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术地理》是分述各国的妖术状况的,也是同样的论调,有几处似乎更有精采。第六章是讲德国的,中间引忒勒威思教区编年云,“一五八六年教区内厉行肃清妖巫,在两村中只有两个女人得不死。”又据纪载,一六二七至一六三一年中吴尔兹堡共杀妖巫九百余人,有几次的名单极有意思:
“第十三次正法者四名
老霍夫宿密特老妇人一名少女一名年约十岁她的妹子一名
第十四次正法者二名
上记二少女之母理倍耳之女年二十四岁
第十五次正法者二名
少年一名年十二岁系高小学生开馒头铺之女人一名”
窥豹一斑,可以不多引了。且看著者怎样注释。“这样的一个目录,的确,初看似乎有点可怕,但我们要知道,这些频烦的处刑恰足以表明那个不幸的地方是多么深地中了病毒了。撒但党秘密地进行他们的工作,那样勤奋而且坚决,这实在是适于去做更好的事的。他们恶化了老的少的,富的穷的,流浪的乐人,安乐的市民和尊荣的贵族;不,就是牧师也被拉进地狱的陷阱里去。这社会的无政府与魔鬼的革命之毒必须用剧烈的方法来肃清它,假如想不使全体都中了毒,而且不要在神与人的鼻孔里感到恶臭。的确这是很可悲的,听书上说小儿们那样早地受了污染了。然而这种事情是古今都有的。在智利,牧师们都诉说学校儿童之恶化。圣谛亚谷的一位神甫曾说,不多几年前有几个天主教的土人看见一个白种小孩,年纪不过十五岁,把圣饼钉在市外的一棵树上,用刀刺了好几下,一直等到他们看清楚了,跑上前去将他止住。南美洲的撒但党抓住了十二岁以下的少年男女,教他们咒骂渎神,不进教会去,却尽忠于撒但。”
散先生的这些话真不免有点儿丧心了。声称维持治安的政治的杀戮已经有人怀疑,何况这只是圣饼安危问题么?我曾在《从犹太人到天主教》这篇小文里说过,“《出埃及记》二十二章十八节说,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相信有邪术,自然就有反邪术之运动,然而其实他的丑恶也并不下于邪术,倘若说世界上真有邪术。”中国向来喜欢以思想杀人,定其罪曰离经叛道,或同类的笼统的名号,西欧也是古已有之,到了十九世纪这才停止了,虽然在一九〇六年西班牙还借了煽动罢工的罪名枪毙了自由思想家菲拉耳。散先生在英伦今日还赞成这种勾当,可不是东方文明西渐之兆乎?
但我想,文明世界总不应该如是的。“文明是什么?我不晓得,因为我不曾研究过这件东西。但文明的世界是怎样,我却有一种界说,虽然也只是我个人的幻觉。我想这是这样的一个境地,在那里人生之不必要的牺牲与冲突尽可能地减少下去。我们的野蛮的祖先以及野蛮的堂兄弟之所以为野蛮,即在于他们之多有不必要的牺牲与冲突。”十四年一月我在《语丝》上写了这些话,到了现在也还是这样想。前日细读蔼理斯著的《新精神》,见在惠德曼论中论及索罗在山林中所过的生活,说在不曾有这种经验的人这世界当有许多的不必要的神秘与不少的不必要的苦恼。这个意思略有点相近,虽然所谈的不是同一问题。在现代,那些不必要的惊扰何其多耶?太白经天了,吓出病来;邻家男女私通了,气得发抖;某生钉圣饼在树上,某生的箱子里有一本反动的书报,军警放了步哨去捉来,关在塔牢里重办:这都是何苦来!我相信这都是不必要的,大可丢开不管,一点都没有妨害。我这意见或者是已经过了时的所谓自由主义,因为现在的趋势似乎是不归墨(Mussolini)则归列(Lenin),无论谁是革命谁是不革命,总之是正宗与专制姘合的办法,与神圣裁判官一鼻孔出气的。但是,这总是与文明相远,与妖术和反妖术倒相近一点儿罢。
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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