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修炼-做事修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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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王“胡涂”保臣名节 武士感恩拼死为君

    有一次,楚庄王举行宴会,招待他的一批得力臣下。他让自己一位心爱的美女为众人斟酒,以助酒兴。夜幕初降时,众人已喝得有几分酒意了,这时,一阵风吹熄了烛火。黑暗中,有人仗着酒意,趁机拉住斟酒美女的衣袖,大概想一亲芳泽,但被这位美女挣脱了。机灵的美女顺手拉断了那人的帽缨握在手中。

    烛火重新点燃后,美女来到楚庄王座前一阵撒娇、咬耳朵,拿出那条帽缨,定要楚庄王查出那人,严加惩处,为自己出气。

    美女虽然在悄声说话,但坐在楚庄王旁边的几位臣下从美女愤怒的表情和手握的缨带上猜出了是怎么回事,都不禁替那位冒失鬼捏一把汗。那位冒失鬼已吓得面色如土,冷汗淋漓,暗道完了,垂头待死,气氛十分紧张。庄王却不动声色,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般。

    楚庄王接着大声下令:“今天,有这么多的良臣猛将和我一起饮酒,我心里十分痛快。咱们继续喝,一醉方休。并且,谁不把帽缨扯断,谁就没有痛饮尽欢,那我就要处罚他!”

    于是,所有参加宴会的臣子们都拉断了自己的帽缨,放胆狂饮;一直喝到东倒西歪才尽兴离去。不为一点小事苛责他人,楚庄王怎么能得不到人才呢?

    不久,在楚国围困郑国的那场重要战事中,有一位武士在楚庄王面前表现得特别勇敢,只见他奋不顾身,带头冲人敌阵,交锋五合,便杀了五个敌人。这位武士的神勇大大地鼓舞了楚军将士的斗志,他们齐声呐喊,旋风般朝敌军杀去。郑国军队被这位武士的神勇吓得亡魂直冒,楚军一冲上来,他们就乱了阵脚,丢盔弃甲,狼狈而逃。

    结果,楚军大获全胜。

    战后,楚庄王派人慰劳这位武士,一打听,原来他就是那次宴会上被斟酒的美女拉断了帽缨的人。

    郭子仪盛德服人 裴晋公智量非凡

    汾阳王府第在亲仁里,开大门户,任人进出。郭子仪属下有位将军要出兵,来王府告辞,王夫人和女儿正要梳妆,就命令他拿佩巾、提水,把他当做仆隶一般地役使。后来子弟们激烈规劝不听,接着哭道:“大人的功能显赫,但若不自我尊重,贵贱人等都可以在寝室走动,我们认为虽然是伊尹、霍光也不应当如此。”

    郭子仪笑着说:“这不是你们所能设想得到的,我有500匹马吃官家的粮草,1000人吃公家的米粮,进退就在这些地方。假使围起高墙,关闭大门,内外无法疏通,一旦惹起怨恨,别人说我不守臣子的法度,有些贪图近功、戕害贤能的人,更来促成其事,那我们所有的亲族都将粉身碎骨,后悔莫及了。现在让它空荡没有阻隔,四门洞开,虽然有人想进言,也找不出什么理由来。”子弟们听了,都非常佩服。

    德宗下令在帝王陵墓之近处禁止屠宰。郭子仪的仆隶犯了禁令,金吾卫将军奏报皇帝,有人说:“你不为郭公设想吗?”裴说:“这正是为郭公想啊!郭公德高望重,皇上才刚即位,一定会认为他党羽庞大,所以我举发他的小过失,以表明郭公是不足畏的,不是很好吗?”像裴公此人,真可说是郭公的益友。

    比起郭子仪、萧何、王翦避祸方式便显得太小器了。

    唐朝臣官鱼朝恩暗地派人挖开郭氏祖坟,盗墓不成。郭子仪自泾阳来朝见皇帝,皇帝安慰他,他就哭着说:“微臣久掌兵权,不能禁止人去残害别人的坟墓,现时别人却挖开先祖的坟墓,审上天的谴责,不是人为的祸害。”

    鱼朝恩又宴请郭子仪,有人说将不利于他。部下愿意武装跟随他,郭子仪不同意,只带几个家童前往。

    鱼朝恩说:“为什么随从这么少呢?”

    郭子仪于是把听到的传闻告诉他,鱼朝恩惶恐地说:“大人如果不是长者,怎么可能不怀疑我呢?”

    唐朝人裴晋公任职中书省时,有一天,左右的人忽然告诉他印件失踪了。裴公怡然自得,警告他们:正在宴客,不要声张;左右不知道何故。半夜酒饮得畅快时,左右的人又告诉他印件找到了,裴公也不回答,宴会尽欢而散。

    有人问他是什么缘故,裴公说:“小官员盗印去书写契券,写完就会放回原处,逼急了就老羞成怒,再也要不回来。”

    这不是故作安静,以示镇静,实在是聪明透顶,所以积为智量。度量不大,是做不到的。

    薛长孺不苛察 王守仁未遭祸

    宋朝时薛长孺任汉州通判时,士卒关起营门,放火杀人,还计划杀害知州的兵马监押。有人来报告,知州监押都不敢出门。薛长孺挺身走出军营,告诫他们说:“你们都是有父母妻子,何故要做这种事?参与谋反的人,现在就站到另一边去。”于是大家都不敢乱动,只有原本谋反的八人,出门去,逃到各县,被村民捉回来。

    当时的人都认为:没有薛长孺,全城就要生灵涂炭了。但钤辖司不敢向上禀告,所以薛长孺没有得到赏赐,薛长孺就是简肃公的侄儿。

    宋朝时王融,任益州知州,正好有守兵在夜里放火烧军营,强迫军官一起造反。王融偷偷派兵围住军营,下令说:“不造反的人束手走出营门,就不再追问。”

    于是众兵都走出来,再命令军官指出造反的守兵,共十多人,全部杀死。天明时,外人都不知道有这回事。王融处理政事大体上不苛察,蜀人都很爱戴他。

    宋王朱宸濠之乱平定后,圣驾忽又出巡,奸臣的心意难测,王守仁很忧虑。正好京师有两位宦官来到浙江,王守仁设宴于镇海楼款待他们,酒喝到一半,把旁人斥退,又移走楼梯,拿出两箱书简,都是这些奸臣交往宋王的证据,王守仁全数交给他们,两个宦官感谢不已。

    王守仁始终未遭祸害,多得自这两个宦官维护之力。假使此时王守仁持书简来挟制他们,那么仇怨便更深,而祸害也将无穷。

    耿楚侗客人 叶南严和事

    明朝人耿楚侗任职南部时,有个书生被一凶僧侮辱而来告状。耿楚侗交代有司处理,这名僧侣却逃走了。耿楚恫心想,只要驱逐他,使他不再隶属该寺的僧侣就可以了,但人心不安,民众认为一定要把他逮捕且上枷锁。

    耿楚侗开导他们说:“良知是何等的广大,何必受一个烂和尚的拘束呢?”书生退下后告诉别人说:“惩治凶恶的僧侣难道不是良知吗?”

    有人将此话告诉耿楚侗,耿楚侗说:“人冒犯不予计较,遭受横逆不畏艰难,不然就落人一般人的,其次认为法官用刑,各有条律格式,像这类犯人属于不应上枷锁,这是格式心;又听说这名僧侣极为凶恶,担心有意外发生,所以更不肯过份追究此事,这是利害心。我的良知就是如此。”

    后来姜宗伯为了保护自己私交亲密的人,判案不太公平,引起世人的批评。又承恩寺有个僧侣,被礼部施枷锁以致于死,结果构成大讼案。

    耿楚铜听到这些事,对李士龙说:“我以前良心上的三件愿望不是更妙吗?”

    叶南严任蒲州刺史时,有一群人哄闹着到州府来控诉,其中一人血流满面,受重伤,脑部几乎裂断,性命危在旦夕。

    叶南严见了心生怜悯,当时家中有刀疮药,就人内自己捣药,命人将伤者抬人官署,交给谨慎忠厚的差役及幕僚说:“要好好照顾他,不要让他伤风,他死了是人们的责任,也不要让他的家人靠近。”

    然后略加审问,把仇家收押入狱,其余的人释放。

    有一个朋友问他为何如此处置,叶南严说:“凡人互斗相殴就没有好气,这个人不立即救护,必死无疑。人一死,要加一人命,使别人的妻子变成寡妇、儿子变成孤儿,又索取证据必牵连很广,不止一人家破人亡。这个人如果痊愈,只是一件殴斗的案子罢了。想胜诉是人之常情,虽然是骨肉也会甘心加害,所以我不使他的家人接近他。”

    不久,伤者痊愈,而诉案也平息了。

    宋太祖爱才护短 刘玄德用人不咎

    宋朝初年赵匡胤属下有员大将,奉旨镇守关南一带,战绩颇佳。他勇敢善战,武艺超群,只可惜此人不拘小节。当朝皇帝出于爱才,竟然袒护这位李汉超。

    史书上有这样的记载:“汉超武人,所为多不法。久之,关南百姓诣阙讼汉超贷民钱不还,掠其女以为妾”。百姓将状子告到皇宫,宋太祖不仅亲自接见了百姓们,还用酒食招待他们,并问他们:“汝女可适何人?”回答道:“农家也。”太祖又问:“汉超未至关南,契丹如何?”答道:“岁苦侵暴。”又问:“今复尔耶?”回答:“否。”这时太祖对告状的百姓说:“汉超,朕之贵臣也,为其妾犹愈于农妇乎?使汉超不守关南,尚能保汝家之所有乎?”一番话说的前来告状的百姓走了。

    事后,宋太祖密使侍臣对李汉超说:“亟还其女并所货,朕姑贳汉,勿复为也。不足于用,何不以告朕耶?”汉超感泣,誓以死报。宋太祖爱护将才,竟到了为其护短的地步。对待李汉超抢掠民财民女这件事,太祖当面为之开脱辩护,背后批评安抚。这除了爱将之外,还表现出统治者的权术。这种驭人术在一定情况下确能起到笼络人心的凝聚作用。

    刘备治蜀,得益于用人。而人有所长,也有所短。宽以待人,用其所长,这是刘备用人的特点之一。

    刘备占有成都后,以诸葛亮为骨干,重用法正、关羽、张飞、马超、许靖、糜竺、简雍以及董和、黄权、李严、吴懿、费观、彭荣乃至刘巴等。这些人,有一多半是刘璋的旧部,他们也和刘备的原部下一样,各有才干,但也有这样那样的短处。而刘备却不求全责备,尽力做到因事设职,发挥每个人的才智。对他们的不足以至错误,也往往采取宽容的态度。

    法正,在刘备新政权中,可以说是仅次于诸葛亮的智囊人物。当年,他奉命请刘备进蜀,又为刘备出谋划策,击败刘璋。刘备攻下成都后,即任他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法正开拓精神强,业绩颇丰,为刘备所厚爱。但法正这个人却经常打击报复人,有时甚至是无所顾忌,擅自伤害乃至误杀他人。对这一点,刘备心里很清楚。但是如果因此撤了法正,他就失去一位能干事的人才;如果过分干预法正的工作,又怕法正放不开手脚。于是,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不知。有人不服,就告到诸葛亮那儿,请诸葛亮转告刘备制裁法正。诸葛亮对告状人说,现在北有曹操,东有孙权,二者虎视眈眈,当务之急,刘备考虑的是怎样应付这些军国大事,京都那边的事,都要依靠法正去处理,眼下又怎么可能去深究法正的问题呢?但刘备也清楚长此以往会出大问题,所以,等局势稍稍稳定下来后,他就将法正调到身边,任他为尚书令。这种工作性质不容易滥用权力,又能够使法正充分发挥作用。

    曹彬施恩于人 李渊使过用将

    曹彬(公元931—999)年字国华,北宋真定灵寿(今属河北)人,是北宋开国名臣,曾用兵后蜀、南唐、北汉,以军纪严明而著称。元世祖忽必烈派大将伯颜进攻南宋时,就特意告诫说:“古代能夺取江南的,只有曹彬一人。你如果能够获胜,便是今日我之曹彬。”足见曹彬御将用兵之善。曹彬为人廉恭,宽厚仁义,尤以御将有恩而为时人所称道。

    曹彬统兵镇守徐州时,有一名官吏犯法,审理后,判处杖责,只待行刑结案。可是,报到曹彬那里,却如石沉大海,凡人探询概不回答。有人非议,他也不予理睬,一直拖了一年多,众人以为他已经把这件事忘了,就不再提及。一天,曹彬突然批示:按律行刑结案。众人不明白他的意思,便询问缘由。曹彬却笑容可掬地反问道:“此人是何时婚配?”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使众人莫名其妙,彼此相觑而笑,不知如何回答。这时他才慢条斯理地说:“去年判刑时,正值此人新婚燕尔,如果受了杖责,不仅本人疼痛难熬,新妇也要受尽折磨,公婆也一定会骂她是丧门星,她有口难辩,岂不委屈?我有意暂缓行刑,既可严格法规,有能体恤人情,有何不好?”众人听后,无不为他的宽厚待人所感动,受刑人更是感恩戴德。

    开宝七年(公元974年),曹彬奉宋太祖赵匡胤之命,南渡长江讨伐南唐。南唐后主李煜只会吟风弄月,填词作赋,哪会领兵打仗!曹彬连续挫败唐军抵抗,于次年十一月,宋军包围了金陵(今南京)。在即将攻克金陵时,曹彬突然患病卧床不能理事,军中失去统帅,千军万马无人作主。将校官佐人人焦虑不安,不约而同地来到曹彬帐前问候。曹彬见众将齐集帐前,便语重心长地对众将说:“我的病乃是心病,非药物所能医治,唯一的希望是诸公在城破之时,不妄杀一人,我的病就好了。”众将们于是焚香发誓,表示要谨守诺言。次日,曹彬病愈,照常理事。第三日下令攻城,宋军入城时,军纪肃然,受到金陵百姓热烈欢迎。李煜君臣自然不敢再作抵抗,只得率领大小官员一百余人,到曹彬帐下纳款投降。曹彬以礼相待,又令李煜回宫整理行装;同时,下令宋军不得进入宫门,并派亲随骑士严密把守。有人担忧地说:“李煜回宫,无人看管,发生意外,何以善处?”曹彬很自信地说:“其人文弱怯懦,既已归降就绝无自尽的勇气。除此而外,还有什么意外之事呢?”坚持不许宋军进入宫门。由于将士遵守盟誓,宋军入城秋毫无犯,南唐宫廷自然更无骚扰。此后多年,李煜填词还说:“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可见他离开时,宫廷依然保持着豪华的风貌。

    曹彬作为一名封建王朝的将领,率领大军进入金陵,没有用斩将律军的手段,而是凭借着宽厚仁义来感动将士,使其自觉遵守纪律,深为后人赞许。

    名将李靖与唐皇李渊间的一段恩怨,从来都是文、史家瞩目的题材,因为它蕴含着丰富的寓意。

    李靖少有文武才略,是隋朝开国名将韩擒虎的外甥。韩擒虎每与李靖论兵,都非常赏识他的谋略,以为“可与论孙、吴之术者,惟斯人矣。”隋朝末年,仅在马邑郡(现在今山西朔县)为一郡丞。此时,唐皇李渊尚未称帝,也在山西,为太原留守,统镇北疆。李靖以其军事家的眼光,察觉李渊拥兵有异志,便多次报告朝廷。因此,李渊十分怨恨李靖。史书只简单记为:靖“素与渊有隙”。

    隋恭帝元年(617年),李渊以回击突厥人境为借口聚集兵将。李靖觉得情况非常,“因自锁上变”,准备亲自到江都告变。到达长安后,因各地义军纷纷起而反隋,通往江都的道路阻塞,便留在长安。不久,李渊大军攻占长安,李靖被获,欲将问斩。在殿前,李靖大喊:“公起义兵,本为天下除暴乱,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斩壮士乎!”李世民等一再求情,高祖李渊才将李靖赦免,李世民即召其人幕府。武德二年(619年),萧铣占据荆州,派兵进取峡州。高祖李渊派李靖迎战,在峡州被阻,久不能进。于是,“怒其迟留,阴敕许绍斩之。”由于峡州刺史许绍惜其才,为之奏请,李靖才再次获免。后代史家评论:高祖“不以明诏而阴敕,犹欲以宿憾杀之。”

    到武德三年(脚年),一统大业尚未完成,开州蛮冉肇则又连陷巴东数州,赵郡王李孝恭大军与战不利。此时,李靖也在李孝恭麾下,便将兵卒八百人,奇袭敌营,并于险要设伏,斩杀冉肇则,俘获五千余。高祖闻讯大喜,对左右大臣说:“使功不如使过,靖果然。”同时,手敕慰劳:“既往不咎,向事吾久已忘之。”第二年,李靖陈十策以灭箫铣,高祖授其行军总管,兼摄赵郡王李孝恭行军元帅府长史,“三军之任,一以委靖”。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即平定萧铣势力。李靖为上柱国,赐爵永康县公,检校荆州刺史。使之安抚岭南,得九十六州,六十余万户。

    李渊气量虽稍狭,终以李靖是一帅才而释弃前嫌,委以重任,亦属难能可贵了。

    田婴慧眼识才 貌辨说君救主

    齐国相国田婴门下,有个食客叫齐貌辨,他生活不拘细节,我行我素,常常犯些小毛病,搞得人家很不愉快,不逗人爱。门客中有个士尉劝田婴不要与这样的人打交道,田婴不听,那士尉便辞别田婴另投他处了。为这事门客们都愤愤不平,田婴却不以为然。田婴的儿子孟尝君便私下里劝父亲说:“齐貌辨实在讨厌,你不赶他走,倒让士尉走了,大家对此都议论纷纷。”

    田婴一听,大发雷霆,吼道:“我真想宰了你们。我看我们家里没有谁比得上齐貌辨。”这一吼,吓得孟尝君和门客们再也不敢吱声了。齐貌辨到底有什么能耐呢?大家不知道。而田婴对他却更客气了,住处吃用都是上等的,并派长子伺奉他,给他以特别的款待。

    过了几天,齐威王去世了,齐宣王继位。宣王喜欢事必躬亲,觉得田婴管得太多,权势太重,怕他对自己的王位有威胁,因而不喜欢他。田婴被迫离开国都,回到了自己的封地薛(今山东省藤县南)。其他的门客见田婴没有了权势,都离开他,各自寻找自己的新主人去了,只有齐貌辨跟他一起回到了薛地。回来后没过多久,齐貌辨便要到国都去拜见宣王。田婴劝阻他说:“现在宣王很不喜欢我,你这一去,不是去找死吗?”

    齐貌辨说:“我本来就没想要活着回来,您就让我去吧!”

    田婴无可奈何,只好由他去了。

    宣王听说齐貌辨要见他,憋了一肚子怒气等着他。一见齐貌辨就说:“你不就是田婴很信任、很喜欢的齐貌辨吗?”

    “我是齐貌辨。”齐貌辨回答说,“靖郭君(田婴)喜欢我这个倒是真的,说他信从我的话,可没这回事。当大王您还是太子的时候,我曾劝过靖郭君,说:‘太子的长相不好,脸颊那么长,眼睛又没有神采,不是什么尊贵儒雅的面目。像这种脸相的人是不讲情义,不讲道理的,不如废掉太子,另外立卫姬的儿子郊师为太子。’可靖郭君听了,哭哭啼啼地说:‘这不行,我不忍心这么做。’如果他当时听了我的话,就不会像今天这样被赶出国都了。”

    “还有,靖郭君回到薛地以后,楚国的相国昭阳要求用大几倍的地盘来换薛这块地方。我劝靖郭君答应,而他却说:‘我接受了先王的封地,虽然现在大王对我不好,可我这样做对不起先生呀!更何况,先生的宗庙就在薛地,我怎能为了多得些地方而把先王的宗庙给楚国呢?’他终于不肯听从我的劝告而拒绝了昭阳,至今守着那一小块地方。就凭这些,大王您看靖郭君是不是信从我呢?”

    宣王听了这番话,很受感动,叹了口气说:“靖郭君待我如此忠诚,我年轻,丝毫不了解这些情况。你愿意替我去把他请来吗?”

    齐貌辨当然答应了。他回到薛地,要田婴穿上齐威王赐给他的衣服,戴上威王赐给他的帽子,佩上威王赐给他的宝剑,来到国都。宣王得信,亲自到都城外迎接田婴,见田婴这身装束,竟忍不住哭起来了,马上任命田婴为相国。

    艾子机巧止苛政 齐王“胡涂”改遗训

    古时候,一人犯法,要株连九族。这些亲属包括自己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还包括家族中的叔侄、外公家的、岳父家的等等,有的一连就是几百人,那是非常残酷和悲惨的。

    战国时候,齐国的大夫邾石父图谋反叛,当即便被齐宣王诛杀了。齐宣王还想要杀灭他的亲族。邾氏家族中人心惶惶,连忙召集族中长老商量,一致认为不能坐以待毙,决定请艾子帮忙,向宣王求情。

    艾子非常机智,无论在上流社会还是在民间,都很有名望。他很受齐王赏识。当邾石父家族的人找到他,说明来意之后,他当即表示,非常乐意帮忙。因为他本来就很反感什么株连九族之类的刑法,而且他看透了,这些严法酷刑都只是对百姓而言,王亲国戚们是轮不上的。他心里想,就是拼死进谏,也要去为邾家数百无辜的人说话,也要去劝说齐王改革这种残酷的刑法,以拯救国内千千万万的无辜民众。

    第二天,艾子拿着一根三尺长的绳子去见齐宣王,直截了当地对宣王说:“邾石父犯罪,已经伏法,叛党消灭了,也就没事了,大王何苦还要杀死那些老老小小的无辜百姓呢?”

    宣王说:“一人犯法,诛灭九族,这是先王的遗训。《政典》中说:‘与叛逆者同一宗族的人全部杀尽,一概不赦免。’我不敢违反先王的法规啊!”

    艾子听宣王这么一说,便上前行礼说:“我也知道大王是迫不得已。可是我听说,那年大王您的亲弟弟公子巫向秦国投降,还献出了邯郸,这样说来,大王您也是叛臣的亲族,按理应该受到株连。现在我献上这根短绳子,请大王马上自杀吧!您不要因为爱惜自己的身体而违犯了先王的法令呀!”

    齐王笑着站了起来,叹了口气,说:“先生不要说了,我不加罪于他们就是了。”

    邾石父家族数百人因而免于死难,而且从这以后,宣王如有这类事情,都慎重而又慎重,不再轻易提株连九族之类的事了。

    萧王推心置腹 刘秀不咎人过

    后汉光武帝刘秀能最后登上皇帝宝座,和他的胸怀宽广、善于笼络人心有关。

    刘秀从饶阳脱险手,联合了许多支部队一起攻打王郎。公元24年4月,各路军马在刘秀的指挥下,攻下邯郸,杀了王郎,并且缴获了王宫里的大批文书档案。这些文书中,有几千封各地官员和百姓给王郎的信,信中说了刘秀不少坏话,劝王郎早些消灭他。

    当时许多人都认为这一下那些写信的人该倒霉了,写过信的人更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只等着大祸临头。谁知刘秀对这些信连看也不看,反而当着各路军马将领的面,把信全都烧了。

    有些人对刘秀这么干很是奇怪,刘秀却淡淡地一笑说:“过去的事何必再追究呢?让人家睡个安稳觉吧。”这件事传出去,那些原来反对过刘秀的人都对他既感激又佩服,反过来愿意为他出力了。

    消灭王郎后,更始帝刘玄派御史传达诏令,立刘秀为萧王,并让他交出兵权,回更始帝身边去。这时刘秀兵马多了,翅膀硬了,不再听更始帝的命令。当时王莽已经被杀,更始帝进了长安,但他不管理朝政,不制订法规,任部下胡作非为,很快就激起了人民的反对。全国各地的豪强地主也趁机各自拉起队伍,烧杀抢掠,把整个国家闹得一团糟。只有刘秀的汉军军纪严明,赏罚分明;政治上招集人才,争取民心,为夺取天下作准备。公元24年秋天,刘秀带领汉军,先后打败了铜马军、高湖军和重连军。

    为了笼络人心,他封这些部队的投降将领为列侯。但是这些投降的将领并不安心,老担心刘秀总有一天会收拾了他们。刘秀看出了他们的心思,就让他们各回原来的军营统帅部队,然后自己骑着马,只带几个随从,到各军营去检阅。

    投降的将领见刘秀这么信任他们,都很受感动,在一起议论说:“萧王这是把一颗真心放到别人肚子里,也就是推心置腹呀!我们能不为他拼死出力吗?”从此都一心向着刘秀了。

    孔守正任殿前都虞候。有一天,在北园侍候宋太宗宴饮时,守正大醉,舆王荣在太宗面前议论边塞战功的事,因忿怒争吵而失态。左右侍臣请求把他们交付官吏处置,太宗不许。

    第二天,两人一起到殿廷请罪,太宗说:“朕也喝得大醉,不记得发生过什么事。”

    羊侃既往不咎 裴遇若无其事

    南朝梁国人羊侃,字祖忻,泰山梁文人。开始做北朝魏国的泰山太守。因为他的祖父羊规曾经是宋高祖的祭酒从事,所以羊侃想回到南方来。归途中,走到涟口这个地方,大摆宴席。有个客人名叫张孺才,喝醉了,在船上失了火,烧了70多艘船,烧掉金银财物不可计数。羊侃听说了,几乎不挂在心上,还是要大家继续喝酒。孺才既惭愧,又恐惧,就逃跑了。羊侃派人去安慰他,并把他找回来,仍然像从前一样对待他。后来羊侃回到南朝,做了梁武帝的军司马。

    晋代人裴遐在东平将军周馥的家里作客。周馥作主人,裴遐和人下围棋。周馥的司马劝酒,裴遐正玩在兴头上,所以,递过来的酒没有及时喝。司马很生气,以为轻慢了他,就顺手拖了裴遐一下,结果把裴遐拖倒在地。在旁边的人都吓了一跳,以为这种难堪是难以忍受的。谁知裴遐慢慢爬起来,坐到座位上,举止不变,表情安详,若无其事地继续下棋。王衍后来问裴遐,当时为什么表情没有什么改变。裴遐回答说:“仅仅是因为我当时很胡涂。”

    另一个晋代人谢万,字万石,是谢安的弟弟。曾经和蔡系争一个座位,蔡系把谢万从位子上推了下去,把帽子和头巾都弄得快要掉了。谢万慢慢站起来,拍拍衣服,边坐回座位上,边说:“你差点儿弄伤我的脸。”蔡系说:“本来就没有考虑到你的脸。”后来两人都没有把这件事挂在心上,当时人们都称赞他们。

    这些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忍让的故事,受侮受损的一方都没有为自己的难堪和损失而大发其怒,记恨在心,相反,都表现出了宽宏大量,毫不计较的美德和风度。结果不仅没有受到更多的伤害,反而得到了大家的敬重,也使伤人者感到无地自容。

    大智若愚,从一个角度来说,也可理解为小事愚,大事明。对于个人来说是一种很高的修养。所谓愚,并非自我欺骗,或自我麻醉,而是有意胡涂。该胡涂的时候,就不要顾忌自己的面子、自己的学识、自己的地位、自己的权势,一定要胡涂;而该聪明、清醒的时候,则一定要聪明。由聪明而转胡涂,由胡涂而转聪明,则必左右逢源,不为烦恼所扰,不为人事所累,这样你也必会有一个幸福、快乐、成功的人生。

    诸葛一生唯谨慎 吕端大事不胡涂

    1932年10月,中央苏区中央局召开宁都会议,继续贯彻王明“左”倾的错误战略方针。叶剑英被调离总参谋部,任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

    叶剑英到红军学校后,扩大招生名额一倍以上,第四期招生2100余人。他根据黄埔军校和苏联劳动大学的经验,深深懂得,办好学校,首先需要有一正确的指导思想。他在办校中发扬古田会议精神,继续贯彻毛泽东倡导的从实际需要出发的训练方针。他组织红军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员,学习红军的战略思想和战术观点,还定期组织讨论,提高教员的理论水平。叶剑英提倡学习古今中外的军事知识,注意总结红军建设和作战的经验。他亲自编写教材,给学员讲课,指导操练,现场示范,深受学员欢迎。在教学中,叶剑英注重改进教学方法,主张少讲多练,组织实战性的野外实习,较好地解决了理论联系实际问题,提高了教学质量,使学员学到了真本领。

    叶剑英在担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期间,还担任东南战线总指挥兼政委,负责统一指挥红军在闽西、赣南的作战行动,以配合北线主力红军进行第四次反“围剿。”

    1933年5月,叶剑英兼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以后又担任建宁警备区、闽赣军区、福建军区司令员。叶剑英在这一时期一直活跃在前线,具体指挥反“围剿”的战斗。在他的领导下,建宁、安远、均口、弋口、官仓、梅口、鱼潭等地相继建立革命政权,进行分田活动。他还积极发动群众筹粮支援前线,保障红军的粮食供应。

    1934年夏,叶剑英调回红军总部,担任军委第四局局长。长征前夕,中央军委任命叶剑英为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

    1934年10月21日,叶剑英率领军委第一纵队跟随红一方面军主力离开中央根据地,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他日夜组织部队行军作战,突破敌人封锁线。进至广西,在西延、龙胜山区,敌机扫射,他被弹片击中,右大腿上臀部负伤,简单包扎后,他坐担架继续跟队前进,指挥战斗。

    部队突破黔敌防线,占领黎平后,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合编为中央纵队,叶剑英任中央纵队副司令员兼一局局长。

    1935年1月7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占领贵州遵义城之后,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这一党的历史上最有意义的转折关头,叶剑英坚决拥护遵义会议的决定,拥护毛泽东的领导。他带伤在总部坚持工作,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指挥作战,处理军委的日常事务。不久,叶剑英前往红三军团接替在遵义战役中牺牲的邓萍担任参谋长。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懋功地区胜利会师。

    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确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建川陕甘根据地。中央军委根据这一方针,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但是,张国焘不赞成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北上方针和松潘战役计划,并用不正当的手段,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关系,破坏团结,阻挠北上。中共中央一方面对张国焘进行耐心说服和严肃斗争,另一方面,为了顾全大局和照顾红军的团结,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才勉强同意红四方面军向松潘西部的毛儿盖前进。

    7月21日,中共中央在黑水附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以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叶剑英接到命令后,带领一些同志立即从黑水出发,向毛儿盖前进。

    从黑水到毛儿盖,中间要翻越海拔4500米的雪山。叶剑英一路走一路告诫同志们,到红四方面军那里,一要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坚持北上抗日;二要虚心学习红四方面军的长处,主动搞好团结。经过艰苦行军,翻过雪山,来到毛儿盖。叶剑英立即着手加强前指司令部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同时积极准备攻打松潘。然而,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和其他原因,使红军在这一地区耽误了一个多月,失去了占领松潘东出四川的机会。敌人在这一个多月内,完成了对红军围追堵截的部署。在此紧迫的形势下,中共中央8月4日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根据这一决议精神,中央军委决定放弃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穿越草地向甘南前进,并根据部队所在位置,把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左路军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下,从卓克基出发,经阿坝过草地北进;右路军在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率领下,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指挥,从毛儿盖过草地,向班佑前进。

    根据中央军委这一新的决定,叶剑英参谋长紧张地进行过草地的准备工作。于8月18日,他带上两个团作为先遣部队出发,为右路军开路。程世才、李先念率三十军跟进。茫茫草地,绿原无垠,浊沼横潦,浓雾弥漫,自然条件极其恶劣,又有敌人骑兵不断袭扰,但右路军的干部战士吃大苦、耐大劳,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终于战胜重重困难,通过了草地。这时,张国焘却依然屯兵阿坝,按兵不动。从8月下旬以来,中共中央连续致电张国焘,三令五申,要他率左路军迅速出班佑,与右路军会合,一起打向洮河以东。张国焘却借口噶曲河涨水,不能徒涉,强令已向班佑进发的先头部队退回阿坝。当时,随右路军行动的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陈昌浩积极支持张国焘,暗中进行南下的准备。为了争取陈昌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多次到位于潘州的前敌总指挥部开会,说服陈昌浩改变态度,坚持北上方针,放弃南下企图。叶剑英支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北上的方针。陈昌浩却唯张国焘之命是从。9月8日,张国焘违背中共中央北上的方针,擅自命令右路军停止北上,准备南下。同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秦邦宪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右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等七人联名致电张国焘,指出:“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的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电报还详尽分析了各种不利因素,希望左路军“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可是张国焘不但不听劝告,反而于9月9日直接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中共中央。

    张国焘的电令到来那一天,适逢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正在讲话。叶剑英看到电报内容,觉得事关重大,需要审慎处置。过了一会儿,他佯作人厕,飞跑到中央驻地,把电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马上用铅笔把电文抄在一张卷烟用的纸上。叶剑英随即对毛泽东说,此地有危险,不能久留,请他立即到红三军团。有人劝叶剑英一起走,他说,我不能走,我一走恐怕你们都走不了。毛泽东点了点头,同意他赶回去,但嘱咐他要提高警惕,如遇万一,要设法脱险。叶剑英立即迅速返回会场。陈昌浩的报告还没有完,他便若无其事地走进了自己的座位。

    毛泽东送走叶剑英以后,立即同张闻天、秦邦宪赶到驻在巴西的红三军团部,同在那里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等一起,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地决定,中共中央迅速离开巴西,脱离险境,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

    这天晚上,叶剑英在前指心里装着大事,怎么也睡不着,他想到这么多直属队带不出来,就得留给张国焘了?思虑再三,他决定利用张国焘的电报,以“打粮”准备南下为名,设法带走军委直属队。于是,他向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报告,得到同意后,立即召集林伯渠、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直属队领导干部和有关人员开会,通报了有关情况,确定直属队于10日凌晨2时出发打粮,撤往红三军团。散会后,他又找到作战科的吕继熙(即吕黎平),要了一份甘肃地图。

    一切部署停当之后,叶剑英返回前敌总指挥部的驻地喇嘛庙休息。在空旷的庙堂里,他和徐向前、陈昌浩各睡一个角落。殿堂里静得出奇,只有暗淡的马灯照着一条条藏民敬神的“唐克”,随风飘荡。叶剑英躺在床上,思绪如潮。他想到,再过几个小时,就要同这里的战友不辞而别,心里很不是滋味,但这是不得已啊!只希望他们能改道北上,早日相会。他不时地看表,直到下半夜一点半钟,悄悄起床,披上大衣,从床下小藤箱里取出那份全军唯一的甘肃地图,然后轻轻地走出喇嘛庙。走出不远,恰好碰到军委秘书长萧向荣,便把甘肃省地图交给他,嘱咐说“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全军就这一份,千万要保管好!”

    夜深沉。草原上乌云密布,寒气袭人。叶剑英来到磨房附近,见到了杨尚昆,两人急忙一同赶路。同志们看到他们来了,高兴地开玩笑说:“我们开小差跑出来了。”叶剑英也风趣地说:“不!不是开小差,而是开大差,是执行中央北上方针。”

    在一个叉路口,他们碰到了正在那里等待的彭德怀、张闻天、秦邦宪等。在彭德怀的催促下,叶剑英加快步伐,继续赶路,但夜黑路不熟,赶上红三军团部队,已是拂晓时分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正在焦急呢。见了面,毛泽东高兴地说:“哎呀!你们可出来了,好!好!我们真为你们担心。”后来,毛泽东曾评价说:“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并用古人赞扬宋朝吕端的话来赞扬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胡涂。”周恩来说起此事,说叶剑英“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宽容海量善待盟将 不计其短重用巴顿

    小乔治·巴顿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战场指挥官。他和艾森豪威尔一样,都毕业于西点军校,但巴顿比艾森豪威尔更顺利一些。一战时,他作为美国远征军副司令潘兴将军的上尉副官来到欧洲。不久即负责组训美国第一支坦克部队,并参战立功,被人誉为“坦克专家”。以后巴顿不断变换职务,也先后三次进学校深造。二战初,巴顿被任命为第一装甲军军长,负责坦克部队军官的培训工作。

    1919年3月,巴顿从欧洲回国不久,他这个坦克老手就到科尔德营会见当时负责全国坦克训练的艾森豪威尔,二人一见如故,很快成为密友。他们一起学习函授课程,常在家里共同做功课,准备利文沃思军校的考试,或者讨论一般军事问题。在挑选第七集团军指挥官时,艾森豪威尔首先想到了他这位骁勇善战、热血豪胆的密友。尽管艾森豪威尔知道选用巴顿肯定会遇到反对,因为他骄傲自负、桀骜不驯,但“举贤不避亲”,在那段紧张而忙碌的日子里,艾森豪威尔写信给巴顿,请他来一道征战,而且告诉他,他的职位将只能指挥一个集团军,而布莱德雷将军可以指挥一个集团军群。巴顿来了,并很爽快地答应“愿听调遣”。

    巴顿将军的到来无异于给艾森豪威尔添了一只臂膀,但也给他添了许多苦恼。用他的话说,“巴顿喜欢耸人听闻”。巴顿心直口快,思维和表达常常同步进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刚到英国不久,他就在一个自认为可以避开新闻界耳目的集会上大讲战争结束后,应由英、美两国主宰世界,其他国家听凭支配。当时,恰好有一个新闻记者在场,于是,巴顿的话“荣登”报纸的显要位置,抗议的呼声蜂拥而起。艾森豪威尔故意不予解围,好让这个面对庞大舆论压力的骄傲将军接受教训,以后不再如此信口开河。很快,这个苦恼的人开始不安了,他以为他将不能驰骋疆场了。

    过了一段时间,艾森豪威尔认为巴顿的苦恼“刑期”已满,就告诉他:“我决定让你继续指挥部队,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不要在政治问题上多嘴多舌了。”巴顿一听,泪珠竟像断了线似的滚落下来,他保证,今后一定要谨小慎微。说完,把脑袋趴在艾森豪威尔的肩头上,像个乖乖的认错的孩子,那顶闪闪发亮、光彩照人的头盔一下子掉到了地上。巴顿捡起头盔,端端正正地戴在头上,行了一个军礼:“先生,我可以回我的司令部去吗?”

    “当然可以,”艾森豪威尔说,“但必须跟我一起吃午饭后才能走。”

    也许没有人比艾森豪威尔更了解这位感情丰富的将军了,他清楚他的桀骜不驯,因而绝不能以硬碰硬;他更清楚他的求战心切,因而知道什么方式最能牵制他、也最能感动他。

    然而,巴顿像个聪明而捣蛋的学生,总是要给老师惹点儿麻烦。

    1943年8月的西西里战役中,巴顿攻占了墨西哥城。然而喜讯是伴随着他殴打士兵的报告一齐送到艾森豪威尔那里的。这次战役伤亡较大,军队大量减员,巴顿有些急躁。于是,两次视察野战医院时,先后打了两名他认为是“泡病号”和“胆小鬼”的士兵。

    由于触犯了禁止殴打士兵的法令,巴顿将要受到军事法庭的制裁。一位美国将军这样发脾气完全被视为是不可原谅的。艾森豪威尔为了处理好这件事而几夜未合眼。他很清楚,如果打人事件传出去,巴顿将受到各界的强烈抨击,他的军人生涯也可能要从此结束。事不宜迟,艾森豪威尔以私人名义给巴顿写了一封信,给予他严厉的批评,责成他向被侮辱的两名士兵以及在场的医护人员道歉,并要他做出保证,今后不再感情用事。他知道,让这位趾高气扬的将军去公开道歉已经是最好的处罚。巴顿对着信迅速而鲁莽地说了一句:“见你的鬼去吧!”说完转身就走。艾森豪威尔派去的少将急忙拉他劝阻,巴顿仍不低头。少将只好说:“再给你十分钟时间考虑,希望你能在我回复艾森豪威尔将军之前改变主意。”

    不到十分钟,巴顿回答说,他愿意道歉。

    他来到被召集在一起听道歉的西西里部队中,真诚地说:“我想,我就站在这儿,让各位士兵看看我巴顿是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混蛋,”士兵们发出自发的、诚挚的、雷鸣般的吹呼声,连艾森豪威尔也大受感动。他接着要做的是亲自做记者们的工作。他请来记者,耐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详细地说明了此事的处理过程,当场宣读了他给巴顿的信和巴顿的道歉信。然后旗帜鲜明地说:“这件事只能以巴顿本人一时的感情冲动作解释。然而正是这种容易激动的性情使他成为一名勇往直前的杰出将领。他是最善于把最高司令部的意图变成战场上大胆而果敢的行动的人。他是我们战场上不可缺少的人物,就追击敌人和抓住战机而言,我们需要这样勇往直前的司令官,他越是使他的士兵向前,就越能挽救他们的生命。”接着,他缓和了语气,恳切地对记者们说:“为了战争的最高利益,请务必保守秘密。”记者们被他的真诚感动了,他们与盟军达成协议,为了国家的利益,不在电台和报纸上透露此事。

    为了保住人才,艾森豪威尔冒着被新闻记者出卖、被上级惩罚、被民众谴责的危险。但是,为了战争胜利这个崇高的目标,艾森豪威尔就不顾一切了。1943年11月21日,一名认为“没有必要保密”的著名记者在一家中央报纸上公开了巴顿打人事件。仿佛一枚重磅炸弹,国内舆论哗然,随即掀起了怒涛般的抗议。许多议员和政府官员纷纷谴责艾森豪威尔的掩盖行为,要求巴顿解职回国。

    虽然,艾森豪威尔承担着越来越大的政治风险,弄不好还可能毁了他本人。但他坚信巴顿是出类拔萃的指挥官,保留他是符合战争的最高利益的。他以电报形式向华盛顿全力辩护:“巴顿将军的工作是很出色的,这件事情本身没有造成大的危害。……如果因为这件事而把他撤职,国家失去了一名勇敢善战的指挥官,实际上是等于帮了敌人的忙。”

    风潮终于渐渐消退了。巴顿怀着感激的心情写了一封长信:“您给了我一切,为了您,我将万死不辞。”

    在欧洲战场的作战计划上,艾森豪威尔又一次列上了巴顿的名字。尽管英军、美军对巴顿的愤懑情绪仍然十分强烈,但艾森豪威尔又一次地对巴顿给予了充分的信任。

    历史已经证明,艾森豪威尔任用巴顿的决定是十分正确的。

    当巴顿的名字同第三集团军的赫赫战果一道公布于世时,艾森豪威尔的正确决策受到了所有人的称赞。正如艾森豪威尔在任用巴顿时所说的那句话:“全世界将相信我是聪明人。”在西欧二百八十一天的作战中,巴顿率第三军急速地向德国本土大胆推进,解放和占领了8.1万平方英里土地和1.2万座城镇、村庄,歼灭德军达140多万。

    该放手时且放手 得饶人处且饶人

    每件工作以满分为目标,反而会影响工作效率。得放手时且放手,得饶人处且饶人。

    世上的美玉都有瑕疵

    世界上很少有百分之百完美的东西。即使当我们自以为是百分之百完美的时候,实际上也未必就完美。我们日常使用的“完美”一词,往往不过是“很好”、“非常好”的代名词罢了。追求百分之百的完美,在很多情况下都是苛求。

    “好吧,我承认世界上很少有百分之百完美的东西,”孙厂长这样说,“但我追求完美总没有错吧?”

    我说不然。

    现实生活中是会有一些人喜欢追求完美,他们往往在强烈的向往,也肯为之努力。但是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完美使他们的追求成了永无止境的苦役。有些人到后来便变得灰心失望,一蹶不振。而领导者苛求百分之百完美的危害还远不止于此。

    领导者做事要根据对象和事物给予适当的评价。有些事必须要求完美。比如,写收据的金额,就必须要求百分之百正确,不能潦草,也不能修改涂抹。一张20000元的支票,如果不在“贰万”之后写上“整”,看似不错,却不能允许这种马虎。凡是诸如此类不是只达合格标准就可以的事,自然必须命令其修正改进,否则就会出差错,降低了业务处理的效率。但并非每件事都要如此。凡事都有个合格标准,而这个标准通常和一百分有点距离。入学考试的时候,就算是第一流的学校,也不会只录取各科都是满分的学生。

    如果下属所做的每一件工作都要以满分为目标,反而会影响工作效率。试想,一个工作人员本来一天可以完成两份报告,如果领导从百分之百完美的要求出发,要求每个字都必须铁划银钩,象练习书法一样,每个标点符号都必须像印刷出来的;行文不仅要清楚明白,而且要显示出文字造诣,但又必须简洁,不能写得象小说、散文。如此一来,这个办事员恐怕一天连一份报告也是无法完成的。少写几份报告,或许事情还不算太大,若是大事上也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岂不糟糕?

    对每件事都要求满分,是大多数下属所办不到的。这么一来,要指责的事就多了。有的领导素向喜欢整洁,看到下属办公桌上的东西乱七八糟就皱眉头。有的领导喜欢朴素,下属在衣着上稍不入眼,就会被他指责。这就会造成下属的极端不满。而且,“虱多不痒,债多不愁”,指责得太多了,指责也就失去了作用。当你指手划脚,把所有的人差不多都批评一遍之后,下属们不过是相视一笑而已。而很多人还会在肚里说一句:“我们的头真是个怪人!”

    得饶人处且饶人

    中国有许多古训,例如“得饶人处且饶人”,又如“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等,都是意指站在他人的立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现在,尽管社会变迁,时代不同了,然而,这些至理名言仍然有其价值。

    如果你身为上司,当你绞尽脑汁、用心良苦地教导下属工作时,对方如果显出反抗的态度,你是否常常气愤地想整他一顿?然而对方如果没有接纳的心理,此举只有使对方更加产生反感罢了。对方有接纳的雅量最好,否则不妨略微改变说词。但是,情形如果严重到彼此争执不休时,应如何是好?

    一般而言,当人们争吵时,由于满腔愤怒,所以往往出言不逊,争得面红耳赤。例如,当一名下属受到上司的责骂时,心里可能不断嘀咕:“这么小的过错,犯不着哕嗦个不停嘛!”甚至为了避免自尊心受到伤害,他会想方设法自圆其说。如此一来,再多说什么也是无益的。

    要知道,由于人类的劣根性,原本就不容易承认自己的过失。所以恐怕很多人会在犯错而受到指责时,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在此种情况下,处理的方法便只有——先冷却一段时间再说。

    以公司而言,如果下属在犯下过错,而陷入前述所说的状态时,务必先消去他的怨气,并设法让他由激动的状态平静下来,进人反省期间。由于任何悲伤或痛苦都会随时间的消逝而消逝,所以只要时间一过,以往的反感便会一扫而空,如此便能冷静地与人谈话了。

    安排冷却期间不仅可消除不满的情绪,也可形成接受指导的气氛。因此在培养优秀干部时,切勿忽略此段重要的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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