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候,福建人民出版社社长房向东来京公干,拨冗到舍下晤谈,提及前些年他任海峡文艺出版社社长时,曾编辑出版一套“海峡原创长篇精品”丛书,收入魏世英的长篇小说《悲喜春秋》。此书于2014年春面世,魏世英于当年初冬即溘然辞世于榕城。魏世英与我交往多年,是我的文友与兄长;且此书的初稿于2000年春曾打印寄我,给我先睹之快的机会并望我提出修改意见。由于当时我正准备出访加拿大和美国,来不及拜读,回国后又忙别的去了,以至此后很少同魏兄联系。因此,我恳请房向东同志给寄一套书来。房向东返榕后,遂用快递的方式寄来《悲喜春秋》及其他作品。
《悲喜春秋》共两册,80余万言,可谓长卷矣。夏日酷暑难耐,停止各种活动,闭门读此故人之长卷,时读时辍,不及旬日,竟已过半。此作写的是抗日战争后期与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闽浙赣区(省)委城工部领导的地下斗争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福州地区的学生民主运动,这一段革命历史的书写当然具有不可或缺的史诗价值和文献价值;而作为这一历史事件背景的福州民俗风情以及关于秦家这一颇有巴金的《家》的艺术韵味的破落大家庭的描写,作者的笔墨似更自如,它所蕴含的闽都文化也似有不可或缺的意义。《悲喜春秋》是魏世英的长篇小说处女作,也是他的遗作,同时也应看作福建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它是不会被湮没也不应该被湮没的!对这部故人的遗作,当另撰文评论之。这里要记述的是读这部作品时想到的同魏世英交往的一些往事。
魏世英,笔名魏拔。1930年出生于福州一个世家,17岁入党,参加中共闽浙赣区(省)委城工部领导的地下斗争。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从事文艺编辑工作,曾任《福建文学》副主编、《当代文艺探索》主编、福建省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编辑家、评论家、作家。我与他第一次文字上的交往是1980年。改革开放初期,他当时担任《福建文艺》副主编,编发了由诗人蔡其矫推荐的朦胧诗代表人物舒婷的组诗《心歌集》,并在刊物上开展“新诗创作问题”的讨论,通过一位朋友约我为舒婷的组诗撰写评论参加讨论,为其助阵。其时我犹醉心于诗歌与散文,记得读了舒婷的诗,颇有感触,一天里文不加点,一气呵成,遂写成一篇8000字的诗评,这就是经魏世英编发在《福建文艺》1980年第7期的《欢欣与期望——读舒婷的〈心歌集〉》一文。从此,我们有了文字上的交往。
时序进入1984年,在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的支持下,福建省文联筹办大型文艺理论杂志《当代文艺探索》,拟由魏世英出任主编。于是,当年的暮春时节,魏世英风尘仆仆赶到北京,同在京从事文艺理论批评的老乡商议创刊事宜。记得他到位于北京东南角的劲松小区刘再复的家里,召集几位闽籍的评论家,由他掏钱买了点菜,大家一起动手做了饭,边吃边议,把办刊的事聊出一个大致的轮廓。参加这次聚会的有刘再复、谢冕、张炯、陈骏涛、曾镇南等,后来都被聘为《当代文艺探索》的编委。魏世英从北京返回福州之后不久,《当代文艺探索》即在榕城创刊面世,由项南题写刊名。不到一年时光,此刊名声大振,与甘肃前此创办的《当代文艺思潮》同为新时期文艺潮流的引领者。一时间,北有“思潮”,南有“探索”,遂成为当年文艺界热议的话题。30年后,有热心者重提“闽派批评”一事,追根溯源,未得要领。究其实,“闽派批评”之根在于魏世英,在于由他主编的《当代文艺探索》。由此可见,魏氏对福建当代文艺事业之贡献可谓大矣!
自从1984年春在京与魏世英首次见面之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多了。是年秋日,我南下返闽探亲,老魏得知后,要我于归途中折到福州,为其新创办的省文学讲习班讲课;记得我讲的是关于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些问题,因为自1982年春参与首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工作以后,我的精力大都转向长篇小说的研究与评论了。讲习班有30多位学员,均为当时福建文坛的新秀。讲课的具体内容我都记不清了,可听课者多年后遇到我,说还记得当年我讲的内容。这次在福州,老魏热情接待我,并同我聊得较多。但他是一个说话不多抓紧办事的人,记得翌年春三月,他又把我们召集到厦门,假座厦门大学,举行当代文学研究会福建分会成立大会,随后又主办全国文学新方法论研讨会。我和张炯、陈骏涛、曾镇南等在厦门大学海滨一套待分配的教授宿舍里住了将近半个月,参加了老魏组织的两个活动,还给厦门大学的学生讲了几次课,闲暇时还写点文章,过得充实而愉快。看来,魏世英是要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办刊物、搞活动、组织社团、培养人才,轮番上阵,全面开花。当然,办好刊物,乃是他主抓之事,1985年、1986年两年,《当代文艺探索》办得风生水起,我们也都尽全力支持它,把最满意的文章投给它。可以这么说,那几年,是魏世英最得意的几年,是他人生的高潮,也是福建文艺界最红火的几年。
但是,到了1987年,情况就不一样了。随着项南调离福建,《当代文艺探索》悄然停刊,魏世英变为福建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忙碌的生活清闲起来,舒展的眉头紧锁起来,同前几年大不一样,我同他的联系也少了。过了几年,岁数一到,他就退了下来,回家隐居。直到十几年后再在福州见到他,才知道他十几年中一直在酝酿构思与写作自传性长篇小说《悲喜春秋》。事情是这样的,1999年春,我南下返闽为母亲扫墓,顺访福州,蒙老友季仲热情接待,借住于福建画院,于是在榕城有几日之停留。在榕期间,省公安厅主办的《警坛风云》请我吃饭,建议请人作陪,于是请了魏世英。多年不见的老友相见,自然十分高兴。饭局结束之后,老魏邀我到他府上小坐,只见他一家仍住在祖传的大厝里,厅堂是开放的,宽敞而简洁。我们主宾落座后,只见他眉头舒展,话多了起来。大致是关于退下来十来年的生活情况,重点是关于接近杀青的长篇小说的构思与写作的情况。聊了一会儿,我就告辞回到住处。没想到,这竟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
日前在京见到房向东,同他交谈时才得知,魏世英把8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写好之后,一直找不到出版之处。省文联曾批下五万元资助出版的基金,他婉拒;一直到他的忘年交房向东就任海峡文艺出版社社长,把他的长篇小说纳入“海峡原创长篇精品”丛书的出版计划之后,这部饱含他一生心血的长篇佳作才有面世的机会。房向东还告诉我,《悲喜春秋》于2014年出版后,魏世英的身体已很虚弱,待书送到后,是年初冬便阖然长逝。我想起在听到魏世英辞世的噩耗后不久,在《福建文学》上读到的季仲悼念魏世英的文章中提及,魏病危时,拒绝送医院抢救,在家中安然辞世。其时,其亲属友人肃立其家门,目送一位少年时代即投身革命洪流、把毕生献给文学事业的文艺战士与世告别。想来那情那景是悲壮中又有几分凄怆的!
2017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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