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近似神话的故事

    春天坐在小蜜蜂的翅膀上来了！

    一路花香领我进了中国歌剧舞剧院。我怎么能想到这地方会这多的花？路边的草坪不必说了，就连各户的窗台上，院子里，甚至墙头上，都摆满了花盆。但丁说：“我向前走去，但我看到花，脚步就慢了下来了。”我干脆站着不走了。

    这不是李波吗？

    还是在小学的操场上看电影时就认识她了。《白毛女》里的黄世仁的母亲，戴的帽子象家乡人穿的鞋帮。可恨死了！

    她已经是66岁的老人了。不过很硬朗，手不颤，眼不花。更有意思的是，她一走路，我总觉得带着“黄母”的味儿。难怪！1945年歌剧《白毛女》在延安舞台上出现，她就是“黄母”。后来，歌剧变成电影，她还是扮演这个角色，今年“七一”，纪念歌剧《白毛女》上演40周年，这台戏再次出现在首都舞台上时，她仍然是“黄母”。有人开玩笑说，李波这一辈子都摘不掉地主分子的帽子！

    李波招呼我坐下，没忙着倒茶。却将钢琴上的一盆花，搬到我面前的茶几上。

    “这花是那年1月8日开的。从那以后，每年都是这个时辰开花。”她说。

    1月8日？好熟悉的日子！周总理不就是这天离开我们出了远门的吗？山有情，水有情，花也有情！它们都来送别总理。

    可是，我不相信。1月8日开花，而且以后年年1月8日开花，这不是太神奇了么？

    我扫了那花一眼，五朵骨朵，指甲盖那么点。很鲜艳，致使你感到仿佛满屋里都有它的影子。

    她还在说着；“我一看到花就想起了周总理。我这样对它说：蟹爪莲，你1月8日给我开吧，我特别想念周总理。他在去世前不久，还念叨着我。不是我一个人，全国有好多人他都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即使过去了好些年，只要再次见到你，他都能很快地叫出你的名字，记性特好！”

    我完全相信，李波又把花盆搬回了原处。这时，我已经知道这花叫蟹爪莲了。

    但我还有疑问。“这花真的在1月8日这天开放？”

    “哪还能假？它是专为我想周总理而开放的。”

    记得有人曾说过，老人们的固执有时是难以被他们这个年纪之外的人所理解的。李波说的1月8日蟹爪莲开花的事就让我感到太悬乎了。可是她呢，却是认准了。

    李波并不打算回答我的疑问。她又给我扯起了她和周总理的故事……

    我的怀疑消失了。

    当我们的总理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出现在群众中时，他们之间搭起了彩桥，进出了那么多耀眼的火花！

    我相信了！蟹爪莲开花的事，我们的祖先留下了那么多的神话传说。我们这代人为什么不能给后人创造许多美丽的故事？

    最重要的是，人们的感情，人们的愿望，人们的心……

    黄土飞沙中，落下了一块手娟

    也许是这张剧照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一排窑洞，门窗上洒满了阳光，40多年过去了，你似乎还能感受到暖暖的气氛，广场上头包羊肚手巾的农民，有的坐在地上，有的站着，有的手里还牵着娃娃。人群中间，一男一女两个演员，正在演《兄妹开荒》……

    我望着这张褪了色的照片，明明听见了锣声、鼓声。是秧歌剧的调词。听，扮演兄妹的王大化和李渡在唱：

    雄鸡雄鸡高呀高声唱，

    唱得太阳红又红，

    身强力壮的小伙子，

    怎幺能躺在热炕上作懒虫，

    扛起锄头上山冈，

    山冈上，好风光，

    站得高来看得远，

    咱们边区如今成了一个好地方……

    周总理第一次看《兄妹开荒》时，那哥哥还是个大花脸哩！演毕，他把王大化和李波留下，说：

    “从马门教授（大化演过的一个角色）到开荒，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群众是欢迎这个转变的。”他望了望大化还没有卸装的脸，“要看到劳动人民的本色，不能丑化他们。”

    大化，还有李波，脸烧得站不住了，赶陕取下头上的毛巾，洗了脸。

    其实，当时延安的秧歌队都兴扮演成那种逗人的发笑小丑。这都是受到喜剧《小放牛》的影响。周总理指出这个问题后，“小丑”逐渐减少，以至到消失。

    又是一次演出，杨家岭。

    正是春天。延安的春天是黄土飞沙弥漫的季节。有时候，一个一个的大旋风，上接天，下触地，拧着团儿满地旋转，一切都变得浑黄。李波和王大化化好装演第一场时，是眉清眼秀的，但到另一个地方演第二场时，头上身上眉毛眼睛就成了一个黄土包子，一道道汗水从脸上淌过，就又成了花脸。管它呢！他们越演越上劲。观众的兴头也蛮大，看完这场，再跟着去看那场。风沙把他们也吹得土眉土眼的。

    杨家岭的小广场上早就围就了一圈人。人们伸着雁般的脖子望着，等着……

    谁也没有注意，毛圭席、周副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悄不声地走进了人群里，轻手轻脚地坐在了一个土坡垃上。当然，有人发现了，但是一点骚动也没有。那时候，这些中央首长天天都和群众见面，和群众住的是门对门，窗对窗，隔墙说话都听得见呢！有时，他们索性住老乡家，在一个锅里搅勺把。

    咦？主席身边那个女的是谁？

    江青。那会儿她还朴实，没有什么超众的衣着。不大惹人注目。延安人对她了解甚少……

    《兄妹开荒》开始演了。李波唱：

    哥哥你听我言哪，

    你呀你好懒！

    大自天你来睡觉误事真不浅；

    王大化唱：

    妹妹你慢发言哪，

    听我有意见，

    夜黑里开了会我睡觉睡得晚！

    ……

    笑声。周副主席拍手，笑。主席对周副主席说了句什么，然后鼓掌助兴。

    土场上，飞尘扬沙，象腾起一层雾。

    这时，江青掏出手绢，掩在了嘴上，眉头皱皱的。

    主席看见。他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只见他伸手将江青嘴上的手绢揭掉，摔在了地上。

    这一切，周副主席全看见了。他没有看江青，只是瞅着地上的手绢在沉思，沉思……

    演出还在继续，李波，王大化轮番唱：

    哥哥我前面开荒地，

    妹妹我打土多卖力，

    要跟那英雄比高低，

    要跟那模范争第一……

    江青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谁也投有留意她。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还是那么专心地看演出……

    那手绢，李波当时并没有看见。她是事后才知道的。40多年后，当她重新给我们提起这件事后，仍然有几分激动，但说话的口气却十分冷漠：

    “我是从黄土地上走出来的演员，身子贱，昏天土地上演戏演惯了。现在虽没当初那把力气，老了。可是不会嫌弃生我养我的土地！”

    编织美好故事的轮印

    我有个体会：舒适、优越的生活条件，最容易使人与人之间变得疏远、淡漠。

    李波同意我的意见。不过，她说周总理例外……

    从窑洞住进了城市，人们感到有些疲劳了，同时，相互间也显得陌生了。周总理还记着李波。

    天安门前创建共和国的礼炮声刚响过不久，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了。她作为歌剧队的队长，找周总理请示问题。

    太心急了！一清早她就出现在总理住地的门前。她有点犹豫，会不会打扰首长的休息？

    “这不是李波吗，”总理一眼就瞅见了她，叫着，还招招手。

    总理正在吃早饭，桌上只有一碟青菜和白粥。李波立即想到了自己的早餐，还有中国千家万户的早餐，和总理桌上的饭菜没有什么两样。

    “李波，你吃过饭了吗？好，那我就不客气了，我边吃饭咱们边交谈吧！”他太注意节约时间了，给人的印象他走路都在小跑。

    李波十分简要地汇报了工作。总理听着，不时有插话，“李波，以后你要单唱民歌。你的业务还要提高，唱的不要太简单了，样式要复杂一点。”

    总理吃饭的速度很快，碟里的青菜一点也没剩。他站起来一边擦着嘴一边对李波说：

    “让你当队长，做行政工作？这不合适。你回去跟李伯钊同志讲一讲，不要做行政工作了。就说是我说的，你以后要专唱民歌。”

    他举起手腕看了看表，“我该去上班了，走，咱们一起上车，在车上还可以再聊一聊。”

    当时，周总理在外交部上班，他每天坚持坐班。临上车前，总理又说。

    “前几天我看了你们的音乐会啦，总之，你还得提高。”

    一辆样式陈旧的小卧车，在北京的胡同里穿行。正是早晨上班的时候，路上行人很多，车速不时地慢了下来。在铺着一层晨霜的地上，坦露着两行湿漉漉的轮印。

    总理：“一次我听音乐会，看到一个女演员演唱很吃力，这个演员面黄肌瘦，看来是营养不足。看到你们在台上演唱使不上劲，我们在台下真着急呀！”

    李波静静地听着。

    “你提出要给这样的同志提高营养，可以提出申请，由群众民主评议。”

    李波心里有点惭愧，这些本来应该由她和同志们想到的问题。都由于他们的粗疏。使总理不得不拿出宝贵的时间去操心。

    汽车慢了下来，前面有一群人在抢道，总理对司机说：“我们停停，让行人先过。”

    一队队路人擦着汽车穿过了马路。车内，总理继续和李波交谈。

    “郭兰英的入党问题解决了没有？”

    “还没有。她是个团员。”

    “那就努力争取嘛！你们也要多帮助她。”

    车拐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白底黑字的牌子，已经看得见了。

    “你还要告诉剧团领导同志，女演员生理上有特殊情况，必须照顾。女演员在例假期间，可以不演出。即使我给的任务，你们也可以不演。”他还做了个拒绝演出的手势。

    “记下了！谢谢总理！”李波用手背抹了抹眼眶，眼睛热乎乎地发潮。

    汽车“吱”地一声停住了。

    “李波同志，再见！”总理招着手。

    她站在原地，望着。直到小车消失在一片树荫之中，她才回过身。可是，她没有离去。沿着地上的轮印走了一段。她觉得这轮印是那样清晰，又那样美丽，她真想把这轮印拣起来，收藏在记忆的宝库里。

    雨水，雪水能冲走人们的足迹。但是，这轮印永在李波心上！

    她把纸条塞进了总理衣兜

    1958年，初春，周总理审查访朝演出节目。

    该李波了，不知为什么她今天有点紧张。怪？那么多回见总理都没有这样紧张过啊！

    噢，原来我们的民歌手今天要用西洋唱法，为总理演唱了。当时，她正跟着一位苏联专家学习，想让总理听听，看她学得怎么样！也算是汇报吧。

    她刚唱完第一支歌《看秧歌》，就发现总理不高兴了。总理还和旁边另一个同志说了几句什么。

    李波的心坎腾坎腾跳起来，脑子里乱哄哄的。下面还有几支歌儿，怎么唱呀！

    总理看出来了，就在座位上说：

    “哎，紧张什么，都老朋友了嘛！”

    李波自己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唱完歌的。

    演出休息时，总理把李波叫来。李波等着挨“克”。

    不料，总理根本不提这事，却说：

    “李波，你发现了吗？你们这台节目中有两个人唱《看秧歌》。”

    确实是这样。事前，李波和那位同志都不知道。结果“撞车”了！

    周总理当公判人。对李波说“你唱这支歌吧！”

    这是公正的。《看秧歌》是一首女声唱的东北民歌。那位同志是男演员。

    只是那洋腔洋调……李波没有再往下想。但是，她觉得自己今天懂得，许多，明白了许多。学了“洋”的，应该更好地融汇进自己的唱法，发扬民族的特长。

    李波明白了！虽然已经跟苏联专家学了2年了，但她觉得自己没有学好。

    周总理还有外事活动，准备告辞。李波不打算说别的了，总理的时间太宝贵。她只提了个要求：

    “总理，我这2年学不了什么东西，也怪我没有学好。我想再续1年，好好提高一下。”

    “是，是，2年是学不到什么东西。”总理自言自语地说。他沉思了一会，又说“好吧，我给他们说说，让你再学1年。你们那个苏联专家叫什么名字？”

    李波在一张纸上写下了苏联专家的名字，给总理递去。

    “放在这儿，就放在这儿！”总理一边和一个同志说话，一边抬起胳膊把衣兜露给李波。李波将纸条叠得整整齐齐地装进了总理的兜里。

    总理参加外事活动走了，他留下了一句话：

    “李波，就这样啦，我给有关同志讲讲，让苏联专家再教你1年。”

    不久，李波果然接到了继续学习的通知。

    这事、那事，总得有人办。如果你推、他转，这里划个圈，那里批个字，要搭进多少宝贵的时间，又能办成几件事？

    但是，对李波来说，她毕竟是麻烦了总理，所以于心不安，那天，当地给我讲起这件事时，还说：

    “我真后悔呀，那时不知是怎么想的，这些事都去请示总理，而且还把纸条塞进了总理的口袋……”

    奇怪的是，李波在讲这番“后悔”之言时，表现出来的表情以及口气，完全是一种自豪感。

    我明白。她是有意把自己的情绪蕴藏在一片蒙蒙云雾中，半遮半掩……她不说出，让我去猜。

    其实，她心中是一面明镜，我心中也是一面明镜。

    坐在剧场二楼上的现众

    两幅画面在我眼前交替出现：

    总理逝世那年，我看过一首诗《最后一排的观众》，是说一次体育比赛，周总理因为外事活动来晚了，便悄悄地坐在了最后一排的一个空位上。剧场一点骚动也投有，演出照常进行。

    今天，李波又给我描绘了总理的另一幅类似的画面。他观看演出，成为坐在楼上的观众……

    李渡说：“回忆总理和文艺界的事，有甜有苦。苦的，是一条长长的瓜藤。甜的，是藤上结满慈父般的爱抚……”她是借用别人的诗句抒发感情。

    1962年，纪念毛主席《讲话》发表20周年，中国歌舞剧院重排《白毛女》。

    开排前，李波从大幕后的缝隙里，看见周总理悄不声地坐在了5排，也许是6排吧！

    排练开始了，总理的眉头越皱越紧。原来那失去协调的乐队的噪响，把演员们的唱声压得无法使人听得清。

    “往后面坐一点吧！”剧团的一位领导看到了总理的烦躁，便提议说。

    周总理挪到了11排。

    可是，还是听不清。只有音乐，压倒一切的音乐……

    “这剧场盖得有问题。”那位剧团领导怕总理生气，赶紧找了个理由。他的脸上出了汗。能不着急吗？

    总理望了他一眼，许久，才说：“那好吧，我再到楼上去听听。”

    总理又成了楼上的观众。

    使总理失望的是，坐在楼上仍然听不清。于是，一向和蔼的总理生气了：

    “你们现在演的这《白毛女》泥土味不够了，没有在延安时朴实感人了。你们为什么不为观众着想，这么响的乐队，谁能听见演员在唱什么，这个‘音墙’一定要拆掉！”他的手臂狠劲地在空中斩着。

    当时，文艺界一位负责人也在场，周总理对他说：“坚持发展民族音乐的问题，我已经说过多少回了，你们就是不听。我和你们斗争13年了，我还能有几个13年？”

    站在大幕后面的李波，知道这事哭了。唉，这不争气的眼泪！为什么不上前说一声让总理把心放宽的话？不，不能呀，她还是“黄母”呀！

    李波不由得想起《白毛女》在延安上演时，周总理讲过的一番话。“你们学习外国乐器，学就要学好，也要研究中国民族音乐的特点，不要崇洋，要丰富民族音乐。《白毛女》也会成为名著的。在若干年以后。”

    另一次，李波听周总理对文艺工作者的谈话，总理又提到了民族音乐，他问一位热衷搞“阳春白雪”的同志：“你们的音乐群众能听懂吗？”回答：“工人能听懂。”“哪里的工人？”“北京电子管厂的工人。”总理加重语气地说：“我说的是广大的人民群众！”

    李波在讲这些对，我发现她的眼角飘着泪花。她哭了。

    我很清楚，几十年来，李波遵照周总理的教导，一直坚持唱民歌，从来没有动摇过。

    容易吗？

    穿过泪的沼泽，

    闯过雾的积霾；

    越过冰的峡谷；

    走过雨的泥泞……

    此刻，我坐在李波的家里，天已经黑了，很黑了。连晚风也睡了，透过窗子可以看见，天幕上只剩下几颗已经疲劳的星星。

    可是，李波还是很精神，毫无睡意。她递给我一颗糖，然后慢慢地说：

    “总理远去了。可他还在我身边！”

    之后，一缕忧愁，系紧了她本来欢乐的眉头……

    她一声长叹，染苦了我的心

    为了写这篇报告文学，我几乎把李波家的门坎都踩低了。冬日的午后，盛夏的黄昏，星期日的清晨……我出出进进于中国歌剧舞剧院大门。连传达室的女同志都认识我了，一见我就点点头，不必再填写会客单了。我没有厌烦过，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这，还用怀疑吗？

    可是，在采访中，李波时不时地发出一声唉叹。我茫然了！开始，我不理解，随后也就慢慢地明白了！

    “文革”中，一次李波到“二七剧场”看演出，总理就在她前面四排的位子上坐着。当时，她已经很久没有见总理了，很想上去搭话说上几句。可是，她一想到总理那么忙，也就免了。演出一结束，她以为总理上台接见演员了，便转身就往外走，准备回家。剧场人多，拥挤，她等挤到二门前时，总理也正出门，他一眼就看见了李波，老远便喊“李波，慢点走！”李波上去一把拉住了总理的手。总理对身边的康生说：“你不认识她？她是李波，演《兄妹开荒》。”

    康生不咸不淡地点点头，手都没有伸。

    要说康生不知道《兄妹开荒》和演这出秧歌剧的李波，那是冤枉了他。不过，20年过去了，他把这戏，和演戏的人抛在脑后了，这倒是真的。

    李波讲完，又长长地打了一声长叹！

    这叹声，把我的心也染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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