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回的启行也同癸卯（一九〇三）年秋天那一回差不多，有伴侣偕行，而且从绍兴直到日本，所以路上很是不寂寞。这同行的是什么人呢？这人乃是邵明之，名文镕，绍兴人留学日本北海道札幌地方，学造铁路，北海道是日本少数民族多须的虾夷聚居之地，多雪多熊，邵君面圆而黑，又多胡子，所以鲁迅送他一个日本绰号叫作“熊爷”。（日本语用一个“樣”字，加在名氏下面，用作称呼，不问身分高低，悉可通用，很是方便，犹如法文里的M一样。就是中国没有适宜的字，现在一般公用，例如税关邮局银行的通信，一律都是直呼姓名，未免太是简单。老实说来，那种称呼或者是封建遗风倒未可知，直截的叫法反是民主的，现在学生中间和一般社会通行，可以为证。但是也有应了年龄，加上一个老字或是小字的，例如说“老赵”或是“小钱”，或将老字加在姓的底下，表示尊敬，可见也有相同的表示，不过没有一个可以一切通用的称呼罢了。）平常鲁迅是很看不起学铁路的，虽然自己是矿路学堂的出身，因为那一班进岩仓铁道学校的速成班的，目的只是在赚钱，若是进高等专门的学习铁道，那自然是另眼相看的。在《鲁迅的青年时代》里面，有一张插画，后边站着许寿裳和鲁迅，在许寿裳前面的即是邵明之其人，鲁迅前面的则是陈公侠，即是后来的陈仪，一时改为陈毅，民国以后这才恢复原名。在照相那时，可能是弘文学院刚毕业，开始分别进高等专门，经过两年的学习，鲁迅已经学完医学校的前期功课，因思想改变，从救济病苦的医术，改而为从事改造思想的文艺运动了，所以决心于医校退学之后回家一转，解决多年延搁的结婚问题，再行卷土重来，作《新生》的文学活动。其时邵君适值回乡，于是约定一同回日本去，那时候有邵君的友人张午楼也要同行，所以我们这一行总共有四个人，都是由绍兴出发，可是分作两批，约定在西兴会合，共乘小火轮拖船前往上海。到了上海之后，由于邵君的主意，特别在后马路或是五马路的一家客栈里住下，这不是普通的客栈，乃是湖州丝业商人的专门住宿的地方，不过别人也可以住得，邵君不晓得以什么关系，得到了这一种的特权，现在却是忘记了。因为不是普通的客店，所以多少觉得清净，可是因为我们住客太不老实了，以致别的客人啧有烦言，这其实要怪我们的不好。那时我们几个人都年少气盛，难免自高自大，蔑视别人，因为主张打倒迷信，破除敬惜字纸的陋习，平常上厕所去总使用报纸，其实这是很不合卫生的一件事，尤其是犯人家的嫌恶，讨厌你亵渎字纸还是其次，第一是要连累他也犯了罪了。那客栈的住客于是联合抗议，表面上很是和平，说愿意供给上茅厕用的草纸，请勿用字纸，以免别人望而生畏。对于这种内刚而外柔的抗议，结果只好屈服了事，因为没法僵持下去，事实显然是我们理曲的。在这里大约也停留了三五天之久，因为一则要候买船票，二则我和张午楼都要剪去辫子。我的剪发很花工本，那时上海只有一个剃头匠，他有一把“轧剪”，能够轧平而不是剃光，轧发的工钱只要大洋一元，但是附带有一个条件，剪下来的辫子是归他所有，由他去做成假发或假辫，又有二三元的进益。他寄住在一家什么小客栈里，顾客跑去请教，倒还相当便利清闲，张午楼为的贪图便利，只叫普通剃头匠一刮了事，虽然是省事，但是刮得精光像是一个和尚，一时长不起来，在日本去的船上很被人家所注目，却也是一种讨厌的事情。
六六 最初的印象
一个人初到外国的地方，最是觉得有兴趣的，是那里人民的特殊的生活习惯，其有一般习得的文化生活，虽然其时也颇觉得新奇，不过总是还在其次了。我们往日本去留学，便因为它维新成功，速成的学会了西方文明的缘故，可是我们去的人看法却并不一致，也有人以为日本的长处只有善于吸收外国文化这一点，来留学便是要偷他这记拳法，以便如法泡制。可是我却是有别一种的看法，觉得日本对于外国文化容易模仿，固然是他的一样优点，可是不一定怎么对，譬如维新时候的学德国，现在的学美国都是，而且原来的模范都在，不必要来看模拟的东西，倒是日本的特殊的生活习惯，乃是他所固有也是独有的，所以更值得注意去察看一下。这个看法或者是后来经过考虑这才决定的也未可知，大体从头就是这样看法，不过后来更是决定罢了。
关于日本民族的问题，我们是门外汉，不容得来乱开口的，但说他是属于太平洋各岛居民有关的大洋洲系统，那总是没有十分错误的吧。他的根本精神是巫来由的，但是表面却又受了很浓厚的汉文化与佛教文化，所显出很特殊的色彩来，这是我所觉得看了很有兴趣的。要了解日本的国民性，他的一切好的和坏的行动，不单是限于文学艺术一方面的成就，这需要从宗教下手，从他的与中国人截不相同的宗教感情去加以研究，这事现在无法讨论，所以只好不谈，因为这所谓宗教当然并不是佛教，乃是佛教以前固有的“神道”，这种宗教现在知道与朝鲜满洲的萨满教是一体的，但与南洋的宗教的关系现今还没有听说去调查研究，我们外行更不配来插嘴了。因此我们这里所谈的，也只是一个旅客在日本所得的最初的印象，说是最初却也可以延长到最后，因为在这方面我的意见始终没有什么改变。
我初次到东京的那一天，已经是傍晚，便在鲁迅寄宿的地方，本乡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下宿住下，这是我在日本初次的和日本生活的实际的接触，得到最初的印象。这印象很是平常，可是也很深，因为我在这以后五十年来一直没有什么变更或是修正。简单的一句话，是在它生活上的爱好天然，与崇尚简素。我在伏见馆第一个遇见的人，是馆主人的妹子兼做下女工作的乾荣子，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女，来给客人搬运皮包，和拿茶水来的。最是特别的是赤着脚，在屋里走来走去，本来江南水乡的妇女赤脚也是常有的，有如张汝南在所著《江南好词》中第九十九首，便是歌咏这事的，其词云：
“江南好，大脚果如仙。衫布裙绸腰帕翠，环银钗玉鬓花偏。一溜走如烟。”原注云：
“大脚妇女其美者皆呼为大脚仙，其妆饰如此，过者能知之。谚云，大脚仙，头绾白玉簪，脸像米粉团，走街边，走起来一溜烟。”但这是说街边行走，不是说在屋里。我在一九二一年写过一篇名为“天足”的短文，第一句便说道：
“我最喜见女人的天足。”但后边却做的是反面文章，随即翻过来说道：
“这实在是我说颠倒了。我意思是说，我嫌恶缠足。”二十年后，在我给日本二千六百年纪念作《日本之再认识》那篇文章，里边仍是说这个话，不过加以引伸道：
“日本生活里的有些习俗我也喜欢，如清洁，有礼，洒脱。洒脱与有礼这两件事一看似乎有点冲突，其实却并不然。洒脱不是粗暴无礼，他只是没有宗教的与道学的伪善，没有从淫佚发生出来的假正经，最明显的例是对于裸体的态度。蔼理斯（H．Ellis）在他的论‘圣芳济及其他’的文中有云：
‘希腊人曾将不喜裸体这件事看作波斯人及其他夷人的一种特性，日本人——别一时代与风土的希腊人——也并不想到避忌裸体，直到那西方夷人的淫佚的怕羞的眼告诉他们，我们中间至今还觉得这是可嫌恶的，即使单露出脚来。’我现今不想来礼赞裸体，以免骇俗，但我相信日本民间赤脚的风俗总是极好的，出外固然穿上木屐或草履，在室内席上便白足行走，这实在是一种很健全很美的事。我所嫌恶的中国恶俗之一是女子的缠足，所以反动的总是赞美赤脚，想起两足白如霜不着鸦头袜之句，觉得青莲居士毕竟是可人，在中国古人中殊不可多得。我常想，世间鞋类里边最善美的要算希腊古代的山大拉，闲适的是日本的下驮，经济的是中国南方的草鞋，而皮鞋之流不与也。凡此皆取其不隐藏，不装饰，只是任其自然，却亦不至于不适用与不美观。此亦别无深意，不过鄙意对于脚或身体的别部分以为解放总当胜于束缚与隐讳，故于希腊日本的良风美俗不得不表示赞美，以为诸夏不如也。希腊古国恨未及见，日本则幸曾身历，每一出门去，即使别无所得，只是憧憧往来者皆是平常人，无一裹足者在内，如现今在国内行路所常经验，见之令人愀然不乐者，则此一事亦已大可喜矣。”这文章写了之后，现今又过了二十年了，可是出去的时候，还皆遇见“愀然不乐”的现象，这不能不感慨系之了。
六七 日本的衣食住上
我对于日本的平常生活方式，即是衣食住各方面的事情，觉得很有兴趣，这里有好些原因，重要的大约有两个，其一是由于个人的性分，其二可以说是思古之幽情吧。我是生长于东南水乡的人，那里民生寒苦，冬天屋内没有火气，冷风可以直吹进被窝里来，吃的通年不是很咸的腌菜也是很咸的腌鱼，有了这种训练去过东京的下宿生活，自然是不会不合适的。我那时又是民族革命的一信徒，凡民族主义必含有复古思想在里边，我们反对清朝，觉得清朝以前或元朝以前的差不多都是好的，何况更早的东西。听说夏穗卿钱念劬两位先生在东京街上走路，看见店铺招牌的某文句或某字体，常指点赞叹，谓犹存唐代遗风，非现今中国所有。冈千仞著《观光纪游》中亦纪杨惺吾回国后事云：“惺吾杂陈在东所获古写经，把玩不置曰，此犹晋时笔法，宋元以下无此真致。”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其实不但“古写经”是如此，即现时墨笔字也可以这么说，因为不单是唐朝书法的传统没有断绝，还因为做笔的技术也未变更，不像中国看重翰林的楷法，所以笔也做成那种适宜于书写白摺纸的东西了。用了翰林们所爱用的毛笔来写字，又加上翰林字的范本，自然也只是那一派的末流罢了。
纪录日本生活，比较详细而明白合理的，要推黄公度在《日本杂事诗》注里所说的为第一。卷下关于房屋的注有云：
“室皆离地尺许，以木为板，藉以莞席，入室则脱屦户外，袜而登席。无门户窗牖，以纸为屏，下承以槽，随意开阖，四面皆然，宜夏而不宜冬也。室中必有阁以庋物，有床笫以列器皿陈书画。（室中留席地，以半掩以纸屏，架为小阁，以半悬玩器，则缘古人床笫之制而亦仍其名。）楹柱皆以木而不雕漆，昼常掩门而夜不扃钥。寝处无定所，展屏风，张帐幙，则就寝矣。每日必洒扫拂拭，洁无纤尘。”又一则云：
“坐起皆席地，两膝据地，伸腰危坐，而以足承尻后，若趺坐，若蹲踞，若箕踞，皆为不恭。坐必设褥，敬客之礼有敷数重席者。有君命则设几，使者宣诏毕，亦就地坐矣。皆古礼也。因考《汉书·贾谊传》，文帝不觉膝之前于席。《三国志》管宁传，坐不箕股，当膝处皆穿。《后汉书》，向栩坐板，坐积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朱子又云，今成都学所存文翁礼殿刻石诸像，皆膝地危坐，两蹠隐然见于坐后帷裳之下。今观之东人，知古人常坐皆如此。”
这种日本式的房屋我觉得很喜欢。这却并不由于好古，上文所说的那种坐法实在有点弄不来，我只能胡坐，即不正式的趺跏，若要像管宁那样，则无论敷了几重席也坐不到十分钟就两脚麻痹了。我喜欢的还是那房子的简素适用，特别便于简易生活。《杂事诗》注已说明屋内铺席，其制编稻草为台，厚可二寸许，蒙草席于上，两侧加麻布黑缘，每席长六尺宽三尺，室之大小以席数计算，自两席以至百席，而最普通者则为三席，四席半，六席，八席，学生所居以四席半为多。户窗取明者用格子糊以薄纸，名曰障子，可称纸窗，其他则两面裱糊暗色厚纸，用以间隔，名曰唐纸，可云纸屏耳。阁原名户棚，即壁厨，分上下层，可分贮被褥及衣箱杂物，床笫原名“床之间”，即壁龛而大，下宿不设此，学生租民房时可利用此地堆积书报，几乎平白的多出一席地也。四席半一室面积才八十一方尺，比维摩斗室还小十分之二，四壁萧然，下宿只供一副茶具，自己买一张小几放在窗下，再有两三个坐褥，便可安住。坐在几前读书写字，前后左右凡有空地都可安放书卷纸张，等于一张大书桌，客来遍地可坐，容六七人不算拥挤，倦时随便卧倒，不必另备沙发，深夜从壁厨取被摊开，又便即正式睡觉了。昔时常见日本学生移居，车上载行李只铺盖衣包小几或加书箱，自己手拿玻璃洋油灯在车后走而已。中国公寓住室总在方丈以上，而板床桌椅箱架之外无他余地，令人感到局促，无安闲之趣。大抵中国房屋与西洋的相同，都是宜于富丽而不宜于简陋，一间房子造成，还是行百里者半九十，非是有相当的器具陈设不能算完成，日本的则土木功毕，铺席糊窗，即可居住，别无一点不足，而且还觉得清疏有致。从前在日本旅行，在吉松高锅等山村住宿，坐在旅馆的朴素的一室内凭窗看山，或着浴衣躺席上，要一壶茶来吃，这比向来住过的好些洋式中国式的旅舍都要觉得舒服，简单而省费。这样房屋自然也有缺点，如《杂事诗》注所云宜夏而不宜冬，（虽然日本北方的屋里，别有一种取暖的所谓“围炉里”的设备，）其次是容易引火，还有或者不大谨慎，因为槽上拉动的板窗木户易于偷启，而且内无扃钥，贼一入门便可以各处自在游行也。
六八 日本的衣食住中
关于衣服，《日本杂事诗》注只讲到女子的一部分，卷二中云：
“宫装皆披发垂肩，民家多古装束，七八岁丫髻双垂，尤为可人。长，耳不环，手不钏，髻不花，足不弓鞋，皆以红珊瑚为簪，出则携蝙蝠伞。带宽咫尺，围腰二三匝，复倒卷而直垂之，若襁负者。衣袖尺许，襟广微露胸，肩脊亦不尽掩。傅粉如面然，殆《三国志》所谓丹朱坋身者耶。”又云：
“女子亦不着裤，里有围裙，《礼》所谓中单，《汉书》所谓中裙，深藏不见足，舞者回旋偶一露耳。五部洲唯日本不着裤，闻者惊怪。今按《说文》，袴胫衣也。《逸雅》，袴两股各跨别也。袴即今制，三代前固无。张萱《疑耀》曰，袴即裤，古人皆无裆，有裆起自汉昭帝时上官宫人。考《汉书》上官后传，宫人使令皆为穷袴。服虔曰，穷袴前后有裆，不得交通，是为有裆之袴所缘起。”这个问题其实本很简单。日本上古有袴，与中国西洋相同，看“埴轮”土偶便可知道，后受唐代文化衣冠改革，由筒管袴而转为灯笼袴，终乃袴脚益大，袴裆渐低，今礼服的所谓袴已几乎是裙了。平常着袴，故里衣中不复有袴类的东西，男子但用犊鼻裈，女子用围裙，就已行了，迨后民间平时可以衣而不裳，遂不复着袴，只用作乙种礼服，学生如上学或访老师则和服之上必须得着袴才行。现今所谓和服实即古时的“小袖”，袖本小而底圆，今则甚深广，有如口袋，可以容手巾钱袋等物，与中国和尚所穿者相似，西人称之曰Kimono，原语云“着物”，实只是衣服的总称。日本衣裳之制大抵都根据中国，而逐渐有所变革，乃成今状，盖与其房屋起居最适合，若以现今和服住于洋房中，或以华服住日本房，亦不甚相适也。《杂事诗》注又有一则是关于鞋袜的云：
“袜前分歧为二靫，一靫容拇指，一靫容众指。屐有如丌字者，两齿甚高，又有作反凹者。织蒲为苴，皆无墙有梁，梁作人字，以布绠或纫蒲系于头，必两指间夹持用力乃能行，故袜分作两歧。考《南史》虞玩之传，一屐着三十年，蒵断以芒接之。古乐府，黄桑柘屐蒲子履，中央有丝两头系。知古制正如此也，附注于此。”这个木屐也是我所喜欢着用的，我觉得这比广东的用皮条络住脚背的还要好些，因为这似乎更着力可以走路。黄公度说必两指间夹持用力乃能行，这大约是没有穿惯，或者因为中国男子多包脚，脚指互叠不能衔梁，衔亦无力，所以觉得不容易，其实是套着自然着力，用不着什么夹持的。甲戌（一九三四）年夏间我往东京去，特地到大震灾时没有毁坏的本乡菊坂去寄寓，晚上穿了和服木屐，曳杖往帝大前面一带去散步，看看旧书店和地摊，很是自在，若是穿着洋服就觉得拘束，特别是那么大热天。不过我们所能穿的也只是普通的“下驮”，即所谓反凹字形状的一种，此外名称“日和下驮”，底作丌字形而不很高的，从前学生时代也曾穿过，至于那两齿甚高的“足驮”，那就不敢请教了。在大正时代以前，东京的道路不很好，也颇有雨天变酱缸之概，足驮是雨具中的要品，后来却是可以无需，不穿皮鞋的人只要有日和下驮就可应付，而且在实际上连这也少见了。
六九 日本的衣食住下
黄公度在《日本杂事诗》注里，关于食物说的最少，其一是说生鱼片的：
“多食生冷，喜食鱼，聂而切之，便下箸矣，火熟之物亦喜寒食。寻常茶饭，罗卜竹笋而外，无长物也。近仿欧罗巴食法，或用牛羊。”又云：
“自天武四年（案即公元六七六年，但史称三年诏禁食牛马鸡犬猿等，次年乃令诸国放生），因浮屠教禁食兽肉，非饵病不许食。卖兽肉者隐其名曰药食，复曰山鲸。所悬望子，画牡丹者豕肉也，画丹枫落叶者鹿肉也。”讲到日本的吃食，第一感到奇异的事的确是兽肉的稀少。四十多年前，我在三田地方确实还看见过山鲸的招牌，这是卖猪肉的，画牡丹枫叶的却已不见，马肉称为樱花肉，但也不曾见诸招牌。虽然近时仿欧罗巴法，但肉食不能说很盛，不过已不如从前以兽肉为秽物禁而不食，肉店也在“江都八百八街”到处开着罢了。平常鸟兽的肉只是鸡与猪牛，羊肉简直没处买，鹅鸭也极不常见。平民的下饭的菜到现在仍旧还是蔬菜以及鱼介。中国学生初到日本，吃到日本饭菜那么清淡，枯槁，没有油水，一定大惊大恨，特别是在下宿或分租房间的地方。这是大可原谅的，但是我自己却不以为苦，还觉得这有别一种风趣。——的确有过一次，因为下宿的老太婆三日两头的给吃“圆油豆腐”，有点受不住了，只好买罐头咸牛肉来下饭。这是因为烹调得不好的缘故，这种圆豆腐原名为“假雁肉”，用胡萝卜等切成丁，和在豆腐内制成，加酱油糖煮，也是很好吃的，但是那老太婆似乎只拿盐水来煮，而且几乎天天是这个，所以吃厌了，那只算是例外吧。——吾乡穷苦，人民努力日吃三顿饭，唯以腌菜臭豆腐螺蛳为菜，故不怕咸与臭，亦不嗜油若命，到日本去吃无论什么都不大成问题。有些东西可以与故乡的什么相比，有些又即是中国某处的什么，这样一想就很有意思。如味噌汁与干菜汤，金山寺味噌与豆板酱，福神渍与酱咯哒，牛蒡独活与芦笋，盐鲑与勒鲞，皆相似的食物也。又如大德寺纳豆即咸豆豉，泽庵渍即福建的黄土萝卜，蒟蒻即四川的黑豆腐，刺身即广东的鱼生，寿司即古昔的鱼鲊，其制法见于《齐民要术》，此其间又含有文化交通的历史，可资研究。——刺身读如萨西米，即是《杂事诗》注所说“聂而切之”的鱼肉，黄君乃广东嘉应州人，是知道鱼生的，但日本所不同的就是这样的生吃了，这在中国也不是没有先例的，如吃醉虾即是。鱼用鲔和鲷，亦有用鲤者，此外多骨的河鱼皆不适用。——家庭宴集自较丰盛，但其清淡则如故，亦仍以菜蔬鱼介为主，鸡豚在所不废，唯多用其瘦者，故亦不油腻也。近时社会上亦流行中国及西洋菜，则并没有什么高明，盖以日东手法调理西餐（日本昔时亦称中国为西方）难得恰好。东京神田有“维新号”，当初系一小杂货店，乃浙江宁波郑君所经营，专售卖中国食品，略如稻香村那样，小楼一间作为雅座，可以小吃，昔日曾经请教过，却做得很好，四十年来闻已大为发展，开有各处分号了。
日本食物之又一特色为冷，确如《杂事诗》注所说。下宿供膳尚用热饭，人家则大抵只煮早饭，家人之为官吏教员公司职员工匠学生者皆裹饭而出，名曰“便当”，匣中盛饭，别一格盛菜，上者有鱼，否则苦咸的梅干一二而已。傍晚归来，再煮晚饭，但中人以下之家便吃早晨所余，冬夜苦寒，乃以热苦茶淘之。中国人惯食火热的东西，有海军同学昔日为京官，吃饭恨不热，取饭锅置左右，由锅到碗，由碗到口，迅疾如暴风雨，乃始快意，此固是极端，却亦是一好例。总之对于食物中国一般大抵喜热恶冷，所以留学生看了“便当”恐怕无不头痛的，不过我觉得这也很好，不但是故乡有吃“冷饭头”的习惯，说得迂腐一点，也是人生的一点小小的训练。中国有一句很是陈旧，却很是很有道理的格言道：人如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所以学会能吃生冷的东西，虽然似乎有背卫生的教条，但能够耐得刻苦的生活，不是没有什么益处的吧。
七〇 结论
刚才说到了东京，就说上这一大堆话，总论日本的衣食住，也可以说是结论，这是什么缘故呢？总之这似乎不是说初到时最初的印象吧？是的，这的确是结论，是我多年之后观察所得的结果，如今说在起头的地方，实在有点倒果为因的毛病。不过这有什么办法呢，大凡一个人对于一地方的意见，无论是爱憎如何，总是有一种结论做根据。我现在便把这个根据说在前边，再来叙述我的事情，希望它可以说得清楚一点。老实说，我在东京的这几年留学生活，是过得颇为愉快的，既然没有遇见公寓老板或是警察的欺侮，或有更大的国际事件，如鲁迅所碰到的日俄战争中杀中国侦探的刺激，而且最初的几年差不多对外交涉都是由鲁迅替我代办的，所以更是平稳无事。这是我对于日本生活所以印象很好的理由了。
我那时对于日本的看法，或者很有点宿命观的色彩也说不定。我相信日本到底是东亚或是亚细亚的，他不肯安心做一个东亚人，第一次明治维新，竭力挣扎学德国，第二次昭和战败，又学美国，这都于他自己没有好处，反给亚细亚带来了许多灾难。我最喜欢的是永井荷风的在所著《江户艺术论》第一篇《浮世绘之鉴赏》中说过的一节话，虽然已是五十年前的旧话了，但是我还要引用了来，说明我的一点意思：
“我反省自己是什么呢？我非是威耳哈伦似的比利时人，而是日本人也，生来就和他们的运命及境遇迥异的东洋人也。恋爱的至情不必说了，凡对于异性的性欲的感觉悉视为最大的罪恶，我辈即奉戴此法制者也。承受‘胜不过啼哭的小孩和地主’的教训的人类也，知道‘说话则唇寒’的国民也。使威耳哈伦感奋的滴着鲜血的肥羊肉与芳醇的蒲桃酒与强壮的妇女之绘画，都于我有什么用呢？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亲卖身的游女的绘姿使我泣。凭倚竹窗，茫然看那流水的艺妓的姿态使我喜。卖宵夜面的纸灯，寂寞的停留着的河边的夜景使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天树叶，落花飘风的钟声，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无常无告无望的，使人无端嗟叹此世只是一梦的，这样的一切东西，于我都是可亲，于我都是可怀。”他的话或者也有过于消极悲观的地方，但是在本篇的末尾这样说，觉得是很有道理的：
“日本之都市外观和社会的风俗人情，或者不远将全都改变了吧。可伤痛的，将美国化了，可鄙夷的，将德国化了吧。但是日本的气候与天象与草木，和为黑潮的水流所浸的火山质的岛屿存在的时候，初夏晚秋的夕阳亦将永远如猩猩绯的深红，中秋月夜的山水将永远如蓝靛的青，落在茶花与红梅上的春雪也将永远如友禅印花绸的绚烂。如不把妇女的头发用了烙铁烫得更加卷缩了，恐怕也将永远夸称水梳头发之美吧。然则浮世绘者，将永远对于生在这太平洋上岛屿的日本人，在感情方面传达亲密的私语。浮世绘的生命，实与日本的风土，永劫存在，盖无可疑。而其杰出的制品，今乃悉不在日本了，岂不悲哉！”
这是著者论“浮世绘”的几节话，但是这里我引用了来，却也觉得是恰好。我那时喜欢这“东洋”的环境，所以愉快的过了留学时期，不过这梦幻的环境却也到时候打破了，那便在我关闭了“日本研究”的小店的门，正式发表在《日本管窥之四》里边，已经是在卢沟桥的前夕了。关于日本的衣食住的结论我还是没有什么修正，但是日本人是宗教的国民，感情超过理性，不大好对付，这是我从前看错了的。
七一 下宿的情形
我最初来到东京，住在伏见馆下宿屋里。伏见馆在东京的本乡区汤岛二丁目，是中下等的下宿，——我这样说也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只是凭我的估计罢了。本来下宿是按月计算房饭钱，与按日计算的旅馆不同，这是最大的区别，至于下宿本身的等级也大有高下，大的有三四层的楼房，用人众多，有点像是旅馆的样子，小的则房子不到十间，只用着一两个下女，有的还用自己的女儿们充任。伏见馆的情形是这样的，一进栅栏门是脱鞋的地方，走上去时右手是一个楼梯，随后即是所谓账房即是店主人的住所，便所与厨房就在这后边，左手外边是两间四席半的房间，大约就算是第一二号，不过因为房间太是气闷也不方便，所以不大有人居住，只有我们有一个时候，曾经借住第一号有一个月左右，再往后是一个通往便所的楼梯，以后是一间浴室，这之后是一间安放什物的房间，楼下的情形便是如此。楼上楼梯之后是第一间客房，却算是第八号，因为这就是鲁迅所住的房间，所以记得清楚，上边偶然需要茶水，一按电铃，底下便有人报告说，“八番样”，这意思也就是说第八号叫，但是直译起来是“第八号的先生”，而意义又略为不同，“样”字很有一种柔软性，这里译作先生也觉得有点儿硬了。第九号是一间三席的，平常总是闲空着，本来也尽有较为寒苦的学生足够居住，但这里是专住中国留学生的，所以没有人看得起这种小屋，一般的房间总要有四席半大小才好，里边是往三楼的楼梯了，其实三层楼上只有一间四席半的房间，便是第十号了。再回来说二楼，楼梯上面右边一间，左边接连三间，其第三间便与第八号相对，便算是第三至第六号，第七号单独一间，位置在往便所去的楼梯与往三楼的楼梯的交叉点，最是静僻，没有左右邻居的烦扰。据上边所说的情形看来，我那中下的考语或者下得算是公平吧。它的确有浴堂的设备，每星期或者烧两三次，但这乃是一种家常的入浴，并不是什么特别的待遇，那里也设有叫人的电铃，却是还没有电灯，仍旧用洋油灯照明，电铃是用干电池的。高等下宿则每间房里都装有电话，可以与账房通话，也可以打到外边去，从前蒋观云住的地方便是这样的。
下宿屋所供给客人用的，除房间之外，有一个火盆，这并不限于冬天取暖，平常也供烧热开水并点火之用，和一套茶具，但如是客人自己有，就不再供给了，不过谁也觉得麻烦去自办，故而多是借用下宿的，此外则晚上点的洋油灯，以及三餐所需的食器，也都由下宿制办。坐具即垫子之类，也可以暂时借用，但这样东西既是必需的，所以结果以自备为宜，此外则有书桌也须自备，大小悉可随意，但是一般留学生习惯于桌椅的生活，不肯席地而坐，在日本房子里也一定要用桌椅，不特狼抗很占地方，也觉得不合适，如穿和服而冬天高坐，实在也是很冷的。我们所用便只是日本的“几”，这与日本房屋是相配合的，而且坐在垫子上面，即使不能正式跪坐，就是胡坐也不妨事，也总是盖住两腿，比“垂脚而坐”要暖和得多了。房饭钱每月不出十元，中午和晚上两餐饭，早上两片面包加黄油，牛奶半磅，也就够了。但留学经费实在也很少，进国立大学的每年才有五百日圆，专门高校则四百五十，别的学校一律四百圆，一个月领得三十三圆，实在是很拮据的，不过那时管理也特别麻胡，就是你不进什么学校，也不顾问，一样可以领取学费，只要报告说是在什么地方读书就好了。
七二 学日本语
我们在伏见馆住了下来之后，要做的事情第一件是学习日本话，其次是预备办文艺杂志的事情，不过那是一件长期的工作，不是在短时间所能完成的。我第一年学日本话，乃是在一个讲习班里，这是中华留学生会馆所组织的，彼此也不曾会面，愿意加入的只须在名单上签个姓名，按期缴纳学费就行。时间是每天上午九点至十二点，教师名菊地勉，年纪大约三十几岁，手里一笔好白话文，写在黑板上很得要领，但是嘴里仍是说日本话，这样的教员曾经见过好几个，这套工夫实在是很可佩服的。教场设在留学生会馆内一间侧屋里，容得下二三十个人的坐位。留学生会馆是一所洋房，在东京市神田区骏河台上，这是本乡与神田两区的交界处，那时我们住在本乡的汤岛，靠近“御茶水桥”，一过桥就是神田的甲贺町，桥旁右折即是骏河台了。所以从下宿去上课，倒是极近便的，走了去至多只花十分钟左右罢了，但是我去听课却不能说是怎么的勤，大约一星期里也只是去上三四次吧，因为一则是懒，其二讲的也是颇慢，所以脱了几堂课没有什么关系，总之彼此都很是麻胡。可是话虽如此，我的一点日本语基本知识，却是从菊地先生学得的，但是话又说了回来，这于我却没有什么用处，因为那时候跟鲁迅在一起，无论什么事都由他代办，我用不着自己费心，平常极少一个人出去的时候，就只是偶然往日本桥的丸善书店，买过一两册西书而已。这种情形一直继续有三年之久，到鲁迅回国时为止。讲习会是私人组织，毕业了也没有文凭，进学堂不方便，所以在第二年便是丁未（一九〇七）年的夏天，又改进了法政大学的特别豫科。这种豫科期限一年，教授日文以及英算历史浅近学科，学了之后可以进专门科，若是要进大学本科另有一种豫科，学习普通中学课程，须三年工夫才能毕业。我因为中学普通知识在南京差不多都已学过，现在补习日文和日本历史就已够了，所以进了这特别豫科，这计划是很合理的，可是实际上却是很有不利。我因为总算学过一年的日本语，而英算等学科又都是已经学过了，所以没有兴味去听，这样就奖励我的偷懒，缴了一年的学费，事实上去上学的日子几乎才有百分之几，到了考试的时候，我得到学校的通知，这才赶去应考，结果还考了一个第二名。在校里遇到事务员，说你要不是为了迟到缺考一门功课，怕不是第一么？很替我可惜，但是这却省得我好些麻烦，不必去当同班的代表，去致毕业式的答辞，只领到学校所发给的一本奖品日本译的《伊索寓言》就算完事了。我这样说，好像是在同班里自己是怎么了不得的样子，这当然不是的，但事实上的确有些怪人，说来像是笑话，却是实在的事情。有一个英文教员姓风见，年纪五十来岁，看样子似乎是很神经质的，教学生拼法，说ba——赔，学生跟不上，说错了，也是有的，总不会差得很远。可是班里有一位仁兄，却错得很离奇，不是说ba——罗，便是说ba——歪，先生以为是故意开玩笑，气得个不亦乐乎，而那位仁兄却是神气坦然，一点都没有捣乱的模样。风见先生终于因此辞职了，换了一位教日文的兼任，这位先生的对付的方法很好，毫不生气，于是结果成功了。他只是一味的镇静，说道：“不是的，不是罗。ba是赔。”如果学生这回说是歪，他便说道：“不是的，也不是歪。ba是赔。”他不厌其烦的回答，听着的人觉得十分好笑，但是奏了效，那位有特别拼法的人也逐渐会得学说普通的拼法了。这种怪人怪事，我以后也没有遇见过，但那时读书人初次从书房里解放出来，与外边的事情相接触，便会现出类似的情形来。鲁迅当时形容他们，常与许寿裳骂“眼睛石硬”，的确非常切贴而且得神，到了近几十年来，这似乎已过了时，说起来有点不尽可信了，辛亥革命以来这五十年间，社会情形确实改变了不少，这是很好的事情，虽然在讲故事的时候要多费一点事，需要些多余的说明罢了。
七三 筹备杂志
刊行杂志，开始一种文学运动，这是鲁迅在丙午（一九〇六）年春天，从仙台医学校退学以后，所决定的新方针。在这以前他的志愿是从事医药，免除国人的病苦，至是翻然变计，主张从思想改革下手，以为思想假如不改进，纵然有顽健的体格，也无济于事。他本来也曾经在同乡留学生所办的杂志《浙江潮》上写过些文章，又翻译焦尔士威奴的《月界旅行》，但还没有强调文学的重要作用，大约只是读了梁任公的《新小说》，和他的所作的“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所受的一点影响罢了。当时的计画是发刊《新生》杂志，这件事便开始筹备。一九二〇年的三月在《域外小说集》的新板序文上，他曾这样说道：
“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但做这事业，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们却几乎全无。”虽然是这样说，其实所缺少的就只是资本，在当初筹办的时候上三样东西原是充分满足的。所说第一件是学问，说没有原是句客气话，其实要来领导一种文学运动，至少对于自己的主张有些自信，至于第二件的工夫，则事实上是多得很，因为既如上边所说，我在起头的两年麻麻胡胡的学日本话，大半是玩耍的时候，鲁迅则始终只在独逸语学协会附设的学校里挂名学习德文，自然更多有自己的工夫了。倒是同志的确很是稀少，最初原只有四个人，鲁迅把我拉去也充了一个，此外是许季茀和袁文薮。鲁迅当初对于袁文薮期望很大，大概彼此很是谈得来，我却不曾看到过，因为他从日本转往英国留学，等得我到日本的时候，他已经往英国去了。可是袁文薮离开日本以后就一直杳无消息，本来他答应到英国后就写文章寄去，结果不但没有文章，连通信都不曾有过一封。这是《新生》运动最不利的事情，在没有摆出阵势之前，就折了一员大将，不，这还是顶得力的一员大将哩。可是《新生》却似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还是默不作声的筹备着。在这以前，朋友中间还有时谈起，所以有人便开玩笑，说这是新进学的生员，但自从袁文薮脱走以后，这个问题便冷落起来了，至少对外是如此，剩下的我们三个人却仍旧是那么积极，总之是一点都没有感到沮丧。
我在南京的时候所受到的文学的影响，也就只是梁任公的《新小说》里所载的那些，主要是焦尔士威奴的科学小说，以及法国雨果——当时因为用英文读法称为嚣俄的名字，此外则是林琴南所译的哈葛德等，后来有司各得，其《萨克逊劫后英雄略》比较的有点意思。至于我所有的外文本文学书，就只有一册英文《天方夜谈》，八册英文雨果选集，和美国朗斐罗的什么诗，坡的中篇小说《黄金甲虫》的翻印本罢了。我到达东京的时候，下宿里收到丸善书店送来的一包西书，是鲁迅在回国前所订购的，内计美国该莱（Gayley）编的《英文学里的古典神话》，法国戴恩（Taine）的《英国文学史》四册，乃是英译的。说也可笑，我从这书才看见所谓文学史，而书里也很特别，又说上许多社会情形，这也增加我不少见闻。《古典神话》虽是主要在于说明英文学上的材料，但也就有了希腊神话的大概，卷首并说及古今各派的不同解释，使我对于安特路朗的人类学派的说法有了理解。恰巧在骏河台下的中西屋书店里有多少本的“银丛书”，安特路朗的主要著作就收在这里边，这便是《习俗与神话》（Custom and Myth）和两册《神话仪式和宗教》（Myth，Ritual and Religion），我便去都买了来，这就是研究神话最早的根据。后来弄希腊神话，更得到茀来则与哈利孙女士的著作，更有进益，但在那时候觉得有了新园地跃跃欲试，便在那一年里（一九〇六）用了《新生》稿纸，开始写一篇《三辰神话》，意思是说日月星的，刚起了头，才写得千余字，有一天许季茀来访，谈起《新生》的稿件，鲁迅还拿出来，给他阅看。大概他对于这些问题没有兴趣，我的文章也当然写得很糟，他什么也没有说，然而也算侥幸《新生》未曾出版，不然这样不成样子的东西发表出来，岂不是一件笑话吗。
七四 徐锡麟事件
我们在伏见馆始终住的是第八号房间，后来对面的第六号空出来了，遂并借了这一间，因为仿佛是朝东的，所以在夏天比较要好一点。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忽然的来了新客，不得不让给他们住了，来客非别，乃是蔡谷卿君夫妇，蔡君名元康，是蔡鹤卿即孑民的堂兄弟，经常在《绍兴公报》上面写些文章，笔名国亲，与鲁迅本不熟识，是邵明之所介绍来的。蔡君是新近才结了婚，夫人名郭珊，她的长姉嫁给了陈公猛，即是陈公侠的老兄，二姉是傅写臣的夫人，这时同了她的妹子来到日本，要进下田歌子的实践女学校，可是就生了病，须得进病院，而这病乃是怀了孕，她那一方面是由邵明之照料，弄得做翻译的十分狼狈，时常来伏见馆诉说苦况。这大抵是关于妇女生活的特殊事情，鲁迅经手办理的也有这种的事，不过最初由男人传述，还没有什么困难，第二步却要说给下女听，如托她们代买月经带等，这在当时实在有点别扭的。好在这事也只头一次为难，以后进了学校，她们会得自己办理了。
那年夏天，确实的说是阴历五月廿六日，中国突然发生一件不平常的革命事情，这便是徐伯荪刺杀恩铭的所谓安庆事件。如今暂且借用鲁迅的《朝花夕拾》里的文章，写范爱农的起头一节如下：
“在东京的客店里，我们大抵一起来就看报，学生所看的多是《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一天早晨，辟头就看见一条从中国来的电报，大概是：——
‘安徽巡抚恩铭被Jo Shakurin刺杀，刺客就擒。’【1】
大家一怔之后，便容光焕发的互相告语，并且研究这刺客是谁，汉字是怎样三个字。但只要是绍兴人，又不专看教科书的，却早已明白了。这是徐锡麟，他留学回国之后，在安徽做候补道，办着巡警事务，正合于刺杀恩铭的地位。
大家接着就豫测他将被极刑，家族将被连累。不久秋瑾姑娘在绍兴被杀的消息也传来了，（案，这是六月初五日的事，）徐锡麟是被挖了心，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尽。人心很愤怒。有几个人便秘密的开一个会，筹集川资，这时用得着日本浪人了，撕鱿鱼下酒，慷慨一通之后，他便登程去接徐伯荪的家属去。”
接着是绍兴同乡会开了一个会，讨论到发电报的事，结果分成两派，主张发的是想借了主持公论的幌子，去和当时满清政府发生接触，所以表面主张民主，要政府文明处理，以后不再随便处刑。这派的首领是蒋观云，他本是老诗人，寄寓在东京，素来受到同乡青年们的尊敬，鲁迅和许季茀等人也时常去问候，可是这时受了康梁立宪派的影响，组织“政闻社”，预备妥协了，所以这时竭力主张发电报，去和政府接近。反对的是比较激烈的，以为既然革命便是双方开火了，说话别无用处，鲁迅原来也是这一派，所以范爱农所说的话：
“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根本是不错的，鲁迅当然也是这个意思，不过他说话的口气和那态度很是特别，所以鲁迅随后还一再传说，至于意见却原来是一致的。那篇《范爱农》的文章里说，自己主张发电报，那为的是配合范爱农反对的意思，是故意把“真实”改写为“诗”，这一点是应当加以说明。关于蒋观云的事，我有一节文章收在“百草园的内外”里，节录于下：
“当时绍属的留学生开了一次会议，本来没有什么善后办法，大抵只是愤慨罢了，不料蒋观云已与梁任公连络，组织政闻社，主张君主立宪了，在会中便主张发电报给清廷，要求不再滥杀党人，主张排满的青年们大为反对。蒋辩说猪被杀也要叫几声，又以狗叫为例，鲁迅答说，猪才只好叫叫，人不能只是这样便罢。当初蒋观云有赠陶焕卿诗，中云，敢云吾发短，要使此心存，鲁迅常传诵之，至此时乃仿作打油诗云，敢云猪叫响，要使狗心存。原有八句，现在只记得这两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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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 Shakurin原书作Jo Shikirin，系是错误的，今为改正。
七五 法豪事件
自从安庆事件以后，来伏见馆访问的客人似乎要比从前增加了。以前来访的人无非是南京矿路学堂的同学张协和，或是弘文学院的同学许季茀，要不然便是新来的张午楼和吴一斋罢了。这回来的却很有不同，大都是与革命案件有关的人，首先是在东湖里与徐伯荪一同练习路劫，豫备在绍兴城关门造反的陈子英，他是在绍兴闻警逃回日本来的。还有游说两浙绿林豪侠起义，要做到天下人都有饭吃的，后来被蒋介石所刺杀的陶焕卿，他这时不知在什么地方，却也逃到东京，经常带了龚未生来，谈论革命大势。此外还有他的本家陶望潮，本来是在日本留学，专门药学，后来又笃信佛教，但是在当时却很热心于革命事业，也时常跑来谈天。不过那些事情大半乃是我们迁居东竹町以后了，这里须得来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搬出伏见馆的因缘了。
简单的一句，由于环境不合适，住的很不痛快。老实说，下宿生活不会是住得痛快的，寓居的人既然杂乱，吵闹势所难免，但伏见馆的情形还算好的，因为它房间少，住不到十个人，而且多数是岩仓铁道学校的学生，虽然志趣很低，为鲁迅所看不起，却还是专心用功，整天上学，晚上也很安静，所以一时可以共处得来。可是后来蔡君夫妇搬到别处去了，我也另外找了第七号住下，这边第五六号来了几个江西客人，这情形便大不相同了。不晓得共总有几个人，但是却也同我们一样，平常不上学校去，一天里以在家的时候为多，而且经常高谈阔论，又复放声狂笑，对门第六号里住的一位豪杰，尤其是了不得，醒时大笑大叫，睡了又立即鼾声大作，声如猪嗥，他的同伴叫他做“法豪”，——后来在民国初年在议员当中，发见了江西的一位议员名叫欧阳法孝，才知道他的正式的大名。这位法豪老爷又似乎头脑特殊的坏，日本房子特别是下宿的房间，外观构造都很相似，可是外边标着号数，自己住惯了也很有数，可是他却时常走错，冲进别人的住房里去，又复愕然退出，也不打一个招呼。这些江西客人似乎对于洗澡又特有兴趣，本来下宿里有一个不文律，凡是住得最久的客人对于洗浴有优先权，遇着澡堂烧开了之后，由下女按着次序来请，大约那里是平日一星期两次吧，每逢期日水刚烧好，法豪便不等来通知，径自钻了进去。鲁迅并不怎么热心于剃头沐浴，平常住在没有洗澡设备的下宿的时候，往往两三个月也难得去浴堂一次，可是这回因为憎恶这班人的缘故，又因他们大抵不懂得入浴的规矩之故，时常把浴汤弄得稀脏，尤其令人觉得不快。这仿佛是一件小事情，不值得计较，但是日日听着狗叫似的吵闹，更是四日两头的有那洗澡这一幕，实在叫人不好受，所以在踌躇好久之后，终于决心迁居，离汤岛不过一箭之路，在东竹町的一户人家租借了两间房，住了下来了。这一件小小的“法豪事件”虽然是渺小得很，可是搅乱我们的心绪，影响实在很大，所以这里用了这样的一个题目，或者不算是怎么夸大吧。
七六 中越馆
东竹町在顺天堂病院的右侧，中越馆又在路右，讲起方向来，大概是坐北朝南吧。我们的住房是在楼下，大小两间，大的十席，朝西有一个纸窗，小的六席，纸门都南向，要比下宿的普通房间为宽大。人家住房照例有板廊，外边又有一个曲尺形的一个天井，有些树木，所以那西向的窗户在夏天也并不觉得西晒。这是一家住家，有房间出租给人，只因为寄居的客共有三人，警察方面一定要以下宿营业论，所以后来挂了一块中越馆的招牌。主人的二房东是一个老太婆，带了她的小女儿，住在门口一间屋里，西边的两大间和楼上一间都租给人住，地点很是清静，没有左右邻居，可是房饭钱比较贵，吃食却很坏。有一种圆豆腐，中间加些素菜，径可两寸许，名字意译可云素天鹅肉，本来也很可以吃，但是煮得不入味，又是三日两头的给吃，真有点吃伤了，我们只好随时花五角钱，自己买一个长方罐头盐牛肉来补充。那老太婆赚钱很凶，但是很守旧规矩，走进屋里拿开水壶或是洋灯来的时候，总是屈身爬着似的走路。这种爬走便很为鲁迅所不喜欢，可是也无可奈何她。那小女儿名叫富子，大概是小学三四年级生，放学回来倒也是很肯做事的，晚上早就睡觉，到了十点钟左右，老太婆总要硬把她叫醒，说道：
“阿富，快睡吧，明天一早要上学哩。”其实她本来是睡着了的，却被叫醒了来听她的训诲，这也是我们所讨厌的一件事，好在阿富并不在乎，或者连听也不大听见，还是继续她的甜睡，这事情也就算完了。
在中越馆里还有一个老头儿，不知道是房东的兄弟还是什么，白天大抵在家，屋角落里睡着，盖着一点薄被，到下午便不见了。鲁迅睡得很迟，吃烟看书，往往要到午夜，那时听见老头儿回来了，一进门老太婆便问他今天哪里有火烛。鲁迅当初很觉得奇怪，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放火的老头儿”，事实上当然并非如此，他乃是消防队瞭望台的值夜班的，时间大概是从傍晚到半夜吧。
这下宿因为客人少，所以这一方面别无什么问题。楼上的房客是但焘，后来也是政治界的名人，但他是很安静的，虽然他的同乡刘麻子（本名是刘成禺，可是刘麻子的名字却更为人所知）从美国回来，在他那里住了些时，闹了点不大不小的事件。有一天刘麻子外出，晚上没有回来，大门就关上了，次早房东起来看时，门已大开，吓了一跳，以为是着了贼，可是东西并没有什么缺少，走到楼上一看，只见刘麻子高卧未醒，元来是他夜里回来并未叫门，不知怎么弄开了就一直上楼去了。又有一次，刘麻子拿着梳子梳发，奔向壁间所挂的镜面前去，把放在中间的火缽踢翻了，并不返顾一下，还自在那里理他的头发，由老太婆赶去收拾，虽然烧坏了席子，总算没有烧了起来。不久他离开中越馆，大概又往美国去了吧，于是这里边的和平也就得以恢复了。
大概因为这里比普通的下宿较为方便的缘故，所以来访的人也多一点了，主要是因安庆事件而亡命来日本的几个同乡，便是陶焕卿和龚未生，他们常是一起来的，陈子英，陶望潮是东湖时代的学生，但因年龄关系，还只能算是朋友，因为他只比我小三四岁罢了。其中最常的要算是陶焕卿，他一来就大谈其中国的革命形势，说某处某处可以起义，这在他的术语里便是说可以“动”，其讲述春秋战国时代的军事和外交，说的头头是道，如同目睹一样，的确是有一种天才的。谈到吃饭的时候，假如主人在抽斗里有钱，便买罐头牛肉来添菜，否则只好请用普通客饭，大抵总只是圆豆腐之外，一木碗的豆瓣酱汤，好在来访的客人只图谈天，吃食本不在乎，例如陶焕卿即使给他燕菜，他也只当作粉条喝了下去，不觉得有什么好的。记得有一回是下雨天气，焕卿一个人匆匆的跑到中越馆来，夹着一个报纸包，说这几天日本警察似乎在注意他，恐怕会要来搜查，这是他联络革命的文件，想来这里存放几天。因为这是机密文件，所以我们只是替他收了起来，不曾检查它的内容，后来过了若干时日又走来拿去，这时他打开给我们看，元来乃是联合会党的章程，以及有些空白的“票布”，有一种是用红缎子印制的，据说这是“正龙头”所用，他还开玩笑的对我们说道：“要封一个么？”章程只有十来条的样子，末了一条是说对违反上列戒条的处置，简单的说“以刀劈之”。
七七 翻译小说上
我们留学日本，准备来介绍新文学，这第一需要资料，而搜集资料就连带的需要买书的钱，于是便想译书来卖钱的事。留学费是少得可怜，也只是将就可以过得日子罢了，要想买点文学书自然非另筹经费不可，但是那时稿费也实在是够刻苦的，平常西文的译稿只能得到两块钱一千字，而且这是实数，所有标点空白都要除外计算，这种标准维持到民国十年以后，一直没有什么改变。我在这几年间所译出者，计有长篇中篇小说共五种：
一，《红星佚史》，英国哈葛德与安特路朗共著，共有十万字左右。
二，《劲草》，俄国托尔斯泰著，约有十多万字。
三，《匈奴奇士录》，匈牙利育凯摩耳著，六万多字。
四，《炭画》，波阑显克微支著，约四万字。
五，《黄蔷薇》，育凯著，三万多字。
上边中间只有一三两种，总算买卖成功，得到若干钱，买了些参考书，余下的也都贴补了日用，其他便卖不出去，就此搁浅了。第二种《劲草》是比较有趣味的一部历史小说，也正是在中越馆的时期所翻译，似乎值得来一说，至于其余的也就只是连带的说及罢了。
我译《红星佚史》，因为一个著者是哈葛德，而其他一个又是安特路朗的缘故。当时看小说的影响，虽然梁任公的《新小说》是新出，也喜欢它的科学小说，但是却更佩服林琴南的古文所翻译的作品，其中也是优劣不一，可是如司各得的《劫后英雄略》和哈葛德的《鬼山狼侠传》，却是很有趣味，直到后来也没有忘记。安特路朗本非小说家，乃是一个多才的散文作家，特别以他的神话学说和希腊文学著述著作，我便取他的这一点，因为《红星佚史》里所讲的正是古希腊的故事。这书原名为“世界欲”（The World's Desire），因海伦佩有滴血的星石，所以易名为“红星佚史”，说老实话这里面的故事虽然显得有点“神怪”，可是并不怎么见得有趣味，至多也就只是同那《金字塔剖尸记》仿佛罢了，不过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总觉得这里有一部分是安特路朗的东西，便独断的认定这是书里所有诗歌，多少有这可能，却没有的确的证据。这在哈葛德别的作品确是没有这许多的诗，大概总该有十八九首吧，在翻译的时候很花了气力，由我口译，却是鲁迅笔述下来，只有第三编第七章中勒尸多列庚的战歌因为原意粗俗，所以是我用了近似白话的古文译成，不去改写成古雅的诗体了。据序文上所记是在丁未（一九〇七）年二月译成，那时还住在伏见馆里，抄成后便寄给商务印书馆去看，回信说可以接收，给予稿费二百元，还要一个卖稿的中保人，这时我们恰好便请蔡谷卿做了，因为他是当时场面上的人物，是最好没有的了。十一月中《红星佚史》就出版了，作为说部丛书的初集的第七十八种，但是我们所苦心搜集的索引式的附注，却完全芟去了，这是关于古希腊埃及神话的人物说明，虽然当时没有知识，还把希腊罗马的神名混在一起，而且音译也不正确，——如把阿普洛狄德照英文读作亚孚罗大谛之类，但总之是很费些工夫去抄集拢来的，但似乎中国读者向来就怕“烦琐”的注解的，所以编辑部就把它一裹脑儿的拉杂摧烧了，不过这在译者无法抗议，所以也就只好默尔而息，好在学了一个乖，下次译书的时候不来再做这样出力不讨好的傻事情，这就很好了。
七八 翻译小说下
初次出马成功，就到手了两百块钱，这是很不小的一个数目，似乎可以买到好些外国书了。在钱还没有寄来之前，先向蔡谷清通融了一百元，去到丸善书店买了一部英译屠介涅夫选集，共有十五本，每本里有两三张玻璃板插画，价钱才只六十先令，折合日金三十元，实在公道得很。我们当时很是佩服屠介涅夫，但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却总是没有翻译他的小说过，大约是因为佩服的缘故，所以不大敢轻易出手吧。此外又看见出版的广告，见有丹麦的勃阑兑斯的《波兰印象记》在英国出版，也就托丸善书店去订购一册，这书是伦敦的海纳曼所出，与屠介涅夫选集是同一书店印行的。勃阑兑斯大概是犹太系的丹麦人，所以有点离经畔道，同情那些革命的诗人，但这于我们却是很有用的。他有一册《俄国印象记》，在很早以前就有英译了，在东京也很容易得到，这与后出的克鲁泡金的《俄国文学上的理想和现实》，同是讲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好参考书。至于《波兰印象记》，尤其难得，在后来得着札倍耳的德文《世界文学史》以前，差不多没有讲波兰文学的资料，替《河南》杂志写《摩罗诗力说》的时候，里边讲到波兰诗人，尤其是密克威支与斯洛伐支奇所谓“复仇诗人”的事，都是根据《波兰印象记》所说，是由我口译转述的。讲匈牙利的，有一册《匈牙利文学史论》，是奥大利系的匈牙利人赖息所著，也是很有用处，但那是偶然买到，不是这一回所特地去订购的。
我们第二种翻译的乃是俄国的一部历史小说，是大托尔斯泰所著，他与《战争与和平》的作者同姓，但是生的更早，所以加一“大”字以为识别。原书名叫“克虐支绥勒勃良尼”，译起意思来是“银公爵”，是书中主人公的名字，英译则称为“可怕的伊凡”，伊凡即是教名约翰的转变，伊凡四世是俄国十八世纪中的沙皇，据说是很有信心而又极是凶暴，是个有精神病的皇帝，被人称作可怕的伊凡。银公爵虽是呱呱叫的忠臣义人，也是个美男子，可是不大有什么生气，有如戏文里的落难公子，出台来唤不起观众的兴趣，倒是那半疯狂的俄皇以及懂得妖法的磨工，虽然只是二花面或小丑脚色，却令人读了津津有味，有时回想起来还不禁要发笑。这部小说很长，总有十多万字吧，阴冷的冬天，在中越馆的空阔的大房间里，我专管翻译起草，鲁迅修改誊正，都一点都不感到困乏或是寒冷，只是很有兴趣的说说笑笑，谈论里边的故事，一直等到抄成一厚本，蓝格直行的日本皮纸近三百张，仍旧以主人公为名，改名“劲草”，寄了出去。可是这一回却是失败了，不久接到书店的覆信，说此书已经译出付印，原稿送还，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自然只好罢了，但是觉得这《劲草》却还有它的长处，过了几时那译本果然出来了，上下两册，书名“不测之威”。看了并不觉得怎样不对，但敝帚自珍，稿本一直也保存着，到了民国初年鲁迅把它带到北京，送给杂志或日报社，计划发表，但是没有成功，后来展转交付，终于连原稿也遗失了。
这回的译稿卖不出去，只好重新来译，这一回却稍为改变方针，便是去找些冷僻的材料来，这样就不至于有人家重译了。恰巧在书店里买到一册殖民地版的小说，是匈牙利育凯所著，此人乃是革命家，也是有名的文人，被称为匈牙利的司各得，擅长历史小说，他的英译著作我们也自搜藏，但为译书卖钱计，这一种却很适宜。盖此书原本很长，英译者稍事删节，我们翻译急于求成，所以这是颇为相宜的，书中讲一神宗徒的事情，故书名“神是一个”，即不承认三位一体之说，但里边穿插恋爱政治，写的很是有趣，所以出版者题作“爱情小说”，可见商人是那么样鉴定的。这一部稿子算是顺利的卖成功了，可是寄卖稿契约和钱来的时候，却是少算了一万字之谱，当初就这样的收下了，等到半年后书印了出来，特地买来一册，一五一十的仔细计算，查出数目的确不对，于是去信追补，结果要来了大洋十几元几角几分，因为那书店是一个字算几个钱，是那么样的精算的。翻译是在中越馆进行，但是序文上题戊申五月，已是在迁居西片町之后了。
七九 学俄文
如果丁未（一九〇六）年在中越馆的时候，有一件值得记述的事情，是学俄文这事件，那么戊申（一九〇七）年住在伍舍时期该是民报社听讲《说文》这事吧。当初由陶望潮发起，一共六个人，每人每月学费五元，在晚间上课一小时，地点在神田，由本乡徒步走去，路不很远。教师名玛理亚孔特夫人，这姓是西欧系统，可能是犹太人吧，当时亡命日本，年纪大约三四十岁的光景，不会得说日本话，只用俄语教授，有一个姓山内的书生，这是寄食于主人的家里，半工半读的学生，是外国语专门学校的俄语系肄业生，有时叫来做翻译，不过那些文法上的说明大家多已明白，所以山内屡次申说，如诸位所已经知道，呐呐的说不好，来了一两次之后便不再来了。大家自己用字典文法查看一下，再去听先生讲读，差不多只是听发音，照样的念而已。俄文发音虽然不很容易，总比英语好，而且拼音又很规则，在初学觉得长一点罢了。不知怎的有一位汪君总是念不好，往往加上些杂音去，仿佛多用“仆”字音，每听他仆仆的读不出的时候，不但教师替他着急，就是旁边坐着的许寿裳和鲁迅也紧张得浑身发热起来，他们常开玩笑说，上课犹可，仆仆难当。汪公权是刘申叔家的亲戚，陶望潮所拉来参加的，后来在上海为同盟会人所暗杀，那时刘申叔投在端方那里，汪君的死大概与此有关，但这已是两三年后的事情了。同学的六个人除我们两个以外，有陶望潮和许寿裳，此外则是汪公权和陈子英，但是这个班却是不久就散，我记得托教员从海参威去买来的一册初级教本，都还没有念完，可以证明这时期是不很长的了。这中间是教师先发生了事件，因为有俄国青年出入，所以外边便有些流言，其实这大约也只是在本国人中间流传着罢了，外边的人本来并不知道，可是女人到底心窄，用了手枪自杀了，但是没有打中要害，所以不久伤口愈合，仍旧可以上课了。我们这俄文班当初成立原有点勉强，因为学费太大了，有点难以持久，就有些动摇，陈子英首先提出独自学习，同班的又减少了一个，不久发起的陶望潮也要退出去了，说要往长崎跟俄国人学制造炸弹去，这也只得让他走了。结果这俄文班只好散伙了事，六个人中间恐怕就只有陈子英继续的学下去，可以看书，其余的便都已半途而废，我们学俄文为的是佩服它的求自由的革命精神及其文学，现在学语固然不成功，可是这个意思却一直没有改变。这计划便是用了英文或德文间接的去寻求，日本语原来更为方便，但在那时候俄文翻译人材在日本也很缺乏，经常只有长谷川二叶亭和升曙梦两个人，偶然有译品在报刊发表，升曙梦的还算老实，二叶亭因为自己是文人，译文的艺术性更高，这就是说也更是日本化了，因此其诚实性更差，我们寻求材料的人看来，只能用作参考的资料，不好当作译述的依据了。
八〇 民报社听讲
假如不是许季茀要租房子，招大家去品住，我们未必会搬出中越馆，虽然吃食太坏，鲁迅常常诉苦说被这老太婆做弄（欺侮）得够了，但住着的确是很舒服的。许季茀那时在高等师范学校已经毕业，找到了一所夏目漱石住过的房屋，在本乡西片町十番地吕字七号，（伊吕波是伊吕波歌的字母次序，等于中国《千字文》的天地玄黄，后来常被用于数目次序，）硬拉朋友去凑数，因此我们也就被拉了去，一总是五个人，门口路灯上便标题曰“伍舍”，近地的人也就称为“伍舍样”。我们是一九〇八年四月八日迁去的，因为那天还下大雪，因此日子便记住了。那房子的确不错，也是曲尺形的，南向两间，西向两间，都是一大一小，即十席与六席，拐角处为门口是两席，另外有厨房浴室和下房一间。西向小间住着钱家治，大间作为食堂和客室，南向大间里住了许季茀和朱谋先，朱是钱的亲戚，是他介绍来的，小间里住了我们二人，但是因为房间太窄，夜间摊不开两个铺盖，所以朱钱在客室睡觉，我则移往许季茀的房内，白天仍在南向的六席上面，和鲁迅并排着两张矮桌坐地。房租是每月三十五元，即每人负担七元，结果是我们担受损失，但因为这是许季茀所办的事，所以也就不好说得了。
往民报社听讲，听章太炎先生讲《说文》，是一九〇八至九年的事，大约继续了有一年多的光景。这事是由龚未生发起的，太炎当时在东京一面主持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一面办国学讲习会，借神田地方的大成中学讲堂定期讲学，在留学界很有影响。鲁迅与许季茀和龚未生谈起，想听章先生讲书，怕大班太杂沓，未生去对太炎说了，请他可否于星期日午前在民报社另开一班，他便答应了。伍舍方面去了四人，即许季茀和钱家治，还有我们两人，未生和钱夏（后改名玄同），朱希祖，朱宗莱，都是原来在大成的，也跑来参加，一总是八个听讲的人。民报社在小石川区新小川町，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下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干燥的材料却运用说来，很有趣味。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庙里哈喇菩萨。中国文字中本来有些素朴的说法，太炎也便笑嘻嘻的加以申明，特别是卷八尸部中“尼”字，据说原意训近，即后世的暱字，而许叔重的“从后近之也”的话很有点怪里怪气，这里也就不能说得更好，而且又拉扯上孔夫子的“尼丘”来说，所以更显得不大雅驯了。
《说文解字》讲完以后，似乎还讲过《庄子》，不过这不大记得了，大概我只听讲《说文》，以后就没有去吧。这《庄子》的讲义后来有一部分整理成书，便是《齐物论释》，乃是运用他广博的佛学知识来加以说明的，属于佛教的圆通部门，虽然是很可佩服，不过对于个人没有多少兴趣，所以对于没有听这《庄子》讲义并不觉得有什么懊悔，实在倒还是这中国文字学的知识给予我不少的益处，是我所十分感谢的。那时太炎的学生一部分到了杭州，在沈衡山领导下做两级师范的教员，随后又做教育司（后来改称教育厅）的司员，一部分在北京当教员，后来汇合起来成为各大学的中国文字学教学的源泉，至今很有势力，此外国语注音字母的建立，也是与太炎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我以为章太炎先生对于中国的贡献，还是以文字音韵学的成绩为最大，超过一切之上的。
八一 河南——新生甲编
鲁迅计画刊行文艺杂志，没有能够成功，但在后来这几年里，得到《河南》发表理论，印行《域外小说集》，登载翻译作品，也就无形中得了替代，即是前者可以算作《新生》的甲编，专载评论，后者乃是刊载译文的乙编吧。留日学生分省刊行杂志，鼓吹改革，乃是老早就有了的事，两湖江浙出的最早，在我往东京的那时候，有的就已停刊了。《河南》系是河南留学同乡会所出，是比较晚出的一种，其第一期出版时日是一九〇七年的十二月，大概至多也出到十期吧。鲁迅在第一期上边发表了一篇《人间之历史》，写作的时期自然更在其前，那时候是还住在中越馆里，河南的朋友只有我的一个同学吴一斋，但来拉写文章的却并不是他，乃是安徽寿州的朋友孙竹丹，而《河南》的总编辑则是江苏仪征的刘申叔。稿子写好，便由孙竹丹拿去，日后稿费也是由他交来，大约待遇总要比书店卖稿好些吧，就只是支付不确实，虽然不至于落空，但总之拖延是难免的。那时节问孙竹丹，他总说，程克现在旅行，等他回来时一定送来。程克记得也是民国初年的一个议员，那时不知道在学什么，为什么老是在日本旅行，也不明白他与《河南》的关系，是同乡会长么，是杂志社长，还是会计呢？总之关于这月刊杂志的一切都不明了，只听得一种传说，说河南有一位富家寡妇，带着一个独生儿子过活，本家的人觊觎她的财产，阴谋侵略，她觉得不能安居，只能叫儿子来东京留学，自己也跟了出来，她把一笔款捐给同乡会，举办公益事情，一面也求点保护，这样便是《河南》月刊的缘由，至于事实有无出入，那就不得而知了。刘申叔是扬州有名的国学世家，以前参与《国粹学报》，所做文章久已闻名，这时在东京专替他的夫人何震出名，创办破天荒的女性无政府主义杂志，尤其声名很大，这事常有龚未生来谈，从章太炎和苏曼殊方面得来的消息，所以知道得很多。他为《河南》做总编辑，是否也是像《天义报》似的出力宣传“安那其”主义，却记不得了，似乎也不可能，而且无此必要吧，大约只是写他那《国粹学报》派烦冗的考据文章，至于谈论的是什么事情，那因为年代太是久远，已经全不记得了。
我对于《河南》的投稿，一共只有两篇，分在三期登出，因为有一篇的名目仿佛是“论文学之界说与其意义，并及近时中国论文之失”，上半杂抄《文学概论》的文章，凑成一篇，下半是根据了新说，来批评那时新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的，这本文学史是京师大学堂教员林传甲所著，里边妙论很多，就一条一条的抄了出来，不惮其烦的加以批驳，本来就可以独立的自成一篇，却拿来与上篇联合了，因为鲁迅在《坟》的题记上说，“那是寄给《河南》的稿子，因为那编辑先生有一种怪脾气，文章要长，愈长稿费便愈多。”此外另有一篇，那就很短了，题目是“哀弦篇”。鲁迅一总写了六篇文章，两篇是谈文艺的，《摩罗诗力说》分作两次登载，是最为用力之作，又有《裴彖飞诗论》惜未曾译全，因为这些诗人是极值得介绍的，此外四篇则属于学术思想范围，是在西片町所写的了。当时也拉许季茀写文章，结果只写了半篇，题名“兴国精神之史耀”，踌躇着不知道用什么笔名好，后来因了鲁迅的提议，遂署名曰“旒其”，（俄语意曰“人”，）这也是共同学习俄文的唯一纪念了。
八二 学希腊文
在伍舍居住的期间，还有两件事值得记述，其一便是在这年（一九〇八）的秋天，我开始学习古希腊文，其二则是太炎先生叫我给他译印度的“邬波尼沙陀”（Upanishad），——可惜终于因为懒惰，没有实现。那时日本学校里还没有希腊文这一科目，帝国大学文科有开倍耳在教哲学，似乎设有此课，但那最高学府，不是我们所进得去的，于是种种打算，只能进了筑地的立教大学。这是美国的教会学校，校长是姓忒喀（Tucker），教本用的是怀德的《初步希腊文》，后来继续下去的，是克什诺芬（Xenophon）的《进军记》（Anabasis）。但是我并不重视那正统古文，却有时候还到与立教大学有关系的“三一学院”去听希腊文的“福音书”讲义，这乃是那时代的希腊白话文，是一般“引车卖浆”之徒所用的语言，所以耶稣的弟子那班犹太人也都懂得，能够用以著书。我这样做，并不是不知道古希腊学术的重要，不想去看那些学者们的著作，实在我是抱有另外一种野心的。正如严幾道努力把赫胥黎弄成周秦诸子，（虽然章太炎先生说他“载飞载鸣”的不脱时文调子，）林琴南把司各得做得像司马迁一样，我也想把《新约》或至少是四福音书译成佛经似的古雅的。我在南京学堂里时候，听过比我高两班的同学胡朝梁——这是他的原名，后来成为诗人，称作胡诗庐了——的议论，强调“圣书”的文学性，说学英文的人不可不读。这在一六一一年英王钦定的译本是不错的，但是我读汉文译的圣书，白话本是不必说了，便是用古文写的，也总是觉得不够古奥，不能与佛经相比。佛经本来读得很不多，但那时已经读到《楞严经》和《菩萨投身饲饿虎经》，觉得这中间实在很有一段距离，我的野心便是来弥补这个缺恨。但是天下事不可预料，等得我学了几年，回到本国来之后，复古思想慢慢的改变了，后来翻看圣书，觉得那官话和合译本就已经十分好了，用不着再来改译，至于希腊哲人的文史著作，实在望之生畏，自己估量力不能及，不敢染指。这样的过了几年，一转眼间已是民国二十年即是一九三一年，距我初学希腊文的那年已经有了二十多个年头了。这样搁置下去，觉得有点像是学了屠龙之技，不大很好，心想译点东西出来，聊以作个纪念，但是伟大的作品不敢仰攀，回过来弄亚力山大时代的著作，于是找到了“希腊拟曲”这个题目。这只是戋戋的小册子，计海罗达思的七篇，谛阿克利多思的五篇，一总才有四万字的样子，但是写了有大半年，这才成功了。里边有些秽亵字样，翻译很费斟酌，我去对当时的编译委员会的主任胡适之说明了，说我要用“角先生”这字，请他谅解，他笑着答应了，所以现在还是这样印刷着。这本稿子卖了四百块钱，花了三百六十元买得板井村的一块坟地，只有二亩地却带着三间房屋，后来房子倒坍了，坟地至今还在，先后埋葬了我的末女若子，侄儿丰三，和我的母亲。这是我学希腊文的好纪念了。解放以后，又开始希腊文翻译工作，译出的有《伊索寓言》，阿波罗陀洛斯《希腊神话》，阿里斯托芬喜剧一种，欧里庇得斯悲剧十三种，总计约百万言，然而这又在《希腊拟曲》的二十年之后了。现在所拟翻译的，还有路喀阿诺斯的散文集，著作年代在公元的一世纪，差不多是中国的东汉中间了。
八三 邬波尼沙陀
这也是在一九〇八年的事，大概还在去听讲《说文》的前几时吧。有一天龚未生来访，拿了两册书，一是德人德意生（Deussen）的《吠檀多哲学论》的英译本，卷首有太炎先生手书邬波尼沙陀五字，一是日文的印度宗教史略，著者名字已经忘记。未生说先生想叫人翻译邬波尼沙陀，问我怎么样。我觉得此事甚好，但也太难，只答说待看了再定。我看德意生这部论却实在不好懂，因为对于哲学宗教了无研究，单照文字读去觉得茫然不得要领。于是便跑到丸善书店，买了“东方圣书”中的第一册来，即是几种邬波尼沙陀的本文，系麦克斯穆勒博士的英译，虽然也不大容易懂，不过究系原本，说的更素朴简洁，比德国学者的文章似乎要好办一点。下回我就顺便告诉太炎先生，说那本《吠檀多哲学论》很不好译，不如就来译邬波尼沙陀本文，先生亦欣然赞成。这里所说泛神论似的道理虽然我也不甚懂得，但常常看见一句什么“彼即是你”的要言，觉得这所谓奥义书仿佛也颇有趣，曾经用心查过几章，想拿去口译，请太炎先生笔述，却终于迁延不曾实现得，这实在是很可惜的事。大概我那时候很是懒惰，住在伍舍里与鲁迅两个人，白天逼在一间六席的房子里，气闷得很，不想做工作，因此与鲁迅起过冲突，他老催促我译书，我却只是沉默的消极对付，有一天他忽然愤激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上几下，便由许季茀赶来劝开了。他在《野草》中说曾把小兄弟的风筝折毁，那却是没有的事，这里所说乃是事实，完全没有经过诗化。但这假如是为了不译吠檀多的关系，那么我的确是完全该打的，因为后来我也一直在懊悔，我不该是那么样的拖延的。
太炎先生一方面自己又想来学梵文，我也早听见说，但一时找不到人教。日本佛教徒中常有通梵文的，太炎先生不喜欢他们，有人来求写字，辄录《孟子》里逢蒙学射于羿这一节给他。苏曼殊也学过梵文，太炎先生给他写《梵文典》序，不知为什么又不要他教。东京有些印度学生，但没有佛教徒，梵文也未必懂，因此这件事也就搁了好久。有一天，忽然得到太炎先生的一封信，这大约也是未生带来的，信面系用篆文所写。本文云：
“豫哉，启明兄鉴。数日未晤。梵师密史逻已来，择于十六日上午十时开课，此间人数无多，二君望临期来赴。此半月学费弟已垫出，无庸急急也。手肃，即颂撰祉。麟顿首。十四。”其时为民国前三年己酉（一九〇九）春夏之间，却记不得是哪一月了。到了十六那一天上午，我走到“智度寺”去一看，教师也即到来了，学生就只有太炎先生和我两个人。教师开始在洋纸上画出字母来，再教发音，我们都一个个照样描下来，一面念着，可是字形难记，音也难学，字数又多，简直有点弄不清楚。到十二点钟，停止讲授了，教师另在纸上写了一行梵字，用英语说明道，“我替他拼名字。”对太炎先生看看，随念道：“披遏耳羌。”太炎先生和我都听了茫然。教师再说明道：“他的名字，披遏耳羌。”我这才省悟，便辩解道：“他的名字是章炳麟，不是披遏耳羌（P．L．Chang）。”可是教师似乎听惯了英文的那拼法，总以为那是对的，说不清楚，只能就此了事。这梵文班大约我只去过两次，因为觉得太难，恐不能学成，所以就此中止了。
太炎先生学梵文的事情，我所知道的本来只有这一点，是我所亲身参与的，但是在别的地方，还可以得到少许文献的旁证。杨仁山的《等不等观杂录》卷八中有《代余同伯答日本末底书》二通，第一通附有来书，案末底梵语，义曰慧，系太炎先生学佛后的别号，其致宋平子书亦曾署是名，故此书即是先生的手笔。其文云：
“顷有印度婆罗门师，欲至中土传吠檀多哲学，其人名苏蕤奢婆弱，以中土未传吠檀多派，而摩诃衍那之书彼土亦半被回教摧残，故恳恳以交输知识为念。某等详婆罗门正宗之教本为大乘先声，中间或相攻伐，近则佛教与婆罗门教渐已合为一家，得此扶掖，圣教当为一振，又令大乘经论得返彼方，诚万世之幸也。先生有意护持，望以善来之音相接，并为洒扫精庐，作东道主，幸甚幸甚。末底近已请得一梵文师，名密尸逻，印度人非人人皆知梵文，在此者三十余人，独密尸逻一人知之，以其近留日本，且以大义相许，故每月只索四十银圆，若由印度聘请来此者，则岁须二三千金矣。末底初约十人往习，顷竟不果，月支薪水四十圆非一人所能任，贵处年少沙门甚众，亦必有白衣喜学者，如能告仁山居士设法资遣数人到此学习，相与支持此局，则幸甚。”此书未署年月，但看来似学梵文时所写，计时当在己酉的夏天。太炎先生以朴学大师兼治佛法，又以依自不依他为标准，故推重法华与禅宗，而净土真言二宗独所不取，此即与普通信徒大异，宜其与杨仁山言格格不相入。且先生不但承认佛教出于婆罗门正宗，（杨仁山答夏穗卿书便竭力否认此事，）又欲翻读吠檀多奥义书，中年以后发心学习梵天语，不辞以外道梵志为师，此种博大精进的精神，实为凡人所不能及，足以为后世学者之模范者也。
八四 域外小说集——新生乙编
《新生》式的论文既然得在《河南》上边得到发表的机会，还有翻译这一部分，不久也就以别一种形式发表，这就是《域外小说集》了。但那是己酉年的事，那时已从伍舍搬在“波之十九号”居住，在讲《小说集》之前，我们须得先把迁居的事情以及民报案说明一下。本来往民报社听讲，许季茀拉了钱家治同去，那是很有点勉强的，他本来对于中国学问没有什么兴趣，所以不久就有点生厌了。这一天我们听讲已毕，因为谈什么事，重又坐下了，钱家治就很不高兴，独自先走了。此后就发生了迁移的问题，他同亲戚朱谋先随搬了出去，我们和许季茀仍在一起，在西片町十号内另外找到了一所房子，便移过去了。这屋是朝南的，靠东一间是十席，由许君和我居住，西边一间六席，是鲁迅所居，此外是三席一间，作为食堂，门口两席，下房三席，接着是浴室以及厨房和男女厕所各一间。住的比较舒适了，我的书桌摆在房间的西南角，可以安静的做一点事，便翻译些文章，交未生拿去在《民报》上发表，有斯谛普虐克的《一文钱》，和克鲁泡金的《西伯利亚纪行》。斯谛普虐克是有名的俄国革命者，这篇小说乃是在本国游说农民时所作，写地主牧师榨取农民，用笔非常滑稽，选载在英国伏伊尼支编译的《俄国的诙谐》里边，她是有名的《牛虻》的著者，这也是值得一提的。克鲁泡金的那篇纪行，那是从他的《在英法狱中》选出，登在《民报》最后这一期上，未及发行，就被日本政府禁止没收了。这即是所谓的民报案了。
《民报》以前的编辑人用的是章炳麟名义，这时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却换了陶成章，没有报告该管官厅，就要出版了。日本政府这时是等着机会的，因为有满清政府的要求，想禁止《民报》，就趁这个机会来小题大做了，说是违反出版法，不但禁止发刊，而且对于原编辑人科以罚金一百五十元，如过限不交，改处惩役，以一元一天折算。民报社经济很窘，没有钱来付这笔罚款，拖到最后这两天里，龚未生走来告诉鲁迅，大家无法可想，恰巧这时许季茀经手替湖北留学生译印《支那经济全书》，经管一笔经费，便去和他商量，借用一部分，这才解了这一场危难。为了这件事鲁迅对于孙系的同盟会很是不满，特别后来孙中山叫胡汉民等在法国复刊《民报》，仍从被禁止的那一期从新出起，却未重印太炎的那一份，更显示出他们偏狭的态度来了。《民报》的文章虽是古奥，未能通俗，大概在南洋方面难得了解，于宣传不很适宜，但在东京及中国内地的学生中间，力量也不小，不过当时的人不大能够看到这一点罢了。
《支那经济全书》为东亚同文会所编，调查中国经济社会情形，甚为详细，湖北留学生计画翻译出版，其时张之洞为两湖总督，赞成其事，拨款筹办，由许季茀的一个湖北朋友陈某总管，后来陈某毕业回去，托季茀代为管理未了的事情。他因此能够做了几件好事，即是代《民报》垫付罚款，救了太炎的急难，又给鲁迅找到校对的事务，稍为得到一点报酬。报酬很有限，但因此鲁迅认识了印刷所的人，这完全是偶然的机会，却是很有关系，承印《经济全书》的是神田印刷所，那里派来接洽的人很是得要领，与鲁迅颇说得来，所以后来印《域外小说集》，也是叫那印刷所来承办的。这时候有不速之客到来，听见译印小说的计画欣然赞同，慷慨的借垫印刷费用，于是《域外小说集》也就是《新生》的译文部分也就完成了。
八五 蒋抑卮
时间大约是在戊申（一九〇八）年的初冬，我们刚搬家到波十九号，就来了两位不速之客，这时幸而已经搬了家，若是在伍舍，就有点不好办了。这客人乃是夫妇两位，大概是鲁迅认识的人，所以他只好将房子让出来，请他们暂住，自己归并到许季茀的这边来，变成三个人共住一间八席的房间，虽然不算很挤，已经足够不方便的了。这人便是蒋抑卮，名曰鸿林，本身是个秀才，很读些古书以及讲时务的新书，思想很是开通，他这回到东京来，乃是为的是医病，他的耳朵里有什么毛病，那时在国内没有办法，所以出国来请教专家的。他要在东京居住相当长久的时候，预备租借房子，但是一时找不着，而且这又有条件，便是非在近地不可，因为他们二人且不懂日本话的，诸事要别人招呼，不能住在远隔的地方。但是过了不久，大概也就是两三个礼拜吧，托了出入的商人打听，也在西片町十号，离波之十九相去不很远的地方，找到一所房子，就迁移过去了。白天里由他夫人同下女看家，他自己便跑到这边来谈天，因为人颇通达，所以和鲁迅很谈得来，我那时只是在旁听着罢了。他一听译印小说的话，就大为赞成，愿意垫出资本来，助成这件事，于是《域外小说集》的计画便骤然于几日中决定了。
蒋抑卮的上代是绍兴人，似乎他的父亲也还是的，少年时代很是贫穷，常背负布匹包裹，串门做生意，由此起家，开设绸缎庄，到了蒋抑卮的时代，兼做银行生意，是浙江兴业银行的一个股东了。他平常有一句口头禅，凡遇见稍有窒碍的事，常说只要“拨伊铜钱”（即是“给他钱”的绍兴话，是他原来的口气）就行了吧，鲁迅因此给他起绰号曰“拨伊铜钱”，但这里并没有什么恶意，只是举出他的一种特殊脾气来，做一个“表德”罢了。天下事固然并不都是用钱便可以做得到的，但是他这“格言”如施用得当，却也能做成一点事情来，这里他只垫出了印刷费二百元之谱，印出了两册小说集，不能不说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不久他与医生接洽好了，这自然也是鲁迅一手代他翻译经理的，进了耳鼻咽喉的专门医院，要开刀医治耳疾了。院长本是鼎鼎大名的博士，不知为什么会得疏忽，竟因手术而引起了丹毒，这不得不说是大夫的责任。丹毒的热发的很高，病人时说胡话，病情似颇危险，时常找鲁迅说话，说日本人嫉妒中国有他那么的人，蓄意叫医生谋害，叫鲁迅给他记着，由此可知他平常自己看得甚是了不得，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他在呓语里也说到我，说启明这人甚是高傲，像是一只鹤似的，这似乎未必十分正确，我只是不善应酬，比较沉默，但在形迹上便似乎是高傲，这本来是我所最为不敢的。后来鲁迅便给我加上一个绰号，平常他喜欢给人起诨名，有些是很巧妙的，如上文所说的“拨伊铜钱”，但这回只是把鹤字读成日本话，称作“都路”（Tsuru），我从前有一个时候，为上海《亦报》写文章，也用过“鹤生”这笔名，即是从这个故典出发的。
八六 弱小民族文学
《域外小说集》第一册于己酉（一九〇九）年二月间出版，接着编印第二集，在六月里印成，这时鲁迅已经预备回国，到杭州的两级师范去教书，那里的校长便是沈钧儒，很招罗了些有名的浙江留学生去当教员，许季茀便早已进去，蒋抑卮此时也已病好，回到上海去了。
《域外小说集》在那时候要算印的特别考究，用一种蓝色的“罗纱纸”做书面，中国可以翻作“呢纸”吧，就是呢布似的厚纸，上边印着德国的图案画，题字是许季茀依照《说文》所写的五个篆文，书的本文也用上好洋纸，装订只切下边，留着旁边不切，可是定价却很便宜，写明是“小银圆弍角”，即是小洋两角。卷首有一篇序言，是己酉正月十五日写的，其文曰：
“《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海之微沤欤，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暮之感矣。”
短短的一小篇序言，可是气象多么的阔大，而且也看得出自负的意思来，这是一篇极其谦虚也实在高傲的文字了。虽然是不署名，这是鲁迅的笔墨，后来在一九二〇年的三月群益书社重印《域外小说集》的时候，有一篇署我的名字的序文，也是他做的，里边说当初的经过，今抄录于左：
“当初的计画，是筹办了连印两册的资本，待到卖回本钱，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X册的。如此继续下去，积少成多，也可以约略绍介了各国名家的著作了。于是准备清楚，在一九〇九年的二月，印出第一册，到六月间，又印出了第二册。寄售的地方，是上海和东京。
半年过去了，先在就近的东京寄售处结了账。计第一册卖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册是二十本，以后可再也没有人买了。那第一册何以多卖一本呢？就因为有一位极熟的友人，怕寄售处不遵定价，额外需索，所以亲去试验一回，果然划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册不再试验了。但由此看来，足见那二十位读者，是有出必看，没有一人中止的，我们至今很感谢。
至于上海，是至今还没有详细知道。听说也不过卖出二十本上下，以后再没有人买了。于是第三册只好停板，已成的书便都堆在上海寄售处堆货的屋子里。过了四五年，这寄售处不幸失了火，我们的书和纸板都连同化成灰烬，我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
但是这劳力也并不是完全消灭，因为在“五四”以后发生新文学运动，这也可以看作《新生》运动的继续。当初《域外小说集》只出了两册，所以所收各国作家偏而不全，但大抵是有一个趋向的，这便是后来的所谓东欧的弱小民族。统计小说集两册里所收，计英法美各一，俄国七，波兰三，波思尼亚二，芬兰一，这里俄国算不得弱小，但是人民受着迫压，所以也就归在一起了。换句话说，这实在应该说是，凡在抵抗压迫，求自由解放的民族才是，可是习惯了这样称呼，直至“文学研究会”的时代，也还是这么说，因为那时的《小说月报》还出过专号，介绍弱小民族的文学，也就是那个运动的余波了。
八七 学日本语续
我学日本语已经有好几年了，但是一直总没有好好的学习，原因自然一半是因为懒惰，一半也有别的原因，我始终同鲁迅在一处居住，有什么对外的需要，都由他去办了，简直用不着我来说话。所以开头这几年，我只要学得会看书看报，也就够了，而且那时的日本文，的确也还容易了解，虽然已经不是梁任公《和文汉读法》的时代，只须倒钩过来读便好，总之汉字很多，还没有什么限制，所以觉得可以事半功倍。后来逐渐发生变化，汉字减少，假名（字母）增多，不再是可以“眼学”的文，而是须要用耳朵来听的话了。其时不久鲁迅要到杭州教书去，我自己那时也结了婚，以后家庭社会的有些事情都非自己去处理不可，这才催促我去学习，不过所学的不再是书本上的日本文，而是在实社会上流动着的语言罢了。论理最好是来读现代的小说和戏曲，但这范围很大，不晓得从哪里下手好，所以决心只挑诙谐的来看。这在文学上便是那“狂言”和“滑稽本”，韵文方面便是川柳这一种短诗，——日本诗句无所谓韵，因为日本语是母音结末的，它一总只有五个母音，如要押韵很是单调，所以诗歌是讲音数的，便是五个字七个字分句，交错组成，这里川柳这种诗形，是十七个字，分作五七五三段，与俳句同一格式。此外还有一种是笑话，称作“落语”，谓末了有一个着落，便是发笑的地方。当初很是简短，后来由落语家来口演，把它拉长了，可能要十分钟光景，在杂耍场里演出，与中国的相声仿佛，不过中国是用两个人对说，它却是单口相声，只是一个人来说罢了。那时富山房书房出版的“袖珍名著文库”里，有一本芳贺矢一编的《狂言二十番》，和宫崎三昧编的《落语选》，再加上三教书院的“袖珍文库”里的《俳风柳樽》初二编共十二卷，这四册小书讲价钱一总还不到一元日金，但是作为我的教科书却已经尽够了。可是有了教本，这参考书却是不得了，须要各方面去找，因为凡是讽刺总有个目标存在，假如不把它弄清楚，便如无的放矢，看了不得要领。《落语选》中引有“座笑土产”的一条笑话道：
“近地全是各家撒豆的声音。主人还未回来，便吩咐叫徒弟去撒也罢。这徒弟乃是吃吧，抓了豆老是说，鬼鬼鬼。门口的鬼打着呵欠说，喴，是出去呢，还是进来呢？”写的很是简炼，但这里倘若不明白立春前夜撒豆的典故，便没有什么意思。据村濑栲亭著《艺苑日涉》卷七说：
“立春前一日谓之节分，至夕家家燃灯如除夜，炒黄豆供神佛祖先，向岁德方位撒豆以迎福，又背岁德方位撒豆以逐鬼，谓之傩豆。”又蜀山人著《半日闲话》中云：
“节分之夜，将白豆炒成黑，以对角方升盛之，再安放簸箕内，唱福里边两声，鬼外边一声，撒豆，如是凡三度。”那店家的徒弟因为口吃的缘故，要说“鬼外边”却到鬼字给吃住了，老是说不下去，所以鬼听了纳闷，但是人却觉得可以发笑了。狂言里有一篇《节分》，也是说这事情的，不过鬼却更是吃亏了。蓬莱岛的鬼于立春前夜来到日本，走进人家去，与女主人调戏，被女人乘隙用豆打了出来，只落得将隐身笠隐身蓑和招宝的小槌都留下在屋里了。川柳里边有一句道：
“寒念佛的最后回向，给鬼戳坏了眼睛。”这话说的有点别扭，并不是很好的作品，但也是说事的，所以引用在这里。小寒大寒称作寒中，这三十日里夜诵佛号，叫作寒念佛，及功德圆满做回向时正是立春前夜，这时候鬼被豆打得抱头鼠窜，四处奔走，一不小心会得碰得角上，戳伤了眼睛，因为日本的鬼是与中国的不同，头上有两只角的。这与“幽灵”不一样，幽灵乃是死后的鬼，这是一种近似生物的东西，大约中国古时称为“物魅”的吧。
狂言是室町时代的文学，属于中古时期，去今大约有四百年了，川柳与滑稽本虽然是近世的江户时代，但计算起来也已是二百年前左右的东西，落语的起源也约略在这时候，所以这些参考的资料，大半是在书里，这就引我到杂览里边去了。川柳在现今还有人做着，落语则在杂耍场里每天演着，与讲谈音曲同样的受人欢迎，现代社会的人情风俗更是它的很好资料，闲来到“寄席”去听落语，便是我的一种娱乐，也可以说学校的代用，因为这给予我语言风俗的帮助是很大的。可是我很惭愧对于它始终没有什么报答，我曾经计画翻译出一册《日本落语选》来，但是没有能够实现，因为材料委实难选，那里边的得意的人物不是“长三倌人”便是败家子弟，或是帮闲，否则是些傻子与无赖罢了。森鸥外在《性的生活》中有一节云：
“刚才饶舌着的说话人起来弯着腰，从高座的旁边下去了，随有第二个说话人交替着出来。先谦逊道：人是换了，却也换不出好处来。又作破题道：爷儿们的消遣就是玩玩窑姐儿。随后接着讲工人带了一个不知世故的男子到吉原（吉原为东京公娼所在地）去玩的故事，这实在可以说是吉原入门的讲义。我听着心里佩服，东京这里真是什么知识都可以抓到的那样便利的地方。”川柳与吉原的关系也正是同样的密切，而且它又是韵文，这自然更没有法子介绍了。倒是狂言，我却译了二十四篇，成功了一册的《日本狂言选》，滑稽本则有式亭三马著的《浮世风吕》（译名浮世澡堂），和《浮世床》（浮世理发馆）两种也译出了，便是还有十返舍一九著的《东海道中膝栗毛》（膝栗毛意云徒步旅行）没有机会翻译，未免觉得有点可惜，因为这也是我所喜欢的一册书。
八八 炭画与黄蔷薇
我这时学日本话，专是为的应用，里边包括应付环境，阅览书报，却并不预备翻译，我从日本语译小说第一次在民国七年戊午（一九一八），译的是江马修著的《小小的一个人》，这以前的翻译还是都从英文转译的。当时我所最为注重的是波兰，其次是匈牙利，因为他们都是亡国之民，尤其值得同情。在《域外小说集》第一二集里，我便把显克微支译出了三篇，就是《乐人扬珂》，《天使》和《灯台守》，其所著顶有名的《炭画》，在己酉春天也已译成，不知道为什么缘故不曾登入。大概因为分期登载不很方便吧，但第二集的末尾以后拟译作品的预告上面，记得里边有匈牙利的密克札忒的《神盖记》，即是《圣彼得的伞》，那篇分量还要多，自然更非连续登载不可了。《神盖记》的第一分的文言译稿，近时找了出来，已经经过鲁迅的修改，只是还未誊录，本来大约拟用在第三集的吧。这本小说的英译后来借给康嗣群，由他译出，于一九五三年由平明出版社印行，那也是很有意思的作品，不过是彻头彻尾的明朗的喜剧，与匈牙利的革命问题没有什么关系了。
且说那篇《炭画》是一篇中篇小说，大抵只是三万多字吧，据勃阑兑斯在《波兰印象记》说：
“显克微支系出高门，天才美富，文情菲恻，而深藏讽刺，所著《炭画》记一农妇欲救其夫于军役，至自卖其身，文字至是，已属绝技，盖写实小说之神品也。”我于民国七年在北京大学，编“欧洲文学史”讲义，里边记述他的作品道：
“显克微支所作短篇，种类不一，叙事言情，无不佳妙，写民间疾苦诸篇尤胜。事多惨苦，而文特奇诡，能出以轻妙诙谐之笔，弥足增其悲痛，视戈果尔笑中之泪殆有过之，《炭画》即其代表。显克微支旅美洲时著此书，此言记故乡事实，唯托名羊头村而已。村虽称自治，而上下离散，不相扶助，小人遂得因缘为恶，良民又多愚昧，无术自卫，于是悲剧乃成。书中所言，舍来服夫妇外，自官吏议员至于乞丐，殆无一善类，而其为恶又属人间之常，别无夸饰，虽被以诙谐之词，而令读者愈觉真实，其技甚神，余人莫能拟也。”可是译本的运气很坏，归国以后，于民国二年寄给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社，被退了回来，回信里说：
“虽未见原本，以意度之，确系对译能不失真相，因西人面目俱在也，行文生涩，读之如对古书，颇不通俗，殊为憾事。”这里所说，对于原文的用古文直译的方法，褒贬得宜，后来又寄给中华书局去看，则不赞一词的被退回了。近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显克微支小说集》，复由我用白话来译了一遍，收在里边。
在这之后，我又翻译了一本《黄蔷薇》，这乃是匈牙利小说家育凯摩耳所著，也是中篇小说，原本很长，经英译者节译成了中篇，一总只有三万字左右，因为后来卖稿给商务印书馆得了六十元，但那时已去译出的十年之后了。原译本有庚戌（一九一〇）十二月的序文，在一九二〇年日记上有卖稿的记事，是托蔡孑民先生介绍的：
“八月九日，校阅旧译《黄蔷薇》。
十日，往大学，寄蔡先生函，又稿一本。”
“十六日，晚得蔡先生函附译稿。
十七日，上午寄商务印书馆译稿一本。”
“十月一日，商务分馆送来《黄蔷薇》稿值六十元。”
时间距《红星佚史》的丁未（一九〇七）已经隔了有十四个年头，但稿费还是一样的二元一千字，又搁了六七年，这才印了出来，那时的广告恰巧尚是保存着，便录于后：
“此书体式取法于牧歌，描写乡村生活，自然景物，虽运用理想，而不离现实，实为近世乡土文学之杰作。周君译以简练忠实之文言，所译牧歌尤臻胜境。”这广告里的话虽是多半从序言里取来，但是他称赞译诗的话，却不是原来所有的。原书的足本当然还要佳胜，听说俄国有足译本，中国近来有孙用君译本，大约据世界语译或者亦是足本，不过我还没有机会看到，不能确说罢了。
八九 俳谐
这时我所注意的一种日本文学作品，仍是俳谐，这也称作俳句，是一种古老的文学，但在现在也还有人做，而且气势很是旺盛。这本是日本诗歌的一种形式，我自己知道不懂得诗，况且又是外国的东西，要想懂它已是妄想，若说是自己懂得，那简直是说诳话了，不过我对于它有兴趣，时常去买新出版的杂志来看，也从旧书地摊上找些旧的来，随便翻阅。俳谐乃是俳谐连歌的缩称，古时有俳谐连歌，是用连歌的体裁，将短歌的三十一音，分作五七五及七七两节，由两个人各做一节，联续下去，但其中含着诙谐的意思，所以加上俳谐两字。后来觉得一首连歌中间，只要发句，即五七五的第一节，也可以独立成诗，便成功为别一种东西了。其后经过变迁发展，有始祖松尾芭蕉的正风，幽玄闲寂的禅趣味，与谢芜村的优美艳丽的画意，晚近更有正冈子规的提倡写生，这是受了写真主义文学的影响了，但是尽管如此，它却始终没有脱掉“俳谐”的圈子，仍旧是用“平淡俗语”来表达思想，这是我所以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可是他们却又反对因袭的俗俳，芜村在《春泥集》序文上说：
“画家有去俗论，曰画去俗无他法，多读书，则书卷之气上升而市俗之气下降矣，学者其慎旃哉。夫画之去俗亦在投笔读书而已，况诗与俳谐乎。”子规也常反对庸俗的俳人，赞成芜村的“用俗而离俗”。子规住在根岸，称作根岸派，发刊杂志题名“保登登岐须”，意云子规鸟，他自己生肺病咯血，故别号子规，杂志的名字或者也是这个意思吧。当时所出杂志并不单是提倡俳句，里边还有散文部分，包括小说随笔，子规所提倡的“写生”亦应用于散文方面，有一种特别的成就。我还保存着一册旧杂志，是丙午（一九〇六）年四月所发刊的，登有夏目漱石的小说《我是猫》的第十章，和他的中篇小说《哥儿》。（普通这样译，其实是江浙方言的“阿官”，或如普通话可以说是“大少爷”，意指不通世故的男子。）有些写生文派的作家如长冢节，高滨虚子，坂本四方太等人的著作，又常在那上边发表，长冢的长篇小说《土》，短篇《太十和他的狗》，高滨的《俳谐师》，坂本的《梦一般》，都是我所喜欢的，可惜我只译出《梦一般》，也未能印成单行本，却随即散失了。
《梦一般》是己酉年民友社出版，菊判半截一册，红洋布面，定价金三十五钱。这书乃是在三田散步时于路旁一小书店中所得，甚为欢喜，曾写入《药堂语录》。全书共总有九章，另另碎碎的记录儿时的事情，甚有情趣，第一章里记故家情状，有这样的一节：
“我们家的后边是小竹林，板廊的前面即是田地。隔着砂山，后方是海。澎湃的波浪的声音不断的听到，无论道路，无论田地，全都是沙，穿了木屐走起来也全没有声响，不管经过多少年，木屐的齿也不会得磨减。建造房屋的时候，只在沙上泼去五六担的水，沙便坚固的凝结，变得比岩石还要硬。在这上边放下台基石，那就成了。这自然是长大了以后听来的话，但是我们的家是沙地中间的独家，这事却至今还好好的记忆着。家是用稻草盖的。在田地里有梅树，总有两三株。竹林里有螃蟹。泽蟹很多，像是乱撒着小石子一般。人走过去，他们便出惊，沙沙的躲到枯竹叶底下去的声音，几乎比竹林的风雨声还要利害。不但竹林子里，在厨房的地板上也到处爬，也在天花板上头行走。夜里睡静了之后，往往惊醒，在纸隔扇外边，可不是偷儿的脚步声么，这样的事也不止有过一两次，这是后来从母亲听来的话。”
那时候写的文章已经没有存留了，故纸中找得一纸，是记钓鱼的，但没有写上题目，其文云：
“庚戌秋日，偕内人，内弟重久及保坂氏媪早出，往大隅川钓鱼。经蓬莱町，出驹入病院前，途渐寂静，隘但容车，两旁皆树木杂草，如在山岭间。径尽忽豁朗，出一悬厓上，即为田端。下视田野罗列，草色尚青，屋宇点缀其间，左折循厓而下为大路，夹路流水涓涓然。行未十丈许，雨忽集，以雨具不足，踌躇久之遂决行。前有田家售杂品，拟求竹笠，问之无应者。重久言当冒雨独行，乃分果饵与之使去，而自先归。遂至田端驿乘电车至巢鸭，欲附马车而待久不至，保坂媪请先行，未几车至即乘之。意媪去未远，留意觇之，见前有人折裾负包而行，呼之果媪也，令同乘。至铃本亭前下车，雨已小霁，归家饥甚，发食合取团饭啖之甚旨，其味为未尝有也。未几雨复大至，旁午重久亦返，言至川畔而雨甚，因走至羽太家假伞而归，所持饵壶钓竿，则已弃之矣。是日为月曜，十月顷也。”拟作写生文，而使用古文辞，似忘记了俳谐的本意，此事甚可笑，唯因可为一时的纪念，故录于此。
九〇 大逆事件
上面这篇小文是庚戌（一九一〇）年十月所写，这提醒我其时还住在本乡的西片町，铃本亭在这条街的尽头，便是我们时常去听落语的“寄席”（杂耍场）。在十一月中我们便又搬家了，这回却搬出了本乡区，到了留学生所极少去的麻布，那里靠近芝区，只有在庆应义塾读书的才感觉方便，其次则是立教大学了。但其时在庆应读书的似乎不大有人，立教则以前只有过一个罗象陶，不过我进去的时候他已经不在那里了，虽然似乎他还在留学，却不知道在干什么。他是龚未生陶冶公的朋友，大概也是在搞革命，民国以后听说他因此很失意，我曾给他遗札题字，表示悼惜之意，这手札是陶冶公所藏的。其文云：
“光绪末年余寓居东京本乡，龚君未生时来过访，辄谈老和尚及罗黑子事。曼殊曾随未生来，枯坐一刻而别，黑子时读书筑地立教大学，及戊申余入学则黑子已转学他校，终未相见。倏忽二十年，三君先后化去，今日披览冶公所藏黑子手札，不禁怃然有今昔之感。黑子努力革命，而终乃鸟尽弓藏以死，尤为可悲，宜冶公兼士念之不忘也。民国廿三年三月十日，识于北平。”
我们迁居的地方是麻布区森元町，靠近芝公园与赤羽桥，平常往热闹场所去是步行到芝园桥，坐往神田的电车，另外有直通赤羽桥的一路，但是路多迂回，要费加倍的时间，所以平常不很乘坐，只有夜里散步看完了旧书店之后，坐上就一直可到家门近旁，虽是花费工夫，却可省得走路，也是可取的事。因此之故，虽然住在偏僻的地方，上街并无不便之处，午后仍是往本乡的大学前面，或晚饭后上神田神保町一带看书，过着游惰的生活。可是在这期间，却遇见一件事，给我一个很大的刺激。这是明治四十四年（一九一一）一月廿四日的事，那时正在大学赤门前行走，忽然听见新闻的号外呼声，我就买了一张，拿来一看，不觉愕然立定了。这乃是“大逆事件”的裁判与执行。这是五十年前的事情，那时候日本有没有共产党虽然未能确说，但是日本官宪心目中所谓“社会主义者”，事实上只是那些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人和急进的主张社会改革家罢了。这一案里包含二十四个人，便是把各色各样的人，只要当时政府认为是危险的，不管他有无关系，都罗织在内，作一网打尽之计，罪名便是“大逆”，即是谋杀天皇。他们所指为首魁的是幸德传次郎（秋水）和他的爱人菅野须贺，其实幸德是毫不相干的，因为他最有名，居于文笔领导的地位，所以牵连上了。原来是只有四个人共谋，内有宫下太吉与菅野须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想合炸药炸明治天皇，目的是证明他也是会死的凡人，并非神的化身，所查获的证物只是洋铁罐和几根铁丝，火药及盐酸加里少许，——我想当年陶冶公说要到长崎跟俄国人去学的炸弹，大约也就是这种东西吧。差不多同时候，有佛教徒内山愚童，单独计画谋刺皇太子，发觉了也随作为同党，并案办理。他们与幸德当然也有往来，宫下太吉曾同幸德到熊野川舟游，这便说是密谋，大石诚之助松尾卯一太曾到平民社访问过幸德，便说是率死党若干人赴会，这些都是检事小山松吉的杰作，其实也正是政府传统的手法，近年的三鹰和松川事件就用了同样的方法锻炼成功的。他们将二十几个不相统属的人做成一起，说是共谋大逆，不分首从悉处死刑，次日又由天皇特饬减刑，只将一半的人处死，一半减为无期徒刑，以示天恩高厚，这手段凶恶可憎也实在拙笨得可怜。当时我所看见的号外，即是这一批二十四个人的名单。
这时候我侨居异国，据理说对于侨居国的政治似别无关心之必要，这话固然是不错的，但这回的事殆已超过政治的范围，笼统的说来是涉及人道的问题了。日本的新闻使我震惊的，此外还有一次，便是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大震灾的时节，甘粕宪兵大尉杀害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的夫妇，并及他的六岁的外甥橘宗一的这一件事。日本明治维新本来是模仿西洋的资本主义的民主，根本是封建武断政治，不过表面上还有一点民主自由的迹象，但也逐渐消灭了。这一桩事在他们本国思想界上也发生不少影响，重要的是石川啄木，佐藤春夫，永井荷风，木下杢太郎（本名太田正雄，杢太郎的杢字本从“木工”二字合成），皆是。石川正面的转为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永井则消极自承为“戏作者”，沉浸于江户时代的艺术里边，在所著《浮世绘的鉴赏》中说明道：
“现在虽云时代全已变革，要之只是外观罢了，若以合理的眼光一看破其外皮，则武断政治的精神与百年以前毫无所异。”写这文章的时候为大正二年（一九一三）正月，即是“大逆事件”解决两年之后也。
九一 赤羽桥边
我们以前都是住在本乡区内，这在东京称为“山手”，意云靠山的地方，即是高地，西片町一带更是有名，是知识阶级聚居之处，吕之七号以前夏目漱石曾经住过，东边邻居则是幸田露伴，波之十九号的房东乃是顺天堂医院的院长佐藤进。现在一下子搬到麻布，虽然不能算是出于乔木，迁于幽谷，总之是换了一个环境了。那里的房屋比较简陋，前门临街，里边是六席的一间，右手三席，后面是厨房和厕所，楼上三席和六席各一间，但是房租却很便宜，仿佛只是十元日金，比本乡的几乎要便宜一半的样子。在本乡居住的时候，似乎坐在二等的火车上，各自摆出绅士的架子，彼此不相接谈，而且还有些不很愉快的经验，例如在吕之七号贴近邻居有一家是植物分类学者，名叫牧野富太郎，家里下女常把早上扫地的尘土堆到我们这边来，这或者不是牧野的主意，但总之可见他的没有什么家教了。在森元町便没有这种事情，这好像是火车里三等的乘客，都无什么间隔，看见就打招呼，也随便的谈话。不过这里也有利有弊，有些市井间的琐闻俗事，也就混了进来，假如互相隔离的住着，这就不会得有了。我们的右邻是一个做裱糊工的，家里有一妻一女，这女儿是前妻所生，与后母相处自然是不很和协，而那后母又似乎是故意放纵她，或者真是不能管教呢，总之那女儿渐渐流为“不良少女”了。每天午后，我们胡同里便听见有男子在吹口哨，这是召集的口号，于是她便溜出门去，到附近的芝公园里与她的那些男女同志会合了。晚上父亲回来，听了后母的诉说，照例来一通大嚷大骂，以至痛打，但是有什么用呢？第二天到那时候，召集的口哨又来了，弱小的心灵恍如受了符咒的束缚，不觉仍旧冲了出去，结果又是那一场的吵闹。有时邻妇看见她，顺便劝说道：
“你也何妨规矩点，省得你父亲那样生气呢？”但是她却笑嘻嘻的回答道：
“你不知道在外边玩耍是多么有趣哩。”这是很有意义的一句话，很值得人去思索玩味的。我们在森元町住了大半年，到了暑假就回中国来了，在我们离开那里以前，那情形一直是如此，至于后事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在赤羽桥左近，那里还有一个畸人，他那地方我却是时常去的，虽然并不曾谈什么天，因为他乃是理发师，所以我总是两三星期要去找他一趟的。他据说也有妻子，但是却独自住着，在芝公园的近旁，孤另另的一所房屋，外边一间店面，设备得很考究，后边一间三席的住房，左右几十步之内并无什么邻舍。他的店里比较清净，这是因价格特别高之故，所以我去理发的时候，总见他是闲空着，用不着在那里坐等。还有一种缘由，人们不大去请教他，便是传闻他是有点精神病的，试想一个人怎肯伸着脖子，听凭一个手执锋利的剃刀的精神病患者去播弄呢？我到他那里去尝试，本来是颇有点危险的，但是幸而他却不曾发病，这个危险也就过去了。其实他或者性情乖僻则是有之，看他那样的生活形式可以想见，人们加盐加醋的渲染，所以说他有精神病，虽然也是难怪，但总是不足凭信的。我的危险的经验，纵然不能证明他没有神经病，但至少说明人言之不尽可信了。
九二 辛亥革命一——王金发
现在已是辛亥这一年了。这实在是不平常的一个年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不久全国响应，到第二年便成立了中华民国，人民所朝夕想望的革命总算实现了。可是这才是起了一个头，一直经过了四十年，这个人民解放事业才是成功，以前所经过的这些困难时代，实在是长的很，也是很暗淡的。何况在当时革命的前夜，虽是并没有疾风暴雨的前兆，但阴暗的景象总是很普遍，大家知道风暴将到，却不料会到得这样的早罢了。这时清廷也感到日暮途穷，大有假立宪之意，设立些不三不四的自治团体，希图敷衍，我在翻译波阑显克微支的《炭画》，感觉到中国的村自治如办起来，必定是一个“羊头村”无疑，所以在小序里发感慨说：
“民生颛愚，上下离析，一村大势，操之凶顽，而农妇遂以不免，人为之亦政为之耳。古人有言，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观于羊头村之事，其亦可以鉴矣。”及至回到故乡来一看，果然是那一种情形，在日本其时维新的反动也正逐渐出现，而以大逆案作为一转折点，但那到底是别国的事情，与自己没有多少迫切的关系，这回却是本国了，处于异族与专制两重的压迫下，更其觉得难受。那时将庚戌秋天钓鱼的记事抄录了出来，后边加上一段附记道：
“居东京六年，今夏返越，虽归故土，弥益寂寥，追念昔游，时有枨触。宗邦为疏，而异地为亲，岂人情乎。心有不能自假，欲记其残缺以自慰焉，而文情不副，感兴已隔。用知怀旧之美，如虹霓色，不可以名，一己且尔，若示他人，更何能感，故不复作，任其飘泊太虚，时与神会，欣赏其美，或转褪色，徐以消灭，抑将与身命俱永，溘然相随，以返虚浩，皆可尔。所作一则，不忍捐弃，且录存之，题名未定，故仍其旧。辛亥九月朔日记。”后末有九月初七日夜中作诗一首，题在末后云：
“远游不思归，久客恋异乡。寂寂三田道，衰柳徒苍黄。旧梦不可道，但令心暗伤。”
但是十月十日“霹雳一声”，各地方居然都“动”了起来了，不到一个月的工夫，大势已经决定，中国有光复的希望了。在那时候也有种种谣言，人心很是动摇，但大抵说战局的胜败，与本地没有多少关系，到了浙江省城已经起义，绍兴只隔着一条钱塘江，形势更是不稳，因此乘机流行一种谣言，说杭州的驻防旗兵突围而出，颇有点儿危险，足以引起反动的骚乱，但是仔细按下去，仍是不近情理，不过比平常说九龙山什么地方的白帽赤巾党稍好罢了。一有谣言，照例是一阵风的“逃难”，鲁迅在一篇文言的短篇小说《怀旧》里描写这种情形，有一节云：
“予窥道上，人多于蚁阵，而人人悉函惧意，惘然而行。手多有挟持，或徒其手，王翁语予，盖图逃难者耳。中多何墟人，来奔芜市，而芜市居民则争走何墟。李媪至金氏问讯，云仆犹弗归，独见众如夫人方检脂粉芗泽，纨扇罗衣之属，纳行箧中，此富家姨太太似视逃难亦如春游，不可废口红眉黛者。”这篇小说是当时所写，记的是辛亥年的事，而逃难的情形乃是借用庚子夏天的事情，因为本家少奶奶预备逃难，却将团扇等物装入箱内，这是事实，但是辛亥年的谣言却只一天就过去了，只是人心惶惶，仿佛大难就在目前的样子。有一位少奶奶，乃是庚子年那一位的妯娌，她的丈夫是前清秀才现任高小教员，当时在学校里不曾回家，她就着急的说道：“大家快要杀头了，为什么还死赖在外边？”她大约是固守着“长毛”时候的教训，以为是遇乱当然要杀头，所以是在准备遭难而不是逃难了。幸而这恐慌只是一时的，城内经了学生们组织起来，武装但是拿着空枪出去游行，市面就安定下来了，接着省城里也派了“王逸”率领少数军队到来接防，成立了绍兴军政分府。这王逸本来名叫王金发，是绍兴人所熟知的草泽英雄，与竺酌仙齐名，还是大通学堂的系统，他的两年来在绍兴的行事究竟是功是过，似乎很难速断，后来他被袁世凯派的浙江督军朱瑞所诱杀，实在可是死得很冤的。
九三 辛亥革命二——孙德卿
辛亥秋天我回到绍兴，一直躲在家里，虽是遇着革命这样大事件，也没有出去看过，所以所记录的大抵只是一些得之传闻的事情，如今且来做一回文抄公，从《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里抄来，这乃是我的兄弟所写，我想这大约是写得可靠的。他叙述游行及欢迎的情形如下：
“这时候城内的一个寺里就开了一个大会，好像是越社（案即南社的绍兴分社）发动的，到了许多人，公举鲁迅做主席。鲁迅当下提议了若干临时办法，例如提议组织讲演团，分发各地去演说，阐明革命的意义和鼓动革命情绪等。关于人民的武装，他说明在革命时期，人民武装实属必要，讲演团亦须武装，必要时就有力量抵抗反对者。他每一提议刚要说完而尚未说完的时候，就有一个坐在前排的头皮精光的人，弯着腰，作要站起来但没有完全站起来的姿势，说一句‘鄙人赞成！’又弯着腰坐下去，提议就很快的通过。这人不是别人，便是后来鲁迅文章里曾经说起的孙德卿。他虽是乡下的地主家庭出身的人，但对于推翻满清政权这件事是热心的。他曾经拿明朝人的照片去分送给农民，我看到的一张是明太祖的像，约莫三寸来长，分明是从画像上照下来的。他并且向农民说明，清朝的政府是外面侵入的人组成的，我们应当把他们打出去。对于这主张，农民都赞成，愿意起来去打。《扬州十日记》之类的小册子，这时候也流行到民间。这孙德卿在秋瑾案发生时，曾一次下狱，但不久就出来了。
但是鲁迅提议的武装讲演等，大家虽然都赞成，可是缺少准备，力量也不够。第一件是缺少枪械。府学堂里虽然有些枪，但没有真的子弹，有一些也是操演时用的那种只能放响的弹子，只有在近距离内大概能伤人。于是人民终于恐怖起来了。有一天，鲁迅从家里出去，到府学堂去，到了离学校不远，见有些店铺已在上排门，有些人正在张皇的从西往东奔走。鲁迅拉住一个问他为什么，他说不知道究竟什么事。鲁迅知道问亦无益，不如到学堂去了再说。他走进校门，已有一部分学生聚在操场里讨论这件事，才知道市民因为听了有败残清兵要渡江过来，到绍兴来骚扰的谣言，所以起恐慌的。于是鲁迅主张整队上街解释，以镇定人心。手脚很快，一歇工夫就印好了许多张油印的传单，大概是报告省城克复的经过，和说明决没有清兵过来的事情。即刻打起钟来，学生立时齐集于操场，发了枪，教兵操的先生也跑来了，满头是汗，他还没有剪掉辫发，把它打了一个大结子。他不拿平常用的狭细的指挥刀，挂上一把较阔厚的可以砍刺的长刀，这无非防备万一的。小心怕事的校长，抖零零的到操场上来讲话，想设法拦阻，但没有用处。在路上，鲁迅一班人分送传单，必要时更向人说明，叫他们不要无端恐慌，的确这很有用处，学生们走到之处，人心立刻安定下来，店铺关的也仍然开了。时间在下午，一班人回到学校时，天已黑下去了。
离这事情不久，（案大概就是第二天吧，）就有人告诉鲁迅，说王金发的军队大约今晚可以到绍兴，我们应当去接他和他的军队，这回仍在府学堂里会集，学生也去的。晚饭后大家兴高采烈的走到西郭门外。到了黄昏，不见什么动静，到了二更三更，还是不见军队开到。学生穿的操衣很是单薄，夜深人静时觉得很寒冷，于是只好敲开育婴堂的门，到里面去休息，叫起茶房，贴还些柴钱，叫他们烧茶来喝。这时候才看见穿制服的学生们之外，还有头皮精光的孙德卿，头戴毡帽的范爱农，好像和徐伯荪一起捐道台出洋的陈子英也在内。但是夜深了，不特冷，而且也饿，学生们大家摸钱袋，设法敲开店门买东西吃。孙德卿拿出钱来，叫人去买了几百个鸡蛋，大家分吃了。这以后不久，有人来报信，说军队因为来不及开拔，大概须明天才可开到，今晚不来了。
于是第二天晚上再去，这回不往西郭，却往东边的偏门，人还是这一大批。黄昏以后，月亮很皎洁，正盼望间，远远的听到枪声响，以后每隔一定的时间枪声响一下。不多时看见三两只白篷船，每只只有一个船夫摇着，然而很快的摇来。船吃水很深，可见人是装的满满的。各船都只有一扇篷开着，过一歇时候船中就有兵士举起枪来，向空中放一响。先前的兵队老是这样做，在有开仗可能的情势下，常常一响一响的放着枪。不多时候船已靠岸，王金发的军队很快的上了岸，立刻向城内进发。兵士都穿蓝色的军服，戴蓝色的布帽，打裹腿，穿草鞋，拿淡黄色的枪，都是崭新的。带队的人骑马，服装不一律，有的穿暗色的军服，戴着帽子，有的穿淡黄色军服，光着头皮。
这时候是应该睡的时候了，但人民都极兴奋，路旁密密的站着看，比看会还热闹，中间只留一条狭狭的路，让队伍过去，没有街灯的地方，人民都拿着灯，有的是桅杆灯，有的是方形玻璃灯，有的是纸灯笼，也有照着火把的。小孩也有，和尚也有，在路旁站着看。经过教堂相近的地方，还有传道师，拿着灯，一手拿着白旗，上写欢迎字样。兵士身体都不甚高大，脸上多数像饱经风霜的样子，一路过去，整齐，快捷。后面跟的人，走的慢一点的便跟不上。不久到了指定驻扎的地方，去接的人们有跟了进去，也有站住在门外面，大家都高叫着革命胜利和中国万岁等口号，情绪热烈，紧张。不久就有人来叫让路，一班人把酒和肉等挑进去，是慰劳兵士去的，外面的人们也就渐渐的散去了。”
我这一节文章写得特别的长，而且里边又是大都抄的别人的文章，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我很珍重那一回革命的回忆，可是我自己没有直接的经历，所以只能借用人家所写的，写的虽是实朴却很诚实，后来对于王金发的批评也下的很有分寸，其写孙德卿也颇是简单得要领，活画出一个善良的人来。军政分府成立，政治上没有什么建设，任用的人很不得当，有三个姓王的，颇弄权敛钱，人民倒不大怪王金发，大家都责备“三王”，当时老百姓利用一句“戏文”上的句子，唱道“可恨三王太无礼”，却不晓得是什么戏上边的。这时候府学堂的学生用了鲁迅和孙德卿的名义，办了一个《越铎日报》，时常加以讽刺，有一回军政分府布告，说要出去视察，却说是“出张”，报上就挖苦说，“都督出张乎，宜乎门庭如市也！”别一篇的文章的结末，则有“悲夫”二字，这本是从前常用的字眼，没甚希奇，可是实际上是在讥刺何悲夫，他也是军政分府的一个要人。“后来那报馆被兵士毁坏了一部分，孙德卿大腿上被刺了一尖刀，但并非要害，伤亦不重。这也许是三王指使的，也许是王金发自己的主意，即使是他的主意，比之于后来军阀的随便杀人，实在是客气得多了。孙德卿被刺伤后，想要去告诉各位老朋友，并且预备把伤痕照了相给老朋友去看。但是很为难，因为身体大而伤痕小，如果只照局部，伤痕是极清楚了，但看的人不晓得受伤者是孙德卿，如果照全身，面貌是照出来了，但伤痕就看不清楚了。因为照相总不能照得太大呀。结果终于照了全身，但照片并不大。鲁迅接到照片，拆开来看时只见赤条条的一个孙德卿，不看见伤痕，不觉吓了一跳，还以为他发痴了，等到看了他的说明，才知道原来是这样一件事情。”
九四 辛亥革命三——范爱农
辛亥革命的时候，我所直接见到的人物，只有一个范爱农，——王金发做都督的时候，没有机会见到，只在杂志上看见他在二次革命后被朱瑞诱杀的一张死后照相，孙德卿则始终没有看到，那张裸体照相也因为不是原本，只是翻印登在报上的，所以记不清楚了。范爱农却是亲自见过的，虽然在安庆事件当时反对打电报，蹲在席子上那种情形，不曾看见过，却也大略可以想像得来。绍兴军政分府成立，恢复师范学堂，那时是在民国改元以前，还称“学堂”，委派鲁迅为校长，爱农为监学，二人重复相会，成为好友。因为学堂在“南街”，与东昌坊相距不到一里路，在办公完毕之后，爱农便身着棉袍，头戴农夫所用的卷边毡帽，下雨时穿着钉鞋，拿了雨伞，一直走到“里堂前”，来找鲁迅谈天。鲁老太太便替他们预备一点家乡菜，拿出老酒来，听主客高谈，大都是批评那些“呆虫”的话，老太太在后房听了有时不免独自匿笑。这样总要到十点钟以后，才打了灯笼回学堂去，这不但在主客二人觉得愉快，便是鲁老太太也引以为乐的。但是好景不常，军政府本来对于学校不很重视，而且因为鲁迅有旧学生在办报，多说闲话，更是不高兴，所以不久鲁迅自动脱离，只留下爱农一人，有点孤掌难鸣了。
这时候已经是民国元年壬子，改用阳历，师范学堂也改称第五师范学校了，鲁迅以后的校长是傅力臣，即是当时的孔教会会长，县署里教育科长是何幾仲，也就是《阿Q正传》里所说的“柿油党”，挂着一个银桃子的徽章的，此外也有罗飏伯朱又溪等人。这个情形正是鲁迅《哀范君》诗中所说的，“狐狸方去穴，桃偶尽登场”，是也。范爱农一个人独自在他们中间，这情形就可想而知的了。我这里为的记载诚实起见，便来借用他自己信里的话，叙述前后的事情。
这里第一封信，是壬子（一九一二）年三月二十七日从杭州所发，寄给在绍兴的鲁迅的，其文云：
“豫才先生大鉴，晤经子渊，暨接陈子英函，知大驾已自南京回。听说南京一切措施与杭绍鲁卫，如此世界，实何生为，盖吾辈生成傲骨，未能随波逐流，惟死而已，端无生理。弟于旧历正月二十一日动身来杭，自知不善趋承，断无谋生机会，未能抛得西湖去，故来此小作勾留耳。现承傅励臣函邀担任师校监学事，虽未允他，拟阳月杪返绍一看，为偷生计，如可共事，或暂任数月。罗扬伯居然做第一科课长，足见实至名归，学养优美。朱幼溪亦得列入学务科员，何莫非志趣过人，后来居上，羡煞羡煞。令弟想已来杭，弟拟明日前往一访。相见不远，诸容面陈，专此敬请著安，弟范斯年叩，二十七号。《越铎》事变化至此，恨恨，前言调和，光景绝望矣。又及。”这里需要附带说明我往杭州的事，那时浙江教育司（后来才改称教育厅）司长是沈钧儒，委我当本省视学，因事迟去，所以不曾遇见爱农。《越铎》变化不是说被军人捣毁，乃是说内部分裂，李霞卿宋紫佩等人分出来，另办《民兴报》，后来鲁迅的《哀范君》的诗便是登在这报上的。第二封信的日期是五月九日，也是从杭州发出，寄往北京的，距前回寄信的日子才有一个月半，范爱农却已被人赶出师范学校了。原信云：
“豫才先生钧鉴，别来数日矣，屈指行旌已可到达。子英成章（校务）已经卸却，弟之监学则为二年级诸生斥逐，亦于本月一号午后出校。此事起因虽为饭菜，实由傅励臣处置不宜，平日但求敷衍了事，一任诸生自由行动所致。弟早料必生事端，唯不料祸之及己。推及己之由，现统悉系何幾仲一人所主使，惟幾仲与弟结如此不解冤，弟实无从深悉。盖饭菜之事，系范显章朱祖善二公因二十八号星期日起晏，强令厨役补开，厨役以未得教务室及庶务员之命拒之，因此深恨厨役，唆令同学于次日早膳，以饭中有蜈蚣，冀泄其忿。时弟在席，当令厨役换掉，一面将厨役训斥数语了事。讵范朱等忿犹未泄，于午膳时复以饭中有蜈蚣，时适弟不在席，傅励臣在席，相率不食，（但发现蜈蚣时有半数食事已毕，）坚欲请校长严办厨房，其意似非撤换不可。傅乃令学生询弟，弟令厨役重煮，学生大多数赞成，且宣言如菜不敷，由伊等自购，既经范某说过重煮，定须令厨役重煮。厨役遂复煮，比熟已在上课时刻，乃请诸候选教员用膳，请之再三，而胡问涛朱祖善范显章赵士瑹等一味喧扰不来。傅乃嘱弟去唤，一面摇铃，令未饱者赶紧来吃，其余均去上课。弟遂前往宣布，胡问涛以菜冷且不敷为词，弟乃云前此汝等宣言菜如不敷，由汝等自备，现在汝等既未备，无论如何只有勉强吃一点。胡等犹复刺刺不休，弟遂宣言，不愿吃又不上课，汝等来此何干，此地究非施饭学堂，（施饭两字系他们所出报中语，）如愿在此肄业，此刻饭不要吃了，理当前去听讲，否则即不愿肄业，尽可回府，即使汝等全体因此区区细故退学亦不妨。于是欲吃者还赴膳厅，其已毕者去上课。次日早膳，校长俟诸生坐齐后乃忽宣言，此后诸生如饭菜不妥，须于未坐定前见告，如昨日之事可一不可再，若再如此，决不答应。诸生复愤，俟食毕遂开会请问校长，以罢课为要挟，此时系专与校长为难，未几乃以弟昨日所云退学不妨一语为词，宣言如弟在校，决不上课，系专与弟为难，延至午后卒未解决。弟以弟之来师范非学生之招，系校长所聘，非校长辞弟，或弟辞校长，决不出校，与他们寻开心。学生往告诉幾仲，傍晚幾仲遂至校，嘱校长辞弟，谓范某既与学生不洽，不妨另聘，傅未允，怏怏而去。次日仍不上课，傅遂悬牌将胡问涛并李铭二生斥退，（此二生有实据，系与校长面陈换弟，）胡李遂与赵士瑹朱祖善等持牌至知事署，并告幾仲。幾仲遂于午后令诸生将弟物件搬出门房，幾仲亦来，并令大白暨文灏登报，（案金伯桢后改名刘大白，当时办《禹域日报》，王文灏办《越铎日报》，）弟适有友来访，遂与偕出返舍。刻因家居无味，于昨日来杭，冀觅一栖枝，且陈子英亦曾约弟同住西湖闲游，故早日来杭，因如是情形现有祭产之事，日前晤及，云须事毕方可来杭也。专此即询兴居，弟范斯年叩，五月九号。”还有第三封信，今从略。鲁迅在壬子日记七月项下，记有范爱农的最后消息道：
“十九日晨得二弟信，十二日绍兴发，云范爱农以十日水死，悲夫悲夫，君子无终，越之不幸也，于是何幾仲辈为群大蠹。”又云：
“二十二日夜作韵言三首，哀范君也，录存于此。”第二日抄录一本，稍加修改寄给我，其第一首次联云：
“华颠萎摇落，白眼看鸡虫。”后附一纸说明道：
“我于爱农之死，为之不怡累日，至今未能释然。昨忽成诗三章，随手写之，而忽将鸡虫做入，真是奇绝妙绝，辟历一声，群小之大狼狈。今录上，希大鉴定家鉴定，如不恶乃可登诸《民兴》也。天下虽未必仰望已久，然我亦岂能已于言乎。二十三日，树又言。”日记八月项下云：
“二十八日收二十一及二十二日《民兴日报》一分，盖停板以后至是始复出，余及启孟之哀范爱农诗皆在焉。”我的一首诗题作“哀爱农先生”，其词云：
“天下无独行，举世成萎靡。皓皓范夫子，生此寂寞时。傲骨遭俗忌，屡见蝼蚁欺。坎壈终一世，毕生清水湄。会闻此人死，令我心伤悲。峨峨使君辈，长生亦若为。”
范爱农之死是在壬子年七月十日，是同了民兴报馆的人乘舟往城外游玩去的，有人说是酒醉失足落水，但颇有自杀的嫌疑，因为据说他能够游水，不会得淹死的，他似乎很有厌世的倾向，这是在他被赶出师范以前所写的信里，也可以看出痕迹来的了。
九五 望越篇
辛亥革命的前景不见得佳妙，其实这并不是后来才看出来，在一起头时实在就已有的了。且不说大局，只就浙江来看，军政府的都督要捧一个汤寿潜出来，这人最是滑头，善于做官，有一个时候蒋观云批评他最妙，他说，蛰仙的手段很高，他高谈阔论一顿，人家请他出来，便竭力推辞，说我不干，及至把他搁下了，他又来捞一下子，再请他来，仍说不干，但是下回仍是这样捞法，却把地位逐渐的提高了。后来他升任临时政府的交通部长，后任有陶成章的呼声，可是为陈英士所忌，陶住在上海法租界的广慈医院，终于壬子一月十三日为刺客所暗杀。陶焕卿是个革命勇士，他的联络草泽英雄，和要使天下人都有饭吃的主张，确是令人佩服，但看去仿佛有点可怕，似乎是明太祖一流人物，所以章太炎尝戏呼为“焕皇帝”，或“焕强盗”，鲁迅也曾同许季茀评论他道：“假如焕卿一旦造反成功，做了皇帝，我们这班老朋友恐怕都不能幸免。”虽然如此，可是同盟会人那样的争权夺利，自相残杀，不必等二次革命的失败，就可知道民军方面的不成了。不过那也是关于本省大局的事，我们不去管它，单说绍兴本地，而且只是教育文化一面的事情也罢。
说到绍兴教育界的情形，其实也未必比别处特别坏，不过说好那也是不然。大约在光绪末年的乙巳年间吧，他们请蔡孑民去办学务公所，蔡君便托封燮臣来叫我，去帮他的忙，我因为不愿意休学，谢绝了他，可是没有多久，蔡君自己也就被人赶走了。这为什么缘故呢？那时学务公所是当地最肥的缺，有每月三十元的薪水，想谋这缺的人多了，所以就是蔡孑民也不能安坐这把交椅了。自从“桃偶尽登场”以后，这情形自然就更糟了。应运而生的“自由党”做了教育科长，其余人物也是一丘之貉，鲁迅那三首诗的后面所说那几句幽默话，即是他们的典故。什么“大鉴定家”啦，什么“天下仰望已久”啦，都是朱又溪平常恭维人的话，据蔡谷卿传说，在绍兴初办警察局（还在前清时代）的时候，他致辞道：
“绍兴警察，十分整顿。
杭州警察，腐败不堪。
两相比较，相去天壤。”这比孙德卿的演说，在胡乱说了一番之后，突然的说：“那么（读作难末，意思是‘如今’）警察局万岁！”便收了场，虽是也觉得可笑，却显得性格善良，没有那种恶劣气了。
大约是在这个时候，便是桃偶已经登场，鲁迅还没有到南京教育部去的时候，我写了那篇《望越篇》，在报上（或是《民兴报》，但总之不是《越铎》）发表，因为留着草稿，上边有鲁迅修改的笔迹，所以略可推测这篇文章的年月。今将全文录存于后：
“盖闻之，一国文明之消长，以种业为因依，其由来者远，欲探厥极，当上涉幽冥之界。种业者本于国人彝德，驸以习俗所安，宗信所仰，重之以岁月，积渐乃成，其期常以千年，近者亦数百岁，逮其宁一，则思感咸通，立为公意，虽有圣者，莫能更赞一辞。故造成种业，不在上智而在中人，不在生人而在死者，二者以其为数之多，与为时之永，立其权威，后世子孙，承其血胤者亦并袭其感情，发念致能，莫克自外，唯有坐绍其业而收其果，为善为恶，无所撰别，遗传之可畏，有如是也。
盖民族之例，与他生物同，大野之鸟，有翼不能飞，冥海之鱼，有目不能视，中落之民，有心思材力而不能用，习性相传，流为种业，三者同然焉。中国受制于满洲，既二百六十余年，其局促伏处专制政治之下者，且二千百三十载矣，今得解放，会成共和，出于幽谷，迁于乔木，华夏之民，孰不欢欣，顾返瞻往迹，亦有不能不惧者，其积染者深，则更除也不易。中国政教，自昔皆以愚民为事，以刑戮慑俊士，以利禄招黠民，益以酷儒莠书，助张其虐，二千年来，经此淘汰，庸愚者生，佞捷者荣，神明之胄，几无孑遗，种业如斯，其何能臧，历世忧患，有由来矣。
今者千载一时，会更始之际，予不知华土之民，其能洗心涤虑，以趣新生乎，抑仍将伈伈俔俔，以求禄位乎？于彼于此，孰为决之？予生於越，不能远引以观其变，今唯以越一隅为之征。当察越之君子，何以自建，越之野人，何以自安？公仆之政，何所别于君侯，国士之行，何所异于臣妾？凡兹同异，靡不当详，国人性格之良窳，智虑之蒙启，可于是见之。如其善也，斯於越之光，亦夏族之福，若或不然，利欲之私，终为吾毒，则是因果相寻，无可诛责，唯有撮灰散顶，诅先民之罪恶而已。仲尼《龟山操》曰，吾欲望鲁兮，龟山蔽之，手无斧柯，奈龟山何！今瞻禹域，乃亦唯种业因陈，为之蔽耳，虽有斧柯，其能伐自然之律而夷之乎？吾为此惧。”
这篇文章写的意思不很彻透，色采也很是暗淡，大有定命论一派的倾向，虽然不是漆黑一团的人生观，总之是对于前途不大乐观，那是很明了的了。但这正是当时情势的反映，也是一种资料，所以抄录在这里。在那时候所写的文言的文章也只难得的保存了这一篇，抄下来重看一遍，五十年漫长的光阴，却一眨眼间便已在这中间过去了。
九六 卧治时代
在东京留学这六年中都没有写日记，所以有些事情已经记不起来了，到了民国元年这又继续来写，从十月一日起，一直写到现在。但是壬子年十月以前的事情，也大抵年月无可查考了，这些事例如范爱农的一件，幸而有他的亲笔信札和鲁迅的日记，还可知道一点，我自己的往杭州的教育司当视学，在那里“卧治”的事迹，那就有点茫然了。辛亥革命起事的前后几个月，我在家里闲住，所做的事大约只是每日抄书，便是帮同鲁迅翻看古书类书，抄录《古小说钩沉》和《会稽郡故书杂集》的材料，还有整本的如刘义庆的《幽明录》之类。壬子元旦临时政府成立，浙江军政府的教育司由沈钧儒当司长，以前他当两级师范学堂校长时代在那里任教的一班人，便多转到这边来了，一部分是从前在民报社听过章太炎讲《说文》的学生，其中有朱逷先钱玄同，（其时他还叫钱夏，号中季，）这就是朱逷先，他介绍我到教育司去的。起初是委任我当第几科的课长，但是不久又改任了本省视学，这时期大概是三月里的事情，所以范爱农在三月廿七日的信里提到这事，但是我因为家里有事，始终没有能够去，一直拖延到大约六七月中，这才前去到差。那时教育司的办公处是租用头发巷丁氏的房屋，这丁家便是刻那“武林掌故丛编”的，在前清咸同时代很是有名，是杭州的一个大家，但是我觉得这住屋并不怎么好。我在教育司的这多少天里，并没有遍看教育司的房屋，我只到过那客厅，饭厅，和楼上的住室，都是很湫隘的地方。客厅里摆列着许多石头，是那有名的“三十六峰”，我却看不出它的好处来，而且那间房子很是阴暗，那时又值夏天，终日有蚊子飞鸣着，这上边就是我的宿舍，因为我到来晚了，所以床位已经是在旁边楼门口，楼梯下院子里是一个小便桶，虽然臭气并不薰蒸，却总也不是什么好地方。视学的职务是在外面跑的，但是平常似乎也该有些业务，可是这却没有，所以也并没有办公的坐位，每日就只是在楼上坐地，看自己带来的书，看得倦了也就可以倒卧在床上，我因为常是如此，所以钱玄同就给我加了一句考语，说是在那里“卧治”。在楼下“三十六峰”的客厅里，有些上海的日报，有时便下去阅看，不过那里实在暗黑得可以，而且蚊子太多，整天在那里做市的样子，看一会儿的报就要被叮上好几口。因此我“卧治”的结果，没有给公家办得一点事，自己却生起病来了。当初以为是感冒风寒，可是后来因为寒热发得出奇，知道是给“三十六峰”室的蚊子叮的发疟疾了。本来疟疾自有治法，只要吃金鸡纳霜即可以好的，但是在那蚊子窝里起居，一面吃药，一面被叮，也不是办法，所以就告了假，过江回家来了。我这回到杭州到差，大概前后有一个月光景，因为我记得领过一次薪水，是大洋九十元，不过这乃是浙江军政府新发的“军用票”。我们在家的时候，一直使用的是现大洋，乃是墨西哥的铸有老鹰的银元，这种军用票还是初次看见，我在领到之后，心里忐忑不知是否通用，于是走到清和坊的抱经堂，买了一部广东板朱墨套印的《陶渊明集》，并无什么麻烦的使用了，这才放心，以后便用这个做了旅费，回到家里来了。
我往杭州的月日，因为那时没有写日记，所以无可考查，但我查鲁迅的壬子日记，却还可以找到一点资料。五月项下有云：
“二十三日，下午得二弟信十四日发，云望日往申，迎羽太兄弟。又得三弟信云，二弟妇于十六日分娩一男子，大小均极安好，可喜，其信十七日发。”上面所说因为私事不曾往杭州去，便是这事情，又因分娩在即，要人照管小孩，所以去把妻妹叫来帮忙，这时她只有十五岁的样子，由她的哥哥送来，但是到得上海的时候，这边却是已经生产了。六月项下记云：
“九日，得二弟信，三日杭州发。”这时大概我已到了教育司，可见是六月初前去到差的。随后在七月项下记云：
“十九日，晨得二弟信，十二日绍兴发，云范爱农以十日水死，悲夫悲夫，君子无终，越之不幸也，于是何幾仲辈为群大蠹。”这样看来，那么我到杭州去的时期，说是从六月一日以后，七月十日以前，那大概是没有大差的吧。
九七 在教育界里
壬子年总算安然的过去了，“中华民国”也居然立住，喜是很可喜的事，可是前途困难正多得很，这也是很明显的。新建设的一个民国，交给袁世凯去管理，而他是戊戌政变的罪魁祸首，怎么会靠得住呢？到了癸丑（一九一三）年的春天，便开始作怪了，第一件便是三月二十日的暗杀宋教仁，这事大概在当时很令人震惊，因为宋遁初这人在民党里算是顶温和的，他主张与袁合作，现在却把他来开刀，那下文是可想而知了。这件新闻在我的日记里记在廿三日项下，平时日记里边都不记这种政治要闻，查阅鲁迅日记便不曾记着，就是我以后日记也是如此，便是乙卯三月被迫取消帝制，也没有记录，直至丙辰六月八日得县署通告，有一条“袁总统于六日病殁，由黎副总统代行职务”的记事。从癸丑至乙卯这两年里，因为二次革命失败，袁认为天下已莫予毒，可以为所欲为，先是终身总统，随后想做皇帝，发起筹安会的帝制运动，厉行特务政治，搜捕异己，这种情形以北京为最甚，绍兴因天高皇帝远，还不十分紧张，但也觉得黑暗时代到来，叫人渐渐有点喘不过气来了。我在这个时期内，一直在干着中学教书的职务，一面在本县教育会内做着会长，在教育界里浮沉了四个年头，也就是在那里扮一名“桃偶”的脚色。虽然那时中学与师范都已改属省里领导，改称第五中学等，本县的教育部也换了人，不复是何幾仲罗飏伯，虽然朱又溪似乎还在。碰巧是教育会副会长陈津门来告诉我，教育会选举我做会长，劝我就职的是四月廿一日，即是我听到宋遁初被刺消息的那一天，蒋庸生来邀我到第五中学担任英文，乃是四月廿九日，仿佛我是这时决心到那里去“躲雨”似的。古人句云，山雨欲来风满楼，不过老实说，我们其时还没有这样的敏感，预料到一两年后的事情，也只是偶尔的遭逢，有了这样的两个机会，就抓住了就是了。
我在浙江省立第五中学，自癸丑四月至丙辰三月，十足四个年期，在这时期一共换了三个校长，最初是钱遹鹏，接着是朱宗吕，和徐晋麒。我是在钱君的时候进去的，恰巧那时的聘书还是保留着，现在抄录在下面，也是当时的文献，看了很有趣味的。
“浙江第五中学校代表钱遹鹏，敦聘
周启明先生为本校外国语科教授，订约如右：
一，教授时间每周十四小时。
一，月俸墨银伍拾元，按月于二十日致送，但教授至十四小时以外，按时加奉。
一，除灯油茶水外，均由本人自备。
一，此约各执一纸。
中华民国二年四月 日订。”
八月校长易人，新来的朱渭侠，是教育司的旧同事，又是朱蓬仙的兄弟，蓬仙名宗莱，乃是民报社听讲的一人。渭侠任中校校长甚久，至丙辰十一月，因患伤寒专看中医，及病去而体已不支，终以是无疾而卒，乃由徐锄榛补充，系两级师范旧生。我的薪水自癸丑八月起，是每周十八小时，每月六十八元，较以前稍好。渭侠人甚勤恳，唯对学生似微失之过严，有一次在教务室内训饬一个学生，有一个名叫钱学曾的，自己因有事去找校长，在旁等候着，看了不平，便上前给了他一拳。钱生是嵊县人，“两火一刀”的地方的人，生性本来刚直，本来事不干己，大可不管，乃遽尔动手对付，只落得自己除名了事，听说的都为叹惜，却已无济于事了。
我在教育会里，也是无事可做，反正是敷衍故事罢了，但因为县署有每月五十元的津贴，所以要办点事业，除雇用一个事务员和一名公役及支付杂费之外，印行一种教育杂志，以及有时调查小学，展览成绩，有一回居然办过一回教科书审查的事。本来小学教科书向由各校自由在商务中华两家出版物中选用，这回由教育会审定似乎也有点越俎之嫌，但是大家不曾反对，结果审定国文一科是中华书局的当选。原来书局方面谁也没有运动，不意中获了胜利，在中华书局固然是喜出望外，可是商务印书馆却气炸了肺，声言要去告状，后来却不知道怎样的不告了，大概查不到我们有接受中华书局的贿赂的证据吧。当时我们的行动，实在有点幼稚而且冒失，在教育界上有那么大势力的一只大老虎头上，居然想去抓它一下痒，那可不是玩的呀！我们办教育杂志，现在想起来也有许多好笑的事，文章是用古文，那是不必说了，起初几期还是每句用圈断句，等到后来索性不断句了，理由是古文本不难懂，中国人的义务本应该能读懂古文的文章，所以没有加圈点的必要。这主张简直有点荒谬了，复古到了极端，这便与清朝的江声书小札或购物开账用篆文差不多，现在这种实物已经找不到，如能找出来看看，那一定也是好玩的吧。
九八 自己的工作一
我在绍兴教育会混迹四五年，给公家做的事并不多，剩下来做的都是私人的事，这些却也不少，现在可以一总的说一下子。我于一九三六年写《关于鲁迅》这篇文章里，曾经说过：
“他写小说，其实并不始于《狂人日记》，辛亥年冬天在家里的时候，曾经用古文写过一篇，以东邻的富翁为模型，写革命前夜的情形，有性质不明的革命军将要进城，富翁与清客闲汉商议迎降，颇富于讽刺色彩。这篇文章未有题名，过了两三年由我加了一个题目与署名，寄给《小说月报》，那时还是小册，系恽铁樵编辑，承其覆信大加称赏，登在卷首，可是这年月与题名都完全忘记了，要查民初的几册旧日记才可知道。”这回查看日记，居然在壬子十二月里找到这几项纪事：
“六日，寄上海函，附稿。”
“十二日，得上海小说月报社函，稿收，当复之。下午寄答。”
“廿八日，由信局得上海小说月报社洋五元。”
此后遂渺无消息，直至次年癸丑七月这才出版了，大概误期已很久，而且寄到绍兴，所以这才买到：
“五日，《怀旧》一篇，已载《小说月报》中，因购一册。”廿一日又往大街，记着“又购《小说月报》第二期一册”，可知上面所说的一册乃是本年的第一期，卷头第一篇便是《怀旧》，文末注云：
“实处可致力，空处不能致力，然初步不误，灵机人所固有，非难事也。曾见青年才解握管，便讲词章，卒致满纸饾饤，无有是处，亟宜以此等文字药之。焦木附志。”本文中又随处批注，共有十处，虽多是讲章法及用笔，有些话却也讲的很是中肯的，可见他对于文章不是不知甘苦的人。但是批语虽然下得这样好，而实际的报酬却只给五块大洋，这可以考见在民国初年好文章在市场上的价格，——然而这一回还算是很好的，比起《炭画》的苦运来，实在是要说有“天壤之殊”了。虽然那篇文章本来不是我所写的，我自己在同时候也学写了一篇小说，题目却还记得是“黄昏”，是以从前在伏见馆所遇见的老朋友“法豪”为模型，描写那猫头鹰似的呵呵的笑声似乎也很痛快，但是大约当时自己看了也不满意，所以也同样的修改抄好了，却是没有寄去。至于那篇《怀旧》，由我给取了名字，并冒名顶替了多少年，结果于鲁迅去世的那时声明，和《会稽郡故书杂集》一并退还了原主了。我们当时的名字便是那么用法的，在《新青年》投稿的时节，也是这种情形，有我的两三篇“杂感”所以就混进到《热风》里去，这是外边一般的人所不大能够理解的。
九九 自己的工作二
《炭画》是波阑显克微支所著的中篇小说，还是我于戊申己酉之交，在东京时所译出，原稿经鲁迅修改誊正后，一直收藏在箱子里面，没有法子出版。这回觉得小说月报社颇有希望，便于癸丑二月廿五日寄了去，到了三月一日便得覆信云：
“大著《炭画》一卷已收到，事冗仅拜读四之一，虽未见原本，以意度之，确系对译能不失真相，因西人面目俱在也。但行文生涩，读之如对古书，颇不通俗，殊为憾事。林琴南今得名矣，然其最初所出之《茶花女遗事》及《迦因小传》，笔墨腴润轻圆，如宋元人诗词，非今日之以老卖老可比，吾人若学林氏近作，鲜能出色者。质之高明，以为何如？原稿一本，敬以奉还。二月二十七号。”这当然也是恽铁樵所写的，因为他是于旧文学颇有了解的人，所以说的话有些也很有道理，他看出我们很有点受林琴南的影响，但我们一面主张直译，竭力保存“西人面目”，却又主张复古，多用古奥难懂，超出“宋元诗词”的文句，这种意思却不是他所能了解的了。总之这结果是“行文生涩，读之如对古书”，不能通俗，就难得为世人所欢迎，这即是所谓遗憾，被碰了回来正是当然的，但是领了“落卷”回来，得了一句中肯的批语，失意之中也还有几分的得意。过了小半年之后，我又把译稿寄到中华书局去试试看，这回可是预料是要失败，《中华小说界》的编辑原是不大高明的，因为预防这一着，接着又把一篇新写成的《童话略论》送了去，说明不想卖钱，只希望采用后给我一年份的杂志，大约价值一元钱，例如《中华小说界》，——不料这也是不成功。过了些时候，得到回信道：
“日前接到来示及《童话略论》，具见著作宏富，深为钦佩。前《炭画》稿一本，本欲寄还，兹以《童话略论》亦不甚合用，故与《炭画》一并交邮挂号奉赵，乞即察收。八月二十七日。”
既然两次碰了钉子，只好向别的方面去另找出路，但是也没有很好的方法，只得寄到北京托想办法，于是于九月三日将《炭画》和那册《黄蔷薇》（当时为得古雅，称作“黄华”，因为蔷薇的名称不见经传）的译稿，都寄北京去。鲁迅甲寅日记在正月项下记云：
“十六日，晚顾养吾招饮于醉琼林，以印二弟所译《炭画》事，与文明书局总纂商榷也，其人为张景良字师石，允代印，每册售去酬二成。”随后由文明书局写了一个合同送给我，这合同条例也偶然保存着，是很难得的资料，今不嫌烦琐的抄录在这里。
“立合同上海文明书局，今承周作人先生以所译小说《炭画》一书，委敝局出资印行，以后应得权利均经双方商定，爰订合同，彼此各执，条例如次。
一，此书初板印壹仟册，每售一册，著者应得照定价拾分之贰之利益。
二，文明书局每逢三节结账一次，将所售书数报告译者，并将译者应得之利益邮寄译者，或译者之代理人。
三，此书未销罄期内，译者不得将稿他售。
四，此书文明书局不得延至四个月后出版。
五，译者倘违第三条之规定，对于文明书局应负印资之赔偿。
六，文明书局倘违第四条之规定，对于译者应负壹佰伍拾圆之赔偿。
七，初板售罄后，译者得将稿自印或他售。
八，译者售稿时，文明书局得买稿之优先权。（即文明书局所出稿价，与他处相等时，译者应此稿售与文明书局。）
九，初板售罄后，倘译者与文明书局双方仍欲继续合印，应另订合同。
十，此书印成后，须粘有译者之印花，或印有译者之图章，方能发行。
十一，此书定价每册银弍角伍分。
十二，此书印成后，译者于壹仟册内，应提取叁拾册，文明书局不计价值。
中华民国三年一月 日，文明书局代表俞仲还，
证人顾养吾 张师石。
周作人先生存照。”
《炭画》居然照合同所说的那样，于四月里出版了。鲁迅日记里说：
“二十七日，午后稻孙持来文明书局所印《炭画》三十本，即以六本赠之。校印纸墨俱不佳。”这书面的图案系是钱稻孙所画，四角里是一个斧头，就是第十一章“凶终”里来服杀妻所用的斧子，中间一株受风的弯曲的杨柳，乃是农妇受难的象征，至于题字则似是陈师曾所写。印刷纸张的确不大好，但是书能够出版，总算是难得的了，初板一千册也不知卖了多少，事隔几年之后去问他算账，书局里说换了东家，以前的事不认账了，板税百分之二十，一总也不过是五十元，可是一个钱也没有拿到。一九二六年由北京北新书局重新付印，可能印过两三板，解放后由我改译白话，收在施蛰存译的《显克微支短篇小说集》中，通行于世。总之，这主人翁来服的夫妇的命运是够苦恼的了。
一〇〇 自己的工作三
癸丑九月三日寄往北京的旧译小说，共有三种，除《炭画》和《黄蔷薇》以外，还有一大本的《劲草》。关于《劲草》这本翻译，在本文第七八节中已经说过，乃是丁未（一九〇七）年在东京时代所译，因为与书店的《不测之威》重复，卖不出去，所以搁下来的，但是我们对于这书却有点敝帚自珍的意思，觉得内容很好，总想把它印了出来，为此种种设法，寄给各报馆杂志社的人去看，可是没有用处，到了末后连原稿也没有能够要得回来。据鲁迅说，这可能是寄给庸言报馆，终于失踪了。《黄蔷薇》的原稿却幸而不曾遗失，这篇中篇小说总算是出版了，但是在它的出版经过上也有一段很好玩的历史。我于一九二八年开始写“夜读抄”，第一篇便是讲《黄蔷薇》的，里边曾这样的说过：“《黄蔷薇》，匈加利育凯摩耳所著，我的文言译小说的最后的一种，于去年（即是一九二七年）冬天在上海出版了。这是一九一〇年所译，一九二〇年托蔡孑民先生介绍，卖给商务印书馆的。在八月项下有这几项记事：
九日，校阅旧译《黄蔷薇》。
十日，上午往大学，寄蔡先生函，又稿一本。
十六日，晚得蔡先生函，附译稿。
十七日，上午寄商务印书馆译稿一册。
十月一日，商务分馆送来《黄蔷薇》稿值六十元。”这是二十年前我们卖给《红星佚史》的时候的价值，每千字大洋二元，因为那篇译稿是“毛估”三万字的样子，虽然一个字一个字的除去空白计算起来，实在有几何字，那就不得而知了！
上文说《黄蔷薇》乃是我的文言译小说的最后的一种，这句话似乎应该加以修正才对，因为我用白话写文章是从丁巳（一九一七）年来到北京，在《新青年》上边发表文章时才开始的，在这以前的一切译作用的都是文言。例如辛亥归国后给《绍兴公报》译的安兑尔然（今通称安徒生）的《皇帝之新衣》，壬子在教育司时所译的显克微支的《酋长》，蔼夫达利阿谛斯的《老泰诺思》，《秘密之爱》和《同命》，须华勃的“拟曲”五小篇，都是如此。后来一九二〇年群益书社发起重刊《域外小说集》的时节，我便把上边所说的长短十篇，连同到北京后所译梭罗古勃的《未生者之爱》以及他的十篇寓言，一并加了进去，这末后的一篇才可以说是我的最后的一种文言译品了。但是此外也写些随笔小品，多是介绍外国的文艺的，作有《希腊之小说》一二两篇，一是讲公元前三世纪时朗戈斯的所谓牧歌小说，二是叙述二世纪时叙利亚文人路吉阿诺斯的讽刺小说，题目是“信史”，可是里面说的全是神异的故事，讥刺历史家说诳话的风气。又写了一篇公元前六世纪时的女诗人萨福的事迹和她的遗作，题名“希腊女诗人”，还写了《希腊之牧歌》，是讲牧歌诗人谛阿克利思多斯的。另外也写些别的，如根据古英文的史诗《倍阿乌耳夫》——意云蜜蜂狼，即是熊，是主人翁的名字，作《英国最古之诗歌》，又抄安徒生的传记，做成一篇《安兑尔然传》，送给《绍兴公报》。在乙卯年十月里，将那讲希腊的几篇抄在一起，加上一个总名“异域文谈”，寄给小说月报社去看，乃承蒙赏识，覆信称为“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作，并由墨润堂书坊转送来稿酬十七元，这一回似乎打破了过去的纪录，大约千字不只两块钱了吧。
一〇一 自己的工作四
以前因为涉猎英国安特路朗的著作，略为懂得一点人类学派的神话解释法，开始对于“民间故事”感到兴趣，觉得神话传说，童话儿歌，都是古代没有文字以前的文学，正如麦卡洛克的一本书名所说，是“小说之童年”。我就在民初这两三年中写了好些文章，有《儿歌之研究》，《童话略论》与《童话之研究》，又就《酉阳杂俎》中所纪录的故事加以解释，题作“古童话释义”，可是没有地方可以发表，那篇《童话略论》，怎么的碰钉子，前边已经说过了。那时因为模仿日本，大书店已仿作童话，但是研究的文章却不大欢迎，所以就是送给白登，也是不要。我因为没有办法，只能送到北京去，恰好教育部的编纂会办有一种月刊，便在这上边发表了。后来连同我在北京所写的几篇白话文章，头一篇是在孔德学校讲演的《儿童的文学》，一总收集起来，定名为“儿童文学小论”，由上海儿童书局出版，这书局乃是张一渠君所办，他原名张锡类，是我在绍兴中学教过的一个学生。现在这书局早已没有，我手头也已没有那本小书，所以其内容详细情形，也已无法说起了。从癸丑年起，我又立意搜集绍兴儿歌，至乙卯春初草稿大概已定，但是一直无暇整理，一九三六年五月写过一篇《绍兴儿歌述略序》，登在当时复刊的北京大学《歌谣周刊》上边，但是这个工作直至一九五八年九月这才完成，二十多年又已过去了。当时原拟就语言及名物方面，稍作疏证的工夫，故定名“述略”，后来却不暇为此，只是因陋就简的稍加注解，名字便叫做“绍兴儿歌集”。可是现今因为兴起“新民歌”运动，这是旧时代的儿歌，它的出版不能不稍要等待了。
此外我在绍兴所做的一件事情，是刊刻那《会稽郡故书杂集》。这原稿是由鲁迅预备好了，订成三册，甲寅（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七日由北京寄到，廿五日至清道桥许广记刻字铺定刻木板，到第二年的五月廿一日，这才刻成，全书凡八十五叶，外加题叶一纸，用粉连纸印刷一百本，共付洋四十八元。书于六月十四日印成，十五日寄书二十本往北京，这书是我亲自校对的，自己以为已是十分仔细了，可是后来经鲁迅覆阅，却还错了两个字，可见校书这件事是很困难的。《故书杂集》的题叶系是陈师曾所写，乙卯日记（鲁迅）四月项下记云：
“八日，托陈师曾写《会稽郡故书杂集》书衣一叶。”陈君那时也在教育部里的编审处，是很杰出的艺术家，于书画刻石都有独自的造就，和鲁迅是多年的旧交，因为从前在江南陆师学堂的时代便已相知了。他们因此很是托熟，在鲁迅日记上很可看得出来，例如丙辰年六月项下云：
“廿二日，上午铭伯先生来，属觅人书寿联，携之部，捕陈师曾写讫，送去。”两人的交情，约略可以想见。师曾所刻图章，鲁迅有“会稽周氏”及“俟堂”诸印，又尝省去兄弟三人名字的“人”字，模仿汉人两个字的名字，我也得到一方白文的印章，文曰“周作”，又另外为刻一方，是朱文“仿砖文”的，很是古拙，我曾利用汉砖上的一个“作”字，原有外廓方形，将拓本缩小制为锌板，其古趣可与相比。这里附带说及，也是很可纪念的。师曾的国画世上早有定评，普通所见的都是些花鸟之类，但看到他的《北京风俗图》的印本，觉很这别有一种趣味，也似乎有特别的价值。这是民国十七年北京淳菁阁出版的，那时师曾已经逝世，是他的友人姚茫父把所收藏的他的遗作三十四幅，各题词一首，分作两册印行，题曰“菉漪室京俗词，题陈
画十七阕”，但是现在早已绝板了。其第十九图《送香火》，画作老妪蓬头垢面，敝衣小脚，右执布帚，左持香炷，逐洋车乞钱，程穆庵题词曰：
“予观师曾所画北京风俗，尤极重视此幅，盖着笔处均极能曲尽贫民情状，昔东坡赠杨耆诗，尝自序云，女无美恶富者妍，士无贤不肖贫者鄙，然则师曾此作用心亦良苦矣。”其实这三十几幅多是如此，除旗装仕女及喇嘛外皆是无告者也，其意义与《流民图》何异，只可惜道人死后，此种漫画成了广陵散，而后人亦无复知道他的人物画的了。
刻书以后，木板一直放在刻字铺里，不曾取回，直至丙辰年的九月十八日始从许广记取来刻板，放在楼上堆放书籍杂物的一间屋里。到得民国八年己卯（一九一九）冬天，全家预备搬到北京来住，鲁迅一个人回家整理，那时看见一堆木板，以为那些都是先代的试草朱卷的板片，不曾细看，便一裹脑儿付之一炬。结果这《杂集》算是绝板了，只有一百本印本，留存在世间罢了。钱玄同在去世的一年前，便是戊寅（一九三八）年二月一日给我的信里说道：
“阏逢摄提格年之木刻大著，（搜辑亦著录也，故称著无语病，）其价总与七五有关，可谓奇矣。这话怎讲？原来昨晚得书后，我想今日去代为再碰碰看，不料一问，竟大出意外之表，盖时经两日而已涨价为三元矣。我说，未免太贵了。他答道，不贵，还已经说少了！应该是三元五毛呢。我只好扬长而去了。查来函谓他说二元而您要打七五扣，则是一元五毛矣，而今他说应是三元五毛，然则二元尚须加七成五矣。何此书之价之增减皆为七五乎？何其奇也。其实此摊若让我来摆，我要价还要大呢。因为我知道此书之板已毁，又知此书印得很少，然则当以准明板书论，非当古董卖不可。”所说木刻书即《会稽郡故书杂集》，序文署阏逢摄提格即是甲寅年秋，刻成则已在次年乙卯之夏，所谓已毁乃是指上面当试草刻板烧了的事情。
一〇二 金石小品
我在绍兴的时候，因为帮同鲁迅搜集金石拓本的关系，也曾收到一点金石实物。这当然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这里所谓贵重，可以分作两种来说，其一是宝贵，例如商彝周鼎，价值甚高，财力不及，其二是笨重，例如造象墓志，分量不轻，拿它不动，便都不能过问，余下来的只是那些零星小件了。这种金石小品，制作精工的也很可爱玩，金属的有古钱和古镜，石类则有古砖，尽有很好的文字图样，我所有的便多是这些东西，但是什九多已散失，如今只把现在尚存的记录于下。乙卯八月日记里说：
“十七日，下午往大街，于大路口地摊上得吉语大泉一枚，价三角，文曰龟鹤齐寿。罗泌谓字壮劲如大观泉，信然。”其钱直径市尺一寸八分，字作六朝楷体，甚有雅趣，尝手拓制为锌板，印成信封，但因龟字适居中央，如写信时适当姓名之首，虑或犯忌讳，故迄未使用。砖则有“凤皇砖”，尚是绍兴所得，日记五月项下云：
“十七日，在马梧桥下小店得残砖一，文曰凤皇三年七月，下缺，盖三国吴时物。”云此砖乡人得之溪水中，故文字小有磨灭，弥增古趣。“凤皇”三年为公元二七四年，系孙皓年号，过了六年，皓遂降于晋，去做所谓降王长去了。同样是南朝的东西，却是在北京所得，因为原物也恰在手头，所以就附记在这里。这乃是南齐年号的砖砚，于癸酉（一九三三）年四月七日买得，查旧日记云：
“七日下午往后门外，在品古斋以三元得一砖砚，文曰永明三年，永字上略见笔画，盖是齐字也，笔势与永明六年妙相寺石佛铭相似，颇可喜。”曾手拓数本，写题记于上曰：
“此南朝物也，乃于后门外桥畔店头得之，亦奇遇也。南齐有国才廿余年，遗物故不甚多，余前在越，曾手拓妙相寺维卫尊像背铭，今复得此，皆永明年间物，而字迹亦略相近，亦至可宝爱。大沼枕山句云，一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此意余甚喜之。古人不可见，尚得见此古物，亦大幸矣。中华民国廿二年重五日，知堂题记于北平苦雨斋。”或者有人要批评说，这砖文恐怕是假的，其实我也是这样想，两个永明笔势仿佛，便是顶显著的证据，因为没有别的文字可以做根据来模仿，所以只好采用这巧妙的笨法子了。但是这总值得我们的感谢的，虽然是说假冒，它反正没有大敲我们的竹杠，一总只要了三块钱去，而且给我们来模造出一件希有的东西，孔文举把虎贲士权当蔡中郎，说道：“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型，”我们对于有些古物，也该是这样说吧。
此外还有一块砖砚，也是在北京所得的，但至今尚留存在我的身边，似乎也值得来一说。这是没有年号的残砖，只剩了下端，文曰“大吉”，右侧则只有末字曰“作”，上文已经说及，便是我缩小制板，当作名章用，又用原来尺寸，作为《苦口甘口》的书面，后来的《立春以前》也是使用这个封面的。“作”字上边原来该是造砖的人名和年代，不幸断缺了，但也幸而断了，只剩了这一小部分，可以制为砚台，（虽然我个人是不赞成利用古器物，把它改制为日用品的，）若是整个的，那就有一尺多长，要显得笨重累坠了。这虽是没有年号，但看它文字的古拙疏野，可以推想是汉人的笔墨，绍兴在跳山有一块大吉磨崖，是建初年间的刻石，我看这个大吉砖未必在它之后，不过不知道是在哪里出土的罢了。这个砖砚有木制底盖，是用极平凡的木材所做，上面有刻字曰“砖研”，二字并列，下系四字一行云：
“称即墨矦，有石有瓦，兹以砖为，古而尤雅。甲戌首夏，曙初宗兄大人属，弟锦春并记。”其制为砚的年月大概是同治甲戌，即一八七四年，去今也已将有八九十年了。
一〇三 故乡的回顾
这回我终于要离开故乡了。我第一次离开家乡，是在我十三岁的时候，到杭州去居住，从丁酉正月到戊戌的秋天，共有一年半。第二次那时是十六岁，往南京进学堂去，从辛丑秋天到丙午夏天，共有五年，但那是每年回家，有时还住的很久。第三次是往日本东京，却从丙午秋天一直至辛亥年的夏天，这才回到绍兴去的。现在是第四次了，在绍兴停留了前后七个年头，终于在丁巳（一九一七）年的三月，到北京来教书，其时我正是三十三岁，这一来却不觉已经有四十几年了。总计我居乡的岁月，一裹脑儿的算起来不过二十四年，住在他乡的倒有五十年以上，所以说对于绍兴有怎么深厚的感情与了解，那似乎是不很可靠的。但是因为从小生长在那里，小时候的事情多少不容易忘记，因此比起别的地方来，总觉得很有些可以留恋之处。那么我对于绍兴是怎么样呢？有如古人所说，维桑与梓，必恭敬止，便是对于故乡的事物，须得尊敬。或者如《会稽郡故书杂集》序文里所说，“序述名德，著其贤能，记注陵泉，传其典实，使后人穆然有思古之情，”那也说得太高了，似乎未能做到。现在且只具体的说来看：第一是对于天时，没有什么好感可说的。绍兴天气不见得比别处不好，只是夏天气候太潮湿，所以气温一到了三十度，便觉得燠闷不堪，每到夏天，便是大人也要长上一身的痱子，而且蚊子众多，成天的绕着身子飞鸣，仿佛是在蚊子堆里过日子，不是很愉快的事。冬天又特别的冷，这其实是并不冷，只看河水不冻，许多花木如石榴柑桔桂花之类，都可以在地下种着，不必盆栽放在屋里，便可知道，但因为屋宇的构造全是为防潮湿而做的，椽子中间和窗门都留有空隙，而且就是下雪天门窗也不关闭，室内的温度与外边一样，所以手足都生冻疮。我在来北京以前，在绍兴过了六个冬天，每年要生一次，至今已过了四十五年了，可是脚后跟上的冻疮痕迹却还是存在。再说地理，那是“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名胜地方，但是所谓名胜多是很无聊的，这也不单是绍兴为然，本没有什么好，实在倒是整个的风景，便是这千岩万壑并作一起去看，正是名胜的所在。李越缦念念不忘越中湖塘之胜，在他的几篇赋里，总把环境说上一大篇，至今读起来还觉得很有趣味，正可以说是很能写这种情趣的。至于说到人物，古代很是长远，所以遗留下有些可以佩服的人，但是现代才只是几十年，眼前所见就是这些人，古语有云，先知不见重于故乡，何况更是凡人呢？绍兴人在北京，很为本地人所讨厌，或者在别处也是如此，我因为是绍兴人，深知道这种情形，但是细想自己也不能免，实属没法子，唯若是叫我去恭惟那样的绍兴人，则我唯有如《望越篇》里所说，“撒灰散顶”，自己诅咒而已。
对于天地与人既然都碰了壁，那么留下来的只有“物”了。鲁迅于一九二七年写《朝花夕拾》的小引里，有一节道：
“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这是他四十六岁所说的话，虽然已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岁月，我想也可以借来应用，不过哄骗我的程度或者要差一点了。李越缦在《城西老屋赋》里有一段说吃食的道：
“若夫门外之事，市声沓嚣。杂剪张与酒赵，亦织而吹箫。东邻鱼市，罟师所朝。鲂鲤鲢鳊，泽国之饶。鲫阔论尺，铦若刀。鳗鳝虾鳖，稻蟹巨螯。届日午而濈集，呴腥沫而若潮。西邻菜佣，瓜茄果匏。蹲鸱芦菔，夥颐菰茭。绿压村担，紫分野舠。葱韭蒜薤，日充我庖。值夜分之群息，乃谐价以杂嘈。”罗列名物，迤写来，比王梅溪的《会稽三赋》的志物的一节尤其有趣。但是引诱我去追忆过去的，还不是这些，却是更其琐屑的也更是不值钱的，那些小孩儿所吃的夜糖和炙糕。一九三八年二月我曾作《卖糖》一文写这事情，后来收在《药味集》里，自己觉得颇有意义。后来写《往昔三十首》，在五续之四云：
“往昔幼小时，吾爱炙糕担。夕阳下长街，门外闻呼唤。竹笼架熬盘，瓦钵炽白炭。上炙黄米糕，一钱买一片。麻餈值四文，豆沙裹作馅。年糕如水晶，上有桂花糁。品物虽不多，大抵甜且暖。儿童围作圈，探囊竞买啖。亦有贫家儿，衔指倚门看。所缺一文钱，无奈英雄汉。”题目便是“炙糕担”。又作《儿童杂事诗》三编，其丙编之二二是咏果饵的，诗云：
“儿曹应得念文长，解道敲锣卖夜糖，想见当年立门口，茄脯梅饼遍亲尝。”注有云：
“小儿所食圆糖，名为夜糖，不知何义，徐文长诗中已有之。”详见《药味集》的那篇《卖糖》小文中。这里也很凑巧，那徐文长正是绍兴人，他的书画和诗向来是很有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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