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光、钱学森的论语

    李四光简介：李四光，1889年生，湖北黄冈人。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04年留学日本，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0年毕业于大阪高等工业学校。1911年至1912年先后任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事、湖北省同盟会支部书记。1913年至1918年留学英国，获伯明翰大学自然科学硕士学位。1920年归国后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二三十年代，在对蜓科化石及其地层分层意义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的存在，创立了新的学科“地质力学”，成为中国地质力学的创始人。1948年赴英国出席国际地质学大会。1949年10月，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立即起程回国。为摆脱国民党驻英大使馆的阻挠，化名秘密登轮回国。后长期担任地质部部长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历任第二、三、四届

    全国政协副主席。1971年4月2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著有《地球表面形象变迁的主因》、《中国北训之科》、《中国地质学》、《冰期之庐山》、《地质力学概论》、《天文、地质、古生物》等。

    钱学森简介：钱学森，1911年生，浙江杭州人。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1929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34年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1935年至1939年间相继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受聘为这两所大学教授，并以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身份参与了美国太空火箭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多次寻求回国受阻，后经中方向美方多次交涉，于1955年10月回国。历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以及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56年开始参与领导建设新中国火箭导弹研制机构。1999年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著有《工程控制论》、《论系统工程》、《气体动力学诸方程》、《星际航行概论》、《物理力学讲义》、《钱学森文集》、《钱学森手稿》等。

    内容提要

    （一）

    李四光：西安事变以后，我才开始深深感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把饱受压迫和剥削的广大工农群众团结起来，才能保证走向革命的胜利。（1958年12月22日）只有共产党在中国政治历史上出现以后，中国人民才找到了正确的领导，脱离了受屈辱受压迫的生活，并且在全世界面前站起来了。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大国，在贪得无厌的国际帝国主义面前，要迅速地富强起来，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外，肯定是没有其他路可走的。（1957年6月25日）

    钱学森：美国制造了种种麻烦阻止我回国，这一段历史，我决不会忘记。它使我深深懂得了什么叫帝国主义，我也领教了美国的“民主”和“自由”，深知美国的“民主”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对中国共产党是怀有深厚感情的。（1989年8月8日）我的一腔热血只图报国。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忠心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1950年）我为什么要走回归祖国这条道路？我认为道理

    很简单——鸦片战争近百年来，国人强国梦不息，抗争不断。革命先烈为兴邦，为了炎黄子孙的强国梦，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血沃中华热土。我只能追随先烈的足迹，在千万般艰险中，探索追求，不顾及其他。再看看共和国的缔造者和建设者们，在百废待兴的贫瘠土地上，顶住国内的贫穷，国外的封锁，经过多少个风风雨雨的春秋，让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想到这些，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丢呢？（1987年）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1955年9月17日）

    （二）

    李四光：1955年1月5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议室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问题。毛主席说：“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1969年5月19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代表后同我进行了谈话。从天体

    起源谈到生命起源。谈到古今中外科学家关于太阳系起源的种种说法，内容很广泛。毛主席还请我帮他收集一些国内外的科学资料，并用手画了个大圈说，就是你研究范围里的资料。

    钱学森：我同毛主席有过多次接触，他也问过我一些科学上的问题。毛主席的智慧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文学艺术修养，来自革命战争的锤炼，很了不起。他对科学问题也十分关注，下了很大工夫进行研究。他的理论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篇章。我回国后曾反复学习，深受教益。我在美国搞的那些应用力学、喷气推进和工程控制论等等，都属技术科学，而技术科学的特点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研究出来的理论成果，要与实验数据对照，接受实践的检验。这个过程往往要反复多次，一个课题才能完成，其成果在工程上才能应用。这就是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讲的道理。工程上的实际问题总是复杂的、多因素的。遇到复杂问题怎么办？就得设法加以简化。只要主要矛盾抓对了，你的简化就是合理的，其结果工程上就能用。这不就是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讲的道理吗？我在美国做了十几年学问，所得到的那点心得体会，原来在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中早就讲清楚了。所以我

    常常说毛主席很伟大。（2000年12月11日）

    在1956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毛主席第一次接见了我。毛主席教导我要懂得新生的、最有生命力的东西，总是在同旧的、衰亡着的东西斗争中生长起来的，并要我培养一些青年科技人员。在这年毛主席主持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又一次接见了我。毛主席对物质无限可分性的问题，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1958年10月27日，毛主席亲临中国科学院科学成果展览会时，第三次接见了我。毛主席指出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毛主席的教导拨正了我做科技工作的方向。1964年2月6日，毛主席接见了李四光同志、竺可桢同志和我。这是我第四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讲了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矛盾斗争推动事物前进的道理。毛主席多次亲自教诲我，每一次都给我增添了登攀高峰的力量。（1976年9月16日）

    李四光：我从周恩来身上产生一个最大的感觉：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20世纪40年代）

    钱学森：原子弹、导弹，这两项尖端技术终于被我们攻克了，而且是以很快的速度搞成的。原因何在？我认为，最最重要的原因，是党的领导。具

    体地说，就是周恩来总理的亲自领导和聂荣臻元帅的具体组织。按照我的体会，周总理、聂老总就是把他们过去在解放战争中组织大规模作战的那套办法，有效地用到科技工作中来。所以尽管我们在经济、技术上有许多困难，但由于组织领导有方，还是很快搞成了。（1989年8月8日）周总理和聂老总当年抓科学技术工作，管“两弹一星”的经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既强调民主，又善于集中。在科学工作中，凡是提倡民主作风，学术民主发扬好的单位，科研成果就多，科学成就就大。相应地，也培养出许多科学人才，出大科学家。（1997年10月11日）我参与科技工作的20多年中，周总理曾开过不知多少次会议来听取科学技术工作的汇报。周总理渊博的学识和对工作极端负责、严肃认真、耐心细致的态度，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教育了我们。（1977年）

    钱学森：我们当年搞“两弹”，邓小平同志是积极支持和鼓励的。他曾在中央书记处听我们汇报时说，你们放手去干，成功了，功劳是你们的；失败了，责任由书记处承担。他对知识分子是充分信任、大胆使用的，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贡献就更大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知识分子

    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特别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发展，也反映出他对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重要性的深刻认识，是一种与时俱进的观点。（2000年12月11日）

    （三）

    李四光：自从解放以来，我们认识了正确的工作方向和方法：科学必须为人民服务，科学必须是人民大众的事业。在这样明确的思想指导之下，我们开始懂得了如何面向人民、面向群众，我们开始认识了集体工作的意义和它的优越性。（1952年9月21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科学事业，有着自己的基本特点，这些基本特点是科学发展的全面性、计划性和集体创造。（1957年11月4日）科学问题虽然由科学家去搞，而发动和组织科学家没有党不成。（1957年6月）党对科学工作领导的具体作用起码有两点：第一，保证科学研究工作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第二，保证科学研究工作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进行。（1957年6月25日）

    钱学森：回想当年，党中央、毛主席下决心搞

    “两弹”，那真是了不起的决策。那个时候，我们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连汽车都没造出来，竟决定搞最尖端的技术——导弹和原子弹，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怀和气魄，谁敢作这样的决策？我们第一枚导弹在1960年就首次发射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在1964年就炸响了。这样的速度是空前的。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广大科技人员的协同攻关，这样的事情谁能办到？所以我常常说，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我的切身感受。（2001年6月25日）我在美国是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一心想用自己学到的科学技术救国，不懂得政治。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横行麦卡锡主义，整我，才使我切身体会到美国所谓的民主是怎么回事。回到祖国以后，我通过学习才慢慢懂得马克思主义，懂得点政治，感到科学与政治一定要结合。我回国以后所做的工作，可以说都是科学与政治结合的成果。即便是纯技术工作，那也是有明确政治方向的。不然，技术工作就会迷失方向，失去动力。（2002年6月24日）我们是搞科学技术的，但也要考虑经济、政治问题。现在科学技术在世界上竞争这么激烈，叫科技战、智力战。选择干什么、不干什么、怎么干，对这些问题专家出的主意要是差一点，国家的损失就大了。我们要特别注意培养年轻的接班人，他们既要是科学技术专家，同时又要会用两点论分析问题，了解世界复杂的情况。这样的人设计出的方案才不会出乱子，才会出奇制胜。（1989年8月8日）

    （四）

    李四光：虽然自然科学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而且在毛主席著作中，也找不到解决具体科学技术问题的答案。但是科学技术工作者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总是受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支配的。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和方法。因此，科学技术工作者，只有树立起正确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在科学研究工作中抵制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束缚。（1965年12月）

    钱学森：“科学”也不光指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和系统科学等等。所有这些科学技术的最高理论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每个部门的知识最好都知道一点，还要懂得辩证法，这样视野才能开阔，看问题才不至于片面、近视。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所要求的。（2000年12月11日）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

    我们的工作，这在我国是得天独厚的。从我个人的经历中，我的确深有体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实是一件宝贝，是一件锐利的武器。我们在搞科学研究时，如若丢弃这件宝贝不用，实在是太傻瓜了！（1986年）我近30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1991年10月28日）

    李四光：数千年来，中国士大夫的毛病，在高谈阔论。你要仅靠高谈阔论，世界上就没有你立足的地方，也没有你说话的机会。说而不行，行而不力，用力不准确，都不是科学的精神。（1942年9月15日）一个科学技术工作者，如果他抱定了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富强、为人类幸福前途服务的崇高目的，在工作过程中，不断攻破自然秘密，发现新世界，创造新东西，去开辟人类浩荡无际、光明灿烂的前景，那么他的生活就会是多么幸福、愉快、生动活泼！（1962年11月15日）

    钱学森：我1935年到美国，那时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把科学技术学到手，而且要证明我们中国人可以赛过美国人，达到科学技术的高峰，这是我的志向。到1955年我回国时，我把刚刚出版的我写的《工程控制论》送到我的老师冯·卡门手里，他感慨地跟我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我20年奋斗的目标，现在终于实现了，我钱学森在学术上超过了这么一位世界闻名的大权威，为中国人争了气，我激动极了。（1991年10月19日）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1991年10月28日）一个有智慧的人，是懂得大道理的人，是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人，因而也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也因为他懂得大道理，“事理看破胆气壮”，他一定勇于改革创新，不怕艰难挫折。他不会贪图安逸，更不会去同流合污，他懂得：“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鲁迅诗句，意指在风平日暖的天气中，能高飞远翔的鸟并不让人喜欢；流连于开满香花的小山，是看不见后面高山的——编者注）（1987年）我本人只是沧海之一粟，渺小得很。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2001年9月25日）

    论语正文

    （一）

    我在最初选择从事科学研究的途径的时候，满以为只要稍有理智的人，都要在真理的面前低头。但是，在北洋军阀及国民党反动集团统治的时期，根本没有真理可言。到了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西安事变以后，我才开始深深感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把饱受压迫和剥削的广大工农群众团结起来，才能保证走向革命的胜利。

    ——李四光在地质部支部会上的发言（1958年12月22日），《李四光传》第249—250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下同）

    只要就一个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来说，只有共产党在中国政治历史上出现以后，中国人民才找到了正确的领导，脱离了受屈辱受压迫的生活，并且在全世界面前站起来了。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大国，在贪得无厌的国际帝国主义面前，要迅速地富强起来，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外，肯定是没有其他路可走的。

    ——李四光，《李四光传》第243页

    （1949年底，李四光为摆脱国民党驻英大使馆的阻挠，化名从意大利热那亚秘密登轮，1950年3月到达香港。同迎接他的大陆人士谈话时说）我要是能早一些和你们在一起多好！搞地质的，也可以为解放出点力嘛。打仗时帮着看看地形，参加工作还可以受到锻炼。那时想去解放区，可是去不了，真惭愧。这回无论如何要回来，一定要和你们在一起，把自己的一切力量贡献出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埋头做好工作。

    ——李四光与黎雪在香港的谈话（1950年4月），《李四光传》第184页

    想想人家长征过草地时，我们还躺在沙发上，清闲地看书。今天革命胜利了，还能不拼命地干点事？累死也是该的！

    ——李四光，《李四光传》第239页

    我个人能够生逢这样伟大的时代，我深深感到生活真有意义，生命值得珍贵。

    ——李四光1959年给苏联尼古拉耶夫教授的信，《李四光传》第251页

    早在1935年离开祖国以前，我就向上海交大同学、地下党员戴中孚同志保证学成回到祖国服务。我决定回国是我自己的事，从1949年就作了准备布置。

    ——钱学森，《钱学森传略》，《人民日报》（1991年10月28日）

    到1950年我得知新中国成立，认为机会到了，应该回到祖国去。但是美国的统治阶级与中国人民为敌，制造了种种麻烦，阻止我回国，使我多待了五年。我清楚记得，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开始，王炳南大使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会谈，他按照周总理的旨意，与美方代表进行了交涉和斗争，于是我在8月5日即接到美国政府的通知，说我可以回国。当然，我是作为美国的犯人，被驱逐出境，押送回国的。一路上我不能下船，因为一下船，美国政府对我的安全就不负责任了。这一段历史，我决不会忘记，它使我深深懂得了什么叫帝国主义，我也领教了美国的“民主”和“自由”，深知美国的“民主”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对中国共产党是怀有深厚感情的。记得船到马尼拉（指菲律宾首都——编者注），有一个美联社记者到船上来找我。问我是不是共产党，我的回答是：“我还不够格做一名共产党员呢！共产党人是具有人类最崇高理想的人。”他听了回答，没敢再问第二个问题，灰溜溜地跑了。

    ——钱学森《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人民日报》（1989年8月8日）

    （美国检察官问钱学森为什么要忠于新中国政府，钱学森说）我是大唐的后代，我的一腔热血只图报国。我的根在中国。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我忠心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也就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

    ——钱学森，《让科学精神永放光芒——读〈钱学森手稿〉有感》，《人民日报》（2001年9月24日）

    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待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一块美元也不存，他们感到很奇怪。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钱学森《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人民日报》（1989年8月8日）

    我为什么要走回归祖国这条道路？我认为道理很简单——鸦片战争近百年来，国人强国梦不息，抗争不断。革命先烈为兴邦，为了炎黄子孙的强国梦，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血沃中华热土。我个人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员，只能追随先烈的足迹，在千万般艰险中，探索追求，不顾及其他。再看看共和国的缔造者和建设者们，在百废待兴的贫瘠土地上，顶住国内的贫穷，国外的封锁，经过多少个风风雨雨的春秋，让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想到这些，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丢呢？

    ——钱学森，《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第421—422页，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1年版（下同）

    重新踏上祖国的大地，觉得无限愉快和兴奋。

    我们向政府和所有帮助我们的人民致谢！

    ——钱学森1955年10月8日过境回国的“书面谈话”，《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第201页

    我很高兴能回到自己的国家，我不打算再回美国。

    今后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钱学森1955年9月17日离开美国时答记者问，《钱学森与现代科学技术》第400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通过回国后近一个月以来的参观访问，我看到，新中国成立才有几年时间，但是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祖国到处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其规模之大，是我回国之前没有想到的。

    ——钱学森在陈毅副总理接见时的谈话（1955年11月5日），《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第215页

    （二）

    （1955年1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议室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李四光、刘杰、钱三强的汇报，研究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薄一波、李富春、彭真等）毛主席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课。”（李四光拿出从野外带回来的黑黄色铀矿石标本，说明铀矿地质与我国的铀矿资源及勘察的情况，钱三强用射线探测仪器对铀矿石作了现场演示）毛主席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床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李四光年谱》第217—218页，地质出版社1999年版（下同）

    1969年5月19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代表后，在休息室同我谈话。谈话内容很广泛，从天体起源谈到生命起源。谈到古今中外科学家关于太阳系起源的种种说法时，毛主席说：我看康德（德国哲学家）、拉普拉斯（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讲的还有点道理。我不大相信施密特（苏联地球物理学家）的说法。临别时，毛主席说，他很想看我写的书，能否送几本给他。同时，还请我帮他收集一些国内外的科学资料。并说，他不懂英文，最好是写成中文的。我问毛主席看哪些方面的科学资料，毛主席用手画了个大圈说，就是你研究范围里的资料。第二天一早，我挑选了《地质力学概论》一书和《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了一些什么？》这篇文章，还有章鸿钊写的《石雅》送给毛主席请他参阅。

    ——李四光，《李四光年谱》第340—341页

    回国后我同毛主席有过多次接触，他也问过我一些科学上的问题。他的智慧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文学艺术修养，来自革命战争的锤炼，很了不起。他对科学问题也十分关注，下了很大工夫进行研究。他的理论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篇章。我回国后曾反复学习，深受教益。我在美国搞的那些应用力学、喷气推进和工程控制论等等，都属技术科学，而技术科学的特点就是理论联系实际。我写的那些论文选题都是从航空工程和火箭技术的实际工作中提炼出来的。而研究出来的理论成果又要与实验数据对照，接受实践的检验。这个过程往往要反复多次，一个课题才能完成，其成果在工程上才能应用。这就是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讲的道理。

    工程上的实际问题总是复杂的、多因素的。我们那时做研究工作，计算手段很有限。遇到这种非线性的复杂问题怎么办？就得设法加以简化。这就要求对问题有深刻理解，才能抓住主要矛盾。只要主要矛盾抓对了，你的简化就是合理的，其结果工程上就能用。这不就是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讲的道理吗？我在美国做了十几年学问，所得到的那点心得体会，原来在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中早就讲清楚了。所以我常常说毛主席很伟大。

    ——钱学森，《人民日报》（2002年6月24日）

    在1956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毛主席第一次接见了我。毛主席教导我要懂得新生的、最有生命力的东西，总是在同旧的、衰亡着的东西斗争中生长起来的，并要我培养一些青年科技人员。在这年毛主席主持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又一次接见了我。毛主席对物质无限可分性的问题，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1958年10月27日，毛主席亲临中国科学院科学成果展览会。毛主席第三次接见了我。毛主席指出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毛主席的教导拨正了我做科技工作的方向。1964年2月6日，在一次春雪之后，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李四光同志、竺可桢同志和我。这是我第四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讲了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矛盾斗争推动事物前进的道理。这使我思想上受到很深的教诲，对我进行科研工作有很大的启发。毛主席多次亲自教诲我，每一次都给我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每一次都给我增添了登攀高峰的力量。我之有今天，都是毛主席、共产党给的。

    ——钱学森《终身不忘毛主席的亲切教诲》，《人民日报》（1976年9月16日）

    我从周恩来身上产生一个最大的感觉：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

    ——李四光，《周恩来“文革”中力保知识分子》，《纵横》2005年第1期

    周总理在百忙之中，对我这个病的关怀，实在使我感激流泪，从上海、南京请来五六位名医会诊……党这样关心我，只要我还活着，还有一口气，就要把我的一切献给党。

    ——李四光写给妹夫贺有年的信（1967年9月9日），《李四光年谱》第328页

    原子弹、导弹，这两项尖端技术终于被我们攻克了，而且是以很快的速度搞成的。原因何在？我认为，最最重要的原因，是党的领导。具体地说，就是周恩来总理的亲自领导和聂荣臻元帅的具体组织。按照我的体会，周总理、聂老总就是把他们过去在解放战争中，组织大规模作战的那套办法，有效地用到科技工作中来，把成千上万的科技大军组织起来了。所以尽管我们在经济、技术上有许多困难，但由于组织领导有方，还是很快搞成了。

    ——钱学森《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人民日报》（1989年8月8日）

    周总理和聂老总（指聂荣臻——编者注）当年抓科学技术工作，管“两弹一星”的经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既强调民主，又善于集中。在科学工作中，凡是提倡民主作风，学术民主发扬好的单位，科研成果就多，科学成就就大。相应地，也培养出许多科学人才，出大科学家。有一次在谈到一个问题时，一位技术人员发表意见，周总理听后表示说：“你这个意见好，按你说的办。”秘书马上提醒周总理，说这个问题您过去已经批示过了。周总理立即提高声音说：“我批过的事，错了也要改嘛！”周总理这种民主作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钱学森，《科学技术管理中的学术民主——钱学森的实践经历》，《人民日报》（1997年10月11日）

    使我极其激动的是，直到1974年5月，周总理在重病中，还在一项科学技术项目的报告上批示。在我参与科技工作的20多年中，周总理曾开过不知多少次会议来听取科学技术工作的汇报……周总理渊博的学识和对工作极端负责、严肃认真、耐心细致的态度，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教育了我们。周总理还经常提醒我们要勤俭节约，要艰苦奋斗。

    ——钱学森，《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第342页

    我同邓小平同志也有过接触。我们当年搞“两弹”，邓小平同志是积极支持和鼓励的。他曾在中央书记处听我们汇报时说：“你们放手去干，成功了，功劳是你们的；失败了，责任由书记处承担。”他对知识分子是充分信任、大胆使用的，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贡献就更大了。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特别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发展，也反映出他对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重要性的深刻认识，是一种与时俱进的观点。他的这些重大理论观点对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起了很大作用。

    ——钱学森，《人民日报》（2002年6月24日）

    （三）

    新中国成立以后，科学将有根本的转变，所以每一位科学工作者都应当有所准备，适应这种转变。过去的研究属于士大夫式的，养尊处优，为学问而学问，这样虽有贡献，但与实际和社会是有脱节的，所以贡献也是有限的，而同时也带有门户之见、地盘主义、一切以个人利益为中心、忽视广大人民的利益的意识。今后的科学应该依据“共通主义”的正派作风，才能得到真正的进步。这种“共通”，不只是指设备和工具，也包括工作本身。

    ——李四光《今后科学工作发展的趋向》（1950年4月18日），《李四光》第248—24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下同）

    今后必须革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影响，确立科学属于人民大众的观念，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新作风。

    ——李四光《今后科学工作发展的趋向》（1950年4月18日），《李四光》第249页

    我们搞地质工作的，也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天天研究石头，钻研过去几万万年以前的东西，这往往使我们沉浸到古老的境界中去，而脱离了现实的世界，脱离了群众，大家要时刻记住，地质科学研究一定要与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结合起来，为人民服务。

    ——李四光1950年11月1日在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李四光》第258—259页

    自从解放以来，我们的地质工作者的收获不是像过去那样单纯地表现在一堆业务性的报告和漂亮的论文上，而是就一些基本问题的解决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简单地说，首先我们认识了正确的工作方向和方法：科学必须为人民服务，科学必须是人民大众的事业。这是我们翻了身的人民对科学提出的迫切的要求；这也是保证科学发展的方向正确和它的内容丰富所必需的条件。在这样明确的思想指导之下，我们学会了为国家的机密保密，放弃了为个人的技术法宝保密的错误观念。我们开始懂得了如何面向人民、面向群众，我们开始认识了集体工作的意义和它的优越性。

    ——李四光《跟着中国科学翻了身的地质学》，《人民日报》（1952年9月21日）

    我们的科学发展主要是为国家建设服务，目前国家建设中的问题，如不能得到解决，国家就站不起来。

    ——李四光1957年6月同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郁文的谈话，《李四光传》第243页

    要去掉资本主义社会给予我们的不良影响，树立社会主义科学事业所需要的集体主义精神，主要的关键在于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

    ——李四光《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辉照耀着科学发展的道路》，《人民日报》（1957年11月4日）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科学事业，有着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所不可能具有的基本特点。这些基本特点是：科学发展的全面性、计划性和集体创造。

    在各项科学技术工作中坚决贯彻集体主义的精神，才能充分地发挥个人作用。

    ——李四光《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辉照耀着科学发展的道路》，《人民日报》（1957年11月4日）

    科学工作也像中国革命一样，没有党的领导不成。但是，党的领导不能光讲是搞后勤的。科学问题虽然由科学家去搞，而发动和组织科学家没有党不成，不然就会发生混乱，陷于没有步骤，与国家方向背道而驰，弄得不团结，情况不堪设想。

    ——李四光1957年6月同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郁文的谈话，《李四光传》第244页

    据我的了解，党对科学工作领导的具体作用起码有两点：第一，保证科学研究工作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包括目前迫切的需要和长远的需要。只有党才能全面了解我国社会主义各方面的需要，也只有党才能领导这样巨大而繁杂的组织工作。第二，保证科学研究工作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进行。科学愈发展，分工愈细致。科学家在他的专业范围内能提出最好的意见。正因如此，每个科学家也就很容易倾向于强调本行的业务。实际问题的处理，却常常要求许多科学部门彼此联系和协作，也就是说要求以辩证唯物的观点来看问题。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就是共产主义世界观。我们迫切需要党从这方面来领导我们。

    ——李四光《党能领导科学工作》（1957年6月25日），《李四光传》第242—243页

    回想当年，党中央、毛主席下决心搞“两弹”，那真是了不起的决策。那个时候，我们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连汽车都没造出来，竟决定搞最尖端的技术——导弹和原子弹，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怀和气魄，谁敢做这样的决策？我们第一枚导弹在1960年就首次发射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在1964年就炸响了。这样的速度是空前的。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广大科技人员的协同攻关，这样的事情谁能办到？所以我常常说，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我的切身感受。

    ——钱学森《一切成就归于党》，《人民日报》（2001年6月25日）

    我在美国是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一心想用自己学到的科学技术救国，不懂得政治。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横行麦卡锡主义，整我，才使我切身体会到美国所谓的民主是怎么回事。回到祖国以后，我通过学习才慢慢懂得马克思主义，懂得点政治，感到科学与政治一定要结合。我回国以后所做的工作，可以说都是科学与政治结合的成果。即便是纯技术工作，那也是有明确政治方向的。不然，技术工作就会迷失方向，失去动力。

    ——钱学森，《人民日报》（2002年6月24日）

    我们是搞科学技术的，但也要考虑经济、政治问题。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党和国家给我们一些科技工作者重要的责任，要我们作科学技术参谋，这件事可不简单。那个时候，我们搞导弹、人造卫星，任务比较清楚、明确，反正就是要干出来，是具体干的问题，而不是要选择方向、途径的问题，大的方向、途径是党中央已经决定了的。但是现在搞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有专家委员会或专家组。我深感专家组组长不好当，因为现在科学技术在世界上竞争这么激烈，叫科技战、智力战。选择干什么、不干什么、怎么干，对这些问题专家出的主意要是差一点，国家的损失就大了。因此首席科学家的任务比我们那时重得多，复杂得多，要是科学技术战略家才好！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培养年轻的接班人，他们既要是科学技术专家，同时又要懂得辩证唯物主义，会用两点论分析问题，了解世界复杂的情况。这样的人设计出的方案才不会出乱子，才会出奇制胜。

    ——钱学森《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人民日报》（1989年8月8日）

    （四）

    世界是一个整体，各部彼此都有密切的关系。腐儒读书，断章取义。今日学者往往把他们的问题缩小到一定的范围，或把天然连贯的事物硬划分成几部，以为在那个范围里事物弄清楚了的时候，他们的问题就完全解决了，这也难免在自然书中断章取义。这一类学者的态度，我们不敢苟同。

    ——李四光《读书与读自然书》（1921年11月2日），《李四光年谱》第49页

    任何专业都不是孤立的，它和周围的其他专业总是有一定的关系的。解决一个科学技术问题，完成一项任务，往往是主要要求某一专业作出他的贡献，同时也往往需要其他专业的协作。如若从事某一专业者对别的专业一无所知，他就很难得到它们的支援，很难来自由运用一切必需的知识出色地完成任务。这就是说，我们既要专，又要有一定范围内的博。不专光博，一无着落；不博光专，钻牛角尖。所以，科学技术工作者，应该在博的基础上求专；在专的要求下求博，看来这样处理博与专的关系是正确的。

    ——李四光1965年12月答《新建设》编辑部问，《李四光传》第288—289页

    虽然自然科学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而且在毛主席著作中，也找不到解决具体科学技术问题的答案。但是科学技术工作者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总是受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支配的。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和方法。因此，科学技术工作者，只有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树立起正确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在科学研究工作中抵制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束缚。

    ——李四光1965年12月答《新建设》编辑部问，《李四光年谱》第318页

    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最终目标是对其整体及内涵（包括质与量）都充分理解。科学与艺术作为认识世界的学问，其目标是统一的。它们分别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以不同手法去探索世界的奥秘，揭示事物的真理。

    科学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科学。

    ——钱学森，《钱学森论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人民日报》（1996年11月6日）

    40多年来，蒋英（即钱学森夫人——编者注）给我介绍了音乐艺术。正是这些艺术里所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人生的深刻理解，丰富了我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或者说，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

    ——钱学森，《钱学森论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人民日报》（1996年11月6日）

    “科学”也不光指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和系统科学等等。所有这些科学技术的最高理论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每个部门的知识最好都知道一点，还要懂得辩证法，这样视野才能开阔，看问题才不至于片面、近视。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所要求的。

    ——钱学森，《人民日报》（2002年6月24日

    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们的工作，这在我国是得天独厚的。从我个人的经历中，我的确深有体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实是一件宝贝，是一件锐利的武器。我们在搞科学研究时（当然包括交叉学科），如若丢弃这件宝贝不用，实在是太傻瓜了！

    ——钱学森，《钱学森与现代科学技术》第42页

    我近30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而且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绝不会不爱人民的，绝不会不爱国的。

    ——钱学森，《钱学森传略》，《人民日报》（1991年10月28日）

    数千年来，中国士大夫的毛病，在高谈阔论。今天时代不同了，你要仅靠高谈阔论，世界上就没有你立足的地方，也没有你说话的机会。说而不行，行而不力，用力不准确，都不是科学的精神。

    ——李四光《科学工作的几个基本问题》（1942年9月15日），《李四光年谱》第152页

    我常想：我只愿做点儿研究工作，不负行政责任，但客观环境不允许这样。经过考虑、斗争，我知道只顾自己就是自私，我才决定，人民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一直做到我不能做的时候。

    ——李四光1950年11月7日在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李四光》第260页

    一个科学技术工作者，如果他抱定了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富强、为人类幸福前途服务的崇高目的，在工作过程中，不断攻破自然秘密，发现新世界，创造新东西，去开辟人类浩荡无际、光明灿烂的前景，那么他的生活就会是多么幸福、愉快、生动活泼！

    ——李四光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谈话（1962年11月15日），《李四光传》第267页

    我1935年到美国，那时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把科学技术学到手，而且要证明我们中国人可以赛过美国人，达到科学技术的高峰，这是我的志向。我跟美国的好朋友都不客气地说，虽然当时中国是个苦难的国家，我中国跟你美国不能比，但是我钱学森这个中国人论单个，人比人，就要跟你们比赛。那么后来呢，我师从全世界闻名的权威、工程力学和航空技术的权威冯·卡门，他是一位使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恩师，他教我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和方法。到1955年夏天的时候，我被允许可以回国了。当我同蒋英带着幼儿园年纪的儿子、女儿去向我的老师告别时，手里拿着一本在美国刚出版的我写的《工程控制论》，还有一大本我讲物理力学的讲义。我把这两本东西送到冯·卡门老师手里，他翻了翻很有感慨地跟我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这个时候他已74岁了。我一听他这句话，激动极了，心想，我20年奋斗的目标，现在终于实现了，我钱学森在学术上超过了这么一位世界闻名的大权威，为中国人争了气，我激动极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激动。

    ——钱学森在授奖仪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1年10月19日）

    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

    ——钱学森，《钱学森传略》，《人民日报》（1991年10月28日）

    一个有智慧的人，是懂得大道理的人，是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人，因而也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也因为他懂得大道理，“事理看破胆气壮”，他也一定勇于改革创新，不怕艰难挫折。他不会贪图安逸，更不会去同流合污，他懂得：“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鲁迅诗句。意指在风平日暖的天气中，能高飞远翔的鸟并不让人喜欢；流连于开满香花的小山，是看不见后面高山的——编者注）

    ——钱学森，《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第424页

    我本人只是沧海之一粟，渺小得很。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钱学森，《人民科学家钱学森》，《人民日报》（2001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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