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贾唯英
贾唯英同志病重七十天，在成都的朋友极为关注。我每周打一两次电话到重庆，向王宇光同志询问病情。7月1日中午，老王打电话给我说：“贾唯英在上午九时逝世！”尽管早有思想准备，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我还是很震惊，久久说不出话来。
一
我与贾唯英同志相识，已经四十九年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反动派不尊重民意，拒不成立联合政府，一心想消灭解放区和民主势力。许多青年学生从高兴到失望，苦闷彷徨；同时上下求索，追求真理。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贾唯英同志的。
当时，我和好友陈先泽在成都华西协和高中读书。经先泽在华西大学的四姐先华介绍，我参加了以燕京大学、华西大学两校学生为主的“未名团契”。团契本是基督教的群众组织，系团结契合友爱之意。贾唯英同志是“未名”的主要成员，她广交朋友，以火样的热情、博大的胸怀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在她的影响下，“未名”广泛地开展谈心、讨论时事、读进步书籍、唱歌、游戏、郊游等许多为青年人喜爱的活动。很自然，一旦大家提高觉悟，便更加关心政治，积极投入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学生运动。
贾唯英同志比我们大，对我和先泽十分爱护。我们从认识她那一天起，就叫她贾姐姐。“未名团契”只有先泽和我是中学生，在会上我们还不大发言，更不敢参与争论。但散会以后，特别是在从陕西街（燕大所在地）回华西坝的途中，我和先泽总是走在贾姐姐身边，向她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听她阐述热情洋溢的尖锐深刻的观点。当时没有人民南路，回华西坝得从南大街经过南门大桥。夜深人静，河水撞击着石桥，发出巨大的响声。贾姐姐的谈话在我心中引起的震动，也像大桥下的流水，有力地叩打着我的心扉。
我无法一一列举贾姐姐所给予我们的帮助。“未名”组织阅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我们小组在华大图书馆外的草坪展开讨论，贾姐姐耐心回答各种问题。每当学生运动爆发，贾姐姐总是找我和先泽谈心，共商如何团结同学，开展斗争。1945年冬天，贾姐姐带我和先泽到成都市女中与寒假留校的学生联欢，先泽唱了优美动听的歌曲，我朗诵了一首慷慨激昂的诗歌。贾姐姐鼓励我们在中学生中成立“破晓社”，帮助我们创办《破晓半月刊》，还要我们打破小圈子，吸收更多的朋友加入。
一个星期天，“未名”组织看美国影片《魂断蓝桥》。贾姐姐一人买了两张票。先华四姐悄悄地告诉我们：“贾唯英的‘光’要来。”“光”是指王宇光同志，金陵大学学生，贾姐姐的男朋友。我们看见“光”风度翩翩，一表人才，都为贾姐姐高兴。他们在1946年春天结婚。为了必要的掩护，两个无神论者，在北打金街教堂按基督教仪式举行了婚礼。然后“未名”的成员和他们的亲友又到四道街王宇光同志家里去向他们祝贺。在充满喜悦的气氛中，加拿大友好人士文幼章提着茶壶，用地道的四川话喊：“洋茶房来了！”
1946年12月，我刚过了十七岁生日，贾姐姐约我到她家里。自从贾姐姐结了婚，他们“新房”便是我们常来的地方。这一次贾姐姐先祝贺我的生日，送了我一把红色的“玻璃梳子”（即塑料梳子）。然后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她准备介绍我入党，问我是否愿意。我学过《新民主主义论》，在学校推销过赵超构的《延安1月》，参加过两年的学生运动，我早就憧憬有这么一天，就是不知道党组织在哪儿。原来我们尊敬和热爱的贾姐姐就是共产党员。我激动不已，立即表示愿意，不到两天就把申请书交给了贾姐姐。
不久，因为参加反对美军暴行发动罢考，我被学校暗中开除。1947年初，我考上重庆的西南学院。经贾姐姐同意，我去了重庆。稍后，贾姐姐因白色恐怖离开成都。以后三年，我虽然没有见到贾姐姐，但她的身影无时不在我心中，鼓励我不断前进。
二
1949年底，我才在成都再次见到贾姐姐。
贾姐姐和马识途、王宇光、彭塞同志一起，在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前，会见了地下党一些同志。贾姐姐穿一身军装，显得特别精神。千言万语，无从说起。热情的握手，爽朗的笑声，表达了我们相互能理解的感情。
解放军入城以后，立即着手分配工作。老王和贾姐姐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愿意去演戏，做演员。老王说：“现在很差干部，当什么演员，你到青年团去。”这样，我就到了青年团成都市工委，在共青团系统工作十七年，“文革”时作为胡耀邦的“修正主义的苗子”，被“扫地出门”。
贾姐姐在川西妇联工作的时间很短，不久即和老王一起调到重庆青年团西南工委。1950年5月我去重庆，先在团市工委，后到团沙磁区工委工作。当时工作很忙，但在一个系统工作，我们毕竟有见面的时候。
贾姐姐在共青团西南工委任宣传部部长，十分重视对青年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她分管共青团西南工委的机关刊物《西南青年》。刊物办得生动活泼，为广大青年所喜爱。大约在1950年底，刊物集中宣传在剿匪斗争中壮烈牺牲的青年团员丁佑君，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就是被丁佑君的英雄事迹所感动的读者之一。当时，树人中学的初中学生要求我给他们讲故事，我把有关丁佑君的材料集中起来，并倾注了自己的感情，讲给他们听。他们被英雄的事迹深深打动，在听的过程中，有的放声痛哭，有的高呼口号。这个消息很快传开，许多大、中学的团组织来请我讲《党的好女儿丁佑君》。这本是一件好事，但有的同志却批评我“出风头”，弄得我左右为难。贾姐姐知道这件事后，亲自去李子坝一个学校，听我给学生做报告。我在讲台上看见贾姐姐坐在学生当中，联想起1945年她带我和先泽到成都市女中联欢，一点不感到拘束。我讲完之后，贾姐姐加以肯定，并提了改进意见，使我受到鼓舞，更加积极热情地宣传丁佑君的英雄事迹，先后向大、中学生做了一百多次报告。
贾姐姐在1953年任团西南工委副书记，大区撤销后到《重庆日报》工作。我在1955年调团重庆市委工作。因为都住在市中区，我和贾姐姐、老王接触增多。1956年春，为祝贺他们结婚十周年，我和我爱人丁秀涓到贾姐姐家吃晚饭，畅叙友情。1956年我作为中国学生代表团成员，到捷克的首都布拉格参加第四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途经苏联并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参观，回国后我向贾姐姐讲了国外见闻，她听得很有兴致，并问了我很多问题。
1957年夏，风云突变，使许多人蒙受冤屈。贾姐姐在这场灾难中未能幸免，被错划为右派。我和贾姐姐相识十多年，这位十七岁入党，到过延安、上过陕北公学，长期经历白色恐怖的共产党员，怎么会反党呢？以后才知道，无非是因为她热爱党的事业，敢讲真话罢了。这真是时代的悲剧！
对贾姐姐的遭遇，我不敢公开讲什么，但却在心里写下几句话：
像太阳从东方升起
像北极星指引方向
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任何尘埃
也掩盖不住她朴实的光芒
三
1957年我调离重庆，将近二十年没有和贾姐姐见过面。好在老王在重庆钢铁厂工作，无论在成都或北京，老王总要来看我们，我们也会千方百计找到老王。从老王那儿，我们能知道贾姐姐的近况。老王因贾姐姐的事受到牵连，但他善良、公正、重情。正如贾姐姐逝世前写老王的散文中所写的那样：“不管是白色恐怖的狂风暴雨，闪电雷鸣；还是极‘左’路线的高度压力，你始终顶着来自外界的压力，永远和我站在一起。”有这样一位好丈夫，这样纯真的爱情，是贾姐姐的幸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贾姐姐的错案得到彻底改正。贾姐姐和她全家欢天喜地。我们“破晓社”的成员都感到由衷的高兴。
四
近十五年，贾姐姐和老王多次到成都来。贾姐姐长胖了，还是过去那样热情和开朗，不失赤子之心。她对什么事都关心，上街买菜，要对市场物价做社会调查。到香港去旅游，她也要对比（1949年她在香港住过二十一天），研究香港怎样成为“四小龙”之一。她绝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坚持讲真话。只是听力减退，交谈得靠助听器，后来完全听不见了，她就随身带一个小黑板。她用口说，我在黑板上写，写了又擦，擦了又写。像过去一样，我们的话总是谈不完。我们还一直互相通信。
贾姐姐曾在信上对我说：“我过去之所以没疯没死，是因为难舍五个年幼的子女，是因为心里还想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现在子女已经成人，唯有为祖国美好前景奋斗的支柱未垮。”
正因为有这样的精神支柱，尽管贾姐姐离休了，她仍想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她重新拿起笔，写游记、写随想，写周总理和革命先烈，写自己的经历和《西南团史》。特别是近三年，她用了很多时间收集和查证史料，写了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英雄李林的事迹《侨女之光》（已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当我知道贾姐姐近年来共写了一百多万字时，实在大吃一惊！特别是她双耳全聋，全靠小黑板与采访对象笔谈，这是多么困难的事，需要多么坚强的毅力啊！
贾姐姐始终把自己的感情和国家的前途联系在一起。她拥护改革开放的政策，为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同时她又为新时期出现的一些问题感到担忧。前年她在信上说：“现在转型期中，的确出现许多问题，特别是腐败问题、拜金主义问题，令人忧虑。在许多人心中，共产主义理想早已不存在了。”另一封信，她在结尾时说：“我和宇光身体均好，宇光尤佳，无病无虑。我则对目前滋长的拜金主义忧心忡忡。”
贾姐姐十分注重友情。她写信说：“现在能谈心的人不多了。我还是留恋、追求40年代的友情。也许我也落后了。”前年她和老王去贵阳，原团西南工委的十多位同志热情相迎，既全体团聚，又分别叙旧。特别是当他们“秘密”离开贵阳时，那些老同志主动到车站送行，使贾姐姐极为感动。她说：“这些感人的场面，是那些拜金主义者以及拜权主义者永远不能理解的。”正是这样，她积极支持“民协”成立五十周年的聚会，也积极倡导“未名”的朋友在成立五十周年时相聚。
贾姐姐像过去一样关心我们。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最后的年月》一书遭到挫折，她设法托她的老朋友向中央负责同志反映情况。1982年底调我到省委宣传部工作，我不愿离开出版社，她来信说服我。我从美国回来，她看见我写的访美杂记，来信鼓励我“多写一点好”，并希望我“多写国人想知而又未写的方面，如美国人的守法、务实，不讲排场，还有志愿者的活动等”。我爱人生病住院，老王几次打电话来，贾姐姐则不断写信询问。她的友情温暖了我的心。
五
今年年初，收到贾姐姐来信，说她摔了一跤，不能走路。我忙打电话给老王询问情况。1月6日贾姐姐来信，说初步查清，腰椎移位，全身软组织受伤，右腿有麻木之感，生活不能完全自理。2月十一日来信说：“我现在处于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有人扶着都很难走了。……实际上是残废了。”3月17日老王打电话来，说已查出贾姐姐脑内有肿瘤，要动手术。一听这个消息，我就后悔。我本来知道腿的问题往往与大脑有关，提醒过别的同志，为什么竟忘了提醒贾姐姐呢？22日，老王来电话，说会诊结果，系恶性肿瘤，医生不主张开刀，拟采取保守疗法。我知道，这实际上是宣布没有办法了，心里很难受。第二天，“破晓社”成员聚会，推举先泽代表大家给贾姐姐写了一封充满激情的慰问信，可惜贾姐姐已经昏迷不能读信了。老王想尽办法用中药治疗，但并无效果。他说：“估计5月份可以拖过，6月份就难说了。”这两个月，我总觉得，贾姐姐在年轻的时候与白色恐怖做斗争，50年代又遭受不白之冤，好不容易过几年幸福生活却又病魔缠身，这实在太不公平！6月下旬，“破晓社”成员庄焕仪（贾姐姐和老王1947年避难时在她家住过一段时间）满怀深情去重庆看望贾姐姐，带回来的也是不好的消息。7月1日，老王打电话来通知，贾姐姐不幸逝世。
六
贾姐姐离开我们去了。四十九年来的许多情景，在我脑海里转来转去。我有一张照片，是贾姐姐和老王在我们家照的。她和老王坐在我的书柜前，慈祥地微笑着，好像有很多话要说，显得很健康。我记不起这次见面的准确时间，分析起来应是1991年春天。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会面。亲爱的贾姐姐，今后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和秀涓给老王发去唁电：
贾姐姐逝去，我们非常悲痛。早在四十年代，贾姐姐就帮助我们走上革命的道路，并一贯像长姐似的爱护我们。她历经坎坷，却保持为祖国美好未来奋斗的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我们将永远感激和怀念她。
前不久，我读到贾姐姐写给老王的《献……》。这篇遗作是很好的散文，它歌颂了美好的理想和纯真的爱情。我把它复印了若干份，寄给“破晓社”的成员。我相信大家都会从中吸取力量。
写于1994年盛夏酷暑
附献……
贾唯英
在我的生命之路上，你始终伴随着我……
记得吗？1945年，我们是在学生运动中认识的。那时，我们都很年轻，我们相识在美丽的华西坝，尽管白色恐怖威胁着我们，但爱情的火焰仍然在我们心里燃烧。我是哼着影片《翠堤春晓》中的那首歌走向你的。
亲爱的，我们相识相爱，相亲相依，已有半个世纪了。五十年啊，多么漫长的岁月，我们终不分离。不管是白色恐怖的狂风暴雨、闪电雷鸣，还是极“左”路线的高度压力，你始终顶着来自外界的压力，永远和我站在一起。
你是共产党员，忠于理想；你是纯情的丈夫，忠于爱情。有人说你傻，因为我只不过是一只丑小鸭啊！1957年后，在我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你因我受连累达二十二年之久。当我觉得无颜见亲朋好友时，你仍然鼓励我抬起头来做人，不要被不公正的闲言碎语压倒。二十二年啊，几乎是半个人生。有我那种遭遇的许多家庭都解体了，而你坚持维护着我们这个家庭的完整性。亲爱的，你拥有一颗多么善良，多么公正，多么深情，像金子一般的心啊！
在难忘的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阳光终于照亮了我的命运，我的错案得到彻底改正，我们这个家庭又获得了解放，全家人欢天喜地。回顾这段日子，我深知，没有你，我已不是我，我们这个家也不再是一个家。
我们终于跨越了途程中的一大坎坷，在满目青山夕照明的晚年，我俩相亲相爱，相依相伴地学习、研讨，还结伴到不少风景名胜地旅游。我们太快活了，以至于如俗话所说，乐极生悲……
我们从西双版纳回来后，由于摔了一跤，从此一病不起。残酷的命运，又一次把我推入痛苦的深渊，又一次使你为我受难。我感到深深的负疚，我为什么老给你带来苦难？但是你安慰我，鼓励我，使我有了勇气与疾病做斗争。我要继续活下去，我要做和我该做的事还很多，我必须再一次和恶劣的命运抗争，做到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在人生的道路上，让我们手拉着手一直走到尽头。
有理、有利、有节
——怀念洪德铭
今年是成都解放六十周年。我时常想起解放前成都地下党市委最后一任书记洪德铭同志。
我在重庆等接党的关系
1946年12月，我在成都由地下党员贾唯英介绍入党。年底因参加抗议美军暴行运动，被学校暗中开除。1947年初，我考上民主同盟在重庆办的西南学院。经贾唯英同意，约好把关系转到重庆地下党。后因贾唯英受敌特追捕，组织关系暂时转不过去。直到1948年底，我在重庆沙坪坝碰见贾唯英的丈夫王宇光（地下党川康特委委员），他答应派人来和我接关系。
突然来了个“老张”
当时，我住在重庆大学校门右边荒坡上的一个叫刘家坟的地方。1949年1月的一个下午，我从外面回来，见门上有一张纸条。留言上说他从成都来找我，我不在，叫我等他，他会再来。落款“老张”。我并不认识老张，估计是接关系的人来了，我兴奋不已。
天黑前，老张来了。
老张个头较高，身穿长袍，脖系围巾，头发梳得整齐，对人十分随和。他先说是我的挚友陈先泽托他来看我的，一下就让我感到十分亲切。接着问了邻居是做什么的，平常关系如何？又随意看了看我所住的屋子，注意到前屋还有一道旁门，并把旁门打开向四周看了一下。
我感到老张的警惕性很高。
老张详细地询问了我的情况
从1945年起，陈先泽和我以及另外四人在成都发起成立了“破晓社”，在贾唯英的领导下，“破晓社”逐渐扩大，在学生运动中起着积极作用。老张对“破晓社”的众多成员都有了解，逐一给我讲了情况。
老张很自然地问起我的情况。
我说，考上西南学院，叔父嫌这个学院“红”了一点，不拿学费给我。我请教务长李文钊写信给在《新华日报》工作的诗人何其芳，请何其芳介绍我去解放区。但我去找何其芳那天，正遇国民党宪兵包围《新华日报》。我只得留下来自学，准备另考学校，以期有个工作阵地。
我说，1947年6月1日，国民党在各大城市实行大逮捕（人称“六一”大逮捕），我在四川省教育学院被捕。因无证据，加上原成都华西协中校长、无政府主义者吴先忧具保，关了四天半被释放。我没有自首，也没写过悔过书或任何文字材料。
我说，1948年，我仍继续做学生工作。我组织了一个“大家读书会”，有重庆大学、四川省教育学院、南开中学的十五六个同学参加。我们读进步书刊，朗诵新诗和唱进步歌曲，定期讨论时事，还在一幅大地图上插标志，示意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听到这儿，老张笑了，可能觉得这种做法太容易暴露。也真是，这之前有一天早上，重庆大学训导长侯枫带了若干壮汉，以清理学校家具为名，突袭了我们的住房。幸好前一天晚上，我已把所有书刊藏在望板上，逃过了这一劫。
我说，前不久碰见王宇光，并要求接上党的关系。
难忘的深夜长谈
老张听取了我的有关情况，给我讲了很多：他首先讲了形势和任务。主要是，目前在战场上我们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不久即可解放全中国。为储蓄力量，迎接解放，地下党不需要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以免暴露，造成损失。他要我们不断团结和帮助群众认清形势，同情和拥护我党。临解放前，要发动群众护厂（特别要护电厂、自来水厂等与群众生活有关的厂）、护校，防止敌人破坏。为了有利于将来接管城市，要在我们有力量的地方做调查研究，积累资料。等等。
他教了我许多斗争的策略和方法。他说，关键是紧密联系群众，和群众生活在一起，关心和帮助他们。即使是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书呆子，万一敌人来抓你，这个书呆子也会觉得被抓的是好人，同情或保护你。斗争的口号不要提得太高，太高了会吓倒中间群众，一定要使大多数群众（特别是中间群众）能接受。一般可从生活斗争入手，逐步提高到政治斗争。不论在学校的一个系或一个班，要认真逐个分析：我们的人有多少，进步学生有多少，中间学生有多少，国民党和三青团的人有多少，靠近他们的人有多少。一旦开展斗争，能得到多少人拥护，能否取得胜利。斗争中一定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该前进时前进，该后退时后退，才能处于不败之地。
他讲了党内和地下社新的联系方式。为防止敌人破坏和叛徒出卖，同志间采取单线联系。一般不用真名，彼此不知住址，接头的方式要很自然，即使有人在你身边也不知你们在接头。开始接触，就要商定彼此的关系，说得清对方的主要情況，以应付敌人的突击盘问。
他还要我注意一些生活细节。我当时不修边幅，衣着很随便，头发也较乱。他说：“你这个样子，头发是‘俄国囚犯’式的，一看就知道是个进步分子。”我自己也觉得好笑。
以上很多谈话，是我第一次听到，对我的震动很大。当晚，我们同睡一张大床，他睡着了我仍久久不能入眠。过去，贾唯英教我们冲破黑暗，敢于斗争；现在老张教我们团结群众，善于斗争。听老张一席谈话，茅塞顿开，浑身有劲！
第二天早上，老张离开我那儿前，他把头发梳好，又弄好衣服和围巾。以后两次也这样。我发现，他的脚稍有一点跛。后来才知道，那是他参加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受伤致残的。
我的反思
我上高中的时候，也就是抗日战争后期，八舅帮助我弄清了国民党在消极抵抗，共产党在坚决抗日。以后，参加燕京大学和华西大学的“未名团契”，贾唯英组织我们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先泽和我从此便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
1945年的“一二·一”反内战运动，我们一批同学参加游行。见华西大学和其他学校的学生都举着有校名的横幅，我们也打出“华西协中”的横幅。事后，校方召开全体学生大会，指责我们没经校长同意，不该打学校的横幅。双方争执不下，举手表决，我们只有五十二票，处于少数。我们本应从中吸取教训，学会团结多数同学，但当时我们认识不到这一点。“破晓社”的成员屈彬写一首诗，叫《我们有五十二票》，我们引以为傲，经常朗诵。这首诗鼓舞了我们的士气，这是事实，可惜我仍停留在这个水平。继之而来的“五二〇”反内战运动和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尽管我仍冲锋在前，写传单《告全市中学生书》，演讲，大声高呼口号，但因为脱离群众，能发动的同学不多。抗议美军暴行运动，游行后面临大考，许多同学住校一学期，很想回家过寒假和过年，我们却发动罢考，显然脱离群众。以致我被学校暗中开除，也没有人出来为我讲话。敢于斗争，这是好的；而脱离群众，则是失误，更谈不上善于斗争、讲策略，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个人生活上不注意小节。正像老张所说，让人一看，就觉得是个“进步分子”。
当然，这以前我也有一点认识。人们歌颂扑灯蛾，说它为追求光明，一下就扑向灯火，使自己化为火焰，得到永生。我却认为，扑灯蛾盲目而幼稚地牺牲了自己。1948年底，我写过一首散文诗，叫《蛾》，发表在重庆《大公报》由艾芜主编的副刊《半月文艺》上。
川西派遣工作组
这以后，老张又来我这儿住过两夜。
老张告诉我，由于重庆地下党遭到破坏，中央上海分局决定，川康特委从成都派了一些同志来，加上从北平回来的同志，在重庆分区成立工作组。各区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我们这个区叫沙磁区（实际工作包括小龙坎和北碚）工作组，由三人组成：组长，老王（刘康），管大学和全面工作；老杨（张君平），管工运；小陈（李致）管重大先修班和中学工作。老王和老杨都是从北京大学调回的。老张交了两个党员关系给我，一位是苏慰慈，一位是李惠春，都是成都市女中的学生；还交了两个地下社员的关系给我。
老张和我仔细分析了“大家读书会”成员的情况，决定接受丁秀涓入党，由老王办理手续，胡季文、康大钧、印天纵、武仲秋等，先入地下社“民青”（民主青年联合会）。“大家读书会”停止活动，读书会的成员要回自己的学校开展活动。
老张说，原地下党市一级以上领导，奉上海分局命，即将去香港总结工作。尽管我和老张见面次数不多，我对他已有感情，颇为不舍。他握紧我的手，充满信心地说：“天亮见！”
我们沙磁区工作组定期开会，研究工作。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上大败，政府腐败透顶，物价高涨，民不聊生，怨声四起。
当年3月，学生发起尊师运动，受到广大教师和学生的支持。规模之大，在我们预料之外。原说不发动大规模群众运动，但群众一起来，党必须引导。从学生义卖、尊师运动发展到“争温饱、争生存”的请愿游行，从各校活动发展到全区、全市行动，发动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学生参加。当市学联决定在4月21日全市大游行时，地下党得知市长杨森要用机枪扫射，决定改全市大游行为分区游行。这样，既保护了学生的积极性，又避免了可能发生的不幸，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当时，老张已离开重庆，但他的斗争经验无疑对川西派遣工作组的同志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造反派企图把老洪打成叛徒
“四二一”学生运动后不久，我撤回成都工作。
解放军进入成都的前两天，原地下党领导人先入城与留在成都的各地区、各系统的负责人见面，布置欢迎解放军入城仪式。马识途、王宇光、彭塞、贾唯英都身着军装出现，独缺与我相约“天亮见”的老张，他留在湖北省工作了。我在这时才知道老张叫洪德铭，是成都地下党市委最后一任书记。以后又知道，他1938年入党，1941年在皖南事变中受重伤被俘，1942年8月逃出伤俘集中营。……
新中国成立后，大家都忙于工作，没见面机会。有一次在武昌开会，我听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说，老洪曾在中南团校工作。后又听说，老洪在武汉财经学院工作。
1966年爆发“文革”。1968年，我被关在“牛棚”时，有两人从武汉找我调查洪德铭的情况。这两人一见我就说：“洪德铭是叛徒，你必须划清界限，老实揭发他的罪行。”我已有经验：凡持这种态度的人，必是居心陷害老同志的。我实事求是地讲了洪德铭的情况，他们极不满意，对我大加训斥。我不理会这些，仍照实写了书面材料。“牛棚”的监管人认为我的态度极为“恶劣”。
1969年，团中央的干部进入河南的“五七干校”，我在年底得到“解放”。1971年，我患眼病去汉口治疗。因为惦记着洪德铭，便给他打了个电话。总机一听我找洪德铭，马上问我姓名，住在哪里，为什么要找洪德铭？这种严厉的态度表明洪德铭尚无自由。为了不给洪德铭增添麻烦，我立即把电话挂了。
劫后重逢，贵在知心
粉碎“四人帮”，结束了那个疯狂的年代。
1979年5月，洪德铭和他的夫人陈可（也是我在学生运动时结识的好友）来成都。我当时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三十年不见，亲切无比。我老伴丁秀涓和老洪虽是第一次见面，也像老朋友似的，无话不谈。正如老洪在6月26日来信所说：“在分别三十年后得到重逢和叙旧的机会，打从心眼里感到高兴和愉快。在蓉两次见面畅谈，又蒙热情款待和赠书，深情厚谊，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来不及给老洪回信，老洪在7月16日又来信说：“秀涓虽是第一次见面，但她的健谈风趣，热情澎湃的神貌，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你的豪放、健谈、深思、热情的性格仍然一如往日，更使我们打从心眼里感到高兴。”其实，老洪这些对我的印象正也是我对他的感受。
我常寄一些书给老洪夫妇，如《在彭总身边》等，但通信不多。老洪1983年8月11日来信也说：“由于今后我们工作较忙，不可能经常写信，但经过三十多年考验，我们的心是永远连在一起的。”即便如此，每年春节，我都接到他和陈可的贺卡，保存至今。
事隔四年，即1983年，老洪再一次到成都。那时，我已调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工作。老洪在当年12月五日的来信中说：“这次来蓉得到叙谈机会，乐何如之。你年富力强，思想解放，在出版社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今后一定会做出更大的成绩。”我知道，这是老领导、老朋友像过去一样对我的关怀和期望。
老洪十分珍惜友情。在1994年2月4日给我的信上，他说：“我们的友谊是经过历史考验的。虽然在解放前我们来往时间很短，解放后又基本上没有什么来往，但建立在共同理想和许多老友对你我都有较深了解基础上的友谊，就非一般寻常情况可比了。人之相知，贵在知心，知心朋友之谊绝不会因为写信少、没有写信而发生变化的。所以我们和以前一样，是十分珍惜这种难得的革命情谊的。”他多次邀我和秀涓去武汉他们的家。在1983年的信上就说：“你们如有可能出差过汉，请在家中玩住几天，武汉气候、供应虽不很好，但扫榻以待故人却是一片诚心的。”
每次见面必谈国家大事。言犹未尽，老洪和陈可曾联名写信说：“对于国家、世界大事，老洪看法不少（当然都非高明之见），信上很难评说，见面时当可畅所欲言。对于国内问题，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的五十条是有远见的文件，我们衷心拥护，但是如果治不了腐败，不切实推进民主政治（民主对共产党人来说，就好比人需要空气的关系一样，是绝对不能缺少的），前景如何，还是很难预料的，不能不引起我们这些老家伙的忧虑。”这反映了众多“老家伙”的担心。
有一次老洪到成都来，谈到“文革”，我说老洪当年对我讲的群众路线和斗争策略，我受益一生。“文革”后期，我和从北京调到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几位同志，团结了党支部的绝大多数支委，把造反派头头（也是支委）完全孤立起来。还谈到他们学校造反派对他的外调。不久我找到当时用复写纸写的材料底稿，便寄他一看。他回信说：“所赐复印（应为复写）件太宝贵了。从此可见李致铁骨铮铮，一身正气。”他这个评价太高，我只不过遵循了四叔早年对我的教导，“说话要说真话”而已。
1999年，老洪最后一次到成都，时任成都市委书记的陶武先会见了他和陈可，向他们介绍了成都的发展情况。马识途、陈先泽、詹大风、章文伦及我作陪。我们这几个当年做地下工作的同志还一起合影，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从遗嘱看老洪
2009年3月31日，老洪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在海南省三亚市逝世，享年九十岁。
我得陈可发来的《致亲友的信》。老洪在世时留下四条遗嘱：一是请学校取消为他举办庆祝九十岁生日的活动计划；二是捐款十万元人民币给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作为学校的学生奖学基金；三是将遗体捐给祖国的医学事业；四是丧事从简，不发讣告，不举行任何形式的纪念活动。
陈可和家人认真执行了老洪的遗嘱。
老洪是一位坚强的战士，无论遇到什么坎坷，他总是积极向上，把一生献给祖国、献给人民，直至把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我会永远牢记他的高贵品质，牢记他教我如何团结群众，善于斗争，牢记他对我的友情。正如他所说：“我们的心是永远连在一起的。”
2009年11月14日
永远的负疚
——怀念国际友人云从龙
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我在成都华西协和高中读书。当时，华西坝有两位来自加拿大的教授和传教士，一位从美国来的教授和传教士，他们都给自己取了中文名字，即文幼章、云从龙和费尔浦。他们同情和帮助追求进步的学生。我和这三位教授都有过接触。文幼章参加过我们反内战的游行，并在少城公园发表过演说。费尔浦为我和两位朋友补习过英语。
云从龙先生既是华西大学的教授，又是华西协和高中的校董。他住在华西后坝华西协中球场旁边的一栋洋房里。我上学和放学都要经过他住的院子。作为“未名团契”的成员，我曾到云从龙家参加团契举办的活动。据马识途同志回忆，他第一次看见我就是在云从龙家里。当时马识途老师（他1947年在协中教英语）是地下党川康特委副书记，但我并不知道。
1946年底，全国学生反对美军强奸北平一个女大学生，掀起了规模巨大的学生运动。我们在地下党员贾唯英的领导下，发动同学参加游行，还发动了罢考。许多同学参加了罢考，但临考试时有少数同学又到考场外观望。我生怕有人参加考试，便跳上石阶，讲述这次罢考的意义，最后大声疾呼：“同学们！我们谁没有母亲，谁没有姐妹？我们能甘心中国妇女遭受凌辱吗？我们一定要用罢考来声援北平学生，用罢考来表示我们的爱国行动！”同学们同仇敌忾，罢考成功。可是，事过不久，学校在给我家长的通知书中写着：“该生一心向外，无心向学，准予转学。”我从没有申请转学，“准予转学”实际上是把我“开除”了。
我不敢把这件事告诉母亲，怕她接受不了。在地下党的帮助下，我考上民主同盟一些著名教授在重庆办的西南学院。同时，贾姐姐又支持我去找协中校长杨立之谈判，要求学校收回“准予转学”的成命。协中是教会学校，一贯标榜“民主自由”，为了使校长不敢随便以政治原因开除学生，贾姐姐请校董云从龙参加我们的谈判。
在约定的时间前，我在校门口等云从龙。我看见他从家里出来，走向办公大楼。他高且瘦，着西服，我们先后到达校长办公室。
云从龙问校长：“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讲了我并没有申请转学，而通知书上却写“准予转学”，这是不对的。校长则以我在外参加活动多、学习成绩不好为理由为自己辩护。说实在话，当时我偏爱文科，数理化成绩的确不好，但成绩不好可以补考，补考不及格再留级，不能开除。开除显然有政治目的，不合“民主自由”的原则。
云从龙听我们讲话，一双眼睛轮换地看着我和校长。听完我和校长几次“一般性辩论”，他才用熟练的中国话问了一句：“这就可以开除一个学生吗？”
这句话显然使校长为难。校长考虑了一会儿，似乎准备“妥协”，然而态度仍然强硬。他对我说：“如果要留在协中读书，你必须先认真写一份检讨书表示悔过。”
我一听要写检讨书，心里十分愤怒。当时我刚满十七岁，年轻气盛，正处在“天不怕，地不怕”的阶段。加之我已经考上西南学院，有恃无恐，便与校长争吵起来，毫不让步，拒写所谓悔过书。我和校长互不相让，最后我昂首挺胸，拂袖而去。校长是什么表情，我毫无印象。只记得云从龙把一双眼睛睁得更大，显得无可奈何。
不久我去了重庆，1949年5月才回到成都。年底在成都迎接解放。1950年初我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都市工委工作，被派到铭贤学院任工作组组长。有一天看见一张海报，上面报道云从龙先生将在星期天上午来学院传道。我想起1947年初云从龙先生帮助我去与校长谈判的事，便想去见他一面。
星期天上午，学院一间教室坐满了人。我进教室时，云从龙已开始讲话。他还是老样子，高且瘦，着西服，一双大眼睛，正用中国话传道。大意是：“共产主义并不神秘和可怕。耶稣把一个饼子分给七十二个门徒吃，也是共产主义精神。我们要学习《圣经》，理解上帝的旨意，这样便会使我们通向共产主义！”
我听了以后，立即激动地站起来反驳：“既然共产主义是好的，我们可以直接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过去国民党政府不许我们读，这没有办法。现在解放了，有条件读马恩的书了，何必先要去学《圣经》，通过学《圣经》去研究共产主义精神呢？”
教室里鸦雀无声，听众感到愕然。云从龙先生没有说什么，似乎很失望。我以为自己坚持了原则，虽然谈不上“飘飘然”，却以胜利者自居。事情一过，再没有去想它，更没有想到云从龙先生会有什么感受。
“文革”期间，在共青团中央工作的我被关进“牛棚”。有人来外调成都的一些老朋友与文幼章、云从龙和费尔浦的关系。我想，造反派抓这些辫子，难道要派人到加拿大和美国去外调？这下不知要多么漫长的岁月才能得出结论。
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方面都在清除“左”的思想的影响，我才发现自己那时反驳云从龙先生的一些话非常幼稚。云从龙先生长期在中国传教，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
他在新中国刚成立时讲共产主义精神与基督教教义的某些一致，是为了减轻教徒对共产党的恐惧，帮助我们团结更多的人。我貌似正确而实则偏激的话，对团结人没有好处，还会伤害云从龙先生的感情。这是“‘左’派幼稚病”。对此我有一种负疚之情。
对我的惩罚终于来到了。去年年底，读马老（马识途）的一篇文章《记一个外国友人——云从龙》。文中提到马老调任川康特委副书记时，就是拿着张友渔（当时在省委负责统战工作）写的介绍信去找云从龙，由云从龙介绍他去华西协中担任英语教员，以此职业掩护他从事地下工作。后来，地下党的同志甚至在云从龙的住宅里，用云从龙的收音机收听解放区的广播，印刷秘密报纸，传送革命信息。……我不禁又想起自己那些幼稚的偏激的言行，深深感到对不起这一位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友人。也许云从龙当时并没有计较，现在已经忘记这些对他来说的小事，但我应该向云从龙先生道歉，请求他的原谅。1983年我在北京见到过文幼章先生。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请他吃饭，邀我参加，在席间谈到许多过去的事。如果云从龙先生来中国，我一定要向他检讨。可是接着把马老的文章读下去，才知道云从龙先生已在上世纪80年代度过九十寿辰后逝世了。这样，我连道歉的机会也没有了。
近年来，对云从龙先生的负疚感越来越成为一个包袱，压在我的身上，压在我的心里。我不信神，但如果真有天国，将来我一定要云游到加拿大上空寻找云从龙先生，向他道歉，并感谢他对中国人民（包括对我个人）的友情。
阿门！
1995年12月22日写
2008年4月2日修改
附记
得知云从龙的儿子云达乐先生将来中国访问，我将《永远的负疚》一文交给有关的朋友。朋友将该文的大意翻译给云达乐先生，云达乐在回信中谈到该文，现摘录如下：
“我非常有兴趣地听到李致关于他忏悔的故事。我敢肯定如果我父亲听到以后，他会大笑一声，然后说道，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在那杂乱无序的年代，对各种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反映都是可以理解的。我也相信从那以后我父亲一定会对李致的造诣表示钦佩，也一定会把他作为老朋友来看待。我也会对李致所写的‘云游到加拿大上空’大笑一声，多么聪明的想象哦。这让我想起一幅卡通画，是一位艺术家为我父亲画的，内容是我父亲站在天国门口。根据基督教的传统，守门的是圣彼特，由他决定谁能进天国。在这幅卡通画里，圣彼特手里拿了一本电话簿，正在给上帝打电话。他说：‘我的主，按照你的吩咐，我正准备隆重接待云从龙。但是，他却不愿进来。他说他不相信这里，因为早期的新约福音中和其他早期关于耶稣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到过天国。如果这个地方是真实存在，为什么你不把它带到地球上去呢？我的主，我该如何回答他呢？’”
2008年3月
十二桥前的思念
——怀念杨伯恺烈士
新中国刚成立，大约在1950年初，贾唯英对我说：“可惜杨伯恺同志牺牲了，不然他最适宜担任法院院长。”
我大吃一惊，感到很难受。
从贾姐姐那儿，我知道杨伯恺是我们党的老同志。抗日战争爆发后，从上海回四川从事上层统战工作和文化工作。我和杨伯恺同志有过接触，并终生难忘。
一
第一次在1946年春。当时，我在成都华西协和高中读书，与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了一个叫“破晓社”的社团。“破晓社”在学校办壁报，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尤其是反对国民党打内战。既受到同学的欢迎，又引起三青团的痛恨。有一期壁报居然被三青团的人撕掉了。我们怀着极大的愤怒用大字报写了《启事》，痛斥这帮人的卑劣行为，并宣布，为了表示抗议，争取言论自由，还要出铅印刊物。这件事受到进步报纸《学生报》的报道和支持。
青年人是勇往直前的，我们决定自办《破晓半月刊》。好不容易凑了一些钱，但到哪儿去印刷呢？哪家报纸愿意承印由青年学生主办且具有进步倾向的这张小报呢？《民众时报》我们都喜欢，但苦于同它没有任何关系。找不到印刷的地方，我们十分着急，担心别人说我们放空炮。我把这个顾虑告诉贾姐姐，她说：“我找老王给它的主办人杨伯恺写信，他会同意给你们印刷。”老王是贾姐姐的丈夫（地下党川康特委委员——当时我们不知道），叫王煜（又名王宇光），他很快给我们写了一封简单的介绍信。我和好友陈先泽拿到信就到《民众时报》去了。
杨伯恺先生会见了我们。他穿一身长袍，长者风度，对我们很慈祥。先泽和我向他说明意图，他立即同意，费用也不高（具体数字我记不清了）。我感到他理解我们，并全力支持我们。以前我们只在学校范围活动，这是第一次与社会接触。遇见杨伯恺这样好的一位老先生，当然很高兴。这样，《破晓半月刊》出版了，《启事》上的宣言终于实现。
二
1946年春，重庆较场口发生特务殴打郭沫若等人的“二一〇”事件，成都市成立了中学生联合会，联合会的第一次代表会是在慈惠堂召开的。
我是代表之一。当时，我们从直觉上感到这个联合会的成员是进步的，因而大家都参加了声援“较场口事件”的游行和活动。但对其中最活跃的几个人的政治背景并不了解，免不了有少许疑虑。
在会议进行时，我突然看见一位老者从室外走过。我认出他是杨伯恺老先生，他也对我会心一笑。
凭这一点，我有一种安全感。杨老先生在这里进出，至少慈惠堂不会有问题。那几位活跃分子能联系在这里开会，至少不会是伪装进步的。这就是我这个小青年的简单思维。
三
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发生在1946年底，我积极参加了这次运动。学期结束，学校暗中把我开除。当时，重庆的西南学院在成都招生。一打听，教授有潘大逵、孟超、李文钊等，主办人是马哲民，显然是一所进步学校。我和“破晓社”另三位成员报考了西南学院。考试的作文是《试论文言文与白话文的优劣》，问答题中有一题是问对第一次国民代表大会的看法。我早就喜欢新文学并在报刊上发表习作，又是《新华日报》忠实的读者，作文和答问，一挥而就。政治态度也很鲜明，认为第一次国民代表大会系国民党一手包办，称它为伪国大。
下午口试，我有些紧张。出乎意料，口试我的是杨老先生，但不知道他会口试什么题目。
杨老先生亲切地问我：“你被学校开除了？”
我回答：“是！通知书上说我‘一心向外，无心向学，准予转学’，但我并没有要求转学。”
他笑了，又问：“想考新闻系？”
我答：“是，想把新闻作为武器。”
他慈祥地点了一下头：“好，就这样吧！”
我还在等他考我，口试就结束了。
不久发榜，居然在报纸上发现我不仅考上，而且名列第一。我以前叫李国辉，考试前改名为李致。
我太高兴了，颇为飘飘然。一直到有幸和与潘大逵教授同乘一辆汽车，飘飘然地坐长途汽车去重庆。到重庆时已天黑，看见万家灯火。我以为重庆有很多高楼大厦，第二天才发现附近几乎全是一两层的房子，因为它是山城，才使我产生之前的错觉。
四
由于民主运动高涨，国民党感到恐惧，1947年6月在全国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镇压。我到重庆后，“六一”遭国民党逮捕，好在我是学生，很快被保释出来。新中国成立之后得知，杨老先生同年“六二”在成都被国民党逮捕，一直坐牢，新中国成立前夕被敌人杀害于西郊十二桥。
五
以后我逐渐了解到一些伯恺同志的情况。
伯恺同志于一八八五年出生在四川省营山县，二十五岁时赴法国勤工俭学，先加入留法共产主义小组，继而入党。归国后，在上海为党中央机关报写文章，积极参加“五卅”爱国运动。以后回四川工作，经历重庆“三三一惨案”后再去上海。我在沙汀的回忆文章上，看到过伯恺同志创办辛星书店的情况。1946年参加成都地下党的文化工作小组活动。被捕后，在狱中领导对敌斗争，被难友誉为狱中的精神堡垒。以后我逐渐了解到一些伯恺同志的情况。
伯恺同志牺牲已快半个世纪。我多次到墓地悼念，感谢他对建立新中国所做出的贡献，也感谢他对我个人的爱护和关怀。当时，追求进步的青年常常受到很大的压力。特务把你当成“共匪”，社会上视你为“异端”，学校可以把你开除。伯恺同志的年龄，比我的父亲大。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时，他五十二岁，我才十六岁。凭王煜同志的介绍，他同意《破晓半月刊》在他主办报纸的工厂印刷。当他得知我被学校开除，就支持我上西南学院。这些充分体现了一个老同志对青年人的爱护。他没有对我说过更多的话，但他的行动像春雨一样，“润物细无声”。我长期从事青少年工作，深感伯恺同志在这方面对我起了潜移默化的楷模作用。
蜀都大道上靠十二桥一段，有一座纪念碑，一只巨手正在挣脱铁镣。自由，是多么可贵啊！每当想起那些争取民主自由的岁月，我都忘不了伯恺同志。不知他是否记得我——当年那个瘦小而执着的小伙子，而今这小伙子也近古稀之年了。
伯恺同志，您牺牲那天恰逢节气大雪，也是我的生日。每到这一天，我更加思念您。
1989年7月19日
历经斧斤不老松
——记马识途
这棵“历经斧斤不老松”，是马识途同志。他是老革命，又是老作家。他一生经历许多危难和坎坷，为了祖国和人民，他“宁死不屈，宁折不弯”，是一个硬骨头的知识分子和真正的共产党员。《马识途文集》充分反映了他的精神和历程。我与马老有半个世纪以上的交往，是他的学生和朋友。十年前，上海一家文学刊物曾约我写马老，我反复构思并多次和马老交谈，却一直没有动笔。最近，因为视力严重衰退，怕有“万一”，失去倾诉自己感情的机会。我在电脑上用二号黑体字，记下了这些难以忘怀的往事。
戴土耳其帽的英文教员
上世纪四十年代，我在成都华西协和高中读书。它是一所教会学校，无政府主义者吴先忧长期担任校长，学校有很浓的民主自由空气。
1946年底，地下党员贾唯英（我叫她贾姐姐）告诉我，有一个叫马谦和的先生要到华西协中（简称协中）教英文。贾姐姐说他政治上很好，要我关心和支持他。
我和马先生见过一面，但没交谈。马先生身材魁梧，头戴土耳其帽，身穿中式长袍。至于见面的地点，五十年后回忆：我记得是在贾姐姐家里，马先生记得是在云从龙家里。云从龙是加拿大友人，一贯支持进步学生的活动。马先生是云从龙介绍去协中教书的。可能我和马先生见过两次面，各自记住了印象深的那一次。
1947年初，我因参加“抗议美军暴行”运动，被后任校长暗中“开除”。云从龙曾努力与校长商谈，让我继续在校读书，但未成功。我就此离开学校，失去与马先生接触的机会。
爱护青年的组织部部长
成都解放前夕，我在成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49年底，成都和平解放。在解放军进城的前一两天，我得到通知去暑袜南街开会。一到会场便见到身穿军装的地下党组织领导人：王宇光（又名王煜）、贾唯英、彭塞等同志，还有马谦和先生。王宇光介绍马先生时说：“这位是老马，马识途，老马识途，我们川康特委的副书记。”会上主要布置欢迎解放军入城的工作。会后，我握着马先生的手，他说：“我记得你！”地下党没有官气，称呼也随意，我与其他同志一样，长期叫他老马。他对我直呼其名，叫我爱人为小丁。
组织上分配工作，我和丁秀涓都分到青年团成都市工委。
不久，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解放前约一个月，我、丁秀涓、赖均奎、范今一等几位地下党同志，住在丁秀涓的伯父丁次鹤家。丁次鹤是银行家，与刘文辉的私人关系好，曾任西康驻蓉办事处处长，帮助过民主人士和地下党同志。成都解放后，丁次鹤的住宅被征用。丁次鹤当时在重庆，来信托丁秀涓代他把住宅捐给人民政府。丁次鹤无政治问题，捐住宅也是好事，何况我们在这儿住过，也该有个了结。我陪着丁秀涓去找有关单位。没想到一位年轻的解放军同志听完我们的陈述后，竟把我们当成住宅的主人，也就是“资产阶级”，声色俱厉地横加训斥，好像我们是“阶级敌人”。我们一再解释，因为地下党同志在这儿住过，现在丁次鹤愿意捐献住宅，这并没有问题。该同志抓住我说“地下党同志在这儿住过”这句话，说地下党没有公开，质问我们“究竟是什么人”。我说你不相信可以去问川西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马识途。谈话陷入僵局，不欢而散。
这件事让我们感到困惑和委屈。我们是青年学生，从《延安1月》等进步书籍中，得知解放军爱民的许多动人事迹。1945年我积极推销过《延安一月》这本书。如今解放了，解放军与地下党会师时贺龙将军是那样的和蔼可亲，而第一次接触解放军同志却是这样的遭遇。我和丁秀涓很快去区党委组织部找马识途部长，叫声“老马”，把一肚子的委屈向他倾诉，想在他面前讨个公道。老马耐心地听完，没有责备我们，这使我们得到某种安慰。
不过，老马犹豫一阵，说了一句：“你们怎么不知道避嫌疑？”
我们丝毫不理解老马这话的含义，内心也不同意。心想那位解放军同志训斥的幸好是我们，我们是自己人，可以不介意；如果这样对老百姓，一定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那时年轻，觉得自己没错，不背包袱。刚解放，我们被很多新鲜事物吸引着，淡忘了这件事。
地下党员会师时，马老曾对地下党的同志表示：若因工作有债务，组织上可以解决。解放前大约三个月，我们曾向一位“地下社”（类似现在共青团组织）社员借过十两黄金：一两黄金买了一部收音机，收听解放区的广播；九两黄金以备急用，但实际没用。可是在成都解放前几天，先有人在丁次鹤家“查户口”，半小时后有几名持枪的彪形大汉，借查烟毒为名，把我们暂住在丁家的几个人，也就是我、赖均奎和范今一（后两人均系燕京大学学生）关在一间小屋里，押着丁秀涓在屋里搜查，抢走了收音机、九两黄金和丁秀涓的手表。我向老马汇报此事，他表示可以解决，不久即给了我相同价值的人民币还债。老马无意中说了一句：“有人说快解放了，地主子女借钱给你们，是为了转移财产。但钱是你们主动借的，借钱还钱，要讲信用。”看来，还债的事可能受到质疑，但老马坚持地下党要讲信用。这种信守承诺的精神，给我上了很好的一课。
尽管老区来的同志与地下党的同志会了师，但来自不同的环境和文化背景，却有一个相互理解和磨合的过程。当时，团市工委有个别从老区来的领导，看不惯我们这批由地下转为地上的学生干部，认为这批人“活蹦乱跳”，“没上没下”，其中李致最难“打整”，打算调我去外地工作。我产生逆反心理，大闹情绪，因为我在重庆工作过两年，坚决要求调回重庆。老马多次耐心说服我，我听不进去，浪费了他不少时间。老马为“照顾”我的情绪，最后迁就了我。那时我十分幼稚，如果老马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训我，我可能真会犯错误。现在想来，我非常内疚，更十分感激老马。以后我长期做青年工作，老马的言传身教，使我知道对青年的某些一时的偏激行为，应该耐心细致地教育，千万不要简单粗暴。
几年后，成渝铁路通车，我回成都探亲，听说组织部另一位副部长曾把我作为“典型”，在大会上点名批评。还偶然听说那位为捐赠房子对我们严加训斥的解放军同志（可惜我忘了他的名字），因别的事犯了错误，被打成“反党”分子，调离原单位。事隔半个世纪，不知他是否健在？但愿已为他“平反”。
“可用不可信”
1957年底，我从重庆调回成都，担任共青团四川省委主办的《红领巾》杂志社总编辑。我爱人原在重庆第二钢铁厂工作，为照顾夫妻关系，她被调回成都，拟分配在金堂钢铁厂工作。重庆到成都只需乘一晚上的火车，金堂到成都虽然近，但交通很不方便。这种“照顾”等于不照顾。
我除了向团省委领导反映外，也想找地下党老领导帮忙。当时正值反右派斗争之际，贾唯英在重庆被错划为右派，王宇光受到牵连。在成都的彭塞，也因他说某领导是“小斯大林”而受审查。我去找时任省城市建设厅厅长的马识途。老马热情地接待了我，但对我的要求却爱莫能助。我隐约感到：省的某主要领导对原地下党同志有歧视，老马首当其冲。我没有为难他。
几十年后才知道，原任川西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老马被调任成都市委组织部部长，不久又以他“不宜搞组织工作”为由调省城市建设厅。当时，没有产业工人，只有城市贫民。没有工程师、技术人员，原有的著名工程师是被关押着的。经省委书记陈钢同意，弄出来几个工程师，起了作用。但有人说老马启用“坏人”，反右时因老马保护知识分子，又说他“包庇”右派。
不少问题困扰着老马。老马有看法又不敢说，怕出“立场”问题。那时经常强调要过好“社会主义关”。老马说：“这个社会主义关，真不知如何过？似乎关公、张飞像过去的门神一样，手拿大刀站在关外，谁也不能轻易过去。”
省委一位书记告诉老马，省的“一把手”对老马的态度是：“可用不可信。”我分析：可用，指老马能力强，能打开局面，做出成绩；不可信，则反映了省的“一把手”对地下党同志的歧视，有些工作只让老马担当副职，“监督”使用。
《清江壮歌》
1960年年，我因眼病在四川省医院住院治疗，约半年时间。一天，偶然发现老马也住在眼科的病房。
他不是眼病，而是腿疾。因为干部病房无床位，临时借住一间眼科病房。老马虽是治病，多数时候却在创作。这之前，他已发表《找红军》《老三姐》《接关系》《最有办法的人》等著名的短篇小说，引起许多读者和老作家、老编辑的注意，被他们“抓”住不放，用老马的话来说，他从此被“拉入”文坛。
这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趁老马休息之际，我常去病房探望。
老马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故事是他自己的经历。1941年1月，老马的妻子刘惠馨，在鄂西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敌人逮捕关进监狱。当年11月她英勇就义，随她在狱中的不满一岁的女儿被一位工人收养。新中国成立后，在公安部门的帮助下，老马终于找到失散二十年的女儿，并在北京团聚。鉴于女儿是工人抚养成人的，老马不让女儿改姓马，仍与养父养母住在一起，侍奉养父养母。这便是以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催人泪下的长篇小说《清江壮歌》。
我深为这个故事感动。我长期在共青团工作，每在一个地方总喜欢与青年人打成一片，在省医院也不例外。我先把老马的故事讲给几个青年医生和护士听，他们也很感动，于是住院部团总支举行了一次活动，请老马讲他的这段经历。我看见不少人在听讲时两眼饱含热泪。
老马在193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因为他是地下党在几个地区的领导人，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都是敌特追捕的重要对象。老马改名换姓，从事各种职业，装扮成各种人物，过着极其艰难的生活。他领导群众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直至迎来新中国的成立。正如老马所说：“我所经历的危险，只有用九死一生才能形容，然而我处之泰然。因为我们把‘相信胜利，准备牺牲’作为我们的信条。虽然我们不时要为我们同志的被捕和牺牲而痛哭哀悼，却也常常为我们斗争的胜利而欢唱。人生能得几回搏？我曾享受过许多次搏斗的欢乐，也就不虚此一生了。”
老马长期在白区与敌人做斗争，充满传奇故事。他的创作，源于他的革命经历。老马多次说：“我不一定是作家，但我是革命家，我写的是革命文学。”
宁死不屈，宁折不弯
1958年，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老马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副院长。省的“一把手”凭主观臆断，提倡在四川大种棉花，主张在水利工程上以“提灌”为主，但国内和省内的科学家，则认为四川的土壤适宜种粮食，主张水利工程以“蓄”为主。老马支持科学家的意见，省的“一把手”认为老马是有意反对他，说老马这个“管科学的人‘不科学’”。“文革”前，老马已被贬到南充县当县委副书记。1966年“文革”一开始，改口说老马是“带职”下放，调回西南局机关参加运动。又莫须有地诬陷他涉及什么“间谍案”，回成都第二天即被宣布为“反革命”，隔离审查。同时，四川也抛出“三家村”，即马识途、李亚群、沙汀，公开在报纸上进行大批判。
不久，老马被造反派抓来关在一所大学里。一天夜晚，两派内战，男生参战，只有女生看管。天下大雨，老马看准时机，利用地下工作经验，设法从二楼厕所的窗户逃出来，去了北京。受“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刘结挺、张西挺把老马“捉”回成都，关进昭觉寺（那时实际是监狱）。他们多次暗示，只要老马承认“错误”，问题可以解决（以后刘、张倒台，别人揭发，他俩想要“结合”老马，为其主管文化工作），老马不卖身投靠，不予理会。为了记录这场“史无前例”的、给国家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老马在狱中长时间思考和积累资料，以便将来在可能的时候写一本反映“文革”的书，即以后出版的《沧桑十年》。
1964年我调到北京共青团中央工作，有八年时间与老马没有接触。“文革”前，我在共青团中央任《辅导员》杂志社总编辑。
“文革”开始，先靠边站，继而被夺权，限制人身自由，后又被冠以胡风集团“小爬虫”的罪名，关进“牛棚”，再去“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直到1969年底被“解放”。1973年秋，我调回到成都，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
由于林彪自我爆炸，在周总理的促进下，全国解放了一批干部。这时，老马已获解放。原四川省委宣传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李亚群，坚决不愿再主管文艺工作。时任省委书记的李大章请老马支持他，老马才不得不担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主管文艺工作。此时，亚公向老马又作揖又鞠躬，说他找到“替代”了。
老马住在商业街五十号，我常在晚上骑自行车去看望他，谈些当时不能公之于世的心里话。“四人帮”在台上，谈不上工作，只是混日子。老马告诉我，他写了三十多年以来有关地下工作的经验教训的书稿，要我做第一读者。
我当然很有兴趣阅读老马这本书稿。不过，新中国成立后已经不需要做地下工作，因此这种书根本不可能出版，我又感到惋惜。老马说，也许对那些没有解放的国家有用。这使我想起1973年初我悄悄去上海看望巴金，巴老在“文革”中受了很多迫害，每天还在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他明知书不可能出版，但说将把译文抄写好送给图书馆，可供关心当年俄国革命的人查阅。老马和巴老，身处逆境，仍勤于奉献，不忘耕耘。这种精神实在可贵！
在“雷区”工作
文艺工作真是布满“地雷”的重灾区。
1975年年小平同志重新主持工作，毛主席号召“繁荣文艺”。四川恢复了文艺刊物《四川文学》，作家艾芜在刊物上发表短篇小说《在高山上》，以后又被批为“黑线回潮”。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名为《寄托》的影片，写一个老干部犯错误后如何改正的故事。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宣传部领导指责老马在领导该片拍摄时，没有写“走资派还在‘走’”。更好笑的是，粉碎“四人帮”以后，该领导又指责《寄托》写了“走资派还在‘走’”。
1977年初，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怀念周总理的诗集，名为《人民的怀念》，社会反响极好。一天下午，出版社突然接到某领导秘书的电话，问《人民的怀念》是谁主编的？作者的政治情况是否都弄清楚了？我答：我是主编，作者的政治情况没问题。事后，一位知情人告诉我，该领导是怀疑李亚群和马识途有“问题”。我一笑置之。
省委书记杜心源了解老马，说有关文艺界的大事，老马都是经请示省领导后才做决定的。这场风波就此结束。尽管如此，老马不愿与这位“左”派共事，他以“归队”为由，调到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工作。
坚持写作，用笔做武器
老马到了科分院，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当时，正值书荒，我们重新出版了老马的《找红军》（短篇小说集）。老马在赠书的扉页上写下：“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找红军》这本遭到百般批判的小书出版了。感慨良多。非君之力，曷克臻此。特赠知音李致、秀涓同志 马识途 1979年元月”。不久，他随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英国，回国后写了《西游散记》，也在四川出版。
鉴于我与老马多年的友好关系，我表示今后要“包出”他所有的著作，“强迫”他同意。老马虽未承诺，但他的确非常支持四川的出版事业。
针对社会上某些不良现象，马老写了不少杂文。这些针砭时弊的杂文，先发表在《成都晚报》的“盛世微言”专栏上，后结集出版，拥有很多读者。若干年后，有一次老马的生日，我买花送他。卖花人因要配花，询问买花的用途，我说是给马老祝寿。身旁一位市民即打招呼说：“马识途是为老百姓说话的，不能多要钱。”
“我要努力说真话，不管为此我要付出什么代价”
1982年底，我调省委宣传部任副部长，主管文艺工作。我不愿离开出版社，又不敢不服从省委的决定。
老马开玩笑说：“我也找到‘替代’了。”只是没向我鞠躬作揖。
我估计，省委调我去宣传部主管文艺工作，可能是因为我在出版社工作期间，与作家和文艺界相处较好。但在宣传部主管文艺工作，非我能力所及。怎么办？除了学亚公和老马在文艺界广交朋友外，就是多向任白戈、沙汀、艾芜和马识途等老先生请教。这时，老马已年过花甲，我早改称他为马老了。
由于请教多，我进一步知道马老非常尊重巴老。马老早年喜读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如今他佩服巴老敢于直言，建议对文艺的领导要“无为而治”，赞同巴老主张讲真话。马老与巴老的接触虽不多，但可算是神交，心灵相通。
1987年，巴老10月返川，在家乡住了十七天。张秀熟、巴金、沙汀、艾芜、马识途五老相聚，成为文坛佳话。张老时年九十三岁，巴、沙、艾三老八十三岁，马老七十三岁，五老相约七年后再次聚会。马老为这次聚会写了一篇纪实文章，发表在《当代》杂志上。可惜，七年以后，张老、艾老、沙老先后乘鹤西去，巴老则卧病在床，五老再不能相聚了。
巴老九十华诞时，马老曾率四川文艺代表团到上海向巴老祝寿。1995年6月，我去杭州看望巴老，马老托我带一本他的杂文集《盛世微言》送巴老。马老在空页上写道：“巴老：这是一本学您说真话的书。过去我说真话，有时也说假话。现在我在您面前说：从今以后，我要努力说真话，不管为此我要付出什么代价。谢谢您赠书《再思录》。马识途 1995年6月15日。”在四川省庆祝巴金百岁华诞座谈会上，马老说：“我曾经不止一次自以为是地说过，如果我们说鲁迅是中国的脊梁骨的话，那么巴金就是中国的良心。”马老还在会上重申了他在1995年向巴金赠书上的保证：从今以后，我要努力说真话，不管为此我要付出什么代价。
去年，巴老辞世，马老悲痛不已，本拟亲去上海向巴老的遗体告别，被家人劝阻。马老亲写祭文《告灵》，委托女儿马万梅赶到上海巴老家，在灵堂遗像下读给巴老听。此系后话。
《沧桑十年》
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鲁迅也谴责过国人的“健忘症”。可是，当时某些人借口“向前看”，一直反对写“文革”。
在这个问题上，马老不信邪，在1998年出版了反映“文革”的《沧桑十年》，季羡林先生为之作序。这本书在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的黄启璪，写信给马老说：
“我在近期医院给我做的两次化疗期间，拜读了您的新作，不读则已，读起来惊心动魄。您以亲身亲历及所见所闻，将‘文革’这场灾难，这场悲剧、闹剧、滑稽剧如实做了记述；将其荒唐性、危害性揭露得淋漓尽致，还从思想上体制上及应吸取的教训上做了精辟的剖析。这样的‘文革’纪实作品，很有历史价值，也有现实意义。”
“正如您心中所预料到的，现在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不了解也不愿去了解‘文革’是怎么回事。我体会，您与季羡林先生写的书，就是留给下一代、两代的好教材。”
“我真钦佩您，以八十高龄还完成了这样一部巨著，这只有像您对祖国对人民对党的事业有高度责任感的老革命、科学家、知名作家，才有这样坚强的意志力、洞察力和表达力。”
启璪的信，表达了许多读者的心意。
肩负重任的“业余”作家
马老是作家，他创作的长短篇小说、散文杂文随笔、回忆录、文论、古诗词和新诗，总数超过五百万字。在本届省委的关怀下，去年出版了《马识途文集》（十二卷十三册），中国作家协会和省委宣传部在北京举办了马识途创作七十周年暨《马识途文集》首发式座谈会。到会者对马老的作品给予很高的评价。
应该说明：马老并不是专业作家。
马老一直担任着各种各样的领导工作，如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副院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文联和省作协主席，这些工作都很繁重。在完成本职和兼职工作后，马老在业余时间创作。写《清江壮歌》时，他熬了一百八十多个夜晚。
这样的“业余”作家，在国内很难见到。
优秀的文艺工作领导人
马老连续五届被选为省作家协会主席并兼任巴金文学院院长。
马老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又长期担任党和政府部门的领导，很注意团结知识分子。“文革”以后，部分作家受“派性”影响，加上文人相轻，常出现一些分歧。但只要马老参与会议，各种问题总是不难解决。
领导文联和作协工作，马老主要是把握“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鼓励作家贴近人民、贴近生活，贴近现实，安于寂寞，安守清贫，避免经济转型期间的金钱诱惑和浮躁不安，潜心创作。他与作家交朋友，或公开讲话，或个别交谈，或为之作序，有针对性地帮助他们，其中有王火、阿来、魏明伦、裘山山等。我也是受益者之一。
马老常与我交换有关文学和文艺工作方面的意见。去年初，马老向我提出，他对当前的文艺形势，有一喜，一忧，一愁，一惧。喜，是文坛迎来宽松和谐的创作环境，新人辈出，后继有人；忧，是文学和影视创作中出现某些低俗化倾向；愁，是在一片产业化的呼声中，对作协如何产业化心中没底；惧，是雅文学的日益边缘化和文化霸权主义咄咄逼人。不久他以“文学三问”为题，发表讲话并写成文章。三问，即谁来守望我们的人文终极关怀的文学家园？谁来保卫我们文学的美学边疆？谁来坚持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光照下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四川文艺》把马老的《文学三问》，套红发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上，引起了全国文联和全国作协的关注。《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对马老的专访。其他报纸也有转载。这三问，震动了众多文艺界人士的心灵。
马老高瞻远瞩的见解，其影响远远超越四川文艺界。
拒绝“死亡通知书”
2001年年初，马老得了肾癌。
这是令人揪心的事。华西医学院做了最初的诊断，主张尽快动手术。亲友的意见分为三种：一是尽快动，以免延误；二是观察一段时间，根据发展的情况再说；三是马老年事已高，最好采取保守疗法，不动手术。
清华大学举办九十周年校庆，马老应邀参加。他趁机在北京医院做了检查，诊断结果与华西医学院的一样。马老在北京住在早年曾经失散的大女儿吴翠兰家，并由大女儿把马老送回成都。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吴翠兰，她个头不高，性情温和。
回到成都以后，马老下决心在华西医学院动手术。我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怕癌细胞扩散，赞同马老早动手术，切除一个肾；另一方面又怕马老年高，下不了手术台……
4月23日下午，我去马老家。一摁门铃，小狗就叫了。我很喜欢这只黄色小狗，因为马老夫人王敬祥的听力很差，小狗替我报信。马老和夫人一起来开门。
我先把最近写的一篇散文《心留巴老家》交给马老，请他有空看看。不料，马老拿起来就读。我坐在沙发上，环顾书房：进门处的镜框，装有马老书写的“无愧无悔，我行我素”。对面的墙壁上有木刻的未悔斋，也是马老的书法。下面是计算机，马老是四川作家中第一个用电脑写文章的，已用电脑写了两百万字以上的作品。左边有一大堆写好的书法，过去我常去翻阅，讨马老的作品。此时，我对这熟悉的书房感到格外亲切。
这个下午，马老和我谈了很多。
先谈我的“我的人生”，继而谈巴老。又谈粉碎“四人帮”初期，巴老主张“无为而治”以及主管意识形态最高官员的态度等等。最后才说他决心动手术，考虑到万一不能下手术台，马老留下一个“遗嘱”。大意是：一、他这一生，无愧无悔。二、丧事从简，不搞遗体告别，不要花圈之类。最多在家里设一灵堂，只让至亲好友来告别。可以发个消息，以免别人再给他寄文稿来，浪费精力。三、骨灰与夫人葬在一起。四、他希望《马识途文集》能出版，仍由作协负责，请李致和王火促进。五、……
我表示完全理解他的“五点”，着重说了些安慰他的话。他答应为我“我的人生”第三本集子《昔日》题写书名，我说不急。告别时，马老深情地说：“知我者，李致也。”
离开马老家后若干天，我极为担心。在马老进医院那天上午，马老请为他开车多年的小胡送来两张为《昔日》题写的书名。我突然想起马老对我说过：“只要对你好的事，我都愿意做。”马老对我的关怀，使我深受感动。写到这里，我的眼里再一次充满泪水。直到马老手术成功，我才放下心来。
马老后来曾说：“我去年得了绝症，“死亡通知书”已在路上，但我拒绝了“死亡通知书”，还要继续奋斗。”
“两头真”
今年马老九十二高龄，我也七十有七。
再过几年，马老就是“世纪老人”了。虽说人生苦短，但总不能混混沌沌地走过。马老的许多宝贵回顾，都包括在他的文集里面了。我也写了一些“我的人生”，记下自己难忘的人和事。
为了弄清这几十年的历程，我多次向马老请教，毫无顾虑地和他讨论。我知道，马老平时也常和他的同龄人讨论这些问题。
这一代（或说这一批）知识分子，多数人有类似的经历。马老是大知识分子，我是小知识分子，我比他小十五岁。但毕竟是他的战友贾唯英引导我参加革命的，姑且算是“这一代”人吧。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和侵略、反对蒋介石的法西斯专政，渴望民主、平等、自由，向往“山那边呀，好地方”。最近，偶然听见播放田汉（国歌的词作者）作词的歌曲《热血》：“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人道的烽火，燃遍整个的欧洲/我们为着：博爱、平等、自由/愿付出任何代价/甚至我们的头颅……”我恍然大悟，这就是我当年的觉悟和追求。马老在革命的途中被敌特追捕，九死一生。我也被学校暗中“开除”，被宪兵抓去关了几天。好不容易等到新中国成立，换了人间。
1945年，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成都市的一批中学生成立了誓与法西斯强盗斗争到底的“破晓社”。去年，是“破晓社”第六十个生日。马老为“破晓社”的第六十个生日写了祝词。对联是“风雨如晦盼天明，鸡鸣不已迎破晓”。条幅是“只有度过沉沉黑夜的人，才配享受天将破晓的欢乐”。马老希望我们这批人能保持“两头真”：前头的“真”，是我们早期的理想和信念；后头的“真”是回归人的本性和天真，继续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人类共同理想。生命的中间一段，被泼污水，被搞糊涂了。直到近二十年（特别是近十年），才逐渐清醒。清醒后不能失去信仰，做到后一个“真”，才是保持晚节。
无论经历再多的曲折，马老仍能找到前进的路。
我又想起王宇光在解放军入城前的介绍：“老马，马识途。老马识途。”真是老马识途。
2006年4月开始写作，7月二伏天完成。
附 致公素描
马识途
致公，乃马老之学生李致也。官至局级以后，人多以职位相称。李致坚持互称同志，但年轻人认为不恭，改称李老。在马老心中，“少年”李致岂能成李老？决定“拨乱反正”。马老在八十寿庆时宣称：李致未到古稀，不能称老，若表尊重，可称致公。现李致七十有七，尚未完全享受“老”级待遇。近期，李致请求马老为他写首诗或词，马老谓此事可遇而不可求。李致不知马老的诗兴多久才发一次，只有耐心等待。不料次日李致得马老电话，谓昨夜雷雨大作，夜不能寐，诗兴发矣，遂成《致公素描》。
一
怒发直立一少年，桀骜不驯校长前。
自我开除出校去，革命道路何处寻。
四十年代，李致在成都华西协和高中读书，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校长以“一心向外，无心向学，准予转学”为由，暗中把李致“开除”。地下党同志请协中校董、加拿大国际友人云从龙帮助，要校长收回成命。校长责令李致写悔过书，李致认为无过可悔，拂袖而去。（幸好没写，否则“文革”中又多一罪状。）李致头上长着两个旋儿，旋儿边头发直立。马老说起当年的李致，那是“一个活泼跳跃，手舞足蹈，颇有点孙大圣天不怕地不怕，心直口快，勇猛向前的少年”。
二
欢天喜地迎解放，磕磕碰碰遇大军。
革命哪能容天真，少年本当学老成。
成都解放后不几天，一位银行家的房子被部队征用。李致向驻军转达，房主愿把房子捐给人民政府。一个小干部竟把李致当成“资产阶级”，大加训斥。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批地下党员分配在青年团市工委工作，敢于发表意见。少数刚从部队来的“老革命”看不惯，认为这批地下党员没上没下，活蹦乱跳，尤以李致最难“打整”，准备把李致“发配”到外地工作。
三
一团烈火向革命，满盆冷水泼上身。
革命如要我磕头，另寻庙门拜真神。
四
少年领班老少年，扑爬跟斗撵革命。
这个世界真奇妙，我独左右不逢源。
在共青团系统中，李致长期做青少年工作。孩子们天真无邪，李致感到坦然和舒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李致也努力学习，改造自己，扑爬跟斗想“撵”上革命的步伐。但苦于不会整人，更不满不许被整对象申辩。有领导说：李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表现得“右”。李致反思：的确如此，遗憾的是一唱歌就“左”（四川土话，即跑调之意。）
五
老信徒见老正神，如遇春风壮苗生。
哪知大革文化命，真神打倒关庙门。
真神，指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同志。耀邦块头不大，思想品德却纯正高尚，对共青团干部有很大的影响。1964年春，李致调团中央工作，能直接听到耀邦的一些教导。不料“文革”爆发，中央文革小组操纵红卫兵冲击团中央机关。耀邦成为打倒对象，1966年夏秋两季，几乎天天被“揪”出来示众。中央文革宣称团中央“修透了”，好端端一个团中央被搞得乌烟瘴气。这便是“真神打倒关庙门”。
六
龙蛇鱼虾不可分，乌龟王八一起蒸。
顶天立地一铁汉，世间才知有好人。
“文革”初期，耀邦无论怎样被斗、被打，从未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1968年，李致与耀邦被关进“牛棚”，同在一间小屋。八届十一中全会，为凑够半数以上委员，拉耀邦参加会议。“九大”会上，耀邦不肯认罪，拒绝与康生握手，落选中央委员。耀邦回京治病，乐于帮助老干部及其子女，被诬为什么“俱乐部”。小平复出后，耀邦主持科学院工作，积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反击右倾翻案风”，耀邦再次被打倒。宁折不弯，顶天立地一铁汉。
七
且随春风入剑门，摸爬滚打淘尽神。
棱角磨掉成卵石，才知内方须外圆。
“文革”后期，李致调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像“春风入剑门”，川版书异军突起。但极“左”思潮尚存。作家丁隆炎写彭总的《最后的年月》，编辑流着泪审阅，工人含着泪排版，九天印出四十万册，却被最高宣传部门封杀。出版社党委把“官司”打到中央书记处，一年后才许“内部发行”。出版巴老的书，也遇到过一些困难。出版社的“立足本省，面向全国”，“要当出版家，不当出版商”等基本方针，亦多次受到质疑。真是“摸爬滚打淘尽神”。
八
生末净旦丑齐登，公侯伯子男尽演。
假作真时真还假，真作假时假也真。
“文革”长达十年之久。无论是当权派、造反派、保守派、逍遥派，这派那派，人人都在台上台下、有意无意地做了充分的表演。是真是假，是自愿或是上当，或是趁机捞一把，人民心中有杆秤，历史是无法抹掉的。这本是知人善任的宝贵财富，可惜没有被充分运用。
九
人间沧桑已历尽，雷鸣电闪何足惊。
留得脊骨还挺直，要讲真话学巴金。
1942年，巴老为十二岁的李致题字：“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李致牢记巴老教导，“文革”中，无论挨打、被斗、关“牛棚”，交代自己的问题或别人的问题，李致没有讲过假话。粉碎“四人帮”以后，巴老再度主张讲真话，读者称他为“世纪良知”。马老也向巴老保证：“我要努力说真话，不管为此我要付出什么代价”。
十
风风雨雨寄流年，箪食瓢饮度余生。
时人不知余心乐，我自偷闲学少年。
马老认为，李致虽经历不少磨难，至今还有一颗童心，即赤子之心。
2006年8月14日夜雷雨中马识途谐笔
2006年8月15日到20日李致解题并注释
八舅
八舅家和我们家是世交，后来又亲上加亲。
八舅是我姨婆的儿子，后来又成了我姑妈的小叔子，我应该叫他八表叔。但他的姐姐又嫁给我的一位叔父，我堂弟叫他八舅。我的舅舅是胖子，八表叔正好也是胖子。可能我一向对舅舅很有好感，便跟着堂弟叫他八舅。
我小学的最后一期，上的是航空委员会子弟学校，学校在成都市五世同堂街，离我们家很近。八舅的五哥我叫五表叔，他在学校旁边开了一家波音电器修理社，我有空就去玩。我是在这里与八舅熟悉的。八舅有一双浓眉和深邃的大眼，喜欢孩子，与他交往不感到任何拘束。我愿向他倾诉自己的感情和讨论各种问题，深感他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八舅的性格很好，我从没见过他发脾气。有一次他路过新南门外的大木桥，一人把唾沫吐在他的新棉袄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八舅也不过指着那人，连说了三个“你！你！你！”别无其他。
八舅比我大十岁，当时还没有结婚。我有一位表姑，人既漂亮，性格又温柔。八舅很喜欢表姑，我为他传书递柬，多次代他约表姑出来看电影和下馆子。他俩的关系维持了一年多，表姑曾用崇宁线打了一双袜子送八舅，八舅春风得意，白天夜里都在笑。但不知什么原因，后来表姑却看上了我的另一位表叔，八舅感到失望和沮丧。一天早上起床，八舅正准备穿崇宁线袜子，突然改变主意，拿起袜子就往窗外楼下的小河里扔。同屋的伙伴忙说“你送给我嘛，何必丢呢？”说时迟那时快，话音未落袜子已漂在河上，他又连声“可惜！可惜！”感叹不已。
八舅先在走马街一个电讯处工作，继而到一家出版社当会计，后到一所私立的浙蓉中学任总务主任兼教数学和物理。他似乎没有经济负担，所得薪水大多用来买书，他的财产也主要是书。我只要去他寝室就要翻书，然后借来阅读。当时我对理论书籍没有兴趣——后来知道他曾借《资本论》给我大姐看。但文艺书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我经常和八舅讨论鲁迅、巴金、曹禺等人的作品。有一次八舅介绍瞿秋白编的《鲁迅杂文选》给我看，我问瞿秋白是谁？他说这人如果不死，对新文学的贡献可能仅次于鲁迅。八舅爱看话剧，每当中华剧艺社演出时，无论是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或是陈白尘的《升官图》《结婚进行曲》，夏衍的《上海屋檐下》《离离草》，他都带我去看。我说自己是在五四新文学影响下成长的，八舅是介绍新文学给我的最主要的人。
1942年，日本兵打进贵州占领独山，震动了大西南。《新华日报》对此做了醒目的报道。以后国民党报纸大肆宣传收复独山时，《新华日报》仅发了一则消息。学校里的一位历史教员借此做文章，大骂《新华日报》不爱国。我把这事转述给八舅，八舅告诉了我国共两党对日抗战的态度，特别说明武汉沦陷以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他说不抵抗引来独山失守，日本人撤走了却大叫收复，《新华日报》把真相告诉老百姓，这有什么不对？我从小长到十三岁，一直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学校读书，受的都是“正统”教育。八舅是第一个给我讲国家大事的，使我十分震惊。
我热爱文艺，除大量读文艺作品外，还学着写文章到报刊上发表。我对理科缺乏兴趣，数理化三门课的成绩都不好。这种偏废使我遭遇到很大困难。八舅每周为我补习功课，成了我的“家教”。这位老师不仅不收费，还要拿钱给我。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不好。我上中学，学校费用高，全由四爸供给。母亲给的零用钱很少。所谓零用，主要是买课外书，看场电影或话剧，晚上吃碗面之类。八舅知道我的情况后，每周都给我点零用钱，使我大体上过得去。
有一次聊天，八舅告诉我他在抗战初期参加过一个社团。参加的目的是为了抗日，但第一次参加开会即发现这个社团的活动与它标榜的宗旨大相径庭，从此再不去了。当时说了就过去了，谁知道这件事给他一生种下了祸根。
从1945年起，我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与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组织了“破晓社”。校外活动多，难免影响功课。在我的建议下，我们请八舅补习功课。就在八舅任教学校的课堂，八舅给大家讲数学。八舅对我的朋友都很亲切，大家也和我一样叫他八舅。1946年底我被学校暗中“开除”去了重庆，八舅和我的朋友仍保持联系，以后他参加了党的地下组织。1949年我回成都工作了半年多，由于长期的相互信赖，我和八舅在工作上积极配合，一起在成都迎来了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我的工作变动较大，时而重庆时而成都，加上大家工作忙，与八舅接触不多。我在重庆工作时，听说八舅在“三反”时几乎被打成贪污分子，以后又听说在一个什么训练班里，八舅主动如实地向党组织讲了自己的情况，竟成了有“历史问题”的人。1955年成都来人外调，说八舅在“肃反”运动中承认自己是特务，通过我们这批人打入党内，为国民党递送情报，挑拨地下党内的关系，等等。尽管我当时因“胡风问题”受审查，尚未作结论，我立即说八舅是胡乱交代。我详细讲了八舅的情况，他一贯追求进步，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书籍，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参加地下党后也积极工作。八舅认得不少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如果他是特务，这些人不早就被一网打尽了？但新中国成立前夕地下党并未受到破坏。以后又听说八舅在“反右”时受到牵连。
1957年底，我调回成都工作，便到八舅家看望他。这时他已结婚，有了两个孩子。他仍是胖胖的，但过去的灵气似乎全没有了。我开门见山地指出他不应胡乱交代。
“顶不住啊！……”他内疚地回答。以后我调北京工作，“文革”后期调回成都。打听八舅消息，说他调至宜宾靠云南地区。粉碎“四人帮”后第三年，收到八舅来信，他已恢复党组织生活，正在当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托我为他买书。我为他能平安度过“十年浩劫”感到高兴。他的第二封信中还有一张照片，浓眉大眼，穿着浅色的中山装。又一封信说书收到，还托买《三国演义》。可是第二批书没寄出，传来噩耗，八舅突然逝世。他的夫人来信说，八舅在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星期天上午算完账，吃饭前上厕所，久不见他去食堂，同事去找他，发现他倒在厕所里，医生诊断为脑溢血。
望着前不久得到的照片，对着善良的八舅，我泪水长流。善良的八舅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受到许多伤害，现在拨乱反正不再搞政治运动。八舅，你经历了这么多磨难，本该过几天安宁的日子，为什么偏在这个时候匆匆走了？
2000年1月21日
大姐，我叫了你半个世纪
人生有许多坎坷，幸好还有友情。
我有一批半世纪以上的挚友。五十年前，我们是十六七岁左右的中学生，为了追求进步，在斗争中认识并走在一起。这便是我多次提到过的“破晓社”。“破晓社”成员以兄弟姐妹相称，大哥大姐公推，其余的拈阄而定。
贺惠君被推为大姐，我们这样叫了她半世纪以上。
一
五十年前的大姐，脸色红润，高高的，胖胖的，显得很健壮。
我认识大姐，带一点传奇色彩。1945年，陈先泽的四姐，介绍他和我参加了燕京大学、华西大学的进步组织——“未名团契”。地下党员贾唯英是团契的核心。在“一二·一”反内战运动中，华西协和中学的六位同学（包括先泽和我）发起成立了“破晓社”。宗旨是“誓与法西斯强盗斗争到底”，道路是“从梦想走向实践，又在实践中学习”。它一成立，就受到贾姐姐的关怀和指导。
“破晓社”办了名为《破晓》的壁报，受到广大同学的欢迎，却被三青团的成员偷偷撕掉。我们满怀愤怒地用大字报形式表示抗议。《学生报》报道了这个事件，并对“破晓社”表示支持。这种支持来之不易，使我们十分激动。先泽和我急于与报社取得联系，找报纸一看，报社的通信处是四道街八号。我们很快就在一天黄昏找到了这个地方。
这并不是正规的报社，而是一个公馆。看门的老大爷知道我们的来意后，往里叫了一声：“幺小姐！”接着出来的便是身穿旗袍的贺惠君。我们要买报纸，她说没有，请我们留下地址。我用纸写下：东城根下街七十六号，李国辉。以后在回忆这一段交往时，贺惠君说：“来了两个小青年，一胖一瘦，嘴里还含了棒棒糖。”
不久，贺惠君把报纸送到我家门口。她坚决不收钱，我只得以紧紧的握手表示感谢。
二
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引起广大群众的反对。1946年2月十日重庆市各界在较场口集会反对内战，国民党特务公然打伤郭沫若、李公朴等人。与广大人民群众一样，“破晓社”成员义愤填膺，在贾姐姐的帮助下，积极参与了声援活动。
大家分头去联系自己熟悉的朋友。先泽和我主动去找贺惠君。这一次不是站在大门内谈话了，而被请入客厅。我们一起参加了声援活动，并参与成立成都市中学生联合会。可惜这个联合会缺乏群众基础，并没有经常开展活动。好在有“破晓社”，先泽和我提出介绍贺惠君参加“破晓社”，她欣然同意。从此，地下党领导下的两股力量汇集在一起，贺惠君与我们结下了终身的友谊。
贺惠君被推为大姐并非偶然。她的年龄并不是最大的，但相对来说，显得成熟：分析问题有说服力，处理问题比较理智，关心人。这在我们这一批热情而幼稚的人中，算得上是鹤立鸡群了。
我们当时虽然追求进步，但有较浓的小圈子气息。例如我，只愿和少数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不懂得要广泛接触群众，团结更多的人。大姐在和我交谈中，给我提出过这个意见，对我很有启发。她参加“破晓社”不久，即介绍了庄焕仪、殷里蓉参加；年底又介绍了华美女中四位姐妹参加。她的好友李晓芸虽未参加“破晓社”，却是“破晓社”的朋友，而且是“终身制”。
成熟并不妨碍大姐的活跃。她爱唱歌，音色也不错。每当她唱起《我们的青春》（力扬作词）这首歌的时候，大家便跟着合唱。我印象最深的是她教大家唱的一首解放区的歌。歌名早忘了，内容是歌颂劳动英雄和批评个人英雄主义的。至今我还能唱几句：“周子山，我这几天，好不厌烦；心里头压下事，难对人言。”这首歌，是大姐的六哥和曹三姐从解放区回来后教她的。
大姐的活动面宽，除“破晓社”和《学生报》外，她还参加了雏鹰剧社。她曾邀请我去参加过雏鹰剧社的一次活动，让我朗诵《日出》中乔治·张的几段台词。剧社有一个成员叫毛弟娃儿，即以后创作《好久没到这方来》的歌曲作者——茅地。
这一年，我们一起参加学生运动和“破晓社”的活动，个人接触也很多。我们两家住地很近，只隔一条过街楼街。我和先泽或我一个人，有空就到大姐家去。唐大爷对我们也熟悉了，立即通报。于是我和大姐便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包括相互批评。同志，朋友，姐弟，这是一种深厚的友情！
更令人难忘的是，1946年12月上旬，贾姐姐约我到她家，开门见山地提出地下党组织决定吸收贺惠君和我入党，问我是否同意。我当然同意。贾姐姐又要我去征求贺惠君的意见。他们两家都住在四道街，我从贾姐姐家出来，几步路便跨进大姐家。大姐立即表示同意。我转身又去向贾姐姐报告。我们三人都很高兴。
从1947年起，大姐负责地下党中学生的工作，在中学校里建立地下社“民协”。“破晓社”的大多数成员，经她的介绍入了党或“地下社”。这是我在新中国成立后才知道的。
三
1947年初，我因参加抗议美军暴行被学校暗中开除，到了重庆。以后撤回成都工作一段时间后，又调重庆工作。这十年，我和大姐几乎没有接触。仅1955年春在成都见了一次。在那一次谈心中，她认为若干年前对“破晓社”处理一位成员的做法过激了。这是她进一步成熟的反思，我当即表示赞成她的观点。
我再次调回成都，在共青团省委工作，那是在1957年冬。当时大姐任共青团四川省委副书记，刚因病切除了一个肾。我正为她的健康担心时，却来了更大的风暴。她蒙受冤屈，被错划为右派。我参加了团省委常委会，看见了许多揭发她的材料，不寒而栗。我当然不相信她反党，但她对省委一把手提了意见，在劫难逃。当时我早已成了“驯服工具”，不敢独立思考。我暗中为大姐惋惜，却没有认识到她坚持原则，敢讲真话的精神。有这个认识那是以后的事了。
大姐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下放在《四川青年报》，主要是处理群众来信，同时搞一些轻微劳动。可以想象这种冤屈会带给她多大的痛苦！我当时在《红领巾》杂志社工作，与《四川青年报》同在一个大院。听说大姐工作认真，并不消极。我常看见她扫地、倒痰盂，态度不卑不亢。我们还同住在祠堂街三十三号宿舍，但我不敢与她往来。
1958年秋，我随中国青少年报刊工作者代表团去苏联访问，经常听见播放《祖国进行曲》。我们“破晓社”的社歌就是按这个曲子写的词。我免不了想起大姐和另几位受冤屈的老朋友，内心有说不出的感慨。回国后的一个晚上，我偷偷地进了大姐的住处。屋子潮湿阴暗，最多只有十平方米，她正在看书。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叫了声：“大姐！”只记得她说，除了工作，她想学中医。最后我送了她两枚从苏联带回的硬币（戈比）。我想安慰大姐，但这种安慰有什么用？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满足于曾顶住压力，没有乱揭发，敢于实事求是写材料。但后来我知道，大哥余文正在大姐困难时，不怕划不清界限受牵连，帮助大姐的子女，使我深受感动。一高一矮，大哥是巨人，我是矮子。
大姐，我相信你能原谅我，但我必须责备自己。
四
“文革”时我在共青团中央工作，先泽的爱人熊庆娟到北京探亲，到团中央看大字报。她告诉我共青团四川省委有一部分人在为贺惠君翻案。我从心里支持，但也感到难度很大。果然，当我被关在“牛棚”的时候，成都来人外调大姐的情况，那是带着鲜明的倾向来抓问题的。我如实地写了大姐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情况，却受到训斥。十几年后偶然谈起这件事，我把这份材料给大姐看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大姐得到平反，被分配到省旅游局担任副局长。省旅游局局长李止舟，新中国成立初期担任过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是我的老领导和老朋友。我多次听到他称赞贺惠君，说她为人正派，不搞歪门邪道；能独立思考，能力强，敢说话，敢负责；关心人，群众关系好；等等。李公水平高，不轻易称赞人。1987年，我和大姐同是省政协常委，有机会一起参加某些活动。与大姐接触中，我有与李公相同的感受。
经过“十年浩劫”，“破晓社”的朋友每年至少聚会一次。几次重要活动还得到省、市党史研究室的支持。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这一批从十几岁便追求革命的青年，除一个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外，都挺过来了。大家保持着固有的理想，没有人当帮派分子，没有人把金钱放在第一位，更没有人腐化堕落。只要聚在一起，彼此能感受到颗颗赤子之心的跳动，共唱那些当年鼓舞我们前进的歌曲，朗诵那些当年催人奋发的诗歌，互勉保持晚节。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多数成员离退休了，大家又交流保健的体会，以安度晚年。大姐积极参加“破晓社”的聚会，可惜经过多年的折磨，她的健康状况不佳：以前摘掉一个肾，1993年骨折，还有较重的肺气肿。有一次，我推荐王火的长篇小说《战争和人》给她。她很喜欢这部书，看完第一部来换第二部，但走到我所住的大院门口，就喘得连二楼也上不去了。这以后我就主动把书给她送去。尽管如此，大姐的精神状态仍很好。
因为老伴生病，影响了我参加老朋友的一些聚会。好在我和大姐两家宿舍很近，只要可能，我仍挤时间去看看她，哪怕只坐一二十分钟。我们还常在理发室相遇。理发的小杨听见我老叫贺惠君为大姐，就问贺惠君，她是我的大姐还是我老伴的大姐？事后大姐告诉我说：“我回答小杨，我是他们两人的大姐。小杨莫名其妙。”我知道大姐这样回答，是因为我老伴也是“破晓社”成员。说着我们都笑起来。
五
谁也没想到的事陆续发生了。
1994年秋，远在西昌的“破晓社”成员冷离，因心脏病突发猝死。冷离四十年代在华英女中读书。1957年因丈夫屈彬蒙冤，随其下放西昌，在第一中学教书，任劳任怨，受到学生爱戴。我们为她的早逝极感悲痛。
去年1月，正在美国探亲的方家祥（“破晓社”发起人之一），突然赶回成都。这个能吃能喝能睡，看起来气壮如牛的老方，因癌症触及心脏，离开人世。大家没有思想准备，像头上被人用重锤一击！大姐的丈夫詹大风（“破晓社”成员）流着眼泪说：“死亡已经威胁到我们这一代了！”老方的妻子姜志惠更是接受不了，万分痛苦。大姐和许多朋友千方百计安慰她。
一直在重庆工作的三哥王竹因病卧床，成了“植物人”，牵动着大家的心。5月16日他与世长辞。三哥一生疾恶如仇并乐于助人。大家虽估计到有这一天，仍免不了再一次陷入悲痛。
7月我因心肌缺血住院输液，突然获悉詹大风患肺癌，即将入住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开刀。老詹身体一贯很好，长期坚持冬泳，多次被“破晓社”选为“健康儿童”，怎么一下也患重病了？十四日吃过晚饭，我匆匆赶到大风家。几个老朋友正在吃饭，先泽递给了我一杯红葡萄酒。姜志惠说：“你来得正好，老詹明天要住院。”我表示正是为此而来的。饭桌上气氛祥和，像没有发生什么事一样。饭后，大姐和几个朋友玩牌，我安慰老詹：第一发现早，第二病变位置便于切除，第三他的身体素质好。在归途中，我既担心，又佩服大姐和老詹的镇静。这种临危不惧的精神，是坚强的表现，给我上了一课。
几位老朋友在大风动手术后去青城山避暑。17日下午临行前，姜志惠打电话告诉我，大风的手术很成功；她特别嘱咐，他们走后要我多关心大风。我回答她，尽管我住院输液，我会经常用电话与大姐联系。为了了解手术的情况，我与四川医学院著名外科专家萧路加学长通话，从他那儿得知大风术后情况的确较好，才稍微放心。
20日上午，我从医院去大姐家，在路上碰见她看病出来，哮喘不已，举步维艰。我赶忙帮她拿着药，陪着她一步一歇地到了她家。看见她这样累，我原想让她休息，坐一会儿就走。可是她稍坐不久，精神恢复后又热情地和我交谈。从大风的手术谈到我们这一批人的健康，从当年参加“破晓社”谈到反“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及史无前例的“文革”，从改革开放的成果谈到领导干部的作风以至反腐倡廉。我们许多年没有这样单独谈心了。大姐的观点还是那么鲜明和尖锐，声音还是那样有力量。这种心灵的交流，使我感到非常舒畅。我仿佛回到了五十年前，坐在四道街八号她家的客厅里，互相打开心扉汲取营养。
告辞时我对大姐说：“他们去青城山了，有事多用电话联系。”她说：“你放心，不会有什么事儿。你们有事儿也打电话给我。”
25日，我上午在医院输液回家，我女儿说四姑妈来电话，说贺阿姨昨天摔跤，股骨颈摔断，呼吸困难，已送川医监护室。我立即与四姐李国莹相约，下午三时半（在此之前不许探视病人）到了医院监护室。大姐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身上插了很多管子。我真不忍心看她遭受这样的痛苦，也不能久留在那儿影响她的治疗。我们去看了大风，他只知道大姐摔了跤，尚不知详情。没有多说，我和四姐乘电梯下楼。我们都不知说什么。隔了一阵，四姐告诉我，大姐对她说了一句：“我不行了。”这时突然下雨，无法行走。我们站在外厅，风吹得有点刺骨。难道这7月雨像“6月雪”，它在替大姐倾诉什么？
第二天晚十时，接到四姐电话，大姐九时半逝世！
当晚我分别打电话给晓芸、焕仪和其珉。我先后服了五粒安定也安静不下来。五十多年的友情，我记得清清楚楚。14日的晚餐成了我和大姐的最后一次晚餐，20日的谈心也成了我和大姐的最后一次谈心。铭心刻骨，终生难忘！第二天天刚亮，我就给西昌的罗介夫、兰州的方信嘉打电话。像昨晚一样，在电话上我听见了兄妹们的啜泣。
六时半赶到川医，与大风抱头痛哭。
六
大姐和几位兄妹先后突然走了，把无尽的痛苦留给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无法走出这个阴影。然而，冷静一想，应该说他们留下很多东西，最重要的是留下了这代人的思想品质和人格力量。
1999年3月31日
再见！三哥
三哥走了。他处于“植物人状态”已三个多月，我隔一天与他的小儿子通一次电话，应该说有思想准备。但得知这一消息，我仍接受不了。
一
三哥名王竹，我们交往已有半个世纪。
四十年代中期我在成都一所中学读书，与一批追求进步的同学组织了一个社团，叫“破晓社”。三哥是我们的同学，比我高几班。在“破晓社”成立以前，也就是1944年日本侵略军打到贵州独山时，四川震动，三哥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参加远征军到印度，准备随军从陆路打通国际通道，报效国家。可是当他目睹了国民党军队的腐败不可救药，便毅然离开远征军回校读书。1946年他参加“破晓社”，在《破晓半月刊》上，以屈萤为笔名发表了两篇揭露国民党军队黑暗的散文，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萤”为名，是因他喜欢萤火虫，“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破晓社”的成员以兄弟姐妹相称。除大哥大姐是公推之外，其余排行一律拈阄决定。三哥的称谓就是这样定的。不过，我们这些拈阄定下来的哥哥（包括我在内），只有三哥名副其实。不少弟妹受到过三哥的关怀和照顾，而我得到的可能最多。
二
1946年底，我因参加抗暴运动被学校暗中开除，第二年初到了重庆。当时三哥在四川省教育学院读书，我在他那儿住了几个月。我有四个姐姐，没有哥哥，一直感到遗憾。三哥像亲哥哥一样爱护我，填补了这个空白。我爱睡懒觉，他每天早上来叫我，至今我还记得那熟悉和“可怕”的脚步声。他用木桶打好水，强迫我去洗澡——我从来没有这样讲过卫生。吃过早饭，必须到他寝室做数学题。“教授”是“破晓社”成员屈丁（重庆大学学生），三哥是“助教”。每当我做错题，三哥丝毫不讲情面，凶得很，甚至骂我，以至于与他同寝室的朋友批评他“不像学教育的”。
当然也有愉快的时候，那就是每当我们从重庆大学补习回来，归途中除了聊天，还要唱歌。三哥的嗓子有点“沙”，他最爱唱：
当兵好，当兵好，
当兵出力把国保。
我明知他所唱的“兵”是抗日战士，却故意和他开玩笑，接着就唱：
我们当了兵，
我们出了粮，
为什么别人在享福啊，
我们就没有份儿？
1947年“六一”大逮捕，我被国民党特务抓走。三哥一早发现我不在了，万分着急，赶忙跑进城找我姐姐，设法营救。后又送来一本中英词典，要我背单词。我被释放回到学校，他看见我时激动得满眼泪花。
三
我们分别了两年多。新中国成立初才又在重庆相遇，并同在共青团系统工作。那时候，三哥是一个部门的领导，工作十分积极，亲自下厂蹲点，对干部要求很严。干部汇报工作，要有情况、有分析、有意见，否则过不了他这一关。同时他又平等待人，关心干部，经常为有困难的干部争取生活补助。除了自己部门的工作，三哥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关心全局，团市委领导为此经常称赞他。
1955年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我被隔离审查。我和三哥的寝室相连，又一起在仅有一桌的中灶吃饭。他被迫与我划清界限，不来往不说话，但从他的目光中却看得出他的同情和不平。国庆节三嫂来探亲，她不避嫌疑，带着我的女儿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玩，还照了相，令我和妻子终生难忘。“胡风问题”是个冤案，不过那时的审查与“文革”有所不同，我能正确对待。审查结束，我没问题，三哥由衷感到高兴。1956年，政治上稍微宽松一点，每到假日，我们两家一起到冠生园吃早点，带着孩子去动物园玩。在动物园，我背着女儿，三哥背着儿子，不停地唱我编的顺口溜：“当爸爸真辛苦，背起娃娃看老虎。”以后我到捷克的首都布拉格参加第四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途中又在苏联的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参观。那一年多时间，生活比较愉快。
可惜好景不长，“反右”后我调到成都工作不久，重庆有三位敢于为民说话的同志（即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被打成“反党集团”。在七千人大会以后，三哥和几位有正义感的同志，用“几个半勇敢分子”的名义，直接向毛主席反映困难时期四川的情况。这本是党员的正当权利，但因党内生活不正常，终被追查出来，认为三哥与“反党集团”一个鼻孔出气，受了批判，还被调动工作，降职使用。
四
“文革”期间，我在北京工作，三哥仍在重庆。我们两人都是“当权派”，加上我被国民党逮捕过，与胡风案有牵连，三哥则参加过远征军，与“反党集团”一个鼻孔出气，两人异地受审。有一段时间造反派打内战，放松了对我的监管，我与来北京避难的重庆朋友商量把三哥救出来，但未成功。在被关进“牛棚”后，我每天都要暗暗呼唤一些亲人，其中就有三哥。我的呼唤，既是对自己的安慰，也是对他们的关切。三哥，你现在怎么样了？以后逐渐知道，三哥被造反派长期关押在一间潮湿的地下室，受尽折磨，肺病复发，而他在地下室里仍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写出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建议。当一派群众组织把三哥“抢”出来，准备把他作为革命干部搞“三结合”时，他却首先提出要给“萧李廖”平反。这就是三哥！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一个凭理想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
五
“文革”后期，我主动要求回到成都工作，又有机会和三哥见面了。每当他来成都，我们都有许多心里话说不完，主要是对“文革”不满，对王张江姚不满。那些话如被造反派知道，其后果不堪设想。有一次，我和三哥一起看了一份《周总理遗嘱》，他泣不成声，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这样痛哭过。后来知道这份《遗嘱》不是真的，但它的内容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某些心声。“四人帮”被粉碎时，我率先得到北京朋友带来的消息，三哥正在成都。这种大快人心的事，我当然急于告诉他，但又怕他心直口快，随便对人讲。他一来，我就把这个顾虑说给他听。
他立即表态：“哪个龟儿子乱说！”
事情太重大了，仅这个表态不能使我放心。最后达成协议：他愿意跪在地上发誓，我也做出让步——只要他跪在床上发誓。他真跪在床上发了誓，我才告诉他。这种喜悦，凡是过来人都理解。只是三哥太兴奋了，违背了他的誓言，一出我家就告诉了他的朋友。我当然也不会去追究。
六
粉碎“四人帮”以后，三哥自己尚未落实政策，却和几个与他情况相类似的同志四处奔波，热心帮助别人落实政策：恢复名誉，解决被占的房子和被扣的工资，把仍在农村的小孩调出来……许多人十分感动，称他为“民间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他自己落实政策以后，更是一如既往，心怀全局，致力于体制改革，忘我地工作。他还像过去一样乐意帮助别人，他的一个小本子上记有许多朋友的电话号码，我戏称之为三哥的“联络图”。
年逾花甲，三哥从第一线退下来，在民意机关工作。民意机关可虚可实，作为一个常务委员，他可以鼓掌举手，或说几句不关痛痒的话。但三哥爱憎分明，对某些腐败现象疾恶如仇，既敢当面批评，又敢向上反映，不明哲保身。他写过一封短信给我，说他们那里发生了几个大案，因涉及某几个头头，“民怨沸腾，威信降到极点，奈何！”
三哥身体不好，发过几次脑血栓，以至于有段时间不能自己吃饭。我和一些老朋友关心他，多次劝他保重身体，不管闲事，甚至开玩笑挖苦他，集体“修理”他，要他潇洒一点，欢度晚年。他虽心领朋友们的好意，却一如既往，绝不放弃斗争。以后，因为多少了解一些情况，我开始感到对三哥的“责备”有片面之处。这种斗争精神正是他极可贵的品质。
七
去年冬天，三哥又患脑血栓，肺部大面积感染，股骨摔断。许多同志为他的病四处奔走，老领导出来为他说话，有关部门拨了专款，医院尽了全力抢救，好人得到好报。可惜尽管如此，仅延长了他几个月的生命，且处于“植物人状态”。“破晓社”中受过他照顾的一个妹妹方信嘉，从兰州赶到医院看他，叫了几十声“三哥”，都没有反应。我们听了，心如刀绞。这段时间我提心吊胆，常常一听到电话铃声就害怕。但这个无法逃避的消息，还是在一天早上来了。
我和我女儿赶到重庆。为了不增加三嫂的痛苦，只得压抑自己的感情，把泪水往肚里咽。回到故地，遇见许多老同志，无不称赞三哥。一位老同志告诉我，三哥有一次在会上给领导提意见，会后这位领导批评了他。三哥非但不害怕，还把他的意见写成文字再次交给这位领导。多么光明磊落！这个故事加深了我对三哥的理解。
第二天向三哥的遗体告别，我真想叫醒他，再和他作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再和他抢书看或打架玩。我愿意天天去叫他起床，用木桶为他打水洗澡，报答他对我的爱护和关怀。……我在三哥的右眼角发现一颗泪珠，难道他真知道我和女儿站在他的身边？
我们的信仰不会变，到时在马克思那儿再见！
1998年夏
坚持信念[4]
破晓社的成立和它的社歌
“破晓社”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民主运动的产物。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反动派阴谋发动内战，激起广大人民的愤慨。成都华西协和高级中学（以下简称华西协中），是一个具有民主空气的教会学校，长期担任校长的吴先忧是无政府主义者。青年学生是政治的晴雨表，不少学生以壁报的方式来反映自己的心声，坚决反对内战。
华西协中有不少的壁报。陈先泽和我在学校办了一个叫《破晓》的壁报，引起了同学的注意。同时引起注意的，还有一个叫《野笳》的壁报，主要成员有罗介夫、罗泽甫（即罗洛）和余文正。这两张壁报的成员思想接近，互相关注，这是以后联合起来成立破晓社的基础。方家祥是“独立大队”。
正在这个时候，昆明爆发了有名的“一二·一”“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华西协中的进步同学积极声援，参加了成都的游行。余文正、方家祥、罗介夫、罗泽甫、陈先泽、李国辉（即李致）等六人，在“一二·一”运动中相识，感到志同道合，发起成立破晓社。同时，吸收了华西协中以外的华英女中的冷离（原名钟谦铮）、协进中学的刘波以及王存贞参加。
谈到破晓社的成立，需要提到陈先泽的四姐陈先华、未名团契以及贾唯英。陈先华四姐是华西大学学生，她介绍陈先泽和我参加未名团契。未名团契是燕京大学和华西大学两校的进步学生组织，核心人物是中共地下党成都工委委员贾唯英。陈先泽和我在未名团契接受新思想，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这对我俩的一生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而贾唯英对以后成立的破晓社，不仅关怀备至，并给予直接指导。
六位发起人，在一起写了“破晓社社歌”的歌词。
那是一个夜晚，大家坐在华西大学的草坪上，沐浴着月光，逐字推敲。我至今记得当时的情景。应该说，歌词是我们的宣言。“打从‘一二·一’走向自由的日子，打从专制的魔窟到民主，誓和法西斯强盗斗争到底，战斗一刻不停息”，是我们的政治“纲领”。“我们从梦想走向实践，又在实践中学习”，是我们成长的道路。无论是政治“纲领”和成长道路，都十分明确，经得起时间考验。
校际间的学生组织
破晓社逐渐扩大，成为跨校的学生组织。
未名团契的方信瑜介绍她的妹妹、华美女中的方信嘉和刚离开空军幼年学校的萧祥衡参加。
必须提到《学生报》和贺惠君。《学生报》是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派刘文范来成都创办的，与川康特委委员王宇光同志有密切联系。贺惠君是《学生报》的成员。破晓社成立后，我们的壁报定名为《破晓》，受到广大同学的欢迎，有一次却被三青团的成员偷偷撕掉。我们满怀愤怒地写“大字报”表示抗议。《学生报》及时地报道了这个事件，并对破晓社表示支持。这种支持来之不易，我们十分激动。陈先泽和我急于与报社取得联系，《学生报》的通信处是四道街8号。在一天黄昏，我们找到了这个地方。这并不是正规的报社，而是一个公馆。看门的老大爷知道我们的来意后，冲里面叫了一声：“幺小姐！”接着出来的便是身穿旗袍的贺惠君。我们要买报纸，她说没有，请我们留下地址。不久，贺惠君把报纸送到我家门口，而且坚决不收钱。以后回忆这一次交往，贺惠君说：“来了两个小青年，一胖一瘦，嘴里还含了棒棒糖。”
1946年2月10日，重庆市各界在较场口集会反对内战，国民党特务打伤郭沫若、李公朴等人。全国开展了声援“较场口”事件的“二一〇”运动。破晓社成员在贾唯英的鼓励下，积极参与了这次声援活动。
大家分头去联系自己熟悉的朋友。陈先泽和我去找贺惠君。这一次不是站在大门口谈话了，而是被请入客厅。我们一起参加了声援活动，并参与成立“成都市中学生联合会”。可惜这个联合会缺乏群众基础，没能经常开展活动。好在有破晓社，陈先泽和我提出，介绍贺惠君参加破晓社，她欣然同意。从此，地下党领导下的中学生的两股力量，破晓社和学生报，在斗争中汇集在一起。
韦其珉原与《野笳》几人同班，后跳级考上四川大学，是破晓社初期唯一的大学生。运动中他回华西协中联系，由余文正介绍参加了破晓社。1946年秋，韦其珉又介绍詹大风、王德愚（王竹）、文国绪参加。这样，华西协中共有十名破晓社成员。
邱令纾是华美女中学生，她读了《破晓半月刊》，写信自荐参加破晓社。文国绪介绍文国英参加。李致在1946年秋介绍成都县立女中学生、四姐李国莹参加。
贺惠君介绍庄焕仪、殷里蓉参加。庄焕仪当时已经工作，是一个小职员。同年秋天，贺惠君又介绍华美女中的尹静、李朝壁、钟宁、孙汉甫参加。这样，华美女中共有七位成员。
1946年冬，贾唯英介绍成都市女中黄桂芳、谭静涵、蔡尔雄、张桂华参加。贾唯英对先泽和我说，要打破“小圈子”。
1947年初，破晓社重庆支部成立。除当时在重庆的王竹、李致、罗介夫、冷离和孙汉甫以外，重庆大学学生丁秀涓参加。
破晓社共有三十位成员。新入社的成员，一般在大会上做自我介绍，并表演节目。为加强联系，成员之间互相进行个别谈话。《家信》即在本子上写下自己的心里话，大家传阅，是我们交流思想的重要工具。
时代需要刚直不阿的人。大家崇拜楚国诗人屈原，破晓社成员自愿姓屈，各取单名，以兄弟姐妹相称。除推选确定大哥（余文正）、大姐（贺惠君）外，其余的排行“抓阄”决定。社歌中有“我们永远热爱这个‘家庭’（后改为‘团体’），但愿它长久生存”歌词，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李晓芸由贺惠君的朋友变成破晓社的朋友，而且是“终身制”。
遗憾的是李朝壁、萧祥衡、冷离、方家祥、王竹、贺惠君、罗泽浦、罗介夫、殷里蓉、庄焕仪等十位兄弟姐妹，已经先后逝世。女婿李晋铭、章文伦、黄同喜也乘鹤西去。我们对他们有着深厚的感情，将永远思念和缅怀他们。
热爱这个团体
破晓社的聚会，没有人想缺席，迟到的也不多。
聚会吸引人，主要是两方面：
首先是会议的内容。当年我们在一起，学习《大众哲学》和《新民主主义论》。纪念鲁迅和演鲁迅的《过客》，作家陈翔鹤（华西协中教师）还应邀讲话。讨论时事，大多时候由方家祥主讲。请从解放区来川的杨慧琳同志介绍解放区的情况，跳秧歌舞。大家都有自己最喜爱或印象最深的活动。
形式生动活泼也是吸引大家的因素。那时大家都是十几岁的青年，怕说教、怕枯燥、怕套话。破晓社的多数活动采用文艺形式，读书、唱歌、朗诵、做游戏、旅行等，就是后来周总理提倡的寓教于乐的形式。这些符合青年特点的自我教育的形式，使我们既受了教育，又玩得高高兴兴。
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参与了那几年的由地下党领导的各种学生运动。如“一二·一”运动、声援“较场口”事件、抗议美军暴行运动。社会是个大课堂，斗争使我们增加智慧和才干。“一二·一”运动后我们曾遭受挫折：在一次全校学生表决中，我们仅有五十二票支持，处于劣势。感谢罗介夫写了一首诗，叫《我们有五十二票》，它鼓舞了我们的士气，让我们不要气馁。可惜，当时我们不懂团结大多数群众，只顾少数人往前冲。我在“抗暴”运动后被校长暗中开除，只有校董加拿大人士云从龙出来为我说话，没有群众起来保护。以后，我和罗介夫、冷离、孙汉甫考上西南学院，离开成都去了重庆。
1948年，破晓社仍很活跃，陈先泽、方家祥、詹大风在四川大学广场和新新新闻大厦，演出了反对法西斯统治为主题的活报剧《八根火柴》。年底，为保存力量迎接新中国成立，根据地下党成都市委书记洪德铭的意见，破晓社停止活动，大家各自回到自己的学校或单位，去发动和组织群众。尽管我们对破晓社有深厚的感情，但都乐意服从党的决定。这是战略转移。破晓社成员注意联系群众，在自己的学校成立了类似破晓社的社团：华西协中成立了大家读书会，成县女中成立了驰风社，华美女中成立了橄榄社，市女中成立了布谷社，使“破晓”的工作大大地跨进一步。大家在斗争中成长，有不少兄弟姐妹先后被吸收成为地下党员或地下社员。这也是破晓社的一个贡献。
我们正是这样“从梦想走向实践，又在实践中学习”的。
历史的嘲弄
1949年底，大家欢天喜地迎接成都解放。
解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推翻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赶走了帝国主义，工人农民翻了身。大家有了工作，热忱为人民服务，生活也有了保障，我也是受益者之一。但也有困惑：从《国际歌》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变成《东方红》的“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带着这样的疑问请教领导，被告知“万岁”类似苏联的“乌拉”，只是欢呼之意；或被斥为“缺乏阶级感情”，才提出这个疑问。年轻人有独立见解，爱发表意见，也为领导所不悦。后来终于明白，我们这类人是“未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
不仅如此。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政治运动不断。1955年，反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破晓社有不少成员受波及，严重的还被隔离（即软禁）、被搜查。幸好地下党领导人、原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等同志，为破晓社作出了是“进步组织”的结论，才幸免于难。1957年，破晓社有五六人蒙冤。有的被打成“右派”，有的被打成“反党小集团”，被开除党籍或团籍，受尽折磨。这以后，只有夹着“尾巴”做人，当“驯服工具”，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走错一步路。
“打从‘一二·一’走向自由的日子”，这是我们追求的“自由的日子”吗？
“打从专制的魔窟到民主”，这是我们渴望的“民主”吗？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审查破晓社，我交代我们的社歌，说明它的政治目的和成长道路。造反派说：“你们当时就这么‘进步’？少给自己搽脂抹粉了。”
真是“秀才”遇到“兵”（红卫兵），对牛弹琴，欲哭无泪。
在这种年代，破晓社不需要活动，也不可能活动，何况它早已“不存在”。如果我们聚在一起，唱起社歌，而我们追求的自由民主，全是“资产阶级”甚至是“反动”的东西，心里该是什么滋味？我们困惑了，历史竟是这样的嘲弄人。
信念与重聚
粉碎“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平反冤假错案，改革开放，开始了国家民族真正的转折。
人人看见变化，不需我来举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破晓社的成员重新开始聚会。有的活动还得到四川省和成都市党史研究室的支持。《成都市党史资料通讯》刊登了破晓社的史料。现在，破晓社成员一年全体聚会一次。我们在一起讨论人生中带共性的问题，或追忆青年时期的理想和斗争，或高唱当年的进步歌曲，或探讨老年的健康和生活，以激励大家保持晚节和欢度晚年。大哥余文正年龄最大，早在一九八四年离休；到今年为止，当年破晓社最小的成员也年过古稀。所幸的是经历半个世纪多的考验，破晓社的成员没有一个叛徒，没有一个帮派分子，没有一个贪污腐败。离退休后，各有自己的生活安排。
近十年来，我写了一些我的人生，涉及破晓社的一些人和事。前不久，获全国曹禺评论奖的评论家廖全京写了一篇评论，其中谈到破晓社，我读给大家听听：
在李致的散文里，这种爱往往表现为一种信仰、信念。与他的许多同龄人一样，李致属于有坚定信仰的一代。那一代人的心目中，信仰和信念是源自人类的精神使命的。他们可以为自己的信仰、信念付出血肉之躯，为之耗尽生命。在很多时候，信仰、信念是他们行动的血书。读《再见！三哥》《大姐，我叫了你半个世纪》《十二桥前的思念》《七星岗》等这几篇文章时，我强烈地感到，与其说这几篇文章是写他做地下工作时的斗争经历和战友情谊，不如说是写他们那一群破晓社成员对信仰、信念的执着与热忱。“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这一批从十几岁便追求革命的青年，除一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外，都挺过来了。”一个“挺”字，蕴含着几多起伏曲折，几多艰苦磨难，几多欢乐酸楚。我相信，信念是一种激情，它使人的一生中的所有阶段都能熊熊燃烧，信仰更是一种对人性和人生的态度。坚持信仰，就是坚持一种价值和价值观的持守和履践。这一群年轻人选择了破晓社，就是选择了一种人生大爱；同时，选择了一种人格自律。从这个意义上说，爱是一种选择。
作家一般有浪漫主义，他的评价显然高了，但他所谈的坚持信仰信念，对我们则是鼓励和鞭策。
保持“两头真”
没有信仰的民族和人是可悲的。六十年过去了，尽管我们都七老八十，但我们的信仰、信念不会变、不应变。什么是我们的信仰、信念？我既清楚，又不清楚。清楚的是社歌里的自由、民主。这当然不是全部，至少还得有平等、文明、科学、富裕。如何才能实现全部理想，我不完全明白。团结稳定十分重要，发展是硬道理。我们期望，在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绩时，要坚决反对和制止各种腐败行为，政治改革不要停滞。转型期间，拜金主义四处冲击，信仰理想和道德观念不受重视。这使许多人（我也在内）又一次感到困惑。好在历史总要前进，人类总得进步。现在正自发地出现新的启蒙运动。我们要保重身体，把健康放在首位，没有健康就没有一切。先泽说过，生活交给我们的任务正在转移，转移给年青一代（包括我们的子女和孙辈），将由他们去开始新的“破晓”。我们欢度晚年，但可洁身自律。我们可能不懂子女的专业，但可与他们建立友谊和保持对话，帮助他们做人。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支持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改革，支持正在兴起的新启蒙运动。
马识途老人为破晓社的第六十个生日写了祝词。对联是“风雨如晦盼天明，鸡鸣不已迎破晓”。条幅是“只有渡过沉沉黑夜的人，才配享受天将破晓的欢乐”。马老希望我们这批人，能保持“两头真”：前头的“真”，是我们早期的理想和信念；后头的“真”是回到人的本性和天真。中间一段，被泼污水，被搞糊涂了。直到近二十年（特别是近十年），才逐渐清醒。做到后一个“真”，才是保持晚节。
破晓社将有“第七十个生日”，我们期待那时国家民族有更光明的未来。
2005年9月20日
附 破晓社的一些情况
“奉命”发言，压力很大。
十多年前，《成都市党史资料通讯》刊登了署名贺惠君、陈先泽、刘波整理的破晓社的史料。这个史料整理得相当全面，有思想深度，可惜有些同志没有看见。我已把它复印出来，各送一份。我的意思是，既有史料何必再要我讲。但邱令纾说，难道一开会就让人学习“文件”？我说不过她，只好服从，长话短说，补充点我知道的一些材料。要知道详情，仍请看史料。
一
全国人民刚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我们接着来纪念破晓社成立六十周年。这并不是生拉话扯把两者放在一起。正是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反动派阴谋发动内战，引起广大人民的愤慨。华西协合高中是一所教会学校，有一定的民主气氛；长期担任校长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吴先忧，保护和营救过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员。不少学生以壁报来反映自己的心声：坚决反对内战。破晓社正是在这种历史（即四十年代中期民主运动）条件下的产物。
在华西协合高级中学（以下简称华西协中）众多的壁报中，有两个壁报最引人注意：一是《破晓》，一是《野笳》。《破晓》是陈先泽和李致为主的三人办的。《野笳》是以罗介夫、罗泽浦、余文正为主的人办的。
方家祥是“独立大队”，因观点一致，与两家为友。
正在这个时候，昆明爆发了“一二·一”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华西协中的进步同学积极参加了这次运动。其中，余文正、方家祥、罗介夫、罗泽甫、陈先泽、李国辉（后改名李致）等六人，在运动中进一步相识，志同道合，发起成立破晓社。同时，吸收了协中以外的、少年时的朋友冷离（华英女中学生）、刘波（协进中学生）以及在开封的王存贞参加。[5]
刚才唱的社歌，是六位发起人集体创作的：
我们破晓多么和霭可亲/她有众多的兄弟姐妹们/我们永远热爱这个团体/但愿她长久生存
打从“一二·一”步向自由的日子/打从专制的魔窟到民主/誓和法西斯强盗斗争到底/战斗一刻不停息
我们的热情多么丰富狂驰/像那杨子江直泻奔流/大家从梦想走向实践/又在实践中学习
我们破晓多么和蔼可亲/她有众多的兄弟姐妹们/我们永远热爱这个团体/但愿她长久生存
陈先泽和我原是高琦初中同学，他高我一年级，没有交往。他常演话剧，名震全校；后又与周峰、欧阳红缨等明星同台献演《杏花春雨江南》，成为市一级著名童星。我是他的追星族，时尚称为“粉丝”（Fans）。我们在华西协中，因为喜爱文艺成为朋友。一九四五年上半年，陈先泽的四姐陈先华介绍先泽和我参加未名团契。未名团契是燕京大学和华西大学两校间的进步学生组织，核心人物是地下党员贾唯英。先泽和我在未名团契接受了新思想，学习过《新民主主义论》，对我俩一生起了极重要的影响。而贾唯英对以后成立的破晓社，不仅关怀备至，并给予直接指导。引导我们参加民主运动，一直主张破晓社要扩大，不要搞“小圈子”。
破晓社的壁报仍定名为《破晓》。它受到广大同学欢迎，却被三青团的成员偷偷撕掉。我们用“大字报”表示抗议，决心不但要出壁报，还要出铅印的《破晓半月刊》《学生报》报道了这个事件，并对破晓社表示支持。先泽和我通过买报认识《学生报》的贺惠君（建国中学学生）。
1946年2月10日，重庆市各界在较场口集会反对内战，国民党特务打伤郭沫若、李公朴等人。全国开展了声援校场口事件的“二·一O”运动。先泽和李致主动去找贺惠君。我们一起参加了声援活动，并参与成立成都市中学生联合会。先泽和李致热情邀请贺惠君参加破晓社，她欣然同意。以后，她被推为大姐，《学生报》是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派刘文范来成都创办的，与川康特委委员王宇光同志有密切联系。贺惠君参加破晓社后，实际上是地下党领导下的中学生中的两股力量，在斗争中汇集在一起。王宇光同志曾表示同意这个看法。
韦其珉原与“野笳”几人同班，后跳级考上四川大学，是破晓社初期唯一的大学生。运动中他回华西协中联系，经余文正介绍参加破晓社。
邱令纾这个人一贯有特点，写信自荐参加。信由陈先春转给先泽的，李致在罗泽浦家接待了邱令纾。未名团契的方信瑜介绍她的妹妹、华美女中的方信嘉参加。
1946年秋，韦其珉又介绍詹大风、王德愚（即王竹）、文国绪参加。这样，华西协中共有十名破晓社成员。王竹在1946年去重庆，就读于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文国绪介绍文国英参加。
李致在1946年底介绍成县女中的李国莹参加。方信瑜又介绍了刚离开空军幼年学校的萧祥衡参加。
贺惠君先介绍了庄焕仪、殷里蓉参加。年底又介绍了华美女中的尹静、李朝壁、钟宁、孙汉甫参加。这样，华美女中共有七名破晓社成员。
1946年底，贾唯英介绍市女中的黄桂芳、谭静涵、蔡尔雄、张桂华参加。
破晓社逐渐成为成都市中学生校际间的组织。
1947年初，罗介夫、冷离、孙汉甫和李致考上西南学院，去了重庆。加上原在四川省教育学院读书的王竹，式立了破晓社重庆支部。李致、王竹介绍丁秀涓参加（重庆大学学生）破晓社。
破晓社共有三十位成员。新入社的一般在大会上做自我介绍。为加强联系，要进行个别谈话。《家信》则是交流思想的重要工具。
李晓芸由贺惠君的朋友变成破晓社的朋友，而且是“终身制”。
二
破晓社的活动十分吸引我们这一群人。它帮助大家认识社会，体验人生，追求进步，并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变革社会的实践，在学习和实际斗争中提高自己。它伴随我们这批中学生，度过了人生旅途中极为宝贵的这一段路程。
破晓社的活动，既有意义，又符合青年特点。我相信大家都有自己最喜爱或印象最深的活动。在我来说，从解放区来川的杨慧琳同志介绍解放区的情况，给我的印象最深。我至今记得杨慧琳同志讲边区的军民关系：一个游击队员被追击，逃进老百姓家。当敌人来搜查，主妇说游击队员是她的儿子。可是正在这时候，她的儿子突然回来了。敌人问这是谁？主妇答不认识。敌人立即开枪打死了她的儿子，主妇脸不改色。这个故事在赵超构的《延安一月》一书中也刊载过。它震撼了我的心灵，使我知道有这样美好的一个新社会。感谢杨慧琳同志出席了今天的会议，韦其珉可作证：我们始终没有忘记您。
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参与了那几年的各种学生运动。社会是个大课堂，斗争使我们增加智慧和才干。“一二·一”运动后我们遭受挫折，在一次表决中因仅有五十二票而失败。感谢罗介夫写了一首叫《我们有五十二票》的诗，它鼓舞了我们的士气。我们多次高声朗诵：“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有五十二票！”我在“抗暴”运动后被校长“暗中”开除，因为考上西南学院，去了重庆。这也说明我当时不懂联系群众，我被学校开除，只有校董加拿大人士云从龙出来为我说话，没有群众起来保护。
1947年，破晓社仍很活跃，参加了有关的民主运动。陈先泽、方家祥、詹大风在四川大学广场和《新新新闻》大厦，演出了以反对法西斯统治为主题的活报剧《八根火柴》。以后，先泽也被停学。秋天，蔡尔雄、谭静涵、张桂华因高中毕业去重庆，谭静涵、张桂华又去上海考大学。陈先泽、詹大风、方信嘉也去重庆读书，又先后回到成都。在地下党的指引下，破晓社成员注意联系群众，有条件的还在其他学校成立了类似破晓社的社团：华西协中成立了大家读书会，成县女中成立了驰风社，华美女中成立了橄榄社，市女中成立了布谷社，使“破晓”的工作大大地跨进一步。一九四八年春，根据地下党的意见，破晓社停止活动，各自回到自己的学校或单位，去发动和组织群众。这是战略转移，大家服从党的决定，为迎接解放做了许多工作。在斗争中，有不少兄弟姐妹先后被吸收为地下党员或地下社员。这是破晓社在组织上的一个贡献。这些情况，是一九四九年初，洪德铭同志在重庆告诉我的。洪德铭是地下党成都市委最后一任书记。
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破晓社的成员重新开始活动。有的活动还得到四川省和成都市党史研究室的支持。《成都市党史资料通讯》刊登了破晓社的史料。现在，破晓社成员一年全体聚会一次。或追忆青年时期的理想和斗争，或讨论人生中带共同性的问题，或探讨老年的健康和生活，以激励大家保持晚节和欢度晚年。大哥年龄最大，早在一九八四年离休。到前年为止，破晓社最小的成员也已年过古稀。所幸的是经历半个世纪多的考验，破晓社的成员，没有一个叛徒，没有一个帮派分子，没有一个贪污腐败分子。离退休后，各有自己的生活安排，兄弟姐妹的友情温暖每一个人的心。
破晓社的成员，从天真无邪、活蹦乱跳的青年男女，历经沧桑，已变成为年逾古稀的老人。遗憾的是李朝壁、萧祥衡、冷离、方家祥、王竹、贺惠君、罗泽浦、罗介夫、殷里蓉、庄焕仪等十位兄弟姐妹先后离开我们。女婿李晋铭、章文伦、黄同喜也乘鹤西去。我们对他们有深厚的感情，将永远思念和缅怀他们。
破晓社，这个年轻人的革命摇篮，我们每一个成员都会牢记你对我们一生的影响，我们对你的深情难以用语言表达。这几天我在看《家信》。刘波在《家信》中说，将来她去“天堂”登记时，她要充满自豪地对“上帝”说：“我是破晓社的！”这可能表达了我们共同的心情。
2005年9月20日
花好月圆人长寿
——贺大哥九十华诞暨大哥大嫂结婚六十五周年
今天，我们相聚一堂，庆贺大哥余文正九十华诞，以及大哥大嫂结婚六十五周年。
六十六年前（也就是1945年）“破晓社”成立。我们这一批十几岁的青年人，因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投身学生运动。我们有“打从‘一二·一’步向自由的日子/打从专制的魔窟到民主/誓与法西斯强盗斗争到底”的政治纲领，又有“从梦想走向实践/又在实践中学习”的成长途径。“破晓社”社歌，明确地宣告了我们的信仰。尽管在漫长的岁月中，经过许多坎坷，走过不少弯路，丧失过独立思考，当过“驯服工具”，现在懂得，仍然要坚持为民主和自由而奋斗。在“破晓社”第六十个生日时，马识途老人期望我们要做到“两头真”，我们不会辜负马老的期望。
大哥余文正，是“破晓社”的发起人之一，也是社歌的起草人之一。这表明了他的政治理念。“破晓社”的成员，以拈阄确定兄弟姐妹排序。余文正不仅年长，更重要的是他忠厚纯朴，被一致尊为大哥。
1946年寒假，大哥在家乡眉山县永寿乡结婚。按照当时的习俗，结婚得用花轿把新娘抬回家。大哥本着“新式旧式无所谓，她爱我爱就成功”的原则，打破旧习俗，由傧相骑着自行车去接新娘，大嫂跟着大哥“牵手”走回家。在旧中国一个普通的乡镇，这样的举措需要难得的勇气，无疑是一次“革命”行为。大哥大嫂的结婚照片上，一支纸扎的箭穿透两颗心；一副对联，上联是“燃烧起生命的火炬”，下联是“搜索着黑暗中前进”。
1948年，“破晓社”根据地下党成都市委的意见，停止公开活动，各自回到自己的学校或工作单位去发动和组织群众，为迎接成都解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大家忙于工作，很少接触。1955年，肃清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时，省里对“破晓社”进行过内部审查，由于马识途等同志的参加和证明，“破晓社”被定性为“进步的青年学生组织”。实际上，应定性为“地下党直接领导的青年学生组织”，我曾就此征求过马老、王宇光和贾唯英的意见，他们完全认同。尽管如此，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破晓社”已成为“历史”，不可能再有任何活动。在历次运动中，“破晓社”都有成员被蒙上不白之冤。感谢胡耀邦同志后来大刀阔斧地纠正了冤假错案。
在那段人人自危的时期，大哥不怕戴上“划不清界限”的“帽子”，像过去一样关心蒙冤的弟妹们。大姐被错划为“右派”，大哥与他们一家保持正常来往，“文革”中还到“牛棚”去探视；帮助安排他们的子女上山下乡，并给予经济资助；在1976年地震时期，邀请他们去自己所在的郊区宿舍避难。大哥的人品，延续着“破晓社”的情谊，温暖着兄弟姐妹的心。
粉碎了“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破晓社”重新开始活动。每年聚会一次，已经坚持了三十多年。大哥早在一九八四年离休。大哥的兴趣在写诗，我们不时收到他寄来的诗篇，以后还有诗集。诗为心声。大哥的诗，以饱满的热情和朴实的语言，反映了他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对理想对信仰的追求，对同志对朋友的深情。这几年，大哥还坚持搞剪报，从2001年到现在，1月一期。每期剪报有一个主题，有资料有评论。他有选择地、不厌其烦地把剪报寄给兄弟姐妹，帮助大家增加知识，注意健康。
有这样的大哥，是我们的幸福，也是我们的骄傲！我们庆祝过大哥的六十华诞，七十华诞，八十华诞，现在又庆祝他的九十华诞。今年，又时逢大哥大嫂结婚六十五周年，双喜临门。当年的那支箭依然穿透着两颗心，那生命的火炬仍然在燃烧。六十五年来，大哥大嫂相濡以沫，供养老人、抚养孩子，度过坎坷的岁月，迎来了夕阳红。大哥心脏不好，大嫂两次协助为大哥安装起搏器；大哥听不见了，大嫂成为大哥的耳朵和同声翻译。大哥大嫂做到了白头偕老，我们羡慕，我们庆贺！
中秋是中国的传统节日。秋高气爽，花好月圆，是一年中最好的日子。大哥诞生在中秋，这意味着大哥长寿，预示着大哥大嫂的婚姻圆满。我们在这个节日相聚，张桂华从北京赶到成都，方信嘉从兰州电话祝贺，为聚会增加了欢乐的气氛。我们送大哥大嫂的礼物虽微不足道，但弟弟妹妹的心是赤诚的。
庆祝大哥的九十华诞，我们要坚持共同的信仰；庆祝大哥的九十华诞，我们要学习大哥的品质；庆祝大哥的九十华诞，我们祝愿大哥大嫂胜利地向百岁进军；庆祝大哥的九十华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增强体质，提高生活质量，努力争取健康长寿！
言犹未尽！言犹难尽！
让我们一起度过这个欢乐的节日吧！
2011年9月10日
第一次出远门
1947年2月的一天，我乘长途汽车，从成都去重庆。
我生在成都，时年十七岁，从没出过远门，最远只到过新都，那是我们的远足旅行。这次去重庆，是因为我多次参加“反内战”的学生运动，被华西协和高级中学以“该生向外，无心向学，准予转学”为名，把我开除了；幸好我考上了重庆的西南学院，可以上大学，地下党组织同意我去重庆，我分外高兴。我们“破晓社”有四人考上西南学院：罗介夫、冷离、屈甫和我。“破晓社”是地下党直接领导的进步学生组织，大家亲如兄弟姐妹。出发的那天，不少兄妹到车站为我们送行，祝福我们踏上人生新的旅程。
西南学院包了两辆长途汽车。我和屈甫乘前一辆，坐第一排；云南大学教授、民主同盟成员潘大逵，坐在我的左边，他在民主运动中很有名气，我早就知道他。罗介夫和冷离乘后一辆车。沿途顺利，汽车没有抛锚。第一天，上渡船过了球溪河，晚上到了内江；第二天，在靠近重庆的青木关，受到宪兵的严格检查。当晚到了重庆。
重庆曾为陪都，遭到过日本飞机大轰炸，国共两党在这里举行过和谈，我对重庆充满好奇。从远处看去，重庆灯火辉煌，好像高楼林立。进城以后，才知道重庆是山城，并无几幢大厦，倒有不少的吊脚楼，无处不上坡下坎。成都没有山，小时候我把少城公园内的土堆当成山，跑上跑下。想到这里，自觉好笑。
汽车停在两路口。罗介夫和冷离是恋人，被亲戚接走。我和屈甫立即找住处，正好附近有一个旅社：一间大屋子，放着二十多张双层床，收费不高；几十人住一大屋子，相对比较安全。我们在这里住下了。屈甫是女孩子，年龄比我稍小，我要保护她，让她睡上铺，如有什么“动静”我能察觉。两天旅途劳累，我倒在床上就睡熟了。
西南学院在南温泉的白鹤林山上。一打听，去南温泉的早班车已经开走了，只能赶下午的车。上午闲着干什么？人生地不熟，决定去新华书店。我喜欢阅读进步书籍，在成都就常去新华书店，速战速决，买了就走。我们乘公共汽车去书店所在的七星岗。成都没有公共汽车，重庆虽然有公共汽车，但很破旧，冒着黑黑的浓烟，车内人多拥挤。这是我第一次乘公共汽车。在书店里（以后知道，这是《新华日报》的门市部），我们翻阅着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之类的书籍和《群众》杂志，有一种很亲切的回到家的感觉。我想起在一个进步社团“未名团契”里讨论《新民主主义论》，也想起在成都的“反内战”示威游行。突然，一位店员塞了一张小字条在我手中，打开一看，上面写着“注意后面那个人”。原来在我们背后，有一个身穿美军衬衫、头发梳得光亮的男人。很明显，这是监视来这里买书的人的特务。我意识到店员是在提醒我们，为避免可能出现的危险，随即招呼屈甫离开书店。屈甫很奇怪，为什么刚来就离开？我把“小字条”的事告诉了她。这个应该“注意”的人，破坏了我们刚到重庆的兴致。
吃过午饭，我们乘公共汽车到储奇门。面对宽阔、波涛汹涌的长江，我惊叹不已。成都最大的河是南河，过去我站在南门大桥上看南河，听见河水拍打桥墩的声音，总感到激动；但与长江相比，南河只不过是条小溪。长江上没有大桥，过江得乘轮渡。我们刚准备上轮渡就被拦住了，理由是我们两人有行李：各有一个被盖卷和一个小箱子。双方争执不下，旁边一个穿着破烂的船工，抢过我们的行李就走，不停地说：“只能坐木船。”船工带着我们，实际是强迫我们，沿着上游方向走了一大段路，上了一条小木船。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听其摆布。船工顺着流水，艰难地将小船划向对岸。船身随波起伏摇晃旋转，浪花飞溅而入。屈甫很害怕，我强作镇静地安慰她。其实我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这样提心吊胆：如果船翻了，我们葬身鱼腹，后果不堪设想；母亲如果知我在长江漂荡，不知有多担心。木船在长江上漂浮甚久，多长时间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手表。上岸后，我们两人的鞋、裤脚和被盖卷都湿了，很久还心有余悸。
到了南温泉，一条小路，不知上了多少石阶，才登上山顶白鹤林。我们从来没爬过这样高的山，很累，中途歇了多次；遛马的招揽我们骑马，但我们从来没骑过马，怎敢骑马上山。在西南学院报了到。第二天，我去看我的大姐和小叔父，他们两人都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地址在民国路一四五号。乘公共汽车去海棠溪，路程三十多里。快到海棠溪时，一声巨响，汽车突然失去平衡，从右边翻下一个小山坡。出车祸了！我坐在车尾，赶紧从后窗口翻了出去。整个车顶马上脱落。车上的人，有的站着，有的躺着，有的大声哭叫，有的满脸是血。有人在喊：“受了伤的来登记，我们要求赔偿。”我平静下来，似乎头脑清楚，摸摸身上，好像也没有受伤。随即离开现场，走了一小段路，在海棠溪乘轮渡过江，终于到了出版社。长姐如母，听了我的讲述，甚为心疼。中午见报，公共汽车被国民党军车撞翻，当场死了四人，伤者颇多。
西南学院是民主同盟的一些知名人士主办的。教务长为马哲民，教授有潘大逵、孟超、李文钊等人。我的小叔父认为这个学院太“红”了，坚持要我在重庆自修，明年报考燕京大学或复旦大学，不给我学费上西南学院。我一贯喜欢文科，这次凭政治态度和作文成绩考上西南学院新闻系，名列成都考区第一；但我的数学很差，根本不可能考上燕京大学或复旦大学。不能进学校，我便失去“工作”阵地，难以发挥党员作用。想来想去，决心去延安。
我请李文钊教授给在《新华日报》工作的何其芳写了一封介绍信。延安是我们多年向往的圣地。1946年，从延安回成都的杨慧琳，曾在“破晓社”给我们介绍“山那边呀，好地方”的情况，还当场扭了秧歌；在学校，我推销过《延安1月》这本书。想到从此摆脱黑暗，走向光明，心里充满憧憬。何其芳是诗人，我喜欢读他的诗，也朗诵过他的诗。当晚，我多次默念他《夜歌》中的诗句，“你呵，你又从梦中醒来/你又将睁着眼睛到天亮/又将想起你的过去”，难以入眠。
第二天，我拿着介绍信乘公共汽车进城，直奔报社所在地化龙桥。不料沿街报贩高声叫卖《号外》，说是宪兵包围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怎么办？决不能自投罗网。何其芳见不着了，更无法去延安了，一切美景化为泡影。我极度失望，提着行李去了文化生活出版社。
第一次出远门，初到重庆的这短短几天，惊险而意外，好像给我一种预示：人生的旅途不会一帆风顺，将遇到各种曲折和坎坷；而我，从现在起，就得学会坚强。
2013年9月3日
七星岗
每当我走过重庆的七星岗，我的心总是难以平静。
那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1947年初，我在成都因参加抗议美军暴行运动，被学校暗中开除。正如一首歌词所说：“天快亮，更黑暗，路难行，跌倒是常事情。”国民党反动派一心打内战，物价高涨，特务横行，没有言论自由。青年学生哪还能安心学习？不在国民党控制的学校读书也没有关系，我可以从进步书刊汲取知识，学习革命的真理。
总得有一个立足点。我和“破晓社”的另三位成员，考上了民主人士主办的西南学院。我和屈甫有幸和潘大逵教授同乘一辆公共汽车，在成渝公路上颠簸了两天，终于到了重庆。当晚我和屈甫住在两路口一家旅社，一间大屋子里放了几十张双层床。屈甫是女孩子，我让她睡上铺，上铺稍比下铺安全。
第二天中午才有渡船去学院，上午怎么办？
我们几乎同时提议：“到新华书店去！”
新到重庆，又是第一次出远门，本有许多新奇的东西想看，但最吸引我们的还是新华书店。一打听，新华书店在七星岗。我和屈甫怀着满腔热情，拼命地挤上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到七星岗下车，很快找到了新华书店。
书店刚开门。由于国民党的限制，屋子很小，光线也不充足。一个年轻的朴实的店员在整理书籍。他看出我们是学生，对我们微笑了一下，像是说：“你们来得真早。”我们也笑了，像是回答：“同志，我们刚到重庆，最先到书店。”
店里没有书架，只有几张条桌，然而这里陈列着最珍贵的精神食粮：《共产党宣言》《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书，还有机关刊物《群众》。《论联合政府》的封面上有毛泽东的头像。这一切，我们感觉多么熟悉、多么亲切啊！
我们并没有买什么。本来就不是为买书而来的，只是来看一看党在重庆办的书店，来翻翻那些教育我们革命的书籍。翻开《新民主主义论》，我想起两年前在华西大学草坪，地下党员贾唯英组织我们学习讨论，那些兴奋的面孔和热情的言辞；拿起《群众》，仿佛在春熙路游行，高呼：“反对内战！”我忘不了这些书刊对我的启迪和鼓励。
正当我们沉浸在这种喜悦和回忆之中，年轻的店员突然而又迅速地塞了一张字条在我手里。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情况，心跳得很急，不过仍强作镇静地顺手把字条夹在书中。几分钟后翻开书，几个字一下跳进我眼里：“注意背后那个人！”
借故招呼屈甫，回头一看：一个穿美军衬衫的人背向我们，头发既长又光，也在“看书”。显然不是扒手，是监视到书店买书的人的特务。
刚才我那种愉快的心情被这个人搅乱了。年轻的店员一定早发现他“看书”的意图。很可能有些人由于店员的提醒，才免于受到特务的陷害。感谢你，店员同志！
我示意屈甫立即离开书店，一下挤入人群。
屈甫问我为什么这样快就往回走，我简略地讲了店员的提醒。她的眼光充满愤怒。
七星岗的街道很窄，满是泥泞。小商贩吆喝着推销美国梳子、皮鞋和罐头。人力车和汽车混在一起。宪兵注视着行人。天空下着细雨，阴沉得快要塌下来。
我在重庆学习和工作近十年。无论什么时候走过七星岗，我的心总是那样难以平静。
1998年12月12日
失去自由的日子
——忆重庆“六一”大逮捕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希望停止战乱，建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国民党反动派却妄图打内战，消灭解放区和民主力量。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民主党派共同努力下，国统区内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例如，声援昆明的“一二·一”事件，声援重庆的“较场口”事件，抗议美军强奸女大学生事件。民主运动使国民党反动派感到恐惧，独裁者决心镇压，于是发生了重庆的“六一”大逮捕。
我原在成都华西协和高级中学念书，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先后参加了地下党直接领导的“未名团契”（以燕京、华西大学学生为主）和“破晓社”（以华西协和高中等校学生为主），1946年底参加党的地下组织。1947年初，因抗议美军暴行发动罢考，我被学校暗中开除。同年2月，我到了重庆。当时，我的大姐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我曾在出版社住过一段时候。以后因为“破晓社”成员王竹在四川省立教育学院读书，能为我解决住处；我大姐的朋友丁秀涓（后参加“破晓社”）在重庆大学读书，可以为我们补习数学，我便搬到省教院去住。我打算趁此机会复习功课，重新报考大学，以便有一个立足之点。
王竹的寝室住满了人。他把我介绍到何文波的寝室去住。何文波是重庆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寝室里挂了一副政治性很强的对联。同室还住有一个省教院的学生叫祝建勋，50年代在南开中学当教员。
6月1日凌晨，我突然被何文波叫醒：“李致，来抓人了！”我见他把墙壁上的对联扯下来，从窗口丢出去。我坐起来，看见书桌上我的两本书，一本是《面包与自由》（克鲁泡特金著，巴金译），一本是《抗战八年》（揭露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也立即把这两本书扔到窗外。
我和何文波刚躺上床，外面就在敲门。
何文波起来开了门，进来三个宪兵，两个持枪，为首的宪兵问明谁是何文波，就叫他穿好衣服跟他们走，没有说任何理由。这时，外面进来一个宪兵，报告“长官”说，寝室丢了书出去。“长官”问他是什么书，他说：“一本是打抗战的，一本是说什么‘自由’的。”“长官”问谁的书，我说是我的。他走过来翻开我的枕头，发现一封文化生活出版社转给我的信，像发现新大陆似的神气地说：“生活书店给你转信！”我正要解释文化生活出版社和生活书店是两回事，这位“长官”已迫不及待地“命令”说：“跟我们走！”
我和何文波各被两个宪兵挟着左右臂出去。宿舍门口，还有几个学生被宪兵押着。当时天还没有亮，经过王竹住的宿舍，我想这个像兄长一样关心我的朋友，天亮发现我被抓走，不知会怎样着急！以往我和王竹从重庆大学补习数学回来，走过这段路，总爱唱歌，特别爱唱：
我们当了兵
我们出了粮
为什么别人在享福呵
我们就没有份儿
出了学院大门，宪兵把我们分别押上美军用的十轮卡车，便往城里方向去。
我和何文波不在一个车上。宪兵站在汽车三个边上，我站在靠驾驶室一边，手扶着一根钢架。虽是6月，毕竟是凌晨，车开得很快，颇有凉意。我猜不出他们这次抓人的目的是什么。我到重庆已改了名字，还没有接上组织关系，也没有参加政治活动，谈不上暴露。那两本书问题不大，只是那封信有麻烦。那是“破晓社”最小的成员屈波从成都写来的，她说大姐告诉她，“刘伯承将要在中秋节打到成都吃月饼”。想到这里，我有些激动。我那时刚好十七岁半，“初生之犊不畏虎”，便随意用一个粗犷的曲调低声哼着：“为民主而战，为自由而死！”十轮卡车开得很快，天刚亮的时候，在中山二路的“渝舍”（国民党重庆市市长杨森的旧公馆）停下来。我们被带进一间很大的屋子，宪兵在门外把守。屋里大概有百人以上，许多人见面即互相握手问好。我刚到重庆熟人不多，只发现重庆大学的学生谢立璟——四十年后他曾担任重大的副校长。我被西南学院的汪文风认出来，因为我刚到重庆时在西南学院读过几天书。汪文风后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工作，悼念周总理时是“童怀周”的主要成员。我们被关了四五个小时，没有人过问。时近中午，宪兵才把大家带到一排平房，十八个人住一间。我和谢立璟被关进第一间屋子。接着勤务兵挑了饭菜来给大家吃，从凌晨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吃东西。
当时的进步人士和学生很活跃，既被关在一个屋子便自我介绍。一个身着西装的银行襄理叫邓托夫（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重庆市政协委员，我们在一个小组开过会）。他说：“人家说我像莫洛托夫，所以把我抓来了。”我则介绍自己是到重庆准备考大学的，不知道什么原因被抓来。我穿的是中学生的麻制服，个子瘦小。以后，允许外面送东西来时，王竹给我送了一本寸半长的《英汉小字典》。有位难友收到水果糖，均分给每一个人；多余几个糖，都给了我，因我最年轻。
整个下午，不断有人被抓进来，还有一位妇女抱着小孩。我们定时放出去小便，可以看到十几间屋子关满了人。按一间屋子十八人计算，已抓了两百多人。吃过晚饭，每人发两床灰色毛毯，说是一床垫在地上，一床盖在身上。显然今天出不去了。
不久开始审讯，每次叫几个人去，时间不长。我又想到屈波那封信，好在她用的不是真姓名，又没有寄信的地址；万一问到，只有随便说一个学校，反正他们查不到。轮到审讯我时，我被带进一间屋子，没有电灯，桌上点了蜡烛，一人审问，一人记录。在问了我姓名，到重庆做什么等问题后，他突然问我：
“你反不反对内战？”
“刚打败日本人，”我回答说，“打内战还是不好！”
“你参加‘反内战’的活动没有？”
“没有。”我到重庆的时间短，的确没有参加任何活动。如果在成都，我这样回答是骗不到人的。因为我经常在游行时喊口号，发传单。
“你平常爱读什么书？”
“我爱读小说，特别爱读老舍的《四世同堂》。”
特务感到茫然。他可能不知道谁是老舍，更不知道《四世同堂》是什么书籍。
审讯就此结束。没有提到丢书的事，没有提到生活书店，没有提到屈波写信的内容。我不敢掉以轻心，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但这一“关”总算过了。
6月2日，没有任何放人的迹象。
同室的难友闹着要看报纸。其中几位新闻记者要守卫的兵去买。当时，特务机关办了一个《新华时报》，有意把名称弄得和《新华日报》类似，以欺骗读者。卫兵问：“买什么报？”一位记者故意说：“《新华时报》。”卫兵后来竟买了《中央日报》和《大公报》来。问他为什么不买《新华时报》，他说“不敢买《新华日报》”。其实，《新华日报》早在2月份就被迫停刊。特务机关竟把自己的士兵弄糊涂了，这是一个笑话。
有几位难友突然大骂起来。原来《中央日报》上刊有昨天抓人的消息，说经过审讯，已有某某人“自认不讳”。至于自认不讳是共产党员还是“扰乱治安”，我记不清了。
“我什么时候自认不讳了？”
“简直无耻！血口喷人！”
这几位难友中有一个是谢立璟。
特务不敢对这些正义的骂声有任何回答，却制造了另一个笑剧。突然，一声令下，所有卫兵全部卧倒，如临大敌，子弹上膛，一触即发。原来他们昨天误抓了一位精神失常的学生来，不让他大小便，他便大喊大叫。十几间屋子的难友挤到窗口，只见一个特务拿起扁担要打他。
“不许打！”
“不许打！”
“不许打！”
一阵愤怒的吼声终于使特务慑服。他放下扁担，但口中还在骂人。一个校官走出来，一副息事宁人的态度，连说：“没有事，没有事。”并下令卫兵解除戒备。
看样子，我们不会很快被释放。为了计算日子，我在墙壁上画正字。半夜，特务叫走了几人。
6月3日一早，大家为昨晚叫走人的事议论纷纷。有的说其中两人不是进步学生，而是三青团员；抓他们来，是为刺探情报的。有位难友问卫兵，卫兵说：“可能是案情重，要转移地方。”
有一个身材矮小的少校军官，到屋子来找大家谈话。他自己介绍姓刁，是刁科长。他带一个小板凳，做出很随和的样子。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不闹一下不是英雄。年纪大了还要闹，就是狗熊！”他用这两句话开头，然后说他年轻的时候也“闹”过，还到共产党的地区去过，说得口吐白沫，“但是，到了那儿才知道，一点不好，还得回来。我劝你们——”
似乎没有人听他讲话。
有几个新闻记者把他当成“活宝”，弄得他很尴尬。一位被诬“自认不讳”的难友，趁此责问他：“报纸上说我们‘自认不讳’，我什么时候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承认扰乱社会治安？”
“这个我不知道，我是来劝大家的！”此人自讨没趣，只得找个借口溜了。
这一天大概在发动“政治攻势”。下午，一个少将军官来“视察”，前呼后拥，官气十足。他转了一圈以后，大声武气地斥责看守的官兵：“怎么把大家关起来？不要这样嘛！让大家出来散散步，透透气嘛。”谁都知道他在演戏，不过，看守官兵不得不让大家出来“自由活动”，也有人互相串门。我发现作家方然也关在这儿，离我那间房子很近。那军官刚走，他们又把大家关进屋，不许出入。
他们演了一天戏。到半夜又听见十轮卡车的怪声。谢立璟被转移了。我若有所失，感到孤独。
第四天，大家有些沉闷。可能都在考虑自己的前景。邓托夫天生比较乐观，一有机会总要和难友们闲聊几句：
“怎样取名字，事关重大。我叫托夫，人家说像苏联人的名字。我曾经想改名叫陀佛，但又怕发生宗教战争，脱不倒手！”
大家都笑了，但这是短暂的。不知谁提出：他们夜晚叫人走，怎样才能分辨出是转移还是释放？有人说：“我看，叫你走时，要不要你带毯子。”言外之意，不叫带毯子可能是被释放，相反则是转移。
天一黑，大家都在等十轮卡车的怪声。
十轮卡车终于来了。几个宪兵先到我们屋子叫人。第二个叫我的名字：“李致，走！”
“带不带毯子？”我问。
宪兵回答：“把毯子带上嘛。”
我被带上十轮卡车，车架盖上很厚的油布。车上还有人，但什么都看不见。我估计可能知道我在成都参加学生运动的情况了，会有更麻烦的事。
到了一个地方，我被叫下车，带着毛毯。还下来一人，是汪文风。十轮卡车载着别的难友，开向别的地方。我们两人被带进楼上礼堂，里面有不少长椅子。宪兵说：“你们就在椅子上睡吧！”还说明天早上有人审讯我们。当时，我毕竟年轻，天大的事明天再说，倒在椅子上就睡着了。
6月5日，我们在礼堂等了一个上午也没有人来审讯。不知葫芦里装了什么药，无聊之至。中午，一个宪兵来叫我的名字，说：“你没事了，门口有人接你。”
我走到大门，我四爸巴金的好朋友、原华西协和高中校长吴先忧在那儿等我。我叫了一声：“吴伯伯！”他笑了一笑，说：“以后要小心，你自己搭公共汽车回民国路去吧。你大姐正担心哩！”
我告别吴伯伯，乘公共汽车回到文化生活出版社。大姐见到我，自然很高兴。原来我被捕当天，王竹即来向她讲了情况。王竹和大姐告诉我，“六一”以后，重庆市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校师生）严厉谴责市政府，开展了各种抗议和声援活动。大姐多方设法营救我，包括找吴伯伯。吴伯伯正筹办重庆南林学院，与重庆上层人物有一定接触。他是一个教育家，信仰无政府主义，曾多次保护和营救过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这是我学生时代所遭遇的一段曲折，它让我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坚定了要推翻黑暗统治的决心。同时，也让我第一次尝到失去自由的滋味。那一次被捕的难友，有的较快被释放，有的被关进监狱，有的在解放前夕牺牲在渣滓洞。
国民党反动派原以为通过这次大逮捕，可以把学生运动镇压下去。但正如鲁迅所说，石在，火种不会绝灭！1949年，重庆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并在“四二一”举行了反饥饿、反迫害大游行。就在这一天，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天险。
世间上有许多巧合的事。1954~1955年，我在共青团重庆市委担任少年儿童部部长，参与筹建重庆市少年宫。少年宫的地址在中山二路的“渝舍”。当时“六一”已被定为国际儿童节。八年前的这天我被关在这里，现在恰好在这里为新中国的少年儿童建立校外活动场地。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谁能想到呢？更没有想到的是，“十年浩劫”中，竟把这段历史“翻”出来。我所在机关的某些“造反派”想借此把我打成“叛徒”。斗争会上，一个自称老干部的“造反派”，真把我打翻在地。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来外调，强迫我证实曾“自认不讳”的难友“叛变革命”。我说：“这是敌人的陷害。”他们却说我“包庇坏人”。当时，我真不明白这些“造反派”为什么要与国民党特务一个鼻孔出气呢？为我在四十年代被关了四天半，造反派斗了我几个月。此系后话，将来再说。
1994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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