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接待我的房间挂着窗帘，起初，我并没有慎重地对待他，他让我在桌边的椅子上坐下，桌上有一盏灯，灯光将我照亮，他却在阴影之中安坐。类似的情景，我曾在书中读到过，以我之见，种种司法程序就仿佛是游戏一场。在问讯完毕后，我细细地打量了他一番，他长得很秀气，高高的鼻梁，蓝色的眸，挺拔的身躯，唇上微微有些灰色胡茬，白发浓密。他给我的感觉十分亲切，也很讲道理，尽管他的脸会间歇性地抽搐，嘴唇也会因抽搐而被扯动。离开时，我甚至产生了与他握手的冲动，可我马上就意识到自己是个杀人犯。
次日，我在狱中见到了一位来探视的律师。他很年轻，身材矮小，胖胖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因为酷热，我没有穿外衣，他却身着深色套装，黑白条的领带系在硬硬的衬衣领子上更显怪异。一个公文包被他夹在腋下，在自我介绍之前，他将它放在了我床上。他说他仔细阅读过我的卷宗，这是个很棘手的案子，可如果我能信任他，他依旧有把握胜诉。我对他表达了我的谢意。“现在，我们谈谈正事。”他说。
坐在我床上的他告诉我，他们已经对我的个人情况做了调查，知道前段时间我的母亲在养老院中逝世。预审推事们专程去了马朗戈，调查得知，在母亲下葬的那天，我表现得多么无动于衷。“请原谅，虽然难以启齿，但事关重大，我不得不对您进行询问，若我无法就此做出解释，它将成为您被起诉的依据，非常重要的依据。”律师说。他希望能够在我的协助下对那日的情景进行了解。他询问我，那个时候，我内心是否悲伤。他的问题让我倍感讶异，我觉得如果换作我来询问，我一定不会问出如此令人难堪的问题，但我依旧给了答案，我说回忆过去对我来说很是艰难，所以我也无法提供什么情况给他。我爱我的母亲，这毋庸置疑，可这很难证明些什么。每一个身心健全的人都曾对自己挚爱之人的逝去有过期待，或多或少。说到这儿，我的话被一脸焦躁的律师打断了。他希望我在法庭上、在预审法官面前都不要这么说，他希望我做出保证。我和他解释，我的情感常常会被生理需求干扰，这是我的天性。母亲下葬那天，我很累，昏昏欲睡，所以我无法领会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所代表的含义。我能肯定，母亲的逝世是我绝对不想看到的。但这样的解释并不能让律师开怀，他说：“只说这些远远不够。”
他沉吟片刻，问我可不可以说当天我很悲伤，只是努力将情绪控制住了。我说不可以，我不撒谎。他看了我一眼，眼神很怪异，似乎已经有些不喜欢我了。他以一种不带丝毫善意的语气告诉我，不管怎样，养老院的院长都会和其他相关人员一起，以证人的身份出庭，对当日的情况进行陈述，那会让我无比尴尬。我提醒他，葬礼当天的事情和我现在的案子没有任何关联。他却说，我从未与司法部门打过交道，这很明显。
他气冲冲地离开了。我很想叫住他，告诉他我渴盼得到的并非强有力的辩护，而是他的怜悯，若有可能，我希望他的辩护是合理的、自然而然的。尤其是，我让他觉得别扭了，我能察觉到。他有些厌恶我，他一点儿都不理解我。我非常希望能告诉他，我和大伙没什么不同，真的没什么不同。可事实上说这些用处不大，并且，我也不想浪费口水。
没过多久，我又见到了预审法官。这一次见面是在他那挂着纱帘的、敞亮的办公室，时间为下午两点。天很热，他请我坐下，很礼貌地通知我，我的律师临时有事不能过来了，但我有在他提问之后保持缄默的权利，也有权在律师到来之后才做出解答。我说我自己就能给出答案。桌子上有一个电子按钮，他轻轻按了一下，一位年轻的书记员走了进来，坐在我身后。
预审法官端坐于椅子上，我也是，讯问正式开始。他说在他人的印象中我不爱说话、性格孤僻，他想知道我对此有什么看法。我说：“因为在我看来说什么都是不值当的，所以我不开口。”和上次一样，他微微一笑，对这个理由表示认同，认为它是最理想的，但他又立即作了补充：“但是，这事无足轻重。”稍作沉默之后，他凝视着我，陡然挺直了身子，急速地说：“我对您本人更感兴趣。”他这话让我有些迷糊，也就没吭声。他继续说：“您的部分行为让我难以理解。我想在您的帮助下我能将它们弄明白。”我回答说这一切并不复杂。他要求我对当天枪杀的情形进行复述。我向他做了讲述，像上次和他讲过的一样：雷蒙、游泳、海滩、斗殴，再是海滩、泉水、阳光、五次枪击。在我叙述的时候，他一直说好，当我说到尸体在地上躺卧时，他说很好，像是在确定什么。而反反复复地讲述这件事，则让我感到无比厌烦，我觉得我从来都没有讲过这么多的话。
沉默半晌之后，他起身对我说，他很乐意给我一些帮助，我让他十分感兴趣，若上帝垂怜，他肯定可以帮我。但在那之前，他希望我能回答他几个问题。他直截了当地问，我是否爱我母亲。我回答：“我就是个普通人，我当然爱她。”书记员打字的声音一直很有节奏感，这个时候却显得有些忙乱，或许是他打错了字，必须得重新打一遍。预审法官的问题看上去毫无逻辑，他再次讯问我，我是否是连着开了五枪，我思考了片刻，很肯定地说，我先开了一枪，余下四枪是几秒后开的。“您为什么在第一次开枪之后，停了片刻才第二次开枪？”他问。这时，我的眼前又出现了那天那火热而赤红的海滩，仿佛烈日仍在炙烤着我的前额。可这回我没说话。之后是一片寂静，预审法官坐下了，他挠着自己的头，显得很焦躁，他朝着我的方向微微俯身，手臂支着桌子，神情很怪异地讯问：“原因呢，您射击尸体的原因是什么？”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预审法官双手抚额，声调有些怪异地再次讯问：“请您回答我，为什么，究竟是什么原因？”我始终一言不发。
办公室尽头摆着一个档案柜，他突然起身，走过去，拉开橱柜的抽屉，将一个银质的十字架取了出来，然后晃动着那个十字架朝我走来，他在颤抖，声调也全变了，他问我：“我手里这个东西您认识吗？”我说，认识，我认识。之后，他满怀激情、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他信仰上帝，在他看来，不管罪孽多么深重的人都能得到上帝的宽恕，这是他的信念。可是，若想被宽恕，就必须忏悔，要全心地沐浴神恩，要让自己的心灵变得如孩童一样无瑕。他站在我身后，整个身子都俯向我，十字架就在我的头顶晃动。老实说，他的这番话让我有些跟不上节奏，第一，我热得难受，第二，我的脸上停了几只个头很大的苍蝇，第三，这样的他让我感觉恐惧。同时，在我看来，他的话很滑稽，因为无论如何，犯罪的那个人终究是我。可他却还在喋喋不休。最后，我还是听懂了，对他来说，我的供词已经很清楚了，除了我停顿了一下才第二次开枪的原因。事实上，一切都很清晰，他没弄明白的只有……只有这点。
我正想告诉他，他在钻牛角尖，这一点根本无关紧要，他没有理由这么执拗，但我被他打断了，他挺了挺身子，再次对我说教一通，还问上帝是不是我的信仰。我说不。他恼火地坐下，说这不可能，上帝是每一个人的信仰，哪怕那个人已经背叛了上帝。他坚信这一点，从不怀疑，这是他的信念所在，若非如此，他的生活就会变得毫无意义。“莫非您想将我生活的意义剥夺？”他嚷道。对我来说，这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他的事。我也这么告诉他。可是他却已经越过桌子，将十字架递到了我眼前，十字架上镌刻着基督受难时的图像，拿着它的人则有些癫狂，他喊道：“作为基督徒，我会替你为你的罪祈求基督的宽恕，他之所以被钉上十字架都是为了你，你怎么能怀疑这一点？”我听得很清楚，他说的是“你”，而不是“您”，可他的这一套也确实让我厌烦。室内温度越来越高。一如往昔，当某个人的话让我倍感厌烦，想要避开时，我都会假装欣喜，点头应和。让我意料不到的是，他居然认为自己获得了一场巨大的胜利，得意扬扬地说：“瞧啊，快瞧，如今你不也成了上帝的信徒了吗？你是否要对他说出真相？”我说不，他跌坐在椅子上，一脸颓然。
他看上去很累，半晌都没说话。在我们谈话的时候，打字机的声音始终都没有停，此时，书记员正在输入最后那几句话。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脸上带着淡淡的伤感，声音很低沉：“像您这样灵魂这么顽固的人我还是第一次见，我见过的所有犯人都会在十字架面前痛哭失声。”我想说，他们痛哭是因为犯了罪，但转念一想，我和他们也没什么不同，我也犯了罪，但我还是不习惯视自己为罪犯。他站起身来，似乎是要通知我，讯问到此为止。他一脸疲惫，不过是问了一下我是否为自己的罪行感到后悔。我稍稍思考了一下，对他说，相比于悔恨，我更愿意认为自己是厌烦了。那个时候，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明白我在说什么，但谈话已经结束，那日的事情也已结束。
之后，在律师的陪伴下，我与预审法官时常见面。他们要求我就自己供词中的某些细节进行再次讲述并进行确认，抑或一同讨论该以怎样的罪名指控我。彼时，他们根本就无心理会我。反正，讯问的方向渐渐发生了偏转。预审法官对我失去了兴趣，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的案子已经被归档。他不再像那天那样激动，也没有再就上帝这个话题和我进行探讨。由是，他与我之间的谈话变得愈加亲切与真诚。讯问一些问题，与我的律师聊聊天，审讯就这样一次次地过了。用预审法官的话来说，案子的进度始终很正常。有那么几次，我还与律师及法官就一些普遍的问题做了探讨。我开始放松，这段时间，所有的人对我都很好，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恰如其分，我甚至因此产生了如家人般亲切的可笑感觉。让我感到诧异的是预审期很漫长，足足有十一个月，其间，预审法官的某些举动让我很开心，虽然他这么做的时候并不多：讯问结束后，他会送我到办公室门口，然后拍着我的肩膀，和蔼地告诉我：“异教徒先生，今天到此为止。”之后，法警会把我带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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