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简介：钱伟长，1912年生，江苏无锡人。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1931年至1937年在清华大学物理系、研究生院学习。1940年至1942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学习，获博士学位。1943年至1946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做研究工程师。1946年5月回国，任清华大学等校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所长，中国力学学会第一、二届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部委员等职。1952年任民盟中央常委，历任民盟中央第五、六、七届副主席，第八届名誉主席，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4年5月任上海大学校长。1999年7月当选为第六届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钱伟长长期从事力学研究，在板壳问题、广义变分原理、环壳理论和汉字宏观字形编码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著有《变分法及有限元》、《广义变分原理》、《穿甲力学》、《弹性力学》（合著）等。
内容提要
（一）谈中国历史文化以及自己受到的影响
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指南针，创造了造纸、印刷和活字版的技术，发明了硝和火药，发明了燃煤。我们的祖先在1800年以前，就已经创造了齿轮，并且创造了差动齿轮机。（1951年）历史上我们的科学技术有很多是欧洲所没有的，《马可·波罗游记》记述了马可·波罗在中国待了19年所见到的东西，使欧洲人大吃一惊。欧洲社会曾经很落后，从我们这里学了很多东西去。不要小看这些东西，这些都是当年最高级的科学技术，是和人的生活紧密联系的。（1982年）
在这样早的年代，就有了这些光辉的科学创造，给我们后代子孙以无上的骄傲和无穷的鼓励。我们的祖先和我国人民并没有把这些光辉的发明和创造占为一己所有，秘不示人，或作为向外侵略的资本。相反，毫不吝啬地把这些伟大的发明贡献给全人类，为人类的文明奠定了一部分必要的基础。（1951年）
汉字在祖国的统一大业中，是有重大功勋的，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我国长期以来，能够形成一个中华民族的统一的国家，统一的传统方块字绝不是没有功劳的。（1982年）我们的文化与我们的文字是紧紧联系着的。（1990年）古代中国的刻书事业，到宋代发展到了极点。印刷事业这样发达，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对于文化生活的热烈追求。（1951年）
我们骄傲地继承着这笔光辉的遗产，我们热爱着这个有五千年历史的伟大祖国，我们将永远在这片土地上无休止地劳动，不断地创造，来丰富我们光明的前途。（1951年）
我幼年生活虽然清苦，但每逢寒暑假，父亲和叔父们相继回家，就在琴棋书画的文化环境中享受到华夏文化的陶冶，增长了我对祖国浩瀚文化的崇仰。（1993年）苏州高中是北伐后新建的一个省立中学，由校长汪茂祖先生请来了一批当年在社会上颇有声望的教师。老师们钻研学术的精神和丰富的知识，循循善诱的教育，精湛的讲课，吸引着我积极探索和涉猎追求各种知识。（1993年）这些老师对我的影响极深，虽然他们大多是教文科的，但我认为文科也好，理科也好，从启蒙的角度看，意义是一样的。是他们使我懂得了学无止境，启发我去探索知识，追求真理，为我后来的科研、教学工作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1994年）
后来我决心进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语文系主任叫朱自清，有个教授叫闻一多，这两位看中我了，因为我的语文100分呢。进去一个星期选系的时候，我选了语文系。朱自清非常高兴，特别把我召到他家里去，要跟我谈谈，问我是怎么一回事。后来他晓得我是钱穆的侄子，他说，你们有点家学。（1986年）在大学一年级学习中，殷大钧、何凤元对我帮助很大，他们详细地介绍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朱自清、杨树达等教授和历史系陈寅恪教授等的学术造诣。我在叔父钱穆教授引导下的确曾想进中国文学系或历史系。（1995年）
那天晚上到了叶老师（指著名物理学家、当时清华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教授——编者注）家，当听说我的数学物理考得不好时，他就鼓励我说，听说你文史考得很好，如能学文史，只要有决心，同样也能学好物理。他这场谈话，使我学物理的信心倍增，而且从此以后，成为学习各种科学的指导方针。（1995年）
（二）谈爱国主义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大学毕业后，我作为庚子赔款的公费生，留学北美。两年的时间，我就拿到应用数学的博士学位，在板壳内禀统一理论和波导计算方面的研究工作独树一帜，随后又到美国加州喷射推进研究所从事火箭发射、弹道、超音速流的工作。在海外的这段时间，我内心满怀着对祖国和亲人的眷恋和牵挂，渴望尽快回到祖国，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奉献给祖国和人民。（2005年）我们不相信落后的中国不能改变，我们不改变它，谁改变它呢？外国人对这种行动颇不理解，因为他们不懂得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责任感！（1987年）
我是解放前回国的，我在美国工资高得很，我也知道国内工资低，可我就没想到工资问题、待遇问题，我想到的是国家的前途。（2001年）有人说：“你爱祖国要等价交换。”这话是不对的，我们不应等价交换，我们的工作不是等价交换！我们工作是为了祖国和人民的需要，绝不应该反过来问人民给予了我们什么。（1982年）出国的目的不应是解决个人问题。只有国家和民族的问题解决了，个人的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才能有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一切。国家的富强要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奋斗，只有顶得住各种外部侵扰，才能有中华民族的振兴和我们的生存！不想报效祖国，那实在是可悲的，就谈不上有什么最起码的人格和品德。（1990年）要有为祖国、为集体的思想，否则没有出路。不要认为这是“傻瓜”，天下还得要有“傻瓜”精神，我们就是要作为民族、为祖国的“傻瓜”。（1993年）我没有专业，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2007年）别把专业看得太重，国家需要是最重要的。（1995年）
为什么那么多的知识分子在1955年、1956年一批批地回来？为什么现在还有那么多美籍华人还经常回来，甚至卖了房子作路费回来讲学？这是什么心理？不从民族感情出发是很难理解的。自己的祖国不富强，在国外最多当一个二等公民。（1980年）我说我们这个民族是有前途的，我们的知识分子也是有前途的，他们从来就与工人、农民一样的勤奋。（1980年）
曾有不少人问我，作为一个科学家和教育家，作为一个民主党派人士，贯穿你一生的信念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一切从国家的需要出发。因为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给了我们动力和信任，给了我们报效祖国的大舞台。（2004年）我们知识分子对民族的兴旺是负有责任的，我们的责任是把本职工作做好，尤其是现在。不要只考虑个人的问题，一定要把国家放在第一位，个人放在第二位，否则，我们将愧对国家和民族。只要把国家放在第一位，很多事情也就容易解决了。我不是共产党员，不过我还是拿党的事业作为我终身的事业。为了我们的民族我们个人吃点亏不要后悔，不值得后悔。我们历史上有很多英雄人物靠这么点精神，为我们中华民族立了大功绩！这就是公而忘私。（1987年）
（三）谈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对科技事业的关心和指导
毛泽东同志一直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本人就是创新的典范。（2001年）（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后）毛主席说，钱伟长是好教师，所以要保留教授资格。就是说我还能上台讲课，还能拿工资。我这个右派，是毛主席保的。（2005年）1972年毛主席和周总理排除“四人帮”干扰，多次指示要抓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1980年）
1951年底，我曾参加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和缅甸各一个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出访国外的第一个代表团。访印前日周总理亲自接见，详细叮嘱了访问中应注意的事项，从清晨2点一直谈到5点，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聆听周总理的教诲，迄今犹能回忆其和蔼的音容。1954年我跟总理反映，没有杂志，科技很难发展，买是买不起的，国家买个一两份，我们翻印。总理同意，说你去办。（1993年）1956年，我和400多位专家教授一起参加了新中
国自然科学12年规划的制订工作。制订全国的自然科学规划，这是旷无古人的大事，分歧争论在所难免。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确定了56项任务，其中有钱学森、钱三强和我三人极力主张的原子能、宇航、计算机和自动化4个项目。周总理注意到，我们三人的主张，并不是囿于自己所从事的某一个学科，而是关注到国家整体科技实力的发展。此后不久，周总理在许多公开场合把我们三人并称为“三钱”。（2004年）周总理的每一次接见，每一次谈话，都使我们加深理解到身为华夏子孙的中国人，对开发这块养育着中华民族的土地有着无限的责任感，而在制订规划中，以高昂的热情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着。（1993年）周总理在1974年底接待杨振宁的期间，曾指出高能电池研究工作的战略重要性，仅有坦克兵的人力支持还不够，还应该给予设备和经济上的支持。（1993年）
在1978年的科技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和其后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指出，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要实现科教现代化。嗣后，他当机立断地实施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为中国科教事业的发展引来了第二个艳阳高照的明媚春天。（2004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来学校里要有“两个中心”，教育是一个中心，科研是一个中心。学校教育才开始发生变化。是邓小平同志救了我们国家的教育。（1993年）1980年，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推动编写《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是一部有着200多年历史、具有学术权威性和国际性的大型工具书，是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重要载体。对于处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而言，很有必要构筑一条联系中西文化的桥梁。小平同志再次显示出他的非凡胆识，决定与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合作出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经过5年的艰苦努力，整套10卷本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本）终于在中国出版。这不仅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盛事，为处于那个文化饥渴年代的一代人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储备，也又一次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和小平同志本人对我们民主党派人士、对知识界广大专业人士的关爱、期望和支持。（2004年）1983年，经小平同志亲自批示，我调任上海工业大学。正是党中央和小平同志给予我的信任和支持，使我满怀信心，在上海工业大学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教学科研的改革。（2004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产生像邓小平同志那样的一个领袖，使我们的国家在短短的20年里起了很大的变化。（1997年）
（四）谈教育工作
教育有两个方面的任务，一个是教，一个是育。（1987年）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2007年）教，关键在于“授之以渔”；教师给予学生的，不应是“鱼”，而应是捉鱼的方法。教给学生一种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2001年）重视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而且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思维能力，这不是背背书就能达到的。（1996年）孔夫子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学而不思则罔。”意思是说你学习了以后，如果不去考虑问题，不去思索问题，那是不行的。实践早已证明，死背的马列主义，对我们国家是毫无用处的。我们要培养的是弄通了马列主义的人，是能结合当前我们国家的情况来进行工作的人，是实事求是的人。如果一个人只会把死记硬背的东西拿来套用，不是按具体情况来处理问题，这样的人，对我们的国家是没有多大用处的。（1982年）
教师必须搞科研，才能增长学问，这是培养教师的根本途径。（2003年）不搞科研，忙着捧书本上讲台是上不好课的。理由很简单，你没有自己的观点，也不会选择正确的教学内容。（2003年）大学必须拆除教学与科研之间的高墙，教学没有科研作底蕴，就是一种没有观点的教育、没有灵魂的教育。大学教育的过程，就是必须要把一个需要教师才能获得知识的人，通过几年的学习，培养成不需要教师也能获得知识、无师自通的人。（2003年）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越来越多，那种把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界限划分过严、各种专业分工过细、互不通气的孤立状态必须打破。长期以来，在我国形成的理工分家，社会科学、文科和理工农各科分家现象，业已明显地影响着培养建设“四化”人才的质量。（1985年）搞自然科学技术的人要懂得一点社会科学；搞社会科学的也要懂一点自然科学，这样才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1986年）不同学科之间不再是“隔行如隔山”，而是相互“取长补短”。这种科学的结合，就是世纪之交科学发展的特点之一。（1998年）我们所办的教育，不能只注意“专才”的培训。我们应该让每个公民具有一个公民应该具有的修养和知识。中、小学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一个公民必须有的修养和知识，也就是“通识”。（1986年）通识是我们干部的必备条件。现在我们有人讲通才，通才叫才干，通识是讲有更通广的知识。一个通识的知识分子，跟一个专家是有很大区别的。一个人首先要有相当广泛的常识基础，以后才能讲专。（1985年）我们应该重视文史哲经济法律和一些理工科的通才训练，毕业生中有很多人在将来并不停留在本专业的工作上，而是有大量毕业生是用来充实干部队伍，和充任各级行政工作的。（1985年）我们主张学生知识面要广，在广的基础上提高，在广的基础上专，才能提得高，专得有水平。我们主张理工合一，文理渗透。只有综合型的人，才是国家的栋梁。（1997年）我们首先要培养一个全面的人，一个爱国主义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具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未来的专家。（2007年）
论语正文
（一）谈中国历史文化以及自己受到的影响
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指南针和它在航海上的应用，才基本上克服了远航重洋的困难，才使欧洲人发现了美洲；我们的祖先创造了造纸、印刷和活字版的技术，才促成了文化广泛传布的物质条件；我们的祖先发明了硝和火药，才使人类能大量地开采煤矿；我们的祖先发明了燃煤和开矿的火药，才使蒸汽机的工业运用成为实际可行，才为近代工业奠定了发展的动力基础。我们的祖先和我国人民并没有把这些光辉的发明和创造占为一己所有，秘不示人，或作为向外侵略的资本。相反，我们的祖先毫不吝啬地把这些伟大的发明贡献给全人类，为今日全人类的文明奠定了一部分必要的基础。
——钱伟长《中国古代的三大发明》（1951年），《中国青年报》1951年第61期
我们的祖先在1800年以前，就已经创造了齿轮，并且创造了差动齿轮机。在这样早的年代，就有了这些光辉的科学创造，给我们后代子孙以无上的骄傲和无穷的鼓励。
古代中国的刻书事业，到宋代发展到了极点，官家刻书的就有50余处，私人刻书的更多。据现在所知道的，那时书坊铺子以刻书出名的就有20多家。例如建安余氏和临安陈氏。那时刻书的地方遍及全国各地，尤其以浙江、福建、山西、陕西、四川几省最为有名。宋代刊行的书籍，据现代所知，就有700多种。印刷事业这样发达，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对于文化生活的热烈追求。
——钱伟长《中国古代的三大发明》（1951年），《中国青年报》1951年第61期
历史上我们的科学技术有很多是欧洲所没有的，最明显的记载是《马可·波罗游记》。它记述了马可·波罗在中国待了19年所见到的东西，使欧洲人大吃一惊。
在历史记载上，在那个时期的欧洲人还不懂得用煤，而我们中国人早已使用煤了。我们大概在汉代用煤已相当普遍。《马可·波罗游记》里记载，说在北京郊区看到烧一种黑的石头，他不懂得黑的石头是什么东西，反正烧了就能取暖。他这个话影响了欧洲人，欧洲人开始发现在德国的西部也有很大的煤矿，但以前人家不晓得怎么用法。
票子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不是外国人发明的。可见当年中国的文化比他们高得多，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国的文化，学习中国的技术。慢慢地大概他们经过整整400年的过程，才全部学到手，变成了他们所掌握的技术。在这个基础上，他们打倒了农奴制，并从宗教里头逃脱出来了。本来宗教统治是非常黑暗的，从此他们就开始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有了文艺复兴，有了自然科学，他们曾用了400年的工夫。当时他们感觉到落后了，所以要学习先进，我们没有保密，因为那时我们没有专利法，始终没有保密，他们全学去了。总之，欧洲社会曾经很落后。从我们这里学了很多东西去，使他们的社会改造得非常进步。不要小看这些东西，这些都是当年最高级的科学技术，他们学去了。科学不是空的东西，是和人的生活紧密联系的，这一个例子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我国科学技术法发展的展望》（1982年），《钱伟长文选》（第二卷）第77—82页，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下同）
我们应该看到，汉字在祖国的统一大业中，是有重大功勋的，是起了重要作用的。秦始皇如果当年找了一个爱搞拼音文字的“李斯”，选用了某一种拼音文字，则我国由于方言的千差万别，将会像欧洲一样，在历史的演进中，可能会形成几十种文字，几十个国家。现在虽然方言多，文字是统一的。所以我国长期以来，能够形成一个中华民族的统一的国家，统一的传统方块字绝不是没有功劳的。
——《中文和中文计算机》（1982年），《钱伟长文选》（第二卷）第70—71页
我们的文化与我们的文字是紧紧联系着的，假如我们改成拼音文字，那么老实说，诗、词、对联、书法家都不存在了。在座的大概有很多人有这方面嗜好的。我与这些毫无关系，可是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华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的诗词无论如何可以远远超过各国的诗词，一个词的妙用可以把一首诗写活。
——钱伟长《在汉字现代化研究会上的讲话》（1990年），《汉字文化》1990年第3期
“中国人民在几千年中经常居于世界文化的前列，只是在近一百多年间才落于欧洲人之后。”造成这种落后的原因，不外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和残酷的压迫，以及反动统治阶级的腐朽无知和助纣为虐。今天，我们已经解放了自己，伟大的中国劳动人民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的事实，使中国人民迅速地了解了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我们骄傲地继承着这笔光辉的遗产，我们热爱着这个有五千年历史的伟大祖国，我们将永远在这片土地上无休止地劳动，不断地创造，来丰富我们光明的前途。
——钱伟长《中国古代的科学创造》（1951年），卢嘉锡编《当代中国科学家随感》（上）第350—351页，东方出版中心
我幼年平时生活虽然清苦，但每逢寒暑假，父亲和叔父们相继回家，就在琴棋书画的文化环境中享受到华夏文化的陶冶。父亲和四叔陶醉于中国文化和历史，用薪资节省下来的钱购藏了四部备要和二十四史，以及欧美名著译本，夏天每年三天晒书和收书活动，我是最积极的参与者。从这些活动中，增长了我对祖国浩瀚文化的崇仰，六叔以诗词和书法见长于乡间，登门求墨宝者不绝于途，八叔善小品和笔记杂文，在《小说月报》和《国闻周报》经常刊出以“别手”为笔名的文章，“别手”者捌也，八叔名“起八”字“文”，取“文起八代之衰”之意，他对唐宋古文很有见解，当时也曾受到文坛的重视。我是从八叔处初次借到《水浒传》阅读的，在没有进小学以前就开始阅读中国演义小说，从而阅读春秋左传以及史记汉书的。八叔只比我长七岁，我和八叔也最亲近，许多中国古代笔记杂文都是从八叔处接触到的。在幼年时，八叔也是我的家庭教师，父亲要求我每两天交一篇作文，并要求八叔亲自批改。这一训练对我非常有用，至少在进入学校后，国文课经常能得高分。
——《八十自述》（1993年），《钱伟长文选》（第四卷）第59—60页
苏州高中是北伐后新建的一个省立中学，由校长汪茂祖先生请来了一批当年在社会上颇有声望的教师，其中有四叔钱（穆）宾四，任首席国文教师，三年后任燕京大学讲师，以后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西洋史教师杨人缏，解放后是北大历史系教授。本国史教师吕叔湘，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英文教师沈同洽，解放后是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地理教师陆侃舆，曾主编我国第一本分省地图。生物教师吴元迪，编著了我国第一本以细胞学为基础的高中生物学。音乐教师杨荫浏，解放后任北京国乐研究所所长。数学教师也是班主任严晓帆，后任徐州中学校长。老师们钻研学术的精神和丰富的知识，循循善诱的教育，精湛的讲课，吸引着我积极探索和涉猎追求各种知识。在这三年里，似痴如狂地学习。
——《八十自述》（1993年），《钱伟长文选》（第四卷）第62页
这些老师对我的影响极深，虽然他们大多是教文科的，但我认为文科也好，理科也好，从启蒙的角度看，意义是一样的。是他们使我懂得了学无止境，启发我去探索知识，追求真理，为我后来的科研、教学工作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钱伟长《笃学重教自良师》（1994年），《光明日报》（1994年9月8日）
后来我决心进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语文系主任叫朱自清，有个教授叫闻一多，这两位看中我了，因为我的语文100分呢。我做了一首词，非常富丽堂皇的词，那两位老先生想，这个人一定是念语文系的（那时考取后我们是不分系的，进去了再由自己定系）。历史系呢，想来我一定进历史系的，因为我的历史非常好，考了个100分，你说出什么题目呢？那时，我们国家有个历史的“国宝”，他教二十四史，也是眼睛瞎了，但很能背，哪句话在《史记》第几卷、第几页、第几行，他可以告诉你，所以叫“国宝”，此人叫陈寅恪……他出了一套题目，是二十四史的卷数、作者跟加注的人。这个题目，我全答对了，这也是个怪题目。所以他们以为我一定进历史系。
1931年，我在9月10日进了清华。进去一个星期选系的时候（首先有一个星期时间选系），我选了语文系。朱自清非常高兴，特别把我召到他家里去，要跟我谈谈，问我是怎么一回事。后来他晓得我是钱穆的侄子，他说，你们有点家学。
——《学习之路》（1986年），《钱伟长文选》（第三卷）第54—55页
在大学一年级学习中，殷大钧、何凤元对我帮助很大，他们详细地介绍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朱自清、杨树达等教授和历史系陈寅恪教授等的学术造诣。我在叔父钱穆教授引导下的确曾想进中国文学系或历史系，杨树达教授亦曾宣称中文系获得一位少见的高才生，他曾宣称钱伟长除了英文差外，中文可以和外语系的钱锺书相比。陈寅恪亦曾表示从中国史的根底看，钱伟长在中国史上很有前途。他们也曾详细地介绍了物理系同学的学风严谨，在叶企孙和吴有训教授的身教言传下，重视实验，重视自学，思想开明，同学间师生间的学术讨论争议不绝，同时也介绍了叶老师在普朗克常数、吴有训在X射线衍射实验和理论方面建树的国际地位，也深深吸引着像我这样的年轻人。
——《怀念我的老师叶企孙教授》（1995年），《钱伟长文选》（第四卷）第207页。
我们在那天晚上到了叶老师（指著名物理学家、当时清华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教授——编者注）家，出乎意料之外，叶老师并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位西装革履的教授，而是一位身穿灰色长袍，脚上穿着一双布鞋，身材不高的和蔼长者。说话有些口吃，一听见我的诉说，就安慰我，说不要着急，你这点要求可以慢慢研究，当听说我的数学物理考得不好时，就鼓励我说，听说你文史考得很好，如能学文史，只要有决心，同样也能学好物理。他还举例说学《史记》就要弄清为什么司马迁要用“志”、“本纪”、“列传”这样的体系框架来描写这一段社会历史的发展，司马迁用了叙述代表人物的方式来反映这一时期的社会兴衰盛亡的内涵，用“志”来叙述社会发展的总全貌，用“太史公曰”来总结评论某一人物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读史贵在融会贯通，弄懂它，不在于死背熟读某些细节。学物理也是一样，也是重在弄懂，不要死背公式，熟记定律，懂了自然就记得，会用就肯定忘不了。所以，能学好历史，同样也能学好物理。他这场谈话，使我学物理的信心倍增，而且也是从此以后，成为学习各种科学的指导方针。
——《怀念我的老师叶企孙教授》（1995年），《钱伟长文选》（第四卷）第208—209页
对大学生进行国情教育很重要。前几年我曾在英国访问时对留英学生讲了一个上午，讲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讲得全场都哭了，后来据说中国驻英使馆翻制了录像到英国各大城市放给留学生们看。能不能请中宣部选100部推荐给大学生看的优秀电影，要反映中国历史、传统的，要有自豪的东西，以增强青年人的自豪感。……我们的学生首先要学会做人，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加强和改进“两课”教育的问题》（1994年），《钱伟长文选》（第四卷）第129页
（二）谈爱国主义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我出身贫寒而安贫乐学。高中毕业后，我的兴趣全在文史国学方面，一心想报考名教授众多的清华大学文学院。可是，开学后的第三天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热血奔涌，我下定决心“弃文学理”，改学物理。我要用自己的聪明才智造出中国人自己先进的武器，赶走凶残的侵略者。
——钱伟长为《与时代同步伐，与祖国同命运，与人民齐奋斗》丛书写的序言，《上海大学报》（2005年11月28日）
大学毕业后，我作为庚子赔款的公费生，留学北美。两年的时间，我就拿到应用数学的博士学位，在板壳内禀统一理论和波导计算方面的研究工作独树一帜，随后又到美国加州喷射推进研究所从事火箭发射、弹道、超音速流的工作。在海外的这段时间，我内心满怀着对祖国和亲人的眷恋和牵挂，渴望尽快回到祖国，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奉献给我的祖国和人民。
——钱伟长为《与时代同步伐，与祖国同命运，与人民齐奋斗》丛书写的序言，《上海大学报》（2005年11月28日）
其实我出国，绝对不是为了自己、为了家庭，而是为了国家，我是想学科学、走科学救国的道路。
——《怀念钱穆先叔》（2000年），《钱伟长文选》（第五卷）第83页
我不愿在美国待下去。抗战胜利了，1946年我准备回国了。他们（指美国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冯·卡门教授等人——编者注）不让回国。我说，我是中国人，我还得回去，你给我待遇再好，我也离开你这里。
——《学习之路》（1986年），《钱伟长文选》（第三卷）第59页
尽管当时在国民党统治下，留学生中的多数人都知道回来不会有什么好出路，又尽管在国外都获得好的工作条件，过着优裕的生活，但抗战一胜利，仍大批地回来了。我们不相信落后的中国不能改变，我们不改变它，谁改变它呢？外国人对这种行动颇不理解，因为他们不懂得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责任感！我们承认落后，不甘落后，决心要解决落后的问题，所以宁愿牺牲在国外的舒适生活。我在国外就蛮不错，当过技术方面的“洋官”，但我不稀罕。我想，我做出的火箭、导弹都是为美国用的，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钱伟长《关于中国留学生的一点历史反思》，《方法》1987年第1期
我是解放前回国的，我在美国工资高得很，我也知道国内工资低，可我就没想到工资问题、待遇问题，我想到的是国家的前途，我回国是想搞教育。
——《在上海大学2001级研究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2001年），《钱伟长文选》（第五卷）第211—212页
有人说：“你爱祖国要等价交换。”这话是不对的，我们不应等价交换，我们的工作不是等价交换！我们工作是为了祖国和人民的需要，绝不应该反过来问人民给予了我们什么。
——《当前力学发展的趋向》（1982年），《钱伟长文选》（第二卷）第110页
从大处而言，一个民族若失去他们自己的管理能力时，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不要以为我们有12亿人民，就可以永远地站立起来了，事情绝非如此。大家知道，在300多年前，欧洲人在美洲登陆时，美洲的北美有800多万印第安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是有文化修养的。但因各部落相互割据、互不团结，抗拒不了新兴资产阶级国家的入侵，国家被逐步侵占，他们被赶入了山中。今天的印第安人还剩了多少呢？约80万人。美国不是倡导人权吗？印第安人的人权在哪里？不会再有人说美国也是印第安人的“合众”国吧？原来是印第安人为多的地区，今天成了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了，所以不要以为人口众多和地大物博，就永远地有出路。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今天独立富强的新中国。
——《谈大学生的学习》（1994年），《钱伟长文选》（第四卷）第132—133页
我听说现在学校里有股风叫“TDK”，“T”是念“托福”，“D”是跳舞，“K”是谈恋爱，这样做就不符合国家和民族对大家的要求了。我们的民族若没有那么一批人敢于把国家责任挑起来，用全部精力来为国家和民族工作，我们这个民族就会永远被人欺压。你们（指时获上海工业大学研究生奖学金的学生——编者注）中一些人是体会不到这一点的。我们从旧社会来的人都知道，若没有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就不可能有一个民族的尊严，更不会有一个民族中个人的一切。解放前，上海黄浦江边公园门口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外国殖民者竟然荒谬无耻到这般地步！你们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体会不到这种心情。若没有几百年来特别是近百年来我们民族优秀儿女和大批革命仁人志士的流血牺牲奋斗，我们连今天的这一点权利也不会有的。
出国的目的不应是解决个人问题。只有国家和民族的问题解决了，个人的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才能有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一切。国家的富强要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奋斗，只有顶得住各种外部侵扰，才能有中华民族的振兴和我们的生存！
我们不能糊涂，必须认识到没有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强大的国家，就没有一个民族真正的生存条件。若一个民族连独立生存的条件都没有，整个民族是一个无国籍、没归宿的群体，你个人又逃到何方？现在有不少人梦寐以求地想出国，为“TDK”而奋斗，只是这个追求，不是想报效祖国，那实在是可悲的，这就谈不上有什么最起码的人格和品德。
——《没有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就没有个人的一切》（1990年），《钱伟长文选》（第三卷）第221—222页
你们（指上海工业大学九三级新生——编者注）来学习有各种思想是可以的，但根本上要有为祖国、为集体的思想，否则没有出路。不要认为这是“傻瓜”，天下还得要有“傻瓜”精神，我们就是要做为民族、为祖国的“傻瓜”，对得起为我们民族牺牲的先辈，我们要做光明正大的黄皮肤的中国人！
——《理想、信念与祖国》（1993年），《钱伟长文选》（第四卷）第116页
我没有专业，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钱伟长《以赤子之心办兴国之学》，《中国教育报》（2007年4月30日）
有人问我是学什么专业的，大家知道我是搞力学的，可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从来也没有学过力学，只是当时没有人能够讲好力学，国家需要，我就上了讲台。别把专业看得太重，国家需要是最重要的。
我现在83岁，为国家工作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我老了，我还在做，因为国家需要。
——钱伟长《身体力行克尽厥责》，《科技日报》（1995年6月15日）
我说我们这个民族是有前途的，我们的知识分子也是有前途的，他们从来就与工人、农民一样的勤奋。有人说，现在为什么弄得一团糟，我不那样认为。我们的知识分子是好的，任何一个国家像我们遭受“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浩劫，那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一定跑光了。希特勒德国是这样，现在波兰也是这样。他们自己培养的大学生有一半跑到美国去了。又如西欧各国的知识分子，美国的待遇高一点也全跑了。可是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是这样吗？不是这样。苏联十月革命后也跑了不少知识分子。我们的知识分子基本上留下来了，当然不能说一个没有跑，“文化大革命”期间你看见老知识分子跑到了美国去了吗？没有。个别的跑出去了……现在有个别人才外流，其实占整个知识分子的比例很小很小。
总的来讲，我们的知识分子是好的。
——《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几个问题》，《北京盟讯》1980年第4期
为什么那么多的知识分子在1955年、1956年一批批地回来？为什么现在还有那么多美籍华人还经常回来，甚至卖了房子作路费回来讲学？我知道有一个教授是卖了房子回来的。他们回来知道国内困难，还要给亲朋好友送点礼。有的带了孩子回来看看祖国。这是什么心理？不从民族感情出发是很难理解的。自己的祖国不富强，在国外最多当一个二等公民。经常出国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包括华侨在内，都希望祖国强盛。我们在国内的知识分子也是长期受殖民主义的压迫，也是要求国家强盛，要亲手建设我们的国家，因此在条件困难的时候，也舍不得离开祖国，勤勤恳恳地工作。当党号召的时候，团结在党的周围努力工作。前段时间有些人给我造了很多谣言，说我跑到美国不回来了，向邓副主席写信，邓副主席出于人道主义精神，把我的家眷送出国了等等。这些谣言是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造成的，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会这样的。在半殖民地社会下成长的知识分子，他们知道国家富强只有靠自己来建设。我们在这里待下去，不仅是为了自己生活，而是为我们子子孙孙生活得更好，不是为了别的要求。我们没有考虑自己的问题，要不然，就不干了，那还不简单，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做。
——《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几个问题》（1980年），《钱伟长文选》（第一卷）第223页
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民族自尊心，民族自豪感，承认落后，不甘落后，要解决这落后问题，宁愿牺牲自己在国外的舒适生活。……1946年我乘船回到上海。回来了当然是在蒋介石统治下，哪有好日子过？我第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只热水瓶，其他没钱了，只一支暖瓶，就这么过的。我们很多人是这样回来的，但并没有对我们的民族丧失任何信心，我是赞成留学的，差，就得留学去学，可是留学的同志们应该懂得，自己负有民族的责任，学成归国应当为国家建设作出贡献。
——《学习之路》（1986年），《钱伟长文选》（第三卷）第51—52页
曾有不少人问我，作为一个科学家和教育家，作为一个民主党派人士，贯穿你一生的信念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一切从国家的需要出发。
一切从国家的需要出发。这是多少年来成千上万的中国知识分子、民主人士恪守的人生信念。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宝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优秀的精神食粮，一直激励着爱国的仁人志士们，为民族之兴旺、国家之振兴而抗争。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这些新社会的知识分子站在了主人翁的地位，更是始终不渝地按照“一切从国家的需要出发”这个朴素而崇高的理念去思考和实践，因为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给了我们动力和信任，给了我们报效祖国的大舞台。
——钱伟长《爱我中华，自强不息》，《群言》2004年第10期
我们知识分子对民族的兴旺是负有责任的，我们的责任是把本职工作做好，尤其是现在。不要只考虑个人的问题，一定要把国家放在第一位，个人放在第二位，否则，我们将愧对国家和民族。只要把国家放在第一位，很多事情也就容易解决了。我们首先应把注意力放在我们的责任上，要有自讨苦吃的精神。
我不是共产党员，不过我还是拿党的事业作为我终身的事业。为了我们的民族我们个人吃点亏不要后悔，不值得后悔。我们历史上有很多英雄人物靠这么点精神，为我们中华民族立了大功绩！这就是公而忘私，要是为私的话那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对立面很多嘛，岳飞和秦桧，两个对立面那时很清楚的。我们的先哲对我们的教育是很多的，譬如像范仲淹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就是很精彩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要为天下人着想，这个天下现在就是中华民族，为党的事业着想，其他个人的利益应该放在第二位。
——《谈教书育人》（1987年），《钱伟长文选》（第三卷）第102、105页
新时期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建设我们的国家。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都需要知识分子。我们在许多不同的岗位上工作，把各自的本职工作做好。这都是很明确的任务，也是建设“四化”的具体任务。我们应该负责，党也创造了条件，让我们把工作做好。
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他们就是在艰苦的条件下，一样为祖国学习、工作……有人说，知识分子中大多数都是傻瓜。我看，这种“傻瓜”是英雄。我们的人民需要“傻瓜”，他们是为祖国而“傻”，有什么关系？
——《新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1984年），《钱伟长文选》（第二卷）第136、137、140页
在我们这支知识分子队伍中，不能说个个都是好的。我们今天也有一些不像话的知识分子，善于抬轿子，善于溜须拍马。
我们有没有资产阶级意识？我说有。我们现在的确要考虑到自己的很多问题，但要有古代中国人的牺牲精神，像张骞这个知识分子就是好样的，完全不考虑个人的利益。范仲淹、苏东坡也是好样的。我们应该向这些人学习。当然，作为领导，应该关心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自己，也应该考虑到当前国家还是艰苦的、困难的、资金不够的，不应该提出过多的要求。
——《新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科学·经济·社会》1984年第2卷第1期
科学家自身要坚持高标准。我认为这个标准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要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科学家要追求科学真理，但是更要爱国、热爱中华民族，也就是要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科学家从事研究，也要讲究对社会、国家和民族的贡献。……科学家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科学家做研究也应该对社会发展有真正的推动作用。二是除了自己的专业外，还要懂一点哲学。哲学很重要，很多学问做深了，都会碰到哲学问题。数学是这样，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都是这样。所以科学家一定要研究一点哲学，要懂哲学。没有哲学思想的指导，很难取得重大的科研成果。三是要锐意创新。我认为创新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思想的创新，革新某个学科的根本思想；二是方法的创新，包括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三是开拓已有思想和方法的新应用领域。不管做什么研究，都应该努力在这三个方面有所创新。
——钱伟长《科学基金对繁荣科学至关重要》，《科学时报》（2006年5月25日）
（三）谈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对科技事业的关心和指导
毛泽东同志一直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本人就是创新的典范。马克思认为，革命首先会在工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城市出现，毛泽东同志经过调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极大的创新。所以，他是很有创新精神的。
——钱伟长《如何培养有创新精神的人》，《群言》2001年第1期
1951年底，我曾参加了文化部丁西林副部长率领的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和缅甸各一个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出访国外的第一个代表团，团员中有李一氓、郑振铎、陈翰笙、冯友兰、刘白羽、吴作人、季羡林、张骏祥、常书鸿、周小燕等同志，访印前日由周总理亲自接见，详细叮嘱了访问中应注意的事项，从清晨2点一直谈到5点，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聆听周总理的教诲，迄今犹能回忆其和蔼的音容。
——《八十自述》（1993年），《钱伟长文选》（第四卷）第75页
我们学校的杂志最好、最全。没钱买外国的杂志，我们买的都是翻印的杂志。翻印的出版社是光华出版社，是1954年总理把我派到上海办这事的。我跟总理反映，没有杂志，科技很难发展，买是买不起的，国家买个一两份，我们翻印。总理同意，说你去办，我就来办了。办了一个翻印杂志的公司，现在叫出版社。通过大使馆订他们的杂志，订以后，在这里翻印，发给大家，一直到现在。
——《大学教师必须搞科研》（1993年），《钱伟长文选》（第四卷）第51—52页
1956年，我和400多位专家教授一起参加了新中国自然科学12年规划的制订工作。制订全国的自然科学规划，这是旷无古人的大事，分歧争论在所难免。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确定了56项任务，其中有钱学森、钱三强和我三人极力主张的原子能、宇航、计算机和自动化4个项目。整个规划的讨论和制订过程，始终得到周恩来总理的关心、重视、信任和支持，对我们的主张，周总理十分赞赏，并把我们三人增补进领导制订规划工作的“十人小组”。因为周总理注意到，我们三人的主张，并不是囿于自己所从事的某一个学科，而是关注到国家整体科技实力的发展。此后不久，周总理在许多公开场合把我们三人并称为“三钱”，也就是后来传开的“三钱”的来历。在这一过程中，我真正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海纳百川、从善如流、有容乃大的博大胸怀和情系于民、权用于民、利谋于民、全心全意为国家和人民办事的精神，真正体会到民主党派人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国大业中建言有纳，议政有途，大有可为。
——钱伟长《爱我中华，自强不息》，《群言》2004年第10期
在1956年参加自然科学12年规划制订工作中，我们经常向总理汇报工作，有不少次是在深夜或清晨中进行的。……周总理的每一次接见，每一次谈话，都使我们加深理解到身为华夏子孙的中国人，对开发这块养育着中华民族的土地有着无限的责任感，而在制订规划中，以高昂的热情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着。周总理不断鼓励我们为我国科学事业作出贡献。
——《八十自述》（1993年），《钱伟长文选》（第四卷）第77—78页
（谈到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的事）毛主席说，钱伟长是好教师，所以要保留教授资格。就是说我还能上台讲课，还能拿工资。
我这个右派，是保留教授的右派。假如没有毛主席特批的这个教授资格，我就到北大荒去了。
我是毛主席保的。
——钱伟长接受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采访时的谈话（2005年8月11日）
1956年和1962年两次制订全国科学发展规划，力学研究工作从无到有，发展极快。两弹试验成功就是明显的标志。但是现在看来，就在这两个全国规划期间，也还存在对力学基础理论研究不够重视和抓某些重点忽略了对其他某些必要的分支部署一定力量坚持下去的问题。“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的干扰使力学科研工作停顿了6年。1972年毛主席和周总理排除“四人帮”干扰，多次指示要抓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力学界为此曾于1972年底召开了全国“力学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座谈会预备会”，决定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73年召开全国“力学学科基础研究座谈会”，以便根据突出重点，远近结合，统筹兼顾，加强领导的原则，制订1973—1980年力学学科发展规划。
——《现代力学和四个现代化》（1980年），《钱伟长文选》（第一卷）第253页
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和中美建交带来了中美交流的热潮，夏天接待了美籍华裔教授回国访问团，任之恭为团长，林家翘、戴振铎为副团长，全团共有张捷迁等24位教授，不少是别离30年的老朋友和老同学。相聚间有说不完的话题。同样还接待了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袁家骝、陈省身等人。10月初至12月，由毛主席、周总理决定让我参加我国科学代表团访问美、加、英、瑞典四国，由贝时璋任团长、白介夫为副团长，团员有张文裕、钱人元等人。周总理嘱我注重考察环保问题。
——《八十自述》（1993年），《钱伟长文选》（第一卷）第85页
高能电池的工作在1975年还获得了北京市的科技进步奖，也得到了周总理的关怀。周总理在1974年底接待杨振宁的期间，曾指出该项研究的战略重要性，仅有坦克兵的人力支持还不够，当场告诉迟群，还应该给予设备和经济上的支持。……1975年我作为北京市的人民代表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见到了周总理，总理还问起了电瓶，我只好支吾应对，小小电瓶竟让总理这样关注。我望着总理憔悴的音容，不胜焦虑。
——《八十自述》（1993年），《钱伟长文选》（第四卷）第90—91页
我们这一代人，从普通农民、工人到知识分子，对周总理的感情是十分深厚的。他离开我们已经27个年头了，我们十分怀念他、崇敬他。“文革”期间，周总理为保护许多统战人士做了许多工作，我也是在他的亲自关怀下才回到清华大学的。
——《周恩来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序（2003年），《钱伟长文选》（第五卷）第237页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的祖国百废待兴，改革开放方兴未艾。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在1978年的科技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和其后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指出，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要实现科教现代化。嗣后，他当机立断地实施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为中国科教事业的发展引来了第二个艳阳高照的明媚春天。
——钱伟长《爱我中华，自强不息》，《群言》2004年第10期
经过“文化大革命”后，197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来学校里要有“两个中心”，教育是一个中心，科研是一个中心。那时候学校的情况很惨，这样提出来后，学校教育才开始发生变化。是邓小平同志救了我们国家的教育。
——《大学教师必须搞科研》（1993年），《钱伟长文选》（第四卷）第46页
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推动编写《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是一部有着200多年历史、具有学术权威性和国际性的大型工具书，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西方文化的重要标志，是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重要载体。对于处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而言，很有必要构筑一条联系中西文化的桥梁。刚主政不久的小平同志再次显示出他的非凡胆识，决定与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合作出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980年12月10日至14日，在小平同志的亲自过问下，我作为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中方委员参加《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合作谈判，就合作出版的具体事宜进行协商。12月14日，邓小平亲切接见了我和其他委员，提出了要编好百科全书的要求。小平同志的殷切期望，对我们是最大的支持和鞭策。经过5年的艰苦努力，整套10卷本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本）终于在中国出版。这不仅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盛事，为处于那个文化饥渴年代的一代人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储备，也又一次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和小平同志本人对我们民主党派人士、对知识界广大专业人士的关爱、期望和支持。
——钱伟长《爱我中华，自强不息》，《群言》2004年第10期
1982年，在小平同志亲自过问下，我到上海工业大学担任校长。上海工业大学原是60年代初建成的一所地方大学，学校的建设发展在“文革”时期受到严重破坏。1982年底，我接到清华大学党委组织部的通知，中央组织部任命我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1983年，经小平同志亲自批示，我调任上海工业大学。正是党中央和小平同志给予我的信任和支持，使我满怀信心，在上海工业大学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教学科研的改革。
——钱伟长《爱我中华，自强不息》，《群言》2004年第10期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产生像邓小平同志那样的一个领袖，使我们的国家在短短的20年里起了很大的变化。
——《自强不息，创造性地走向未来》（1997年），《钱伟长文选》（第五卷）第2页
（四）谈教育工作
教育有两个方面的任务，一个是教，一个是育。教当然是指教书，这个“书”是形象的东西，不能仅仅指教书本；一般的教学，可以没有书，也能教。育是指以身作则地育人，要做好这些事情，必须团结起来。不团结，你不让我，我不让你，这个队伍就组织不起来。
——《谈教书育人》（1987年），《钱伟长文选》（第三卷）第95页
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所学的课程也好、专业也好，无非是一种载体，通过这个载体来促使大家掌握这种方法。
——钱伟长《以赤子之心办兴国之学》，《中国教育报》（2007年4月30日）
在课堂上，注重的不是解题过程、公式运用，而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这才是教师的真本事。教，关键在于“授之以渔”；教书，关键在于教给学生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也就是说，教师给予学生的，不应是“鱼”，而应是捉鱼的方法。教学的过程，就在于让学生搞清“模型”的意义。因为“模型”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是对客观事物的近似描述。我们要引导学生提出“模型”，通过抓“模型”，教给学生一种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钱伟长《如何培养有创新精神的人》，《群言》2001年第1期
我们的学习要重视掌握辩证的逻辑思维能力，不能背书，不是主观地没有逻辑地信口开河。我们当前在这一方面还比较忽视，还要大大提高，要不然就不符合跨世纪的需要。……重视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而且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思维能力，这不是背背书就能达到的。
——钱伟长《培养跨世纪的一代新人》（1996年），《思想理论教育》1996年专辑一
孔夫子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学而不思则罔。”意思是说你学习了以后，如果不去考虑问题，不去思索问题，那是不行的，因为这样做，你会什么也学不到。这是一句很有名的话，可是常常被很多人忘记了。
在我们现行的高考制度里，过去若干年以来，鼓励了很多同学去背书，中、小学生都是靠背书过日子。小学毕业考初中，初中毕业考高中，都是考数学和语文两门，题目都是有范围的，而且还有温书的重点，这实际上就是让你去背，背好了就考。听说考的结果拿到197分的就能进重点中学，196分以下的就只能进一般的中学。因此，只能有三个错别字，这样刚刚197分。如果有第四个错别字，就决定了你的终生，不许你进重点中学了，当然你也就没有机会进重点大学了。这些背下来的东西有什么用呢？我说屁用处也没有！
毛主席教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是要弄通马列主义。什么叫弄通？弄通就是不需要死记硬背，而要联系实际去理解书中所讲的道理。这不是很清楚吗？……实践早已证明，死背的马列主义，对我们国家是毫无用处的。我们要培养的是弄通了马列主义的人，是能结合当前我们国家的情况来进行工作的人，是实事求是的人。如果一个人只会把死记硬背的东西拿来套用，他就不是实事求是，不是按具体情况来处理问题，这样的人，对我们的国家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谈学习方法》（1982年），《钱伟长文选》（第二卷）第36—39页
要搞好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还必须搞好教材建设。教材要结合实际，能解决问题。不要再搞全国统一的、千篇一律的统编教材了。这个问题我提了许多年了。一个教师没有自己的东西，照本宣科地念一通的话，还不如请个播音员来念念。
——《加强和改进“两课”教育的问题》（1994年），《钱伟长文选》（第四卷）第128页
教师的任务，不仅是传授知识。教师走上讲坛讲课，应该要有自己的见解，不能照本宣科，全部都照书讲，讲完书走人。教师对教学内容要理解，这是要建立在深厚的基础上的。讲好课有两条，一要有学问，二要有好口才。有学问比好口才更重要。因此，教师必须搞科研，才能增长学问，这是培养教师的根本途径。
——钱伟长《论教学与科研关系》，《群言》2003年第10期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在谈到教师问题时，我就提出，你不教课，就不是教师；你不搞科研，就不是好教师。这里面，就有一个对高等学校教学与科研的关系的认识问题。在高等学校，教学是必要的要求，不是充分的要求，充分的要求是科研。科研反映你对本学科清楚不清楚，教学没有科研作为底蕴，就是一种没有观点的教育，没有灵魂的教育。一个教师在大学里能否教好书，与他搞不搞科研关系很大。教师上课，不能再靠背那几本讲义了。我们应该逐步完成这样一种观念上的转变：教师不是教书匠，不能光教书，而要一边教书一边在搞科研、搞课题。
——钱伟长《论教学与科研关系》，《群言》2003年第10期
要做好一个教师，尤其做一个好教师，不是只研究教学法，而是要在科研工作中不断前进。教学法需要研究，但最根本的是要把教的东西懂透，做到深入浅出，才能把课讲好讲活。教师好不好的标准，十分重要的一条是他在科研上有没有成绩，课上有没有启发性的东西。这里还有一个教学相长的问题。许多人喜欢一直留在大学里工作，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他能永远和青年人在一起。青年人总是容易提出自己的观点，有些观点初看是很不合理的，他也提出来了，有许多是老师想不到的，这就是教学相长的意义所在。因此学校是出人才、出成果的地方，是使教师可以不断前进的一个园地。由此也可知，教学与科研必须相结合，教学不能与科研分家。
——钱伟长《论教学与科研关系》，《群言》2003年第10期
教师的提高，不是靠听课进修，而是主要靠做科研工作，边研究边学习，缺什么学什么，边干边学，这是积极有效的方法。国家的发展需要你做什么，就研究什么，科研项目做得多了，方向自然形成，而不是人为划定的。
——钱伟长《论教学与科研关系》，《群言》2003年第10期
教学和科研是一种互动关系，相长关系。我们对教师的要求是既搞教学，又搞科研，双肩挑。许多教师不习惯，一开始要赶着鸭子上架。尤其是对青年教师的培养，主要的途径是鼓励他们搞科研，掌握外语和计算机，学会查资料文献和调查研究，而不是忙着捧一本书上讲台。不搞科研，忙着捧书本上讲台是上不好课的。理由很简单，你没有自己的观点，也不会选择正确的教学内容。
——钱伟长《论教学与科研关系》，《群言》2003年第10期
大学必须拆除教学与科研之间的高墙，教学没有科研作底蕴，就是一种没有观点的教育、没有灵魂的教育。
我一直认为，高等学校教学必须与科研结合，教学不能和科研分家。从本质上看，这是一个涉及大学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大学教育的过程，就是必须要把一个需要教师才能获得知识的人，通过几年的学习，培养成不需要教师也能获得知识、无师自通的人。
社会发展无止境，科学发展无止境，学无止境。社会需要的是成千上万具有自学能力、能不断为自己进行知识充电，进而具备创新开拓能力的人才。这就是大学教育的任务。
——钱伟长《论教学与科研关系》，《群言》2003年第10期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刚到上海工业大学任校长，就提出拆除“四垛墙”。这“四垛墙”是：学校和社会之间的墙，教学和科研之间的墙，各学院各专业之间的墙，教与学之间的墙。
——钱伟长《论教学与科研关系》，《群言》2003年第10期
高等学校的教学工作的质量，并不仅仅是用教给学生的知识数量的总和来衡量的，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如何在已经获得的知识基础上去获得更多的知识，组织这些知识为某一个特定的生产服务。因此，过多地、过分繁琐地进行教学，灌输给学生以百科全书那样多的知识，并不能达到提高质量的目的。
——钱伟长《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人民日报》（1957年1月31日）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越来越多，到目前几乎成为科学技术和一些学术发展的主流。如计算机渗透到一切学科，几乎成为发展一切学科的主要力量。这种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的现象，有人称之为“学科的综合过程”，有人称之为“跨学科”的发展过程。有时在几种学科之间形成了某种新的“边缘学科”，有时两种或多种学科相互渗透综合而形成了某种新的边缘学科。学术的综合化发展要求高等教育结构也向综合化的方向发展，建立各种较灵活的能满足学科综合化发展要求的教学计划。那种把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界限划分过严、各种专业分工过细、互不通气的孤立状态必须打破。长期以来，在我国形成的理工分家，社会科学、文科和理工农各科分家现象，业已明显地影响着培养建设“四化”人才的质量，现代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高等教育的综合化将是新时期高等教育的重要特征。
——《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1985年），《钱伟长文选》（第二卷）第204—205页
国家的进步，包括生产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搞自然科学技术的人要懂得一点社会科学；搞社会科学的也要懂一点自然科学，这样才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
——《20世纪末自然科学发展总趋势》（1986年），《钱伟长文选》（第三卷）第4页
我认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传统的学科交割界即将会消除，它们将会结合成一个完整的科学知识体系。不同学科之间不再是“隔行如隔山”，而是相互“取长补短”。这种科学的结合，就是世纪之交科学发展的特点之一。
——钱伟长《学科的融合将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光明日报》（1998年6月16日）
中、小学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一个公民必须有的修养和知识，也就是“通识”，现在的情况是小学毕业准备升初中，初中毕业准备升高中，高中毕业准备升大学，一系列的目标都是升学。因此，又出现了一种不合理的现象，就是一系列的学生都在为考试忙，忙得不可开交。而为了升学，考试科目又不能太多，一门语文、一门数学，大部分时间都被这两门课占去了，这就必然忽视了其他各方面知识的学习。我们时常为此而担忧。我们所办的教育，不能不首先考虑到对公民的培养，不能只注意“专才”的培训。我们应该让每个公民认识自己的国家，认识自己民族的传统，要让每个公民具有一个公民应该具有的修养和知识。
——钱伟长《中、小学教育的目标是对公民进行“通识”教育》（1986年），《群言》1986年第3期
我觉得过去学生学得太专了，出去不能适应社会需要。从学生知识结构发展的规律来讲，专是在广的基础上进行的。首先应该要有宽广的知识面，才能再说专。我们是一直主张通过教学改革，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我们主张综合型的，我们主张学生知识面要广，在广的基础上提高，在广的基础上专，才能提得高，专得有水平。我们主张理工合一，文理渗透，反对现在国内中学就文理分家的现象。只有综合型的人，才是国家的栋梁。
——《坚持招生与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改革》（1997年），《钱伟长文选》（第五卷）第5—6页
现在大学里有两大缺点，一是太死，二是太专。你们的基础应该宽，基础宽才能爬得高，这如同盖房子一样，基础是很重要的。光靠专业是站不住的。
——《和青年朋友们谈学习问题》（1997年），《钱伟长文选》（第五卷）第33页
目前我们的高等教育是专业教育，而专业教育不适应新的社会，很多新的东西不属于哪一个专业，常常是两个专业或几个专业合在一起产生的。而这些新东西往往是关键的。专业教育不能满足这个要求。教理论力学的不懂材料力学，教材料力学的不懂理论力学。因此要加强基本的、共同的教育，培养知识面较宽的人才，使学生经过一段适应时间后能进行各种专业工作。为了迎接信息社会，现在状况不改变不行。大学教育的思想必须改变，不能再像原来那样希望学生毕业后在某一专业范围内什么都懂，如果照这种思想，读八年大学也不够，学校主要教会学生自学能力，将来边学边工作，工作到老学到老。
——《科技新发展对今后各方面的影响》（1984年），《钱伟长文选》（第二卷）第185—186页
过细过专的专门训练是不是能够和国家的需要对上口径呢？从这几年来分配工作的经验看来，显然是很难对上口径的。口径愈细，愈不易对上，毕业生愈易感觉他“改行”。表面上好像由于分了过细的专业而使培养目标“明确”了，好像保证了毕业生一出门就能做这样那样的工程师，实际上毕业生因为专业分得过细对不上口径，大量“改行”，还得从头学起，再加上基础不够，事倍功半。
——钱伟长《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1957年），《人民日报》（1957年1月31日）
我们专业人员历史知识没有，地理知识没有，很危险哪！大家晓得，在泰山底下，有一个很有名的石刻叫“经石峪”，是北齐四年刻在那儿的。一部经，有二千二百多个字，是我们的国宝，是全国性的文物保护单位。有那么一个地质学家，他是个专业人员，地质学家嘛当然是大学毕业，去了一看，说这个石头好，在华北没有看见过，他要这个石头。他有权，还有队伍，“来，凿个眼，把火药埋进去，给我炸一块下来！”当地的乡长、县长、文物保护人员把他围起来，不许他炸。他说：“不行，我们搞地质的人是可以通行无阻的，只有解放军可以阻止我们。”那么，没等解放军来，他就把它炸了。现在还剩八百多个字。这个人后来当然被关起来了。破坏文物，大家劝告不听，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你看，一个专家，没有文化，他根本不晓得北齐是什么，这个石刻是多么重要的东西，多么值钱的东西，他不晓得。他光学了地质，没有学历史。
——《智力开发和人才培养问题》（1985年），《钱伟长文选》（第二卷）第230—231页
通识是我们干部的必备条件。现在我们有人讲通才，通才叫才干，通识是讲有更通广的知识。我们现在的大学里都是专的，中学里没有注意常识的培养。……一个通识的知识分子，跟一个专家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没有注意这个区别，过去反对通才教育，现在大家已经慢慢地认识到不能反对这个东西。所以，现在主张专业面要扩大一点。其实还没有完全懂得，一个人首先要有相当广泛的常识基础，以后才能讲专。
——《智力开发和人才培养问题》（1985年），《钱伟长文选》（第二卷）第231—232页
我们应该重视文史哲经济法律和一些理工科的通才训练，毕业生中有很多人在将来并不停留在本专业的工作上，而是有大量毕业生是用来充实干部队伍，和充任各级行政工作的。
——《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1985年），《钱伟长文选》（第二卷）第202—203页
最近几年，很多地方搞了重点中小学校或重点班级。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它的使命就应该完成了。若再搞下去，危害性就会越来越大。因为它使一大批在非重点学校、非重点班级学习的青少年自暴自弃，产生自卑感，觉得没有前途，便不好好学习。而那些进了重点学校的人呢？不少人自高自大，认为终身定了。
我就不相信，一个人在七八岁的时候就能定了他的终身。老实说，多数孩子的觉悟是比较晚的，尤其是男孩子，有人晚到十六七岁，或至少十四五岁才开始觉悟。男孩子就是淘气，淘气的学生将来长大了往往是有为的青年。而那种婆婆妈妈、循规蹈矩的学生，一般不是科技工作者的坯子。可是恰恰在七八岁的时候，把一些人定到重点校去了，把另一些人定到非重点校去了。假如重点校、非重点校教师的水平、责任感是相同的话，那就不要紧，非重点校一样可以出人才。
——钱伟长《中小学的重点学校重点班级应该取消》，《光明日报》（1984年7月31日）
我们首先要培养一个全面的人，一个爱国主义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具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未来的专家。
——钱伟长《以赤子之心办兴国之学》，《中国教育报》（2007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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