菜，嘴里念叨：“奶奶好，奶奶好。”我放下筷子，握住她的手。“我是妹妹，你的妹妹。”我凝视她，一字一顿。她挣脱我，低头吃饭。我看看爸妈，他们的眼睛全都红红的。

    晚上，我抱着被子去姐姐的卧室。“出去，出去！”姐姐抱着她的布娃娃，轰我。“我是紫紫，是你的妹妹。”我耐心解释。终于，姐姐平静下来。“姐妹，你是姐姐，我是妹妹，我们是姐妹。”我靠近她。她的眼神逐渐温和，我放心地坐在床上。

    突然，她抓起我的胳膊狠命咬一口。一阵剧痛，我不由尖声大叫。胳膊渗出血珠，我忍痛冲姐姐微笑：“没关系，你和娃娃睡觉。明天我带你上街，买衣服，买口红。”姐姐一怔，继而甜甜一笑：“口红，漂亮。”

    大清早，姐姐就在客厅喊：“口红、口红。”我要帮她梳辫子，她不肯。这些年，奶奶教会她做许多事，比如洗衣服，梳头发，叠被子。看着她飞快编出一条麻花辫，我夸奖她心灵手巧。她咧嘴笑，一声声重复要口红。

    这是我第一次带姐姐上街。我牵住她的手，沿着人行道慢慢走。姐姐左右张望，问：“口红在哪里？”我告诉她，要穿过马路，右转的百货楼有专柜。

    晚上吃饭，姐姐姗姗来迟。灯光里，我发现她涂过口红。她小心翼翼吃着东西，生怕蹭掉口红。

    爸妈相视而笑。

    在卫生间洗漱，姐姐靠在门口：“你，出嫁吗？”我一愣。客厅电视里，传出热闹的唢呐声。我想，她一定是看过电视才想到这个问题的。“会的。”我回答。“什么时候？”她很紧张。我心里一热，原来她舍不得我离开。

    “口红，口红。”姐姐撅嘴，悻悻离开。不由心酸，原来她不是舍不得我，是担心我走后，没人带她买口红。

    整个春天，我天天带姐姐上街，逛公园，看电影。

    每次出门，她都要自己梳辫子，涂口红，然后站在我面前，问：“漂亮？”我认真看看，帮她整整卡子，扯扯裙角，满意地说：“漂亮。”于是，姐姐神采飞扬。

    她拽了我的手，在人行道欢快地行走。“花，草，小鸟。”姐姐边走边说。我鼓励她：“姐姐，唱歌。”她摇头。我轻轻唱道：“又是一年三月三，风筝飞满天。”姐姐抿嘴笑：“奶奶好，奶奶好。”我想起喜欢唱民谣的奶奶，懂得姐姐的意思。

    我停步，一定要她唱歌。僵持片刻，姐姐怯怯开口：“春来芍药开。”我出神地凝视着姐姐，听她曼声歌唱。就在那一瞬间，我强烈渴望，她和我一样，健健康康。

    傍晚时分，一家人在客厅看《士兵突击》，许三多在说：“不抛弃，不放弃。”我心里猛地一疼，下意识看看爸妈，他们也在看我。这句话，同样触动了他们。

    我突然明白，姐姐为什么时刻念叨奶奶。在她的岁月里，奶奶给予的爱与关怀实在太多，盛满她的记忆。虽然她的精神不大正常，可她知道感恩。

    3

    经理登门拜访。

    我们在客厅说话，姐姐从房间出来。很明显，她化了妆。

    “喝水。”她给经理递杯子。经理有些意外，望望我。我赶紧介绍：“我姐姐，丛艾艾。”经理笑：“姐姐比紫紫漂亮。”

    姐姐掩饰不住地欢喜，拽拽衣服，整整头发。我和经理相视一笑，要姐姐和我们一起出去玩儿。

    经理一直在追求我。带姐姐出去几次，经理颇有微词。他婉转地说：“姐姐总跟着我们不大好，别人会议论的。”我低头不语。和经理在一家公司相处两年，对他很有好感，甚至打算接受他的求婚。可此时，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我眼前，就是姐姐。

    我清楚，即使姐姐慢慢恢复，也是无法成家的。她这辈子注定要跟我一起生活。我的爱情里，必须有姐姐的一个位置。

    “先跟你爸妈，等他们老了，再送她到精神病院，费用我们出。”经理清楚我的心思，挑明话题。我明白，他对姐姐的爱，只有这么多。

    忍痛割爱，我放弃了经理。也因此，大病一场。

    姐姐不知情，坐在床边一个劲儿问：“经理呢？我们逛公园。”妈妈很恼火，呵斥她：“还说还说，全是为你。”

    姐姐发愣，使劲瞪大眼睛分析妈妈的话。我赶紧解释：“姐姐，经理忙，没时间。等我好了，我带你去游乐场。”我让妈妈出去，招呼姐姐睡觉。姐姐把布娃娃放进我的被窝，拍拍我的头：“乖，睡觉，明天就回来了。”

    早上醒来，我到处找不到姐姐，赶紧给爸妈打电话，他们说上班前姐姐还在家里。我慌了神。

    爸妈匆忙赶回来，我们分头去找。我很焦急，嗓子都喊哑了。手足无措站在路口忽然想起口红。

    赶到百货楼，卖口红的专柜，姐姐正在认真挑口红。我看着她的背影，简直不敢相信，她会自己摸到百货楼来。

    “自己用，还是送人？”售货员问。姐姐迟疑，然后慢慢说：“姐妹，妹妹。”

    我想上前，姐姐突然说：“妹妹，不漂亮，经理，不出嫁。”心里一震，原来姐姐能够懂得发生的事，她为我来买口红。我退后几步，看姐姐举着口红看颜色，然后付钱，再慢慢走出百货楼。

    大街上车水马龙。姐姐伸出手，一遍遍念叨：“左右，左右。”她终于选定方向，拐上人行道，缓缓向家的方向走去。我尾随其后，心里充满疼痛的快乐，姐姐终于知道了一个词，一个可以相依为命的词——姐妹。

    阳光洒满姐姐的脸，她还在喃喃自语：“姐妹，姐姐，妹妹。”我喊：“姐姐。”对我的出现她很惊奇，上下看着。我笑：“姐妹，你是姐姐，我是妹妹。”她雀跃，兴奋地把口红放在我掌心，激动地叫：“漂亮，经理，出嫁。”

    我一把抱住她，泪流满面。

    4

    晚上，姐姐抱着她的布娃娃主动钻进我被窝，说：“奶奶好，妹妹好。”我看见她的嘴唇，红红的。脸上，也涂过胭脂。

    经过观察，我清楚穷尽我的一生，也无法让姐姐和我一样，正常地工作生活。但我也可以确定，曾经阻隔我们的山水，已经冰雪消融。我陪姐姐一起看《士兵突击》，和她一遍遍背诵：“不抛弃，不放弃。”

    我重新找了工作，开始上班。

    每天出门，姐姐站在客厅，恋恋不舍地说：“妹妹，再见。”新请的小保姆，在教姐姐学画画。我看着地上的画板、颜料，冲小保姆道谢。“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姐姐的。”小保姆一脸诚恳。

    姐姐把我的小包递给我，煞有介事地替我整整卡子，扯扯裙角。我亲亲她的额头，交代她在家听话，等我下班。

    “不抛弃，不放弃。”在我迈出房门的一刻，姐姐突然欢快地背诵。我想笑，笑姐姐的记性好，笑姐姐的进步快，但热泪赶在笑容之前，滚滚而落。

    你只是不知道，其实我也很爱你

    她入土的那个中午，我还在回南宁的飞机上。手机是关了的，弟弟只好给我短信：姐，她十二点三十五入土为安，爸爸吩咐你默哀十分钟。

    下了飞机已经是下午一点，我看着手机上的短信，在人来人往的机场泪流满面。

    我的左手很完美，皮肤细滑，五指纤纤。但我的右手缺了一根尾指，并且在断口的地方丑陋不堪，这是我二十年来最心痛回忆的见证，与她有关。

    我恨她，我很恨她

    二十年前，我才七岁，每天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带着两岁的弟弟在村巷中来来去去地走。父母刚刚到县城里的医院工作，三班倒上班，又没有房子，所以我们姐弟俩在老家由奶奶带。

    那时的奶奶守寡已经二十年了。还不到五十岁的人看起来像六十多。她几乎不对我笑，偶尔会对弟弟笑一下。她喜欢男孩，我们都知道。和很多重男轻女的农村妇人一样，她有什么好吃的是从来不会先考虑我的。

    即便是一条父母托人送回来的花裤子。那么长的裤子，暖和的灯芯绒面料，我好久就渴望拥有的一条裤子，这样我背着弟弟出去转悠的时候就不会冷得两腿发黑了。但她并不给我穿，即便知道我那两条裤子已经变短已经磨出了两个洞，她也只是冷冷地扫了我一眼：你还有别的裤子呢，这么暖和的裤子留给仔仔以后穿！然后把裤子很郑重其事地锁入她屋内那个红黑色的柜子里。那个柜子已经放了很多新裤子新衣服，在学校里，我说我有很多新衣服都没有人相信，因为我总是穿着打了补丁的旧衣服。

    我现在有很多的新衣服，有的买回来也穿不上，可是我还是买，买的时候我总在想，我再也不要穿旧衣服。这种心态真是奇怪至极。但我却能从装满我三个衣柜的大量衣服里得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安慰。它们让我再想不起那些不被相信的屈辱，那些站在门口看着她把我的新衣服锁入柜子里时的忿忿不平。

    我开始恨她，这个都不把我当成她亲人的老女人。我才七岁，就要帮她喂猪，挑水，煮饭，还有，带着我很不听话总是哭闹的弟弟。我都不明白她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那么忙，种好大的田地，整天都在田里忙，回来后总是骂我还没有煮饭。我觉得很累，有时候我会玩得忘记回家煮饭，她就很生气，她不打我，只用手在我的腰上、胳膊上拧，痛得我眼泪直打转，偏偏我又倔得厉害，从不认错。

    晚上洗澡的时候，她在天井帮弟弟洗，逗弟弟玩，有时候会笑。我数着胳膊上的青紫，发誓我恨她，永远恨她。

    我永远不能忘记那触目惊心的震撼

    那一年冬天，我们那个小村落居然下了薄薄的一层雪，我从来没有见过雪这个东西，只觉得白晶晶实在很漂亮。她好像去了地里，那么冷还下田，村里的人赞她勤劳，而我觉得她只不过是为了人家的赞美才下田的。我带着弟弟去看雪，弟弟穿了好多衣服，像一个球一样，看起来真的很好笑，而我只顾着笑，没有看到眼前有一道铺了薄冰的水沟。我和弟弟跌到了水沟里，衣服全湿了，冷得说不上一句完整的话。幸好那水沟不深，我把弟弟拉上来，背起他飞快地往家里跑。我必须赶在她没有回来之前换上干净的衣服，不然她会拧死我的。

    天气真的很冷，我好不容易才帮弟弟和自己都换上了暖和的干净衣服。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她没有锁那个红黑柜子，我把自己和弟弟里里外外全都换上了新衣服，当然我换上了那条灯芯绒裤子。真的很暖和，而且刚刚合身。

    穿好衣服，我忽然发现弟弟有些不对劲，摸了一下他的脸，很红很热。弟弟发烧了！我急得不行，想去买药，但又没有钱。忽然想起上次弟弟发烧的时候，她曾经从红黑柜子里拿钱送弟弟去卫生所。房间里的光线很暗，我几乎探了半个身子在柜子里使劲地寻找。

    死丫头！我听二婶说你把弟弟掉到水沟里了！你在干什么？这时她的声音不亚于电视里老妖怪的出现。我一只手还攀在柜子里，另一只手则吓得把刚刚拿到手的东西掉在了地上。

    你这个不争气的死丫头，竟然做起小偷来了！你敢偷我的钱？她冲了过来，狠狠地关上了红黑柜子的门，然后，我来不及抽走的手就传来了一阵钻心的疼痛。倔强的我不愿意在她的面前表露脆弱，我只是闷闷地哼了一声。而她，很快察觉了弟弟的不对劲儿，一把抱起了弟弟就往外面冲。我暗暗松了口气，弟弟会没事了。我要趁她不在，看看我的手被那柜门夹成了什么样。

    我的右手的整个小尾指由于她用力关柜门的缘故，被绞在了柜门的缝隙之间，痛得我几乎失去知觉。可是无论我怎么用力，不知道是因为整个手指被压碎还是因为柜门已经坏了，我怎么也抽不出我的右手。只知道那只手越来越痛。然后，我就真的痛到没有知觉了。

    我醒来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躺在床上。缠了灰色纱布的右手还在痛。幸好，那个老女人还知道救我。看在她为弟弟心急的份上，我也不怪她让我痛了。

    接下来的三天，我都很安静。第一次为伤手换药那天，父母终于从县城来到我们姐弟俩的面前。妈妈小心翼翼地拆开我手上的纱布，我痛得厉害，不敢去看，当我的手感觉到冷冷的空气，紧接着我听到妈妈哇的一声大哭抱住我后，我转过头来看我的右手。

    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一种触目惊心的震撼。

    我都残废了，要草药什么用，我很坚决地要求离开那个我煎熬了足足七年的家。并且坚持弟弟也要一起走。我再受不了那个老女人对我的虐待。走的时候，妈妈抱着弟弟，爸爸抱着我。我用一种很冰冷、很怨恨的眼神最后看她，她站在家门口的老槐树下，瘦而高，站得笔直。我决心，从此以后，我要把这个老女人从我的记忆里完全地清除出去。再也不要记起。

    再一次见她，已经是十年之后，而过去的十年里，弟弟倒是经常和父母一起回去探望她。而我，从来不去。残疾的右手成为我心里最尖利的一根刺，在我十七岁那么自尊自卑的岁月里，刺得我和周围的人都伤痕累累。

    我是被逼再见她的。我并不知道那个站在我家楼下的老太婆就是她。十年，我长大了，她却被岁月无情催老。我不认得这个老太婆。我经过她，准备上楼。

    丫头。我听到了苍老的声音。接着我握紧右手的四个手指，心里那根刺开始扎我，扎得很痛。这个老太婆，她还有什么面目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想她甚至不记得我叫什么名字。我只是一个死丫头。

    你来这里做什么？你滚！我大吼。

    因为这一句话，从来极疼我的父亲给了我一巴掌。指着桌面上那堆草药吼：那是你奶奶，她六十五了！背着这堆给你的草药走了整整一天才到这里的！

    我满眼是泪：我都残废了，要草药什么用？

    那一天，她始终不愿意走上楼来，又连夜一个人走回去。父亲是推了车要去送她的，但她坚持没坐。父亲只好一直陪她走回去。而我，竟然一直又再过了十年，也没再去见她。我在中国的各个城市里游走，不是没有时间，也不是没有金钱。我只是不去看她。一次也不去。

    你只是从来不知我也爱你

    我只是不知道，我十年前见她的那一面，竟然是她活在人世的最后一面。

    我跪在那堆黄土前，不知道为什么哭到停不下来。爸爸仿佛一夜老去，走到我的面前拉起我，也扬起了手。如果可以，我宁愿他真的打下来。但爸爸最终没有，只是哭着骂我：你怎么这么不孝呀！他指着那个红黑的老柜子说：你奶奶说，里面的东西全是给你的，谁也不给。

    我摸摸我残疾的右手，发觉自己早不那么在意它的不全，它并没有影响我活得独立自尊，也没有影响我获得爱情。我用我的右手打开了柜子。然后，泪水再次和着周围人群的哗然而落下。那一柜子里都是什么呀，满满的全是钱，一毛，两毛的，一块，五块的，都分类地叠得整整齐齐。

    小妍啊，老太太也算是对得起你，这么多年来一直念叨的就是怕你伤了手嫁不出去呀，平时肉都舍不得吃一顿，没想到为你存下这么多钱……爸爸悲声痛哭，扭了头不忍再看那些破旧整齐的零钞。弟在我身后抓紧我的右手：姐，你原谅她吧。

    我已经无法形容心里的悔恨和悲伤。我原谅她，我怎么不原谅她呢？这些年，我从各个城市给她汇款，只是我从来不加只字片语，我只在心里想，给她钱，她自然会好好照顾自己。待我想通了，自然回去看她。

    不知道如何面对，亦不知道如何找理由，我这么像足了她的倔强。我明明知道她想见我，她只想见我一面，我能做却都不帮她做到。

    爸爸告诉我，那堆钱一共有55632.4元。柜子里还有一些我小时候穿过的衣服，洗得很干净，都叠得整齐。

    我看着爸爸，说：爸，其实，我也爱她，我只是从来没有承认过。我看着那个红黑色的木柜子，心里一直在问：奶奶，你听到我在叫你了吗？就像我觉得你不爱我一样，你只是从来不知我也很爱你。

    你是我一生的陪伴

    小时候，父亲常带她去爬山，站在山头远眺台北的家。

    “左边有山，右边也有山，这是拱抱之势，后面这座山接着中央山脉，是龙头。好风水！”有一年深秋，看着满山飞舞的白芒花，父亲指着山说：“爸爸就在这儿买块寿地吧！”

    “什么是寿地？”

    “寿地就是死了之后，埋葬的地方。”父亲拍拍她的头。

    她不高兴，一甩头，走到山边。父亲过去，蹲下身，搂着她，

    笑笑：“好看着你呀！”

    十多年后，她出国念书，回来，又跟着父亲爬上山头。

    原本空旷的山，已经盖满了坟。父亲带她从一条小路上去，停在一个红色花岗石的坟前。碑上空空的，一个字也没有。四周的小柏树，像是新种。

    “瞧！坟做好了。”父亲笑着：“爸爸自己设计的，免的突然死了，你不但伤心，还得忙着买地、做墓，被人敲竹杠。”她又一甩头，走开了。山上的风大，吹的眼睛酸。

    父亲掏手帕给她：“你看看嘛！这门开在右边，主子孙的财运，爸爸将来保佑你发财。”

    她又出了国，陪丈夫修博士。父亲在她预产期的前一个月赶到，

    送她进医院，坐在产房门口守着。紧紧跟在她丈夫背后，

    等着女婿翻译生产的情况。

    进家门，闻到一股香味，不会做饭的父亲，居然下厨炖了鸡汤。

    父亲的手艺愈来愈好了，常抱着食谱看，有时候下班回家，打开中文报，

    看见几个大洞，八成都是食谱被剪掉了。

    有一天，她丈夫生了气，狠狠把报纸摔在地上。厨房里刀铲的声音，一下子变轻了。

    父亲晚饭没吃几口，倒是看小孙子吃得多，又笑了起来。

    小孙子上幼稚园之后，父亲就寂寞了。下班进门，常见一屋子的黑，只小小的电视亮着，前面一个黑忽忽的影子在打瞌睡。

    心脏在衰弱，父亲的行动越来越慢了：慢慢地走、慢慢地说、慢慢地吃。

    只是每次她送孩子出去学琴，父亲都要跟着。坐在钢琴旁的椅子上笑着，盯着孙子弹琴，再垂下头，发出鼾声。

    有一天，经过附近的教堂父亲的眼睛突然一亮：

    “唉！那不是坟地吗？埋这儿多好！”

    “您忘啦？台北的寿墓都造好了。”

    “台北？太远了！死了之后，还得坐飞机，才能来看我孙子。你又信洋教，

    不烧纸钱给我，买机票的钱都没有。”

    柪不过老人，她去教堂打听。说必须是“教友，才卖地。”

    星期天早上，父亲不见了，近中午才回来。

    “我比手画脚，听不懂英文，可是拜上帝，他们也不能拦着吧！父亲得意地说。”她只好陪着去。看没牙的父亲，装作唱圣歌的样子，又好气又好笑。

    一年之后，她办了登记，父亲拿着那张纸，一拐一拐地到坟堆里数：

    “有了！就睡这儿！”又用手杖敲敲旁边的墓碑：“hello！以后多照顾了！”

    丈夫拿到学位，进了个美商公司，调到北京，她不得不跟去。

    “到北京，好！先买块寿地。死了，说中文总比洋人比手画脚好。”父亲居然比她还兴奋。

    “什么是寿地？”小孙子问。“就是人死了埋葬的地方。”女婿说：“爸爸已经有两块寿地了，还不知足，要第三块。”

    当场，两口子就吵了一架。

    “爹为自己买，你说什么话？他还不是为了陪我们？”

    “陪你，不是陪我！”丈夫背过身：“将来死了，切三块，台北旧金山北京各埋一块！

    父亲没说话，耳朵本来不好，装没听见，走开了。”

    搬家公司来装货柜的那天夜里，父亲病发，进了急诊室。

    一手拉着她，一手拉着孙子。从母亲离家，就不曾哭过的父亲，居然落下了老泪：“我舍不得！舍不得！”突然眼睛一亮：“死了之后，烧成灰，哪里也别埋，撒到海里！听话！”

    说完，父亲就去了。

    抱着骨灰，她哭了一天一夜，也想了很多。想到台北郊外的山头，也想到教堂后面的坟地。

    如果照父亲说的，撒在海里，她还能到哪里去找父亲？

    她想要违抗父亲的意思，把骨灰送回台北。又想完成父亲生前的心愿，葬到北京。

    “老头子煳涂了，临死说的不算数。就近，埋在教堂后面算了。”丈夫说：“人死了，知道什么？”

    她又哭了，觉得好孤独。

    她还是租了条船，出海，把骨灰一把一把抓起，放在水中，看一点一点，从指间流失，如同她流失的岁月与青春。

    在北京待了两年，她到了香港。隔三年，又转去新加坡。

    在新加坡，她离了婚，带着孩子回到台北。

    但是无论在北京、香港、新加坡或台北，每次她心情不好，都开车到海边。

    一个人走到海滩，赤着脚，让浪花一波波淹过她的足踝。

    “爸爸！谢谢你！我可以感觉你的抚摸、你的拥抱，谢谢你！我会坚强的活下去。”

    她对大海轻轻地说。发现自己七海漂泊，总有着父亲的陪伴；不论生与死，父亲总在她的身边……

    我要不是你亲生的，能长得这么漂亮吗

    那年冬天，他用自己的棉衣把那个女娃裹回家里时，遭到了史无前例的怒骂。这个家本就不富裕，而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儿子，一家4口靠着他在镇上做临时电工的那点微薄收入勉强维持生计。她指着他的鼻子喊，要么你在哪里捡的还送回哪里去，要么你就别回来了。

    小镇的冬夜，寒冷而寂静。他怀里抱着孩子，在镇卫生院门前走来走去。当他终于下定决心把孩子放回那张长椅时，躲在他棉衣下的女娃竟然对着他笑了一下。他心一惊，不，不能把这娃娃扔掉，这是一条命啊！她只好妥协了。从此，他是爹，她是娘，而这个女娃娃，随他的姓，叫金宝。

    金宝无法喝米汤，喝进去就会吐出来，小脸苍白。他急得抱着她在地上团团转，是啊，她需要母乳的营养，而不是米汤的粗糙。他小心翼翼地抱着她，一点一点地在结了冰的地上蹭到后村，后村有刚刚生完孩子的人家。

    可人家拒绝喂奶给金宝，自己家的孩子奶水还不够吃，怎么能喂给一个不知亲爹娘是谁的野孩子。他几乎是被人家推出房门的，在对方关门的一刹那，他一只手抱着她，一只手插进门缝中，门紧紧地夹住了他的手，门又缓缓地开了。他收回痛得失去知觉的手，嗵的一声跪在地上。

    金宝满足地吃到了母乳，而她如此年幼，怎会知道，爹的那只右手，整整一个月无法正常工作。有几次，险些出了事故。

    从此，他成了远近的名人，因为他抱着她，几乎求遍了附近所有在哺乳期的妈妈，也几乎是跪遍了村里村外。为了报答人家，谁家有事他都会去帮忙，比如谁家屋顶漏水，谁家结婚，谁家出殡……

    金宝6岁了，常常偎在他的怀里，被他的胡子扎得咯咯笑。两个哥哥上学了，她就缠着爹陪她玩。他跪在地上，双手着地，她骑在他的背上，喊着驾驾驾，大马快跑。他就在自家屋里的砖地上，双手双腿着地向前爬。娘说，不许让你爹当马，你爹有风湿病。

    他知道，他再陪着金宝玩，也没有金宝和孩子们在一起时开心。他节省了自己的午饭钱，买了糖果，分给邻居家的孩子，央求，你们带金宝玩，我给你们糖吃。

    吵架时，其他孩子骂她：金宝丢丢，没有爹娘。她大声辩驳，我有爹娘。孩子们嬉笑着跑开，你爹不是你亲爹，你娘也不是你亲娘。

    她哭了，擦着眼泪，对自己说，爹是亲爹，爹会当大马。他让她坐在他腿上，说，你看，你大哥叫金石，你二哥叫金锁，只有你叫金宝，为啥？因为你是爹的宝贝疙瘩。说着抱起她一起照镜子，你看你和爹长得多像，要不是亲爹，你能长得这么漂亮吗？

    她破涕为笑。尽管年幼的她看不出自己与爹长得像不像，但她坚信，她是爹的宝贝疙瘩。如果爹不是亲爹，自己就不能长得这么漂亮。

    2

    金宝7岁那年，爹和娘为了让不让她上学而发生争吵。娘说，女娃读书有什么用？爹说，金宝必须读书，进城做有出息的人。已经供了两个哥哥，家里没有钱再交金宝的学费。爹打算出去借，娘挡在门前不允许，他用力地把娘推倒在地，在娘的哭声中，挨家挨户地借到了钱。

    爹把她送到学校，一遍遍地嘱咐她，好好读书，以后做有出息的人。她用力地点头，虽然她不知道什么叫有出息，但她知道，等有了钱，她一定要给爹买这世上最好的酒喝。

    9月的小镇，骄阳似火。她下了课后，看见爹蹲在教室外，衣服被汗水沾湿在身上，嘴唇干裂。他说，爹怕你第一天上课不习惯，爹这就回。

    也就是那天，她第一次发现，爹走路时，腿是微微弯曲的，背也是驼的。而那年，爹刚40岁。

    她放学回家，家里坐着两位衣着光鲜的城里人。城里女人一见到她，就奔过来拥住她，有些语无伦次，孩子，妈妈对不起你，孩子，你长大了……她挣脱出来，藏在爹背后，爹把她拉过来，金宝，他们才是你亲爹娘。跟他们回城里，那才是你的家。她不依，死死抱着爹，喊着，爹骗我，你是我亲爹。爹转过身去，再也说不出话来。

    她被城里男人抱上了那辆小轿车，她拼命地挣扎，爹，我要不是你亲生的，能长得这么漂亮吗？爹……

    挣扎中，她见到的是娘扶着门框抹着眼泪，两个哥哥追了出来。而爹，给她的只是一个冷冰冰的背影。

    她进了城，住进了楼房。他们告诉她，那年有了她时，父母还没有结婚，是没办法才把她放在镇卫生院的长椅上，可这么多年来，父母一直在寻找她。她捂着耳朵，哭哑了嗓子，她不想知道这些，她只知道自己那么那么想念着爹。

    可是，这一切都改变不了一个现实。那就是，要叫城里男人为爸爸，城里女人为妈妈，而她自己，被改了名字，叫杨阳。

    金宝的亲生父母留下三万块钱算是抚养费，余下的两万会分期寄过来。他本是不要这钱的，可他们走前把装着钱的包扔在了院子里。他把那钱收好，说必须还给他们，让他们用这钱供金宝读大学。

    他整夜整夜地失眠，闭上眼睛就是金宝的影子。

    他做工时，听到一个女娃的声音喊爹，像极了金宝的声音。一走神，手里的电钻打偏方向，反弹回来的石子飞速地崩进了他的左眼。镇卫生院没有这样的医疗条件，转到县里时，左眼已经保不住了。失去左眼的同时，他失去了工作，只拿到了临时工那点少得可怜的抚恤金和伤残费。

    城里寄来第一张汇款单时，他就决定把所有的钱都送回去。进了城，按照汇款单上的地址找到了金宝现在的家。他蹲在楼下等。他等来了那辆黑色的小轿车，是金宝的父亲，他迎上去，与此同时，金宝和她的母亲从车里下来。金宝看到他，一下冲过来抱住他，爹，爹，金宝想你啊！金宝看到他的眼睛，哭得更凶了，他摸着她的头，爹有右眼，爹还能看得见我漂亮的金宝。

    爹把钱强行塞给他们，说，拿这钱供金宝读书，让她做有出息的人。然后再次狠心甩开金宝，弯着腿，驼着背，跑开了。他拼命跑着，跑到听不见金宝的哭声时，停下来，才发现竟然跑丢了一只鞋。四十几岁的汉子，蹲在马路上，失声痛哭。

    3

    他总是进城，偷偷地看上一眼金宝，金宝并不知道。这么多年，爹一直在默默地看着她长大，而当她和一群同学走出校门时，看到了树下的他。只是6年，她当然不会忘记。可6年的城市生活，却足以让一个女孩子变得虚荣。

    他知道她看到了自己，迎了上来，还带着右眼的泪水。同学问，杨阳，你认识他吗？他就站在她面前，他竟然紧张了，掌心渗出汗水来，他多希望她能像小时候一样，坚定而骄傲地说，这是我爹。

    可是，她却摇了摇头，说了句，不认识！

    26岁的杨阳在市医院工作，是药剂室的一名医生。儿时的事情尽管未曾全部忘记，毕竟十几年过去了，那些模糊的记忆偶尔也会翻出，可很快就会散去。

    那天，她像以往一样从窗口接过药方，按照药方取药给患者。递来的药方上，写着的名字是，金胜利。她微微一怔，抬头，窗口很高，只能看见患者的头，她看得清楚，那只萎缩的左眼和已经花白的头发。

    药方上写着“氨酚待因”两盒。她取药的手止不住地抖。这是一种抵抗癌症疼痛或大手术后疼痛的强效镇痛药，那么，他为什么要买这种药？她戴了口罩，穿着白大褂，他看不到她，拿了药，走到大厅的椅子前坐下。这次他是偷着跑出来的，因为他怕孩子们和孩子他娘惦记，他的病又重了，不依靠城里的这种镇痛药，是忍不过去的。

    她打了电话给开药方的医生，对方麻木地说出三个字：食道癌。

    她走过去时，泪水已经模糊了视线。他正在用自带的水吃药，看了看依旧戴着口罩的她，并未认出，低下头，把自己的药盒揣进口袋，起身准备离开。

    她一步步跟出去，在医院门外，她终于喊了声“爹”，声音哽咽，却坚定，我要不是你亲生的，能长得这么漂亮吗？爹！

    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没有回头，浑浊的泪顺着右眼滚落。能够对他说这句话的，除了他的金宝，还能有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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