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其矫
诗人蔡其矫是“三老”中同我交往较多，也是同我交情最深的一位。
蔡其矫于1918年底出身于福建省晋江园板村的一个华侨家庭里，村前福厦公路蜿蜒而过。80年代与他相识后，他曾在车上指着园板村的一座小洋楼告诉我，那就是他的家。8岁时，即1925年，为避军阀混战之乱世，蔡其矫随全家迁至印度尼西亚泗水，就读于泗水振文小学；1928年蔡其矫11岁时被父亲送回国，先就读于厦门鼓浪屿福民小学，后转学至泉州培元小学；1930年，13岁，入泉州培元中学。1932年，其祖母与叔父从印尼回来，在园板建洋房一座。从50年代起，蔡其矫经常回到那儿住上一段时间。1935年，蔡其矫18岁，转入上海暨南大学附中。1937年11月，蔡其矫奉父命率全家回印尼泗水，旋即又于1938年1月离开泗水回国，辗转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先入鲁艺，又于1939年参加三千里行军到达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40年，蔡其矫参加中国共产党，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文学系教员。1952年，蔡其矫35岁时调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易名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即鲁迅文学院前身）任教员和教研室主任，算是我前后的同事。1957年底，文讲所停办，蔡其矫转为中国作协专业作家，然后被安排到武汉挂了一个九省水利建设“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虚衔，开始深入长江水利建设工地，写长江。1958年主动要求下放福建，搞专业创作。从此直到他生命终止，一直待在福建，当然后来大部分时间还是回到北京位于朝阳门内竹竿胡同的老宅里。在这漫长的四十多年，他经历的坎坷、苦难，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文革”之后的80年代在故乡见到老诗人蔡其矫说起回福建的经历，真是不堪回首，唯有嘘吁。
我喜欢蔡其矫吟诵大海的诗篇，尤其喜欢他吟诵鼓浪屿的唯美的诗篇。1958年10月号的《诗刊》上发表了我大学同班同学吕恢文的长文《评蔡其矫反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更引起了我对蔡其矫的关注，但是一直无缘会面。直到70年代末，当时主持《福建文学》编政的魏世英（魏拔）先生来信说发了一组蔡其矫推荐发表的舒婷的诗《心歌集》，拟配发诗评，于是我写了篇8000字的长篇评论给他们发出。老蔡大概见到了，很高兴，日后见面还提起此事。可见他对我的印象乃自《心歌集》的评论开始。
1987年我调到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工作以后，同老蔡的往来就多了起来。他一回到北京，就常常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到位于朝阳门外八里庄南里的鲁迅文学院来找我聊天。从朝阳门到朝外八里庄正好八华里，即四公里，骑自行车，30分钟就可以到达。他到鲁迅文学院来有时是找学生、顺便访我；有时则是专门来看望我。一杯清茶，或一壶武夷山的茗茶，就可以聊上半天。话题从文坛到家乡，从鲁院的今天到文讲所昔日，有时也聊聊诗坛的情况，因为从80年代初开始，我的主要精力转向长篇小说的阅读和评论了，对诗歌创作比较陌生，故对诗界的情况也就聊不起来。有一次，我的学生、诗人萌娘（即贺平）同蔡其矫一起到广西北海参加一个诗会，回来聊起蔡老在会上活跃的情况。后来，蔡老来我处聊天，提起此事，他依然热情奔放，朗诵起诗会上写的诗来。但是，有一次蔡老来找我适逢进修班开学典礼，我请他一同到五楼大教室参加典礼，并请他一起到主席台就座。照理说，作为老同志，尤其是曾在文讲所工作过的老同志，一起到主席台上坐坐也不为过，但这个要求却遭到当时一位分管行政的副院长的拒绝。于是我只好陪蔡老在学生的座位上坐了一会儿，然后回到二楼我的办公室聊了一会儿，留他吃个午饭也被婉拒。大概从此之后，他就不到鲁迅文学院来了。那是1993年秋天的事儿。
此后的十多年间就很少见到蔡其矫了。因为我有时回福建，很少到福州去；而他到北京来，也再不到鲁院来了。90年代末，我从鲁院退休之后，联系起来就更不方便了。1999年，我途经福州返回闽南为母亲扫墓，在榕城逗留数日，蔡老似也不在福州，于是没见上面。直到2006年12月，中国作协“七大”在北京召开，听说他在北京饭店的客房里摔倒，遂即送协和医院抢救。2007年1月，他即病逝于医院，享年89岁。当年春天，我在《光明日报》上发了一篇关于蔡其矫的文章，算是对他的悼念。
郭风
郭风先生是忠厚长者，著名的散文家。他是福建莆田人，1918年生，同蔡其矫同龄。他原名郭佳桂，1944年从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毕业后，先回乡任中学老师，次年才到福州任《现代儿童》主编。从此登上文坛。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历任《福建文艺》副主编，福建省文联秘书长、副主席，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榕树》文学丛刊主编，中国散文诗学会会长等职，是福建文坛资深的长者。福建历来是一个散文大省，散文名家灿若晨星，而郭风又是其领军人物，故其散文作品甚多。记得我上中学和大学时，对其散文诗集《叶笛集》颇为痴迷，购得一册，藏在衣袋里，经常朗读，有些篇章还背得出来。记得当年还模仿着写过一些散文诗，那时，多么希望能见到郭风先生。
同郭风先生取得联系，并见到他，迟至20世纪80年代之后。80年代初，我调到中国作协新建的创作研究室工作，分工阅读长篇小说，并参与首届、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一些具体组织工作，郭风先生知道了，来信予以鼓励，并签名送我一本新的散文随笔集。可惜把送我的书与送曾镇南的弄调了包、寄错了，为此事郭风先生还当面道了歉。大概是80年代中期，我应邀在福州停留几天，讲了课，省文联有关同志陪我去拜访郭风先生。记得他当时还住在三坊七巷省文联的宿舍里，见面时无非是寒暄，不会有什么深入的话题。他讲的是莆田人的普通话，口音很重，连我这个福建人交流起来都有点困难。但是，他作为福建文坛的前辈，作为一位忠厚的长者，对我的殷殷嘱咐我还是铭记在心的。
1989年12月初，我陪汪曾祺、林斤澜游福建。先陪汪老由北京乘火车到福州，全程48小时，虽然买了软卧，但路途遥远，真是够疲劳的。可是当我们在一个清晨走下火车，走出车站时，却发现郭风先生领着省文联的一帮人在那里迎候，一下子让我们倦容全消，精神也振作了起来。原来是郭风先生听说汪曾祺先生由我陪同来闽经福州转漳州讲学，坚持要亲自到火车站迎候。两位文坛的老前辈、年过七旬的老人的双手紧紧握在一起，在初冬的寒风中都感到一丝暖意。共进早餐后，我们没有多停留，即转乘大巴到目的地漳州去了。在闽南活动十几天后，我们一行三人又回到福州，住了几天，又见到郭风先生，这次汪老同郭老单独聊，大概聊得比较深入些了。
打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郭风，只是从福建文友那儿听到一些关于他的消息。他晚年也不怎么出门，连北京开会也不能来了。直到2008年1月，才听到他辞世的噩耗传来，这年，他正好90岁。
何为
何为，原名何振业，他不是福建人，而是浙江定海人。1922年出生。他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时，曾写了一篇散文《第二次考试》发在《人民日报》上，从此成名。《第二次考试》在“文革”后的一年高考中被作为语文试卷的改写试题，因此影响深广。何为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调到福建电影制片厂工作，任故事片编辑组副组长。1964年转为专业作家，曾任福建省作协副主席。
我对何为的了解始于在上海复旦大学求学时读他的《第二次考试》。“文化大革命”中，同他还有一段奇遇。那时，他由省城福州下放到地处闽浙交界的闽西北浦城劳动锻炼，简称“下劳干”；我的前妻也从南平下放到浦城。我暑期返闽探亲，先到浦城，然后经南平返回闽南。有一次，在浦城长途汽车站登上由浦城开往南平的班车上，正好见到何为。通报姓名后，由于都姓何，即聊了起来。他是要到南平转火车回福州的，我则要到南平转火车回漳州再回云霄。他是颇有名气的作家，我则是一个中学老师，身份颇为不相称。但他很平和低调，仍然聊了起来，不过话不多。车到了建瓯县城附近，休息一会儿，乘客都下了车，我与何为即走到一个水车处观赏起来。闽北山区多有小河边装上飞轮转动带出水的水车，用以从河中提水灌溉以及饮用之用。这种古老的水车给那儿增添了些田园风光。何为观察得很细，几乎入迷了。直到车上的司机大喊“开车了”，并按响喇叭，乘客纷纷跑回长途汽车时，他似乎才从梦中醒来，慢吞吞地登上汽车坐到他的座位上。他差点迟到，我真为他捏了把汗。因为在那荒郊野外，赶不上车是很麻烦的！我同他开玩笑说，老兄是不是想写写水车啊？他笑而不答。车到南平后，分道扬镳，从此再也没见到他。80年代后，我调中国作协工作，有时也到过福州，他却回上海住下，或又陪他儿子住到香港去了。
“文革”之后，他的散文创作似进入一种喷发期，《临江楼记》《春夜的沉思和回忆》《风雨夜航图》《园林城中的一个小庭园》等，一篇篇地发出来，产生相当深广的影响。但作为一位著名的散文家，他并不以作品的量多取胜，而是以作品的质高产生影响。清点一下他的散文作品，只有《第二次考试》《织锦集》《临窗集》《北海道之旅》等几部不厚的集子，但如果有人要写中国当代散文史，就不能不提何为的散文。
何为于2011年春悄然离世于上海。
2012年9月10日至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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