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传说，正是吴禄贞扣压了这批运往武昌的军火，并声言冯国璋部队在武汉烧杀劫掠，惨无人道，他身为湖北人要追究其责任，才让清廷意识到吴禄贞太危险了，这才派出了杀手。而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因为主持刺杀的周符麟是段祺瑞的老部下，因此刺吴是袁世凯的授意。但此时袁世凯尚未出山，手是否能伸得那么长，是一个疑问。
直接出面的杀手叫马蕙田，曾经是吴禄贞的卫队长，时任骑兵第三营管带。吴禄贞很信任他，当晚受邀去石家庄车站与之宴聚议事，李真曾劝吴带上手枪，吴禄贞笑着拒绝了，还嘲笑李真何时变得如此懦弱？李真跟景梅九说，吴统制枪法很精，而且武功不错，如果有所准备，不喝醉，不至于如此轻易为人所乘。“大人太相信他们了！”李真的眼泪又流了下来。
吴禄贞时方卅一岁，与张绍曾、蓝天蔚并称“士官三杰”，又因为人豪放，喜结交好汉，亦喜冶游，纳娼为妾，人将其与蔡锷并称为“南蔡北吴”。钱基博后来为他做《吴禄贞传》，忆及听友人说甲辰（1904）与吴禄贞同饮酒座，酣畅之时，吴突然大声喝道：“诸公还记得庚子夏天，安徽有大盗劫大通厘局的事吗？知道那大盗是谁吗？”举座无敢应者，“禄贞右手举酒满杯，左手自指鼻尖曰：‘不敢欺！我也！’扬杯饮，一吸而空”。当时在座的便有良弼。七年后，良弼掌管军谘府，据说马蕙田割了吴禄贞的头颅，便是上京从良弼那里领得了二万两赏银。
吴禄贞丧生在二万两赏银之下，而他的第六镇统制，也是二万两买来的。当时吴禄贞从延吉边防督办任上调回北京，补授副都统。好友李书城劝他：副都统与抚台职位相当，但无实权，最好你设法谋取湖南或山西的巡抚，一旦有机会，可以自己起事，比指望别人更有把握。吴禄贞答：外放抚台不难，只要有二万两银子贿通庆王即可。于是李书城找倾向革命的富有朋友筹集了二万两银子交给吴禄贞，吴以此为贽敬，拜在庆亲王门下。不久庆亲王告诉吴：各省巡抚都未出缺，只有保定陆军第六镇统制需人，你先去那里，有机会再调一省给你。
吴禄贞很高兴，在他想来，一镇统制手绾兵权，而且保定离北京很近，起事便易。可惜他履职之后，发现第六镇暮气沉沉，风气不开，不少将士还有烟瘾，不禁向李书城哀叹“无法整理”，他在给朝廷的奏折里也说全镇官长四百，而受军事教育、合军官资格者不足五十人，有行年六十仍充排长者，“官长如此，兵士可知，是曰新军，实为乌合”。他发现协统周符麟完全是旧式军人，无军事知识，且有烟瘾，于是奏请朝廷将其撤职。有庆王这样的老师，所请自无不准。不料到了最后，吴禄贞居然死在此人手里。
吴禄贞一死，“燕晋联军”便成泡影。革命军一举攻占北京的“最佳机会”稍纵即逝，待得袁世凯在吴禄贞被刺六天后自彰德入京，任内阁总理大臣，立即派曹锟进攻娘子关。晋军装备根本不是精锐的北洋军对手，接战即败，曹锟一直攻入山西，阎锡山弃太原而逃。
民国成立后，山西为吴禄贞开追悼会，参加者超过万人，挽联有数百幅之多，挂满全场，备极哀荣。中间也有言辞很出色的，如景梅九送的长联，就有“伯仲之间见华拿，指挥若定失彭韩”，以华盛顿、拿破仑、彭越、韩信等名将为喻，评价很高。但众人公认，最贴切、最感人的还是刘越西送的一副挽联。其实，那只用了极常见的一联成句：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人物：〕
【吴禄贞与良弼】
吴禄贞在京师大宴时，自承大盗，抢劫官银，时人目为豪举，但为他作传的钱基博不太以为然，觉得“意气自豪，曾不稍顾以蹈于祸，可慨也夫”。庚子年劫大通厘局，何等大事？等于是自承曾有谋反的举动，而此人，日本留学归来，任练兵处军学司训练科监督，朝廷练新军方盛，正是渐膺大用的时候，吐此狂言，难道真不怕大祸临头吗？
这位不怕祸事的小个子湖北佬，名叫吴禄贞，他与张绍曾、蓝天蔚三人，留学日本，名声卓著，人称“士官三杰”。
三杰之中，吴禄贞在官场之中最为“扎眼”，但也最得某些满洲亲贵的看重。比如禁卫军统制良弼，在日本学军事即与吴同学，两人甚为交好，性格却刚好相反：吴禄贞倜傥不群，良弼则礼法自守。吴禄贞常常因为革命不革命的问题，跟良弼争得面红耳赤。
1900年，吴禄贞从日本潜回两湖，与唐才常等发动自立军起义，面对的正是送自己十八岁留日的湖广总督张之洞。起义失败后，吴禄贞带着手下一班人，无钱无粮，便索性劫了大通厘局，将劫来的几千两银子散给下属，自己又跑回日本去上课。良弼与吴禄贞相交莫逆，这个人失踪一个多月，又突然回来，绝口不提去了哪里，岂能无疑？等到四年之后吴禄贞在北京发酒狂，良弼也在座，别人不知道，他肯定明白当年之事。但是两人关系仍然很好。
吴禄贞这个人确实了得，1903年，他应黄兴之请，到长沙去发起华兴会，一同筹划起义。但又与长沙巡防军统领黄忠浩交好，黄忠浩还引见他去见湖南巡抚赵尔巽，赵尔巽与吴禄贞相见恨晚，吴禄贞几次站起来要告辞，都被赵尔巽挽留，一直谈了三四个小时。
陆军部尚书铁良，也很赏识吴禄贞的才具，但又知道他喜谈革命，担心不能为清廷所用。良弼便在中间斡旋，1906年陆军部派吴禄贞往新疆伊犁考察新军，吴禄贞在巡视途中放言高论，触怒了陕甘总督升允，奏请撤去吴的监督差使，而且以言论谋逆为由，要置吴禄贞于死地，又是良弼千方百计营救得免，又将吴荐到东三省总督徐世昌麾下当参议。
吴禄贞在东北两年多，逼得驻朝日军不敢进犯，威震延边。但他也把上司延吉督办得罪得够呛，徐世昌只好先将其调回奉天，再调回京师。然而吴禄贞之功之能，无法掩盖，陆军部授他为“镶红旗蒙古副都统”——一位矢志革命的党人，居然被授以如此尊荣的旗内官职，多少有些讽刺，但此中良弼的提携吹嘘，是少不得的。
然而副都统虽然尊荣，却没有兵权，无法完成吴禄贞的革命抱负。吴禄贞自己最想出任的，是湖南或山西的巡抚，因为他与这两处的新军会党，都有密切的联络，如能出掌方面，伺机举义便水到渠成。
后来不少人回忆说，武昌起义，倘若“士官三杰”中的吴禄贞、蓝天蔚这两个湖北人有一个在湖北，哪里还轮得到黎元洪？
为了能出任巡抚，吴禄贞不惜拜在军机领班大臣庆亲王奕劻门下，并且筹集了两万银元行贿。但晋湘两地一时无法出缺，良弼便推荐吴禄贞出任刚刚出缺的第六镇统制。
明明知道这个朋友坚持革命主张，还将靠近京畿的兵权交给他，良弼大人是疯了吗？只能说良弼对吴禄贞一直不能死心，希望他能转为清廷所用。据说，吴禄贞任第六镇统制的诏令下达之后，良弼策马直奔吴府，对吴禄贞说：“吾两人尔汝如兄弟，如携手练兵以御外侮，左提右挈，天下事大可为。尊主庇民，何必革命！”吴禄贞当面唯唯，良弼一去，吴即写信给友人称：“识时务者为俊杰，以赉臣（良弼）之英雄，而不识时务，不过不忘己之为满人尔！”
吴禄贞能与良弼保持友好，并非虚与委蛇，他心里一直也认为良弼是“英雄”，而且吴禄贞的主张，是革命而不排满，他到过新疆、陕甘、蒙古、延吉，常常以己之体悟，驳斥“种族革命”之说，他认为，强调汉族革命，会逼得蒙古族、回族与满族站在一起对抗汉族，满人久不习兵，但蒙回却“善斗轻生”，“以汉人倒满，无不胜，以汉人角蒙回满，则无不败”，最终成果是“兵连祸结，邦分崩离析”。说到这里，吴禄贞总是摇摇头说：黄克强生长南方，未能游历河朔延吉一带，他不明白这个道理。
吴禄贞任第六镇统制未久，武昌事变，山西响应独立。清廷立授吴为山西巡抚，带兵平叛。吴禄贞只身往娘子关，与山西都督阎锡山共组燕晋联军，将回攻京师。这一回，铁良、良弼再爱才，再惜友，也无法坐视吴禄贞的铁拳砸碎大清的头颅。11月7日凌晨，吴禄贞的前卫队长马蕙田被收买，刺吴于石家庄车站站长办公室。清廷躲过了辛亥年最大的一次危机。
有人说，袁世凯在刺杀吴禄贞一事中也起了作用。可是，无论如何，给凶手马蕙田的两万元赏银，是军谘府参议良弼亲手发出，将反贼吴禄贞的人头转呈朝廷，也是良弼亲手而为。
两个半月之后，良弼死于革命党人彭家珍抛出的炸弹之下。两位好朋友，泉下相逢，还会为要否革命争得面红耳赤吗？
汪兆铭与袁世凯
【北上】
1911年11月7日凌晨，吴禄贞在石家庄火车站遇刺。就在北方革命党人最优秀的领导者身首异处前几个时辰，北京刑部诏狱大门缓缓开启，三名囚犯被释放，走在前面的那个人，叫汪兆铭。
定格。时间点往前推，武昌事变半月后，以《国风日报》为中心的北京同盟会以及北京、天津、保定等处的共和会、铁血会等革命团体，联合派出同志冷公剑，前往武昌，请求派人北上主持革命——武昌战事正紧，为什么北方的革命要请求湖北的支援？显然，北方同志等待的不仅仅是一个领袖，他们更需要的，是湖北军政府的经济支援。
冷公剑10月25日自北京启程，沿京汉线到了孝感，火车停开，他只能步行，一共走了十天，11月9日才抵达武昌。
他这才知道，在这些天的辛苦跋涉中，北方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山西独立，吴禄贞授山西巡抚，娘子关和谈，燕晋联军组成，吴禄贞被刺于石家庄。武昌的同志一面翻着报纸与来电，一面叹惜：如果阎锡山、吴禄贞、张绍曾能三路进兵，北取京师，南断汉口清军归路，诛袁世凯于彰德，革命已经成功了！
“其实之前的机会更好，”身在武昌的共和会创始人之一胡鄂公对冷公剑说，“武昌举义之初，清廷震恐，束手无策，京师谣言横行，八旗官民，九门军警，相互惊扰惶惧，听说有时半夜听见叫卖声，都吓得弃枪而逃，高喊革命军进城了！那时，若有数百人于正阳门、宣武门、***之间奋臂狂呼，兵不血刃，可取北京！”
冷公剑没有反驳，其时他在京师，非常清楚那时混乱之极的情形，胡鄂公说的可能性，不是没有。可是，哪儿来的“数百人”？北京革命势力本就薄弱，又没有新军，办报呐喊的人有，要得数百死士，除非经费充足，从北京周边会匪流民里招募。
“北方革命确实需要推动，”胡鄂公转头对黎元洪说，“如今吴禄贞被刺，北方军政大权一统于袁世凯之手，有消息说过几天他就会自彰德进京。这一来，北方革命形势将更趋暗淡……”更重要的是，袁世凯的特使蔡廷干、刘承恩二人已经抵武昌，希望与鄂方谈判。胡鄂公主张拒绝接见，并通电各省揭露袁氏阴谋。但孙武等多数人赞成答复。
南北和谈势不可免，这个时候，清廷腹地直隶山东一带，革命形势越好，越能为湖北军政府在谈判中赢得更多主动。这一点黎元洪看得也很清楚。
北京同盟会又派了人来，仍是请求派人北上主持。于是黎元洪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胡鄂公此前久处北方，人地两熟，就派他为鄂军政府全权代表，前赴北京、天津一带，主持北方革命。“国库拨款一万元，作为办公之费，到北方后，如有急需，当陆续汇寄”。
当时北京同盟会的经费支绌，已达极致。《国风日报》全靠四处打秋风勉强维持，景梅九甚至干出过写信敲诈的勾当：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要求他出资若干，否则“将在报纸上登载君一件隐事”。哪知该朋友看穿了这些革命党色厉内荏，回信说“好极了！请你编出来，奇文共欣赏，大家看！”逼得景梅九莫办法，只好在同志间搜求，连某人冬天的狐皮马褂都当掉了，也才当了三十元，可见有多困窘。而今胡鄂公携有万元，要算一笔巨款了。
胡鄂公是革命党中的激进派，坚决反对以大总统为饵诱袁世凯反正，他更认同吴禄贞的判断：清室已败，革命党的对手就是袁世凯。路过上海时，他去会见宋教仁与陈其美，提出只有速取南京，早日北伐，北方同志从内部响应，方可以“击败袁氏而消灭清室”。宋、陈二人也深以为然。
十月初四（11月24日），胡鄂公抵天津，住在法租界紫竹林长发栈，召集北方同志开会。天津一带的同志，同盟会加上共和会、铁血会，大约也就一百来人。这一天，正好山东巡抚孙宝琦通电全国，宣布取消11月13日发起的山东独立。据滦州来的同志说，二十镇官兵颇有加入革命团体者，本来希望山东独立，与滦州互相呼应，可以择机起义，现在山东十一天即取消独立，对士气肯定打击很大。
但滦州仍是北方举事最大的希望，虽然张绍曾已被清廷免去统制职务，离开滦州，但各营士兵，加入铁血会的人极多，尤其三位营长施从云、王金铭、张建功，都是铁血会成员。问题是这几位关系一般，互相猜忌，不能协同作战。因此现在的关键是派人去滦州，沟通上下，待机发动。
又有人提出：海阳镇驻军二十镇八十标第三营营长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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