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田的沮丧自不待言。

    枉费我多吃了这么多年的盐，竟然跟着下元这个笨蛋走了夜路，真是失策啊。

    他开始另外想招。

    为什么不从庙行着手呢？

    那里地势平坦，一马平川，显然更有利于机械化作战。

    恍然大悟后的植田认为自己的“中央突破理论”没错，错在这个“中央”选错了。

    它不是江湾，而应该是庙行。

    于是植田的对手便由蔡廷锴，转为了第5军军长张治中。

    张治中，字文白，安徽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三期，他的正式身份是黄埔军校教育长。

    张治中的戎马生涯是从参加学生军开始的，以后大部分时间也都是在军校教书。实际上他后来给人的印象，与其说是战将，倒不如说是一个老师，一个恨不得把每个学生都捧在自己手心里的好老师。

    最初，张治中在桂军军官学校执教，几个月下来，学员精神面貌便焕然一新。桂系军官素有排外倾向，但在亲眼目睹张老师的教学水平后，也个个称赞不已。

    当时蒋介石做着黄埔校长，正为找不到好老师而发愁，听说张治中如此了得，赶紧去广西把他给挖了过来。

    张治中进黄埔之后，从总队长做到教育长，可谓平步青云，一度到了发红发紫，别人不嫉妒都不行的地步。

    黄埔是一个上课和打仗经常掺在一块儿的学校，所以在教学的间隙，张老师也经常会出来带兵打仗。不过对于他来说，这纯粹属于临时玩票性质，仗一打完，仍然要回去继续拿他的粉笔和课本。

    出征时，每到一个地方，张治中就要先把士兵给安顿好。他自己从不带行军床，只带一件雨衣，到了睡觉时间，情愿跟士兵们挤一块儿，心里才觉得格外踏实。至于吃饭，更是不挑不拣，士兵吃什么，他就吃什么。

    这种带兵方式，其实就跟在学校里一样，而他的部队，实际上也大部分都是黄埔学生。

    张老师常读圣贤书，自然忧国忧民。看到19路军在上海孤军奋战，他急得不得了。

    正好蒋介石重新出山，在迎接时，张治中便毛遂自荐，主动请缨，愿意亲率第5军征战上海。

    蒋介石只回答了两个字：很好！

    第5军的“两师一总队”里，将官以上十有八九都来自黄埔，让教育长带着他们，犹如在课堂上课，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自然是“很好”。

    可是真正的战场，其实是杀人场，那种气氛绝非校园课堂可比。在内战中，张治中所率领的学生军被称为精锐之师，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其制胜原因，然而怕就怕遇到狠的。

    比如跟西北军作战，张治中就很吃亏。西北军最善近战，尤其喜欢用刺刀和手榴弹解决战斗，学生军却最不擅长此道，所以很快就会败下阵来。

    第5军是国内最早的德械部队，其武器装备可称第一，但那也就是在自己家里比，到了淞沪会战，张老师和他的学生们才真正见识到了什么叫“装备精良”。

    2月22日，具有决战性质的庙行大战打响了。

    金泽师团的机械化优势果然得到充分发挥。一两个小时之内，落于庙行守军阵地的炮弹竟有三四千发之多。

    俞济时第88师一侧，战况很快就进入了极其惨烈的阶段，不喜欢白刃格斗的也得主动找机会格斗了。

    流传最广的是一名叫万羽的上尉连长，此君很有些侠客风范，大概是拜过师傅的，别人打仗端着枪，他则喜欢操一把剑在阵前横冲直撞。

    在部队出征前，他专门请人给自己画了一幅肖像，然后送给妹妹，并对她开玩笑似的说了一句话：

    “好好收藏这幅肖像吧，因为这很可能将是一幅英雄的遗照！”

    兄弟，什么时候不能开玩笑，这要命的当口，你顶得住，别人顶不住哇。

    果然，这句话立刻成了他妹妹的催泪弹，当时听了就大哭起来。

    此情此景，想来谁都难免内心酸楚，然而剑客毕竟是剑客，史书留下的不是英雄的眼泪，而是他的朗朗笑声（“羽一笑，挥鞭而去”）。

    在庙行前沿，万大侠扬眉剑出鞘，手执宝剑，带头发起冲锋，与日军玩起了剑道。

    凭着大侠身份，他对面前的小兵理都不理，专捡军官单挑。砍死两名日军军官，狠赚一把后，自己也战死沙场，从而成就了一幅真正的英雄遗像。

    包括万羽在内，俞济时师从旅长以下，重伤的重伤，战死的战死，仅营长就牺牲了九个。在付出巨大代价后，该师才勉强稳住了防守阵地。

    俞济时这边攻不进来，植田又增兵庙行以北，在形成突破后，已渐渐对第5军形成合围之势。

    缺口得失非常重要，双方都不断往里加薪添柴，谁也不敢轻易退让半步——道理很简单，这个时候就像拔河一样，任何一方只要再多使一把劲，绳子就可能要被倒拽过去。

    张治中的额头沁出了汗珠。

    他手上有教导总队，然而军事常识告诉他，暂时还不能动这张牌，因为这是他最后的一张王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动。

    如果教导总队不能动，还有谁能动？

    环顾左右，只有宋希濂第261旅尚有余力。

    庙行激战犹酣的时候，宋希濂旅已与19路军换防，此时驻扎在蕴藻浜北岸。

    一个多星期前，这里正是19路军给予久留米旅团以重创的地方。那场战斗给日军留下的阴影实在太深，至今仍未散去，以至于他们虽然在南岸屯有重兵，却再也不敢轻易发动渡河攻击。

    考虑到宋希濂据河防守的责任也很重，张治中计划从他那里抽调一个团，但是宋希濂提出了一个疑问：

    这个团真的能解庙行之困吗？

    从路线上来看，该团援兵需要绕道渡河，路途很远不说，大白天的，日军轰炸机也不会闲着，肯定要一路跟着凑热闹，所以就算赶到目的地，也是四五个钟头以后的事了。

    现在战场形势如此紧急，双方打得你死我活，守军别说四五个钟头了，恐怕连一个钟头都等不起。

    也许还没等援军走路走到一半，阵地就早已易手，一切都白忙活了。

    张治中沉默了。宋希濂说的一点没错，可是眼下还有别的办法吗？

    有的。

    围魏救赵，绝地逢生。

    宋希濂提出，他可以倾全旅之力，强渡蕴藻浜，从侧背打日军一个措手不及，如此，庙行之困必解。

    计是好计，连张治中听后也为自己的学生拍案叫绝（宋希濂、俞济时等人皆为黄埔一期生）。

    问题是蕴藻浜就那么好渡吗？

    关于这个问题，曾在这里吃过大亏的下元熊弥少将应该最有发言权。

    我们让他来说说。

    下元（表情忧伤）：这哪里是一条河，你干脆说它是一条害人的坑算了。

    别看河面不宽，水却又深又急，游过去、蹚过去都行不通，就只能架桥过来。我们那天借着下大雾，早上4点就从床上爬起来了，就这样，我还放了好多烟幕弹呢，生怕被守军发现坏事，你说容易吗我。结果呢，不仅没捞到便宜，还在回来时被自己人坑了一把，部队都给打残了。

    如果老天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说，我一定不会再跳这个坑，如果要在上面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

    反正打死我也不去渡那条害死人不偿命的河了。

    你看，连哭哭啼啼的下元都说了，他是天没亮就过河的，而且还下着大雾，打着烟幕弹。

    以上条件，宋希濂都不具备，他凭什么敢提出强渡蕴藻浜的建议？

    这就叫做初生牛犊不怕虎，而它也暗合了出奇方能制胜的兵家要诀。

    架设浮桥是不可能了，且不说工兵根本来不及作准备，没了大雾和烟幕弹作掩护，对岸的日军也不可能躺在阵地上看风景，让你们顺顺当当地把桥搭起来。

    只有用船。

    这次宋希濂用于强行渡河的部队计有两个团，2000多人，不是一个小数目，就算是10人一艘的小木船，也要200多艘。

    一时半会儿，到哪里去弄这么多船？

    出于同样的看法，南岸的日军也很放心，光天化日的，难道你们还能飞过来不成。

    飞是飞不过来，不过接着蕴藻浜河面上出现的一幕场景让所有日军都惊呆了。

    前面漂着的是小船、木筏，后面跟着的是木桶、浴盆，甚至连门板都有，上面坐着的不是来赶庙会的老百姓，而是持枪瞄准的中国士兵。

    有没有搞错？

    就这么一愣神的工夫，宋希濂旅已经杀到眼前。

    如此快的速度和效果，连刚从旅部赶来的宋希濂本人都感到十分意外。

    从旅部驻地到河边，半个小时就能走到。他本以为在这半个小时里面，能让先头小股部队抢渡过去就算不错了。没有想到的是，两团人马，除留下一小部分在北岸阵地作为戒备外，其他人早已一个不剩地到达了对岸，而且已向敌人纵深杀去！

    想想看，自从黄埔毕业后，一路领兵打仗过来，从来也没见这帮小子这么亢奋过啊。

    这一切就发生在一个军人懂得为何而战之后。

    因为要“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有此一念，虽千万人，吾往矣！

    宋希濂过了河，映入眼帘的，除了岸边日军的尸体，还有抢运我方伤员的担架队，就是看不见自己大部队在哪里，举着望远镜也看不到。

    这帮小子，不像是在打仗，倒像在赛跑。

    坐镇指挥部的张治中一直在紧张地观察着战场的风云变化，日军正面进攻力量陡然减弱，使他心里一动：有戏。

    一个消息传来，宋希濂强渡蕴藻浜并站稳了脚。

    好消息接踵而至：

    在蕴藻浜中曾经重创久留米旅团的19路军张炎旅也已杀到。

    太好了，这正是发起反攻的最佳时机。

    在三面夹攻下，日军战阵大乱，不得不放弃庙行仓皇撤退。

    庙行之战是公认的中国军队战绩最高峰。为了争取胜利，第5军这个国内装备和训练最好的部队全部投入战场，他们拼武器，更拼热血，战场之上肉搏厮杀的惨烈场面随处可见。

    指挥这场战役的张治中后来很动情地说，庙行一役的胜利，是官兵“滴滴鲜血的结晶”。

    此役给日军的心理造成了极大震撼。有不少被打散的日军士兵，甚至趁天黑跑到汇山码头一带，企图找船偷偷逃往国内，胆寒之状显露无遗。

    日本方面，继海军之后，陆军也噤声了。

    海军先后用过盐泽、野村，陆军先后用过下元、植田，从少将到中将，一级高过一级，还有谁行？

    为了寻找上海方面的第四任指挥官，参谋本部次长真崎甚三郎中将真是伤透了脑筋。

    要比植田的资格还要老，能力还要高，上阵了还要确保能赢，一时半刻到哪里去找这样的神人？

    况且到了这一步，上海战事已真正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一般功成名就的将领就是达到条件，也没几个肯冒着风险去上海。

    这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万一有个闪失，弄到身败名裂的下场，到时候后悔药都没地方买去。

    上穷碧落下黄泉，总算让真崎找着一个符合条件，而且不怕的。

    他就是白川义则大将（陆大12期），曾担任过关东军司令官，又在田中内阁里做过陆相。无论带兵经验还是资历声望都够格。

    此人堪称是老鬼子里的老鬼子。到他这个年龄，还在军队高层里服役的陆大毕业生已经寥寥无几，能做到大将的更是凤毛麟角。

    让白川出马也是没办法。老的不愿上，小的不能上，就只有他了。

    这么大年纪还惦记着为国效力，而且不计较名利得失，从真崎次长的角度来看，这人可真够意思。

    当然，那时候的他和白川本人恐怕都没想到，上海确实是块邪地方，白川虽然不至于搞到“名裂”，“身”最后还是“败”在那里了。

    2月29日，白川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身份，乘坐巡洋舰到达长江口的第一停泊点。

    姜还是老的辣。这一点用在白川身上并不为过。在听取汇报后，他马上意识到，如果继续跟着自己的前任们的脚步走，短时间内很难真正结束上海战事。

    上海海岸线绵长，为什么不用包抄迂回？

    这恰好符合白川经常说的一句话：“只要能够迂回攻击敌人，就不正面攻击敌人”。

    问题是从哪个方向包抄，或者换一种说法，部队从哪里登陆。

    上海的地貌决定了它可以有很多个登陆点，这就好像有一道多重选择题摆在了白川面前。

    如果粗看，南面的杭州湾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这里几乎没有防守。

    但白川很快就自己进行了否决。原因是这里离淞沪主战场较远，等日军部队一登陆，中国部队会有足够的时间反应过来，并组织防守，不符合此类战术“迅速、突然”的特性。

    另外，白川从家里出来时，头上还有一个紧箍咒。

    那就是内阁再三关照的，不能把战火扩大到租界区，以免引起英美等国的抱怨和干涉。

    如果登陆杭州湾，势必要向北进攻。到那时候，刀枪不长眼，保不准炮弹失了准星，也会一不小心跑到租界里去闯点祸出来。

    如果杭州湾不行，那选哪里呢？

    我现在眼前就有一张上海的地图，它可能没有白川所用的军事地图细致，但基本轮廓总是一样的。我可以想象这位倭军大将当年的思路：南面不行，那就往北面看看吧。

    一路看过去，他的眼睛紧紧盯住了一个地方。

    七丫口。

    我相信，如果不是淞沪战争，谁都不会在意这样一个地方。

    它是长江边上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村落，位置十分偏僻。像我用的这张地图，你就是搬来显微镜也找不到它的名字。

    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白川的这个选择是对的。

    从中国守军的部署来看，它属于后方，是第5军的防区。如果在这里登陆，将具有相当的突然性。同时，由于这一带河滩平坦开阔，也便于登陆部队上岸。

    最主要的是，抢占七丫口后，往南，可完成对淞沪守军的迂回和包抄。往西，可切断沪宁线，从而把中国援军挡在包围圈的外围。

    白川的如意算盘是，登陆之后，同时发起总攻，最终达到将中国军队包围聚歼的目的。

    看着地图，我也不得不感叹这个老鬼子的思路是何等清晰。他所构想的包围圈一旦从思路完全变成现实，中国的淞沪守军必将遭受灭顶之灾。

    3月1日凌晨，善通寺第11师团在七丫口登陆。守军的多处防线被突破，再想反击已是力不从心。

    接下来究竟怎么办，何去何从，多少人的生死，尽在一人判断与选择之中。

    蔡廷锴，你必须尽快作出抉择。

    第一个是判断：在这一回合中，中方败了。

    第二个是决定：宁小败，勿大败。

    某些时候，打仗也像在炒股票，如果你眼见形势不妙，还把股票紧紧地握在手上不肯抛售，蒙受的损失也许会更大更惨。反过来，如果你有自认晦气的清醒和勇气，栽了就是栽了，能抛的赶紧抛掉，那样说不定还能剩下一点本钱。

    捡柴的机会以后还多的是，只要你能把青山留住。

    尽快撤退。

    但退，是一门艺术，甚至是比进攻更为复杂的艺术。

    如同进攻时亦左亦右一样，蔡廷锴也必须在撤退前搞出比进攻还要大的声势来。

    他用的办法是玩了命似的跟日军死磕到底，状若疯狂。

    直到3月1日下午，日军根本看不出中国部队有一丝一毫要撤退的迹象。因为战斗已经打到了白热化的阶段，连经过补充的金泽第9师团都弄到了无预备队可用的程度。

    蔡廷锴的玩命死拼，给白川这个老狐狸造成了一个错觉，他认为守军还会在庙行战场一线继续苦撑。

    趁着夜色掩护，全军西撤至第二防线。

    金泽师团打了一天，累得要死，晚上这个觉是睡得真好，根本想不到中国军队会进行转移。

    第二天睡眼蒙眬地爬起来，感觉不对。要在平时这个时间段，大家就得做做广播体操，用枪声彼此问候几句了，怎么今天的黎明这么安静。

    过去一瞧，对方营寨空空荡荡，蔡廷锴早就完成了金蝉脱壳的大转身。

    撤至第二防线后，中日两军形成了对峙。蔡廷锴在整顿人马，准备重新再战的同时，也非常关心正拟举行的停战谈判。

    是不是要割地，要赔款？那是绝对不行的，谁敢这么做，蔡某跟他势不两立。

    这么想着，忽然浑身发热，喉咙口疼痛难忍。军医一诊断，才发现是煤炭中毒。

    多少天终夜不眠，听报告，作决策，晚上又冷，军部的简陋房子丝毫挡不住寒气，不得不围炉取火。

    时间一长，煤火过多，蔡廷锴就中了招。

    打仗的时候精神紧张，不知不觉撑住了，现在稍一放松，便给你来个反攻倒算。

    蔡廷锴住进了医院，医生要求十日之内不得下床，可是他哪里躺得下来。

    前方战事虽停，却成了一个不战不和、不尴不尬的状态，如今日军还占领着上海一大片区域，这是军人之耻。

    当总指挥蒋光鼐来看望他时，蔡廷锴紧盯着这位老上司兼老搭档，一字一句地说：如果三天之内，和战问题仍无法解决，我决定向敌人发起反攻！

    蒋光鼐却躲开了他的眼睛：

    凡事你都不要看得太容易，平心静气听候政府处置吧。政府要我们进就进，不要进就不进，万万不可轻举妄动。

    蔡廷锴咬着嘴唇不再说话，但是等蒋光鼐一走，他就掀开被子，从医院里跑了出来。

    阅兵，检阅部队。

    蔡廷锴看到，经过这些天的补充，第19路军又呈兵强马壮之势。

    他再一次坚定了信心：万一谈判决裂，我仍然可以与敌再战，甚至比以前还要强。

    可是蒋光鼐所说的“政府”并不一定这么想。

    蔡廷锴是一个眼睛里揉不进沙子的人，某种程度上，他跟自己的部将翁照垣在性格上倒有些接近，只是更内敛沉稳一些罢了。

    现在的行政院院长是汪精卫。蔡廷锴生平最讨厌这个人，偏偏汪精卫还要来前线慰问，作为军事主官，不想陪也得陪。

    一共陪了两个小时，对蔡廷锴来说，却犹如过了两年。尤其从汪精卫的言谈举止中，已处处流露出对日妥协的味道，这更让蔡帅甚为不快。

    这还远远没有结束。

    蒋介石召见他了。此时的蒋介石已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是全国军队的当家人。

    和“文人政客”汪精卫不同，蒋氏是北伐时的总司令。军人对军人，他一定会像迎接北伐将士归来那样，开心，微笑，然后赞上一句：好样儿的，继续干。

    然而没有，都没有。

    蒋介石似乎并不高兴，说话时有气无力，临近会谈结束时，最后一句倒很有力，不过却是一句硬邦邦、冷冰冰的话：以后须绝对听从政府命令！

    走在回营的路上，蔡廷锴忽然发现他是多么孤独。在领导、同事，很多很多人眼里，自己就是一个狂人，一个完全不顾及后果的狂人。

    可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现实让蔡廷锴疼得差点要大声叫喊出来：仗不是我挑起来的，我一片赤诚，为国家争自由，为军人争人格，究竟有什么错？

    四周没有回声。

    就像那些天的深夜，一个人坐在炉火边。

    然而那时候还有暖意，还可以运筹帷幄，现在身旁围绕着的却只有无边的寒冷和寂寞。

    这种痛楚，谁能够承受？

    停战谈判终于结束了，这就是“淞沪停战协定”。虽然没有割地赔款，但有一个条款对蔡廷锴来说却特别刺目：第19路军调离上海，中国不得在上海及郊区驻兵。

    我们的血是不是白流了？

    蔡廷锴悲愤莫名，却又无可奈何。

    一周之后，在苏州召开淞沪抗战烈士追悼大会，面对着黑压压的悼念人群，蔡帅泪流满面，情难自控。

    一切都结束了，生活就是这样。

    在英国1964年出版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蔡廷锴被列为世界名将之一，言其以少敌众、以弱胜强，阻击优势日军达数月之久，为世人所一致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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