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保平

    中国古代社会大致有“五变”：殷周之际有制度风俗之变，秦汉之际有国家形态之变，汉唐间有社会阶层之变，宋明间有中枢权力与军制之变，明清之际则有家国与士气之变。每逢一“变”，中国思想、学术、文艺都因为新血脉的注入而更为繁荣。二十世纪以来，中外学人对此“五变”的形态、原由等进行了穷心竭力的探究，各有经典著作行世，如王国维有《殷周制度论》以论殷周之变，谷川道雄有《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陈寅恪有《隋唐制度渊源论稿》以论汉唐之变，等等。而对明清之际思想演变的梳理，嵇文甫先生的《十七世纪中国思想史概论》和《晚明思想史论》，可谓相辅而成的开山之作。

    嵇文甫（1895-1963），著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1913年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不久即因家境困难而被迫辍学。1915年，在积累了一年半的微薄收入之后，又赴北京，考上了北京大学，同学中包括冯友兰、陈钟凡等后来著名学者。1926年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回国后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等。建国后任河南大学副校长、校长；郑州大学首任校长等职务；195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的思想史研究主要专注于先秦及晚明清初时段，其先秦段研究从《老子发凡》开始，到《春秋战国思想史话》这部晚年定谳之作；其晚明清初段的研究从《船山哲学》开始，《十七世纪中国思想史概论》（1931，后文简称《概论》）、《左派王学》（1934），到《晚明思想史论》（1943，后文简称《史论》）等著作均享誉学林。

    《史论》是一部对宋明心学余绪（即通常所说的“阳明后学”）进行“正名”的著作。一方面，晚明思想有其重要的文化思想史意义，因为晚明时期不仅是“宋明道学转向清代朴学的枢纽”，还是“中西两方文化接触的开端”；另一方面，晚明人物及其思想也有其非同寻常之处，嵇先生说，照耀晚明这个动荡时代的，不是“赫然当空的太阳”（喻指像程朱陆王那样的大思想家），而是光彩纷呈的“明霞”（喻指王畿、聂双江、王艮等王门后学）。纵览全书，嵇先生认为王阳明的理论极富自由精神，开启了晚明思想解放的新潮流。因而他以刚健的行动力和自由精神的洋溢来赞誉书中所梳理的晚明人物。比如，他说王龙谿“不厌不倦，绝不肯作自了汉，专去自己受用”；说王艮“要做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以一身撑持宇宙”，认为他“提倡一种尊身主义，一种自我中心主义……赤身承当，以天下为己任”。

    《史论》对晚明思想演变进程的把握有四个向度：

    第一向度是有关阳明后学中“左派”和“右派”的分化。所谓左派，指王畿等“以使徒般的精神，到处传播阳明教义”，其质地是狂达，行动力强；所谓右派，指聂豹等以阐发和实践王阳明“致良知”思想为业，其质地是“敬”“静”修为，讲究虔敬专一、慎独自励。嵇先生不同意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按地域对王门诸子进行划分，而认为“东廓（邹守益）、绪山（钱德洪）诸子，谨守师门矩镬，‘无大得亦无大失’；龙谿（王畿）、心斋（王艮）使王学向左发展，一直流而为狂禅派；双江（聂豹）、念庵（罗洪先）使王学向右发展，事实上成为后来各种王学修正派的前驱。王学的发展过程，同时也就是它向左右两面分化的过程。左派诸子固然是‘时时越过师说’，右派诸子也实在是自成一套。他们使王学发展了，同时也使王学变质而崩解了。”

    第二向度是对王门后学学理上的争论与修正的探究。《史论》对左右派学理进行了分析，认为王学“修正运动”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右派对左派空疏狂放的矫弊；第二阶段是右派对左派“念起念灭”等功夫理论进行修正；第三阶段是东林党人“以学术影响政治”，东林诸贤不仅学理上有笃实之处，行动上更能“善善恶恶”，激浊扬清，这既避免了左派的狂，又超越了右派的静。

    第三向度是洞见其时士风与学风间的潜在关联。嵇先生认为，看似玄妙空灵的心学，其实有着平易笃实的内涵。比如，他分析王阳明死前一个月给聂双江的信时说，“这样讲良知，何等的亲切简易，这还能算玄妙么？……只叫人照着自己当下那一点真诚恻怛实做将去。现现成成，甲不向乙借，乙不向甲赐。”正是本着这样的理解，嵇先生认为心学的发展过程里，“在不读书的环境中，也潜藏着读书的种子；在师心蔑古的空气中，却透露着古学复兴的曙光”。也因为此，王门后学才衍生出那么多行动力极强的人物，衍变出扎实平易的朴学。这个面向，作者在《概论》里梳理得更为详细和充分。

    第四向度是作者以自己的会通中西的学养考察其时西学对中学的影响所在。他认为，晚明时天算、舆地、音韵等专门之学的发展，与传教士密切相关。重要的是，“名物度数利用厚生之学，因受西学影响而都渐渐为人所注意了”。而在《概论》中，嵇先生又特别指出西方学者对中国的赞美“不过是当作一种海外奇谈，当作一个乌托邦，藉以寄托其新社会的理想”。这种衡量中西学关系的识见，恐怕正是我们阅读这两部著作要特别接着深思的。

    嵇先生在《史论》中对心学一些关键概念和问题也作出了极具启发性的理解。“致良知”是王阳明思想的核心所在，嵇先生认为，“良知无间于动静，所以致良知也无间于动静。我们必须从动静顺逆当前应感极复杂的境界中煎销磨练出来，方能真有得力处。”与朱熹认为学、问、思、辨属于“知”、笃行才算“行”的理解不同，王阳明始终贯以“行”，问、思、辨都只是“行”到滞碍地方时解决疑难的方式。人只需要循着良知的指示，直“行”下去，“行”不通时，它自然会使你学、问、辨，“知”因此便消纳在“行”中。阳明学说中，有著名的“四句教”，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心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围绕这四句教，王门后学生发出许多争论，以致形成所谓“天泉证道”的公案。嵇先生以此公案为关节点解析晚明思想衍变，对后来学者研究王门后学有莫大的启示之功。

    《史论》极具史识地另辟专章（第四章）详论张居正的学术，显现出嵇先生对“经世致用”传统的理解与重视。嵇先生认为张居正把王学中“最粹美的精神发扬光大起来”，他不仅梳理出张居正立身行事的法家路数，还缕出张居正“自有一套‘心学’，还很得力于‘禅’”。他说：“江陵（张居正）出来，有左派之阔达而凝其神，有右派之坚实而宏其用，既见‘头脑’，更窥‘实际’，亲体默证，把王学确实受用一番。”在对有关狂禅派的疏解里，嵇先生把李贽对张居正的评价拈出来详解，认为李贽同情并理解了张居正的苦心作为。从另一面讲，由于古代政治思想一直是嵇先生研究的重点，故关注张居正自是他梳理晚明思想所自然而有的内容。除此而外，作者还专门写了两篇有关张居正“同僚”和“对手”高拱的政治思想的文章，读者可参看。

    总的说来，《史论》不仅是一部简明精当、纵横捭阖的思想衍变史，同时也是一部激情洋溢、文采斐然的学术著作。

    在写作时间上，《概论》在《史论》之先，《概论》不曾单独出版，后收入《嵇文甫文集》上卷。这次出版两书，以《概论》附于《史论》之后，主要是学理上的考虑—《概论》所论内容在《史论》之后，两书合观，自然绘出了一幅上自王阳明，中间经过李贽，张居正，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学人，云栖、紫柏、藕益、憨山等四大师，杨慎、方以智，徐光启、利玛窦，刘宗周、孙夏峰等，直到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习斋等晚明清初群星璀璨的思想影像。需要稍作说明的是：《概论》是以西方知识体系为参照而写作的；《史论》则基本遵循本土“史”之路数而写作的。《概论》对有关治学方法的梳理，对当时知识人派别趣向的梳理，以“务实”和“好古”作为当时思想界的特征，这在如今看来，依然极具学理而发人深省。

    最后需要提请读者注意的还有：作为经典，老一代知识分子用字用词都是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把握的，所以本次再版的编校工作没有以今人绳古人地做严格的所谓规范化处理，望读者自行鉴别。

    2013年12月8日

    于苏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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