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女性文学研究已经历了不短的历史，新时期更呈热闹趋势，即便在近些年，女性文学研究依然势头未减、热度未退。但是，关于女性文学、女性意识等概念的界定，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因此，这给本书的研究和撰写带来一些不便之处。中国女性文学是具有显著的民族特色的，因为妇女解放和发展在中国没有纯粹的语境，它是在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洪流中实现的。显然，中国女性作家在创作中要受到该语境的制约。比如，丁玲在前期创作中女性自我意识明晰，有着“莎菲”式的叛逆与绝叫，女性意识较为清醒，然而，三四十年代丁玲的创作明显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她着意将社会意识、民族意识融入女性文学写作之中，女性自我意识已然消融于集体意识之中，其女性文本也逐渐向着“政治文本”转化。张爱玲出身名门，曾受西式教育，又与政治环境隔绝，其女性文本更注重于女性经验书写，具有显著的“性别文本”特质，但其并不是在自觉的女性主义理论支配下写作，同时又受传统文化制约，其创作的女性主义色彩也是不够纯粹的。林白、陈染、海男、徐小斌等受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创作中实践着“躯体写作”理念、强调躯体与欲望的关系，通过欲望叙事来表现女人的故事，她们的“个人化”的写作呈现出另一番面目。但正如她们否定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一样，其女性文本同纯粹的西方女性主义文本也会有很大的差距。相比较而言，西方女性主义文学较为纯粹，它们有着女权运动和自觉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这与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一直没有自觉的女性主义理论的引导是很不相同的，由此，中西方女性文本显然不会在同一层面上。而我们在这里探讨中国20世纪女性文学的发展与嬗变，显然不可能用纯粹的西方女性文学概念来界定中国的女性文学，只能将其作为一个参照，以此来揭示中国女性文学的某些特色。事实上，我们“要给女性的写作实践下定义是不可能的，而且永远不可能。因为这种实践永远不可能被理论化、被封闭起来、被规范化——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1]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的言说也许是确有依据的。

    本书主要考察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承续与嬗变，对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在女性形象、女性文本、女性话语等方面作整合审视，在策略上，主要是通过几个较典型的文学阶段的一些重点个案进行的，不能说是对文学历程的全面描述，但是透过这些个案或群体考察，的确也可以看出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一些特色，其中包括“第三世界”女性文本的特征，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决定的女性文学的不完善性，等等。然而，中国女性文学整体而言终究在艰难的历程中有嬗变又有发展。嬗变，意味着对原有秩序的突破，发展就是势所必然的。而且就女性文学这个重要命题而言，它的前进趋势也是不可阻遏的，因为“妇女的身体带着一千零一个通向激情的门槛，一旦她通过粉碎枷锁，摆脱监视而让它明确表达出四通八达贯穿全身的丰富含义时，就将让陈旧的、一成不变的母语以多种语言发出回响”。[2]

    正如王岳川所说，“女权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要流派，是对‘厌女主义话语’的反动，同时也是对女性禁忌和等级秩序的质疑。它从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获得了‘否定意识’和‘批判’话语，从解构主义那里获得了消解男性（女性）二元对立和颠覆既定等级秩序的解构策略，从新解释学那里获得了‘重写文学史’的视阈和对历史重新阐释的最佳角度。”[3]因此，当它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话语置入当代文化后，便使长期被放逐在男性中心权力文化之外的女性“边缘文化”，成为20世纪后半叶的热门话题。然而，女性主义是一个多元并存的思想体系，很难严格区分各个流派。女性主义可以概括为以消除性别歧视、结束对妇女的压迫为政治目标的社会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和文化领域的革命。女性主义用一种新的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男女平等观取代了传统的人权式的男女平等观。它是一种追求，一种不断界定的追求。正如法国女权主义者克里·斯蒂娃在《妇女的时间》中指出的，女性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女权”、“女性”、“女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第二阶段则强调“性别差异和独特性”，希冀真切地确定女性的主体性，恢复曾一度逝去的美丽的伊甸园神话；第三阶段则是进入80年代后，将“女权”、“女性”加以整合折中的重“女人”的阶段，注重多元，强调互补。因此，女性主义的主张绝不是一种以牙还牙的、与男性文化对峙和斗争的姿态。正如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生态世界不支持极端女性主义以女权取代父权，以女性压倒男性的未来社会构想。普遍联系，多元共存，和平、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才是真正的绿色世界。因此，无论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和激进的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还是新女性的（文化）女性主义，它们无一例外地在努力追寻女性自由发展和价值的自我实现的有效途径，共同期待着微笑的中国女性主义。

    文学是生命的文学。文学初看起来是变道，总是在革命和创新，可深究下去就会发现，它所坚守的还是人类精神的常道。正如钱穆所说：“文心即人心，即人之性情，人之生命之所在。故亦可谓文学即人生，倘能人生而即文学，此则为人生之最高理想，最高艺术。”[4]这是对中国文学的简练概括。若说，文学会有危机的话，价值危机才是文学真正的危机，因此，文学如果能从我们的生命和灵魂中开出一个新的世界，终究还是拥有未来的。我们应该相信文学，就像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所说的那样，相信文学就是理解文学，我们不是用旧有的知识去套用今天的文学，而是要进入文学，进入作品文本，去开启那里的世界，去迎接那里的世界。[5]想必，女性文学也是如此。

    注释

    [1]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7页。

    [2]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1页。

    [3]王岳川：《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72页。

    [4]谢有顺：《文学的常道·自序》，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5]陈晓明：《相信文学：重建启示价值》，《文艺争鸣》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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