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先生执掌北大的那个年代，已成了北大永远值得骄傲的记忆。蔡先生的教育思想和办学方针，无声地垂训于此后的岁岁年年，它是北大永远的精神财富。这所最高学府不论经历了怎样的世变沧桑，蔡先生倡导的思想精神，使北大师生始终沐浴在他那广纳百川的浩瀚大气之中。它已成为这里的精神遗产，在时间的长河中恒远地绵延。

    怀念蔡元培校长

    蔡元培先生执掌北大的那个年代，已成了北大永远值得骄傲的记忆。蔡先生的教育思想和办学方针，无声地垂训于此后的岁岁年年，它是北大永远的精神财富。这所最高学府不论经历了怎样的世变沧桑，蔡先生倡导的思想精神，使北大师生始终沐浴在他那广纳百川的浩瀚大气之中。它已成为这里的精神遗产，在时间的长河中恒远地绵延。

    学校是一个不断更新的、流动的社会。一批学生进校了，一批学生又毕业离校了。人更换了一批又一批，而那种精神却一代又一代地留传了下来。不论社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而北大学生的那种精英意识，总是驱动着他们做推动社会前进的先驱者。这种思想的确立，受惠于蔡元培先生。

    蔡先生主事北大之初，提出了“十六字哉言”：“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十六字的深远意义，自不限于指出了北大的办校方向，更是一种人生境界的启迪，无疑是一种大气度、大胸襟的展现。其影响不仅在于开拓了北大人的学术视野，更启示并陶冶了北大人的立身处世的精神和姿态。北大“多事”，时不时地总有惊人的事件发生。北大人的思考和呼喊很有名，却多半不为一己的得失，多半总涉及社会进步、国事安危这样一些大题目。人在书斋，万家优乐涌上心间，读书而不忘世事，这正是北大人的通常心态。

    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建立之初，虽日它是去科举而兴新学，但仍有诸多陋习，如学生称“老爷”即是一例，读书为做官的思想也很普遍。蔡先生上任之初的那些举措，无疑给北大带来了新气象。他了解北大当年的积习，明知困难甚多，决心迎难而上。“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思想”，他到任后的第一个讲演，便是讲：“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认为要改变学生的思想，须以引进学有专长的教授为第一步。

    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思想，其要义不在保古而在推进新学。他尤为重视聘用教授中具有新思想的那些人。他首先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便是极有魄力的第一步。他也极为看重胡适，认为胡适“旧学邃密”“新知深沉”。胡适一回国就被聘为教授。陈独秀、胡适以《新青年》为阵地倡导文学革命，影响了北大也影响了全国。北大由是一扫旧式文人的积习，变而为新文化运动的堡垒。蔡先生从引进人才入手，一棋定局，彻底改变了北大的风气，并影响了全国学界。

    蔡元培先生本身是位学者，但蔡先生的个人魅力，以及他在中国文化学术界的地位，却首先在于他是一位领导潮流的人物。中国不乏纯粹的学者，那些饱学之士以前赴后继的努力，创造了中国学术的辉煌。但中国缺乏蔡先生这样的学界领袖。他的决策和行动的后果，也绝非是个人性的，其影响也绝非是暂时性的。这种人，如蔡先生者，他的影响足以改变一个时代的风尚。

    蔡元培先生出身旧学，他儒学功底很深。幼时曾在叔父铭恩公的指导下读经史小学等典籍。在叔父的影响下，蔡元培先生打下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稳固根基。13岁时，蔡先生受业于经学名宿，对宋明理学有很深的造诣。1892年，进士出身的蔡元培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如上所述，作为中国旧式知识分子，蔡元培先生的成就已是相当卓越的了。但蔡先生却是不同凡响，他并不以此为自己的学术终点。他敢于从零出发，迎向20世纪的学术新潮。

    1898年的变法维新，他站在时代的前列。也就是这一年，他开始学习日文。为了吸收西洋文化，他到世界各国考察。1907年抵德国，41岁开始学习德文。次年，入莱比锡大学研读哲学、文学、人类学、美学、文化学、心理学等。隔数年，复又作为期3年的学术游历。这一切，决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起时，他能坚定地站在新文化运动的一边，而且成为那场文化革命的重镇。

    蔡先生生当19，20世纪之交，正是新旧、东西诸种文化猝然相遇的时刻，也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变的时刻。蔡先生生当此时，既不固守，又吸纳新知，而在这种激烈的交汇、冲撞中完成了由旧而新的学术转型，他本人也在这种转型中成为中国知识界、教育界、文化界、思想界的一面旗帜。

    蔡元培先生垂范于我们这些后人的，是他并不充满传奇色彩的、伟大而坚定的人生，是他的具有极大包容性的宽广的胸襟，是他绝不墨守成规的、勇于革旧图新的开创精神。北京大学一代又一代的学子，怀着景仰的心情永远怀念他们的老校长。他们在校园美丽的一角他的铜像周围，为他植了常青的乔木、耐寒的雪松。

    金克木先生的文采

    我和金克木先生同在一个校园里，却是不常见面。一则是这校园太大，不同系的人经年难得见上一面，我晤见金先生有限的几次都是在校外的某些会议上；二则是北大的人一般交游都很淡，我这人又一向疏懒，不仅对师辈如此，对同辈亦如此，但对师辈尤甚，因为老师年龄大了，不好打扰他们。这样，我执弟子礼主动请安的时候就少，而多半是老师们有事垂询“召见”的时候居多。此种“召见”的事例，远的一次是大约四十年前冯至还住燕东园时，他约我前往谈诗（那次谈话涉及冯先生的《十四行集》，我已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述及），最近的一次则是前不久陈占元先生托人带口信约我见他（此次见面，他谈及也是将近40年前计划写作的（巴尔扎克评传），陈先生还让我看了他写于50年代的部分草稿）。而我于金克木先生，则是我不主动请安、他亦不主动召我的“特例”。

    但我对金先生却是时常想念的。不仅由于同属一个学校，也不仅由于他是诗人，与我的专业有关；更由于他文章多，我经常通过阅读获得他的教益。所以，虽不常见面却相当的熟识。说来也是若干年前的事了。那年台湾的作家王拓来访，中国文化书院借此举行一个规模不小的座谈会，金先生和我均被邀请。多时不见，只见他步履矫健、神采飞扬，完全不像是年近八旬的人。谈及写作，先生告诉我最近写了很多杂文小品，有几本书都出来了，有的用的还是笔名。看来，先生对自己的创作状态很是满意。

    又过了几年。那时在一片沉寂中我忽然想，这一片广大的国土怎么又只剩下一种声音了呢？于是在大家都缄默的时候想起开一些会。开会自然想起邀请一些，能坚持自己见解的纯粹的学者和作家来。于是便想请先生出马。电话里传来的依然是先生充满乐观精神的声音：“不行！我现在是除了嘴巴在动，其他都不动了！”他的调侃说明他依然有着活泼的思维、充盈的生命力。先生年事高了，出门不便，我当然不敢劳烦他。后来，我让一位博士生专门前去拜望了他。就是那次拜望，先生赠给我一系列他的著作，其中有《中国新诗库·金克木卷》《难忘的影子》《艺术科学丛谈》《文化的解说》《文化猎疑》《金克木小品》，以及译作《印度古诗选》等，均是80年代以后出版的。每本书先生均亲笔题签，时间是1993年。这些书涉及的文体有诗、散文、小说、文化和科技随笔、研究以及译作。论及学科的广博，先生的博学真让人吃惊。即单从文体看，足足说明先生是集学者、作家与诗人于一身的，能够得心应手地用各种文体进行写作的多面手。

    我们不妨从译作《印度古诗选》来看金先生的写作。入选的作品是从印度最古老的吠陀语、梵语和巴利语文学作品中译选的。这一点就很不简单，因为国内已经很少能够做这工作的专家了。再以《艺术科学丛谈》一书列举的篇目看，诸如“信息论美学”“实验美学”“建筑美学”“符号学”“民俗学”“人类学”“语义学”等，这些学科及其知识，在80年代的中国都具有前卫的性质，金先生是老学者，他能够站在这些学科的前沿发言，便是非常可贵而动人的。

    至于作为学者兼诗人的金克木，这种双重身份给他的散文创作带来了有异于人的特点，则是明显的。他的散文综合了学者的冷静和诗人的灵动的不同性格，从而拥有理性和感性相融合的特征。诗人的想象力和灵感使他的散文充满了动感和机趣，学者的求实和思考性则给予他的散文以沉稳和厚重。金克木很少在散文中作纯粹的抒情。不是他不擅长，恰恰只是由于他的这方面的特点都奉献给他的诗了。他说过这样的话：“写的诗，都是自己写不成文的；能用文表达，就不会写成诗了；文中有诗意还可以，诗中有文意似乎就不大好。”[1]可见，他对诗文不同文体的特征极为重视，他十分严格地不让诗中“有文意”，在这方面，他坚持了诗人最重要的品质，但他还是“宽容”地让他的文中保留了适当的诗意。读金克木的散文，即使是那些理论气息很浓的散文，也时时感受到诗意的光辉。

    晚年的金克木很少写诗，人们对他的诗人的印象，多半还是和施蛰存、戴望舒、徐迟等交游的青年时代得来的。当时，他属于非常先锋的现代派诗人的营垒。过了青年时代之后，金克木甚少写诗。但每次写诗，总有精彩之笔让人惊喜。这就是作为诗人对于诗性的矜持。记得1980年，为纪念戴望舒逝世30周年而作的《寄所思》二首，就给了读者极大的激动。其中的《夜雨》：

    悠长的一瞬，无穷无尽的呼吸。

    喧嚣的沙澳，严肃的游戏。

    西湖，孤山，灵隐，太白楼，学士台。

    悯怅的欢欣，无音的诗句。

    迷细雨中的星和月；

    紫丁香，白丁香，轻轻的怨气；

    窗前，烛下，书和影；

    年轻的老人的叹息。

    沉重而轻松，零乱而有规律。

    悠长，悠长，悠长的夜雨。

    短促的雨滴。

    安息。

    写的是夜雨中对故人的怀想。这种思念不借外在的描绘，而是纷繁的思绪和纠缠不清的感觉。那短短诗行所传达的矛盾和复杂，说的是人，也是诗，是艺术，更是人生。金克木作为成熟的诗人，他能够熟练地运用现代技巧，通过借助和再现戴望舒诗的意境和韵律，表达他对已故友人的思念。他的“悠长”“丁香”“惆怅”，都让人联想到戴望舒那首著名的《雨巷》。写这诗时金克木已入晚年，但他诗中却充盈着青春活力，仿佛有无尽的诗的矿产可待开发。可惜，他已无暇顾及多情的缪斯，他的注意力已集中于他长期从事的学术研究方面。

    令人感兴趣的是，在80年代以后，他的散文创作却进入了高潮。他的随笔小品的文思不断流涌，使人对这位学者的积蕴莫测高深。当然，作为学者，金克木散文体现的最主要特色乃是这种学者的气质和秉性。他通过轻松而不板滞的文笔，在散文中存贮和承载了丰富的知识和学养。读他的文章，能感受到诗人所具有的想象力和情感的有节制的发扬，更主要的，则是展示出学者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缜密的思考。这些特点，即使在那些学术性著作的序文中，也可以看到。他的一些序文都称得上是优美严密的散文。这些文章，除了给人以文学性的浸润，还涵容了相当丰富的学识。这是一般的散文作家所难以到达的。读这样的文字，一般散文容易有的轻浅感自然地消失，使人不能不以自然的心境感受学院特有的那种厚重。

    当然，读金克木的这类文章，首先是接受他的广闻博识的陶冶。例如这样的讲述：“史诗是印度蜚声世界的大著作，有著名的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以及十八部作为历史的‘往世书’。这里只收了《摩诃婆罗多》的一个著名神话。《罗摩衍那》已有全译，‘往世书’与史书类似，都没有选。这一插话在印度传诵最广，地位最高，大概是因为它宣扬了‘三从四德’性质的封建道德，同时，也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2]这些文字，朴实、平易、不事喧哗，看似信手拈来，如道家常，却是毕生修养学问炼出的精华。朴素不加文饰的文风，表现出学者的严谨，但它又是文学的，它没有故作惊人之笔的矫饰。

    在学者散文的创作中，由于散文作家的学者身份，也带来了他们的职业特性。这就是重说理、重论证、重知识的承载和传播。因此，行文较为冷静甚至流露出某种拘谨而缺乏灵动和轻松。金克木是诗人，故而有所不同，他的散文随笔在保持了学术性的特点之外，也注意到作为文学作品的特性。他的一些随笔喜欢采用对话体，大概也有这样的考虑在内，其动机除了增强辨析的色彩，可能也为了使文章不至于枯涩，以调节由于说理过重而产生的弊端。本书特意选取了严格说来不能算是文学散文的《文化的解说》一书的《世界思潮》一节，目的在于使读者了解像金克木这样的学者学术性文字所具有的文学品质。我们通过这篇文章，可以看到对于知识全面把握的大视野，看到他通过随意性的漫谈展现出来的深厚学术积蕴，以及那种不容置疑的雄辩的魅力：“人类在毁灭地球，破坏天空，用无法消除的各种有毒垃圾的加速增长来危害自己。人类能控制自然，但控制不住自己，只会由一部分人镇压和屠杀和谋害另一部分人。”最后，这篇文章还以诗意的语言结束：

    夕阳经过黑夜仍然会出现为朝阳。

    世界文化还没有老，还能不断产生新思想……只有白发老人不能重返青春了，不过还可以有青春的思想和青春的语言……

    金克木对散文创作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把传统的散文小品学术化了。这类文字往往是抓住一个有意义的题目就话题随意展开。在金克木这里，有很多时候是通过对话的设问或驳难把问题说得深入又有趣味，通过互相启发和撞击使思想发出火花。作者借助散文的方式使长期积累的丰富学识得以介绍和阐释。读金克木的散文，不能不为他的渊博的知识、精湛的见解所折服。仿佛有取用不尽的智源，他通过散文尽情地发散着他的学术积贮，几乎篇篇如是。发表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的《范盘商鞍：两套速效经济软件》，从《史记·货殖列传》谈起，涉及《老子》《庄子》《孙子》《左传》《资治通鉴》，甚而国外的《远征记》《万人退军记》以及东西罗马、围棋的黑白子等。海阔天空、旁征博引、天机云锦、编织成趣。没有丰博的阅历、深厚的储积，断然写不出这样的文章。

    近年来，金克木写了大量这样的学术性文字。这些文字，不是一般的读书记。它不单纯，而是在“闲谈”之中融进了作家的独特个性和修养。这在金克木，则是那种学者的认真严肃之外的那种不失幽默的天真乐观，那种对生活充满热爱的入世态度，那种长期为人师表的诲人不倦的（不是板着脸孔的，而是朋友式的聊天的）性情流露。他的创造力愈到晚年愈是旺盛，他已成为当代最多产的散文作家之一，以80多岁高龄的创作，其质量和数量都达到甚至超过比他年轻数代的作家，这堪称当代文界的奇观。

    金克木这类文章往往行云流水般的挥洒自如。因为是作家，又没有学院通常有的那种“呆气”。他博学，但不卖弄，只是兴之所至，侃侃而谈，充满机智而又轻松活跃。文章写到这个境界，真是出神入化了。还有一点，更加重要，这就是他不因为置身校园之内就与世隔绝，相反，他对社会现实和文艺现实相当关注并且投入。他耳聪目明，信息极其流通。文化及文艺、甚至社会市井的种种新闻，在他的文章时时可见。读他的文章，绝无沉闷之感，也没有那种“学究气”“八股气”，新气象如春风扑面，令人欣喜。

    读金克木的散文，深深感到他总是和活生生的现实人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谈论古旧，总因现今的思考所引发，他的思维是一脉活水。他总是面对实际发生的问题发言，特别是涉及文化建设和文学艺术方面的，他总是根据自己毕生见闻以及渊博的东西方历史、哲学、宗教、文学的学识，自由、洒脱、活泼地展开，从中体现出敏捷的思路、开阔的视野、机智和雄辩。这类文字，似乎只是无心地说，看似随意，但内质却有着学者式的严密和认真。举一篇此集未收的例子，这篇题为《试论近代英印冲突的文化意义》的文字为例，从题目看，很像典型的论文，但其写法却是随笔式的。这篇文章有如下的资料征引：

    英国还在印度制造灾荒，这是国际周知而且罕见的惨剧。东印度公司占领土地强迫收地租，委托印度包租人不断掠夺。一七七0年孟加拉灾荒中饿死了约一千万人，而应交的地租还是收足了。这是公司公开承认的。一七七二年印度的公文中说：虽然该省居民死了至少三分之一，耕地减少，而一七七一年租税净收入还超过了一七六八年。

    金克木散文中这种实际材料（包括具体数据）的引用，说明学者风格的坚定表现。他的散文随笔涉及知识的广度和深度，简直令人目眩。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法文、阿拉伯文到梵文，从佛教到基督教，从音乐、壁画到碑帖，从佛塔、经书到围棋，而且还要加上上述那种从官方文告中摘取的统计数字。但是，他的文字中没有罗列和堆积，而是随着文脉流动而编织成序。读他的文章产生愉悦，因为他把自己的个性风格和情趣投入其中，从而与文中那些理趣融为一体。如下的文字便是一种证实，说明诗人的品性在充满理性的文字中闪烁着光亮：

    有不少人看到宗教经典读不下去，心中认为那是愚昧无知的产物，以此回答心中存在的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相信这些不可相信的话？从社会条件方面解释宗教行为不足以完全解析其内在的思想。这不完全的解说也不能达到充分的理解。由此引出知下智慧的闪光的结语：“认为别人无知固然可以由感觉自己‘有知’而满足，而由此也会忘了自己对这种‘无知’也同样无知。”

    用一般的散文家创作的视点来评价金克木的创作容易产生误差。一般意义的散文总有它固定的艺术约定，包括散文的抒情性在金克木的创作中也有严重的缺失。若是在他的散文中寻找刻意构造的意境或韵味会失望。甚或那些公认为属于散文普泛品格的“即景抒怀”一类，在金克木的散文也极少出现。包括一般的艺术雕琢或技巧追求，他的散文也淡到近于极限。应该说，成熟的人生和成熟的学问，使他自然告别了那种青春幻想的心境、情趣和文风。不是说他不具备和拥有艺术创造的眼光和手段，而是他已不需要。对他来说，情趣就是人格，意境就是人生。他是如何生活的，他就如何写，写作对他来说已不是“创作”，而只是他要“告知”。他如一只成熟的蚕，通体光明，丝丝缕缕都是生命的精华。他走过的路，他经历的人生，这些经验和体悟已无需形容和装饰。他道出就是艺术，这是自然的、朴素的，或者是近于天成的。因为他所拥有的，很少有人能拥有。

    当然，不是没有个性，而只是个性无需特别的“表现”，不是没有风格，而只是风格就是他本身。我们读金克木的任何一篇文字，都感到是这一个“他”在说话（是说话，不是抒情，也不是描绘），这种话和说话的方式均非他人所能替代。例如，在最近发表的那篇《与诗对话：＜咏怀＞》，对“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两句诗，他就“多言”“繁辞”作了精彩的发挥：

    “焉所告”就是“何所告”？何处告？“将诉谁”说了也是白说，何必说那么多？然而，阮老前辈！您既然开了这个头，以后接着来的就更繁更多了。（离骚）从此变成（味怀）了。然而，现在城市中高楼林立，见不到明月，听不到大雁，“北林”“朔鸟”都消失了，“上山下乡”已成过去了，环境变，人也变了，不孤独又没有忧思的人怎么会和（味怀）共鸣呢？（味怀）永远是孤独的。

    “《咏怀》永远是孤独的”，这是何等的警语！这不仅说明金克木对阮籍《咏怀》的独到见解，而且他还通过对这首古诗的解读，表达了某种优思和焦灼，他出语平静，而平静之中却富有现世的激情。

    金克木人生阅历极丰，知识极深广，不仅对于人文科学和语言学，而且还对于自然科学；对于中国古代文化，文章典籍涉猎既多，且思维敏捷活泼，于常人可见之处，每发奇思。所以一题到手，总是泼墨成趣。把学贯中西或博古通今这些话放在金克木先生身上，是恰如其分而毫无溢美之嫌。在他的文章中，关于各国语言文字、宗教哲学、风土人情，道来总如家常，于平常处闪烁着智慧之光。虽年长，而思想却新敏，于世事毫不隔膜。读金克木文章，无处不感到他的青春精神、新潮意识。在他的观念里，古今中西是浑然一体的，往往随意谈开，便风光满眼，妙趣横生。近作《与书对话：（礼记）》对“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定是非也”一段话的解释便充满了机趣：“我明白了。这句话的第一点是民法，第二点是刑法，第三点包括国籍法、移民法，第四点连所谓‘法哲学’都有了。思想很现代化呀。”这份诙谐，这份通俗的深刻，写这文字的只能是这样特定的“年轻”的金克木。

    金克木散文的这些文章风格和表达方式，断然不同于传统观念中的那些散文，也与新文学以来的那些杂文的观念有别。他的散文中包含了思想随感、读书记、文化漫谈，甚至文献考订的宽泛内容，而且以充分的书卷气为其特色，大体接近于杂感、笔记一类。以流行的艺术散文的文体来衡量金克木的作品，可能会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好在散文这文体本来就随意，就驳杂，既然大家都承认金克木的文章有文学性，则认为它属于文学便是适当的。

    这样看来，作为文学作品的金克木散文，其中自然也包括并体现出作家的特定风格。风格即人，这是大家都赞同的老话了。若说金克木散文的风格即他个人风格的体现，这大体也是适当的。那么，什么是他的风格特征呢？这就是：智慧、谐趣和从容。读金克木让人心境沉静，有一种彻悟。但又不是远离尘世，不是避隐，沉静之中却导引人面对现世，而不是面对空无。《告别辞》可说是一篇奇文字，说的是八卦阵中的“死门”，说的是“自搅”“自祭”，说的是“前天才得到的我的最好的女朋友的死讯”，总之，这是一篇生离死别的文字。一般人接触这样的内容，往往会有浓重的悲哀，会有悠长的或轻轻的叹哨，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却是安详和超然：“设想我躺在那里排队等待火化，那时该想些什么，要说些什么？”“出世入世并无分歧，纸上千言无非一语。在那里的路上有我们无数的足迹，现在该收回了。”“又想到新去世的女朋友。她在最后的信中问我要不要她所保存的我的信。我回信说，不要了。人亡物在，何必呢？”这种心态，这种境界，以及表现在文字上的这种风格，是学也学不来的。我想，这就是金克木先生文字的最珍贵的东西了。

    金克木先生，安徽寿县人，1912年8月14日生。幼年受塾师课蒙，读古文古诗。早年受业于家乡中学，并任教于乡村学校。1930年夏到北京，在大学听课，自学。1932年到山东德县师范任教。1933年开始在《现代》发表诗歌。1935年任职于北京大学图书馆。1939年在湖南大学讲授法文。1941年赴印度，学印地语及梵文。随后，又学印度哲学、文学，并游历印度各地。金先生早年的那些经历，在他以辛竹署名的《难忘的影子》这部“纪实性的小说”（这是我给这部作品杜撰的命名——作者注）中可以看到。1948年起，金克木先生入北京大学任教，任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至今。金先生早年是著名的现代派诗人，与施蛰存、戴望舒、徐迟等交往甚深。随后，金先生又成为著名的学者，特别对印度的宗教、哲学、文学、语言有深入的研究，他是国内少数几位梵文专家之一。80年代以来，金克木先生文学创作极丰富，尤其是在散文创作方面。金克木散文创作的成就，可与他的新诗创作、学术研究鼎足而三。他是当代中国散文创作的影响很大的作家。

    替金克木先生编这个散文选是我的愿望。两年前，我获知百花文艺出版社要出一套当代散文作家的作品选，我即向范希文和纪秀荣二位建议应列入张中行和金克木的两本，这意见他们采纳了。编选金克木散文选的任务因此也就落到了我的头上。蒙金先生不弃，他也同意由我担任此项工作。为此他送给我大部分他近年出版的书。

    金先生愈到晚年，创造力愈充沛，文章写得多，也写得漂亮，这真是一个奇迹。金先生的各种集子，有自编的，也有别人编的，已有多种。我这次编选，想侧重从学者散文的角度进入。学者散文云云，国人多有提及，名字妥切与否可不计，但学者为文有其特点则不容置疑，我取这个角度，也旨在使这个选本有一点新意。

    这次编选，参阅了金先生近年出版的多部著作。接受这项工作之后，我便留心金先生散见报端的新作，有见到的我就剪下，留以备用。其中如刊登在1993年9月号《鸭绿江》上的《告别辞》，我读之惊喜，以为此文最能代表金先生的人生态度和写作风格，便剪存至今，终于派上用场了。

    任务算是接受下来了，我以琐务缠身，迟迟不能动手，便想打退堂鼓。还是范、纪这两位尽心尽责的编辑，数番自津门驾车往临寒舍，督促鼓励有加，他们的敬业精神使我感动。心想君子一诺，自应克服种种困难完成它，也好向我敬重的金先生交卷。今夏北京多雨，天气不热，我利用假期终于完成了萦系于心的这个夙愿。

    此书体例是我自定的。大体按内容分类，由近及远编排。只收80年代，即所谓文学新时期以来的作品，下限是1995年的当下。编目以空格断开，每隔断的部分，其内容大体接近。这只是一种模糊的分类法，因为金先生的文章海阔天空，行云流水，其内容甚驳杂，难以断然分开。按现在的分类顺序，大体是：具有自叙性质的；对历史人物或友朋的纪念的；涉及评论文学艺术的随笔；关于文化或与此有关的思考的，内容也是“由小及大”的展开。

    先生本色是诗人

    ——记林庚先生

    我少年时代便痴迷于诗，很有些癫狂的时刻。写诗影响了我中学时期学业的全面发展，及今思来，尚是后悔不迭。但因为学诗而“认识”了林庚先生，却使我受益良多，是终生引以为幸的。那时不知是由于什么机缘，我读到了林庚先生的诗（随后，还有何其芳和辛笛的诗）。林先生早期的自由体诗，一下子便令我倾心。开始是默默地读，读熟了便偷偷地学着写。我觉得他那些含蓄的韵味、委婉的语调，能够传达我那时对于生活那种朦胧的、捉摸不定的感受。当然，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充盈在林先生所有的诗歌创作中的那种“唯美”的追求。

    那时我写了不少这样的“林庚体”。有些诗发表在家乡福州的《福建时报》和（星闽日报）的副刊上，时间大约是1948年和1949年两年。它们是我的诗歌处女作。我年轻时和许多文学青年一样，做过诗人梦，断续地写诗直至进了北大。但我和他们不同的是，我很早便觉悟到我成不了诗人，直至最后放弃了诗的写作。但我承认在我的所有习作中，写得最好的，还是我学习林庚先生（混合着何其芳和辛笛的影响）的那些诗。林先生也许并不知道，在我的心中，他始终是我的诗歌启蒙者和引路人。尽管在漫长的岁月中，我无缘认识林先生。

    真正拜识林先生是在我1955年考进了北大之后。进了北大，我就理直气壮地成了林庚先生真正的学生了。我入学的时候，林先生大约刚到四十岁，风华正茂，却已是北大和全国知名的大学者了。那时林先生为我们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史，是隋唐五代那二段。林先生讲课令我们着迷。他讲诗人的作品，不仅是在具体的时代氛围中讲，而且能够“置身”在诗人的具体写作环境中讲。因为林先生本身是诗人，有很多实际的创作经验，他知道创作的甘苦。这种从作品“回到”创作情景中去的学术研究的路子，是我从林先生那里学到的，并一直影响着我的学术工作。

    最令我们难忘的是他那细致的艺术分析。在别的老师那里可能是简单地一笔带过的地方，林先生却是条分缕析，如剥笋般地层层深入，直抵那艺术性最核心的也是最精华的部分。他对古诗中“木叶”（“无边落木萧萧下”）一词的剖析，我是当时在课堂亲耳聆听的。那时的欣喜无以言状。50年代中期，表面上虽有“百花齐放”的提倡，而内里却依旧是严厉的言论控制。林庚先生的课堂讲授，他对于文学作品中的艺术性的重视，是要承担风险的。林先生未必不知，却是坦然对待。记得有一次系主任召集会议，听取学生意见，我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我说林先生的课讲得好，还引了“木叶”的例子。记得当日的会议主持者听了，明显地流露出不以为然的神态。

    我不知道当日的天空中正酝酿着狂烈的风暴。随后呢，不仅是“木叶”遭到了批判，而且林先生的“唐诗的黄金时代”，乃至“布衣精神”，也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了谴责。那是一个以政治掩埋和吞噬艺术的年代，林先生的“唯美”的学术倾向，是有悖于世的。1958年“大跃进”中，我们这些无知而又天真的学生们，响应了“拔白旗，插红旗”的号召，也真真假假地把林先生当成了批判的对象。但在我的心中，林先生还是林先生，他的学术精神，他的人格魅力，是我以毕生的心力倾慕、追随、仿效而始终难以达到的。

    林庚先生是北大的骄傲。他的学术操守，他的人格力量，始终代表着北大的传统精神。他默默住在燕园平静的一角，不与世隔绝，却与世无争；虽然身居深院，却总是心忧天下，萦怀于万民的忧乐。林先生平生自奉甚严，淡泊名利，视功名如草芥。他始终坚守他的布衣精神，以平常心，做平常事，过平常的日子。他名满天下，著作等身，培养了无数弟子，却依然清清雅雅，浅浅淡淡，一副平常居家的样子。

    燕南园是嵌在北大校区中心地带的一块绿宝石。不大的院子，松槐夹峙，竹影婆婆，一个清雅的所在，却是大师云集的地方。这里住过冯友兰、朱光潜、王力、周培源——这些老师的家我都进过，林庚先生的家更是多次拜访。只有在这里，你才知道什么是淡泊，什么是宁静。这些老师的家都很平常，好像除了书籍，别的都不起眼，或者都不重要。林先生的家更是如此，绝对与豪华无涉，说是清贫，却未见过分。有一个厅，却是连一套像样的沙发也没有。记得有一只过时的冰箱，倒是被放到了显要的位置，这就越发显示出“家无长物”的特殊境况。

    固守清贫生活，固守布衣精神，在林先生那里，精神的富足是永远的和绝对的。在往常，我们常在燕园的林荫道上遇见林先生潇洒的身影，步履矫健，衣袂随风，恍若仙人。这些年，林先生退休了，却没有停止过他的学术活动，新诗的形式问题、楚辞和唐诗、古典小说和文学史，都是他思考的世界。老师们退休得早，收入并不丰厚，倒是应了“清贫”二字。但林先生安贫若素，不改其乐，前些年精力旺盛时，还经常引吭高歌，林先生是美声唱法，是漂亮的男高音。风雅绝伦，风流调镜若林先生者，我认定他是李白一类的仙人。

    在朗润园静静的一隅

    ——记陈贻锨先生

    那时他总是骑着自行车到我这里来，他一般不进屋，只在园子外面喊我的名字。每当这时，我就知道他一定是做了一首自己满意的诗，或者是写了一幅自己得意的字，每当这个时候他总没有忘了喊我——我相信在很多时候，我是他的得意之作的第一读者——他总没有忘了让我分享他的创作的喜悦。这时我请他进屋，我们一道喝茶品诗，或者欣赏他的书法，往往到了灯火阑珊的时节。也有的时候他并不进屋，留下他要我看的，又匆匆地骑车走了。他的行止使我想起《世说新语》中的“王子酞居山阴”，颇有“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神韵。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位真名士。我们的这种交往在他的《梅棣庵诗词集》里留有痕迹，其中《访谢冕谈诗不遇》：“新诗改罢待评论，相访高楼子应门。道是阿爹忙教学，昨朝冒雨下黄村”，记的就是许多这类交往中的一次。

    我们习惯了都喊他“大师兄”。其实我们当学生时，他已是教师身份，给我们讲过课，也辅导过我们，是名副其实的老师。只不过是北大中文系有个特点，大多数同事都毕业于本系，都是先后的师生、同学的关系，在称谓上老师辈均称先生，同学辈则直呼其名，这是惯例。这样就出现了“标准”的问题，陈贻掀先生于是就成了“师生”还是“同学”的“分界线”。在他以前是年纪较长的，即自冯钟芸、吴小如先生以上直至游国恩、王力先生等，是师辈；陈贻掀先生往下是同辈。“大师兄”就这样叫开了。

    其实“大师兄”的地位是很特殊的，我们这样称呼他除了有同辈的亲切之外，还含有对师辈的尊敬在内。陈先生对于我个人来说，始终是让我敬重的师长，又是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就这样，他以亦师亦友的身份走进了我漫长的北大生涯。他比我年长，毕业也比我早好多年，叫他大师兄，我总觉得有些欠他。但他本人显然并不以为意，甚至还有点喜欢这称呼。不论怎么说，他是我在北大、也是我这一生中无可替代的、终生难忘的良师益友。

    他也经常邀我去他那里喝茶。那时他住镜春园。一座清雅的小园，门前是一道垂花门，进屋穿过一条不长的游廊，直抵他的书房。我们被围在四厢的书中，享受着周遭的寂静。竹影婆婆、花香盈室，品茗临窗，考古论今，不觉日斜西山，蛙声起于四野。像我这样能够经常流连于陈先生的书房的人，恐怕不会很多。我诚何幸，能够有此殊荣！

    陈先生的专业是古典文学，而我的专业则是现当代文学。常言说“隔行如隔山”，何况我们中间隔着长长的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这些古典文学的辉煌！但这丝毫也没有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我们几乎无话不谈，当然谈得最多的、经常性的话题则是诗和文学，也时常论说历史上的和现实中的人物故事，知人论世，总以格调和气节为品评的标准。奇怪的是，我们的见解竟是这样的一致！真用得上是“心气相投”这样的形容。

    他是古典文学的专家，又是诗人。他写的是旧诗；各体都写，而且各体都写得顺手娴熟。有一段时间他痴心于写五言排律，他在这种智慧的文字运作中得到满足。陈先生一面教学做研究，一面又创作。他是性情中人，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他没有一般做学问人的那种“愁苦”，他总是充满了乐趣——探知的乐趣，理解的乐趣，创造的乐趣。

    他的诗颇得唐人神韵。也许是我的偏爱，我以为在古今各体中，他的七绝不仅写得清丽，而且韵味深长。陈先生知道我不会写诗，但他认为我懂诗。所以他有了新的创作总没有忘了找我，听取我的意见。他的这种信任感，很让我感动。我通常也不辜负他的这种信任。我总是能在他的新作中，找出那些最闪光的、也是他自己暗暗得意的句子。每当此时，我们都有一种“知音”的欣喜。这种对于诗的寻觅和理解，无形中使我们的心更加靠近了。

    在我认识的古典文学的研究者中，多数人并不关心也不了解中国当代文学。陈先生是少数的例外，他关心和谙熟中国当代文学，在古典文学研究界是很突出的。他不仅关心、而且相当了解中国当今创作的实况。更为让人惊喜的是，除了写旧体诗之外，他还写小说。早在20世纪中叶，我在当时的《北京文学》上读过他的历史题材小说《曲江踏青》。作为古典文学的研究者，陈先生是有点与众不同，他不仅在史料中研究他的对象，而且在这种研究中进入了古人生活的时空，感知他们的品性与情感，把他所了解的历史人物以形象化的方式再现出来。他是始终生活在他的研究对象中的，杜甫的入世，李白的潇洒，王维的淡泊，李商隐的瑰丽，都融进了他的人生。他做的是活学问。

    其实在开始时，我和陈先生的交往只是一般的，说不上深交。我们的来往多了，是在20世纪60年代、学校里的秩序开始变得不正常起来以后。这种“不正常”，简而言之，即是不让学生正常地学习，不让教师正常地研究和教学。不间断地、变着花样地驱赶着师生从事各种各样与学习不相干的“运动”。我和陈贻掀那时都置身于这样非正常的环境中。仿佛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接连不断的学术批判运动，反而使我们的心更加靠近了。即使是“文化大革命”那样急风暴雨式的非常时期，也没能中断联结我们心灵的纽带。

    那时我们的处境大抵相似：头上有悬剑，以“戴罪之身”做事。我们一方面要承受着不断变着花样的“阶级斗争”的压力，另一方面又要按照各式各样的指令干活。我常叹当日的我们，甚至比一边挨着鞭子、一边耕作的牲口都不如，因为牲口没有精神奴役之苦。但不论环境如何恶劣，我们都没有忘了我们的教师身份，不论处境如何，只要是事关教书育人的，我们总尽心地、甚至是忍着屈辱地去做。记得当年，工农兵学员进校了，要进行“开门办学”，这事轮到了我和陈先生的头上。我们都做了，我去了云南，他去了山西。在鲤鱼洲“五七干校”，我放牛，他用牛。我们的友谊是在非正常的年代里结下的。

    动乱的岁月结束了，我和陈先生都回到了各自的学术研究中来。日子开始变得正常起来了，我们都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岁月，我们的日子过得紧张而充实。社会大动荡一结束，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坐到了书桌前，摈弃一切的应酬，以惊人的意志与毅力，开始了（杜甫评传）的写作。自1979年至1984年，历时五个寒暑，终于完成了百余万字的皇皇巨著。尽管有李庆粤先生的全力支持，他还是为此而丧失了大部分的视力。

    我们都在忙各自的事。但不论多么忙碌，我们来往依旧，谈诗和欣赏书法依旧。他从镜春园迁家朗润园，朗润园的书斋依然有香茗在等我。我原以为我们之间这种始于20世纪60年代、历时四十余载的既是淡淡的、又是深深的交往，会无限地继续下去。但风云不测，人事无常，终于有一天，人们告诉我：大师兄病了！陈先生身材魁梧，体魄强健，声如洪钟，乐观放达，充满了生活情趣，不论从生理的还是心理的角度看，他都是非常健康的。我想不到他会有病，而且病得不轻。

    我是不会安慰人的，对于至亲至敬的人尤其如此。因而我很少去看望他。但我无时无刻不想着他、念着他、在心的深处默默地祝祷着他。我盼着他的康复，盼着有一天，我们重新坐在朗润园他那竹影摇曳的窗前品诗论文，而且面前有一杯他倒给我的飘着香气的茶！我一直这么幻想着。直至有一天在未名湖边遇到他——他坐着轮椅由人推着——可是，陈先生已经认不出我了！这是一次让我绝望的打击。也许是我自私，我想，药物既不能唤醒陈先生对以往一切的记忆，我去看他，除了徒增我的伤感又能有什么？大师兄，以你的超然物外的洒脱，你该不会责怪我对你的“忘却”的吧！

    那时，陈先生还在他的静静的湖边的一隅，过着他静静的病中的日子。那时，恰好我接受了一个任务，为纪念中国文学五十年的发展而选编一本诗集。为了表达我对他的怀念和敬意，在这本有意义的书中，我选进了他的诗。这一切，也许大师兄病中并不知情，但只有这样，我的心才能稍安。我能为他做的，也只能是这样的一件小事，我的悲哀是深重的！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令人哀痛的告别大厅！大师兄躺在鲜花之中，他已经无知无觉、不悲不喜。而在我，却是永远地失去了我所敬重的老师和朋友！我多么惭愧，我和他神交数十载，谈诗无数，终究不能从他那里学到做诗的本领。在这篇纪念文章的最后，我想起了葛晓音写的悼诗，她说：“慈训何时敢忘之、终惭愚钝不能诗。”然而，她毕竟写出了她的悲情，而我终究未能！

    那素朴和平易让人敬畏

    ——我心目中的季羡林先生

    在北大校园里我可以比较放松地与之晤谈的长辈，只有少数的几位，首先便是季羡林先生。季先生是东语系教授，有段时间还担任北大的副校长，而我认识他时只是中文系的普通学生。从学问、人生阅历到年龄，我和季先生之间都隔着长长的距离，但我却有幸亲近了这位忠厚长者。

    有一次和季先生闲聊，谈及季先生弟子满天下的事实。经季先生认定，认辈分，我该是季先生的第五代弟子了。但上述那些“距离”，却不妨碍我和季先生不那么拘谨地交往。在中文系，直接为我授课的教授很多，包括我非常熟悉、也非常敬重的一些老师，我和他们的接触，大体还是相当拘束的——至少是和季羡林先生的接触有些不同。季先生的魅力，来自他拒绝一切装饰的平易和素朴。

    有几次我和季先生一道外出开会，为了省钱，我总是搭乘先生要的车。一般的道理，作为晚辈，最起码的礼节应当是，我事先随车出发，前往迎近先生。但每次提及，他总是说，从朗润园到你那里顺路，还是我前去接你吧。这样，就造成仪礼上的失序，但先生却视为平常。从这样小小的事情，可看出先生为人的一贯。这是一位非常本色的人，一切的虚华对他来说都是多余的。尽管他博古通今，学富五车，是当今学界享有荣誉、受到普遍景仰的大学者，却始终保持了北方原野那份质朴和单纯。

    季先生不论是漫步在燕园的湖滨，还是出入庄严的场所，始终都是一身朴素的衣着。他是那样普通，普通得无法和周围的人加以区分。他如同一滴最平凡的水珠，无声地消融在大江大河的激流之中；他如同一粒最平凡的泥土，加入了无比深厚的黄土地的浑重之中。由此我悟到：一切的伟大只因它来自平凡，并由平凡所构成；伟大无须装饰，也不可形容，伟大只能是它自身。正是由于这样不可辨认的一般和平常，却生发出逼人的辉煌。我从季羡林先生的身上，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

    在我有限的人生阅历中，见闻说不上丰富，却也是和各样的人都有过交往。一些人拥有权势，一些人拥有金钱，更多的人拥有学问和才气。那些拥有者，也不是都乐于炫耀他们的拥有。他们中也有人体现出良好的素质，但我依然能够从他们“不以为意”的修养中，看到他们对那种“拥有”的“在意”来。而季先生则不，他是极为单纯的，单纯到不染毫纤的自然。我心目中的季先生，只是一位极普通的长者，在极普通的状态下说话、做事、写文章。

    我曾在一篇纪念师长的文章中说到这座校园中单纯的人际关系：各人都有自己的一方天地，平时都忙着各人自己的事，对于枝枝节节往往不甚经心。师生、朋友的情谊都简化到最平淡处。我和季先生的交往，也如同这校园中所有的人那样，平时无事不相往来，路上相遇，额首致意而已。但即使如此，我还是不断地从他那朴素、平淡和普通中感受到那种崇高人格具有的震撼力。

    对于一般人而言，都是年龄与精力成反比，年龄增长了，学问自然更为丰富成熟，但他的创造性的投入则往往日见衰落，这是一种规律。但这种规律在季先生身上却不适用。他愈到晚近，学问愈做愈大。他连续主持了几个大得让一般人瞠目的学术工程。一般人到了季先生这样的高龄，往往表现为力不从心，而季先生却是愈战愈勇，仿佛是重新获得了一次青春。所有的人都想倚重先生的名望，于是有了频繁的拜访和频繁的邀请，这几乎构成了先生日常生活的常态。我们于是也看到了许多场合先生的出席以及他的切实而精彩的讲话。不知季先生从哪里获得这么旺盛的精力与热情，他的存在真是一个奇迹。

    更让人惊叹的是，在极度繁忙中，他近年的散文创作也创造了一个巅峰状态。被诗人牛汉谑称为“老生代”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季羡林。我们在不断获知季先生学术上不断获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例如第一届国家图书奖，他首创一人获得两项巨奖的例外），还不断读到他的随笔和艺术散文的华章丽句。在当前散文界，季先生的创造力完全不低于比他年轻几代的作家。

    最近韩小蕙主编了一本散文集《永久的悔》。她在序中说了如下一段话：“我首先要向大家介绍的是季羡林先生的《赋得永久的悔》，这篇文章从我发出约稿信，到季先生寄回文稿，前后一共只用5天时间，不需屈指，4000字的文章，耄耋之年的季先生只用了一天一夜！”韩小蕙最清楚，她的同样的约稿信在我那里是如何的遭遇：一拖再拖，拖到不能再拖！所以，她表扬季先生，我收获的却是加倍的愧疚，为我的懈怠和墉懒！

    季先生在我的心目中，是最慈祥、最宽厚、最和蔼的师长，同时也是最严格、最让人敬畏的师长。不是由于他的严词厉色的鞭策（他从来没有），而是由于他的这种无言的垂范！北大的图书馆藏书之富世所闻名，我惭愧的是，进图书馆还需别人指引。而我听说，八十高龄的季先生日日埋首其中，风雪无阻！

    世上有人除了炫耀他们的财富和学识，还炫耀他的权威。他们以为摆开阵势，做出吓人的样子，便能震慑他人。其实不然，如季先生者，他只是极普通地说话、做事、写文章，用他的平常心、平常态、平淡至极的无言，却让人从中照出了自己的渺小、浅薄和虚华，从而生发出深深的敬畏之情！

    垂花门前的追念

    ——记吴组缃先生

    吴组缃先生原先住在镜春园八十二号。那是一座清雅的中式庭院。灰砖青瓦，垂花门上爬满藤萝，院内植有花木，竹影森然。

    50年代一个槐花飘香的下午，我送一篇关于冰心的学年论文请先生批评。这是我第一次在课堂之外和先生相处。他给我的印象是严格得有点严厉，他不轻易赞许一个年轻人。

    后来，开始了动荡的岁月，吴先生的生活和工作也在这样的岁月里动荡着。昊先生原先接待我们的书房被挤去了；接着，吴先生原先的房子也住不成了……总之，那是很痛苦也很漫长的岁月。

    我知道吴组缃是同情劳苦者的进步作家，知道他早年做冯玉祥先生老师时影响了冯将军积极抗日；也知道新中国成立后吴先生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吴先生是不断追求进步的，但他却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受到打击。

    这当然与那年月总的风气有关，却也多半由于先生的“直言”。1957年的“反右”，吴先生也受到打击，他艰难地过来了，但他还是“直言”批评当时的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打一下屁股给一颗糖吃”。那时“鸣放”的号召已过，正是实现“阴谋”之时，闻者心惊，吓出一身汗！“文革”中先生和师母也历经坎坷，好不容易熬过来了，但吴先生依然不放过哪怕绝无仅有的机会“直言”。他在会上抨击“文革”造成了知识和文明的“不毛之地”。那时并不是如今的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还是一个言必称伟大英明的时代，闻者亦禁不住要为吴先生的处境忧虑。

    但昊先生依然步履从容，依然慢悠悠地往他的烟斗里装烟丝。他还是不走样地侃侃而谈，带着机锋，却从不激昂。难道吴先生不知道这些言论的后果吗？但先生显然并不想改变什么，我们北大的老师们大体都是这样一些“固执”的人。这与其说是性格，不如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格的坚定。

    吴先生是一位清高的知识分子。他的工作只是写作和教书，可以说除此之外他并不需要，甚至也不关心什么，他和老舍先生私交之深是大家都知道的，他还曾托人赠我一套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但我却亲自聆听过昊先生对这位老朋友的公正而尖锐的评价。吴先生认为即使是老舍先生这样杰出的人物也不应“神化”。至于我，作为昊先生的一位并非“嫡传”的学生，在我过了50岁之后也还有幸让吴先生批评得好久都不自在。吴先生是眼里容不得半点灰尘的人，他的耿介与他的淡泊构成他奇特的魅力。

    但他却是心胸博大而有包容性的人。在一次文学会议上，我听到吴先生关于现代意识和文学现代性的精彩发言，他严厉批评了复古倾向。他的发言甚至遭到一位三十年的老朋友的“驳斥”。吴先生鲜明地站在文学探索者一边。还有一次，在一次开往八宝山的车上，我，王瑶先生和吴组缃先生同座。王先生感慨地说，如今好多文章他都读不懂了，吴先生很洒脱地告诉他，“看不懂你就不看好了”。

    50年代我们这些北大中文系的学生是很幸运的。那时，那些博学的老师们正当盛年，他们的学问人生也处于高峰状态。我们的许多基础课都是这些老师亲自讲授，游国恩先生讲《诗经》《楚辞》；林庚先生讲唐诗；王力先生讲汉语诗律学，王瑶先生讲现代文学……那时吴先生给我们讲宋元明清这段文学史，后来又给我们讲《红楼梦》专题课。

    昊先生讲《红楼梦》和别人不同，因为他既是教授又是作家。因此他讲的既有对于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的背景介绍，又有严格的史实的征引和证实，这些均与融个人创作经验于其中的论析结合，举凡从构思、情节乃至个性化的人物语言等，他都有新颖独特的分析。

    我最后一次看吴先生，是他在北医三院的病榻上。吴先生已经不会说话了，他正艰难地、也是最后一次与死亡搏斗。我感到痛苦，因为我心中的吴先生是不能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去年，我和北京作协的朋友们一起向吴先生庆贺85岁生日，那正是吴先生经历一次大的手术后胜利归来。他对生命充满信心。他给我们讲“歪墙不倒”的道理。他自喻“歪墙”，因为在他的兄弟中，唯有他体质较弱却活得最长。

    那次谈话已成了永久的纪念。那时我感到吴先生对人生有一种彻悟的透明。他讲每个人的存在都只是一次偶然，那只是一次千万个精子与卵子的偶然中的结合，但形成生命的这个结合体却是幸运的胜利者。昊先生这番话是渗透生命奥秘之后发出的。我想，他的意思是长者对我们的劝勉：每个人都不必把这种“偶然”的获得和失去看得过重，但每个人又应当十分珍惜这种“偶然”的胜利而要把它发挥到极致。

    现在，吴先生已经不在了，我再一次感到了生命如芦苇般脆弱。吴先生执着而勤勉地度过了他的一生，但他还有很多事来不及做。80岁以后，吴先生曾立志要写一部《吴批红楼梦》。但死亡的钟声却无情地敲响了，留给我们的是永远的遗憾。

    陌生而又熟悉的镜春园七十六号

    ——记王瑶先生

    镜春园七十六号那座庭院是我既陌生又熟悉的地方。王瑶先生烟斗里的微光总在那间飘散着浓郁书香的房中闪动。没有特别必要的事，我从不去打扰先生，我知道他的时间十分宝贵。和王瑶先生的每次会见，我都是拘谨的，尽管他对我总是和蔼甚至是有点不同于对一般学生那样的客气。但先生的严格和严厉（特别是在治学上）是出名的，每当我走在他的近前，总感到了某种不得不让人拘谨起来的力量。

    从50年代开始做王瑶先生的学生，迄今已有三十余年。我和先生单独相处的时间极其有限，我私心羡慕那些有很多机会接近先生并能从容自如地在他的客厅和书房里晤谈的同事和朋友。我听说过先生曾让一位成绩优良但未能按照先生的指导治学的学生考试难堪的故事，直到我的妻子做了他的研究生，才有更多的机会接近先生了，但我却始终对他怀有敬畏之心。

    人心阅历多了之后，我对先生的了解也深了。我发现我面前站立的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的老师，更是一位人格超然的长者。这座校园里有很多这样的学者，他们衣着朴素甚而显得随便，但他们作为民族智慧和良知的杰出代表所表现出来的人格力量，总于平易之中给人以“威慑”感，王瑶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

    直至这个冬天他猝然去世之前，先生总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校园行走。含着烟斗，步履匆匆，先生的身影总是紧张而繁忙的。他往往来到系办公室取了信件就走。我在这里遇上先生的机会最多，只是问候而不作寒暄。燕园的居民大抵都把彼此的情感简化到最单纯。现在先生的身影消失了，我才感到了无数机会从身边失去的遗憾。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审定初稿的那段时间，是我和王瑶先生相处最长的一段时日。我们住在一座楼里，在一个餐桌吃饭，饭后也常一起散步。他总是工作到凌晨，每当我望见先生屋里那不熄的光，总为自己的慵懒而惭愧。先生学识渊博，即使是在他的学生面前也有他的大度和谦虚。那时恰值他的研究生郭小聪写毕业论文的时间，因为郭小聪的题目是有关新诗的，先生认为我对此较为熟悉，便委托我指导并审读郭小聪的论文初稿。我把自己置于与做论文的郭小聪一样的处境，并怀着和他同样紧张的心情把郭的论文送到了先生的案上，没想到先生很宽厚地通过了，我和小聪这才轻松地嘘了一口气——前面说过，先生的严格和严厉是不留情面的，即使是如我这样的学生。

    其实，和王瑶先生的相处我也并不尽然总是那么心里紧张的。记得那一年，也是《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在上海开会，我和先生同机抵沪。一阵紧张的工作之后，会议组织者安排我们游南京路及豫园。那时西服还不盛行，先生陪我至当时上海最有名的培罗蒙买了一套浅灰色的西服，我是在试穿给先生看并经他认可后方才买下的。那天，王瑶先生兴致很高，我们陪他买了一整箱的烟丝——这是先生需求量最大的“食品”，先生烟斗上袅袅送出的香味，均是由它制造的。

    王瑶先生的幽默感由于与他的超人机敏智慧相结合而具有极为隽永的魅力。先生即兴式的诙谐令人难忘。他在自己的书房坐下便饮茶，一杯接着一杯，烟斗则是常含口中，不断吞云吐雾。他自嘲这是“水深火热”。我听到这一成语联想到近四十年来先生身世的坎坷，便于先生的解颐之时感到了不可名状的枪然。王瑶先生即使是在人生的困厄之中也不失他的乐观精神——他并不是我们通常理喻的那种前驱式的猛士，他的阅历、素养和智慧使他具有一种超然的成熟，他知道如何处理极为复杂的局面，他也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及他的学生——先生的这种精神充满了不屈的战斗光辉。

    记得先生经常得意地告诉人们他的一段名言，那好像是他参加某一会议上说的，即“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这当然是指那些以官僚主义态度对待民意的不满而言的。说了以后他还加上一句，即“白说也要说”。中国具有正义感学者的韧性精神溢于言表，而这却是以先生素有的调侃方式出现的。

    那个我们不愿忘记的夏季过后，先生因身心衰疲住进了西苑医院进行小手术。他住在七八人一间的简易病房里，谈笑风生之际似乎忘却心灵的隐痛。当我询及他在医院的伙食是否习惯时，先生微笑着随口说出我如今还不能如实写出的话。在平日妙语如珠的先生那里，这一短语所包容的睿智与抗争精神，此时此境更增添了听者的无限悲怆。

    进入1989年早春之后，我数次和王瑶先生同车赴八宝山向文学界的师友告别。没料到这年的最后几天，先生终于抵抗不住死神的步步进逼而仙逝。如今轮到我来为先生送行。在八宝山告别先生的时刻，我来不及想先生的一生，想我与先生的相处。我只记起上一次，即9月5日为周扬先生送行的情景。那日如同往常是我要了车子与先生同往八宝山。路上先生与我的那次单独交谈是永生不忘的。那次谈话的内容使我有可能从一孔窥及这位师长全部心灵的秘密。谈话的最后他提及自己在50年代一次被迫在一份叫作（我们不要这样的校长）的大字报上签名的事，先生对此虽然没有多说什么，但他的遗憾与愤慈是深重的。

    当我听到来自上海的噩耗时，一切并不感到突然。在拍往上海的唁电上我只能写下“天夺我师，欲哭无泪”八个字，其实我现在连哭也不想，当然更不会有泪。

    许多有用的人都不在了。我依然默默地走过镜春园七十六号。大门依旧，石狮依旧，老槐依旧。只是我的老师不在了，许多人都不在了，他们都没度过那一个年头。镜春园七十六号对于我依然是既陌生又熟悉的地方，我多么后悔没有把那一部分陌生化为全部的熟悉啊！

    注释：

    [1]周良沛编《中国新诗库·金克木卷》卷首，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2]金克木：《印度古诗选》序，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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