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进燕园
燕园的第一夜是迷蒙的。只记得那日午夜时分，奔走了三个日夜的火车在前门车站停住了。下车，出站，便有北大的老师和同学在接我们。迷迷糊糊地上了车，迷迷糊糊地行进在去北大的西郊路上。夜很深，周围很宁静，这城市像在做梦。车子开进了校园，我已不记得那是哪一个校门了，只觉得是开进了一座密林之中。路是弯曲的，弯曲的路两旁全是树。树被街灯照着，也是迷迷糊糊的。后来，车在一座宫殿式的大楼前停住了，人似乎也从梦中醒来，惊讶地望着周围的一切，竟觉得是进了一个公园。
燕园到了，我开始了北大的第一个夜晚。这座宫殿式的大楼是第一体育馆，这是我们进校后的第一个住处。院系调整之后，学校扩大招生，原有西郊燕京大学旧园，虽然新建了好多办公楼和宿舍，还是不能满足需要。这一年新生到校，宿舍调整不过来，只好在体育馆和地学楼等处临时设点，安置新生。这在学校是权宜之计，在我们却已是非常满意了：能到北京，能进北京大学，能在北大有一个安身的床位，当日有的，就是发自内心的幸福感。
第一体育馆位于未名湖东岸，是燕大旧有的一座巍峨的建筑。当年设计燕园的建筑师很有眼光，他把整座燕京大学建成中国古典园林的样子，建成了和周围的三山五园皇家园林统一的风格，从而融合在了一起。这座“一体”（我们对第一体育馆的简称）也是如此，歇山式的大屋顶，灰瓦，红柱，白墙，是典雅而庄严的皇家气象。
我是八月下旬从家乡福州出发，一路上先是轮船，而后敞篷车，辗转至江西上饶，坐上火车，折腾了差不多一周的时间才到北大。到京时，已感到了秋凉——那时的天气比现在要冷得早。但住进了“一体”，躺在那临时安置的双层木床上，就有一种温暖踏实的到家的感觉。从这一夜开始，先是上学，后来工作，我在燕园一住就是半个多世纪，再也没动窝，这是始料不及的。这是缘分，更是天意！
当学生的五年中，住处先后换过几次。“一体”之后，好像还住过小膳厅。也是双层的木床，木床一个挨一个地排满了整座大厅。后来有了正式的宿舍，那就是十三斋——北大当年沿袭了燕京大学的习惯，宿舍称斋：德斋、才斋、均斋、备斋、体斋、健斋、全斋。新盖的楼也叫斋，那就没有当时那般的雅致了，按数字排列：一斋、二斋……我们住的是十三斋，还是上下铺。以斋名楼的习惯，一直延续到“文革”，“文革”开始，大概以为这种叫法不革命，通通改叫“楼”了。连同“德、才、均、备、体、健、全”，也一律以数字排名，叫红一楼、红二楼……
学校给我们配了个校工，我们喊他老宋。老宋当年大约四十岁光景，秃头，性格幽默开朗。老宋的工作是给我们送信件、清理卫生。平时守门，冬天管拾掇炉子。我们和老宋结下了亲密的友谊，他叫得出全斋数十人的所有名字，了解我们各人的性格脾气。后来我留校工作了，还时有往来。
大学一年级是在十三斋度过的。在这里我度过了入京后的第一个新年和春节。温暖而热闹的十三斋，建筑简陋，房间割断，但上方不封顶，各个房间声息相通。但是我们几个班级相处得很好，能够互相体谅，是一个集体大家庭。在十三斋期间，我们听了游国思、王力、魏建功、高名凯、朱德熙、朱家玉等各位先生的课，开始接受这些学术权威最初的启蒙。
大学一年级，我在老同学的引荐下参加了北大诗社，认识了张元勋、沈泽宜、李任、马嘶、杜文堂、林昭等诗友。这些人中，有些又是后来《红楼》编辑部的同事。当我们在北大开始新生活的时候，正是国内政治形势活跃和松动的时候，“百花时代”给了我们以梦想，我们雄心勃勃地响应号召，向科学进军，争当先进班，争做三好生，体育要过劳卫制的等级，等等。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年代。
从秋天到冬天，大学生活的第一个学期结束了。留在记忆中的趣事也不少，记得初开学，魏建功先生给我们讲音韵学，他找不到教室，迟到了几分钟。当他气喘吁吁地来到教室，第一句话便是：“你们不要以为这是我的常态……”，他的“常态”引发了我们善意的笑。后来我自己当了教师，知道要守时，是从我们的前辈那里学的。
冬天是期末考试的季节。那时北大是以苏联、以莫斯科大学为榜样，处处学习他们的做法，实行副博士制，实行五分制，以及口头考试制，等等。印象最深的是口头考试，现在回想起当年高名凯先生的（普通语言学概论）学期考试，还心有余悸，简直太可怕了——一间单独的屋子，一张铺着白布的桌子，高先生正襟危坐，我是考生，坐在他的对面，我们一对一。先是抽题，那天我抽的是“试论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在关键之处我讲不清楚，高先生一直启发我。我出了一身汗。我知道，那五分是勉强给的。
我在中学学的是英语，因为一边倒地学习苏联，大一开始就统一改学俄语。一个学期下来，居然也得了五分。俄语学了几年，几位俄语老师（记得其中有姚学吾老师）后来成了朋友，还有漂亮的金景淑老师，她是朝鲜族，我们都喜欢她，后来她去韩国定居，我们一直很惆怅。我的俄语成绩不错，都是五分，可是事过境迁，现在连字母都忘得干干净净了。倒是中学时学的英语，现在也还记得几个单词。
除夕钟声在大饭厅响起来了，我度过了来北大的第一个年头，0那个夜晚我们在大饭厅彻夜狂欢，跳舞直至深夜。为了迎接新的一年，我还写了一首诗：《一九五六年骑着骏马飞奔而来》——
在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
我也听见一九五六年的脚步在响
虽然冰霜封冻着大地
可是我的心却燃烧得发烫
祖国的每一天都不平凡
新来的年度又是这样的充满阳光
我要不虚度每一个有意义的时日
像勤劳的工人农民那样
这是意气如虹的年代，我们青春年少，不知忧患，唯有憧憬，我们享受着暴风雨到来之前的那一片春光灿烂。时间无情，此后不到一年光景，诗社散了，《红楼》解体，上面提到的我的那些诗友，纷纷遭了厄运，他们经历了无边的苦难。我也沉重地告别了给我欢乐、也给我忧伤的岁月。
年年此夜
年年此夜，那昔日的思念，便会不顾一切地向我袭来。它唤醒我失去的青春的记忆，促使我回想那甜蜜的和苦涩的往日的一切，有一种美丽，更有一种追悔；有一种幸福，更有一种感动，而那混合着昔日的梦想与愉悦的，却又是一股酸酸的、涩涩的思绪。我不想拒绝、也无法拒绝这种执拗的“强加”。它逼使我排除一切现下的庞杂与冗繁，遁入并置身于昨日的纯真与浪漫。
总是一年的最后时光。当三角地那边的高音喇叭播放着欢乐的乐曲，校园里的街灯便“刷”的亮了。年年此夜，天多半是灰暗的，云很低，往往是似有似无地飘着雪花，那雪花轻轻扬扬，落在脸上是清冽的，萧瑟中有一种快乐。北方的冬天黑得早，天气也比现在冷，到了一年的最后，寒冽的雪花一接触人的皮肤立刻就融化了，空气中充溢着一种期待的喜悦。
为了迎接除夕，下午的课多半是提前就结束了。从教室出来的同学，步履匆匆，在乐声中拥进餐厅。那时的北大，校园里供学生使用的只有大、小两个餐厅。大餐厅可供几千人同时用餐。其实小餐厅也不小，近千人也容得下。两个餐厅的四围，摆放了类似书架那样的架子，是为学生们放置餐具用的。北大的学生们已经形成习惯，每个人各备布袋，把自己的碗筷装入袋中——各自自认位置，一般不致错乱。
除夕的晚餐比平日更见丰盛。20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每月的伙食费是十二元五角。当时是敞开吃的。餐厅里摆放着四方桌，没有椅子，大家站着用餐，也没有固定的座位。不分系科，也不分男女，凑够了八个人就上菜。饭是自取，那时用的是大木桶装饭，馒头或花卷则是装在大箩筐里，也是自取。餐厅的炊事员力大无比，用铁架子车推着主食。平时是四菜一汤，木须肉、西红柿炒鸡蛋、红烧肉、土豆烧牛肉，经常可以吃到，时不时地还有烹对虾解馋。
除夕的晚餐有学校的补贴，所以是丰盛的，比平时要多出一两个菜。一般的班级，多半自发地将菜饭搬回宿舍，以班组为单位自行聚餐。这时，学生们往往自掏腰包，买了啤酒或红酒来一醉方休。但更多的学生仍然坚持在大小餐厅，仍然坚持站着用餐。不论是在宿舍或是在大小餐厅会餐的，这个一年一度的新年宴会，虽然充满了欢乐，但多半也总是匆匆。因为宴会之后，还有一个全校规模的新年团拜，而在团拜之前，还有一个大规模的新年舞会。这些活动的会场都是大饭厅。
新年聚餐结束了，要把场地清理出来以便举行舞会和团拜会。时间紧，因此会餐难免匆忙。更重要的，大家也心急，急着参加那难忘的夜晚的大狂欢。年年此夜，年年如此匆忙，匆忙里充盈着期待，期待那难忘的欢乐。酒喝过了，歌也唱过了，大家收拾餐具，回到自己的宿舍。女同学们最紧张，她们要换上美丽的裙子，换上高跟鞋，略施粉黛。她们也没忘了邀上好友，而后从校园的四面八方汇成人潮，就这样缓缓地涌向大饭厅。
大约是除夕的晚八点光景，大饭厅已经张灯结彩，播放着欢乐的乐曲，开始迎接客人了。在现场指挥和服务的，是学生会的干部们，他们个个也都是盛装打扮，那些歌舞队的，合唱团的，戏剧社的，那些平时就很活跃、也很骄傲的“公主”们，早就花团锦簇地出现在现场了。
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充满幻想和希望的年代，周遭充盈着早春的气息和情调。百花齐放，向科学进军，先进班和三好生，都是那时的号召。北大更是了不起，声称要办“太学”。当日校园里弥漫着这种轻松的和欢乐的气氛，一种类似青春期做梦般的天真烂漫的情绪，是与时代的总体氛围相吻合的。普及交谊舞，提倡女同学穿花裙子，唱苏联的和其他国家的古典的歌曲。学生中西装长衫并存，社团活动蓬勃开展。而且经常性地有来自国内外的名家讲演，上自国务院总理、各部部长，下至各路学术艺术新秀，都是北大邀请的客人。
那时的生活中充满信心而少忧虑。学生们的生活不算十分充裕，却是衣食无虑，国家对家境困难的同学有周到的补助（而且生活开销很低，一场电影的门票是五分，从北大到西直门的车费是一角五分）。每到周末，东操场上的电影可以放到深夜，而周末的舞会更是笙歌达旦，一片升平气象！现在的年轻人往往惊异于为何我们会有如此优美的舞姿？他们不知道我们也曾经有过短暂的欢乐时光。
大饭厅的舞会举行到夜阑。时钟的指针转到了零点零分，正是新旧年交替的时候。尽情欢乐的人们把舞步停了下来——中央电台的钟声响了，未名湖边的钟声也响了！在大学生的欢呼声中，马寅初校长在众人的簇拥下，缓步登上讲台。他总是带着微醇，用浓重的浙江口音向大家祝贺新年。那时的马校长威望极高。平时他很少公开讲话，更不做长篇报告，但是每年的全校团拜总不缺席。他的新年致辞，也是寥寥数语，如同家常。内容讲些什么，现在多半记不住了，倒是“兄弟我今天多喝了几杯酒”却是印象深刻，历数十年而不忘。
北大的历届校长中蔡元培先生最负盛名，但蔡先生的风采，我们只能从文献和口传中领略。马寅初先生治校的最盛时期，我们都是亲历者。他是一代宗师，大家风范。他是校长，他更是学者，他是教授治校的楷模。马先生在当校长期间也没断了他的学术思考，惊天动地的（人口论》就是他在任职期间写成的。他不是官僚，也不是事无巨细一把抓的事务主义者。依我看，他就是“无为而治”。这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北大校长。
这么说，当然容易引起误解，以为马校长不做事，不拿主意。恰恰相反，马寅初校长正因为放了无数的“小事”给那些应当做事的人去做，而达到了治校的目的。先前的情况我们不知，可以这么说，在新中国成立后所有的北大校长中，马寅初是政绩卓著的一位。衡量大学校长的政绩，不是看他盖了多少宾馆高楼，也不是看他出了多少次国，或做了多少次空洞无物的报告。其实，大学校长就是一面旗帜，在学术界应当是公认的权威，更重要的是他的人格力量——他应当是具有精神领袖式的人物。至于他“做”了什么，“做”了多少，是不必计及的，校长毕竟不是事务主任。
年年此夜，年年如此的欢乐今宵。那时我们不知有明天，有灾难在明天等着我们。包括你、我、我们、包括我们敬爱的马寅初校长，我们都不知道！20世纪50年代中叶，中国正经历着令人振奋的“百花时节”，那时的我们无忧无虑，天真烂漫，而且轻信——以为快乐无边无际，以为此日、此夜、如此的年年此夜的欢乐永久！
别了，那飘着雪花的日暮。别了，那通宵达旦的歌舞。别了，那带着微微醉意的新年祝词。别了，20世纪50年代短暂的欢乐！
难忘的岁月
（难忘的岁月》是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同学为纪念入学45周年和毕业40周年而写的散文随笔集。文集的名字取自林庚先生为我级毕业30周年所题的诗句：“那难忘的岁月，仿佛是无言之美。”自题字至今，也是10年前的旧事了。
寒来暑往，斗转星移，许多快乐的和不快乐的、单纯的和不单纯的日子，都飞一般地从我们的身边消失了。当年那些意气如虹的青年才俊，如今都毫无例外地进入了秋花灿烂、夕光满眼的人生境界。回望逝去的那些时日，我们有难以言说的思绪：欢乐和痛苦、纯真和复杂、获得和失落、自责和醒悟……因为都是发生在青春期的故事，又都与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息息相关，它们是我们曾经年轻的见证。也许是一种理想，也许是一份追求，如今都成了挥之不去的怀想。一切都是无以言说的，一切都是难忘的，一切因为保留了青春的记忆，也因而都是美丽的。
这是我级同学的又一本“毕业纪念册”。记得40年前，即1960年我们毕业时，曾出过一本“纪念册”，书名就叫《战斗的集体》。当年我应同学之托，曾在扉页上题写了由当时流行的词句拼成的“题词”。这些题词如今已没有多少意义了，但在那些充分意识形态化的缝隙中，依然保留了我们当年的赤诚和天真。其中依稀可辨的是那个时代青年人特有的质朴和单纯。
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时代。我们响应了“战斗”的号召，而且无保留地投身于一场又一场的“战斗”之中。至于为何战斗？跟谁战斗？那仿佛是不辨自明、不言而喻、也无须深究的。不是说要做“驯服的工具”么？“工具”的任务就是“做”，而不是、也不必“问”的！有的人要问，于是就问出毛病来了。那些要我们与之战斗的对象，开始是遥远的和模糊的，后来就近切而具体了。最初是那些我们心仪而仰望的人物，我们虽有疑虑，但毕竟因相隔遥远而没有切肤之痛。再后来，战斗就延伸到了我们的身边，那斗争的对象就是我们的同学、朋友和老师了，那是一种天塌地陷的、心灵撕裂的震撼！
于是，我们中的人，有的成了斗争者，有的成了被斗争者，有的开始是斗争者，后来又成了被斗争者。原先友爱和睦的一群，现在不仅是被斗争者受到了伤害，那些奉命“战斗”的人也无一不受到了伤害——数十年回首往事的愧疚和自责，也是一种噩梦般的经历。但那一切毕竟是发生在异常的年代，而且那令人心酸的岁月，毕竟也已成了永不可再的往事。那些损害与被损害的一切，已经消失在茫茫的风烟之中，而在特殊岁月中结成的友谊，那比同胞兄弟还要深刻的同窗之情，却历久而弥坚，成为我们人生之旅的永远。
至于把我们全年级一百多颗心灵紧紧地凝结在一起的，则是“大跃进”年代的那次“拔白旗、插红旗”的集体科研的活动。它使我们这个受到政治运动伤害的年级，意外地在一个新的集体行动中，得到了一次拯救。那时我们被告知，当日所有的文学史著作都有问题，因为它们都不是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写成的。不知是受到了暗示，还是接受了直接的号召，我们忽发奇想，要用当时流行的“大跃进”精神，在一个暑假里，通过集体协作的方式，编写出一部“红色文学史”。而我们挑战的对象，就是当日教我育我的老师们——他们是“白旗”，而我们毫无疑问的是“红旗”。
那时我们是多么的鲁莽，又是多么的狂妄。用现在流行的话来形容当日的我们，可真的是：“无知者无畏！”可未曾想到的是，一次幼稚的行动，却意外地造就了一个成熟的集体。那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在用一种精神补偿我们的过失。在一个充盈着破坏性思维和行动的年代里，我们不自觉地采用了当时通行的方式，实现了一个有悖于世的建设性的目标。这个集体的编写活动，逼使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阅读并掌握了大量的资料。不仅是阅读和积累，而且由于充分的讨论和交流，使个人的思考和众人的智慧得到融合，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效果。
集体的讨论和个人的写作，使独立的学术精神在集体性的协作中不仅被激发而且被保护起来。事实上，由于深入到学术研究的内部，加深了我们对学术内在规律的了解，我们已经感到了自己的匮缺与无知。这样，我们在令人眩晕的热昏的1958年之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向着这个所谓的“大跃进”精神的告别。我们立即开始对我们的集体写作，进行全面的扩充和修改。而且，很快地，我们就基本上改变了先前那些偏激的看法——我们的修改工作，是在有关老师的参与和指导下进行的。
文学事业那时曾被大量地描写为集体的事业，而且，似乎只能在集体性的行动中它方能得到发展。那时代显然排斥甚至仇视个人的创造性，统统视之为“个人主义”。然而，事实上，文学的生产是建立在个人性的基础之上的，个人的体验和感悟，个人的积累和思考，最后则是个人的独创性劳作。这在现今已是不争的事实了，可在当年，却是一种异端的言说。我们当年的集体行动，正是立足于批判个人、尊崇集体的前提之上的，有着鲜明的时代色彩。我们的行动因为迎合了那个时代的提倡，而得到了社会的支持和认可。我们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关爱之下，一时成为集体科研的“明星”。但我们的工作理应受到历史的质疑。那种以批判和取消个性为前提的、急功近利的、速成的，而且是以非此即彼的极端思辨为前提的“集体科研”，并不是一种可堪普遍提倡和普及的方向。
但我们当日为达到这个目的所展现的那种精神，却不经意之间成为了我们永远的记忆和骄傲，也成了联系这个由一百多人结成的集体的心灵纽带。热情的投入，充分的协作，紧张的工作，建立在个人独立思考之上的互补和交流，为着创造集体荣誉的无私奉献……所有这一切，都记载着这个集体的特殊精神历程。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结成了足以抵抗恶劣的时代病的侵害，以及消弧因历史的严酷而造成的情感裂隙的、时光难以磨损的永恒的友谊。我们终于能够超越那些一般人难以超越的由种种社会原因造成的嫌隙和藩篱，而在心灵中保存了一片澄澈透明的天空。
我们曾经生活在自由的年代。后来，这种自由消失了，我们又无可选择地生活在并不自由的年代。我们曾经有过一颗自负的、充满才气的、甚至是狂傲的心灵，后来，这种心气因有悖于世而受到了压抑。我们曾经无忧无虑地歌唱过，后来，因为周围有太多的哀愁而噪声！如今，时光过了将近半个世纪，我们终于迎到了一个可以重新展现我们个性的时代。虽然我们已遗憾地进入了秋光满眼的人生境界，我们依然珍惜这天意的垂怜——这本散文随笔的写作，正是我们寻找青春足迹和重温青春心境的一次集体性的努力。
亚热带的花无声飘落
——我的童年
童年对于我既不快乐也不幸福，开始的感觉是日子很艰难，后来则隐隐地有了忧患。
福州城里有一座古宅，白墙青瓦，院落深深。母亲一袭白衣，把手浸在木盆里搓衣。对母亲的整个的印象，就是她在水井边不停地搓衣。
那宅院有许多树，亚热带的花无声地飘落，不知不觉地更换着季节，而我则不知不觉地长大。
听说这院子有狐仙，但我没有看见。一次发高烧，看见有矮人在墙头上走动，那些母亲和姐姐晾晒的衣服都变成了花花绿绿的鬼怪，很恐怖。但那是热昏了的幻象，我终于没有看见狐仙。
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我长大一些了，便开始躲飞机、“跑反”——跑反在福州语里是逃难的意思。换一个房子，再换一个房子，目的是寻找安全。一直跑到了福州南台的程埔头——那是一个城乡结合地，以为会安全一些，殊不知那里依然没有安全。
那时外患已经深入国土。整个中国都在危难之中，何况个人命运，何况我这个本来就贫困的家！我不仅一再换房子，而且一再换学校。记不清是什么原因，也许是选择安全的可以躲避轰炸的角落，另外就是交不起昂贵的学费。梅坞小学、麦园小学、独青小学，最后是仓山中心小学——我如今还和这所小学的李兆雄老师和李仙根同学保持着联系——我终于艰难地读完了小学的课程。
正当我结束小学阶段即将开始中学生涯的时候，炮火终于燃到了这座滨海沿江的花园一般的城市。父亲失业，爷爷逃往内地，我断绝了一切经费来源。不仅交纳不起学费，战乱和沦亡的日子也不允许我升学。
我开始在田里捡稻穗，上山拾柴火，家里开始变卖和典当。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困苦和灾难漫长得如无边的暗夜。死亡线上的挣扎，加上家园沦丧之痛，造成我童年身心的重压。艰难也培养了我坚韧的性格。
我当时以为，苦难是与生俱来的。生命的核一开始就被无边的悲怆所包裹，因此我倾力于生命的自我完全，使之有坚强的力量冲破那一层厚厚的外壳。苦难是我童年生命的暗夜，我在这黑暗的囚室中锻炼并充溢生命的活力。除此之外，我别无他途可寻，我毫无外助之力。
那时，谈我缺乏营养还太奢侈，我缺乏能够维持生命的热量。半饥饿是我童年生活的常态，空心菜和晒干的番薯曾伴随我度过饥饿的岁月。
在小学，那时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贫困。春天里，同学们在老师的组织下都郊游去了，我因为没有零钱和像样的衣服而把自己关在家里。
我并不悲苦，我忍受贫穷给我的特殊恩泽——孤寂。我利用这样的机会读课外读物：唐诗、“五四”新文学作品还有报纸文艺副刊。那时我依靠自学能够完整地背诵白居易的《长恨歌》和《琵琶行》，也能够理解冰心的温情和巴金的激扬。我只能在精神上幻想属于我的丰满的童年——尽管在物质上我是那样的贫乏。
现实人生的遭遇催我早熟。我承认了命运对我的不公。我不幻想幸福，也不期待奇迹。我默默忍受那一切。我希望从自己的内心生发出击退厄运的力量，我于是很早便拥有了独立精神。
环境的逼迫使我在幼年便有了时代的忧患感，我为民族苦难、社会动荡、家国衰危而激愤。这优患本来不属于无邪天真的童年，但我在危亡时世面前却不幸地拥有了。
我头顶没有一片爱的天空，可是我幻想着去创造那一缕风、一片云。我因自己的不幸而思及他人，我要把同情和温暖给予那些和我一样受苦的人。现实的遭遇使我坚强。我抗争命运，并以不妥协的态度站在它面前——尽管我是那样的弱小。
我曾说过冰心教我爱、巴金教我反抗。是这两位文学大师为我的童年铸魂。他们的精神激励且陪伴我走过充满苦痛的坎坷的路途，以至鬓发斑白的今日。
1945年，我13岁。那一年抗战胜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礼花影里，我告别了我的童年。
难忘的记忆
——我的中学时代
我相信我们那一代人的中学时代很少人不是在动荡中度过的。如今回想，仿佛整个生命陷入迷乱的星云中。时局的不宁、环境的多变、生计的困难，压迫着我们，使我们还没有真正开始生活，便对生活怀有畏惧心理。
我的家乡是福建省的福州市。那曾是一座南国风景佳好的花园城。闽江蜿蜒流过市区，市街两旁种植着白玉兰——那是北方看不到的一种高达数丈的开花的乔木。郁达夫曾经极口称赞过我的家乡：“山间的草木一年中无枯着的时候，最奇怪的，是梅花开日，桃李也同时怒放f相思树、荔枝树、榕树、杜松之属，到处青翠欲滴，即在严冬，亦像是夏的样子。”南国温暖的太阳，照射着常绿的四季，1932年1月，我便诞生在这片美丽的山水中。
但陪伴我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却是一连串凄苦的日子。我整个小学阶段是在抗战的炮火中度过，断断续续地换了好几个学校才念完。抗战胜利后，我进入了中学。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度过了这一人生阶段。
我的中学母校是福州三一中学。这是一所外国人办的学校，收费甚高。那时社会不安定，通货膨胀严重，我父亲已失业多年，家境十分艰难。我每学期开学都为缴纳学费发愁。但我还是坚持念完初中并升入高中。我之所以能够如此，全靠两位最值得我感激的人的帮助。一位是我那时刚刚婿居的姐姐谢步锰，她以自己的积蓄，甚至变卖自己的婚饰供我学费；一位是我在仓山中心小学读书时的老师——李兆雄先生。他通过自己的影响，使我每学期都获得部分减免学费的优待。要是没有他们，以我当时的经济条件，是完全上不起这样的中学的。
我在上小学时便喜欢读书。进入中学又对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诗和散文。在这方面，对我影响最深的是语文老师余钟藩先生和林仲铱先生，他们都是南京“中央大学”国文系的毕业生。林先生是替余先生代课才来到我们学校的，虽只短短一个学期，但我们之间的关系直至现在也一直保持着。他现在是福建师大的教授。余钟藩先生的文学修养很深。他给我们讲《论语·侍坐》章，用接近古音的闽方言吟诵，如听典雅的古乐，如今回想，依然充满了激动。
我是从古典文学入手，然后接近现代文学的。进入初中我便读《水浒》《红楼梦》等古典文学名著。那时我通过自学已能全文背诵白居易的《琵琶行》和《长恨歌》，而后，开始大量阅读新文学作品。从冰心的《寄小读者》《南归》到巴金的《激流三部曲》，那时我也读过鲁迅的杂文，但不能理解他的精深博大。
文学不仅给我清贫困苦的生活增添乐趣，而且陶冶了我的性情。可以说，新文学作家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冰心和巴金。冰心教我爱，巴金教我反抗。他们的作品都以震撼心灵的人性的力量滋养了我。那时，我的生活十分艰难，物价飞涨，真如马凡陀诗中写的，是“这个世界倒了颠，万元钞票不值钱”。经济来源经常断绝，我们一家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我和弟弟有时不得不去捡一些稻穗，砍一些柴火以渡难关。
但我钟爱文学如挚友。我节省父母给我的极可怜的一点零用钱买自己喜欢的刊物，如《中国新诗》《诗创造》等。姐姐家住在福州城里，我住南台，相距甚远。但每到周末，我总步行进城到她那里取过时的报纸——因为报纸的副刊上有我热爱的文学。我那时买不起报纸。
对文学的兴趣使我忽视了其他功课，我不喜欢数学，虽然都能及格，但一直没得过高分。三一中学是英国教会办的学校，重视英文的程度超过本国语言。英文课在全部课程中是最重要的主课，占的时数最多。辅助这门主课的，尚有一系列课程，如单独开设的英文法、英练写、英会话、英作文等。三一的校歌是用英语演唱的。但那时我的全部兴趣都被文学夺去，加上对教会的反感，影响到我以近乎敌对的态度对待英语的学习和掌握。这种偏颇所造成的损失，直至今日我还在责备自己。在中学，我因为过早地专注于文学，使我的学业不能全面发展。我并不是班上成绩最优秀的学生。
我最喜欢的功课，除了本国语文之外，便是作文。那时的作文，大体都是余先生命题，间或也有自定题目的时候。遇到作文课，我兴奋得有如过节，往往借题发挥，当场把先生出的题目写成文学作品，有时是散文，有时则是小说——虽然是幼稚的小说。我第一次在报刊发表的作品《公园之秋》，便是课堂作文。这篇作文很短，我一气呵成，余先生给了92分，并写了“立意精新”之类的评语。我受到鼓舞，便偷偷地投给了福建当时最大的一家报纸（福建（中央日报》）的副刊。不几天，我到报栏看报，居然加上花边登了出来，这是1948年11月26日的事。这篇有点像散文诗的《公园之秋》全文是这样的——
黄昏，我走进公园。
我没有闲情来享受这绮丽的秋之景色！
枫叶红似榴花，我不想作一首华丽的赞美诗，我想，那是血；那是苦难大众的血迹；他们，这批可怜的被献祭的羔羊，被侮辱了，被宰割了，在黎明未降临之前，他们被黑夜之魔夺去了。血，斑斑地染在枫树叶子上。
小河鸣咽着。
河畔的享乐者歌唱着。
我该作如何的心情呢？
唱吗？我不应该这样做；哭吗？又不合时宜。于是，我忍住泪，“心沉向苍茫的海了”。秋风中飘零的枯叶，像纸币，红的，黄的，也有绿的……风，像一把利刃，刺向人民的咽喉，哀呼一声，血流出来了，人民哭了，哭声恰像秋的风，飒飒地响。
忧郁的山啊！你皱着眉，屹立在对面，泉水洛潺地从山凹中流下来了，是孤独者的泪啊！
看！公园外，一片广澳的田地。绿色是大地母亲的胸脯；金色，是血汗付出的代价呀！是收获的季节了，原野上轻荡着稻草的清馨，菜吐上，农夫开始播种了，明天，又将是收获的季节了！
我的写作兴味受到了鼓舞，诗、散文，有时也试着写小说和文艺随笔。当时福州的几家主要报纸我都投稿。那时才十六七岁，胆子大，敢闯。我没有熟人，也不找那些编辑先生，但寄去的稿子大体都能发表。对那些默默地为我改稿子、发表像我这样一个中学生习作的编辑，我至今都怀着深深的谢意。可是，我不认识他们，也无从表示我的谢意。只有一位是例外，那便是当时在《福建时报》编（詹言）副刊的郭风先生，他是当代著名的散文家和诗人。直到80年代我们相识了，提起旧事，他才知道当年的谢鱼梁[1]就是我。这益发加重了我对他的敬意。
1948年，我初中毕业，解放战争正在紧张地进行。国民党政治腐败，贪官污吏横行。国统区人民的生活十分痛苦，满街都是饿俘。我目睹这一切，加上自身的生活体会，产生了朦胧的反抗意识。我陆续参加一些学生的进步运动，以实际行动抗议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从一些同学老师那里，我阅读了从香港转入内地的解放区的作品，如《白毛女》《白求恩大夫》等。这些书籍打开了我的眼界，给我以明显的革命的启蒙。
我继续写诗。这些诗多半是在课堂上写出来的。它们的总主题是歌颂光明、诅咒黑暗，艺术上则大多取法于具有现代倾向的诗作。渐渐的，诗风也趋向了朴实。1949年3月，在国民党的高压中，我在一家报纸上发表了（见解》。诗并不好，但思想倾向却鲜明：
泪是对仇恨的报复，
锁链会使暴徒叛变，
法律原是罪恶的渊获，
冰封中有春来的信息。
黑夜后会不是黎明？
有人在冀企着春天！
历史的车轮永不后退，
寂然的火山孕有愤怒的火焰。
这时候，我已开始不大注重诗的艺术磋磨，我一心一意要通过诗呼喊出人民的声音。我当时对诗的信仰，已鲜明地倾向于人民性的追求。在一首题为《诗》的诗中，我确认诗应当“呼喊出奴隶的声音／是被损害与被侮辱者的咆哮”。那时的一代人似乎都因饱经忧患而早熟，我在写这些诗、作这样思考的时候，才十六岁多。
三一中学设小学部、初中部和高中部。本校初中生升入高中不用另行考试。我只在那里读到高中一年级。但就是这一年，我们从事了许多有意义的活动。我们进行了民主竞选学生自治会主席，还举办了读书会。高中一年级下半学期，解放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人民解放军渡江后，上海迅即解放。这时，盘踞在我们内心的是如何以实际行动迎接福建的解放，我们对学习也不大专心了。
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我们走上街头欢迎人民解放军。不久，一位解放军文艺工作队的干部来我们学校动员我们参军。当年8月29日，我就告别了母校和家庭，穿上了军装。来到部队，我仍然想念着哺育了我的那些报纸副刊，我满怀激情给《星闽日报》的《浩瀚》副刊，投寄了我中学时代的最后一篇稿件：《我走进了革命的行列》。在这篇散文中，我写道：“我看见了无数的至今还在受难的人民，向着我，他们伸出了呼援的手，我看见了广漠的、至今还在兽蹄践踏下的土地在哭泣。呀！是的，我应当为他们献出我的血和汗。因为我向往于一个美丽的人民共和国，因为我向往于一个世界大国的人民的乐园，于是，我以激动的心情，张开了热情的两臂，向着广大的人民大众拥抱。”
上述那篇稿件发表的时候，是1949年9月16日，距离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大典，还有半个月。当然，另一个新学年也已开始了半个月了，但我已经结束了我的难忘的中学时代，尽管我才读完高中一年级。
我的中学时代充满了忧患与抗争。我几乎每一个学期都过得十分艰难，我不断地为筹交学费而奔波。因为时局的混乱和家境的贫寒，我那时也少有欢愉，唯一能够安慰我的，是对文学的兴趣和爱好。它是我不宁和暗淡生活中的一朵温馨的火花，凭着它我以我尚未成年的生命领略着人世的甘苦，它领着我追求崇高的人生价值，文学催我早熟。我那时知道，中国解放了，我们将生活在明朗的天宇之下，自由的土地之上，重新开始我们的中学生活。我也许会成为某一方面的专门人才。
但是，更有意义的生活在向我招手，我终于告别了我的母校和我的家庭。当然我选择的这条道路是更为艰难曲折的。它是充满了痛苦和随时都要准备做出牺牲的道路。我为它付出了比全部中学生活还要多的时间。换来的东西是宝贵的，那便是非常充实地为广大人民而工作的战斗的青春。
无尽的感激
——我所受的中学语文教育
我能够走上文学之路，而且成为一个以文为生的人，不论是幸还是不幸——有人说“人生不幸识字始”，又有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我都要感谢我在中学时代所受的语文教育，都要感谢那时的几位语文老师。感谢他们在我年轻的心中播下了文学的种子，使我有可能用我毕生的时间和精力和人类最优秀的、同时也是最优美的心灵和大脑对话，并接受那些高尚情感的浸润和启迪。
我总共上了四年的中学，三年初中和一年高中。因为战乱，这四年中学也是断断续续地进行的。高一读完以后，我过了六年的军旅生活。复员回来，我决心参加高考。借来了中学课本，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自学了全部的高中课程，这才考进了大学。我的中学时代是在硝烟和离乱中度过的。那是一个内忧外患非常严重的年月。那时不仅是“华北之大，已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而且是中国之大连生存都成了问题！岁月如烟，那时发生的一切，都是很遥远、也变得模糊的记忆了，但我依然深情地怀想着使我深深受益的中学语文教育。
回想起来，当年虽然社会动荡，形势严酷，但那时的中学语文课本还是相当轻松的，并没有太明显的政治直接的干扰。那时语文课重视的是对青少年品性的熏陶，以及诱导和培养他们对美文的兴趣。事隔半个多世纪，许多印象都淡远了，只记得读过《木兰辞》，也读过白居易的诗。《木兰辞》的叙述方式很能引起我的兴趣——原来这样情节曲折的故事，可以通过有韵律的文字得到表现。当然它唤起的是一种克服包括性别在内的各种障碍而勇敢迎接命运挑战的热情。这篇用韵文写成的故事是如此动人，它充满乐感的文字中挟带着优美的情操，沁入了幼小而纯洁的心灵。我那时不懂，其实这正是文学在以它的无言之美，开发着，同时也塑造着理解和崇尚人类美好情感的心灵。
记得还有一篇文字，是用通俗的歌行体写成的现代韵文，讲的是一位叫做“瞎子先生”的双目失明的人，如何自强自立地生活着：“雨后天放晴，瞎子先生往外行，手拿竹竿来问路，敲敲点点不留停”。瞎子先生不幸跌倒了，边上的人搀扶他走过了马路。我那时很喜欢这篇课文，我们曾高声地全文背诵过它。在享受那种音乐般的阅读的愉悦中，我懂得了人的生存与艰难命运的苦斗，对一切弱者的同情和爱心。当然，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课文中的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这篇沉痛的文字，犹如一支火炬点燃了我们的爱国心，也唤醒了我们那时正在经历着的亡国之痛！
影响我最深的语文老师是余钟藩先生。余先生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国文系，是一位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造诣很深的学者。记得最清楚的是他给我们讲授《论语》的《侍坐》章。子路、曾哲、冉有、公西华侍坐，孔子要弟子们讲他们各自的抱负和追求。孔子问到曾哲：
“点，尔何如？”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慕）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渭然叹曰：“吾与点也！”
余先生是福州人，熟谙闽方言古音。记得他吟诵上引这段文字时，用的是福建传统的吟诵的方法，那迁缓的节奏，那悠长的韵味，那难以言说的高贵的情调，再加上余先生沉醉其中的状态，都成了我生命记忆中的一道抹之不去的风景。尽管有余先生细致的讲解，当年只有十五六岁的我，仍然无法理解当时年届七十的孔子啃然而叹的深意，却依稀感到了他落寞之中的洒脱。当年听讲《侍坐》章的记忆，就这样伴随着我走过人生的长途，滋养着我的灵魂，更磨砺着我的性情。
我的文学兴趣就这样在我识字求知的最初就开始了。在老师的引导和鼓励下，我的阅读层面逐渐扩大，我对文学的理解也逐渐深入，语文课成了我最喜欢的一门功课。因为喜欢语文课，跟着也喜欢上了作文课。我开始借助作文课的机会，学着写各种文体的文章。散文是最通常的，有时也写诗体的散文，就是现在被叫作散文诗的那种；有时甚至也试着写小说。余先生很宽容，也很开放，他没有拒绝我这种对作文文体的“扩张”，而且似乎还在暗暗鼓励我的写作。
记得有一次作文，我有感于秋天的萧瑟，将这种对自然节气的感受融进了我对时局现状秋天般的心境之中，写成了一篇叫做《公园之秋》的抒情散文。余先生给了我高分，而且加上了热情的评语。后来，这篇散文被加上了花边刊登在福州出版的《中央日报》上。这篇文章于是成了我的“处女作”。我的作文于是在学校里就很有些名气了，全校性的作文比赛我总得第一。直到高中一年级，转学来了一位同学，他的议论文写得比我好，那一年的作文比赛第一名的桂冠被他摘走了。
除了作文，我还办墙报，我办的墙报是文学性的，刊登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记得有一期，有一位平时作文成绩并不见好的同学，突然投来了一篇叫作《地球，我的母亲》的诗稿。诗写得真好，我欣喜异常，全文发表了。后来我读郭沫若的作品，才知道是那位同学把郭的作品当成自己的作品投稿了。我暗暗责备自己的无知，为此羞愧至今，那是初中二年级的事情。
有一段时间余先生请了一个学期的长假。来了一位代课老师，他就是余先生在“中央大学”的同学林仲铱先生。和余先生相比，林先生似乎更关心和注重新文学的研究和传播。他本人在桂林办过文学刊物，作为青年编辑曾和茅盾、巴金等都有过直接的交往。他在代课期间就向我们介绍过“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作家和作品，这些介绍是超出了课本所给予的，为我们输入了更为鲜活的文学营养。我的文学天空一下子变得非常开阔了。我不仅开始广泛的课外阅读（从古典的到现代的），我还利用同学们外出郊游的时间，把自己关在楼上，背诵白居易的诗——从《琵琶行》到《长恨歌》。这两首著名的古典长诗，当时我都能一字不落地背诵下来。
从此，我和文学开始了非常紧密的交往。后来，这种文学的阅读和写作就不再是一个人的单独活动，我和兴趣相近的同学开始组织读书会——这种形式20世纪40年代末在进步学生中很普遍。我们在课外时间定期地聚会，各人在会上谈自己的阅读心得，而后，将自己的体会写成文字发表出来。从茅盾的《幻灭》和《动摇》，到巴金的《灭亡》和《新生》，我们有了更为广泛，也更为有目的的阅读，并有了独立的思考。这种多向的交流和相互的切磋，不再仅仅是文学的欣赏和知识的传播，而是有了一种心智上的滋养和熏陶：通过文学，我们认识了社会和人生，我们不仅获得了审美的领悟，而且获得了社会的反抗和批判的意识。
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我通过语文课本的引导开始了自主的阅读选择。我在此后的一切阅读，都不再囿于中学语文课本限定的范围，而是有着独立的、有坚定目标的阅读了。至此，我认识到，小学的语文教育是识字，中学的语文教育是引领，后者的意义不单在于知识的传授，它的意义更在于启发。这种启发是通过一篇篇典型的文章的讲授和欣赏，从知识的、文化的、智育的，也从审美的层面，全方位地诱导中学生对语文的阅读和写作的兴趣，其最终目的在于培养和启发青少年独立阅读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学生和语文课以及语文课老师的关系，最初是接受引导，再后来则是逐渐脱离这种引导，并开始自主地和独立地阅读、思考和写作。这就是成长和成熟的过程，这种过程与人的成长十分相似。但不论人的成长将出现何等奇迹，所有的成长者对于哺育他成长的一切，永远都怀着无尽的感激。
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
那年代原是很复杂的，只是我们把它看单纯了，因为那时的我们很单纯。20世纪50年代是我们青春灿烂的季节。那时，我们从浓重的阴影中走出来，走到了明晃晃的阳光下——中国人好久没有感受到如此明亮、如此温暖的阳光了！战争的硝烟已经消散，包括朝鲜半岛上的那些让人惊怖的炸弹爆裂的声音也变得遥远了。这一切都告诉我们：新的生活开始了，和平建设的年代开始了。
那一年，我结束了6年的军旅生活复员回到家乡。仿佛是冥冥之中听到了命运的召唤，回到家乡的第一件事，便是准备高考。我借来了全部的高中课本，从4月到7月，我通过自习补完了因战争而中断的高中课程。我要进行我人生的又一个重要的选择（第一个选择便是在光明与黑暗际会的时刻，为着追求一种理想，我自觉地迎接了对生命的庄严考验）——我听到了北大对我的心灵的呼唤。
我选择北大是毫不犹豫的，是一种坚定的、无可替代的“唯一”。我在报考的申请表上填写的志愿也表明了这种坚定：第一是北大，第二是北大，第三还是北大。这并非我有什么非凡的自信，这只是表明，我宁可冒着落选的危险而立下了非凡的决心。我不可能选择母亲，但我可以选择北大——那时我就认定了，北大是我精神之母！
正是这一年，我和我的同学们怀着共同的信念和理想，怀着建设新社会的宏大心愿，从中国的四面八方向着我们心中的圣地北京大学进发。那时我们是那样的年轻。年纪稍大的是像我这样的“调干生”，是工作过的，也才二十三四岁的光景。更多的同学是应届高中毕业生，是十七八岁的年纪。青春年少，意气如虹，我们正是开花的季节。
尽管我们对即将开始的生活一无所知，但我们到底被那时代鲜丽而充满朝气的口号迷住了。就这样，我们这些如花的生命便集结在“向科学进军”的旗帜下，从此开始了我们的20世纪50年代的理想主义的“进军”。
我们的大学生活是紧张而单纯的。排得满满的课表，迫使我们进行着所谓的宿舍——饭厅——图书馆的“三点一线”的“运动”。从宿舍出来就进饭厅，吃完饭就上图书馆，而后又是饭厅，而后又是宿舍。在这三点之间，显然还有无数的点，那就是课堂。北大的课堂是安排在各个不同的教室楼里的，我们得在课间休息的间隙里进行穿梭式的从这一课堂到那一课堂间的奔走。校园很大，教室楼之间的距离也大，那时自行车是奢侈品，只为极少数的一些“贵族”同学所拥有，于是，绝大多数的人，只能在限定的时间里作这样长距离的“竞走”或“竞跑”，以此来完成不同课堂的转换。
我们进校时院系调整已经完成。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让人炫目的、阵容非常强大的师资队伍。那时的北大中文系集中了全国最知名、也是最有实力的一批老师。年长的如游国恩、浦江清、王力、魏建功先生等，也只是五六十岁光景，我们的老师当时正当盛年，而学问已臻至境。给我们讲授中国文学史的有游国恩、林庚、吴组湘、季镇淮、王瑶等先生。杨晦先生讲古代文艺美学中的“九鼎”，我们似懂非懂却非常着迷。朱家玉先生讲民间文学，让我们认识了非文字书写的另一个神秘的世界。此外，还有许多文学、语言方面的专题课，如《文心雕龙》《红楼梦》等，都是一些名家来讲学。那时学校对我们的要求很严，除了中国文学，还要学西方文学史、苏俄文学史，以及东方文学等，虽然都是初步的，但却让我们全方位地领略了文学世界的丰富和辉煌。
文学以外，系主任杨晦先生强调文学与语言的“有机联系”，请几乎所有的语言教授给我们上语言课，其中如王力先生的古汉语，周祖漠先生的现代汉语，高名凯先生的普通语言学，岑骥祥先生的语言学理论，魏建功先生的音韵学，袁家弊先生的汉语方言学等。除此之外，还有哲学、逻辑学、中国通史、联共党史等。我们被这些排得满满的课程压得喘不过气来，不免啧有烦言。记得孙绍振还画过漫画，讽刺过杨晦先生的“有机联系”——他在文学和语言之间，画上了一只大公鸡（有“鸡”联系）！那当然是顽童之举，却也表达了当日师生之间无拘束的亲密。
数十年后的今天，回想往事，想起那密密麻麻的课程表，想起那重重的、厚厚的书包，想起那无休无止的、让人心悸的考试，那一切让人寝食难安的烦心的艰难，如今都化作了一缕透心的甘甜！正是由于当年那种近于强制式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训练，正是由于当日这种严格要求打下的坚实的基础，才积累了我们日后赖以发展的条件与前提。
名校、名系，再加上名师，我们是多么幸运！50年代的中国还很贫穷，但国家按照我们各自的经济条件，给了我们不同的奖学金，三元、五元不等，特殊困难还有特殊补助。应该说，生活是有保障的。现在，一切都为我们准备好了，就看我们的努力了。我们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时代为我们安排的一切：五分制、口头考试、三好生、五好班、莫斯科大学模式，以及俄文成为必修的、也是唯一的外语；而在文体方面，则有三级运动员考试、露天电影，以及友谊舞的普及等。也正是在这样的舞会上，我认识了一些后来刻骨铭心的朋友。
生活在平静而又热烈中进行。我们很快就迎接了入学后的第一次考试。记得其中一门考试是“普通语言学”。庄严的会场，洁白的台布，高名凯教授坐在桌子的那一面，我坐在他的对面。抽题，抽的是“语言和思维的关系”。耐心的提示，结结巴巴的回答，那真是一个苦难的历程。而实际上，我对这个题并没有弄清楚，我的脑子是一团迷雾。高先生是慈祥而宽容的，他给了我五分——看得出来，他有些勉强，他知道其中有我未曾道透的关节。朱家玉先生的民间文学我就是背讲义，居然也得了五分！那时我们在争取评五好班，其中一个条件就是要求全班每人各科全五分——这当然是很苛刻的，但我们还是无条件地接受了。因此考试的压力是双重的，争五分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集体！
正是在这样教育“一边倒”的体制下，甚至还有着不重也不轻的教条主义气息的氛围里，在近于强制性的“充填”中，我们的知识和学业得到了充实和成长。数十年后回首往事，我从内心深处真心地感谢当日学校为我们所作的安排。我们年级的所有同学后来在各自的业务中和岗位上，要是做出了一些成绩或受到了一些好评，一定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并感激于那个向科学进军的年代，感激严格要求我们的师长，感激那一串串长长的书单、一场场惊心动魄的考试。正是那一切，为我们的日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5年的除夕，我们迎接来北大后的第一个新年。那一个夜晚大膳厅灯火辉煌，盛大的新年舞会在进行。当除夕的钟声响过，马寅初校长带着微瞧走上讲台，向大家祝贺新年。简短的祝词过后，舞会继续进行，从午夜直至凌晨。那个夜晚，第一教室楼也是彻夜开放，不知出自何人的构想，那里的每一间教室，都办起了各色小吃。我们在贫穷的年代里，居然过了一个奢侈的新年！
这样的新年彻夜狂欢，也许还进行过一次，那也只能是最后的一次。1956年是所谓的“百花时代”，那时有过虽然是短暂的、但却非常动人的言论自由的情景。但春天很快就过去了，百花凋谢在1957年的早春时节。那时我们少不更事，我们单纯的心灵还沉浸在暖春的抚慰里，可是天边已隐隐地响起了雷声。那年，我和同学们办大学生自己的文学刊物（红楼》。该刊的创刊号于1957年1月出版，鬼遣神差地竟选用了一幅题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国画做封面。那可是句谶语。刊物出了不几个月，“反右派斗争”的“山雨”就真的铺天盖地地卷过来了！
进入50年代以后，各种大批判和政治运动其实就没有间断过，但因为我们年小，涉世不深，许多事牵扯不进去，那感觉毕竟是“隔”的。现在不同了，“斗争”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甚至就在我们身上。眼看那些很有才华的师友一个个地被划成“右派”，在我们，此刻真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内心流血、欲哭无泪的被“煎熬”和“切割”的感受。
1957年5月19日，那天的阳光格外明媚，好像是周末，《红楼》同人相约游颐和园。正是同学少年，才华横溢、英气逼人、天真烂漫的时刻。大概是在排云殿的前面吧，我怀抱吉他，周围是我亲爱的文友，大家簇拥着、天真地欢笑着。同行中唯一的女同学林昭摄下了这个可以说是充满时代色彩的、但却是悲剧性的画面。当天晚上、同游颐和园的诗人张元勋和另一位也是中文系同学的诗人沈泽宜，联名在大膳厅东墙上贴出那首后来被称为“右派进攻”的“号角”的诗——《是时候了》，也就是从这一个夜晚开始，“红楼”出现了裂痕并由此导致最后的“坍塌”。
在那些时日，我读着那些充满独立思想的大字报，内中那些堪为时代前驱的思考，令我内心既感到兴奋又感到惊恐。正统的教育和由此形成的思维受到了质问和挑战，这给我以大厦塌陷的感觉；从中学时代开始接触到的那些西方近代文明和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又诱使我接近并欣赏那些“异端”思想。一方面，我既无力背叛我当日所服膺的信念和理想，另一方面，我又无法摆脱我所憧憬的西方那些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影响对我的诱惑。
我响应号召违心地批判那些“右派分子”——他们是我私心倾慕的同学和朋友，为他们的才华、智慧和抗争的勇气；与此同时，我所批判的也正是我灵魂深处所感到接近的，我在这样充满内心苦闷和极度矛盾中，并不情愿却又不由自已地被推进了那个斗争的大漩涡。出于自我保护或为了表明“坚定”，我“自觉”地、更确切地说是违心地做了我当日所要求我做的和我所能做的。以我当时的状态和心境，可以想象我的这些言行肯定是无力甚而让人失望的，而我却必须这样做下去。眼看周围那些善思考而才华横溢的师友，一个个被打成了“另类”。我夜难成寐，内心经受着羞愧交加的煎熬。
给人希望的春天就这么幻灭了，我们的花季是悲哀而终于凋零的。它粉碎了一年前进入这座校园时的关于春天的梦想，它提醒我们，在通往理想的路上，并不全是由鲜花所铺成。春天也会有电闪雷鸣，也会有急雨暴风。而生活就是在这样并不平坦的、甚至是充满苦难的路上的行进。在不开花的日子里，我们因忧患而成长。
不错，我们是很勤奋，也是很聪慧的一群。时代为我们准备的一切，有鲜花的灿烂，也有荆棘的严酷，我们以感激的心情领受了。我们行走，当朋友星散，独自行走于崎岖路上，也许是一边流泪，也许是一边流血，但我们活着，而且我们成熟。如今回望那当日的欢笑和痛苦，我们无言，惟有感谢。感谢多情的岁月，感谢无情的岁月，感谢幸福，也感谢苦难。
我的读书生活
我没有“童年阅读”
在我的记忆中，我几乎没有“童年阅读”的阶段。我似乎是一开始就摒除游戏性质的训练而进入“纯正”的文学阅读。我从小就不喜欢现今被称为通俗文学的那类作品。偶尔也涉猎过《七侠五义》《施公案》之类的小说，但往往“不忍卒读”便放下了。那些描写引不起我的兴趣。我的童年是艰难而充满忧患的。家境贫寒，再加上异国入侵的战乱，个人和家庭的生计维艰，以及笼罩头顶的战争的乌云，剥夺了人生最天真无邪的那个阶段。我的“心境”与那些轻松的愉悦的阅读无关。早熟的人生使我天然地排斥那种旨在消遣的阅读活动。
我的小学至少换过四个学校才勉强地读完。有的是因私立小学缴不起学费，有的则是因战事逼近而逃跑迁徙。初中的三年更是在愁苦中度过的。每一个学年开始，我总为筹措学费发愁。好不容易缴了学费入学，每日的吃饭又成了问题。砍柴、拾稻穗、替父母典当混日子都是我童年时期的真实的东西。
可以说我的童年阅读是被恶劣的生存环境所剥夺了。我没有任何物质和精神的条件为这类阅读提供可能性。我的青少年时代的教育也不完备，动荡的岁月使我很早便离开学校。军旅多变动的生活使我很难安闲地读书。因此，一些现在看来是经典性的古典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都是军队复员进了大学以后按照文学系正规的要求阅读的。这时候读那些作品，已经是专业研究者的眼光，而非单纯的欣赏了。我从来也没有喜欢过《封神演义》《西游记》或《镜花缘》一类作品，我不喜欢它们和现实生活“隔离”的姿态和角度。
恶劣的环境和艰难的人生，使我自然地远离童年时代或青少年时代自然会有的那种“阅读的享受”，我发自内心地拒绝对于书本的消遣和嬉戏的态度。也许这是有悖于常理的，但却是我的实际情况。这与后来我视文学为庄严神圣，以及把它当作匡时济世手段的观念的确立不无关系。
但童年的我的确喜爱书籍和喜爱读书。当同样年龄的孩子热衷于玩捉迷藏一类游戏的时候，我已经饶有兴味地读起了“五四”新文学的作品。那时没钱买书，但还是千辛万苦地拥有了一些。有一两个童年好友同样嗜书，就在其中一位的家中办起了我们自己的“图书馆”——各人把自己的“藏书”都搬到了他家中，像正式的图书馆那样给书分类、编号——但借书人仅限于我们自己。这就是我童年时代的以“合资”形式筹办的“内部图书馆”。这些近于游戏性质的活动，对于我们良好习惯和高雅情趣的养成，默默地起着作用。那位提供“馆址”的童年朋友叫王松秋，他如今还卧病在家乡福州，我怀念他，盼望他早日康复。
文学与我
在有的文章里，我说到童年时代我受到新文学中两位作家极大的影响，这就是巴金和冰心。“巴金教我抗争，冰心教我爱”。这是真实的，不是因为他们两位是如今健在的大师我才这么说。《寄小读者》我很早就读了。这部作品以它博爱的胸怀、高雅的心灵和优美的文体，为我展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我为这个世界所倾心。随后，我进了初中，我以当时在报上发表文章获得的几乎是全部的稿酬，买下了开明版的《冰心全集》。在那里，我读到了《春水》和《繁星》，也读到了（往事》和《南归》，我至今还认为冰心写于1932年的全集自序是一篇非常优美的具有典范性质的散文。至于《南归》所传达的丧母之痛，从那时起直至今日还时时唤起我的哀然。
我读巴金要晚一些，是上了中学之后的事。我中学母校是英国教会办的三一中学，那里弥漫着英国式的学院气氛，英语是第一语言，有繁多的宗教活动。而当时却是抗日战争与第三次国内战争纠结的时期，对现状的不满使我思想激进。我自然而然地接近了巴金的世界。因为对旧世界的吞噬和倾轧有切肤的痛感，我能够理解巴金的反抗精神，并从他那里获得了爆喷的激情。
动荡的时代使我们这些生活在底层的知识分子倍感痛苦。看不到出路，也没有应变的对策，我们只能从自己有限的阅读中寻求力量。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我和我的那些爱好新文学的初中同学们，便把《家》中那些反抗封建压迫和追求光明的青年人当成了行动的楷模。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遍地硝烟中，我们几个同学在南中国的一个城市里，自觉地纠合在一起办起了我们自己的“读书班”。我们在正式的中学课程之外有计划地阅读和讨论我们认为有意义的文学作品。我记得，第一课便是巴金的《灭亡》和《新生》。
我没钱买书，只能到处找书来读。堪可告慰的是，兵荒马乱之时，居然还有很多的书摊和书店在开张。每次放学，我总到书店里去“免费”地找书读。那时有个好的规约，不论多小的书摊，老板从不驱赶那些买不起书的免费阅读者。在那些书摊上，我读到茅盾的《子夜》、徐舒的《风萧萧》，还有《马凡陀山歌》。
我们的学校在福州风景秀丽的仓山区，闽江水从那里流过城市的中心。有一天，在学校的附近盖起了一座漂亮的西式小楼，原来是一座私人筹办的小型图书馆。我记得它名叫“鲁颐图书馆”。那里有清雅的阅览室，我们可以在那里读到来自上海、南京和本省的许多报纸和刊物，还可以读到许多新出版的书籍。恶劣的环境，饥饿、贫寒，加上日益逼近的战争，我们这些穷学生，居然拥有一座如此温馨的精神家园，真是喜出望外。都说旧社会物欲横流，每当想起那座小小的图书馆，我心中却充盈着温暖的安慰。80年代我返回家乡，那座小楼已荡然无存，周围盖起了卡拉OK厅、电子游戏厅和餐馆。
做学问从多读书开始
我喜爱新文学，我总是满怀欣喜地亲近它、投入它的怀抱。那时我年纪小，不明世事，但却相信新文学造出的世界是属于我们的。它所展现的诗意和追求是属于我的。我那时读不懂鲁迅，但却不由得为他的深奥所吸引，我感受到了他的深厚和沉郁，甚至也感受到了它的严峻和尖刻。虽然那时我无法理解他，不仅他的杂文，尤其是（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但他的独特风格吸引了我，他的异端色彩对于年少的我展示了极大的诱惑力。
同样，我也读不懂郭沫若。《女神》那集子里的诗，大部分我难以理解。只有《地球，我的母亲》等少数几篇，我大体知道说的什么。说到《地球，我的母亲》这首诗，我想起一件趣事。这事发生在我还没有读到这诗之前。那是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年级办墙报，大概因为我喜欢文学和写作，便推我当上墙报编辑。有位同学投来了一首诗，题目便是《地球，我的母亲》：“地球！我的母亲！我过去、现在、未来，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我要怎样才能报答你的深恩？”我接到这篇“投稿”很是欣喜，以为我们这里有写这样好诗的天才。墙报出来了，署名当然是那位同学。事情过了很久，我接触了《女神》，方才想起那是一次抄袭事件。郭沫若的《凤凰涅架》（天狗》等，那时是不可能理解的，便如同我能感知鲁迅的魅力，我隐约地窥见了郭沫若的狂飘所体现的时代激情，我为他的气势所震撼。
新文学的作品我竭尽全力把能够找来的，都读，不管理解不理解，总是如饥似渴，生吞活剥。除了冰心和巴金，还由鲁迅和郭沫若读开去，一直读到沈从文、曹禺和郁达夫。郁达夫的作品在20世纪40年代拥有很多读者，他的书那时还在畅销。我接触《迷羊》是在姐姐家里，在她那里看到《迷羊》很感奇异，因为它展开的是那样的世界。后来读到了他的其他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我依稀能够感觉到特殊的场景透出的同情心，而对《沉沦》，我除了对女性肉体的裸露而惊异，几乎体察不了他那复杂的心情和创作的意图。《沉沦》对于少年的我几乎是不可知的。
我就这样不加选择地、似懂非懂地吮吸着“五四”新文学给我的滋养。几年间，居然也积累了这方面的一些知识。我是从作家和作品进入现代文学的，这知识起初是破碎的和零星的，整体地对于新文学历史的把握，那是入了大学之后的事。由此我领悟到，人对于知识的积累是渐进的，由感性而理性，由零碎而系统，最后形成整体的史的概念。
只读一本历史不够，历史应当由无数生动的作家、作品、事件所充填，这样的历史才是鲜活的和丰富的。不论欣赏还是治学，第一步都是对于材料的占有，即必须从阅读（从无目的到有目的）大量的作品入手。做学问最忌讳的是不接触创作实际的空发议论。我深深厌恶那种不占有材料而好发宏论的空头理论。
为此我经常劝诫我现在的学生：做学问第一步是了解事实和占有资料。理论和观点也许存在偏颇，但最大的坏习气却是空无的虚妄。我当过大学生，那时教中国文学的、东方文学的、西方文学的老师，总是布置许多阅读书目，功课如泰山压顶时，往往对着这么长的书单发愁，甚至想偷工减料。现今思来，那是非常危险的念头。
有学生问起我的读书经验，我回答说，不要反感和轻视老师开的书单，不论你多忙，都要把那些书找来读，哪怕读得非常匆忙、粗疏，但最要紧的是，都要读！这是我的最重要的读书体会。《文心雕龙·神思》篇讲“积学以储宝”，我注重“积学”二字。青少年时代没有负担，拼命读书就是。如今我常感慨没时间读书。试想，以我如今的繁忙程度，我能够有机会把但丁的《神曲》，把高尔基的《我的大学》，把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巴尔扎克的作品再阅读一遍吗？有的书也许可以，但大量的、多数的书，人的一生中只能和它相见一次！
古典的启蒙
以前我曾说过，我对中国新文学作品情有独钟，这丝毫没有无视和轻视中国古典文学的意思。相反，我是异常倾心于那些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闪闪发亮的文学星辰的。我以为鲁迅发出的“我以为至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声音，是有感于它们的“与实人生离开”的弊端，怕它们消磨了青年人的锐气而对之持批判态度的。其实，鲁迅自己是读了很多中国古书的，这只要看他附于日记的购书单便知。
应当说，我的文学启蒙始于古典文学。那时的中学课本收了诸多古典名著的片断，如《论语》的《侍坐》章便是。我如今还深深地感激讲《侍坐》章的语文老师。他是毕业于“中央大学”国文系的余钟藩先生。他用福州方音吟诵此段文字，极富乐感，能够传达出孔子和他的学生们的神采气韵来。现在想起来，我还为这最初的文学和诗情的启示而深深激动。
《侍坐》章是孔子和子路等几位学生座谈志向的记录。他们各言其志，孔子或微笑或不语，独独在曾子说后而有叹哨。他们谈论的内容，少年人很难洞彻其意。但当余先生吟诵“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零，咏而归”，那种投入而陶醉的神情，似乎时间愈久而印象愈深。
第一次从课堂的讲授中感受到中国古典文学那超乎内容蕴涵之外的宽泛而持久的艺术魅力，由于兴趣的诱发，以后我便自己寻找那些古典的作品来读。最先接触的是简赅而有意趣的作品，如《春晓》或《相思》之类。后来，便读到李商隐的《无题》和《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那意思是说不清的，说不清也不妨，它却如神秘的磁石般吸引着你。夏夜户外乘凉，是南方人的习俗。晚饭过后，暑热渐消失，搬一竹制躺椅于屋檐下，听四周虫声鸣叫，龙眼树梢轻摇，竹影婆要，口诵杜牧一曲（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眼前景与胸中意都借助这清俊的诗句得到传达。杜牧之外，王昌龄的绝句我也十分喜爱，刘禹锡的《乌衣巷》更莫名地唤起我远古的悲怀。
对于古典文学作品的寻觅是与新文学的追求同时进行的。文学欣赏加上当时已经萌发的写作兴趣，占去了我很多本应花在课堂上的注意力。从小学至初中，我的学业是畸形的，外语和数、理、化的成绩都不好。我对数学，包括几何、代数和三角都头疼。因而我的数学水平大约总维持在小学三年级的程度，今天也是如此。
那时的学校也兴郊游，郊游在我们那里叫远足。远足要穿好衣服，而且要交餐费和交通费。家境贫寒的我，既无好衣服，又交不起那些费用，每年的远足我总托词不参加。为免得父母伤心，我那时总把自己关在楼上读书。那时候，那些遥远年代的作品，便成了凄苦寂寞中的安慰。我那时已经找到了李白、杜甫和白居易。白居易的两首长诗《琵琶行》和《长恨歌》，那时我全部都能背诵下来，全靠的是大家都郊游去了我把自己关在房中的那些时日。我以精神的富足来抵消物质的贫困，诗意的温馨饵平了童年的哀愁。
唐诗的知识大约总来自《唐诗三百首》，当然还有《千家诗》。小时我还读过《幼学琼林》那类启蒙读物，后来则似懂非懂地进入了《古文观止》。《古文观止》中最好读的是那些写景抒情的文字，如《陋室铭》《醉翁亭记》《秋声赋》《前后赤壁赋》和《岳阳楼记》等。这种阅读和欣赏不仅增加了我的文学修养，而且也默默地影响了我的精神。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他描写的洞庭湖冬春阴晴的风光给人以审美的享受，特别是他那进退皆优的博大胸襟，无声地充实了我幼小的心灵。
我以为不懂中国古典文学总是中国人的缺憾，但若因而染上了食古不化的病疾，却也是一种得不偿失。然而，古也并非洪水猛兽，全在学习者的自珍自持。至于鲁迅那种对于古典的愤激和警惕的理解则是我对中国文化积习有了更深体会之后的事。目下国人口口声声“国粹”而不知耻，却从反面让人缅怀起新文化运动那些先觉的前辈来。
我对中国古典文学知识的掌握，是由片断了解而进入系统，但阅读还是不多。我所读的《诗经》，仅限于游国恩老师当年要求记诵的八十首；《离骚》也是时隔四十年不再重读过。我读古典也凭兴趣。倒是一部广益版的《袁中郎全集》使我走过了人生的长途。吴小如先生二十年前赠我的旧版《黄仲则集》一直是我藏书中的珍品。
了解他人如何思考
现在我成了学者，要是我自我介绍说，我是一个并不用功的人，也许人们会不相信。但事实却是如此。我极少，也许竟还没有从头到尾完整地读过一本书。我总是一书到手随便乱翻，觉得有点意思了，可以从后面往前面倒着读。我极少有耐心一字不落地逐字逐句读那些著作。我总是跳着翻那些书页。我固执地认为，所谓“字字珠现”总是夸张，一本书中能有一些讲述能引起别人的注意就相当不错了。
这样跳跃着翻书并不是好习惯，但却表现了我对知识的汲取和承传的某些观念。我很重视那些通过写作讲出自己独特见解的著作。那些见解可能非常精彩，也可能偏颇甚至难免悖谬，但却是他自己的言说。从前人的叙说中获得知识的继承，固是读书应有之义，却并非意义的全部。我读前人或今人的书，除了知道他在说什么，更重要的是要知道他为何说、怎么说。
我对那些皓首穷经的人充满敬意。一个人以毕生的精力，去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一件事，这非有极大的韧性和毅力决难做到。但是，我更重视那些以“六经注我”的姿态进行创造性表现的那类著作。人的一生很短暂，他很难把一切都弄清楚。作为生命曾经存在的证实，最有意义的工作似乎仅仅在于我曾经如此地思考过。
这种思考有时仅仅属于个人，它不以真理代言的面目出现，甚至是非常个人化的而并不是符合全面、准确的那些公认的治学原则的。但它却以独特性，甚至以与众不同的姿态而保留在后人的记忆中。正是出于这种认识，我总是十分看重这种“自以为是”的著作和论述。在我平生的阅读记忆中，有两本书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这就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和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我不仅珍藏此二书，而且不止一次地将它们介绍给我的学生阅读。
我重视的是它们的作者那种创造性的思维。《万历十五年》有无纸漏我不知道，《美的历程》有人曾指出不少的知识性的疏漏，但这些都无法掩盖作者智性的光耀。一本不厚的书，把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之美，作了最广阔和最大胆的归纳。从远古图腾到青铜的狞厉，从先秦理性精神到魏晋风度，他说了许多专门从事那一领域研究的人所未曾说出的话。如他说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显示的是“少年时代在初次人生展现中所感到的那种轻烟般的莫名惆怅和哀愁”，便饶有兴趣。又如，关于《红楼梦》这部几乎被说滥了的巨书，李泽厚关于感伤主义思潮在此书的升华的说法，却是道尽千言万语中的所未道者。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是一部奇书。奇就奇在他用某一年写整部明史，用一个皇帝、一个宰辅、一名战将、一名文人来写“大明帝国”的“定数”，单从角度的新颖，体例的独特，以及论述的精赅而言，这本薄薄的书，对学人的启发却是丰博而深远的。
人们通过书籍获得知识的承传，这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江山代变，人事更迭，人们对于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事实和经验不可能亲历，于是需要以阅读的方式获得。这方面的知识是阅读各类著作典籍的首要目标，即通过阅读了解书中都“说什么”。但阅读更深层的意义，特别是对于专业人员而言，恐怕还在于了解“为何说”以及“如何说”。就是说，通过阅读前人或他人的著作获得提炼、归纳、表达观点和见解的能力和经验。
我们始终不会忘记科学精神，也不会忽视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史料和事实。但是，作为一种价值的体现，创造性地发现和表达，都是学问事业得以光大的根本。在这方面，人们会以宽容的态度对待难免的粗疏和疵谬。
读书人是幸福的人
我常想读书人是世间的幸福人，因为他除了拥有现实的世界之外，还拥有另一个更为浩瀚也更为丰富的世界。现实的世界是人人都有的，而后一个世界却为读书人所独有。由此我又想，那些失去或不能阅读的人是多么的不幸，他们的丧失是不可弥补的。世间有诸多的不平等，财富的不平等，权力的不平等，而阅读能力的拥有或丧失却体现为精神的不平等。
一个人的一生，只能经历自己拥有的那一份欣悦，那一份苦难，也许再加上他亲自闻知的那一些关于自身以外的经历和经验。然而，人们通过阅读，却能进入不同时空的诸多他人的世界。这样，具有阅读能力的人，无形中获得了超越有限生命的无限可能性。阅读不仅使他多识了草木虫鱼之名，而且可以上溯远古下及未来，饱览存在的与非存在的奇风异俗。
更为重要的是，读书加惠于人们的不仅是知识的增广，而且还在于精神的感化与陶冶。人们从读书学做人，从那些往哲先贤以及当代才俊的著述中学得他们的人格。人们从《论语》中学得智慧的思考；从《史记》中学得严肃的历史精神；从《正气歌》学得人格的刚烈；从马克思学得入世的激情；从鲁迅学得批判精神；从列夫·托尔斯泰学得道德的执着。歌德的诗句刻写着睿智的人生，拜伦的诗句呼唤着奋斗的热情。一个读书人，一个有机会拥有超乎个人生命体验的幸运人。
一个人一旦与书本结缘，极大的可能是注定了与崇高追求和高尚情趣相联系的人。说“极大的可能”，指的是不排除读书人中也有卑鄙和奸诈者，况且，并非凡书皆好，在流传的书籍中，并非全是劝善之作，也有无价值的甚而起负面效果的。但我们所指读书，总是以其优好品质得以流传一类，这类书对人的影响总是良性的。我之所以常感读书幸福，是从喜爱文学书的亲身感受而发的。一旦与此种嗜好结缘，人多半因而向往于崇高一类，对暴力的厌恶和对弱者的同情，使人心灵纯净而富正义感，人往往变成情趣高雅而趋避凡俗。或博爱、或温情、或抗争，大概总引导人从幼年到成人，一步一步向着人间的美好境界前行。笛卡尔说：“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这就是读书使人向善；雨果说：“各种蠢事，在每天阅读好书的影响下，仿佛烤在火上一样渐渐熔化”，这就是读书使人避恶。
所以，我说，读书人是幸福的人。
赠书琐记
书是供人看的，这人看过了，再转给别人看。书是越流通越能发挥作用。爱书的人讲收藏，更要讲流通，这原在理中，不言自明。然而，事实上书籍之于文人，有点像金钱之于商人的关系，积累和守护的愿望大于施放。所以，所谓流通，几乎就只是纯理论的一个命题。
但事实上，任何个人在书的收藏上都是有局限的。首先是财力的限制，再就是空间了。在当今的中国，似乎后一种局限更具有普遍性。在大学里任教的人，其住房标准中并没有用以藏书的面积。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用生活用房来当书房。这样，永无止境地收藏而不疏散，再多的住房也是不够用的。
这就想到了通过卖书以减少藏书量，用这来减轻住房压力。谁知此举却遇到了更大的心理阻碍，即是大多文人、至少在我这里是耻于“卖书”的。这可能与清高有关，但却有更为深层的原因。从道理上讲，书也是商品的一种。可以买进，也可卖出。有些书眼下不需要了，可以出让给更需要的人。从这个意义上看，卖书是无可非议的，但事实却远非如此。
所以，撇开清高不谈，首先是涉及情感。对于文人来说，卖书是一种伤感动情、牵肠挂肚的举动。书与主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一般的人与物的关系，书涉及一个与人的情感有关的题目。书的主人从书那里得到很多的充实与提高，温暖与慰藉。他深知每一本书都是一个知识和情感的精灵在说话。那些古今名典，乃是案前榻旁不可须臾或离的良师益友，这些，自不必说了。也有一般的书，甚至也有水平不高的著作，又该如何评估它们的价值呢？对于从事文字工作的人来说，他们绝不会因这简单的原因而轻易地否定那些书的价值。
因为他们深知，所有的精神劳动都是艰苦的，而且也深知，不是所有的工作都会抵达这个领域的高处的。有的人可以达到，更多的人则不会达到。有了这样的认识作前提，他们就会尊重这种水平未能到达高处的书籍的作者，也就会尊重这些水平不一的精神劳作的成果——这就包括了对它们的体谅、理解和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样，当这些书的主人下决心处理、说白了也就是要把这些书卖出的时候，这种来自内心的阻力是非常大的——他在情感上过不去，他在反对他自己。
内心障碍的另一点，也可能是更难逾越的。那就是很多书是同辈或晚辈赠送的，这些赠送的书，都郑重地写着“留念”“指正”“赐教”等一类的敬语，也有很正式的签名和盖章。都说是“秀才人情一张纸”，更何况是厚厚的一本书呢！这些书若通过民间收售的方式流入社会，则自然地构成了对朋友的伤害。但在书籍的拥有者这里，明摆的事实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他不得不狠着心，把这些原先属于自己的、并联结着自己的血肉情怀的书们“赶出门外”。
说实在的，是所有的书都值得珍贵，但不是所有的书都能够在这里住下去。有的书对你有用，但可能对别人更有用。流入坊间的书，可能会给赠书人造成不快，但若想到书的流通，想到可能对别人更有用，也会释然。至少在我这里是这样，别人呢？那就难说了，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对此释然的。听说过有这样一个故事：某作家在坊间买到了一本他送给别人的书，他再次购回，亲自题签再寄送给那人。这当然是很使人难堪的事。要是我也遇到这样的事，今后怎么与他相对？于是，我决心坚守一点（尽管从理智上说，我认为无须这般地坚守），即尽量不使这些书流入坊间市井。这样，就等于断绝了卖书这一条出路。
书多成灾，又不能有效地疏散开去，就只有采取赠书这一条路了。首先想到的是，送给个人。前几年，一位韩国的教授回国，他也是一位书痴，我送给他一整车的书籍和期刊。他高兴得不得了。“宝剑送英雄”，在我，也是个极大的安慰。可是，这样来者不拒的接受者是不多的，不少的接受赠送者是挑剔的。他们只挑选那些于他有兴趣的书籍，而把那些对他不需要的书籍留下来——对于这样的接受赠送者，我是并不欢迎的，因为他并不能为我减少书的压力。
因此想到了赠送给集体。这方面的实践比较成功。我曾赠送给北大昌平园校区图书馆一批图书。我们合作得很好。但美中不足的是，我要求他们刻一枚赠书章，他们没有做到。为什么要加盖赠书章呢？目的也在于证明这是赠书，而不是卖品。万一这书流落在外头了，人们看到赠章，也就不会见怪。最近一次赠书，是向北京一家私立大学的图书馆赠书。刻藏书章，挂铜牌，立专柜，还举行了庄严的赠书仪式，校长和我都讲了话。这是最让我满意的一次赠书。
书是我的至爱，但书一旦成灾了也使我恨。书多了使我牵肠挂肚，送书又让我寝食难安。这就是我的书之缘。
我的遥远的天空
这片悠远无垠的空间，以无所不在的丰富滋润并铸造了我属于这片黄土地的心灵。无论何时思及它，我只有赞叹于它伟大母性般的恩泽。最初接触的是唐诗，那些晶莹意象的闪耀，造出了一片我当时无法深解的奇妙的天空。在半知半解中，文学和我的童年产生了第一次美好的叠印。稍大了，还是唐诗，但已不是那些精致的律绝，而是长篇歌行。我把自己关在老家的木楼之上，着魔一般大声念诵得阳江头的秋声，那里飘浮着轻罗般的淡淡的悲愁以及深深地对于平常人的苦难的同情。还有，也是似懂非懂的长生殿畔的恋情，生生死死的爱情打动了我的童稚之心。白居易那两首长长的叙事诗，我当年几乎能一字不落地背诵下来。
我不像许多人那样大量读古典小说，言情小说或武侠小说偶尔涉猎，但毕竟没有完整地读过一两部。进了中学，我和古典文学的奇遇是在语文课堂上。我的语文老师是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的余仲藩先生。他用福州方言（它保留了众多的古音）吟诵《论语》的《侍坐》章。我第一次惊异于不具格律的文体却拥有如此动人的音乐效果。随后是那些清雅的山水游记，我读柳宗元的散文较早，也是教科书启发了我的兴趣。至于晚明小品的清隽，以及我所迷恋的清代黄仲则的诗，都是我自己“发现”并进行了选择的。
我感激不尽我的大学的老师们，是他们引导我熟悉了上古神话、先秦诸子、楚骚以至于近代诗文的极其丰富的名篇佳作。事实上，即使是专攻中国文学的大学生也很难全部接触这座辉煌无比的殿堂。但有计划、有系统地在一个时期集中精读一批著名的代表作是异常必要的，我有幸在师辈严格的督促下完成了这个基本要求的训练。游国恩先生以他精湛的考据训话的学识，杨晦先生以极丰富的史料占有、传授古典文学理论的精髓，林庚先生以他独到的创造性的艺术感觉，吴组缃先生以他极细腻深入的人物性格和情节结构的分析，都给我以终生受益的深刻印象。他们不仅以各富魅力的讲授艺术，而且以各具特色的治学方式与思维方式全面地启示了我。在北京大学的五年之间，我实现了对中国古典文学由蒙昧的兴趣到有明确追求以及进行综合思考的超越。
自此以后，中国古典文学这片遥远的天空便笼罩着我。它成为启迪我的灵智的磁场，它使我无论思考什么样的文学或艺术命题，都会自然地追寻到哺育了我的艺术生命的母亲之河；以至于不论在何时何地，也不论在什么问题上，我始终觉得坚实和有把握，因为我能够接近乃至触及这个“河源”。中国古典文学成了一个宏阔的文化背景，它融入了我的心灵。它似乎给我提供了一个无穷无尽的信心感和安全感。我觉得在它面前，我不仅是一个皈依者，而且是一个被塑者。如同以往数千年，它不断塑造着民族的灵魂，它也塑造着我。
这片土地的深厚和坚实，给了一代又一代人充实和满足。我也深感如此。有时我诧异于它深层沉积的富有，有时终于惊叹它予我以束缚和限制。一般人不会想到摆脱，但它却是以无形的坚韧紧紧地勒住了你。
这的确形成极其深远的传统。这传统的不可摆脱性是令人吃惊的。它使一切触及和研究它的人感受它的自足性，并培育和强化感受到这一特性的人的自足性。到了这时，伟大的传统也就成了伟大的因袭。这就是鲁迅为什么在应《京报副刊》“青年必读书”的征答时，会回答说“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甚至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原因。
特别是在现代生活的感召下萌动着现代情智之时，这种因袭便生发极其强大的反作用力。20世纪初叶至20年代间的转折期，一个民族的新生启迪着它摆脱因袭的重负而走向世界。这时，文学传统的幽灵便成为强大的力量站在了对面。“五四”运动的前驱者们为了在其中杀开一条血路而付出极重大的代价。他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显然未曾完全成功。一方面是他们当时对于传统所持态度不乏片面的理解，他们想通过一时的否定而使传统中断乃至消失。另一方面，他们当中不少人，转了一个圆圈之后，很快便实现了对于传统的认同和饭依。
以旧体诗词为例，它的生命力的顽强是当时的激进者所始料不及的。因为它在久远的发展过程中，以臻于至境的成熟的艺术而成为历史的事实，它与世代人的欣赏心理和审美意趣产生了血肉联系。它在民族心理文化中，乃是一种超稳定的因素。它甚至会在革命情绪异常高涨的年代，为一批在争取民族自由解放抗争的、革命情绪同样高涨的先驱所倡导，而终于在特定时期受到特殊的重视，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历史现实。
我们确认古典文学是伟大历史传统的一部分，但没有变革和发展的传统，不会成为一道生命水。当历史把我们的民族推到告别昨天的封闭而面向21世纪的世界，几代人都会在沉痛的事实面前沉思历史的曲折。在这样的转折点上，我们耳边便会对当年哲人那种理性的“拿来”的呼吁感到亲切和激动：“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成为新文艺”。他的思考的触角，事实上伸向了对社会弊端的根源的探索。
一位青年诗人曾经写下如下有名的诗句，他写的是长城，我以为说的是伟大的历史文化传统——
我把长城庄严地放上北方的山峦
像见动几千年沉重的锁链
像高举起刚刚死去的孩子
他的躯体还在我手中抽摘
我的身后有我的母亲
民族的骄傲，苦难和抗议
在历史无情的眼睛里
掠过一道不安
深深地刻在我的额角
一条光荣的伤痕
不安的骄傲，是永生的母亲，又是刚刚死去的儿子；庄严地予以置放的，却是一道沉重的锁链；说是伤痕，却是光荣的。这些诗句，传达了在新时代的曙光中，对于传统的批判意识的又一度萌醒。
我们不能固守已有的一切而拒绝外来影响，我们躁动的灵魂期待着一次强烈的中西文化交汇的撞击。伟大的传统有待于新世纪的更新。事实上，它从漫长的远古流来，一路跳荡着行进，一路融汇着一切人、一切民族的智慧和创造。我们希望的传统观念是动态的，它宽容地吸收一切不断扩展着更新着自己的生命。
我们都生活在传统中，它宽容地吸收一切，它的柔和的手指无所不在地触摸着我们，但我们并不恬然自安，我们也许将被它淹没而窒息，于是我们探首，我们渴望拥抱新的气流……传统塑造了我们，我们也塑造传统；传统发展了我们，我们也发展传统。在全部历史时空中，每一个人都是渺小的，个人也许很难在历史的珐码上显示出明显的价值，但每一个时代的人们显然都为此做出伟大的贡献。传统是不可违逆的。尽管每个时代的有志之士总想改变它，冷静的人感到个人的微弱，但他们都想挣脱窒息，而当传统成为一种不可违逆的巨大而永恒的存在，它就无时无地地想窒息民族的理智和生机。但是，我能走出我的遥远的天空吗？这就是我自传统来而又渴望“离”传统“去”的悖谬。
文学是一种信仰
文学的兴趣
和许多青少年文学爱好者一样，我对文学的接触最早只是由于兴趣。我的小学和中学时代，炮火连天，生活动荡，朝不虑夕。我一面因每个学期的学费无着落而愁苦，同时又如饥似渴地找文学作品来读，从巴金、冰心到鲁迅、郁达夫。开始是读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后来延伸到唐诗、宋词等古典作品。文学使我暂忘外界的烦忧，也使我的内心更为丰富，文学使我更为切近现实和历史的焦虑，它催我早熟。我在别人享受童年欢乐的时候，便因文学而开始感受人生的忧患。
后来，我就自己提笔写诗、写散文了。时间是1948年，我还在念初中的时候。我写那些东西，说是一种爱好，恐怕失之简单。其实，是我找到了一种传达内心苦闷和抗议的方式。那时我涉世未深，对社会、人生的思考也浅，只是一种积郁需要宣泄。文学就这样走进了我的生活，成为我最初的朋友。
中学到底还是没有读完。在1949年那个历史大转折的时刻，我像当年那些怀有理想和激情的年轻人那样，离开了学校，开始了新的痛苦的，甚至可以说是艰险的人生追求。我自信我当年的选择，不是由于浅薄，也不是由于轻信。是当年我所接触的有限的文学，使我对人生有一种向往，文学使我对真理和正义、平等和自由以及人性的尊严的认识，具体化了。我的人生选择，是基于对当时的丑恶、黑暗和无边苦难的否定，并在现实中找到了自认为可以实现理想的转机——这就是我当年投笔从军的简单动机。那年我17岁。
圣地在召唤
我经受着艰难困苦的磨炼，不仅是坏境的恶劣，生死的考验，还有纪律约束下的内心苦闷——对思想自由的渴望等。1955年4月我复员回乡。我听到内心强烈的召唤，一种愿望促使我选择更为合理的生活。我一面等待分配工作，一面借来全部的中学课本，准备高考。当年8月，我接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告别了从童年到少年生活过的小木屋、我的年迈的父母，溯闽江，越分水关，沿浙赣线一路北行，终于来到古都北京。我投身于北大的怀抱——等待和寻找了二十多年，终于在1955年金色的秋天，找到了属于我的、也属于中国的这片科学民主的圣地。
在这所校园里，我从青年到中年，再到走完中年的今天，我已鬓发斑白，竟是人生的秋景了。我把青春献给了这所校园，这所校园也以它的丰富和博大，以它的自由的空气、民主的精神滋养了我。
前面说过，我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在战乱和动荡中度过的。高中刚读完一年级，时局突变，我放下了书本，离开了学校。这一停顿便是六年。我入北大时，中学没有念完，所以说，我的中学教育是不完备的。以前我接触文学只是由于爱好，入北大后，便开始了文学的系统学习。50年代的中国教育，在“学习苏联”的大背景下，开始走向新的规范。我在北大的专业是中国语言文学，那时一批有名望的教授都健在，我们的授课老师的名录列开来，便是中国语言文学大师的一串长长的名单。我庆幸自己，有最著名的学校、最著名的老师，还有最著名的图书馆！现在就看我自己的努力了。
一串长长的书单
我们的学习是繁重的，中国文学史从远古一直延伸到现代和当代，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阅读了灿若繁星的古今作家的作品。这种在历史的线索下、以社会发展为参照的关于文学的习读和思考，把我先前那种零碎和片面的知识系统化了。我们于是获得了一个关于中国文学历史的整体的印象。现在反观，有这个系统化的整理和只停留在零星的层面，是非常不同的。中国历史非常悠远，文化和文学的现象异常复杂，特别是社会发展各阶段中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的因素对文学的影响和制约，非常具体也非常深刻。唯有把文学发展置于中国社会、文化总的环境中加以考察，我们关于文学的意义和价值的评判方是可能的和可靠的。
北大五年的学习——严格地说，没有五年，主要是“反右”和“大跃进”以前那短暂的时间——那时总的口号是“向科学进军”，学习的空气很浓厚，政治的干扰相对较少。那时课程设置很广泛，对学生的要求也很高。在文学方面，除了中国文学史，我们还学欧洲文学史、俄苏文学史以及东方文学史。每一位老师都为我们开了长长的书单，从（荷马史诗》到但丁的《神曲》，从巴尔扎克到罗曼·罗兰，从拜伦到列夫·托尔斯泰……我们如牛负重，日夕奔波于宿舍、大膳厅、图书馆这三点一线上。
我们的课程还不止这些，系主任杨晦先生一再谆谆教导：语言和文学是“有机联系”的，同等重要。于是，语言学的课程，跟随在文学的后面蜂拥而至：古代汉语、现代汉语、音韵学、方言学、普通语言学、汉语诗律学……王力先生、魏建功先生、高名凯先生、周祖漠先生、岑骥祥先生、袁家葬先生、朱德熙先生等都亲自给我们上课。铺天盖地的广韵、切韵、下江官话、闽方言、声母、韵母……让我们叫苦不迭。现在想起来，有这么多的语言大师为我们授课，真是百年不遇的造化。此外，我们的课程还有逻辑学和哲学，以及西方和东方的哲学史，从古到今、由中及西，也是长长的一串书单。
狂热年代
尽管当时我们少不了怪话牢骚，但现在回想当年，回想那种劈头盖脸的学术“灌输”，实在是受益无穷。那时年轻，在北大这样思想自由、学术民主的园地里，我们如鱼得水，总觉得时间不够用。20世纪50年代物质条件差，外界诱惑少，我们便全身心地扑在知识的汲取上。当我们潜心于学习之时，风暴正在远方酝酿着。百花时节毕竟短暂。1957年突然而至的灾难，很快就造成了全国性的缄默。在我生活的这个校园里，琅琅书声骤然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无边无际的、花样繁多的批判和声讨。
平静的书斋生活很快就结束了。我和我的同学们只能在政治运动的夹缝中偷偷地读书、偷偷地思考。“大跃进”唤起了我们单纯的热情，我们响应了当时的号召，投身于“大批判”的热潮中。1958年，我和我的同学们开始以1955级集体的名义，自己动手编写《中国文学史》。我们日夜苦干，如同那个年月全国全民大炼钢铁和“超英赶美”那样，很快就写出了一部“红色文学史”。以我们当日的水平，它的片面性和简单化是明显的。我们也很快发现了自己的幼稚和无知。尽管如此，我们最终还是受益者。我本人（我相信我们全体1955级同学也是如此）在这次“集体科研”中得到了全面的锻炼。工作逼迫我们去阅读和占有浩繁的原始资料，也逼迫我们进行独立思考。我们还得用自己的笔，写出自己的所思、所感。感谢时间，感谢时代，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使我们未出校门便以所掌握的知识锻炼了自己。
我属于这个以撰写“红色文学史”而出名的集体。在那个权威受到蔑视的时代，我们意外地获得了机会。这些机会促使我们成长。1959年，在我们把两卷本的文学史扩充为四卷本的文学史之后，当年《诗刊》的徐迟等三位先生来北大找我。他们建议由我们若干同学集体协作，着手进行一部新诗史的写作。这建议鼓舞了我们。那年寒假，我们从北大图书馆拉走了一车的新诗史料，带着简单的行李，住进了中国作家协会和平里的一套无人居住的单元房。六位同学，我、孙玉石、孙绍振、殷晋培、洪子诚和刘登瀚，在别的同学都回家过年的寒假里，夜以继日地工作。一个假期，我们写出了后来被称作《中国新诗发展概况》的新诗史草稿。
鲜活而奇妙的天空
40年前的这段往事，与我后来的学术经历很有关系，它是我后来从事中国新诗研究和批评的起步。早年对诗歌创作的爱好，也为我此后对诗的研究提供了助力。当年那些幼稚的习作，给了我关于创作过程的初步的理解，以及关于创作规律的体悟，使我面对诗人的作品时，犹如面对一片鲜活而奇妙的天空。每当此时，我仿佛是在和每一个诗人讨论和切磋他们创作的成败得失，而不是从理念到理念。
上述这种体验，不专属于诗的研究，而是属于全部的、个体的文学研究。平生常感叹那些做学问的人，往往把活学问做成了死学问。其原因即在于这些文学研究者，其实并不真懂文学。他们从面对作品的那一刻起，就把具体、丰富、生动的文学创作抽象化了，把源自作家和诗人内心的充满情感和意趣的精神活动，变成了脱离人生、脱离生命的干枯的纯理念的推理。
的确，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是不同于文学创作的一种科学思维，这种活动要靠逻辑的力量，进行冷静的分析和归纳。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理性思维。但文学研究的对象与其他科学研究的对象，又有大的不同：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感性的和形象的，它和人类的精神活动、特别是人类的情感活动相联系。文学的生成和呈现都是具象的，它通过语言媒介，展现实有的和幻象的、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极为诡秘也极为生动的世界。面对这一特殊的对象，研究如果缺乏想象力，缺乏与对象的情感认知，便是从事这一工作的人的先天性缺憾。
所以，我确认文学研究的性质是一种科学思维，但又不仅如此，这种理性思维从来都与感性思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不是作家，但我却从以往很幼稚、也很有限的文学习作中得到了好处。我以为从事文学批评的人，欲要批评文学，最好本身能有这方面的一些（哪怕是非常不正式的和微弱的）实际体验。这样，在批评家和文学史家面前出现的对象，就不是“死”的，而是有感觉、有韵味、有情趣的“活”物了。
生活从中年开始
从集体编写《中国文学史》到合作写作《中国新诗发展概况》，以此为起点，这些不成熟的实践，锻炼了我掌握资料，进行抽象思考，并提炼、概括论点的能力。从50年代后期开始直至“文革”爆发，我在政治运动的夹缝中开始了有限的和幼稚的学术活动。其间，我把主要的精力投向了新诗的研究，这些最初的习作，我的跳姗学步的足印，基本上都保留在我的第一本文集《湖岸诗评》中了。此外，在这期间，我还应北京出版社的约稿，写了一本叫做《关于读诗和写诗》的小册子。这本原拟出版的书稿，很快就消失在“文革”卷起的第一阵风暴中，只留下当年那位热情的资深编辑写给我的一封“祝贺成功”的信，它记载着当年的遗憾。
此后，便是被迫的、无可逃脱的长达十年的苦难经历。大学教师的生活刚刚开始，我便不甘心地停止了诗和文学的思考，以及一切的学术活动。生活是从来没有过的艰难，十年中，我曾被数次“打入另册”。随后，一边要我不停地工作，一边又不停地把我当作“阶级斗争”的对象。我个人和中国所有知识分子一样，无法抗拒那一切。那十年真是无比漫长，我只能在独自一人时，偷偷吟咏杜甫痛苦的诗句：“不眠忧战伐，无力振乾坤！”
噩梦醒来，人已中年。生活从中年开始，青春属于80年代。那时节，教育界和文学界离散的队伍正在集结。人们带着肉体和心灵的累累伤痕，相会在新时代的阳光下。全社会都沉浸在悲喜交集的氛围中，告别黑暗的动乱年代，迎接光明的开放年代。当日，人们都习惯于把这个光明和黑暗际会的历史新时期，称为“第二次解放”。后来，随着对“文革”动乱批判、反思的深入，以及对于现代迷信的清除，人们更乐于把它定名为新的“思想解放”的时代。从模糊的“第二次解放”到明晰的新的“思想解放”时代，说明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人们已经把情绪大喜大悲的宣泄，转向了思想文化层面的对于历史动乱的反思。就我个人而言，在此之前，我没有属于个人的青春，更没有我个人的思考的声音，我的青春都贡献并融化在大时代的潮流中了。那潮流淹没了我的个性。真正属于我的青春是从70年代后期开始的。尽管当时，我人已中年，但我还是真切地感到了头顶那一轮崭新太阳的明亮。
重新思考
“文革”结束后，在文学这片废墟上，我明确感到应当结束在“批判”名义下的不间断地破坏的状态，我要把自己的精力贡献于新时代的文化建设。把注意力从破坏转向建设，我以为是此时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承担的历史使命。我意识到，此时我应当做的第一件事，是坚持对诗歌的关注，是对诗的品质的重新认定，是恢复诗歌创作的正常秩序。为此，我开始就诗的基本规律以通讯的方式，写了普及型的系列文字。从诗的本质到诗的形态，从诗的内涵到诗的艺术表现，从诗的鉴赏到诗的批评，这些文字是很幼稚的，但却保留了那年代单纯的热情。我的这些文章，后来以（北京书简）的名义于20世纪80年代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78年在中国当代史中是极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确定了中国向世界开放的方针，宣告了与世隔绝、闭关锁国历史的结束。这一年在北京召开了一个重要的会议。这一年北京西单一带的墙上贴出了崭新的诗。几乎是在我写作《北京书简》的同时，北京的街头开始流传一份叫做《今天》的民办刊物。那上面刊登了许多陌生诗人写的同样陌生的诗歌，其中一部分诗歌，被张贴在墙上。面对这些摈弃了虚假和充满批判激情的诗篇，我感到这正是我所期待的。这些诗的内涵，唤起了我对昨日噩梦的记忆，它们拥有的艺术精神，给了我接续中国新诗现代传统的、令人感到欣慰的真切的印象。我欣喜地发现，新诗在20世纪50年代以降的大部分时间里所丢失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动乱岁月中所丢失的，在我如今面对的诗中重现了。
第一个崛起
1980年在广西南宁召开了新诗研讨会。会上爆发了一场关于后来被称为“朦胧诗”之争的论战。我是这场论战的参与者。南宁诗会结束，回到北京，我应《光明日报》之邀，写了一篇短文：《在新的崛起面前》。这是后来被称为“三个崛起”中的第一个“崛起”。《在新的崛起面前》中我为“朦胧诗”辩护，“朦胧诗”原是反对者带有嘲讽意味的称谓，而我则更乐于称之为新诗潮。我指出它的进步性和合理性，以及它对中国新诗发展的革命性意义。这篇三千字的文章所引起的反响，是我始料不及的。
我真的有点“受宠若惊”了。中国的文人顺从成疾，便生发出奴性来。这些人由奴隶而成为专制主义的卫道者，他们顽强地反对哪怕是给黑屋子开一扇可以透透空气的窗子。一些习惯了“假、大、空”的人，甚至以“维护民族传统”的名义、以反对“崇洋媚外”为借口，拒绝诗的现代转化。
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处境中，我因推进新诗潮的变革而成为“异端”。反对者给了我一个古怪的名字：“古怪理论家”。这名称现在是不大有人用了，但我由此而成为有争议的人物，则基本没有变。我在新时期的学术活动，始终受到来自艺术惰性和意识形态惯性的双重压力。我因目睹中国文学的变态和严重倒退，而支持旨在革故图新的艺术主张和实践，为此我屡遭天谴！这也许并非我的不幸，我因置身其中而更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文人。这种了解使我更为坚定。
置身雷区
1977年开始恢复高考，北京大学也恢复了正常的教育秩序，我们迎接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自从1960年毕业留校，直至70年代末，我方才开始做我应当做和愿意做的事情。“文革”结束前后，没有职称，我是无数“永远的助教”中的一个。职称恢复后，我方才由助教而讲师，而副教授，而教授。随后，又恢复了学位制，我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6年，我所在的北京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学科被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内第一个当代文学博士点，我也成为本学科最早获得培养博士研究生资格的博士生导师。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这20年，是中国罕有的和平建设的年代，也是我个人罕有的能够专注于本职工作的年代。正是因此，我对新时期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
中国当代文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以往从属于现代文学，是现代文学一条“光明的尾巴”。在过去的现代文学课程中，进入50年代的中国文学，只是一个“附带”的部分。因为总是“附带讲讲”，所以也总是匆匆。对于因社会大变动而带来的文学变化的现象描写和规律总结，根本无法做到。到了一“文革”结束，这学科的时限又增添了10年，就历史跨度而言，已经接近五四新文学运动至1949年的时限了。为此，“文革”一结束，北大中文系率先建起了独立的中国当代文学教研室，我参与了筹建工作。
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的设立和工作的开展，充满了艰难困苦。我去年曾应（今晚报》全国博士生导师征文之约，写了一篇文字，题目就叫《风雨相伴而行》。这题目意在提醒人们，当代学科的建立和开展，从来都是不平静和充满风险的。它是一门年轻而鲜活的学问。首先是，无止境地增长的作品和资料，使人目不暇接。尤为特殊的是，在这个领域中，文学以外的干预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来领导和推进文学的发展，几乎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常态。持续不断的政治批判和斗争，构成了“文革”结束以前长时间的当代文学的历史。作家创作在特有时代气氛笼罩下表现出特殊状态，批评也如此。不是没有文学，而是文学现象中夹杂着和纠缠着许多非文学的因素和意图。这当然增加了文学研究的难度。
研究者首先面对的是这种文学和政治“混合”的状态。因此，研究文学就必须研究政治的趋势和意图。之后，再剥离它，从那些混沌中探讨文学的生存状态、它的真实面目。在这种研究的开展中，研究者还受到被指定的价值标准和被规定的审美标准的约束。尽管批评家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却免不了要触雷、引祸。但是，有见解和有胆识的批评家，往往也能从这些危境中奇迹般地挺然自立。当然，这里几乎每天也都在发生悲剧事件。其次，则是不断增长的资料，造成了研究的困难。在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这些学科中。它的时间跨度不再增加，资料虽然也会有变动，但总的状态是稳定的。而当代文学则不同，它是一种不断“生长”的学科，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开放，创作自由度增大，有关的出版物和文学资料可说是“泛滥成灾”。因而，当代文学研究者面对着掌握和筛选这些资料的困难。
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开展，其基本法则是“减法”而不是“加法”。就是说，它必须不断从那些混合状态中选择有价值的东西，而剔除和扬弃那些无价值的东西。这些工作的难度，不身历其境者往往难知其间艰苦，即人们首先必须“面对”它，而后才能“背离”它，而选择则需要研究者的独具慧眼。
此外，当代文学还是一门不被看重的学科，或者说，在一些人的眼里从来就很鄙薄。一种成见，时间久了，就成了定见，即，这里“没有学问”，说透了，就是这里没有他们认为的那种“学问”。这些人既不了解学科的内涵和外延，又不了解学科的品质和处境，他们的这些成见究竟从何而来？在今日中国，认为越古越有学问者仍然不乏其人，于是，就发生了在大学或研究单位排挤或挤压当代文学的现象，在学术评估上，在评定职称上，也在评奖和各种措施、条例的设置上。因为不知而造成误解，因为偏见而造成歧视，这种悲剧也几乎每日都在发生。这，也就是我说的“风雨相伴而行”的意思。这种风雨，既有行政和意识形态的干预，也有学术偏见和门户之见的因素。
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在“文革”的文化废墟上建立起来，并且一直伴随着社会风浪的撞击和习惯势力的强加而发展。处身于这个从来不平静的领域，习惯成了自然，我仿佛是穿越雷场的兵士，一方面小心翼翼，另一方面也随时准备迎接突然而至的“爆炸”。人一旦把得失置之度外，对于外界的袭击，也就变得有点满不在乎了。
周末的聚会
自从第一位博士生入校，几年之内，我身边已经聚集了相当数量的博士生和硕士生，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国外的访问学者来到北大。当初我单枪匹马，身单力薄。为了提高学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全面了解和把握，为了有效地促进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也为了应付越来越复杂的局面，从80年代后期开始，我以我主持的北大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为基地，建立了“批评家周末”。这是一种类似于文艺沙龙的周末学术聚会。我设计并提出若干专题，确定专人做主讲人，大家分别阅读作品，在自由、平等、宽松的气氛中讨论和交换意见。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学生们走了一批又一批，“批评家周末”一直不间断地延伸到现在。
十多年来，我们进行了许多有意思的题目的讨论。“批评家周末”吸引了更多人的兴趣，也有热心的朋友闻讯而来，参加我们的讨论。这个文艺沙龙处身于商潮汹涌的当今中国，却始终保持了独立的学术品位和立场。北大是喧嚣社会的一座孤岛，“批评家周束”是这座巍峨学术殿堂的岛中之岛。
我一直把对文学的考察放置于中国社会的具体环境中。我总认为一代学者若只是把他的目光仅仅停留在他所专攻的学业上，而忘记那些学业生存的环境，他的思考将会变得板滞和狭窄。我非常注重文学和社会的关联，我认为文学难以脱离社会诸因素的制约。文学发展变化的原因，固然要从文学自身去找，但文学以外的原因，有时却会产生极大的影响。这是古往今来不争的事实，中国当代文学更是如此。可以断言，若是离开了对于中国社会的认知和考察，当代文学及其研究将一事无成。
回望百年
我从中国文学的当代处境中，接触到了一个更为深远的主题：这就是如今中国文学生成的一切，仿佛都在冥冥之中维系着中国社会百年来的经历和经验。例如中国文学的使命意识，不论是救亡还是启蒙；又例如中国文学的忧患主题，仿佛就是一种遗传。我由此把思考从20世纪末遥遥地接通了19世纪末。这样，自鸦片战争后的一切，一下子都涌上了心头：中日甲午海战的硝烟，戊戌百日维新的血迹……
从1989年开始，“批评家周末”的论题中又多了一个专题：百年中国文学的回顾，世纪之交的文学展望。我从探究中国文学的存在和规律的症结，而把思考的触角伸展到了两个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文学的考察。从那时起，我们开始了以完整的一百年为框架的文学考察。我受到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新鲜的研究角度的启发，以及《剑桥中国晚清史》宏大的研究视野的启发，中国百年文学的构想开始在我心中形成。
我们从那时就开始了以年代为经、以该年代中的诸种与文学有关的现象为纬的交错的“拼盘”式研究。各个题目主讲人在这种统一的框架下，开始了有条不紊的工作。几年下来，居然积累了相当可观的题目。总数十三卷的《中国百年文学总系），就这样在北京大学“批评家周末”酝酿并诞生了！
近代文学不仅不是我的专长，甚至还是我的盲点。但我还是在学生们的鼓动下，承担了总系第一卷《1898：百年忧患》的写作。我把学术关怀从当代一下子提前了一百年。这工作对我来说是个难题，可是，这难题到底还是把我吸引住了。我终于获得一种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和形成，当代文学发展中所经历的一切痛苦和悲哀的遥远的原因，以及它的悲剧命运形成的总体印象。这些印象更坚定了我对中国文学的历史命运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立场。我的这些看法，在一些关于百年文学回顾的论文中，均有不同程度的表述。这样，事情就发展到了1996-1997年度，这段时间是我出访最频繁的时期，也是我写作和编书、教学最紧张的时期，被谈得沸沸扬扬的两套“百年经典”，也是那时的成果。
我在繁忙中经受了考验，也在繁忙中获得了乐趣。尽管有个别人和个别刊物借两套“百年经典”一事攻击我，但他们并不能摧垮我。学术有它不可触犯的尊严，特别是在北大这样一个学术民主、思想自由、治学严谨的地方。我依然站立着，尽管我看到了海面上冰山之下那个巨大的存在，但我坦然。我不会后退，哪怕只是半步！
让人们说这说那去吧，我走我的路！
追忆少年时光
——兼以此文遥祝李兆雄老师八十华诞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仿佛有一块奇大无比的黑布，笼罩着我整个幼年时期的天空。我有眼睛，但看不到光亮。一切都是黑暗，没有太阳，没有月亮，也没有鲜花和云彩。我那时已经懂事，也有了属于自己的记忆，但一切记忆似乎都是黯淡的。父亲失业了，大哥也没有工作。多子女的家庭，我们没有收入，只能靠典当过日子。可是，一个贫穷的市民家庭，能够典当的又能有些什么呢！我记得，那苦难是无边无际的，今天过了不知有明天，饥饿和贫穷是我的幼年生活的全部。
我只是愁苦地走着我的路，路是艰难的，布满了荆棘。黑暗在弥漫，那块黑布遮住了一切，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我对生命感到恐惧。恐惧伴随着我的全部幼年时光。我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我生下来的时候，世界还是太平的。但战争的阴云，已凝结在遥远的天边。我仿佛是为了迎接苦难而诞生。在应当是无忧无虑的童年开始的时候，我的充满忧患的记忆也开始了。
那时的中国没有一块平静的国土。位于东海之滨的我的家乡，也同样的不平静。20世纪30年代中期，正是我应当上小学的时候，可是我找不到一所可以平静读完小学的学校。从淞沪方面撤退下来的伤兵，破旧的兵车，接连不断的空袭警报，让我们感到了无边的惊恐。战乱的年代开始了，我们的生活仿佛是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随时都潜藏着危机。
开始是在福州城里的一所小学，可是战争起来了，我们感到城里不安全，便迁居到了南台。当时号称“乡下”的新的居所，同样摆脱不了日益逼近的战争的阴影。梅坞小学、麦园小学、独青小学、仓山中心小学……我走马灯似地换了一个学校又一个学校。敌人的飞机轰炸到哪里，我们就搬一次家，我也就随着换一个学校。成年人深切感到的动乱流离之苦，我以小小的年龄同样地尝够了。
后来我们在仓山区的程埔头住了下来。经历了几番周折，我终于在这里结束了“漫长”的小学课程。仓山中心小学是我永难忘怀的母校，不仅是因为我在这里得到了完好的教育，而且是因为我在这里认识了我终生不忘的启蒙老师——李兆雄先生。在我的一生中，除了父母的教育之外，我得到过许多人在道德和学识方面的教益和恩惠，但李先生是第一人。
战乱时代的生活是悲哀的。颠沛流离再加上朝不虑夕，饥饿和贫穷，是我人生初始的基本内容。但因为有了仓山中心小学，还有李兆雄先生，使我灰色无望的人生顿然出现了一抹生动的颜色。我依稀记得，李先生除了教我们语文之外，还教我们唱歌和游艺。他使我感到，生活中除了艰难和凄苦之外，还有希望和温暖。李先生那时还没有成家，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我们的工作中，教我们识字，教我们辨认曲谱、唱歌和演讲，还带领我们去远足。他给我们原先非常单调无趣的生活带来了笑声和歌声。
我幼年时节不甚活泼，只是喜欢读书，对歌舞演剧等事都缺少悟性和兴趣。但不知什么原因，那一年圣诞节，李先生却让我参加了基层教会组织的平安夜的演出活动。在一所教堂里，我们排练了一个简单的歌剧，那节目的名字我至今还记得，叫作《钟声响了》，大概是报告基督诞生的喜讯，敲响了午夜的钟声的意思。李先生为了纪念这次演出，送给参加演出的每一个人一张演出的剧照。这张照片经历了六十余年的风雨和烽烟，从家乡到海岛，从南方到北方，如今还被我珍藏在身边。它保留了我的童年的形象。
也就是从那次活动开始，我知道李先生除了是一位敬业的老师，还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我的父母是信佛的，我对基督教并不了解。但因为李先生的影响，终于对这个来自西方的陌生的宗教精神有了一些认识，最突出的一个感受，那就是这里充满了友爱和同情心。李先生以他博大的爱心，温暖和抚慰了我的那颗本不应却依然受到伤害的幼小的心灵。就这样，在动荡的和求救无望的年代，因为身边有了亲切而友爱的师友，我的生活终于掀开了黑暗天空的一角，望见了天外的光亮。当然，我并没有宗教意识，我最终也没有信任何的宗教，但我信人间的一切爱心。那是李兆雄先生给予我的。
我的苦难的生命经历没有结束。小学毕业要上中学了，可是我仍然找不到出路。此时已是20世纪40年代，一个战争结束了，另一个战争接着打。我的所有的日子都弥漫着瓦砾和硝烟。濒临绝路的家庭，没有任何可能为我提供足够的中学学费。但如同当年绝望之中发现希望一样，命运并没有最后拒绝我。那年我考上了英国人办的三一中学（Trinity College of Foochow），这是一所教会学校。英国式的教育使这里充满了贵族色彩，除了良好的师资、严格的校规，学费的昂贵是一大特色。仰望着那里华贵的教堂和高耸的钟楼，我又一次感到了绝望。
博大而慈爱的李先生再一次出现在我的绝境里。他通过自己在三一学校担任校董的长兄的推荐和介绍，破例给予我这个各方面都非常一般的学生以减免部分学费的优惠待遇。如此一直延续到我离开三一中学为止。20世纪40年代战争结束之前的中国，那时的可悲情景国人都不陌生。我只说一个事实就可知那时的艰难，我们中学生交学费用的不是钞票而是成袋的大米！试想，以我那个没有任何收入的家庭，到哪里去找这些金钱都换不来的大米呢！由此可知，要是没有李先生的力荐，我这个贫穷家庭的孩子，完全不可能跨入中学的门槛并受到良好的教育。
从我初识世事的童年，到我饱尝人生忧患的青年时代，李兆雄先生一直是指引我从黑暗望见光明、并让我相信世上尚有光明的一盏灯。我庆幸，在我的幼小无靠的生命中，因为有了这位始终在我陷于绝境时出现并向我伸出救援之手的神遣的使者，使我能够有生存和奋斗下去的勇气。我始终怀着感激的心情回想童年，回想苦难，回想那始终悬挂在我的生命上空的那盏灯。
流向远方的水
苦难的给予
那是梦境。当我捕捉那梦境中的一切，一切都似在雾霭之中。它飘浮，如一缕飞烟，如一抹远山的轻岚。我只记得闽江似从心间流过，它轻轻拍打两岸的丛林，那里有无尽绵延着的幽幽竹林、芭蕉和橄榄树。即使伴随着苦涩的童年，我不得不承认，故乡依然非常迷人，那里生长着我不绝的亚热带情思。
谢姓在福州不是大族，我们的远祖该向何处溯源，有说是从中原迁来的，大约可以追及南北朝，也许是一种攀附。“旧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虽然如今的衰落让人凄迷，但昔日的繁华毕竟可聊慰那种失落的空寞。记得儿时节庆时，家中总挂灯笼，上面写着“宝树堂谢”。去年拜渴谢冰心先生，我们认了同乡。她说她那个谢家也是“宝树堂”，可见我们可能还是同宗呢！“宝树”一词见王勃文：“非谢家之宝树，接孟氏之芳邻”。
祖宗的繁华梦并不能冲淡我的贫困潦倒的感受。在我的记忆中，童年几乎就是灾难。父亲早年失业，母亲是不识字的家庭妇女。多子女又无固定职业的家庭，且又居住在城市，可想有多么艰难！太平时世尚可，童年时恰逢抗战，战乱中，家中杂物典当殆尽，朝不虑夕，时为饥困所迫。我以幼弱之躯砍柴，拾稻穗以及做苦力——无尽的劳苦，加上“书香门第”的虚荣，身心承受双重的压力。
但这个家庭无论如何都要让子女上学。对我来说，缴不起学费的求学，简直是痛苦深渊的挣扎。幸好小学时期认识了一位充满爱心的老师——李兆雄先生。李先生出身于基督教家庭，不知是出于博爱还是因为我有什么特别令他关怜之处，依赖他的社会关系，我得以减免学费的优惠进入了福州一所英国人办的学校——三一中学。在这所充满贵族情调的学校里，我终于找到了一张课桌。但即使如此，我还是交不出未减免的那一部分学费，这就引出使我感激终生的另一位人来，那就是我的姐姐谢步楹。姐姐命运凄苦，结婚不到一年，姐夫便去世。她变卖婚前首饰供我上学。她是无言的，但我却获得无言的力量。
我的中学生活一直在困厄和挣扎中度过。童年到少年时代的少欢愉多忧患，使我对社会的不公有了真切的感受。文学是我生命的启蒙，从冰心的博爱到巴金的反抗，在我几乎就是一步步的跨越。我感谢这两位大师给我的心灵的滋润。由于他们互相补充的给予，我自觉我的情感和心理的构成是完整的。我的幼年的心灵几乎为《寄小读者》那样清丽的温馨所充填。到了中学时代，我已经不仅会爱，而且也学会了憎恨。从《灭亡》到《新生》，更从《激流》三部曲那些朦胧的追求中我获得了力量。我把巴金那种热情倾注于对于旧社会的反抗：为失业、为饥饿、为不民主，也为内战。1948年到1949年之交，我的思想相当激烈。我热情投身于学生运动，组织读书会，为此受到校方的警告。我如同当年那些热血青年一样，把个人无出路的悲哀和社会改造的愿望结合在一起。我迫不及待地要求摆脱此种困境，恰好这时家乡福州迎来了人民解放军。
1949年8月，这座海滨城市正蒸腾着难耐的暑热。我不是没有看到双亲的泪水。但我的确别无他择。投身军旅是当年所能寻求的唯一出路，这恰好也为我当年反抗的激情找到了宣泄口。此后经历的是另一番生活的磨难。少年的热情很快地冷却下来，知识分子渴望的内心自由与军队的纪律约束成为不曾停息的内心矛盾的风暴，它制造着无尽的烦优。当然还有泥泞中的负重行进，生与死的无情搏斗，海岛潮湿坑道中的午夜的汗水。记得进驻海岛的那些最初的时日，遍地的新坟和猪圈边的侧身而卧是怎样地给我的内心以震撼。
就这样，我迎到了人生的青春期。这个青春期对我来说和童年是一样的艰难。一方面是对于艰难困苦和勇敢顽强的性格潜能的大发挥；另一方面又是对于自由狂放以及创造想象的大压抑。最使人难忘的是青年时代的灵魂的自我约束，以及对于恶劣环境的适应能力。我承认，正是这种经历给了我以外人几乎难以觉察的坚定、忍耐和决断。因此，我不仅相信磨难和困苦对人的品格形成的推进力，而且愿意相信这种环境对于青年时代甚至是一种必要。
在以后的岁月中，每当我身处逆境，总觉冥冥之中有一种神助，其实那就是青年时代的困苦的磨砺所给予的力量。生活教会了我，人活着想要做点事离不开自信心，这种自信心靠艰难困苦中不屈不挠地坚持和战胜来维系。因此，生命需要苦难。先哲说过，人是芦苇，是指它的脆弱而言。既是芦苇，那就格外地需要风；只有置身风中，它才不致被风所折。
两次庄严的选择
这一生大概只能有这两次选择，就其具有庄严感而言。前一次是前面提到的“投笔从戎”。一种置身苦难而充满神圣感的选择，那行为受到中国社会大转折的鼓舞，又为青年时期的憧憬和追求的激情所支配。也许从一个历史的大角度来看，那当初的一切激动人心的动机会变得衰微。但对个人而言，从中受到的益处却是无形的强大。那是一种以青春为代价而换取的价值，它使我毕生受用不尽。这是一种迄今为止由于各种机缘而选择了军人为职业的那些人所共同拥有的，把生命置于一种经常的危急状态，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体验生的局限和死的必然的一种机会。它无疑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强生命的坚韧性和神圣感。我做出那一次抉择的可纪念的时间是：1949年8月29日——那一天，一个17岁的中学生走向了人生血火考验的新路。
仿佛是与生命的奥秘相扭结，8月29日对我来说，是一个暗示着生命产生转变契机的密码。有趣的是另一个庄严的选择我也选中了那个数字。1955年我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从福州乘轮船溯流而上，至南平，改乘卡车过分水岭，一路在火车汽笛的呼啸中于8月29日来到北京。那时有就业的机会，但我放弃了。那是1955年的5月，我领取了300元复员金回到老家福州。为报答父母，我交给母亲100元，用100元买了一只手表，100元留以备用。那时我受到一种神秘的启示，陌生的远方在向我招手。北京以它的深刻和深厚吸引着这个当时23岁的青年人的目光。当我提笔在大学报名单上填写志愿时，我以极大的坚定驳回了同伴的犹豫，无可选择地填写了北京大学的各种专业。结果我和他均以第一志愿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
关于北大校园的那些记忆，我已写了专文《永远的校园》。在那里，倾注了我对这个古老学校的情感，以及我对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情怀。在这篇记述中，我依然不能写出那种欢乐与痛苦、单纯与复杂、无愧与忏悔交织在一起的心境。我只能笼统地说，作为与这个社会共同成长的青年，他的幸与不幸，他的长处和局限都与那个社会高度地认同。
我仍然只是在选择命题下谈属于我的那个时代。中学时代我并非一个好学生，原因是我只凭个人的兴趣，片面地发展我的学业。三一中学是一所完全按照英国模式办的学校，这个学校当年师资力量很是强大。有国学基础相当深厚的老先生，也有从新式大学受到现代科学培养出来的一批很有实力的大学生，例如我当年的语文老师余钟藩先生（他和钱谷融先生是同班同学）便是当年“中央大学”国文系的毕业生。那个学校的老师都来自名牌大学。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这个学校对于英语的重视，这种重视远远超过了对于本国的母语。记得从初中进入高中，学校每个学期为我们开设的英语课，除了综合的英语之外，还有按照各种专门训练设立的分类课程，如英文法、英练写、英会话、英作文等。从初中开始，我们使用的文法课本便是英国中学采用的课本，其中没有一个中文字。
这当然是畸形的，但是数十年后，我回想起来，深深痛恨自己没有利用那样的条件学好英语。当年我的反抗意识十分强烈，反抗社会、反抗强权，也反抗教会。反抗教会不仅反抗礼拜活动和“查经班”——一种集体阅读《圣经》的方式，而且也反抗英语——我认为那种语言代表文化侵略。
问题不仅仅如上面提到的，问题还在于我因为对文学的迷狂（特别是对诗的迷狂）而在中学时代就放弃了全面打基础和全面发展的意愿。我对数、理、化全无兴趣，史、地、生物似乎还可以，但数学和化学公式却真正令我头疼。那个学校采取了严格的淘汰制——这大概也是从英国照搬过来的。全年级按考试成绩分甲、乙、丙班，每班又按考试成绩安排学生座位，成绩第一名的坐第一位，以此类推。各个学期按各个学期的期末考试成绩调整班次和座次，而后，淘汰成绩差的让其留级或勒令转学。到毕业时，往往在百余人中剩下三五十人。我的中学成绩都是甲班，但最高的座次是十名到二十名之间，我没有进入前十名，因为我的发展不全面，是畸形的。
文学益我，文学也害我。我读郭沫若和新月派诸人的诗比对什么都感兴味，读多了就学着写。那时有一批趣味相投的同学，各自写了互相传看，后来发展到在课堂上写诗，私下酬和。这样当然就影响了其他的学业。时至今日，我对数字的绝对无知和无记忆，便是文学和诗的贻误。学业的偏废造成知识的不全面，如今想来，是悔之不及的。
前一次选择，冲破了我的文学梦。那些年有很长时间因痛苦而辍笔。军队复员和考取北京大学，无形中把少年时代的钟情于文学的线加以接续。选择北京，选择北大，也就是重新选择文学。这是人生途中的另一个庄严的选择。
数十年来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我随这个社会由少年、青年并过完中年期，也充满动荡不安。尽管如此，我反顾来路，仍要深深感谢给我人生以重大影响的这两所学校：福州三一中学和北京大学。
这两个学校给予我的，主要并非学业，而在精神。少年时代反抗教会，只是表面的现象，基督教教义中的博爱精神却无形地浸润了我。我自省从我反对的基督教所受的影响其实更甚于父母信奉的佛教对我的影响。我不相信轮回，更相信现世的爱心和平等精神。这些影响后来与文学和哲学中的人性、人道精神结合而成为一种人世和治学的潜在“思想核”。
至于北大，它给我的是民族忧患的心理遗传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从蔡元培到马寅初，其间有着一长串闪光的名字，我为能置身于他们生活的环境和氛围而庆幸。北大高扬的科学民主精神以及它对社会改造的参与意识，使它的每一个成员感受到无所不在的思想渗透力。
幼年时期对文学的向往仅仅是由于兴趣，进入北大之后我才有了学术生涯的自觉。是北大使我坚定了对文学的饭依感。论及我作为学者的生活经历，有一事必须提及，即我较早自觉而冷静地否定了我成为作家的可能性。我把诗看得很崇高，诗人在世界面前必须是无保留的。诗人不是训导者，诗人只是他自己。诗人方式是用人格告诉世界，而不是其他。在我生活的那个新的年代，我模糊地感到了气氛已经失常，一种环境的自觉和才华的自审，使我放弃了创作。
北大是燃起我学术研究兴趣的地方。我和我的学友们有过“大跃进”的狂热，批判资产阶级的狂热，“集体科研”的狂热。这种狂热是反常的。但我们却从这种反常的狂热中超常地得到了独立读书和工作的训练。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以集体编写“红皮文学史”著称，我是该书的编委之一。如今抚摸那最初二卷七十万字后来扩展为四卷一百二十万字的著作，我们为当年的粗疏、片面和狂妄而羞愧。我们也为当年的无畏和热情的奉献而自慰——我们的青春在扭曲的时代虽受到了扭曲又不曾虚度。我和学友们同处的1955级是一个带有深刻时代印痕的特异文化现象。作为当事人，我们如今均已告别了中年时代，我们有足够的人生阅历来冷静地思考那一切——它的长处和短处，它的给予和剥夺。
从1955年起，我作为普通的文科大学生入学，五年学业结束，1960年留校任助教，历经讲师、副教授，如今成为教授，我把有生之涯的大部分都奉献给了燕园这一方圣地。这一选择几乎是永远的，今后也难有什么“大的”变动。我感到我的一切正渐渐地与北大的传统精神相融合。我已成为北大不可剥离的一部分。一个人的一生能够与一种长恒的精神存在互渗，并能在一个大的存在中确认自身的价值，这种幸运并非人人所能拥有。因此，我以艰辛的代价换取的是人间少有的幸运。
暴风从生命的窗口吹过
生命选择风暴，并非生命的情愿。清醒的生命知道风暴的不可避免，于是选择了它。这对于中国人，尤其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情况就更是如此。置身于中国这个环境中而不认识并不承认风暴的，是蒙昧者。也许正因如此，明智和清醒的生命的芦苇，就有了坚质。
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社会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变得越来越不正常？它是一个大的云团，是无从深究的。反正我们拥有了苦难，这是唯一可以把握的存在。是无休止的人为的斗争和倾轧造成了大灾难，在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领域，这种灾难具体化为一个又一个的批判运动，人们的精力和才智都在这种无情的劫难中丧失殆尽。那个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它为中国争得的是在全世界面前的自我凌辱！对比之下，其对于个人的损害，毕竟是相当微小的。
我从情感上不愿触及那一幕奇大无比、奇长无比的丑剧。但我却从这一巨大社会悲剧的大背景中找到了我的学术活动的出发点。我目睹中国文学如何从丰富而自在的生存状态中被窒息而失去自由。我深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作家是如何在严酷的环境中人格和创造力不知不觉地招致萎缩。历史的灾难给了我历史的眼光。我改变了60年代初期那种在一个作品中寻找一点属于自己的艺术见地的学术视角，我开始把对于诗和文学的考察放置在文化摧残和文化重构，放置在社会的正常生态的修复和建设的大视野之中。我深知一个已成定势的文学观点和文学思维有着为数众多的卫道者，我深知这是一个力量极为巨大的固化的存在，但我选择了对秩序的反抗而不是选择对秩序的维护。
我知道诗在中国文艺史上的特殊地位。我希望通过诗的一角揭示中国文学的倾斜。我特别关注于一种寻求可能打破当代中国文学所产生的全面的“硬化”现象。我从社会和文学噩梦中醒来，我心中暗暗祈求一种对已经形成的文学大一统恒定秩序的冲破的机会。
1978年下半年，中国社会开始一种新的萌动。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思想解放的氛围。北京街头出现了一份叫做《今天》的民办文学杂志，里边的诗歌以陌生的艺术方式让人震惊。我认识了一些同样是陌生的名字：北岛、芒克、食指以及其他一些人，我认为我看到了中国文艺变革的先兆。
1980年4月，我参与筹办的后来被称为南宁会议的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我在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诗的进步》的讲演，我批评了对于敢向“传统”挑战、写不拘一格的诗的歧视；我提出宽容和竞争的观念。在那次会上我呼吁：“编辑部和批评家不应该制定不成文之法，编辑部和批评家也不应该对不同风格流派的诗歌怀有偏见。”这些话的局限在于把原因归结在“编辑部和批评家”，其实，编辑部和批评家的行为都听从于更大范围的思维惯性，而这几乎是无可变易的一种惯性。我预感到新诗的走向进步“还要走一段艰难的历程”。后来所发生的一切证实了我的预感。
1980年5月回到北京，我应《光明日报》之约写了短文《在新的崛起面前》，并于5月7日刊出。这篇文章收到的巨大反响是我始料不及的，我因了这篇文章而成为有争议的人物也出乎我的意料。1983年，在一次来势凶猛的运动中，我以及写其他两篇同样以“崛起”命题的文章的朋友，被综合为“三崛起”作为内容纳入了那个“清除”运动。这一事件以及那以后发生的一切事件，再一次惊动了渴望摆脱骚动而获得安宁生活的普通中国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由中国人的这一处境而联想到近百年来中国先进知识界争取民族复兴和社会进步而换来的一切悲剧是自然而然的。那些悲剧无一例外地都在重复。
“文革”动乱结束，我们的反思是浅层次的。我们简单地把一个空前的历史动乱的发生委过于几个卑鄙的政客。当风暴从窗口一次又一次呼啸而过，我们听到了中国历史的哀吟。这黄土地的悲哀和它的土层一样深厚，这黄土地的积重也如此！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们所遭遇和遭受的也绝非属于个人。苦难降临时刻，当我预感到即使是对于文学这一个角落的自由思考也将成为禁地，浮起的不是属于个人而是属于中国的沉哀。
所幸中国社会并不因这些干扰而真的倒退。
中国这个古老而顽强的巨人终于听到了世界的召唤。它已经感到即使承担风险也要蹒跚着前行。这种醒觉对于酷喜黑暗和愚昧的人来说绝非福音。我们也就是在这样微妙的拉锯状态和各种力量际会的空隙中寻找艺术一隅的通往自由的可能性。
就我个人而言，我的学术生命真正开始于这一痛苦的时刻，中国社会由于变革而经历阵痛，也就是我个人在寻求学术自由的途中所经历的阵痛。毕竟应当感谢的是这样一个走到世界视野中的开放社会，是它给予我们个人以前所未有的创造和思考的机缘。我把自1980年起以来十余本编著、一百余万字文字看作是社会进步的赠予。应该感激的是从窗口卷过的那一阵阵风暴。它对于灵魂是一番无情的磨砺，它让人警惕，也让人勇敢，从而使人有充分的准备去迎接时势的艰危。
生命的感悟
生命是一道流向远方的水，对于以往的遗憾我不愿叹息。我愿这小水流是鲜活而不腐的。它只知一径地向着前面流去，并不湍急，也不浩大。我知道它有停止流动的一天，但它只知流动。我不相信伟大或不朽，我只知道作为平等的人，他对历史的尽责。少年壮志，青春狂傲，于我都成了昨日。生而有涯，但愿生而无愧。我期望着推迟衰老的到来。对于令人羡慕的青春，我喜爱“二十岁的教授”的称呼；对于同样令人羡慕的对传统和习惯势力的反叛，我甚至欣赏“老顽童”这一谑称的发明者，我不崇拜青年，但我崇拜青春的热火。长沟流月，寂然无声，但流向远处的水希望有不竭的后续。云雀在歌唱中抛出的弧线，雨后天际那稍瞬即逝的虹彩，还有秋夜匆匆划过银河的流星，作为过程都是美丽的。它们留下的是记忆，记忆中有那么一道匆匆的抛物线。它们抛掷过，而后它们消失。
每年这一天
——海子逝世二十年祭
每年这一天都是春暖花开的日子。今天下午我走过校园，那一片开满了星星一样的花朵——是迎春，不是连翘，许多人都把连翘当成了迎春，迎春花开得比连翘还要早。那迎春花，是一种迫不及待的灿烂辉煌！
这是一年一度的春暖花开的日子，一年一度的迎春花星星般地点亮了校园的春天。走在校园里，想象着这是诗人在向我们报告春天的消息，心里有一种感动，有点怅惘又有点温暖的感动。
最早认识海子，那时他远未成名。我在他刻写的（或者是在他手抄的）小本子上读到了他的许多短诗，其中就有《亚洲铜》。那是20世纪80年代的某一天，海子那时还是北大法律系的学生，是在我家，应该是在蔚秀园的那个公寓的五楼上。那是我和海子的第一次见面。一见面，就没有忘记他，没有忘记他这个人和他的《亚洲铜》。
他写着仅仅属于他的与众不同的诗。当大家都被朦胧诗的英雄理想情结所激动的时候，海子向我们展示了神奇的另一片陌生的天空。就在这首题为《亚洲铜》的诗里，他谈到屈原遗落在河边的白鞋子，谈到飞鸟和野花，海水、月亮还有死亡。这是一些全新的意象，随后，我们也认识并熟知了他的麦地、麦地尽头的村庄，村庄里的母亲和姐妹，他的空虚和寒冷。
海子是始终都在为春天歌唱的诗人。1989年3月，他继1987年、1988年后，第三次修改写于三年前的《春天》这首诗：这是春天，这是最后的春天，我面对的春天，我就是它的鲜血和希望。《春天，十个海子》也许是他的绝笔，写于1989年3月14日，那是凌晨三四点的时分：在春天，十个海子全部复活，在春天，野蛮而悲伤的海子，就剩下这一个——
这是一个黑夜的孩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不能自拔，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
今天的会上我与郁文相遇，是他和阎月君携带海子的遗诗交我保存。我知道这是骆一禾用他年轻的生命整理、保护，并郑重地托付他们两位的。我知道这批诗稿的分量。我记住了郁文和阎月君的深深的友情，记住了骆一禾和海子匆忙而辉煌的生命，记住了中国现代诗歌那悲哀而惨烈的一页。
最后一次和海子见面是在拉萨。是那个惨烈的夏天之前的一个夏天，我们相见在布达拉宫前面的一所房屋。随后，海子就开始了他在西藏的漫游。拉萨一别，我们再没见过面，直至令人哀伤的消息传来。但是我们不会忘记他，春天也不会忘记他。他也没忘了在春暖花开的时节来与我们相聚。
那是1992年的春天，我在“批评家周末”主持了纪念海子逝世三周年的纪念会。我在致辞中说：“时间是无声无息的流水，但这三年带给我们的不是遗忘。我们对海子的思念，似乎是时间愈久而愈深刻。”
1999年，海子逝世十周年，崔卫平主编了一本叫作《不死的海子》的纪念文集，我写了序言。我说：“作为过程，这诗人的一生过于短促了，他的才华来不及充分展示便宣告结束是他的不幸，但他以让人惊心动魄的短暂而赢得人们久远的怀念，而且，愈是久远这种怀念便愈是殷切，却非所有诗人都能拥有的幸运。这不能与他的猝然消失无关，但却与这位诗人对于诗歌的贡献绝对有关。”
一个诗人的一生不一定要写很多诗，有一些诗让人记住了就是诗人的幸运。海子的诗让我们记住了，他也就在我们的记忆中活着。让我们如同海子那样，热爱诗歌，热爱春天，作为年长的人，我还要加上一个：热爱生命！
我的西郊生活
说起我的经历，非常简单：23岁以前在家乡福建，23岁以后在北京；在北京的所有时间，都在西郊海淀。算起来，我居家京城西郊，成为海淀区的公民，已是近半个世纪的事了。北京西郊是文化区，这里集中了十数百所全国乃至世界都很有名气的高等学府和学术机构。都说中关村一带是京城藏龙卧虎之地，这里确是人才的密集区。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擦肩而过的可能就是名满天下的人物。
这里还是京城最负盛名的园林风景区，明清以来的皇家园林，所谓“三山五园”都集中在这里。从玉渊潭、万寿寺遗逸西行，这一路是昆明湖、玉泉山、圆明园……那一路是戒台寺、潭拓寺、八大处……这里的文化氛围是让人羡慕的。波光潋滟中的老槐新柳，山色隐约中的绿瓦红墙。遥想当年，那一代又一代的名士风流，饮宴在这里，歌咏在这里，是何等的胸襟和气度！我是多么幸运，从青年时代起，就生活在它的怀抱中。
秋枫夏荷，花朝月夕，满眼的湖光山色，满耳的笙歌弦诵。这里诗化的环境也诗化了我的生活。从当学生的时候起，我就在这里某一扇临水的窗下，伴着现时已经绝响的彻夜的蛙唱，读书、作文并思考。后来，当然也经历了几代中国知识分子都经历过的离乱和灾祸，但生活终究还是恢复了它的常态。尽管十里蛙鸣的景象已永远地消失了，但我依旧在这里读书、作文、并思考。时光易逝，让人惊心，不觉间送走了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不觉间已是夕光灿烂的时节，而我读书依旧，作文依旧，思考依旧。伴我的依然是圆明园的沉重，香山的潇洒，未名湖的清丽！
我在北京西郊的数十年生活，平淡、简单、也实在。我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茶是喝的，酒只是陪朋友喝，烟则绝不沾唇。做些运动，也只是简单的跑跑步而已。最近有位年轻的朋友送我一只网球拍，她要教我打网球，可惜至今还没有开拍。至于游泳、滑冰等，看来今生是无望学会了。于是平生所能做的只是写些文章。后来，当这种爱好成了职业，没完没了的，也让人心烦。这是职业病。只是有一件，是乐此不疲的，那就是在家里接待朋友和学生，无拘束地谈天说地。
这种聚会多半是在公余、课余，结束一天的紧张之后，在夜晚柔和的灯光之下进行的。多半是无主题的，说到哪里算哪里，从国家大事、社会新闻、到身边趣事。年龄不分大小，身份没有高低，言谈无涉正误，在外界感到是遥不可及的言论自由，却在这一方陋室之中轻易地实现了。当然，我们的职业是文学，所以，文学还是这里的基本话题。夜阑人静，四围花气袭人，斗室之中，茶香四溢，谈兴正浓。
这就是我的“西郊夜话”，是我在京城西郊诗意生活的最富诗意的内容。为此我付出了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光，它是我永远钟情的记忆。这些谈话，随意而散漫，有时是妙语连珠，有时是深刻睿智。或逝水无痕，或余音绕梁，如今都成了挥之不去的记忆。夜阑了，客散了，我静了下来，灯下把笔，将那些有趣的言说和碰撞变成了文字，再变成铅字印成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文章了。
我平生不甚用功，做文章也是随心所欲，不忍过于苦了自己。唯有这夜阑人静之后的这种写作才是惬意的，也说得上是“认真”的。这些文字，虽有一定的学术性，却说不上是论文；虽有一定的随意性，却也说不上是散文，不好分类，就算是学术随笔吧。
悲喜人生
不知不觉地，人就老了。人老了，首先是形貌上有了变化，变得不那么可爱了。而其实质是，体质上有了变化，变得不那么健壮了。这是不能不承认的。若不承认这一点，以为一切还如年轻时一样，那在待人接物上就会出问题，例如不回避一些不宜参加的场合等。而在行动上更会产生问题——老人有老人的身体条件，一般来说节奏应当放慢，急不得。应该适当地改变年轻时期的动作习惯，例如负重、下蹲等，不能过急过猛，要根据自己的体力行事。我在这方面就有过教训。
以上说的，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以为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与上述反向的，就是不能老想着自己老了，更不能老把这挂在嘴巴上。不要想这些，一切如同往常，做应当做的事，说应当说的话。这就是，心态绝对要年轻。要是人老了，心也老了，那才是真的老了。我见一些同辈人，甚至比我岁数小许多的人，他老觉得自己老了，想着想着，步履就瞒姗起来，思维就迟钝起来，衰老得很快。都说老年人要乐观，这话好像说了等于没说，但我却认为是很重要的。
对老年人心理上最直接的威胁，是死亡。死亡是日近一日地逼近你，使你不能不心生恐惧，以为来日无多，于是手忙脚乱，弄得身心两衰。其实，死亡是上帝平等赐给所有人的，上自帝王权贵，下至平民百姓，大家机会均等，有什么可畏惧的！王瑶先生生前讲：“不想死，不等死，不怕死。”这里边有朴素的哲理，不想死，就是现在流行的“活着的感觉真好”；不等死，就是我说的“该做什么，该说什么，一切照样”；不怕死，就是“人人如此，怕也无用”。有了这三条，思想就会大解放。明知前面是终点，但行走就是一切。等到实在走不动了，那就停下来。
只要我们在行走，就快乐着，享受生命的每一天。我相信我这种生死观并不浅薄。我的人生哲学是整体上的悲观主义，局部上的乐观主义。悲观是绝对的，而乐观则是相对的。我曾郑重地说过：“人生到底是一个悲剧。”此话现在还不想修改。人来到世间，无忧无虑的童年转瞬即逝，此后上学，是投入了一个大竞争，此后就业，又是一个更大的竞争。人生途中充满了压力和艰险。有的人就此败下阵来，终生潦倒；有的人经历过种种磨难，穿越过人生诸多的忧患，能够战胜那一切险阻，并最终到达自己的目标，这是一种成功的人生境界。而这样的境界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获得的，只有少数人或极少数人在这种艰难的竞走中走到了前面。
话说回来，即使是那些幸运的到达者，当他们功成名就之日，多半也人已中年，人生开始走下坡路了。我这里讲的只是学业和事业上的竞争，没有说天灾和人祸，没有说病苦和贫穷，没有说突如其来的天崩地裂。人生拥有的纯粹的快乐，只在短短的童年的一瞬间，这能不让人慨叹吗？人生究竟是苦多还是乐多？我的局部的乐观是建立在整体的悲观之上的，所以我并不肤浅。但是我到底还是乐观主义者。我主张以快乐的态度对待人生的一切苦厄。我的主张就是认真每一天，快乐每一天，享受每一天，也美丽每一天。
我们毕竟无力对抗衰老，但我们的乐观精神能够延缓它的到来。我希望认真地对待人世拥有的每一天。想让人高兴的事，做一个自己快乐、也让别人快乐的人。有些人老了以后心情也变坏了，他自己不快乐也总让别人不快乐。我希望我不是。我愿忘记那应当忘记的，记住那应当记住的。放下的是那些伤害、那些卑鄙和那些污秽，放不下的是那些温情、那些友爱和良善。人生只是一个过程，过程以外，什么都不能留下，包括人们十分看重的名誉、地位、财富。世间没有什么比友情、亲情、爱情更宝贵的东西，它们无价，金子也换不来。
现在我已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工作上的压力比过去少了，但我还是很忙碌。写文章、参加社会活动之外，我始终坚持身体锻炼，慢跑、冷水浴，这是一年四季不间断的。最近在一位年轻朋友的鼓励下正在学打网球，虽然现在还怯于上场，但已是一个“网球迷”，居然也知道阿加西、库娃和大小威廉姆斯了。这是我“古稀”以后发生的事。去年我曾在大风雨中登上黄山的莲花峰绝顶，今年更在暴风雨中步行7996级石阶直逼梵净山金顶。在这些活动中，我每次都走在所有年轻的和不年轻的同伴前面，他们都称赞我“45岁的体力”，我当然有点得意。尽管仍然有很多让人烦忧的事，但我的生活充满了情趣。做一个健康的人，不仅自己快乐，而且也会使周围的人快乐。
当我们活着的时候，要记住那些在困难时帮助过我们、在痛苦时安慰过我们的人们。当我们不在的时候，也让人们记住我们的一些好处，至少人们会给你这样的评语——个可爱的人。做一个除非万不得已、尽量不给别人（包括自己的子女）添麻烦的人，做一个别人喜欢你、至少不讨厌你的让人亲近的人，这就是我的人生的“大”目标。我始终心怀感激，为那些想着我的、记着我的、爱着我的人们。我不看重一切身外之物，我只看重我内心的那些秘藏，为那深深的、浅浅的、浓浓的、淡淡的，若即若离、若有若无、抓不住又放不下的一缕扯不断、理不清的情思……不论我们活得多么艰难，我们应当尽一切可能，让生命美丽每一天！
注释：
[1]作者使用的一个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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