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的名字是和《雪城》、《今夜有暴风雪》、《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知青文学”、“知青作家”，进而与知青岁月昂扬的理想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这几乎化作了一种油然自发的联想逻辑，对于写作者来说则很难讲是幸运或者不幸。被定格在自己最辉煌的时刻，证明了记忆的强大，它不仅适用于阅读和接受，在主观能动的创作思维中同样具有潜在的制约性；作家在生产情感的同时，亦为情感本身所俘获。突出的表现是某种价值伦理取向一经建立，便很难突破。它让文学成为一种身不由己的个体表述，并由此与外在宏观的社会思潮及文化现象共振、呼应。这在梁晓声的长篇新作《欲说》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欲说》究竟要表达什么呢？黑色凝重的封面上有一行提示语：“欲望时代的理想主义写作”，它道出了小说的精神实质。不是“说欲”或者“欲望的诉说”，而是“理想主义的欲说还休”；写作在此化为一种理想主义的存在状态，经由自我说服、抗争般的构思和叙述震荡，理想主义的精神脉络在文本中延续下来。

    《欲说》的主线是草根老板王启兆和他的秘书郑岚的爱情，这段浓墨重彩的情事被嵌入到一个发生在24小时内的反腐故事中：王启兆开发的豪华度假村在除夕之夜发生了惊天命案，省委书记刘思毅追查到底，牵连出腐败大案，最终王启兆走上穷途末路。就叙述的表层来看，《欲说》似乎和理想主义并不搭界；不仅如此，“大款小蜜”关系的设置，官场反腐的追踪探密，还让作品带上了通俗小说的意味。然而深读下去发现并非如此，大段的议论和心理分析让“通俗”进行得极不顺畅，那振振有词、力图包罗万象、干预生活的语调把“通俗”悬置了。一种老派的现实主义叙述。显然，《欲说》更愿呈现的是内在思想的曲折波澜，而并非故事层面的摇曳多姿。在《欲说》的答编者问中梁晓声曾说：“小说的可读性是多方面的，议论和心理剖析本身也是一种可读性。不要太低估读者了。”这种注重精神、自信于思想魅力的叙述伦理复苏了我们对《雪城》作者乃至“知青文学”的记忆。用依旧“古典”的文体来驾驭当下“时尚”的题材，这是坚持的蜕变，还是蜕变的坚持？或许我们只能这样说，在《欲说》的叙述中，理想主义以一种既遮蔽又敞亮的方式现身了。

    如果认为透过文体、透过议论与故事的抵牾还不足以表明《欲说》内里的理想主义气质的话，那么这种顾虑到了人物造型以及故事的走向上则会逐渐消失。《欲说》里没有一个彻底的反面角色，连最接近于反面人物的省委副书记赵慧芝也被赋予了忠于爱情、孝敬公婆的传统美德。外表粗俗、满嘴谎言的草根商人王启兆是个不折不扣的情种，在权钱交易的阴谋败露后，他侠义地选择了独自承担；至于省委书记刘思毅，尽管他不乏中庸世故，但总的来讲是极有人情味的。与其说他是个官员，不如说他更像个文人。而让这种文人意气在官场斗争的层层腐蚀中存活下来——此种可能性在现实中微乎其微——这不是理想主义的选择又是什么呢？于是，一切的构思以及叙述推进都演变成了理想主义的深刻而痛楚的自我求证。较之《今夜有暴风雪》等早期作品的直抒胸臆、张扬凌厉，理想主义在《欲说》中表达显得迂回而克制。一种犹抱琵琶式的“欲说还休”姿态，这便是理想主义在当下的处境。

    如此描述理想主义并不意味着它在当下就无所作为，某种程度上讲，“欲说还休”的抒情方式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在这个拒绝诗意的时代，纯粹而高尚的情感如果不想被误解为夸张和作秀，往往需要经过日常生活化甚至世俗化的打磨处理，以此达到一种不显山露水、缓缓浸润的抒情效果。《欲说》的情况有些类似，但做得并非天衣无缝。在与世俗结合之际，《欲说》表现出了理想主义特有的硬气和固执。以王启兆和郑岚的爱情为例，这段肇始于欺骗的土壤、有财色交易嫌疑的情缘，最终却以一个神圣而凄美的结局告终。就探究客观真实的角度而言，这里可能不乏一厢情愿的因子，但就见证和守护人性的温暖和甜美的一面看，这种一厢情愿又让人怦然心动。恰恰是那欲说还休、一厢情愿的举动，显示了理想主义力图介入当下、解释生活的努力和信念。而当我们试图用真实的标准来苛责《欲说》时，不妨扪心自问一下何谓真实？在我看来，真实是一种感觉，它建立在休戚相关的感动的基础上。虽然《欲说》的人物和情节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这些并不妨碍《欲说》给予我们真实的冲击。说到底，理想主义亦是真实展开的一种可能维度，它让我们意识到现时的真实是多么的僵硬与可笑。我想，这也应该是《欲说》最想说却没说出口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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