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五 北大感旧录一

    我于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初到北大，及至民国十六年暑假，已经十足十年了，恰巧张作霖称大元帅，将北大取消，改为京师大学，于是我们遂不得不与北京大学暂时脱离关系了。但是大元帅的寿命也不久长，不到一年光景，情形就很不像样，只能退回东北去，于六月中遇炸而死，不久东三省问题也就解决，所谓北伐遂告成功了。经过了一段曲折之后，北京大学旋告恢复，外观虽是依然如故，可是已经没有从前的“古今中外”的那种精神了，所以将这十年作为一段落，算作北大的前期，也是合于事实的。我在学校里是向来没有什么活动的，与别人接触并不多，但是在文科里边也有些见闻，特别这些人物是已经去世的，记录了下来作为纪念，而且根据佛教的想法，这样的做也即是一种功德供养，至于下一辈的人以及现在还健在的老辈悉不阑入，但是这种老辈现今也是不多，真正可以说是寥落有如晨星了。

    一，辜鸿铭 北大顶古怪的人物，恐怕顶古怪的人物，恐怕众口一词的要推辜鸿铭了吧。他是福建闽南人，大概先代是华侨吧，所以他的母亲是西洋人，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的吧。尤其妙的是他那包车的车夫，不知是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正同课堂上的主人是好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为车夫队中一个特出的人物。辜鸿铭早年留学英国，在那有名的苏格阑大学毕业，归国后有一时也是断发西装革履，出入于湖广总督衙门，（依据传说如此，真伪待考，）可是后来却不晓得什么缘故变成那一副怪相，满口“春秋大义”，成了十足的保皇派了。但是他似乎只是广泛的主张要皇帝，与实际运动无关，所以洪宪帝制与宣统复辟两回事件里都没有他的关系，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随地想要找机会发泄。我只在会议席上遇到他两次，每次总是如此，有一次是北大开文科教授会讨论功课，各人纷纷发言，蔡校长也站起来预备说话，辜鸿铭一眼看见首先大声说道：“现在请大家听校长的吩咐！”这是他原来的语气，他的精神也就充分的表现在里边了。又有一次是五四运动时，六三事件以后，大概是一九一九年的六月五日左右吧，北大教授在红楼第二层临街的一间教室里开临时会议。除应付事件外有一件是挽留蔡校长，各人照例说了好些话，反正对于挽留是没有什么异议的，问题只是怎么办，打电报呢，还是派代表南下。辜鸿铭也走上讲台，赞成挽留校长，却有他自己的特别理由，他说道：“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新青年》的反帝反封建的朋友们有好些都在坐，但是因为他是赞成挽留蔡校长的，所以也没有人再来和他抬杠。可是他后边的一个人出来说话，却于无意中闹了一个大乱子，也是很好笑的一件事。这位是理科教授姓丁，是江苏省人，本来能讲普通话，可是这回他一上讲台去，说了一大串叫人听了难懂，而且又非常难过的单句。那时天气本是炎热，时在下午，又在高楼上一间房里，聚集了许多人，大家已经很是烦躁的了，这丁先生的话是字字可以听得清，可是几乎没有两个字以上连得起来的，只听得他单调的断续的说，我们，今天，今天，我们，北大，今天，北大，我们，如是者约略有一两分钟，不，或者简直只有半分钟也说不定，但是人们仿佛觉得已经很是长久，在热闷的空气中，听了这单调的断续的单语，有如在头顶上滴着屋漏水，实在令人不容易忍受。大家正在焦燥，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的时候，忽然的教室的门开了一点，有人伸头进来把刘半农叫了出去。不久就听得刘君在门外顿足大声骂道：“混账！”里边的人都愕然出惊，丁先生以为是在骂他，也便匆匆的下了讲台，退回原位去了。这样会议就中途停顿，等到刘半农进来报告，才知道是怎么的一回事，这所骂的当然并不是丁先生，却是法科学长王某，他的名字忘记了，仿佛其中有一个祖字。六三的那一天，北京的中小学生都列队出来讲演，援助五四被捕的学生，北京政府便派军警把这些中小学生一队队的捉了来，都监禁在北大法科校舍内。各方面纷纷援助，赠送食物，北大方面略尽地主之谊，预备茶水食料之类，也就在法科支用了若干款项。这数目记不清楚了，大约也不会多，或者是一二百元吧，北大教授会决定请学校核销此款，归入正式开销之内。可是法科学长不答应，于是事务员跑来找刘半农，因为那时他是教授会的干事负责人，刘君听了不禁发起火来，破口大喝一声，后来大概法科方面也得了着落，而在当时解决了丁先生的纠纷，其功劳实在也是很大的。因为假如没有他这一喝，会场里说不定会要发生很严重的结果。看那时的形势，在丁先生一边暂时并无自动停止的意思，而这样的讲下去，听的人又忍受不了，立刻就得有挺而走险的可能。当日刘文典也在场，据他日后对人说，其时若不因了刘半农的一声喝而停止讲话，他就要奔上讲台去，先打一个耳光，随后再叩头谢罪，因为他实在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关于丁君因说话受窘的事，此外也还有些传闻，然而那是属于“正人君子”所谓的“流言”，所以似乎也不值得加以引用了。

    一五六 北大感旧录二

    二，刘申叔 北大教授中的畸人，第二个大概要推刘申叔了吧。说也奇怪，我与申叔很早就有些关系，所谓“神交已久”，在丁未（一九〇七）前后他在东京办《天义报》的时候，我投寄过好些诗文，但是多由陶望潮间接交去，后来我们给《河南》写文章，也是他做总编辑，不过那时经手的是孙竹丹，也没有直接交涉过。后来他来到北大，同在国文系里任课，可是一直没有见过面，总计只有一次，即是上面所说的文科教授会里，远远的望见他，那时大约他的肺病已经很是严重，所以身体瘦弱，简单的说了几句话，声音也很低微，完全是个病夫模样，其后也就没有再见到他了。申叔写起文章来，真是“下笔千言”，细注引证，头头是道，没有做不好的文章，可是字却写的实在可怕，几乎像小孩子的描红相似，而且不讲笔顺，——北方书房里的学童写字，辄叫口号，例如“永”字，叫道：“点，横，竖，钩，挑，劈，剔，捺，”他却是全不管这些个，只看方便有可以连写之处，就一直连起来，所以简直不成字样。当时北大文科教员里，以恶札而论申叔要算第一，我就是第二名了，从前在南京学堂里的时候，管轮堂同学中写字的成绩我也是倒数第二，第一名乃是我的同班同乡而且又是同房间居住的柯采卿，他的字也毕瑟可怜，像是寒颤的样子，但还不至于不成字罢了。倏忽五十年，第一名的人都已归了道山，到如今这榜首的光荣却不得不属于我一个人了。关于刘申叔及其夫人何震，最初因为苏曼殊寄居他们的家里，所以传有许多佚事，由龚未生转述给我们听，民国以后则由钱玄同所讲，及申叔死后，复由其弟子刘叔雅讲了些，但叔雅口多微词，似乎不好据为典要，因此便把传闻的故事都不著录了。只是汪公权的事却不妨提一提，因为那是我们直接见到的。在戊申（一九〇八）年夏天我们开始学俄文的时候，当初是鲁迅许季茀陈子英陶望潮和我五个人，经望潮介绍刘申叔的一个亲戚来参加，这人便是汪公权。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底细，上课时匆匆遇见也没有谈过什么，只见他全副和服，似乎很朴实，可是俄语却学的不大好，往往连发音都不能读，似乎他回去一点都不预备似的。后来这一班散了伙，也就走散了事，但是同盟会中间似乎对于刘申叔一伙很有怀疑，不久听说汪公权归国，在上海什么地方被人所暗杀了。

    三，黄季刚 要想讲北大名人的故事，这似乎断不可缺少黄季刚，因为他不但是章太炎门下的大弟子，乃是我们的大师兄，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能恭维。而且上文我说与刘申叔只见过一面，已经很是希奇了，但与黄季刚却一面都没有见过，关于他的事情只是听人传说，所以我现在觉得单凭了听来的话，不好就来说他的短长。这怎么办才好呢？如不是利用这些传说，那么我便没有直接的材料可用了，所以只得来经过一番筛，择取可以用得的来充数吧。

    这话须还得说回去，大概是前清光绪末年的事情吧，约略估计年岁当是戊申（一九〇八）的左右，还在陈独秀办《新青年》，进北大的十年前，章太炎在东京民报社里来的一位客人，名叫陈仲甫，这人便是后来的独秀，那时也是搞汉学，写隶书的人。这时候适值钱玄同（其时名叫钱夏，字德潜）黄季刚在坐，听见客来，只好躲入隔壁的房里去，可是只隔着两扇纸糊的拉门，所以什么都听得清清楚楚的。主客谈起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在安徽江苏，后来不晓得怎么一转，陈仲甫忽而提起湖北，说那里没有出过什么大学者，主人也敷衍着说，是呀，没有出什么人。这时黄季刚大声答应道：

    “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闻之索然扫兴，随即别去。十年之后黄季刚在北大拥皋比了，可是陈仲甫也赶了来任文科学长，且办《新青年》，搞起新文学运动来，风靡一世了。这两者的旗帜分明，冲突是免不了的了，当时在北大的章门的同学做柏梁台体的诗分咏校内的名人，关于他们的两句恰巧都还记得，陈仲甫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祀”，说的很得要领，黄季刚的一句则是“八部书外皆狗屁”，也是很能传达他的精神的。所谓八部书者，是他所信奉的经典，即是《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文选》，不过还有一部《文心雕龙》，似乎也应该加了上去才对。他的攻击异己者的方法完全利用谩骂，便是在讲堂上的骂街，它的骚扰力很不少，但是只能够煽动几个听他的讲的人，讲到实际的蛊惑力量没有及得后来专说闲话的“正人君子”的十一了。

    一五七 北大感旧录三

    四，林公铎 林公铎名损，也是北大的一位有名人物，其脾气的怪僻也与黄季刚差不多，但是一般对人还是和平，比较容易接近得多。他的态度很是直率，有点近于不客气，我记得有一件事，觉得实在有点可以佩服。有一年我到学校去上第一时的课，这是八点至九点，普通总是空着，不大有人愿意这么早去上课的，所以功课顶容易安排，在这时候常与林公铎碰在一起。我们有些人不去像候车似的挤坐在教员休息室里，却到国文系主任的办公室去坐，我遇见他就在那里，这天因为到得略早，距上课还有些时间，便坐了等着，这时一位名叫甘大文的毕业生走来找主任说话，可是主任还没有到来，甘君等久了觉得无聊，便去同林先生搭讪说话，桌上适值摆着一本北大三十几周年纪念册，就拿起来说道：

    “林先生看过这册子么？里边的文章怎么样？”林先生微微摇头道：

    “不通，不通。”这本来已经够了，可是甘君还不肯干休，翻开册内自己的一篇文章，指着说道：

    “林先生看我这篇怎样？”林先生从容的笑道：

    “亦不通，亦不通。”当时的确是说“亦”字，不是说“也”的，这事还清楚的记得。甘君本来在中国大学读书，因听了胡博士的讲演，转到北大哲学系来，成为胡适之的嫡系弟子，能作万言的洋洋大文，曾在孙伏园的《晨报副刊》上登载《陶渊明与托尔斯泰》一文，接连登了有两三个月之久，读者看了都又头痛又佩服。甘君的应酬交际工夫十二分的绵密，许多教授都为之惶恐退避，可是他一遇着了林公铎，也就一败涂地了。

    说起甘君的交际工夫，似乎这里也值得一说。他的做法第一是请客，第二是送礼。请客倒还容易对付，只要辞谢不去好了，但是送礼却更麻烦了，他是要送到家里来的，主人一定不收，自然也可以拒绝，可是客人丢下就跑，不等主人的回话，那就不好办了。那时雇用汽车很是便宜，他在过节的前几天便雇一辆汽车，专供送礼之用，走到一家人家，急忙将货物放在门房，随即上车飞奔而去。有一回竟因此而大为人家的包车夫所窘，据说这是在沈兼士的家里，值甘君去送节礼，兼做听差的包车夫接收了，不料大大的触怒主人，怪他接受了不被欢迎的人的东西，因此几乎打破了他拉车的饭碗。所以他的交际工夫越好，越被许多人所厌恶，自教授以至工友，没有人敢于请教他，教不到一点钟的功课。也有人同情他的，如北大的单不庵，忠告他千万不要再请客再送礼了，只要他安静过一个时期，说是半年吧，那时人家就会自动的来请他，不但空口说，并且实际的帮助他，在自己的薪水提出一部分钱来津贴他的生活，邀他在图书馆里给他做事。但是这有什么用呢，一个人的脾气是很不容易改变的。论甘君的学力，在大学里教教国文，总是可以的，但他过于自信，其态度也颇不客气，所以终于失败。钱玄同在师范大学担任国文系主任，曾经叫他到那里教“大一国文”（即大学一年级的必修国文），他的选本第一篇是韩愈的《进学解》，第二篇以下至于第末篇都是他自己的大作，学期末了学生便去要求主任把他撤换了。甘君的故事实在说来话长，只是这里未免有点喧宾夺主，所以这里只好姑且从略了。

    林公铎爱喝酒，平常遇见总是脸红红的，有一个时候不是因为黄酒价贵，便是学校欠薪，他便喝那廉价的劣质的酒。黄季刚得知了大不以为然，曾当面对林公铎说道，“这是你自己在作死了！”这一次算是他对于友人的道地的忠告。后来听说林公铎在南京车站上晕倒，这实在是与他的喝酒有关的。他讲学问写文章因此都不免有爱使气的地方。一天我在国文系办公室遇见他，问在北大外还有兼课么？答说在中国大学有两小时。是什么功课呢？说是唐诗。我又好奇的追问道，林先生讲哪些人的诗呢？他的答覆很出意外，他说是讲陶渊明。大家知道陶渊明与唐朝之间还整个的隔着一个南北朝，可是他就是那样的讲的。这个缘因是，北大有陶渊明诗这一种功课，是沈尹默担任的，林公铎大概很不满意，所以在别处也讲这个，至于文不对题，也就不管了。他算是北大老教授中旧派之一人，在民国二十年顷北大改组时标榜革新，他和许之衡一起被学校所辞退了。北大旧例，教授试教一年，第二学年改送正式聘书，只简单的说聘为教授，并无年限及薪水数目，因为这聘任是无限期的，假如不因特别事故有一方预先声明解约，这便永久有效。十八年以后始改为每年送聘书，在学校方面生怕照从前的办法，有不讲理的人拿着无限期的聘书，要解约时硬不肯走，所以改了每年送新聘书的方法。其实这也不尽然，这原是在人不在办法，和平的人就是拿着无限期聘书，也会不则一声的走了，激烈的虽是期限已满也还要争执，不肯罢休的。许之衡便是前者的好例，林公铎则属于后者，他大写其抗议的文章，在《世界日报》上发表的致胡博士（其时任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的信中，有“遗我一矢”之语，但是胡适之并不回答，所以这事也就不久平息了。

    一五八 北大感旧录四

    五，许守白 上文牵连的说到了许之衡，现在便来讲他的事情吧。许守白是在北大教戏曲的，他的前任也便是第一任的戏曲教授是吴梅，当时上海大报上还大惊小怪的，以为大学里居然讲起戏曲来，是破天荒的大奇事。吴瞿安教了几年，因为南人吃不惯北方的东西，后来转任南京大学，推荐了许守白做他的后任。许君与林公铎正是反对，对人是异常的客气，或者可以说是本来不必那样的有礼，普通到了公众场所，对于在场的许多人只要一总的点一点头就行了，等到发见特别接近的人再另行招呼，他却是不然。进得门来，他就一个一个找人鞠躬，有时那边不看见，还要从新鞠过。看他模样是个老学究，可是打扮却有点特别，穿了一套西服，推光和尚头，脑门上留下手掌大的一片头发，状如桃子，长约四五分，不知是何取义，有好挖苦的人便送给他一个绰号，叫做“余桃公”，这句话是有历史背景的。他这副样子在北大还好，因为他们见过世面，曾看见过辜鸿铭那个样子，可是到女学校去上课的时候，就不免要稍受欺侮了。其实那里的学生倒也并不什么特别去窘他，只是从上课的情形上可以看出他的一点窘状来而已。北伐成功以后，女子大学划归北京大学，改为文学理学分院，随后又成为女子文理学院，我在那里一时给刘半农代理国文系主任的时候，为一二年级学生开过一班散文习作，有一回作文叫写教室里印象，其中一篇写得颇妙，即是讲许守白的，虽然不曾说出姓名来。她说有一位教师进来，身穿西服，光头，前面留着一个桃子，走上讲台，深深的一鞠躬，随后翻开书来讲。学生们有编织东西的，有写信看小说的，有三三两两低声说话的。起初说话的声音很低，可是逐渐响起来，教师的话有点不大听得出了，于是教师用力提高声音，于嗡嗡声的上面又零零落落的听到讲义的词句，但这也只是暂时的，因为学生的说话相应的也加响，又将教师的声音沉没到里边去了。这样一直到了下课的钟声响了，教师乃又深深的一躬，踱下了讲台，这事才告一段落。鲁迅的小说集《彷徨》里边有一篇《高老夫子》，说高尔础老夫子往女学校去上历史课，向讲堂下一望，看见满屋子蓬松的头发，和许多鼻孔与眼睛，使他大发生其恐慌，《袁了凡纲鉴》本来没有预备充分，因此更着了忙，匆匆的逃了出去。这位慕高尔基而改名的老夫子尚且不免如此慌张，别人自然也是一样，但是许先生却还忍耐得住，所以教得下去，不过窘也总是难免的了。

    六，黄晦闻 关于黄晦闻的事，说起来都是很严肃的，因为他是严肃规矩的人，所以绝少滑稽性的传闻。前清光绪年间，上海出版《国粹学报》，黄节的名字同邓实（秋枚）刘师培（申叔）马叙伦（夷初）等常常出现，跟了黄梨洲吕晚村的路线，以复古来讲革命，灌输民族思想，在知识阶级中间很有些势力。及至民国成立之后，虽然他是革命老同志，在国民党中不乏有力的朋友，可是他只做了一回广东教育厅长，以后就回到北大来仍旧教他的书，不复再出。北伐成功以来，所谓吃五四饭的都飞黄腾达起来，做上了新官僚，黄君是老辈却那样的退隐下来，岂不正是落伍之尤，但是他自有他的见地。他平常愤世疾俗，觉得现时很像明季，为人写字常钤一印章，文曰“如此江山”。又于民国廿三年（一九三四）秋季在北大讲顾亭林诗，感念往昔，常对诸生慨然言之。一九三五年一月廿四日病卒，所注亭林诗终未完成，所作诗集曰“蒹葭楼诗”，曾见有仿宋铅印本，不知今市上尚有之否？晦闻卒后，我撰一挽联送去，词曰：

    如此江山，渐将日暮途穷，不堪追忆索常侍。

    及今归去，等是风流云散，差幸免作顾亭林。附以小注云，近来先生常用一印云，如此江山，又在北京大学讲亭林诗，感念古昔，常对诸生慨然言之。

    七，孟心史 与晦闻情形类似的，有孟心史。孟君名森，为北大史学系教授多年，兼任研究所工作，著书甚多，但是我所最为记得最喜欢读的书，还是民国五六年顷所出的《心史丛刊》，共有三集，搜集另碎材料，贯串成为一篇，对于史事既多所发明，亦殊有趣味。其记清代历代科场案，多有感慨语，如云：

    “凡汲引人材，从古无以刀锯斧钺随其后者。至清代乃兴科场大案，草菅人命，无非重加其罔民之力，束缚而驰骤之。”又云：

    “汉人陷溺于科举至深且酷，不惜借满人屠戮同胞，以泄其多数侥幸未遂之人年年被摈之愤，此所谓天下英雄入我彀中者也。”孟君耆年宿学，而其意见明达，前后不变，往往出后辈贤达之上，可谓难得矣。廿六年华北沦陷，孟君仍留北平，至冬卧病入协和医院，十一月中我曾去访问他一次，给我看日记中有好些感愤的诗，至次年一月十四日乃归道山，年七十二。三月十三日开追悼会于城南法源寺，到者可二十人，大抵皆北大同人，别无仪式，只默默行礼而已。我曾撰了一副挽联，词曰：

    野记偏多言外意，

    新诗应有井中函。因字数太少不好写，又找不到人代写，亦不果用。北大迁至长沙，职教员凡能走者均随行，其因老病或有家累者暂留北方，校方承认为留平教授，凡有四人，为孟森，马裕藻，冯祖荀和我，今孟马冯三君皆已长逝，只剩了我一个人算是硕果仅存了。

    一五九 北大感旧录五

    八，冯汉叔 说到了“留平教授”，于讲过孟心史之后，理应说马幼渔与冯汉叔的故事了，但是幼渔虽说是极熟的朋友之一，交往也很频繁，可是记不起什么可记的事情来，讲到旧闻佚事，特别从玄同听来的也实在不少，不过都是琐屑家庭的事，不好做感旧的资料。汉叔是理科数学系的教员，虽是隔一层了，可是他的故事说起来都很有趣味，而且也知道得不少，所以只好把幼渔的一边搁下，将他的佚事来多记一点也罢。

    冯汉叔留学于日本东京前帝国大学理科，专攻数学，成绩甚好，毕业后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员，其时尚在前清光绪宣统之交，校长是沈衡山（钧儒），许多有名的人都在那里教书，如鲁迅许寿裳张邦华等都是。随后他转到北大，恐怕还在蔡孑民长校之前，所以他可以说是真正的“老北大”了。在民国初年的冯汉叔大概是很时髦的，据说他坐的乃是自用车，除了装饰斩新之外车灯也是特别，普通的车只点一盏，有的还用植物油，乌黕黕的很有点凄惨相，有的是左右两盏灯，都点上了电石，便很觉得阔气了，他的车上却有四盏，便是在靠手的旁边又添上两盏灯，一齐点上了就光明灿烂，对面来的人连眼睛都要睁不开来了。脚底下又装着响铃，车上的人用脚踏着，一路发出琤的响声，车子向前飞跑，引得路上行人皆驻足而视。据说那时北京这样的车子没有第二辆，所以假如路上遇见四盏灯的洋车，便可知道这是冯汉叔，他正往“八大胡同”去打茶围去了。爱说笑话的人便给这样的车取了一个别名，叫做“器字车”，四个口像四盏灯，两盏灯的叫“哭字车”，一盏的就叫“吠字车”。算起来坐器字车的还算比较便宜，因为中间虽然是个“犬”字，但比较吠哭二字究竟字面要好的多了。

    汉叔喜欢喝酒，与林公铎有点相像，但不听见他曾有与人相闹的事情，他又是搞精密的科学的，酒醉了有时候有点糊涂了，可是一遇到上课讲学问，却是依然头脑清楚，不会发生什么错误。古人说，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可见世上的确有这样的事情。鲁迅曾经讲过汉叔在民初的一件故事，有一天在路上与汉叔相遇，彼此举帽一点首后将要走过去的时候，汉叔忽叫停车，似乎有话要说。及至下车之后，他并不开口，却从皮夹里掏出二十元钞票来，交给鲁迅，说“这是还那一天输给你的欠账的”。鲁迅因为并无其事，便说“那一天我并没有同你打牌，也并不输钱给我呀”。他这才说道：“哦，哦，这不是你么？”乃作别而去。此外有一次，是我亲自看见的，在“六三”的前几天，北大同人于第二院开会商议挽留蔡校长的事，说话的人当然没有一个是反对者，其中有一人不记得是什么人了，说的比较不直截一点，他没有听得清楚，立即愤然起立道：“谁呀，说不赞成的？”旁人连忙解劝道：“没有人说不赞成的，这是你听差了。”他于是也说，“哦，哦。”随又坐下了。关于他好酒的事，我也有过一次的经验。不记得是谁请客了，饭馆是前门外的煤市街的有名的地方，就是酒不大好，这时汉叔也在坐，便提议到近地的什么店去要，是和他有交易的一家酒店，只说冯某人所要某种黄酒，这就行了。及至要了来之后，主人就要立刻分斟，汉叔阻住他叫先拿试尝，尝过之后觉得口味不对，便叫送酒的伙计来对他说，一面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我，我自己在这里，叫老板给我送那个来。”这样换来之后，那酒一定是不错的了，不过我们外行人也不能辨别，只是那么胡乱的喝一通就是了。

    北平沦陷之后，民国廿七年（一九三八）春天日本宪兵队想要北大第二院做它的本部，直接通知第二院，要他们三天之内搬家。留守那里的事务员弄得没有办法，便来找那“留平教授”，马幼渔是不出来的，于是找到我和冯汉叔。但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走到第二院去一看，碰见汉叔已在那里，我们略一商量，觉得要想挡驾只有去找汤尔和，说明理学院因为仪器的关系不能轻易移动，至于能否有效，那只有临时再看了。便在那里由我起草写了一封公函，同汉叔送往汤尔和的家里。当天晚上得到汤尔和的电话，说挡驾总算成功了，可是只可牺牲了第一院给予宪兵队，但那是文科只积存些讲义类的东西，散佚了也不十分可惜。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冯汉叔，看他的样子已是很憔悴，已经到了他的暮年了。

    一六〇 北大感旧录六

    九，刘叔雅 刘叔雅名文典，友人常称之为刘格阑玛，叔雅则自称狸豆乌，盖狸刘读或可通，叔与菽通，尗字又为豆之象形古文，雅则即是乌鸦的本字。叔雅人甚有趣，面目黧黑，盖昔日曾嗜鸦片，又性喜肉食，及后北大迁移昆明，人称之谓“二云居士”，盖言云腿与云土皆名物，适投其所好也。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说话亦粘着唇边，不识其何以能如此，唯进教室以前始弃之。性滑稽，善谈笑，唯语不择言，自以籍属合肥，对于段祺瑞尤致攻击，往往丑诋及于父母，令人不能纪述。北伐成功后曾在芜湖，不知何故触怒蒋介石，被拘数日，时人以此重之。刘叔雅最不喜中医，尝极论之，备极诙谐谿刻之能事，其词云：

    “你们攻击中国的庸医，实是大错而特错。在现今的中国，中医是万不可无的。你看有多多少少的遗老遗少和别种的非人生在中国，此辈一日不死，是中国一日之祸害。但是谋杀是违反人道的，而且也谋不胜谋。幸喜他们都是相信国粹的，所以他们的一线死机，全在这班大夫们手里。你们怎好去攻击他们呢？”这是我亲自听到，所以写在一篇说“卖药”的文章里，收在《谈虎集》卷上，写的时日是“十年八月”，可见他讲这话的时候是很早的了。他又批评那时的国会议员道：

    “想起这些人来，也着实觉得可怜，不想来怎么的骂他们。这总之还要怪我们自己，假如我们有力量买收了他们，却还要那么胡闹，那么这实在应该重办，捉了来打屁股。可是我们现在既然没有钱给他们，那么这也就只好由得他们自己去卖身去罢了。”他的说话刻薄由此可见一班，可是叔雅的长处并不在此，他实是一个国学大家，他的“淮南鸿烈解”的著书出版已经好久，不知道随后有什么新著，但就是那一部书也足够显示他的学力而有余了。

    十，朱逷先 朱逷先名希祖，《北京大学日刊》曾经误将他的姓氏刊为米遇光，所以有一个时候友人们便叫他作“米遇光”，但是他的普遍的绰号乃是“朱胡子”，这是上下皆知的，尤其是在旧书业的人们中间，提起“朱胡子”来，几乎无人不知，而且有点敬远的神气，因为朱君多收藏古书，对于此道很是精明，听见人说珍本旧抄，便揎袖攘臂，连说“吾要”，连书业专门的人也有时弄不过他。所以朋友们有时也叫他作“吾要”，这是浙西的方音，里边也含有幽默的意思，不过北大同人包括旧时同学在内普通多称他为“而翁”，这其实即是朱胡子的文言译，因为《说文解字》上说，“而，颊毛也”，当面不好叫他作朱胡子，但是称“而翁”，便无妨碍，这可以说是文言的好处了。因为他向来就留了一大部胡子，这从什么时候起的呢？记得在民报社听太炎先生讲《说文》的时候，总还是学生模样，不曾留须，恐怕是在民国初年以后吧。在元年（一九一二）的夏天他介绍我到浙江教育司当课长，我因家事不及去，后来又改任省视学，这我也只当了一个月，就因患疟疾回家来了。那时见面的印象有点麻胡记不清了，但总之似乎还没有那古巴英雄似的大胡子，及民六（一九一七）在北京相见，却完全改观了。这却令人记起英国爱德华理亚（Edward Lear）所作的《荒唐书》里的第一首诗来：

    “那里有个老人带着一部胡子，

    他说，这正是我所怕的，

    有两只猫头鹰和一只母鸡，

    四只叫天子和一只知更雀，

    都在我的胡子里做了窠了！”

    这样的过了将近二十年，大家都已看惯了，但大约在民国廿三四年的时候在北京却不见了朱胡子，大概是因了他女婿的关系移转到广州的中山大学去了。以后的一年暑假里，似乎是在民国廿五年（一九三六），这时正值北大招考阅卷的日子，大家聚在校长室里，忽然开门进来了一个小伙子，没有人认得他，等到他开口说话，这才知道是朱逷先，原来他的胡子剃得光光的，所以是似乎换了一个人了。大家这才哄然大笑，这时的逷先在我这里恰好留有一个照相，这照片原是在中央公园所照，便是许季茀，沈兼士，朱逷先，沈士远，钱玄同，马幼渔和我，一共是七个人，这里边的朱逷先就是光下巴的。逷先是老北大，又是太炎同门中的老大哥，可是在北大的同人中间似乎缺少联络，有好些事情都没有他加入，可是他对于我却是特别关照，民国元年是他介绍我到浙江教育司的，随后又在北京问我愿不愿来北大教英文，见于鲁迅日记，他的好意我是十分感谢的，虽然最后民六（一九一七）的一次是不是他的发起，日记上没有记载，说不清楚了。

    一六一 北大感旧录七

    十一，胡适之 今天听说胡适之于二月二十四日在台湾去世了，这样便成为我的感旧录里的材料，因为这感旧录中是照例不收生存的人的，他的一生的言行，到今日盖棺论定，自然会有结论出来，我这里只想就个人间的交涉记述一二，作为谈话的资料而已。我与他有过卖稿的交涉一总共是三回，都是翻译。头两回是《现代小说译丛》和《日本现代小说集》，时在一九二一年左右，是我在《新青年》和《小说月报》登载过的译文，鲁迅其时也特地翻译了几篇，凑成每册十万字，收在商务印书馆的世界丛书里，稿费每千字五元，当时要算是最高的价格了。在一年前曾经托蔡校长写信，介绍给书店的《黄蔷薇》，也还只是二元一千字，虽说是文言不行时，但早晚时价不同也可以想见了。第三回是一册《希腊拟曲》，这是我在那时的唯一希腊译品，一总只有四万字，把稿子卖给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编译委员会，得到了十元一千字的报酬，实在是我所得的最高的价了。我在序文的末了说道：

    “这几篇译文虽只是戋戋小册，实在也是我的很严重的工作。我平常也曾翻译些文章过，但是没有像这回费力费时光，在这中间我时时发生恐慌，深有‘黄胖搡年糕，出力不讨好’之惧，如没有适之先生的激励，十之七八是中途搁了笔了。现今总算译完了，这是很可喜的，在我个人使这三十年来的岔路不完全白走，固然自己觉得喜欢，而原作更是值得介绍，虽然只是太少。谛阿克列多斯有一句话道，一点点的礼物捎着大大的人情。乡曲俗语云，千里送鹅毛，物轻人意重。姑且引来作为解嘲。”关于这册译稿还有过这么一个插话，交稿之前我预先同适之说明，这中间有些违碍词句，要求保留，即如第六篇拟曲《昵谈》里有“角先生”这一个字，是翻译原文抱朋这字的意义，虽然唐译《苾刍尼律》中有树胶生支的名称，但似乎不及角先生三字的通俗。适之笑着答应了，所以它就这样的印刷着，可是注文里在那“角”字右边加上了一直线，成了人名符号，这似乎有点可笑，——其实这角字或者是说明角所制的吧。最后的一回，不是和他直接交涉，乃是由编译会的秘书关琪桐代理的，在一九三七至三八年这一年里，我翻译了一部亚波罗陀洛斯的《希腊神话》，到一九三八年编译会搬到香港去，这事就告结束，我那《神话》的译稿也带了去不知下落了。

    一九三八年的下半年，因为编译会的工作已经结束，我就在燕京大学托郭绍虞君找了一点功课，每周四小时，学校里因为旧人的关系特加照顾，给我一个“客座教授”（Visiting Professor）的尊号，算是专任，月给一百元报酬，比一般的讲师表示优待。其时适之远在英国，远远的寄了一封信来，乃是一首白话诗，其词云：

    “臧晖先生昨夜作一梦，

    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

    飘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

    谁人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一九三八，八，四。伦敦。”

    我接到了这封信后，也做了一首白话诗回答他，因为听说他就要往美国去，所以寄到华盛顿的中国使馆转交胡安定先生，这乃是他的临时的别号。诗有十六行，其词云：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

    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

    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

    结果只好改号苦住。

    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

    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信，

    海天万里八行诗，

    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

    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

    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

    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

    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

    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

    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

    老僧始终是个老僧，

    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

    廿七年九月廿一日，知堂作苦住庵吟，略仿藏晖体，却寄居士美洲。十月八日旧中秋，阴雨如晦中录存。”

    侥幸这两首诗的抄本都还存在，而且同时找到了另一首诗，乃是适之的手笔，署年月日廿八，十二，十三，臧晖。诗四句分四行写，今改写作两行，其词云：

    两张照片诗三首，今日开封一惘然。

    无人认得胡安定，扔在空箱过一年。

    诗里所说的事全然不清楚了，只是那寄给胡安定的信搁在那里，经过很多的时候方才收到，这是我所接到的他的最后的一封信。及一九四八年冬北京解放，适之仓皇飞往南京，未几转往上海，那时我也在上海，便托王古鲁君代为致意，劝其留住国内，虽未能见听，但在我却是一片诚意，聊以报其昔日寄诗之情，今王古鲁也早已长逝，更无人知道此事了。

    末了还得加上一节，《希腊拟曲》的稿费四百元，于我却有了极大的好处，即是这用了买得一块坟地，在西郊的板井村，只有二亩的地面，因为原来有三间瓦屋在后面，所以花了三百六十元买来，但是后来因为没有人住，所以倒塌了，新种的柏树过了三十多年，已经成林了。那里葬着我们的次女若子，侄儿丰三，最后还有先母鲁老太太，也安息在那里，那地方至今还好好的存在，便是我的力气总算不是白花了，这是我所觉得深可庆幸的事情。

    一六二 北大感旧录八

    十二，刘半农 讲到胡适之，令人联想起刘半农来，这不但是因为两人都是博士，并且还是同年的关系，他们是卯字号的名人，这事上文已经说过了。刘半农因为没有正式的学历，为胡博士他们所看不起，虽然同是“文学革命”队伍里的人，半农受了这个激刺，所以发愤去挣他一个博士头衔来，以出心头的一股闷气，所以后来人们叫他们为博士，其含义是有区别的，盖一是积极的博士，一是消极的也。二人又同为卯字号小一辈的同年生，可是半农卒于一九三四年才及中寿，适之则已是古稀，又是不同的一点。我在上文里关于半农已经说及，现在再来讲他恐有不少重出之处，为此只将那时所作的《半农纪念》一文，抄录在这里，那么即使有些重出，因为那是文中的一部分，或者也无甚妨碍吧。

    “七月十五日夜我们到东京，次日定居本乡菊坂町。二十日我同妻出去，在大森等处跑了一天，傍晚回寓，却见梁宗岱先生和陈樱女士已在那里相候。谈次陈女士说在南京看见报载刘半农先生去世的消息，我们听了觉得不相信，徐耀辰先生在坐也说这恐怕又是别一个刘复吧，但陈女士说报上说的不是刘复而是刘半农，又说北京大学给他照料治丧，可见这是不会错的了。我们将离开北平的时候，知道半农往绥远方面旅行去了，前后相去不过十日，却又听说他病死了已有七天了。世事虽然本来是不可测的，但这实在来得太突然，只觉得出意外，惘然若失而外，别无什么话可说。

    半农和我是十多年的老朋友，这回半农的死对于我是一个老友的丧失，我所感到的也是朋友的哀感，这很难得用笔墨纪录下来。朋友的交情可以深厚，而这种悲哀总是淡泊而平定的，与夫妇子女间沉挚激越者不同，然而这两者却是同样的难以文字表示得恰好。假如我同半农要疏一点，那么我就容易说话，当作一个学者或文人去看，随意说一番都不要紧。很熟的朋友却只作一整个人看，所知道的又太多了，要想分析想挑选了说极难着手，而且褒贬稍差一点分量，心里完全明了，就觉得不诚实，比不说还要不好。荏苒四个多月过去了，除了七月二十四日写了一封信给半农的女儿小蕙女士外，什么文章都没有写，虽然有三四处定期刊物叫我写纪念的文章，都谢绝了，因为实在写不出。九月十四日，半农死后整整两个月，在北京大学举行追悼会，不得不送一副挽联，我也只得写这样平凡的几句话去，敷衍了一下子：

    十七年尔汝旧交，追忆还从卯字号，

    廿余日驰驱大漠，归来竟作丁令威。

    这是很空虚的话，只是仪式上所需的一种装饰的表示而已。学校决定要我充当致词者之一人，我也不好拒绝，但是我仍是明白我的不胜任，我只能说说临时想出来的半农的两种好处。其一是半农的真。他不装假，肯说话，不投机，不怕骂，一方面却是天真烂漫，对什么人都无恶意。其二是半农的杂学。他的专门是语音学，但他的兴趣很广博，文学美术他都喜欢，做诗，写字，照相，搜书，讲文法，谈音乐。有人或者嫌他杂，我觉得这正是好处，方面广，理解多，于处世和治学都有用，不过在思想统一的时代自然有点不合式。我所能说者也就是极平凡的这寥寥几句。

    两日前阅《人间世》第十六期，看见半农遗稿《双凤皇专斋小品文》之五十四，读了很有所感。其题目曰‘记砚兄之称’，文云：

    ‘余与知堂老人每以砚兄相称，不知者或以为儿时同窗友也。其实余二人相识，余已二十七，岂明已三十三。时余穿鱼皮鞋，犹存上海少年滑头气，岂明则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俄国英雄也。越十年，红胡入关主政，北新封，《语丝》停，李丹忱捕，余与岂明同避菜厂胡同一友人家。小厢三楹，中为膳食所，左为寝室，席地而卧，右为书室，室仅一桌，桌仅一砚。寝，食，相对枯坐而外，低头共砚写文而已，砚兄之称自此始。居停主人不许多友来视，能来者余妻岂明妻而外，仅有徐耀辰兄传递外间消息，日或三四至也。时为民国十六年，以十月二十四日去，越一星期归，今日思之，亦如梦中矣。’

    这文章写得颇好，文章里边存着作者的性格，读了如见半农其人。民国六年春间我来北京，在《新青年》上初见到半农的文章，那时他还在南方，留下一种很深的印象，这是几篇《灵霞馆笔记》，觉得有清新的生气，这在别人笔下是没有的。现在读这篇遗文，恍然记及十七年前的事，清新的生气仍在，虽然更加上一点苍老与着实了。但是时光过得真快，鱼皮鞋子的故事在今日活着的人里只有我和玄同还知道吧，而菜厂胡同一节说起来也有车过腹痛之感了。前年冬天半农同我谈到蒙难纪念，问这是哪一天，我查旧日记，恰巧民国十六年中间有几个月不曾写，于是查对《语丝》末期出版月日等等，查出这是在十月二十四，半农就说下回要大举请客来作纪念，我当然赞成他的提议。去年十月不知道怎么一混大家都忘记了，今年夏天半农在电话里还说起，去年可惜忘记了，今年一定要举行，然而半农在七月十四日就死了，计算到十月二十四日恰是一百天。

    昔时笔祸同蒙难，菜厂幽居亦可怜。

    算到今年逢百日，寒泉一盏荐君前。

    这是我所作的打油诗，九月中只写了两首，所以在追悼会上不曾用，今见半农此文，便拿来题在后面。所云菜厂在北河沿之东，是土肥原的旧居，居停主人即土肥原的后任某少佐也。秋天在东京本想去访问一下，告诉他半农的消息，后来听说在长崎，没有能见到。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十一月三十日，于北平苦茶庵记。”

    一六三 北大感旧录九

    十三，马隅卿 隅卿是于民国二十四年二月十九日在北大上课，以脑出血卒于讲堂里的，我也在这里抄录《隅卿纪念》的一篇文章作替代，原本是登载于《苦茶随笔》里的。

    “隅卿去世于今倏忽三个月了。当时我就想写一篇小文章纪念他，一直没有能写，现在虽然也还是写不出，但是觉得似乎不能再迟下去了。日前遇见叔平，知道隅卿已于上月在宁波安厝，那么他的体魄便已永久和北平隔绝，真有去者日以疏之惧。陶渊明《拟挽歌辞》云：

    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何其言之旷达而悲哀耶，恐隅卿亦有此感，我故急急的想写了此文也。

    我与隅卿相识大约在民国十年左右，但直到十四年我担任了孔德学校中学部的两班功课，我们才时常见面。当时系与玄同尹默包办国文功课，我任作文读书，曾经给学生讲过一部《孟子》，《颜氏家训》和几卷《东坡尺牍》。隅卿则是总务长的地位，整天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又正在替孔德图书馆买书，周围堆满了旧书头本，常在和书贾交涉谈判。我们下课后便跑去闲谈，虽然知道很妨害他的办公，可是总也不能改，除我与玄同以外还有王品青君，其时他也在教书，随后又添上了建功耀辰，聚在一起常常谈上大半天。闲谈不够，还要大吃，有时也叫厨房开饭，平常大抵往外边去要，最普通的是森隆，一亚一，后来又有玉华台。民十七以后移在宗人府办公，有一天夏秋之交的晚上，我们几个人在屋外高台上喝啤酒汽水谈天，一直到深夜，说起来大家都还不能忘记，但是光阴荏苒，一年一年的过去，不但如此盛会于今不可复得，就是那时候大家的勇气与希望也已消灭殆尽了。

    隅卿多年办孔德学校，费了许多的心，也吃了许多的苦。隅卿是不是老同盟会我不曾问过他，但看他含有多量革命的热血，这有一半盖是对于国民党解放运动的响应，却有一大半或由于对北洋派专制政治的反抗。我们在一起的几年里，看见隅卿好几期的活动，在‘执政’治下有三一八时期与直鲁军时期的悲苦与屈辱，军警露刃迫胁他退出宗人府，不久连北河沿的校舍也几被没收，到了‘大元帅’治下好像是疔疮已经肿透离出毒不远了，所以减少沉闷而发生期待，觉得黑暗还是压不死人的。奉军退出北京的那几天他又是多么兴奋，亲自跑出西直门外去看姗姗其来的山西军，学校门外的青天白日旗恐怕也是北京城里最早的一面吧。光明到来了，他回到宗人府去办起学校来，我们也可以去闲谈了几年。可是北平的情形愈弄愈不行，隅卿于二十年秋休假往南方，接着就是九一八事件，通州密云成了边塞，二十二年冬他回北平来专管孔德图书馆，那时复古的浊气又已弥漫国中，到了二十四年春他也就与世长辞了。孔德学校的教育方针向来是比较地解放的向前的，在现今的风潮中似乎最难于适应，这是一个难问题，不过隅卿早一点去了世，不及看见他亲手苦心经营的学校里学生要从新男女分了班去读经做古文，使他比在章士钊刘哲时代更为难过，那或者可以说是不幸中之大幸了吧。

    隅卿的专门研究是明清的小说戏曲，此外又搜集四明的明末文献。末了的这件事是受了清末的民族革命运动的影响，大抵现今的中年人都有过这种经验，不过表现略有不同，例如七先生写到清乾隆帝必称曰弘历，亦是其一。因为这些小说戏曲从来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所以隅卿自称曰不登大雅文库，后来得到一部二十回本的《平妖传》，又称平妖堂主人，尝复刻书中插画为笺纸，大如册页，分得一匣，珍惜不敢用，又别有一种《金瓶梅》画笺，似刻成未印，今不可得矣。居南方时得到话本二册，题曰‘雨窗集’及‘欹枕集’，审定为清平山堂同型之本，旧藏天一阁者也，因影印行世，请兼士书额云雨窗欹枕室，友人或戏称之为雨窗先生。隅卿用功甚勤，所为札记及考订甚多，平素过于谦退不肯发表，尝考冯梦龙事迹著作甚详备，又抄集遗文成一卷，屡劝其付刊亦未允。吾乡抱经堂朱君得冯梦龙编《山歌》十卷，为‘童痴二弄’之一种，以抄本见示令写小序，我草草写了一篇，并嘱隅卿一考证之，隅卿应诺，假抄本去影写一过，且加丹黄，乃亦未及写成，惜哉。龙子猷殆亦命薄如纸不亚于袁中郎，竟不得隅卿为作佳传以一发其幽光耶。

    隅卿行九，故尝题其札记曰‘劳久笔记’。马府上的诸位弟兄我都相识，二先生幼渔是太炎国学讲习会的同学，民国元年我在浙江教育司的楼上‘卧治’的时候他也在那里做视学，认识最早，四先生叔平，五先生季明，七先生太玄居士，——他的号本是绳甫，也都很熟，隅卿因为孔德学校的关系，见面的机会所以更特别的多。但是隅卿无论怎样的熟习，相见还是很客气的叫启明先生，这我当初听了觉得有点局促，后来听他叫玄同似乎有时也是如此，就渐渐习惯了，这可以见他性情上拘谨的一方面，与喜谈谐的另一方面是同样的很有意义的。今年一月我听朋友说，隅卿因怕血压高现在戒肉食了，我笑说道，他是老九，这还早呢。但是不到一个月光景，他真死了，二月十七日孔德校长蓝少铿先生在东兴楼请吃午饭，在那里遇见隅卿幼渔，下午就一同去看厂甸，我得了一册木板的《訄书》，此外还有些黄虎痴的《湖南风物志》与王西庄的《练川杂咏》等，傍晚便在来薰阁书店作别。听说那天晚上同了来薰阁主人陈君去看戏，第二天是阴历上元，他还出去看街上的灯，一直兴致很好，到了十九日下午往北京大学去上小说史的课，以脑出血卒。当天夜里我得到王淑周先生的电话，同丰一雇了汽车到协和医院去看，已经来不及了。次日大殓时又去一看，二十一日在上官菜园观音院接三，送去一副挽联，只有十四个字道：

    月夜看灯才一梦，

    雨窗欹枕更何人。

    中年以后丧朋友是很可悲的事，有如古书，少一部就少一部，此意惜难得恰好的达出，挽联亦只能写得像一副挽联就算了。

    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在北平。”

    一六四 北大感旧录十

    十四，钱玄同 钱玄同的事情真是说来话长，我不晓得如何写法好，关于他有一篇纪念文，原名“最后的十七日”，乃是讲他的末后的这几天的，似乎不够全面，要想增补呢又觉得未免太啰苏了，那么怎么办才好呢？刚好在二月十九日的《人民日报》上看到晦庵的一篇“书话”，题曰“取缔新思想”，引用玄同的话，觉得很有意思，便决定来先作一回的“文抄公”，随后再来自己献丑吧。原文云：

    “《新社会》于一九二〇年五月被禁，在这之前，大约一九一九年八月，《每周评论》已经遭受查封的命运，一共出了三十七期。当时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正在展开，胡适的‘四论’就发表在最后一期上，刊物被禁以后，论争不得不宣告结束，大钊同志便没有继‘再论’而写出他的‘五论’来。一九二二年冬，北洋政府的国务会议进一步通过取缔新思想案，决定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成员作为他们将要迫害的对象。消息流传以后，胡适曾经竭力表白自己的温和，提倡什么好人政府，但还是被王怀庆辈指为过激派，主张捉将官里去，吓得他只好以检查糖尿病为名，销声匿迹的躲了起来。正当这个时候，议员受贿的案件被揭发了，不久又发生国会违宪一案，闹得全国哗然，内阁一再更易，取缔新思想的决议便暂时搁起。到了一九二四年，旧事重提，六月十七日的《晨报副刊》第一三八号上，杂感栏里发表三条‘零碎事情’，第一条便反映了‘文字之狱的黑影’：

    ‘“《天风堂集》与《一目斋文钞》忽于昌英之妐之日被ㄐ丨ㄣㄓ了。”这一句话是我从一个朋友给另一个朋友的信中偷看来的，话虽然简单，却包含了四个谜语。《每周评论》及《努力》上有一位作者别署天风，又有一位别署只眼，这两部书大概是他们作的吧。ㄐ丨ㄣㄓ也许是禁止，我这从两部书的性质上推去，大概是不错的。但什么是“昌英之妐之日”呢？我连忙看《康熙字典》看妐是什么字。啊，有了！《字典》“妐”字条下明明注着，《集韵》，诸容切，音钟，夫之兄也。中国似有一位昌英女士，其夫曰端六先生，端六之兄不是端五么？如果我这个谜没有猜错，那么谜底必为《胡适文存》与《独秀文存》忽于端午日被禁止了。但我还没有听见此项消息。可恨我这句话是偷看来的，不然我可以向那位收信或发信的朋友问一问，如果他们还在北京。’

    这条杂感署名‘夏’，夏就是钱玄同的本名，谜语其实就是玄同自己的创造。当时北洋军阀禁止《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爱美的戏剧》，《爱的成年》，《自己的园地》等书，玄同为了揭发事实，故意转弯抹角，掉弄笔头，以引起社会的注意。胡适便据此四面活动，多方写信。北洋政府一面否认有禁书的事情，说检阅的书已经发还，一面却查禁如故。到了六月廿三日，《晨报副刊》第一四三号又登出一封给‘夏’和胡适的通信，署名也是‘夏’。

    ‘夏先生和胡适先生：

    关于《天风堂集》与《一目斋文钞》被禁止的事件，本月十一日下午五时我在成均遇见茭白先生，他的话和胡适先生一样。但是昨天我到旧书摊上去问，据说还是不让卖，几十部书还在那边呢，许是取不回来了吧。

    夏白。（这个夏便是夏先生所说的写信的那个朋友。夏先生和夏字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我可是和夏字曾经发生过关系的，所以略仿小写萬字的注解的笔法，加这几句注。）十三，六，二十。’

    所谓‘略仿小写萬字的注解的笔法’云云，意思就是万即萬，夏即夏，原来只是一回事，一个人而已。这封通信后面还有一条画龙点睛的尾巴：

    ‘写完这封信以后，拿起今天的《晨报》第六版来看，忽然看见“警察厅定期焚书”这样一个标题，不禁打了一个寒噤，虽然我并不知道这许多败坏风俗小说及一切违禁之印刷物是什么名目。’可见当时不但禁过书，而且还焚过书，闹了半天，原来都是事实。短文采取层层深入的办法，我认为写得极好。这是五四初期取缔新思想的一点重要史料。败坏风俗，本来有各种各样解释，鱼目既可混珠，玉石不免俱焚。从古代到近代，从外国到中国，败坏风俗几乎成为禁书焚书的共同口实，前乎北洋军阀的统治阶级利用过它，后乎北洋军阀的统治阶级也利用过它。若问败的什么风，坏的什么俗，悠悠黄河，这就有待于我们这一辈人的辨别了。”

    这篇文章我也觉得写的很好，它能够从不正经的游戏文章里了解其真实的思义，得到有用的资料，极是难得的事。可惜能写那种转弯抹角，掉弄笔头，诙谐讽刺的杂文的人已经没有了，玄同去世虽已有二十四年，然而想起这件事来，却是一个永久的损失。

    一六五 北大感旧录十一

    以下是我所写的《玄同纪念》的文章，原名“最后的十七日”，登在燕京大学的月刊上，因为里边所记是民国廿八年（一九三九）一月一日至十七日的事情，玄同就在十七日去世的。一日上午我被刺客所袭击，左腹中一枪，而奇迹的并未受伤，这案虽未破获，却知道是日本军部的主使，确无疑问，这事到讲到的时候再说。玄同本来是血压高，且有点神经过敏，因此受刺激以致发病，还有凑巧的一件事，他向来并不相信命运，恰于一年前偶然在旧书里发见有一张批好的“八字”。这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东西，大约总还是好多年前叫人批了好玩的吧，他自己也已忘记了，在这上边批到五十二岁便止，而他那时候正是五十二岁，因为他是清光绪丁亥（一八八七）年生的，虽然他并不迷信，可是这可能在他心理上造成一个黑影。

    “玄同于一月十七日去世，于今百日矣。此百日中，不晓得有过多少次，想要写一篇小文给他作纪念，但是每次总是沉吟一回，又复中止。我觉得这无从下笔。第一，因为我认识玄同很久，从光绪戊申在民报社相见以来，至今已是三十二年，这其间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要挑选一两点来讲，极是困难，——要写只好写长编，想到就写，将来再整理，但这是长期的工作，现在我还没有这余裕。第二，因为我自己暂时不想说话。《东山谈苑》记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这件事我向来很是佩服，在现今无论关于公私的事有所声说，都不免于俗，虽是讲玄同也总要说到我自己，不是我所愿意的事，所以有好几回拿起笔来，结果还是放下。但是，现在又决心来写，只以玄同最后的十几天为限，不多讲别的事，至于说话人本来是我，好歹没有法子，那也只好不管了。

    廿八年一月三日，玄同的大世兄秉雄来访，带来玄同的一封信，其文曰：

    ‘知翁：元日之晚，召诒坌息来告，谓兄忽遇狙，但幸无恙，骇异之至，竟夕不宁。昨至丘道，悉铿诒炳扬诸公均已次第奉访，兄仍从容坐谈，稍慰。晚铁公来详谈，更为明了，唯无公情形迄未知悉，但祝其日趋平复也。事出意外，且闻前日奔波甚剧，想日来必感疲乏，愿多休息，且本平日宁静乐天之胸襟加意排解摄卫！弟自己是一个浮躁不安的人，乃以此语奉劝，岂不自量而可笑，然实由衷之言，非劝慰泛语也。旬日以来，雪冻路滑，弟懔履冰之戒，只好家居，惮于出门，丘道亦只去过两三次，且迂道黄城根，因怕走柏油路也。故尚须迟日拜访，但时向奉访者探询尊况。顷雄将走访，故草此纸。闇白。廿八，一，三。’

    这里需要说明的只有几个名词。丘道即是孔德学校的代称，玄同在那里有两间房子，安放书籍兼住宿，近两年觉得身体不好，住在家里，但每日总还去那边，有时坐上小半日。闇是其晚年别号之一。去年冬天曾以一纸寄示，上钤好些印文，都是新刻的，有肄，觚叟，庵居士，逸谷老人，忆菰翁等。这大都是从疑古二字变化来，如逸谷只取其同音，但有些也兼含意义，如觚本同是一字，此处用为小学家的表征，菰乃是吴兴地名，此则有敬乡之意存焉。玄同又自号鲍山疒叟，据说鲍山亦在吴兴，与金盖山相近，先代坟墓皆在其地云。曾托张樾丞刻印，有信见告云：

    ‘昨以三孔子赠张老丞，蒙他见赐疒叟二字，书体似颇不恶，盖颇像百衲本第一种宋黄善夫本《史记》也。唯看上一字，似应云，像人高踞床阑干之颠，岂不异欤！老兄评之以为何如？’此信原本无标点，印文用六朝字体，疒字左下部分稍右移居画下之中，故云然，此盖即鲍山疒叟之省文。

    十日下午玄同来访，在苦雨斋西屋坐谈，未几又有客至，玄同遂避入邻室，旋从旁门走出自去。至十六日得来信，系十五日付邮者，其文曰：

    ‘起孟道兄：今日上午十一时得手示，即至丘道交与四老爷，而祖公即于十二时电四公，于是下午他们（四与安）和它们（“九通”）共计坐了四辆洋车，给这书点交给祖公了。此事总算告一段落矣。日前拜访，未尽欲言，即挟《文选》而走，此《文选》疑是唐人所写，如不然，则此君橅唐可谓工夫甚深矣。……研究院式的作品固觉无意思，但鄙意老兄近数年来之作风颇觉可爱，即所谓“文抄”是也。“儿童……”（不记得那天你说的底下两个字了，故以虚线号表之）也太狭（此字不妥），我以为“似尚宜”用“社会风俗”等类的字面（但此四字更不妥，而可以意会，盖即数年来大作那类性质的文章，——愈说愈说不明白了），先生其有意乎？……旬日之内尚拟拜访面罄，但窗外风声呼呼，明日似又将雪矣，泥滑滑泥，行不得也哥哥，则或将延期矣。无公病状如何，有起色否？甚念。弟师黄再拜。廿八，一，十四，灯下。’

    这封信的封面写‘鲍缄’，署名师黄则是小时候的名字，黄即是黄山谷。所云“九通”，乃是李守常先生的遗书，其后人窘迫求售，我与玄同给他们设法卖去，四祖诸公都是帮忙搬运过付的人。这件事说起来话长，又有许多感慨，总之在这时候告一段落，是很好的事。信中间略去两节，觉得很是可惜，因为这里讲到我和他自己的关于生计的私事，虽然很有价值有意思，却也就不能发表。只有关于《文选》，或者须稍有说明。这是一个长卷，系影印古写本的一卷《文选》，有友人以此见赠，十日玄同来时便又转送给他了。

    我接到这信之后即发了一封回信去，但是玄同就没有看到。十七日晚得钱太太电话，云玄同于下午六时得病，现在德国医院。九时顷我往医院去看，在门内廊下遇见稻孙少铿令扬炳华诸君，知道情形已是绝望，再看病人形势刻刻危迫，看护妇之仓皇与医师之紧张，又引起十年前若子死时的情景，乃于九点三刻左右出院径归，至次晨打电话问少铿，则玄同于十时半顷已长逝矣。我因行动不能自由，十九日大殓以及二十三日出殡时均不克参与，只于二十一日同内人到钱宅一致吊唁，并送去挽联一副，系我自己所写，其词曰：

    戏语竟成真，何日得见道山记。

    同游今散尽，无人共话小川町。

    这副挽联上本来撰有小注，临时却没有写上去。上联注云，‘前屡传君归道山，曾戏语之曰，道山何在，无人能说，君既曾游，大可作记以示来者。君殁之前二日有信来，覆信中又复提及，唯寄到时君已不及见矣。’下联注云，‘余识君在戊申岁，其时尚号德潜，共从太炎先生听讲《说文解字》，每星期日集新小川町民报社。同学中龚宝铨朱宗莱家树人均先殁，朱希祖许寿裳现在川陕，留北平者唯余与玄同而已。每来谈常及尔时出入民报社之人物，窃有开天遗事之感，今并此绝响矣。’挽联共作四副，此系最后之一，取其尚不离题，若太深切便病晦或偏，不能用也。

    关于玄同的思想与性情有所论述，这不是容易的事，现在也还没有心情来做这种难工作，我只简单的一说在听到凶信后所得的感想。我觉得这是对于我的一个大损失。玄同的文章与言论平常看去似乎颇是偏激，其实他是平正通达不过的人。近几年来和他商量孔德学校的事情，他总最能得要领，理解其中的曲折，寻出一条解决的途径，他常诙谐的称为‘贴水膏药’，但在我实在觉得是极难得的一种品格，平时不觉得，到了不在之后方才感觉可惜，却是来不及了，这是真的可惜。老朋友中玄同和我见面时候最多，讲话也极不拘束而且多游戏，但他实在是我的畏友。浮泛的劝诫与嘲讽虽然用意不同，一样的没有什么用处。玄同平常不务苛求，有所忠告必以谅察为本，务为受者利益计算，亦不泛泛徒为高论，我最觉得可感，虽或未能悉用，而重违其意，恒自警惕，总期勿太使他失望也。今玄同往矣，恐遂无复有能规诫我者。这里我只是少讲私人的关系，深愧不能对于故人的品格学问有所表扬，但是我于此破了二年来不说话的戒，写下这一篇文章，在我未始不是一个大的决意，姑以是为故友纪念可也。民国廿八年，四月廿八日。”

    这里须要补说一句，那部李先生的遗书“九通”，是卖给当时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所谓祖君就是学校的秘书赵祖欣氏，现在还在北京，虽然在胜利后学校仍然归并于师范大学，可是图书馆里的书大概是仍然存在的吧。

    一六六 北大感旧录十二

    上面所说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但是这里想推广一点开去，稍为谈谈职员方面，这里第一个人自然便是蔡校长了，第二个是蒋梦麟，就是上文一六四节玄同的信里所说的“茭白先生”，关于他也有些可以谈的，但其人尚健在，这照例是感旧录所不能收的了。

    十五，蔡孑民 蔡孑民名元培，本字鹤卿，在清末因为讲革命，改号孑民，后来一直沿用下去了。他是绍兴城内笔飞衖的人，从小时候就听人说他是一个非常的古怪的人，是前清的一个翰林，可是同时又是乱党。家里有一本他的朱卷，文章很是奇特，篇幅很短，当然看了也是不懂，但总之是不守八股的规矩，后来听说他的讲经是遵守所谓公羊家法的，这是他的古怪行径的起头。他的主张说是共产公妻，这话确是骇人听闻，但是事实却正是相反，因为他的为人也正是与钱玄同相像，是最端正拘谨不过的人，他发起进德会，主张不嫖，不赌，不娶妾，进一步不作官吏，不吸烟，不饮酒，最高等则不作议员，不食肉，很有清教徒的风气。他是从佛老出来经过科学影响的无政府共产，又因读了俞理初的书，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守节，那么这种谣言之来也不是全无根据的了。可是事实呢，他到老不殖财，没有艳闻，可谓知识阶级里少有人物，我们引用老辈批评他的话，做一个例子。这是我的受业师，在三味书屋教我读《中庸》的寿洙邻先生，他以九十岁的高龄，于去年逝世了，寿师母分给我几本他的遗书，其中有一册是《蔡孑民言行录》下，书面上有寿先生的题字云：

    “孑民学问道德之纯粹高深，和平中正，而世多訾嗷，诚如庄子所谓纯纯常常，乃比于狂者矣。”又云：

    “孑民道德学问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实践之，加以不择壤流，不耻下问之大度，可谓伟大矣。”这些赞语或者不免有过高之处，但是他引庄子的话说是纯纯常常，这是很的确的，蔡孑民庸言庸行的主张最好发表在留法华工学校的讲义四十篇里，只是一般人不大注意罢了。他在这里偶然说及古今中外，这也是很得要领的话。三四年前我曾写过一篇讲蔡孑民的短文，里边说道：

    “蔡孑民的主要成就，是在他的改革北大。他实际担任校长没有几年，做校长的时期也不曾有什么行动，但他的影响却是很大的。他的主张是‘古今中外’一句话，这是很有效力，也很得时宜的。因为那时候是民国五六年，袁世凯刚死不久，洪宪帝制虽已取消，北洋政府里还充满着乌烟瘴气。那时是黎元洪当总统，段祺瑞做内阁总理，虽有好的教育方针，也无法设施。北京大学其时国文科只有经史子集，外国文只有英文，教员只有旧的几个人，这就是所谓‘古’和‘中’而已，如加上‘今’和‘外’这两部分去，便成功了。他于旧人旧科目之外，加了戏曲和小说，章太炎的弟子黄季刚，洪宪的刘申叔，尊王的辜鸿铭之外，加添了陈独秀胡适之刘半农一班人，英文之外也添了法文德文和俄文了。古今中外，都是要的，不管好歹让它自由竞争，这似乎也不很妥当，但是在那个环境里，非如此说法，‘今’与‘外’这两种便无法存身，当作策略来说，也是必要的。但在蔡孑民本人，这到底是一种策略呢，还是由衷之言，也还是不知道，（大半是属于后者吧，）不过在事实上是奏了效，所以就事论事，这古今中外的主张在当时说是合时宜的了。

    但是，他的成功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学校里边先有人表示不满，新的一边还没有表示排斥旧的意思，旧的方面却首先表示出来了。最初是造谣言，因为北大最初开讲元曲，便说在教室里唱起戏文来了，又因提倡白话文的缘故，说用《金瓶梅》当教科书了。其次是旧教员在教室中谩骂，别的人还隐藏一点，黄季刚最大胆，往往昌言不讳。他骂一般新的教员附和蔡孑民，说他们‘曲学阿世’，所以后来滑稽的人便给蔡孑民起了一个绰号叫做‘世’，如去校长室一趟，自称去‘阿世’去。知道这个名称，而且常常使用的，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诸人，鲁迅也是其中之一，往往见诸书简中，成为一个典故。报纸上也有反响，上海研究系的《时事新报》开始攻击，北京安福系的《公言报》更加猛攻，由林琴南来出头，写公开信给蔡孑民，说学校里提倡非孝，要求斥逐陈胡诸人。蔡答信说，《新青年》并未非孝，即使有此主张也是私人的意见，只要在大学里不来宣传，也无法干涉。林氏老羞成怒，大有借当时实力派徐树铮的势力来加迫压之势，在这时期五四风潮勃发，政府忙于应付大事，学校的新旧冲突总算幸而免了。”

    我与蔡孑民平常不大通问，但是在一九三四年春间，却接到他的一封信，打开看时乃是和我茶字韵的打油诗三首，其中一首特别有风趣，现在抄录在这里，题目是——“新年，用知堂老人自寿韵”，诗云：

    新年儿女便当家，不让沙弥袈了裟。（原注，吾乡小孩子留发一圈而剃其中边者，谓之沙弥。《癸巳存稿》三，《精其神》一条引经了筵阵了亡等语，谓此自一种文理。）

    鬼脸遮颜徒吓狗，龙灯画足似添蛇。

    六幺轮掷思赢豆，数语蝉联号绩麻。（吾乡小孩子选炒蚕豆六枚，于一面去壳少许谓之黄，其完好一面谓之黑，二人以上轮掷之，黄多者赢，亦仍以豆为筹马。以成语首字与其他末字相同者联句，如甲说“大学之道”，乙接说“道不远人”，丙接说“人之初”等，谓之绩麻。）

    乐事追怀非苦语，容吾一样吃甜茶。（吾乡有“吃甜茶，讲苦话”之语。）

    署名则仍是蔡元培，并不用什么别号。此于游戏之中自有谨厚之气，我前谈《春在堂杂文》时也说及此点，都是一种特色。他此时已年近古希，而记叙新年儿戏情形，细加注解，犹有童心，我的年纪要差二十岁光景，却还没有记得那样清楚，读之但有怅惘，即在极小的地方前辈亦自不可及也。

    此外还有一个人，这人便是陈仲甫，他是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也是在改革时期的重要脚色。但是仲甫的行为不大检点，有时涉足于花柳场中，这在旧派的教员是常有的，人家认为当然的事，可是在新派便不同了，报上时常揭发，载陈老二抓伤妓女等事，这在高调进德会的蔡孑民，实在是很伤脑筋的事。我们与仲甫的交涉，与其说是功课上倒还不如文字上为多，便是都与《新青年》有关系的，所以从前发表的一篇《实庵的尺牍》，共总十六通，都是如此。如第十二是一九二〇年所写的，末尾有一行道：

    “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在那时候他还只看得《孔乙己》和《药》这两篇，就这样说了，所以他的眼力是很不错的。九月来信又说：

    “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等到《呐喊》在一九二二年的年底编成，第二年出版，这已经在他说话的三年之后了。

    一六七 道路的记忆一

    凡是一条道路，假如一个人第一次走过，一定会有好些新的发见，值得注意，但是过了些时候却也逐渐的忘记了。可是日子走得多了，情形又有改变，许多事情不新鲜了，然而有一部分事物因为看得长久了，另外发生一种深切的印象，所以重又记住，这却是轻易不容易忘记，久远的留在记忆里。我所想记者便是这种事情，姑且以最熟习的往两个大学去的路上为例，这就是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自南至北，自西至东，差不多京师的五城都已跑遍了，论时则长的有二十年，短的也有十年，与今日相去也已有三十年光景，所以殊有隔世之感了，现在就记得的记录一点下来，未始不是怀古的好资料吧。

    北京大学从前在景山东街，后来改称第二院，新建成的宿舍作为第一院，在汉花园，因为就是沙滩的北口，所以也笼统称为沙滩。这是在故宫的略为偏东北一点的地方，即是北京的中央，以前警厅称为中一区的便是。可是我的住处却换了两处，民国六年至八年（一九一七——一九一九）住在南半截胡同，位于宣武门外菜市口之南，往北大去须朝东北，但以后住在现今的地方，是西直门内新街口之西，所以这又须得朝着东南走了。这两条线会合在北大，差不多形成一个钝角，使我在这边线上看得一个大略，这是很有意思的，叫我至今不能忘记。

    往北大去的路线有好几条，大意只是两种，即是走到菜市口之后，是先往东走呢，还是先往北走？现在姑且说头一种走法，即由菜市口往骡马市走去，——这菜市口当时的印象就不很好，在现今大约都已不记得了吧，虽然在民国以来早已不在那里杀人，但是庚子时候的杀五大臣，戊戌的杀“六君子”，都是在那里，不由人不联想起来，而那个饱经世变的“西鹤年堂”却仍是屹立在那边，更令人会幻想起当时的情景，不过这只是一转瞬就过去了。往东走到虎坊桥左近，车子就向北走进五道庙街，以后便一直向东向北奔去。这中间经过名字很怪的李铁拐斜街，走到前门繁盛市街观音寺街和大栅栏，——大栅栏因为行人太多，所以车子不大喜欢走，大抵拐湾由廊房头条进珠宝市，而出至正阳门了。这以后便没有什么问题，走过了天安门广场，在东长安街西边便是南池子接北池子这条漫长的街道，走完了这街就是沙滩了。

    第二种走法是先往北走，就是由菜市口一直进宣武门，通过单牌楼和四牌楼，——这些牌楼现在统没有了，但是在那时候都还是巍然在望的。说起西四牌楼来，这也是很可怕的地方，因为明朝很利用它为杀人示众之处，不，不只是杀而是剐，据书中记录明末将不孝继母的翰林郑鄤，钦命剐多少刀的，就是在这个写着“大市街”的牌楼的中间。现在没有这些牌楼了，到也觉得干净，虽然记忆还不能抹拭干净，看来崇祯的倒楣实在是活该的，他的作风与洪武永乐相去不远，后人记念他，附会他是朱天君，乃是因为反对满清的缘故罢了。朝北走到西四牌楼，这已经够了，以后便是该往东走，但是因为中间有一个北海和中南海梗塞着，西城和中城的交通很是不方便，笼总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由西单牌楼拐弯，顺着西长安街至天安门，一条则是由西四牌楼略南拐弯，顺着西安门大街过北海桥，至北上门，这是故宫的后门，北边便是景山，中间也可以通过。虽说这两条路一样的可以走得，但是拉车的因为怕北海桥稍高，（解放后重修，这才改低了，）所以不大喜欢走这条路，往往走到西单牌楼，便取道西长安街，在不到天安门的时候就向北折行，进南长街去了。南长街与北长街相连接，是直通南北的要道，与南北池子平行，是故宫左右两侧的唯一的通路，不过它通到北头，离沙滩还隔着一程，就是故宫的北边这一面，现在称为景山前街的便是。在这段街路上，虽然不到百十丈远，却见到不少难得看见的情景，乃是打发到玉泉山去取御用的水回来的驴车，红顶花翎的大官坐着马车或是徒步走着，成群的从北上门退出，乃是上朝回来的人，这些都是后来在别的地方所见不到的东西，但是自从搬家到西北城之后，到北大去不再走这条道路，所以后来也就没有再见的机会了。

    从外城到北大去，随便在外边叫一辆洋车，走路由车夫自愿，无论怎样走都好，但是平均算来总有一半是走前门的，所以购买东西很是方便，不必特别上街去，那时买日用杂货的店铺差不多集中前门一带，只有上等文具则在琉璃厂，新书也以观音寺街的青云阁最为齐备，楼上也有茶点可吃，住在会馆里的时候几乎每星期日必到那里，记得小吃似乎比别的地方为佳，不过那都是“五四”以前的事，去今已是四十多年了。

    从西北城往北大的路，与上边所说正是取相反的方向，便是一路只从东南走去，这路只有一条，即是进地安门即后门出景山后街，再往东一拐即是景山东街了，此外虽然还有走西安门大街的一条路，但那似乎要走远一点，所以平常总是不大走。这一条从新街口到后门的路本来也很平凡，只是我初来北京往访蔡校长的时候，曾经错走过一次，所以觉得很有意思，不过那是出地安门来的就是了。后来走的是从新街口往南，在护国寺街东折，沿着定府大街通往龙头井，迤往南便是皇城北面的大路了。这一路虽是冷静平凡，可是变迁很多，也很值得讲。第一是护国寺，这里每逢七八有庙会，里边什么统有，日常用品以及玩具等类，茶点小吃，演唱曲艺，都是平民所需要的，无不具备，来玩的人真是人山人海，终年如此。这称为西庙，与东城隆福寺称作东庙的相对，此外西城还有白塔寺也有庙会，不过那是规模很小，不能相比了。第二是定府大街，后来改称定阜大街，原来是以王府得名，这就是清末最有势力的庆王的住宅，虽是在民国以后却还是很威风，门前站着些卫兵，装着拒马。后来将东边地方卖给天主教人，建造起辅仁大学，此后他们的威势似乎渐渐的不行了。第三是那条皇城北面的街路，当初有高墙站在那里，墙的北边是那马路，车子沿着墙走着，样子是够阴沉沉的，特别在下雪以后，那靠墙的一半马路老是冰冻着，到得天暖起来这一半也总是湿淋淋的，这个印象还是记得。那里从前通什刹海的一座石桥就有一部分砌在墙内，便称作西压桥，和那东边的桥相对，那边的桥不被压着，所以称为东不压桥。西压桥以北是什刹海，乃是明朝以来的名胜，到了民国以后也还是人民的公园，特别是在夏季，兴起夏令市场，摆些茶摊点心铺，买八宝莲子粥最有名，又有说书歌唱卖技的处所，可以说是平民的游乐地。我虽然时常走过，远闻鼓乐声，看大家熙来攘往的，就可惜不曾停了车子，走去参加盛会，确实是一回遗憾的事情。

    一六八 道路的记忆二

    我是从民国十一年才进燕京大学去教书，至二十年退出，在这个期间我的住处没有变动，但是学校却搬了家，最初是在崇文门内盔甲厂，乃是北京内城的东南隅，和我所住的西北城正成一条对角线，随后迁到西郊的海甸，却离西直门很远，现今公共汽车计有十站，大约总有十几里吧。但是当初在城里的时候，这条对角线本来也不算近，以前往北大去曾经试验步行过，共总要花一个钟头，车子则只要三十分钟，若是往燕大去车子要奔跑一个钟头，那么是北大的二倍了。我在那边上课的时间都是排在下午，可以让我在上午北大上完课之后再行前去，中午叫工友去叫一盘炒面，外带两个“窝果儿”即是氽鸡子来，只要用两三角钱就可以吃饱，但是也有时来不及吃，只可在东安市场买两个鸡蛋糕的卷子，冬天放下车帘一路大吃，等得到来也就可以吃完了。从北大走去，那条对角线恰是一半，其路线则由汉花园往南往东，或者取道北河沿，或者由翠花胡同出王府大街，反正总要走过东安市场所在的东安门的。说起东安门来也有复辟时记忆留着，那朝西北的门洞边上有着枪弹的痕迹，即是张勋公馆的辫子兵所打出来的，不过现在东安门久已拆除，所以这些遗迹已全然不见了。自东安市场以至王府井大街，再往东便是东单牌楼了，那是最为繁盛的地方，买什么东西都很方便，那时虽然不再走过前门，可是每星期总要几回走过东单，就更觉得便利了。东单牌楼往南走不多远，就得往东去，或在苏州胡同拐湾再转至五老胡同，或者更往南一点进船板胡同钓饵胡同，出去便是沟沿头，它的南端与盔甲厂相接。说也奇怪，这北京东南的地方在我却是似曾相识，因为在五年前复辟的时候，我们至东城避难，而这家旅馆乃是恰在船板胡同的陋巷里。我们在那里躲了几天，有时溜出去买英文报看，买日本点心吃，所以在附近的几条胡同里也徘徊过，如今却又从这里经过，觉得很有意思。我利用来东城的机会，时常照顾的是八宝胡同的青林堂日本点心铺，东单的祥泰义食料铺，买些法国的蒲桃酒和苦艾酒等。傍晚下课回来，一直要走一个多钟头，路实在长得可以，而且下午功课要四点半钟才了，冬天到了家里要六点钟了，天色已经昏黑，颇有披星带月之感，幸而几年之后学校就搬了家，又是另外一种情形了。

    燕京大学的新校址在西郊篓斗桥地方，据说是明朝米家的花园叫做勺园，不过木石均已无复存留，只有进门后的一座石桥，大概还是旧物吧。现在已改为北京大学，建筑已很有增加，但是大体上似乎还无什么改变。往海甸去的道程已有许多不同吧，就当时的状态来说，有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十月三十日所写的一封通信，登在《语丝》上面，题曰“郊外”，可以看见其时北京的一点情形，今抄录于下：

    “燕大开学已有月余，我每星期须出城两天，海甸这一条路已经有点走熟了。假定上午八时出门，行程如下，即十五分高亮桥，五分慈献寺，十分白祥庵南村，十分叶赫那拉氏坟，五分黄庄，十五分海甸北篓斗桥到。今年北京的秋天特别好，在郊外的秋色更是好看，我在寒风中坐在洋车上远望鼻烟色的西山，近看树林后的古庙以及河边一带微黄的草木，不觉过了二三十分的时光。最可喜的是大柳树南村与白祥庵南村之间的一段S字形的马路，望去真与画图相似，总是看不厌。不过这只是说那空旷没有人烟的地方，若是市街，例如西直门外或海甸镇，那是很不愉快的，其中以海甸为尤甚，道路破坏污秽，两旁沟内满是垃圾以及居民所倾倒出来的煤球灰，全是一副没人管理的地方的景象。街上三三五五遇见灰色的人们，学校或商店的门口常贴着一条红纸，写着什么团营连等字样。这种情形以我初出城时为最甚，现在似乎少好一点了，但是还未全去。我每经过总感到一种不愉快，觉得这是占领地的样子，不像是在自己的本国走路，我没有亲见过，但常常冥想欧战时比利时等处或者是这个景象吧。海甸的莲花白酒是颇有名的，我曾经买过一瓶，价贵而味仍不甚佳，我不喜欢喝它。我总觉得勃阑地最好，但是近来有什么机制酒税，价钱大涨，很有点买不起了。——城外路上还有一件讨厌的东西，便是那纸烟的大招牌。我并不一定反对吸纸烟，就是竖招牌也未始不可，只要弄得好看一点，至少也要不丑陋，而那些招牌偏偏都是丑陋的。把这些粗恶的招牌立在占领地似的地方，倒也是极适合的罢？”

    那时候正是“三一八”之年，这时冯玉祥的国民军退守南口，张作霖的奉军和直鲁军进占北京，上面所说便是其时的情形，也就是上文说过的履霜坚冰至的时期了。

    我在燕京前后十年，以我的经验来说，似乎在盔甲厂的五年比较更有意思。从全体说起来，自然是到海甸以后，校舍设备功课教员各方面都有改进，一切有个大学的规模了，但我觉得有点散漫，还不如先前简陋的时期，什么都要紧张认真，学生和教员的关系也更为密切。我觉得在燕大初期所认识的学生中间有好些不能忘记的，过于北大出身的人，而这些人又不是怎么有名的，现在姑且举出一个已经身故的人出来，这人便是画家司徒乔。他在民国十四年六月拟开一次展览会，叫我写篇介绍，我是不懂画和诗的，但是写了一篇《司徒乔所作画展览会的小引》在报上发表了，其词曰：

    “司徒君是燕京大学的学生。他性喜作画，据他的朋友说，他作画比吃饭还要紧。他自己说，他所以这样的画，自有他不得不画的苦衷，这便因为他不能闭着眼睛走路。我们在路上看见了什么，回来就想对朋友说说，他也就忍不住要把它画出来。我是全然不懂画的，但他作画的这动机我觉得还能了解，因为这与我们写文章是一致的。司徒君画里的人物大抵是些乞丐，驴夫和老头子，这是因为他眼中的北京是这样，虽然北京此外或者还有别的好东西，大家以为好的物与人。有一天，我到他宿舍里去，看见他正在作画，大乞丐小乞丐并排着坐在他的床沿上，——大的是瞎了眼的，但听见了声音，赶紧站了起来。我真感觉不安，扰乱了他们正经工作。我又见到一张画好了的老头儿的头部，据说也是一个什么胡同的老乞丐，在他的皱纹和须发里真仿佛藏着四千年的苦辛的历史。我是美术的门外汉，不知道司徒君的画的好坏，只觉得他这种作画的态度是很可佩服的。现在他将于某日在帝王庙展览他的绘画，我很愿意写几句话做个介绍，至于艺术上的成就如何，届时自有识者的批判，恕我不能赞一辞了。”

    那时他的宿舍也就是在盔甲厂附近的一间简陋的民房，后来在西郊建起新的斋舍，十分整齐考究，可是没有那一种自由，他也没有在那里念书了。民国廿三年（一九三四）他外游归来，回到北京来看我，给我用炭画素描画了一幅小像，作我五十岁的纪念，这幅画至今保存，挂在旧苦雨斋的西墙上，我在燕大教书十年，得到这一幅画作纪念，这实在是十分可喜的事情了。

    一六九 女子学院

    我刚写下了上边这个题目，心里不禁苦笑道：又是女学校！我几乎怀疑自己是相信那不可知的运命的，特别是所谓华盖运，吾乡老百姓则读如“镬盖”，谓像锅盖似的盖在头上，无从摆脱，这又多少近于日本相法上的所谓女难，则是说为了女人的缘故而受到灾祸。运命是不可能有的，但是偶尔的遭逢，以后便纠缠不了，虽然不是恋爱的关系，拖在里边总是很不愉快的。当初在女高师当讲师，因为同情学生反对婆婆式的女校长，略加援助，可是做到校长可以更换，却没有法子保证别人不谋继任，结果只可任其演变，后来主要的人们都走开了，落得留京的一两个人担起女师大的牌子，和任可澄林素园相周旋，被他们叫一通共产党，赶出门来了事。日前与徐耀辰君谈到那时的事，还是觉得很可发笑的。多管女学校的事，结果要被人家利用为自费的打手的，很好的经验摆在眼前，却又要重蹈覆辙，这如不是成心自找麻烦，不能不说是命该如此了。可是这一回的事却与女师大无关，倒是从和它反对的方面来的，因为女子学院乃是后来改定的名称，它的前身实在即是章士钊任可澄在女师大的废墟上办起来的那个女子大学。

    蒋介石的北伐成功了，南北统一，但是这个革命政府事实上已投降了帝国主义了，愿意在上海近旁建立南京政府，不想往北方来，并且为的表示正统关系，取消北京字面，改地名为北平，这北平本是“古已有之”的地名，未始不可以用，但是他们的用意乃是北方安宁，这就不大好了。北京旧有的学校也经过了一番改组，将几个大学专科一总组成一个北平大学，校长大概仍是蔡孑民，易培基似乎已经没有办女学校的兴趣，因为那时已经做了故宫博物馆馆长了，大学各学院长乃由李石曾派下的国民党新贵来担任。经利彬做了理学院长，张凤举做了文学院长，但是他们却不能一帆风顺的到任，因为政府取消了北京大学的名义，北大出身的人都很反对，而且有些人在国民党政府里颇有势力，所以这种气势是不可以轻视的。因此北京男女师大以及农工各专科已经次第开学，北大的文理两院拒绝新院长去接收，一直僵持着，院长不能到院倒也罢了，中间却有第三者也吃了亏，这便是预备着归并到北大文理两院里去的旧女子大学学生了。因为当初有历史的关系，既然不能把她们并在女师大，只得将她们分为文理两组，并合在北大里边去，现在北大不能开学，所以她们也连带的搁了浅。新院长聘定刘半农为国文系主任，温源宁为英文系主任，（余从略，）预备先办文学院分院，给她们上课，校址设在西城根的众议院旧址，但是刘半农辞不肯就，因为他是反对取消北大的，所以他的意思我也赞同，不过为的早点开办分院，张凤举和我商量，叫我代理半农的主任职务，安排功课，我就答应了。随后半农给我打电话来，说女子大学是我们所一向反对的，怎么给她们去当主任，责备我不应该去，我当即答覆他，从前虽然女子大学可是现在改组了，我们去接收过来，为什么去不得，我还劝他自己去，可是他还是不同意，但是没得话说了，后来他究竟去做了女子学院的院长，可见并不固执原来的意见了。这个机关起头叫做文理分院，里边两个院主任，分治其事，随后在保存北京大学后，作为北平大学女子学院，又改为女子文理学院，但那时我却已早不在那里了。

    文理分院的开设是在众议院旧址，那就是后来法学院的第一院，可能是一时借用的，可是法学院一再要求归还，因为难找到适宜地方，迁延下来到了第二年春天，那即是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也就是五四的十年后了，法学院终于打了进来，武力接收了校址，教员们也连带的被拘了小半天，给我有写一篇愉快的散文的机会，而学校却因祸得福，将破烂的众议院换得了一座华丽的九爷府，本是前清的旧王府，后为杨宇霆所得，女子学院由杨家以廉价租来的，至今岿然在朝阳门大街的北边，是科学院的一所办公地址。担任过女子学院院长的有经利彬，刘半农，沈尹默，那是以北平大学校长兼任的，最后是许寿裳，随后这学校即就没有了。

    一七〇 在女子学院被囚记

    这就是我所做的所谓愉快的散文，是记述民国十八年四月十九日法学院学生袭击女子学院的事的，因为记的颇是详细，便将原文抄录于下：

    “四月十九日下午三时我到国立北平大学女子学院（前文理分院）去上课，到三点四十五分时分忽然听见楼下一片叫打声，同学们都惊慌起来，说法学院学生打进来了。我夹起书包，书包外面还有一本新从邮局取来的Lawall的《药学四千年史》，到楼下来一看，只见满院都是法学院学生，两张大白旗，（后来看见上书‘国立北京法政大学’，）进来之后又拿往大门外去插，一群男生扭打着一个校警，另外有一个本院女生上去打钟，也被一群男生所打。大约在这时候，校内电话线被剪断，大门也已关闭了，另外有一个法学院学生在门的东偏架了梯子，爬在墙上瞭望，干江湖上所谓把风的勾当。我见课已上不成，便预备出校去，走到门口，被几个法学院男生挡住，说不准出去。我问为什么，他们答说没有什么不什么，总之是不准走。我对他们说，我同诸君辩论，要求放出，乃是看得起诸君的缘故，因为诸君是法学院的学生，是懂法律的。他们愈聚愈多，总有三四十人左右，都嚷说不准走，乱推乱拉，说你不用多说废话，我们不同你讲什么法，说什么理。我听了倒安了心，对他们说道，那么我就不走，既然你们声明是不讲法不讲理的，我就是被拘被打，也决不说第二句话。于是我便从这班法学院学生丛中挤了出来，退回院内。

    我坐在院子里东北方面的铁栅栏上，心里纳闷，推求法学院学生不准我出去的缘故。在我凡庸迟钝的脑子里，费了二三十分钟的思索，才得到一线光明：我将关门，剪电话，把风这几件事连起来想，觉得这很有普通抢劫时的神气，因此推想法学院学生拘禁我们，为的是怕我们出去到区上去报案。是的，这倒也是情有可原的，假如一面把风，剪电话，一面又放事主方面的人出去，这岂不是天下第一等的笨贼的行为么？

    但是他们的战略似乎不久又改变了。大约法学院学生在打进女子学院来之后，已在平津卫戍总司令部，北平警备司令部，北平市公安局都备了案，不必再怕人去告状，于是我们教员由事主一变而为证人，其义务是在于签名证明法学院学生之打进来得非常文明了。被拘禁的教员就我所认识，连我在内就有十一人，其中有一位唐太太，因家有婴孩须得喂奶，到了五时半还不能出去，很是着急，便去找法学院学生要求放出。他们答说，留你们在这里，是要你们会同大学办公处人员签字证明我们文明接收，故须等办公处有人来共同证明后才得出去。我真诧异，我有什么能够证明，除了我自己同了十位同事被拘禁这一件事以外？自然，法学院男生打校警，打女子学院学生，也是我这两只眼睛所看见，——喔，几乎忘记，还有一个法学院男生被打，这我也可以证明，因为我是在场亲见的。我亲见有一个身穿马褂，头戴瓜皮小帽，左手挟一大堆讲义之类的法学院学生，嘴里咕噜着，向关着的大门走去，许多法学院男生追去，叫骂喊打，结果是那一个人陷入重围，见西边一个拳头落在瓜皮帽的上头，东边一只手落在瓜皮帽的旁边，未几乃见此君已无瓜皮帽在头上，仍穿马褂挟讲义，飞奔的逃进办公的楼下，后面追着许多人，走近台阶而马褂已为一人所扯住，遂蜂拥入北边的楼下，截至我被放免为止，不复见此君的踪影。后来阅报知系法学院三年级生，因事自相冲突，几至动武云。我在这里可以负责声明，原文几至二字绝对错误，事实是大动其武，我系亲见，愿为证明，即签名盖印，或再画押，加盖指纹亦可，如必要时须举手宣誓，亦无不可也。

    且说法学院学生不准唐太太出去，不久却又有人来说，如有特别事故，亦可放出，但必须在证明书上签名，否则不准。唐太太不肯签名，该事遂又停顿。随后法学院学生又来劝谕我们，如肯签字即可出去，据我所知，沈士远先生和我都接到这种劝谕，但是我们也不答应。法学院学生很生了气，大声说他们不愿出去便让他们在这里，连笑带骂，不过这都不足计较，无须详记。那时已是六时，大风忽起，灰土飞扬，天气骤冷，我们立在院中西偏树下，直至六时半以后始得法学院学生命令放免，最初说只许单身出去，车仍扣留，过了好久才准洋车同去，但这只以教员为限，至于职员仍一律拘禁不放。其时一同出来者为沈士远陈逵俞平伯沈步洲杨伯琴胡浚济王仁辅和我一共八人，此外尚有唐赵丽莲郝高梓二女士及溥侗君当时未见，或者出来较迟一步，女子学院全体学生则均鹄立东边讲堂外廊下，我临走时所见情形如此。

    我回家时已是七点半左右。我这回在女子学院被法学院学生所拘禁，历时三点多钟之久，在我并不十分觉得诧异，恐慌，或是愤慨。我在北京住了十三年，所经的危险已不止一次，这回至少已经要算是第五次，差不多有点习惯了。第一次是民国六年张勋复辟，在内城大放枪炮，我颇恐慌，第二次民国八年六三事件，我在警察厅前几乎被马队所踏死，我很愤慨，在《前门遇马队记》中大发牢骚，有马是无知畜生，但马上还有人，不知为甚这样胡为之语。以后遇见章士钊林素园两回的驱逐，我简直看惯了，刘哲林修竹时代我便学了乖，做了隐逸，和京师大学的学生殊途同归的屈伏了，得免了好些危险。现在在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学生手里吃了亏，算来是第五次了，还值得什么大惊小怪？我于法学院学生毫无责难的意思，他们在门口对我声明是不讲法不讲理的，这岂不是比郑重道歉还要切实，此外我还能要求什么呢？但是对于大学当局，却不能就这样就轻轻的放过，结果由我与陈沈俞三君致函北平大学副校长质问有无办法，能否保障教员以后不被拘禁，不过我知道这也只是这边的一种空的表示罢了，当局理不理又谁能知道，就是答覆也还不是一句空话么？

    打开天窗说亮话，这回我的被囚实在是咎由自取，不大能怪别人。诚如鼎鼎大名的毛校长所说，法学院学生要打进女子学院去，报上早已发表，难道你们不知道么？是的，知道原是知道的，而且报上也不止登过一二回了，但是说来惭愧，我虽有世故老人之称，实在有许多地方还是太老实，换句话说就是太蠢笨。我听说法学院学生要打进来，而还要到女子学院去上课，以致自投罗网，这就因为是我太老实，错信托了教育与法律。当初我也踌躇，有点不大敢去，怕被打在里边，可是转侧一想，真可笑，怕什么？法学院学生不是大学生而又是学法律的么？怕他们真会打进来，这简直是侮辱他们！即使是房客不付租金，房东要收回住屋，也只好请法院派法警去勒令迁让，房东自己断不能率领子侄加雇棒手直打进去的，这在我们不懂法律的人也还知道，何况他们现学法律，将来要做法官的法学院学生，哪里会做出这样的勾当来呢？即使退一百步说，他们说不定真会打进来，但是在北平不是还有维持治安保护人民的军警当局么？不要说现今是暗地戒严，即在平时，如有人被私人拘禁或是被打了，军警当局必定出来干涉，决不会坐视不救的。那么，去上课有什么危险，谁要怕是自己糊涂。我根据了这样的妄想，贸贸然往女子学院去上课，结果是怎样？法学院学生声明不讲法不讲理，这在第一点上证明我是愚蠢，但我还有第二点的希望。我看法学院学生忙于剪电话，忙于把风，觉得似乎下文该有官兵浩浩荡荡的奔来，为我们解围，因此还是乐观。然而不然。我们侥天之幸已经放出，而一日二日以至多少日，军警当局听说是不管。不能管呢，不肯管呢，为什么不，这些问题都非我所能知，总之这已十足证明我在第二点上同样的是愚蠢了。愚蠢，愚蠢，三个愚蠢，其自投罗网而被拘禁也岂不宜哉。虽然，拘禁固是我的愚蠢之惩罚，但亦可为我的愚蠢之药剂。我得了这个经验，明白的知道我自己的愚蠢，以后当努力廓清我心中种种虚伪的妄想，纠正对于教育与法律的迷信，清楚的认识中国人的真相，这是颇有意义，很值得做的一件事，一点儿代价算不得什么。我在这里便引了《前门遇马队记》的末句作结：

    ‘可是我决不悔此一行，因为这一回所得的教训与觉悟比所受的侮辱更大。’

    中华民国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于北平。”

    这是被囚以后的第六天所写，在这几天里头我们几个人分班去找北平的军政要人，有人专找商震，我则同三四个人专门访北平大学，问有什么解决办法。那时是北平大学总管华北教育，任这重要职责的是北平大学副校长李书华，我们着实不客气的追问他，特别是沈士远，他说没有办法，便质问既然没有办法管，那么为什么不辞职呢？这样的逼他，却终于没有逼出一句负责的话来，我那时的印象便是十足的泥塑木雕，这大概也是一种官僚气，不过是属于消极的一方面就是了。有时候乘夜去访问他，客人种种责难，主人还是必恭必敬的陪着，直至深夜并无倦容，觉得实在无法可想，这其时新校舍渐有着落，所以还是我们方面知难而退，不敢再去找他们了。不过老实的说，这北伐成功后的教育家给我们的印象实在是不大好，正如法学院学生所给的印象不大好是一样。

    一七一 北伐成功

    北伐成功是近年的一件大事，中国南北总算统一了，但这只是从表面上看的话，若是在事实上却是给人民带来很大的灾难，因为这乃是蒋介石专政的起头，犹如辛亥革命之于袁世凯，民六打倒复辟之于段祺瑞一样，事情很好可是结果却是很坏的。在北伐还只有一半胜利的时候，就来了一个凶残的清党，就给予人以不祥的印象，唯北方的人民久已厌弃北洋政府，犹以为彼善于此，表示欢迎，然识者早知其不能久长了。我的朋友里边，马隅卿因为身任孔德校务，直接受到压迫，故盼望尤切，在北京为第一个竖起青天白日旗来的学校，其老兄幼渔人很老实，乃私下对友人说，下回继北洋派而倒楣的便是国民党了。这一看好像是知识阶级常有的历史循环观，所谓盛极必衰的道理，其实是不尽然，是从他反动的开头就可以知道了。那时我做了一篇《国庆日颂》，也表示差不多的意思的：

    “第十七回的中华民国国庆日到来了，我们应该怎样祝贺它，颂祷它才好呢？

    以前的国庆日是怎么的过去的呢？恕我记性不好，有点记不明白了，勉强只记得近两年的事，现在记录出来，以资比较。

    十五年十月十日我做过一篇小文，题曰‘国庆日’，是通信的形式，文曰：

    ‘子威兄：今日是国庆日。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像国庆，除了这几张破烂的五色旗。旗的颜色本来不好，市民又用杂色的布头来一缝，红黄蓝大都不是正色，而且无论阿猫阿狗有什么事，北京人就奉命乱挂国旗，不成个样子，弄得愈挂国旗愈觉得难看，令人不愉快。其实，北京人如不挂旗，或者倒还像一点也未可知。

    去年今日是故宫博物院开放，我记得是同你和徐君去瞻仰的。今年听说不开放了，而开放了历史博物馆。这倒也很妙的。历史博物馆是在午门楼上，我们平民平常是上不去的，这回开放拿来作十五年国庆的点缀，可以说是唯一适宜的小点缀吧。但是我却终于没有去。

    国庆日的好处是可以放一天假，今年却不凑巧正是礼拜日，糟糕糟糕。’

    十六年国庆日我也写有一篇《双十节的感想》，登在《语丝》第一五四期上，可是这期《语丝》就禁止了，在北京不曾得见天日。那一天我同徐君往中央公园去看光社展览会，见了两件特别的事情，所以发生了一点感想。这事情是什么呢？一件是公园门口有许多奉军三四方面军团宣传部员，洋装先生和剪发女士，分发各种白话传单，一件是许多便服侦探在端门外聚集野餐。这当时使我大吃一惊。一面深感在中国生存之不易，到处要受到监伺，危机四伏，既将睹书坊伙计而心惊，亦复遇煤铺掌柜而胆战，令人有在火山上之感焉。一面我又有点乐观，觉得这宣传部员很有一番新气象，北方的禁白话禁剪发的复古的反动大约只是旧派的行为，不见得会长久行下去。这样荏苒的一年过去，恐慌也有时似乎不恐慌，乐观也有时似乎不乐观，于是到了民国十七年的国庆日了。

    今年的国庆日是在青天白日旗里过的了，这自然就很够可喜了。即使没有政治的意义，我也反对那不好看的五色旗，虽然因此受到国家主义者的怨恨也并不反悔。现在这张旗换掉了，而且北海桥上的高墙也已拆去，这就尽够使我喜欢了，我已经获得了一个不曾有过的好的国庆日，此外哪敢还有什么别的奢望呢。我为表示我的真诚，将于是日正午敬干一杯白干，以贺民国十七年的国庆日，并以凭吊十七年前的今日武昌死难的诸烈士之灵。

    然而，这国庆日又即是国府九十八次会议决定明令规定的孔子纪念日，却是不凑巧之至。从这一边看固然是少放假一天的损失，从那一边看又可以说是复古的反动之吉兆。正如三四年前远远的听东北方面的读经的声浪，不免有戒心一样，现在也仿佛听见有相类的风声起于西南或东南，不能不使人有‘杞天之虑’。禁白话，禁女子剪发，禁男女同学等等，这决不是什么小问题，乃是反动与专制之先声，从前在奉直鲁各省曾实施过，经验过，大家都还没有忘记，特别是我们在北平的人。此刻现在，风向转了，北方刚脱了复古的鞭笞，革命发源的南方却渐渐起头来了，这风是自北而南呢，还是仍要由南返北而统一南北呢，我们惊弓之鸟的北方人瞻望南天，实在不禁急杀恐慌杀。

    似乎中国现在还是在那一个大时代里，如《官场现形记》所说的‘多磕头少说话’的时代。今年的国庆日只得就这样算了，不知道明年的国庆日能否给我们带来一个好运，使我们有可以少磕一点头多说几句话的福气？”

    这篇文章因为题目是“国庆日颂”，所以照例应该有几句颂祷的话，但是颂祷又照例是空话，不大期望它是能兑现的。上面所说的福气事实上没有得到，只获得了身上的一条湿麻绳，渐渐的抽紧拢来，虽然因为华北不是辇毂之下，抽的不很快，然而末了有名的“宪兵第三团”也终于到来了。我与它有过一回喜剧的接触，虽然结果是个喜剧，然而当时的虚惊实在是很大的。民国廿三年（一九三四）十一月，我和俞平伯因了燕京同学的介绍，往保定育德中学去讲演，讲演完了顺便往定县一看平民教育会的情形，因为那时孙伏园在会里办公，就在他那里住了两夜，下午一点钟在车站候车，预备回京。在车站上有宪兵第三团一个正装宪兵在那里徘徊，这也不足为奇，可是他似乎很注意我们三人——我和俞平伯以及送行的孙伏园。在观察一会儿之后，他径来找我问道：“你是从北京来的周先生么？”我想要来的终于来了，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可是有了麻烦，这趟火车无论如何是来不及的了。便把来保定讲演和看平民教育会的事说了，现在就等火车回北京去，闲谈了几句，看他并没有什么恶意。正在纳罕，他又笑说，本来也不知道，因为看见手提包上的名片，所以问一声，果然是的。据说卓别林有一次在美国旅行，隐姓埋名不让人家晓得，谁知他所到的地方凡有旅馆都知道他是卓别林，这个谜随后也是在皮箱上的名片那里解决的。卓别林的笑话或者出于假作也未可知，但是我这一回却是真实的，而且事后重述可以当作笑话来讲，在当时却实在是大吃一惊，古人云谈虎色变，这回不但谈到而且还碰着了。

    一七二 章太炎的北游

    北伐方才告一段落，一二三四集团便搞了起来，这便是专心内战，没有意思对付外敌，予敌人以可乘之机，于是本来就疯狂了的日本军阀闹起“九一八”事件来了。随后是伪满洲国的成立，接着是长城战役，国民党政府始终是退让主义，譬犹割肉饲狼，欲求得暂时安静，亦不可得，终至芦沟桥一役乃一发而不可收拾。计自一九三一年以后前后七年间，无日不在危险之中，唯当时人民亦如燕雀处堂，明知祸至无日，而无处逃避，所以也就迁延的苦住下来。在这期间也有几件事情可以纪述的，第一件便是章太炎先生的北游。

    北京是太炎旧游之地，革命成功以后这五六年差不多就在北京过的，一部分时间则被囚禁在龙泉寺里，但自从洪宪倒后，他复得自由，便回到南方去了。他最初以讲学讲革命，随后是谈政治，末了回到讲学，这北游的时候似乎是在最后一段落里，因为再过了四年他就去世了。他谈政治的成绩最是不好，本来没有真正的政见，所以很容易受人家的包围和利用，在民国十六年以浙绅资格与徐伯荪的兄弟联名推荐省长，当时我在《革命党之妻》这篇小文里稍为加以不敬，后来又看见论大局的电报，主张北方交给张振威，南方交给吴孚威，我就写了《谢本师》那篇东西，在《语丝》上发表，不免有点大不敬了。但在那文章中，不说振威孚威，却借了曾文正李文忠字样来责备他，与实在情形是不相符合的。到得国民党北伐成功，奠都南京，他也只好隐居苏州，在锦帆路又开始讲学的生活，逮九一八后淞沪战事突发，觉得南方不甚安定，虽然冀东各县也一样的遭到战火，北京却还不怎么动摇，这或者是他北游的意思，心想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情形的吧。

    他的这次北游大约是在民国廿一年（一九三二）的春天，不知道的确的日子，只是在旧日记里留有这几项记载，今照抄于下：

    “三月七日晚，夷初招饮辞未去，因知系宴太炎先生，座中有黄侃，未曾会面，今亦不欲见之也。”

    “四月十八日，七时往西板桥照幼渔之约，见太炎先生，此外有逷先玄同兼士平伯半农天行适之梦麟，共十一人，十时回家。”

    “四月二十日，四时至北大研究所，听太炎先生讲《论语》。六时半至德国饭店，应北大校长之招，为宴太炎先生也，共二十余人，九时半归家。”当日讲演系太炎所著《广论语骈枝》，就中择要讲述，因学生多北方人，或不能懂浙语，所以特由钱玄同为翻译，国语重译，也是颇有意思的事。

    “四月廿二日，下午四时至北大研究所听太炎先生讲，六时半回家。”

    “五月十五日，下午天行来，共磨墨以待，托幼渔以汽车迓太炎先生来，玄同逷先兼士平伯亦来，在院中照一相，又乞书条幅一纸，系陶渊明《饮酒》之十八，‘子云性嗜酒’云云也。晚饭用日本料理生鱼片等五品，绍兴菜三品，外加常馔，十时半仍以汽车由玄同送太炎先生回去。”

    太炎是什么时候回南边去的，我不曾知道，大约总在冬天以前吧。接着便是刊刻《章氏丛书续编》的商量，这事在什么时候由何人发起，我也全不知道，只是听见玄同说，由在北平的旧日学生出资，交吴检斋总其成，付文瑞斋刻木，便这样决定了。廿二年的日记里有这一条云：

    “六月七日下午，四时半往孟邻处，于永滋张申府王令之幼渔川岛均来，会谈守常子女教养事。六时半返，玄同来谈，交予太炎先生刻《续编》资一百元，十时半去。”因为出资的关系，在书后面得刊载弟子某人覆校字样，但实际上的校勘则已由钱吴二公办了去了。后来全书刊成，各人分得了蓝印墨印的各二部，不过早已散失，只记得七种分订四册，有几部卷首特别有玻璃板的著者照相，仍是笑嘻嘻的口含纸烟，烟气还仿佛可见。此书刻板原议赠送苏州国学讲习会的，不知怎样一来，不曾实行，只存在油房胡同的吴君，印刷发兑。后来听说苏州方面因为没有印板，还拟重新排印行世，不久战祸勃发，这事也就搁置，连北京这副精刻的木板也弄得不知下落了。

    当时因为刊刻《续编》的缘故，一时颇有复古或是好名的批评，其实刊行国学这类的书要说好古多少是难免的，至于好名那恐怕是出于误会了。在这事以前，苏州方面印了一种同门录，罗列了些人名，批评者便以为这是想攀龙附凤者的所为，及至经过调查，才知道中国所常有的所谓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了。恰巧手头有一封钱玄同的来信，说及此事，便照录于下，不过他的信照例是喜讲笑话的，有些句子须要说明，未免累坠一点：

    “此外该老板（指吴检斋因其家开吴隆泰茶叶庄）在老夫子那边携归一张‘点鬼簿’（即上边所说的同门录），大名赫然在焉，但并无鲁迅许寿裳钱均甫朱蓬仙诸人，且并无其大姑爷（指龚未生），甚至无国学讲习会之发祥人董修武董鸿诗，则无任叔永与黄子通，更无足怪矣。该老板面询老夫子，去取是否有义？答云，绝无，但凭记忆所及耳。然则此《春秋》者，断烂朝报而已，无微言大义也。廿一，七，四。”

    民国廿五年（一九三六）太炎去世了，我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讲他学梵文的事。梵文他终于没有学成，但他在这里显示出来，同样的使人佩服的热诚与决心，以及近于滑稽的老实与执意。他学梵文并不专会得读佛教书，乃是来读吠檀多派，而且末了去求救于正统护法的杨仁山，结果只得来一场的申饬。这来往信札见于杨仁山的《等不等观杂录》卷八，时间大概在己酉（一九〇九）夏天，《太炎文录》中不收，所以是颇有价值的。我的结论是太炎讲学是儒佛兼收，佛里边也兼收婆罗门，这种精神最为可贵：

    “太炎先生以朴学大师兼治佛法，又以依自不依他为标准，故推重法华与禅宗，而净土秘密二宗独所不取，此即与普通信徒大异，宜其与杨仁山辈格格不相入。且先生不但承认佛教出于婆罗门正宗，又欲翻读吠檀多奥义书，中年以后发心学习梵天语，不辞以外道为师，此种博大精进的精神，实为凡人所不能及，足为后学之模范者也。”

    一七三 打油诗

    “二十三年一月十三日偶作牛山体”，这是我那时所做的打油诗的题目，我说牛山体乃是指志明和尚的《牛山四十屁》，因为他做的是七言绝句，与寒山的五古不同，所以这样说了。这是七言律诗，实在又与牛山原作不一样，姑且当作打油诗的别名。过了两天，又用原韵做了一首，那时林语堂正在上海编刊《人间世》半月刊，我便抄了寄给他看，他给我加了一个“知堂五十自寿诗”的题目，在报上登了出来，其实本来不是什么自寿，也并没有自寿的意思的。原诗照录于下：

    其一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其二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发表以后得到许多和诗，熟朋友都是直接寄来，其他就只是在报上读到罢了。恰好存有原稿的有钱玄同和蔡孑民的两份，今抄录如下，以为纪念。玄同和作云：

    但乐无家不出家，不皈佛教没袈裟。

    腐心桐选诛邪鬼，切齿纲伦打毒蛇。

    读史敢言无舜禹，谈音尚欲析遮麻。

    寒宵凛冽怀三友，蜜桔酥糖普洱茶。

    后附说明云：“也是自嘲，也用苦茶原韵，西望牛山，距离尚远。无能子未定草，廿三年一月廿二日，就是癸酉腊八。”另有信云：“苦茶上人：我也诌了五十六个字的自嘲，火气太大，不像诗而像标语，真要叫人齿冷。第六句只是凑韵而已，并非真有不敬之意，合并声明。癸酉腊八，无能。”这里所谓不敬，是有出典的，因为平常谈到国语的音韵问题我总说不懂，好像是美术上的“未来派”，诗中乃说尚欲析遮麻，似乎大有抬杠的意味了。

    蔡孑民的和诗仿佛记得是从别处寄来的，总之不是在北京，原信也未保存，而且原来有没有信也不记得了。

    其一

    何分袍子与袈裟，天下原来是一家。

    不管乘轩缘好鹤，休因惹草却惊蛇。

    扪心得失勤拈豆，入市婆娑懒绩麻。（君已到厂甸数次矣。）

    园地仍归君自己，可能亲掇雨前茶。（君曾著《自己的园地》。）

    其二

    厂甸摊头卖饼家，（君在厂甸购戴子高《论语注》。）肯将儒服换袈裟。

    赏音莫泥骊黄马，佐斗宁参内外蛇。

    好祝南山寿维石，谁歌北虏乱如麻。

    春秋自有太平世，且咬馍馍且品茶。

    此外还有一首，题云“新年用知堂老人自寿韵”，是咏故乡新年景物的，亦复别有风趣，今并录于此：

    新年儿女便当家，不让沙弥袈了裟。（吾乡小孩子留发一圈而剃其中边者，谓之沙弥。《癸巳类稿》三，《精其神》一条引经了筵阵了亡等语，谓此自一种文理。）

    鬼脸遮颜徒吓狗，龙灯画足似添蛇。

    六么轮掷思赢豆，（吾乡小孩子选炒蚕豆六枚，于一面去壳少许，谓之黄，其完好一面谓之黑，二人以上轮掷之，黄多者赢，亦仍以豆为筹马。）数语蝉联号绩麻。（以成语首字与其他末字相同者联句，如甲说大学之道，乙接说道不远人，丙接说人之初等，谓之绩麻。）

    乐事追怀非苦话，容吾一样吃甜茶。（吾乡有吃甜茶讲苦话之语。）其署名仍是蔡元培，并不用什么别号，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

    《五十自寿诗》在《人间世》上发表之后，便招来许多的批评攻击，林语堂赶紧写文章辨护，说什么寄沉痛于悠闲，这其实是没有什么可辩护的，本来是打油诗，乃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挨骂正是当然。批评最为适当的，乃是鲁迅的两封信，在《鲁迅书简》发表以后这才看见，是四五月间寄给曹聚仁和杨霁云的，今将给曹聚仁的一封再抄录一次在这里，日期是一九三四年四月三十日：

    “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词，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

    那打油诗里虽然略有讽世之意，其实是不很多的，因为那时对于打油诗使用还不很纯熟，不知道寒山体的五言之更能表达，到得十二三年之后这才摸到了一点门路。一九四七年九月在《老虎桥杂诗题记》里说道：

    “在《修禊》一篇中，述南宋山东义民吃人腊往临安事，有两句云，犹幸制熏腊，咀嚼化正气。这可以算是打油诗中之最高境界，自己也觉得仿佛是神来之笔，如用别的韵语形式去写，便决不能有此力量，倘想以散文表出之，则又所万万不能者也。关于人腊的事，我从前说及了几回，可是没有一次能这样的说得决绝明快，杂诗的本领可以说即在这里，即此也可以表明它之自有用处了。我前曾说过，平常喜欢和淡的文字思想，有时亦嗜极辛辣的，有掐臂见血的痛感，此即为我喜那‘英国狂生’斯威夫德之一理由，上文的发想或者非意识的由其《育婴刍议》中出来亦未可知，唯索解人殊不易得，昔日鲁迅在时最能知此意，今不知尚有何人耳。”

    《修禊》是一篇五言的打油诗，凡十六韵，今不嫌冗长，抄录于后，以资比较，看比自寿诗有没有多少进步：

    “往昔读野史，常若遇鬼魅。白昼踞心头，中夜入梦寐。其一因子巷，旧闻尚能记。次有齐鲁民，生当靖康际。沿途吃人腊，南渡作忠义。待得到临安，余肉存几块。哀哉两脚羊，束身就鼎鼐。犹幸制熏腊，咀嚼化正气。食人大有福，终究成大器。讲学称贤良，闻达参政议。千年诚旦暮，今古无二致。旧事倘重来，新潮徒欺世。自信实鸡肋，不足取一胾。深巷闻狗吠，中心常惴惴。恨非天师徒，未曾习符偈。不然作禹步，撒水修禊事。”

    一七四 日本管窥

    《日本管窥》是我所写关于日本的比较正式的论文，分作四次发表于当时由王芸生主编的《国闻周报》上头，头三篇是在民国廿四年下半年所作，可是第四篇却老是写不出，拖了一年多，到得做成刊出，恰巧是逢着七七事件，所以事实上没有出版。头三篇意思混乱，纯粹是在暗中摸索，考虑了很久，得到一个结论，即此声明，日本研究小店之关门，事实上这种研究的确与十多年前所说文学小店的关门先后实现了。

    我于五四以后就写些小文章，随意的乱说，后来觉得“不知为不知”的必要，并且有感于教训之无用，所以把有些自己不很知道的事情搁过一边，不敢再去碰它一下，例如文学艺术哲学等，至于中国的事觉得似乎还知道一点，所以仍旧想讲，日本则因为多少有点了解，也就包括在知之的一方面了。最初是觉得这不很难写，而且写的是多少含有好意的，如《谈虎集》卷上起首所收的这几篇，但是后来不久就发生了变化，日本的支那通与报刊的御用新闻记者的议论有时候有点看不下去，以致引起笔战，如《谈虎集》上的那些对于《顺天时报》的言论，自己看了也要奇怪，竟是恶口骂詈了。我写这几篇《管窥》，乃是想平心静气的来想它一回，比较冷静的加以批评的，但是当初也没有好的意见，不过总是想竭力避免感情用事的就是了。

    第一篇《管窥》作于廿四年（一九三五）五月，随后收在《苦茶随笔》里边。这篇文章多是人云亦云的话，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只是云：

    “日本人的爱国平常似只限于对外打仗，此外国家的名誉仿佛不甚爱惜。”后面引《密勒评论》调查战区一带贩毒情形，计唐山有吗啡馆一百六十处，滦县一百另四处，古冶二十处，林西四处，昌黎九十四处，秦皇岛三十三处，北戴河七处，山海关五十处，丰润二十三处，遵化九处，余可类推。说毒化是一种政策，恐怕也不尽然，大约只是容许浪人们多赚一点钱吧，本来国际间不讲什么道德，如英国那样商业的国家倘若决心以卖雅片为业，便不惜与别国开战以达目的，日本并不做这生意，何苦来呢。商人赚上十万百万，并不怎么了不得，却叫人家认为日本人都是卖白面吗啡的，这于国家名誉有何好看，岂不是损失么？其次又引了“五一五”事件，现役军人杀了首相犬养毅也不严办，其民间主谋的井上日召和尚初判死刑，再审时减等发落，旁听的人都喜欢得合掌下泪。由此归结到日本士风之颓废，所谓武士道的气风已无复余留，户川秋骨所以叹为现在顶堕落的东西并非在咖啡馆进出的游客，也不是左倾的学生，实在乃是这种胡涂思想的人们耳。虽然有这些谴责的话却都是浮泛的，不切实际的文句，就全篇看来却是对于日本仍有好意的。

    第二篇《管窥》是六月里所做，收在第二年出版的《苦竹杂记》中，改名为“日本的衣食住”，因为实际即是介绍日本固有的衣食住，我说固有，因为此乃是明治时代的生活状态，不是说近时受美国文化的那一种式样。将日本生活与中国古代及故乡情形结合说来，似乎反有亲近之感，只在末一节里说道：

    “日本与中国在文化的关系上本犹罗马之与希腊，及今乃成为东方之德法，在今日而谈日本的生活，不撒有‘国难’的香料，不知有何人要看否，我亦自己怀疑。但是，我仔细思量日本今昔的生活，现在日本‘非常时’的行动，我仍明确的明白日本与中国毕竟同是亚细亚人，兴衰祸福目前虽是不同，究竟的运命还是一致，亚细亚人岂终将沦于劣种乎，念之惘然。因谈衣食住而结论至此，实在乃真是漆黑的宿命论也。”

    第三篇《管窥》作于是年十二月，后来收在《风雨谈》内，题目仍旧是“日本管窥之三”，因为想不出扼要的别的题目，故仍用原名。这里觉得讲一国的文化，特别是想讲它的国民性，单以文学艺术为范围去寻讨它，这是很错误的，不然也总是徒劳的事。因为“学术艺文固然是文化的最高代表，而其低的部分在社会上却很有势力，少数人的思想虽是合理，而多数人却也就是实力，所以我们对于文化似乎不能够单以文人哲士为对象，更得放大范围才是。”仿佛在这里找到了一点线索，可是那时抓着的也只是从书本子来的旧话，什么武士道里的人情，实在也是希有的传说，在现代断乎是无从找到的了。那么这篇文章也是徒劳的废话，可以说是失败的了，但是离开了旧路，有意思去另找线索，似乎是在破承题之下已经写了“且夫”二字，大有做起讲之意了。

    第二年民国廿五年（一九三六）里一直没有续写，但是并不是忘记了，因为在这一年里一总写了两篇《谈日本文化书》，可见还是在想着问题，只是还没有着落罢了。我在《谈日本文化书（其二）》中说：

    “我想一个民族的代表可以有两种，一是政治军事方面的所谓英雄，一是艺文学术方面的贤哲。此二者原来都是人生活动的一面，但趋向并不相同，有时常至背驰，所以我们只能分别观之，不当轻易根据其一以抹杀其二。”后来又说道：

    “我们要知道日本这国家在某时期的政治军事上的行动，那么像丰臣秀吉伊藤博文这种英雄自然也该注意，因为英雄虽然多非善类，但是他有作恶的能力，做得出事来使世界震动，人类吃大苦头，历史改变，不过假如要找出这民族的代表来问问他们的悲欢苦乐，则还该到小胡同大杂院去找，浮世绘刻印工亦是其一。”我所要找寻的问题到此似乎已有五分光，再过一年也就成功了。

    一七五 日本管窥续

    《日本管窥之四》搁浅了一年有半，于廿六年（一九三七）六月十六日这才写成，——花了这些时候，究竟想出了什么结论来了呢？结论是有了，可是不能说好，但是此外也实在没有什么好说了。因为答案是一个不字，就是说日本人的国民性我们不能了解，结果是宣布日本研究小店就此关门，却也十分适当的。这篇文章虽发表出来，可是杂志就未能发行，也不曾收到文集里去，直至解放后有一年曹聚仁先生来北京看我，我把解放以前的旧稿给他看，承他携至香港，于去年春间把《乙酉文编》的第二分印了出来，距原作的年月差不多有二十四个年头了。

    《管窥之四》继承上面的意思，从别的方面来求解说，那篇文章上有一节云：

    “日本对于中国所取的态度本来是很明了的，中国称曰帝国主义，日本称曰大陆政策，结果原是一样东西，再用不着什么争论，这里我觉得可谈的只有一点，便是日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句话有点不大明白，这问题所在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本来对中国的帝国主义不只一个日本，为主义也原可不择手段，而日本的手段却特别来得特别，究竟是什么缘故？我老实说，我不能懂，虽然我找出这个问题来，预备写这篇文章，结果我只怕就是说明不能懂的理由而已。近几年来我心中老是怀着一个很大的疑情，即是关于日本民族的矛盾现象的，至今还不能得到解答。日本人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种种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在对中国的行动却显得那么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艺美术都可作证，行动上却又是那么拙，日本人爱洁净，到处澡堂为别国所无，但行动上又那么脏，有时候卑劣得叫人恶心。这是天下的大奇事，差不多可以说是奇迹。我们且具体的举例来说吧：

    其一，藏本失踪事件。

    其二，河北自治请愿事件。

    其三，成都北海上海汕头诸事件。

    其四，走私事件，日本称之曰特殊贸易，如此名词颇有幽默味，但只宜用作江湖上的切口，似乎不是正当国家所可用的名词吧。

    其五，白面吗啡事件。

    以上诸例都可以做我的证明。假如五十岚力的话是不错的，日本民族所喜欢的是明净直，那么这些例便即可以证明其对中国的行动都是黑暗污秽歪曲，总之所表示出来的全是反面。日本人尽有他的好处，对于中国却总不拿什么出来，所有只是恶意，而且又是出乎情理的离奇。这是什么缘故呢？”

    这个我是不能懂，——因为以不知为不知，宗教我是不懂的，而这个缘故便出于宗教。在那篇文章里我说道：

    “我平常这样想，日本民族与中国有一点很相异，即是宗教信仰，如关于此事我们不能够懂得若干，那么这里便是一个隔阂没有法子通得过。中国人也有他的信仰，如吾乡张老相公之出巡，如北平妙峰山之朝顶，我觉得都能了解，虽然自己是神灭论者，却理会得拜菩萨的信士信女们的意思。我们的信仰仿佛总是功利的，没有基督教的每饭不忘的感谢，也没有巫教降神的歌舞，盖中国的民间信仰虽多是低级而并不热烈者也。日本便似不然，在他们崇拜仪式中往往显出神凭或如柳田国男氏所云‘神人和融’的状态，这在中国绝少见，也是不容易了解的事。浅近的例如乡村神社的出会，神舆中放着神体，却是不可思议的代表物，如石或木，或不可得见不可见的别物，由十六人以上的壮丁抬着走，而忽轻忽重，忽西忽东，或撞毁人家的门墙，或停在中途不动，如有自由意志似的，舆夫便只如蟹的一爪，非意识的动着。柳田氏在所著《世间与祭礼》第七节中有一段说得很好：

    ‘我幸而本来是个村童，有过在祭日等待神舆过来那种旧时情感的经验。有时候便听人说，今年不知怎的御神舆特别的发野呀。这时候便会有这种情形，仪仗已经到了十字路口了，可是神舆老是不见，等到看得见了也并不一定就来，总是左倾右侧，抬着的壮丁的光腿忽而变成了Y字，忽而变成X字，又忽而变成W字，还有所谓高举的，常常尽两手的高度将神舆高高的举上去。’这类事情在中国神像出巡的时候是绝没有的。”这样说来，日本民族与中国人绝不相同的最特殊的文化是它的宗教信仰，而关于这个我们却是无从了解的，他们往往感情超过理性，因此如上边所举的例都是蛮不讲理，有时离奇狂暴近于发疯。外国有一句格言道，上帝要叫一个人灭亡，必先使他疯狂。这句话是不错的，希忒拉和德国的国社党是如此，日本的军阀也正是如此灭亡的。

    我写了四篇《日本管窥》，将日本的国民性归结到宗教上去，而对于宗教自己觉得是没有缘分，因此无法了解，对于日本事情宣告关门不再说话了。但是此后我却又写了一篇，叫作“日本之再认识”，事实上是抄的“刊文”，乃是将《管窥之二》的关于日本衣食住与《之四》的后半接合，便是说从别的方面下手不能够了解日本，这须得由宗教入门，才可懂得，题云“再认识”即言前此的认识都是错的。那篇文章是民国廿九年（一九四〇）十二月所作，其时华北已经沦陷，值日本所谓建国二千六百年纪念，特约作文，乃以此敷衍塞责，当时原说有美术品作报酬，经特别交涉，以不受报酬为条件，而所作文章采用与否也不计较，后来经日本国际文化振兴会印为单行本，我自己也收在《药味集》里边，于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在北京出版。

    一七六 北大的南迁

    九一八以后东北整个沦陷，国民党政府既决定采用不抵抗主义，保存实力来打内战，于是日寇遂渐行蚕食，冀东一带成为战区，及至七七之变，遂进占平津了。国民党政府成竹在胸，军政机关早已撤离，值钱的文物亦已大部分运走了，所以剩下来的一着就是搬动这几个大学了。我所在的北京大学是最初迁到湖南长沙，后来又到了云南昆明，与清华大学组成了联合大学。北大专任的教职员本应该一同前去，但是也可以有例外，即是老或病，或家累重不能走的，也只得不去。我那时并不算怎么老，因为那年是五十三岁，但是系累太多，所以便归入不能走的一边。当时不记得是在什么地方开会的，因为那一年的旧日记散失了，所以无从查考，只记得第二次集会是廿六年（一九三七）十一月廿九日，在北池子一带的孟心史先生家里，孟先生已经卧病，不能起床，所以在他的客房里作这一次最后的聚谈，可是主人也就不能参加谈话了。随后北大决定将孟心史马幼渔冯汉叔和我四人算作北大留平教授，每月寄津贴费五十元来，在那一年的年底蒋校长还打一个电报给我，叫我保管在平校产，可是不到两个月工夫，孟心史终于病逝了。

    学校搬走了，个人留了下来，第一须得找得一个立足之处，最初想到的即是译书。这个须得去找文化基金的编译委员会，是由胡适之所主持，我们以前也已找过它好几回了，《现代小说译丛》和《现代日本小说集》，都是卖给它的，稿费是一千字五元，在那时候是不算很低了。民国廿一年（一九三二）夏天我还和它有一次交涉，将译成的《希腊拟曲》卖给它，其间因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价值已经提高为千字十元，我也沾了便宜，那一本小册子便得了四百块钱。当时我想在北京近郊买一块坟地，便是用这钱买得的，在西郊板井村，给我的次女若子下了葬，后来侄儿丰三，先母亡妻也都葬在那里。这是那一本书，使我那时学了预备翻译四福音书的，却并没有用过的希腊文，得有试用的机会，因而得到了这块坟地，是很可纪念的事。原本系海罗达思的拟曲七篇，后面又添上了谛阿克列多思的牧歌里类似拟曲的五篇，一总才只是十二篇，而且印本又是小字大本，所以更显得是戋戋小册了。因为是描写社会小景的，所以有地方不免大胆一点，为道学家们所不满意，容易成为问题。海罗达思拟曲的第六篇《昵谈》中便有些犯讳的地方，里边女客提出熟皮制成的红色的“抱朋”，许多西方学者都想讳饰，解作鞋帽或是带子，但是都与下文有了矛盾，实在乃是中国俗语所谓“角先生”，这我在译文中给保存下来了。后来在未发表的笔记中，有一则记之云：

    “往年译《希腊拟曲》，《昵谈》篇中有抱朋一语，曾问胡适之君，拟译作角先生，无违碍否，胡君笑诺，故书中如是写，而校对者以为是人名，在角字旁加了一直画，可发笑也。民间虽有此称，却不知所本，疑是从明角来，亦未见出处。后读《林兰香》小说，见第廿八回中说及此物，且有寄旅散人批注云：‘京师有朱姓者，丰其躯干，美其须髯，设肆于东安门之外而货春药焉，其角先生之制尤为工妙。闻买之者或老媪或幼尼，以钱之多寡分物之大小，以盒贮钱，置案头而去，俟主人措办毕，即自来取，不必更交一言也。’案此说亦曾经得之传闻，其见诸著录者殆止此一节乎。《林兰香》著书年月未详，余所见本题道光戊戌刊，然则至今亦总当是百年前事矣。友人蔡谷清君民国初年来北京，闻曾购得一枚，惜蔡君久已下世，无从问询矣。文人对于猥亵事物，不肯污笔墨，坐使有许多人生要事无从征考，至为可惜。寄旅散人以为游戏笔墨无妨稍纵，故偶一着笔，却是大有价值，后世学人皆当感激也。”

    因为这个因缘，我便去找编译委员会商量，其时胡适之当然已经不在北京了，会里的事由秘书关琪桐代理，关君原是北大出身，从前也有点认识，因此事情说妥了，每月交二万字，给费二百元，翻译的书由我自己酌量，我便决定了希腊人著的希腊神话。我老早就有译这书的意思，一九三四年曾经写过一篇，后来收在《夜读抄》里，便是介绍这阿波罗多洛斯所著的原名叫作“书库”的希腊神话，如今有机会来翻译它出来，这实在可以说塞翁失马的所得来的运气了。不记得从那年的几月里起头了，总之是已将原书本文译出，共有十万多字，在写注解以前又译了哈理孙女士的《希腊神话论》，和佛雷则的十五六篇研究，一共也有十万字左右，回过头来再写注解，才写到第二卷的起头，这工作又发生了停顿，因为编译委员会要搬到香港去了。我那些译稿因此想已连同搬去，它的行踪也就不可得而知了。但是我与希腊神话的因缘并不就此断绝了，在解放后我将《伊索寓言》译出之后，又从头来搞这神话的翻译，于一九五一年完成，原稿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只是因为纸张关系，尚未刊行。说起我与神话的因缘真是十二分的奇妙的。英国人劳斯所著的《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是学术与趣味结合的一册给少年人看的书，我于民国廿四年写过一篇介绍，后来收在《苦茶随笔》里头，原书则在一九四七年顷译出，其时浙江五中旧学生蒋志澄在正中书局当主任，由他的好意接受了，但是后来正中书局消灭，这部稿子也就不可问了。第二次的新译是一九四九年在北京起头的，它的名字第一次是“希腊的神与人”，第二次的却是“希腊的神与英雄”，这一回从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并且印了好几板，末了还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印行过一板，但是名字是改为“希腊神话故事”了。一部书先后翻译过两次，这在我是初次的经验，而且居然有了两次，又凑巧都是希腊神话，这如果不是表示它于我特别有缘，便是由于我的固执的，偏颇的对于希腊神话的爱好了。

    一七七 元旦的刺客

    编译委员会既然决然从北京撤退，搬到香港去，从前在那里写作的人便发起一个惜别会，在什刹海会贤堂聚餐，我不记得是什么人发起了，只记得仿佛人很多，一共有两桌吧，主客当然是关琪桐，主人们里边只有王古鲁还是没有忘记，他那时是替他们译白鸟库吉的著作。大概这编译会迁移的事情决定的颇早，是在民国廿七年的上半年，所以我就赶紧作第二步的打算，因为从前曾在燕京大学教过十年的书，想在里边谋一个位置，那时燕大与辅仁大学因为是教会大学的关系，日本人不加干涉，中国方面也认为在里边任职是与国立的学校没有什么不同。我把这意思告知了在燕大担任国文系主任的郭绍虞君，承他于五月二十日来访，送来燕大的聘书，名义是“客座教授”，功课四至六小时，待遇按讲师论，但增送二十元，以示优异。其后因为决定每星期只去一天，便规定两种功课各二小时，月薪一百元。日记上有这几则记事：

    “九月十四日，下午丰一带燕大点名簿来，绍虞约十六日午餐。

    十五日，上午九时雇车出城往燕大，上下午各上一班，午在绍虞处饭，吴雷川亦来，三时后出校，四时顷回家，付车夫一元。

    十六日，上午十一时往朗润园，应绍虞之招，共二席，皆国文系教员，司徒雷登吴雷川亦来，下午三时回家。”

    这样的不觉过了四个月，转瞬又是一年了。我本不会做诗，不知怎的忽然发起诗兴来，于十二月廿一日写了这三首，仍然照例的打油诗，却似乎正写得出那时的情绪，其词云：

    禹迹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偶然拄杖桥头望，流水斜阳太有情。

    禅床溜下无情思，正是沉阴欲雪天。买得一条油炸鬼，惜无白粥下微盐。

    不是渊明乞食时，但称陀佛省言辞。携归白酒私牛肉，醉倒村边土地祠。同时在日记上写道：

    “十二月廿三日，下午得李炎华信，系守常次女也，感念存殁，终日不愉。前作诗云，流水斜阳太有情，不能如有财有令誉者之摆脱，正是自讨苦吃，但亦不能改耳。”尝以三诗写示在上海的匏瓜庵主人（沈尹默），承赐和诗，末一联云，斜阳流水干卿事，未免人间太有情。指点得很是不错，但如我致废名信中说过，觉得有此怅惘，故对于人世未能恝置，此虽亦是一种苦，目下却尚不忍即舍去也。

    过了十天，便是民国廿八年（一九三九）的元旦了。那天上午大约九点钟，燕大的旧学生沈启无来贺年，我刚在西屋客室中同他谈话，工役徐田来说有天津中日学院的李姓求见，我一向对于来访的无不接见，所以便叫请进来。只见一个人进来，没有看清他的面貌，只说一声，“你是周先生么？”便是一手枪。我觉得左腹有点疼痛，却并不跌倒，那时客人站了起来，说道：“我是客。”这人却不理他，对他也是一枪，客人应声仆地。那人从容出门，我也赶紧从北门退归内室，沈启无已经起立，也跟了进来。这时候听见外面枪声三四响，如放鞭炮相似，原来徐田以前当过侦缉队的差使，懂得一点方法，在门背后等那人出来时跟在后面，一把将他拦腰抱住，捏枪的手兜在衣袋里，一面叫人来帮他拿下那凶人的武器。其时因为是阳历新年，门房里的人很多，有近地的车夫也来闲谈，大家正在忙乱不知所措，不料刺客有一个助手，看他好久不出来，知道事情不妙，便进来协助，开枪数响，那人遂得脱逃，而帮忙的车夫却有数人受伤，张三伤重即死，小方肩背为枪弹平面所穿过。

    受伤的人都送到日华同仁医院去医治，小方经过消毒包扎，就算行了，沈启无弹中左肩，没有伤着心肺，就只是弹子在里边，无法取出，在医院里疗养了一个月半，创口好了，也就出了院。我的伤一看似乎很是严重，据医生说前年日本首相滨口雄幸在车站被刺，就是这个部位，虽然一时得救，却终于以此致命。我自己觉得不很痛，以为重伤照例是如此，乃在爱克斯光室里，医生却无论如何总找不着子弹，才知道没有打进去，这时候检查伤口，发现肚脐左边有手掌大的一块青黑色，只是皮面擦破而已，至于为什么子弹没有打进去，谁都不能解说得出来。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穿衣服，这才一下子省悟了，因为穿一件对衿的毛线衫，扣扣子到第三颗的时候，手触到伤处觉得疼痛，这时乃知道是这颗扣子挡住了那子弹，却也幸亏那时钮扣穿得偏左了一点，如果在正中的话那也无济于事。这扣子乃是一种化学制品，并非金属，却能有此作用，当日警察检查现场，在客室地上拾得一颗子弹，系铅质的已经匾了，上面印有花纹，就是那毛线衣的钮上的。

    这事件的经过已经约略叙说过了，现在便是想一问询这位暴客的来访的意义与其来源了。这案始终未破，来源当然无从知悉，但这也可以用常识推理而知的。日本军警方面固然是竭力推给国民党的特务，但是事实上还是他们自己搞的，这有好几方面的证据。第一，日本宪兵在这案件上对于被害者从头就取一种很有恶意的态度。一日下午我刚从医院里回家，就有两个宪兵来传我到宪兵队问话，这就是设在汉花园的北京大学第一院的，当时在地下室的一间屋子里，仔细盘问了有两个钟头，以为可能国民党认为党员动摇，因而下手亦未可知。以后一个月里总要来访问一两次，说是联络，后来有一次大言治安良好，种种暗杀案件悉已破获，我便笑问，那么我的这一件呢？他急应道，也快了。但自此以后，便不再来访问了。

    第二，刺客有两个，坐汽车来到后面的胡同，显然是大规模的。但奇怪的是，到家里来找我，却不在我到海甸去的路上，那是有一定的日子和时刻的，在那路上等我可以万无一失，也不必用两个人，一个就尽够用了。民国十五年燕大初搬到海甸的时候，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上学校去的行程道：

    “假定上午八时出门，行程如下，即十五分高亮桥，五分慈献寺，十分白祥庵南村，十分叶赫那拉氏坟，五分黄庄，十五分海甸篓斗桥到。”现在却是大举的找上门来，不用简单直捷的办法，岂不是为避免目标，免得人联想到燕大去的事情么？这安排得很巧，但也因此显露出拙来了。我到燕大去当了客座教授，就可以谢绝一切别的学校的邀请，这件事情第一触怒了谁，这是十分显而易见的事情。

    侥幸那一天枪弹打在毛线衣的扣子上，也侥幸那刺客并未打第二枪，所以我得以拾得这一条性命。在一月八日又做了两首打油诗，以为纪念：

    橙皮权当屠苏酒，赢得衰颜一霎红。我醉欲眠眠未得，儿啼妇语闹哄哄。

    但思忍过事堪喜，回首冤亲一惘然。饱吃苦茶辨余味，代言觅得杜樊川。忍过事堪喜系杜枚之句，偶从《困学纪闻》中见到，觉得很有意思。我从前喜言苦茶，其实是不懂吃茶，甚为世所诟病，今又说及苦茶，不过渐有现实的意味了。

    一七八 从不说话到说话

    民国廿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以后，华北沦陷于日寇，在那地方的人民处于俘虏的地位，既然非在北京苦住不可，只好隐忍的勉强过活，头两年如上两章所说的总算借了翻译与教书混过去了。但到了廿八年元旦来了刺客，虽然没有被损害着，警察局却派了三名侦缉队来住在家里，外出也总跟着一个人，所以连出门的自由也剥夺了，不能再去上课。这时汤尔和在临时政府当教育部长，便送来一个北京大学图书馆长的聘书，后来改为文学院院长，这是我在伪组织任职的起头。我还是终日住在家里，领着干薪，图书馆的事由北大秘书长代我办理，后来文学院则由学院秘书代理，我只是一星期偶然去看一下罢了。不过这些在敌伪时期所做的事，我不想这里来写，因为这些事本是人所共知，若是由我来记述，难免有近似辩解的文句，但是我是主张不辩解主义的，所以觉得不很合适。

    古来许多名人都曾写过那些名称忏悔录，自叙传或是回忆的文章，里边多是虚实淆混，例如卢梭，托尔斯多，折里尼，歌德都是如此。那是艺术作品，所以它的价值并不全在事情的真实方面，因为读者并不是当历史去看，只把它当作著者以自己生活为材料的抒情散文去读，这也是很有意味的。歌德将他的自传题名为“诗与真实”，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在这里诗与真实相对立，诗是艺术，也就是理想或幻想，将客观的真实通过了主观的幻想，安排了叙述出来，结果成为艺术的作品，留供后世人的鉴赏。但那是艺术名人的事情，不是我们平凡人所可学样的，我平常不懂得诗，也就不能赞成这样的做法，我写这回忆录，也同从前写《鲁迅的故家》一个样子，只就事实来作报道，没有加入丝毫的虚构，除了因年代久远而生的有些遗忘和脱漏，那是不能免的，若是添加润色则是绝对没有的事。平常写文章的时候，即使本来没有加进去诗的描写，无意中也会出现一种态度，写出来夸张不实的事来，这便是我在乙酉（一九四五）年六月所写一篇《谈文章》里所说的，做文章最容易犯的一种毛病，即是作态。原文有一节云：

    “我看有些文章本来是并不坏的，他有意思要说，有词句足用，原可好好的写出来，不过这里却有一个难关。文章是个人所写，对手却是多数人，所以这与演说相近，而演说更与做戏相差不远。演说者有话想说服大众，然而也容易为大众所支配，有一句话或一举动被听众所赏识，常不免无意识的重演，如拍桌说大家应当冲上前去，得到鼓掌与喝采，接下去说大家不可不冲锋，拍桌使玻璃杯都蹦跳了。这样，引导群众的演说与娱乐群众的做戏实在已没有多大区别。我是不懂戏文的，但是听人家说好的戏子也并不是这样演法，他有自己的规矩，不肯轻易屈己从人。小时候听长辈谈一个故乡的戏子的轶事，他把徒弟教成功了，叫他上台去演戏的时候，吩附道：你自己唱演要紧，戏台下边鼻孔像烟通似的那班家伙你千万不要去理他们。乡间戏子有这样见识，可见他对于自己的技术确有自信，贤于一般的政客和文人矣。”对于这种毛病，我在写文章的时候也深自警惕，不敢搦起笔来绷着面孔，做出像煞有介事的一副样子，只是同平常写信一样，希望做到琐屑平凡的如面谈罢了。这一节话本来是应该在开头第一章里说的，现在这里来补说，虽然似乎是迟了一点，却也觉得没有不合适的地方。

    我不想写敌伪时期个人的行事，那么写的是那时候的心事么？这多少可以这样的说，因为在那个时期的确写了不少文章，而且多是积极的有意义的，虽然我相信教训之无用，文字之无力，但在那时候觉得在水面上也只有这一条稻草可抓了。其实最初我是主张沉默的，因为有如徐君所说在沦陷区的人都是俘虏，苦难正是应该，不用说什么废话。在廿七年（一九三八）二月在一篇《读东山谈苑》里表明态度道：

    “《东山谈苑》卷七云，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此语殊佳，余澹心记古人嘉言懿行，裒然成书八卷，以余观之，总无出此一条之右者矣。尝怪《世说新语》后所记何以率多陈腐，或歪曲远于情理，欲求如桓大司马树犹如此之语，难得一见。云林居士此言可谓甚有意思，特别如余君所云，乱离之后，闭户深思，当更有感兴，如下一刀圭，岂止胜于吹竹弹丝而已哉。”当时以为说多余的废话这便是俗，所以那一年里只写些两三百字的短篇笔记，像这一篇的便是，后来集有二百多则，并作一集叫作“书房一角”。但是廿八年元旦来了刺客，过了十七天又遇着了故友钱玄同君之丧，他的精神受了激刺，这是与那刺客事件不无关系的，在他去世后百日，我便写了《最后的十七日》这篇文章，做他的记念，后来改名为“玄同纪念”，收在《药味集》里。那篇文章的末尾说：

    “今玄同往矣，恐遂无复有能规诫我者。这里我只是稍讲私人的关系，深愧不能对于故人的品格学问有所表扬，但是我于此破了二年来不说话的戒，写下这一篇小文章，在我未始不是一个大的决意，姑以是为故友纪念可也。”年月是民国廿八年四月廿八日，这篇文章是登在当时为燕大学生所办的《燕大周刊》上边的。我自此决意来说话，虽是对于文字的力量仍旧抱着疑问，但是放手写去，自民国廿八年至三十四年这七年里，收集起来的共计有一百三十篇，其散佚者在外，可以说是不算少了吧。

    一七九 反动老作家一

    我写文章平常所最为羡慕的有两派，其一是平淡自然，一点都没有做作，说得恰到好处，其二是深刻泼辣，抓到事件的核心，仿佛把指甲很很的掐进肉里去。可是这只是理想，照例是可望而不可即，写出来的都是些貌似神非的作品，所以在每回编好集子的时候，总是觉得不满意，在前记或后记里发一回牢骚。我的根基打的不好，当我起头写文章的那时，“文学革命”正闹得很起劲，但是我的兴趣却是在于“思想革命”的方面，这便拉扯到道德方面去，与礼教吃人的问题发生永远的纠葛。从前美国的沉醉诗人爱伦坡（Allan Poe）平生怀着一种恐惧，生怕被活埋，我也相似的有怕被人吃了的恐惧，因此对于反礼教的文人很致敬礼，自孔文举至李卓吾都是，顾亭林以明遗民不仕清朝，虽然也很佩服，但是他那种在《日知录》中所表示的痛恨李卓吾的态度，自不免要加以攻击了。本来高谈思想革命，不与经济生活发生关系，乃是一种唯心的说法，与宗教家之劝人发心行善没有什么两样，所以结果觉得教训无用，文字无力，乃是当然的事情，但是因为不能忘情于人间，明知无益也仍由于惰性拖延下去了。

    以上是我在沦陷前写文章的态度，实在是消极的一种消遣法罢了，这可以说是前期吧？但是在沦陷后的写作，这便有些不同了，文章仍旧是那么样，但是态度至少要积极诚实一点了。在沦陷中有什么事值得改变态度，积极去干的呢？因为这是在于敌人中间，发表文章也是宣传的一种，或者比在敌人外边的会有效力也未可知。这事果有效力么？我不能确说，但是我觉得这是有的，因为我因此从日本军部的御用文人方面得到了“反动老作家”的名号，这是很有光荣的事，但在讲到这件事的始末以前，我还得把我后期的著作大略说一说。

    我很反对顾亭林的那种礼教气，可是也颇佩服他的几句说话，在一九四四年出版的一册《苦口甘口》，曾在自序中有这一节话道：

    “重阅一过之后，照例是不满意，如数年前所说过的一样，又是写了些无用也无味的正经话。难道我的儒家气真是这样的深重而难以湔除么？我想起顾亭林致黄梨洲的书中有云：

    ‘炎武自中年以前，不过从诸文士之后，注虫鱼，吟风月而已。积以岁月，穷探古今，然后知后海先河，为山覆篑，而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渐有所窥。’案此书亭林文集未载，见于梨洲《思旧录》中，时在清康熙丙辰，为读《明夷待访录》后之复书，亭林年已六十四，梨洲则六十七矣。黄顾二君的学识我们何敢妄攀，但是在大处态度有相似者，亦可无庸掩藏。鄙人本非文士，与文坛中人全属隔教，平常所欲窥知者，乃在于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但所取材亦并不废虫鱼风月，则或由于时代之异也。”这一番话虽是也包括前期的文章在内，但特别着重在说明后期的，因为正经文章在那时候是特别的多。当然里边也不少闲适的小文，有如收在《药味集》里的《卖糖》，《炒栗子》与《蚊虫药》，以及后来的《石板路》，都可以说是这一路，但是大多数却多是说理，因此不免于枯燥了。在那方面平常有两种主张，便是其一为伦理之自然化，其二为道义之事功化是也。这第一点是反对过去的封建礼教，不合人情物理，甚至对于自然亦多所歪曲，非得纠正不可。这思想的来源是很古旧的，在民国八年三月所写的《祖先崇拜》这篇小文中说道：

    “我不相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人类的教训的，只有纪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biologie（生物学），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这仿佛与尼采所说的，要做一个健全的人须得先成为健全的动物，意思相近似，可是人们一面实行着动物所没有那些行为，例如卖淫，强奸，大量的虐杀如原子弹等，一面却来对于自然加以不必要的美化，说什么乌反哺，羔羊跪乳，硬说动物也是知道伦常的，实在是非常荒唐的话，但是在中国却还有相当的势力。第二点是反对一切的八股化。自从董仲舒说过，“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后来的人便抗了这块招牌大唱高调，崇理学而薄事功，变成举世尽是八股的世界。孟子对于梁惠王“何以利吾国”之问，开口喝道：“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但是后面具体的说来，却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这一大串话，归结到“黎民不饥不寒”，正是极大的事功。清朝阮元在他的《论语论仁论》中有云：

    “凡仁必于身所行者验之而始见，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见，若一人闭户齐居，瞑目静坐，虽有德理在心，终不得指为圣门所谓之仁矣，盖士庶人之仁见于宗族乡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仁见于国家民臣，同一相人偶之道，是必人与人相偶而仁乃见也。”所以我以为瞑目静坐在那里默想仁字，固然也不是坏事情，然而也希望他能够多少见于实行，庶几表示与一心念佛的信徒稍有不同耳。

    我揭橥了这两个主张，随时发点议论，此外关于中国的文学思想等具体问题也讲了些话，这是违反我从前说过的话的，因为在多年以前我声明将文学店关门了，现在却再来讲话，莫非又觉得懂得了文学了么？这其实是并不如此的，文学仍旧是不懂，但是本国的事情不能毫不关心，而且根据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原则，一般文学问题可以推说不懂，若是关于中国的事情多少总是有点了解的，这样便忍不住来说几句话了。

    我所写的关于中国文学和思想的文章，较为重要的有这四篇，依了年月的次序写来是这几种：

    一，《汉文学的传统》，民国廿九年三月。

    二，《中国的思想问题》，三十一年十一月。

    三，《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三十二年四月。

    四，《汉文学的前途》，同年七月。

    其中一四两篇，所说也就是那一套，但题目称汉文学却颇有点特别，因为我在那时很看重汉文的政治作用，所以将这来代表中国文学。在《汉文学的前途》后边有一篇附记道：

    “民国廿九年冬曾写一文曰‘汉文学的传统’，现今所说大意亦仍相同，恐不能中青年读者之意，今说明一句，言论之新旧好歹不足道，实在只是以中国人立场说话耳。太平时代大家兴高采烈，多发为高论，只要于理为可，即于事未能亦并不妨，但不幸而值祸乱，则感想议论亦近平实，大抵以国家民族之安危为中心，遂多似老生常谈，亦是当然也。中国民族被称为一盘散沙，自他均无异辞，但民族间自有系维在，反不似欧人之易于分裂，此在平日视之或无甚足取，唯乱后思之，却大可珍重。我们史书，明永乐定都北京，安之若故乡，数百年燕云旧俗了不为梗，又看报章杂志之纪事照相，东至宁古塔，西至乌鲁木齐，市街住宅种种色相，不但基本如一，即琐末事项有出于迷信敝俗者，亦多具有，常令览者不禁苦笑。反复一想，此是何物在时间空间中有如是维系之力，思想文字语言礼俗，如此而已。汉语汉字其来已远，近更有语体文，以汉字写国语，义务教育未普及，只等刊物自然流通的结果，现今青年以汉字写文章者，无论地理上距离间隔如何，其感情思想却均相通，这一件小事实有很重大的意义。旧派的人叹息语体文流行，古文渐衰微了，新派又觉得还不够白话化方言化，也表示不满意，但据我看来，这在文学上正够适用，更重要的乃是政治上的成功，助成国民思想感情的连络与一致，我们固不必要表扬褒扬新文学运动之发起人，唯其成绩在民国政治上实较在文学上为尤大，不可不加以承认。以后有志于文学的人亦应认明此点，把握汉文学的统一性，对于民族与文学同样的有所尽，必先树立了民族文学的根基，乃可以东亚文学的一员而参加活动，此自明之事实也。关于文人自肃，亦属重要，唯苦口之言，取憎于人，且即不言而亦易知，故从略。七月二十日。”

    这两篇关于汉文学的是我比较注重的文章，在三十三年十二月给一种期刊写的《十堂笔谈》里也重复提起，起头的两节便是汉字与国文。第三篇的两种思想，无非是将那民为贵与君为臣纲对立起来，构成一篇讲演，最有意思的乃是第二篇，即是《中国的思想问题》，因为我之所以得到那“反动老作家”的徽号，正因这篇文章的关系。

    一八〇 反动老作家二

    我于卢沟桥事件的前半个月前，在《国闻周报》上面发表《日本管窥之四》，声明日本研究店的关门，但是在后期著作里却仍写有十篇以上的文章，谈及日本的风俗，名物或是书籍的，其中比较特别的乃是一篇《日本之再认识》。这是一九四〇年值日本所谓建国二千六百年纪念，国际文化振兴会于募集纪念文之外，又特别指名征求，赠送艺术品为报酬，我于不受酬的条件之下，答应了这要求。那是很可笑的一篇东西，因为实在乃是抄袭《日本管窥》而成的，将其二的上半接品了其四的下半，结论仍旧是日本国民性不可解，归结到宗教上去，换句话说即是感情超过理论，也就是没有道理可讲。这个结论我至今还是相信，战后的新兴宗教风起云涌，固然是个证据，战前的什么大本教和天理教也更是兴旺了，社会上横行着右倾团体实在都是宗教的狂信者。我那篇文章本来是应教的八股，理应大加颂圣才对，但是不单是没有做到，而且意在讪谤，情罪甚重，怕有什么问题么？可是想不到这却是接收了，而且还承他们居然印了单行本，过了两年却在那《中国的思想问题》上发生了问题，触怒了日本军部的御用文人，于是轩然大波起来了。那个日本军部御用文人在答覆我的信中说，“此虽是甚失礼的说法，对于日本人之文章感受性幸勿予以过低的估价可也，”那么那篇《再认识》的意义未始不觉察，只因是自己请求我写的，不好翻过脸来，只好哑子吃黄连了，但是这回却有不同，所以不禁暴跳如雷，高呼“扫荡中国反动老作家”了吧。

    那篇文章是我照例的鼓吹原始儒家思想的东西，但写的时候却别有一种动机，便是想阻止那时伪新民会的树立中心思想，配合大东亚新秩序的叫嚷，本来这种驴鸣犬吠的运动，时至自会消灭，不值得去注意它，但在当时听了觉得很是讨厌，所以决意来加以打击。文章起头说：

    “中国的思想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但是重大，却并不严重。本人平常对于一切事不轻易乐观，唯独对于中国的思想问题却颇为乐观，觉得在这里前途是很有希望的。中国近来思想界的确有点混乱，但这只是表面一时的现象，若是往远处深处看去，中国人的思想本来是很健全的，有这样的根本基础在那里，只要好好的培养下去，必能发生滋长，从这健全的思想上造成健全的国民出来。

    这个中国固有的思想是什么呢？有人以为中国向来缺少中心思想，苦心的想给它新定一个出来，这事很难，当然不能成功，据我想也是可不必的，因为中国的中心思想本来存在，差不多几千年来没有什么改变。简单的一句话说，这就是儒家思想。”以下是我的照例的那一番话，引用孟子的“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和“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这两段，接下去是焦理堂在《易余龠录》里的话：

    “先君子尝曰，人生不过饮食男女，非饮食无以生，非男女无以生生。唯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孟子好色好货之说尽之矣。不必屏去我之所生，我之所生生，但不可忘人之所生，人之所生生。循学《易》三十年，乃知先人此言圣人不易。”将这个意思提高上去，则属于最高的道德，便是仁，放低了便属于生物学之所谓求生意志，这原是人类所同，但是在圣经贤传里那样明确表示的，如《礼记·礼运》中说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那却是中国所特有的了。为的贯彻求生意志，使得人己皆得生存，皆得幸福，这便是中国人的现实主义，可是若是生存受了威胁，那也就起来抵抗，这就要乱的一团糟了。大意就是如此，可是这激怒了敌人，因为这里边有些平稳的话在他看去是大不平稳，与大东亚建设的理想不能并立，非加以打倒不可。

    我那篇文章由日本改造社《文艺》杂志译出登载，三十二年九月日本军部领导的文学报国会在东京召开大东亚作家大会，第二分组会议席上有片冈铁兵发表演说，题曰“扫荡反动作家”，登在《文学报国》的第三号上，便是那文章所引起的反响，在我觉得是意外的成功，因为我当初的用意只是反对新民会的主张，却没有料到这样大的收获，至于敌人封我为“反动老作家”或“残余敌人”，则更是十二分的光荣了。此案的全文经陶晶孙君译出，登在三十三年五月出版的《杂志》中，现在已经找不到，只能将摘抄下来的片冈演说词录下：

    “余之议题虽为‘中国文学之确立’，其实问题尚更狭隘，仅以中国和平地区内，基于渝方政权分立下之中国特殊情形，而有一特殊之文学敌人存在，不得不有对之展开斗争之提议。吾人若不先行注意中国之特殊情形，即难透视中国之动态，吾人对中国代表诸君协力大东亚战争之热情与阐发大东亚建设理想之努力，自不胜敬仰。但余想像，中国诸君或者以为自己目前之地位，因中国特殊情形之故，尚不得不姑息种种残余敌人之存在。现在余在此指出之敌人，正是诸君所认为残余敌人之一，即目前正在和平地区内蠢动之反动的文坛老作家，而此敌人虽在和平地区之内，尚与诸君思想的热情的文学活动相对立，而以有力的文学家资格站立于中国文坛。关于此人的姓名，余尚不愿明言，总之彼常以极度消极的反动思想之表现与动作，对于诸君及吾人之思想表示敌对。诸君及吾人建设大东亚之理想，系一种崭新之思想，亦即青年之思想，欲将东亚古老之传统以新面目出现于今日历史之中，确乎只有精神肉体两俱沉浸于今日历史中之青年创造意志，方能完成其困难工作。坦直言之，余年已五十，然而历史巨浪之大东亚战争，与夫大东亚建设之思想，已使余返老还童矣。况诸君较余年轻，故余确信以诸君之愤怒，必将向彼嘲弄青年思想之老成精神予以轰炸，进击。”又云：

    “诸君之文学活动沿着新中国创造之线，然彼老大家则毫不考虑今日之中国呼吸于如何历史之中，被置于如何世界情势之下，唯其独自随意的魅力丰富的表现，暗嗤诸君，而于新中国之创造不作如何的努力。彼已为诸君与吾人前进之障碍，积极的妨害者，彼为在全东亚非破坏不可之妥协的偶像，彼不过为古的中国的超越的事大主义与第一次文学革命所获得的西洋文学的精神之间的怪奇的混血儿而已。”

    这个片冈铁兵是什么人呢？他本来是左派作家，后来与林房雄都“转向”了，——一九三四年夏天我同徐耀辰君暑假时往东京，藤森成吉招待我们，见到秋田雨雀，神近市子，渡边顺三诸人，只有林房雄没有到，打电话来说明天要进监狱去，所以不能来了，可见转向还在这以后。转向的人比平常人更为可怕，文人也不例外，后来林房雄派到华北来当什么文化使节，便是来搞些特务工作，用喝酒挟妓的手段拉拢些人，想弄什么华北特殊文化，但是没有成功，住了半年便回去了。且说片冈虽是要扫荡老作家，但是没有说出姓名，胡兰成第一个说明就是指我，为得查问清楚起见，乃写信给文学报国会的总务局长久米正雄，要求说明，过了好久乃由片冈覆信承认，并言明所以主张要扫荡的理由。原文很长，今只节录第三段于下：

    “请你想起在改造社《文艺》杂志所登载的大作《中国的思想问题》中之一节，原文云，他们要求生存，他们生存的道德不想损人以利己，可是也不能圣人那样损己以利人云云。这样说起，讲到乱的那一节话，当时鄙人在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中发表那篇演说，即有此文在鄙人胸中。只以此奉告，该文作者的先生当能立即觉到鄙人以何者为问题，为何者所戟刺矣。读了《中国的思想》全文，熟读上述之一节，假如不曾感觉在今日历史中该文所演的脚色乃是‘反动保守的’，则此辈只是眼光不能透彻纸背的读者而已。鄙人感到，不应阻害中国人民的欲望之主张实即是对于为大东亚解放而斗争着的战争之消极的拒否，因此在去年九月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二分组会议席上，作那样的演说。假如中国人虽赞成大东亚之解放，而不愿生存上之欲望被阻害，即中国人不分担任何苦痛，以为即协力于大东亚战争，使此种思想成为一般的意思，则在此战争上中国之立场将何如乎。为中国人民所仰为指南之先生有此文章，其影响力为何如，鄙人念及为之栗然。不赌个人的生存之战争可能有乎？不牺牲个人之欲望而愿赢得战争既不可能，然则先生此文无非将使拒否大东亚战争，或至少亦欲对于此战争出于旁观地位之一部分中国人之态度予以传统道德之基础，而使之正当化耳。文章之批评不可为文章之表面所眩惑，虽是平稳的言词，而在其底下流动之物必可感知其出于平稳之上，此虽是甚失礼的说法，对于日本人之文章感受性幸勿予以过低的估价可也。”

    这个题目的文章，写的非常的长了，内容也很无聊，所以应当适可而止了。但是事情虽是无聊，对于我却是很严重的，试想潜伏和平地区（即是沦陷区），在那里蠢动的残余敌人，那么这样的人该当何罪呢？连东京的文人都知道了，难道在北京的宪兵还不知道，怕不捉将官里去，弄到了失了踪。实在他们是这样想的，当日本投降的时候，原特务机关的头子森冈皋中将做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的理事长，我当着副理事长，一天会议遣散所员的事，他看见我笑嘻嘻的问道：“周先生，没有接到新的任命么？”我也笑答道：“还没有哩。”可是他们不曾动手扫荡，这在我不能不说是万分的侥幸了。

    一八一 先母事略

    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这年在我是一个灾祸很重的年头，因为在那年里我的母亲故去了。我当时写了一篇《先母事略》，同讣闻一起印发了，日前偶然找着底稿，想就把它拿来抄在这里，可是无论怎么也找不到了，所以只好起头来写，可能与原来那篇稍有些出入了吧。

    先母姓鲁，名瑞，会稽东北乡的安桥头人。父名希曾，是前清举人，曾任户部司员，早年告退家居，移家于皇甫庄，与范啸风（著《越谚》的范寅）为邻，先君伯宜公进学的时候，有一封贺信写给介孚公，是范啸风代笔的，底稿保存在我这里，里边有“弟有三娇，从此无白衣之客，君惟一爱，居然继黄卷之儿”，是颇有参考价值的。先母共有兄弟五人，自己居第四，姊妹三人则为最小的，所以在母家被称为小姑奶奶。先君进学的年代无可考了，唯希曾公于光绪十年甲申（一八八四）去世，所以可见这当更在其前。先母生于咸丰七年丁巳（一八五七）十一月十九日，卒于民国三十二年癸未（一九四三）四月二十二日，享年八十七岁。先母生子女五人，长樟寿，即树人，次櫆寿，即作人，次端姑，次松寿，即建人，次椿寿。端姑未满一岁即殇，先君最爱怜她，死后葬于龟山殡舍之外，亲自题碑曰，周端姑之墓，周伯宜题，后来迁移合葬于逍遥溇，此碑遂因此失落了。椿寿则于六岁时以肺炎殇，亦葬于龟山，其时距先君之丧不及二年，先母更特别悲悼，以椿寿亦为先君所爱，临终时尚问“老四在哪里”，时已夜晚乃从睡眠中唤起，带到病床里边。故先母亦复怀念不能忘，乃命我去找画师叶雨香，托他画一个小照，他凭空画了小孩，很是玉雪可爱，先母看了也觉中意，便去裱成一幅小中堂，挂在卧房里，搬到北京来以后，也还是一直挂着，足足挂了四十五年。关于这事我在上面已曾写过，见第十八章中，所以现在从略了。

    先君生于咸丰十年庚申（一八六〇）十二月二十一日，卒于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一八九六）九月初六日，得年三十七，绍兴所谓刚过了本寿。他是在哪一年结婚或是进学的都无可考，或者这在当时只用活字排印了二十部的《越城周氏支谱》上可能有纪载，但是我们房派下所有的一部却给国民党政府没收了，往北京图书馆去查访，也仍是没有下落。先君本名凤仪，进学时的名字是文郁，后来改名仪炳，又改用吉，这以后就遇着那官事，先君说，“这名字的确不好，便是说拆得周字不成周字了。”但他的号还是伯宜，因为他小名叫做“宜”，先母平时便叫他“宜老相公”，——查《越谚》卷中人类尊称门中有老相公，注云有田产安享者，又佃户亦常称地主为收租老相公，意如是称谓当必有所本，唯小时候也不便动问，所以这缘故终于不能明了。

    先母性和易，但有时也很强毅。虽然家里也很窘迫，但到底要比别房略为好些，以是有些为难的本家时常走来乞借，总肯予以通融周济，可是遇见不讲道理的人，却也要坚强的反抗。清末天足运动兴起，她就放了脚，本家中有不第文童，绰号“金鱼”的顽固党扬言曰，“某人放了大脚，要去嫁给外国鬼子了。”她听到了这话，并不生气去找金鱼评理，却只冷冷的说道：“可不是么，那倒真是很难说的呀。”她晚年在北京常把这话告诉家里人听，所以有些人知道，我这事写在《鲁迅的故家》的一节里，我的族叔冠五君见了加以补充道：

    “鲁老太太的放脚是和我的女人谢蕉荫商量好一同放的。金鱼在说了放脚是要嫁洋鬼子的话以外，还把她们称为妖怪，金鱼的老子也给她们两人加了‘南池大扫帚‘的称号，并责备藕琴公家教不严，藕琴公却冷冷的说了一句，‘我难道要管媳妇的脚么？’这位老顽固碰了一鼻子的灰，就一声不响的走了。”所谓金鱼的老子即《故家》里五十四节所说的椒生，也就是冠五的先德藕琴公的老兄，大扫帚是骂女人的一种隐语，说她要败家荡产，像大扫帚扫地似的，南池乃是出产扫帚的地名。先母又尝对她的媳妇们说：

    “你们每逢生气的时候，便不吃饭了，这怎么行呢？这时候正需要多吃饭才好呢，我从前和你们爷爷吵架，便要多吃两碗，这样才有气力说话呀。”这虽然一半是戏言，却也可以看出她强健性格的一斑。

    先君虽未曾研究所谓西学，而意见甚为通达，尝谓先母曰，“我们有四个儿子，我想将来可以将一个往西洋去，一个往东洋去留学。”这个说话总之是在癸巳至丙申（一八九三至九六）之间，可以说是很有远见了，那时人家子弟第一总是读书赶考，希望做官，看看这个做不到，不得已而思其次，也是学幕做师爷，又其次是进钱店与当铺，而普通的工商业不与焉，至于到外国去进学堂，更是没有想到的事了。先君去世以后，儿子们要谋职业，先母便陆续让他们出去，不但去进洋学堂，简直搞那当兵的勾当，无怪族人们要冷笑这样的说了，便是像我那样六年间都不回家，她也毫不嗔怪。她虽是疼爱她的儿子，但也能够坚忍，在什么必要的时候。我还记得在鲁迅去世的那时候，上海来电报通知我，等我去告诉她知道，我一时觉得没有办法，便往北平图书馆找宋紫佩，先告诉了他，要他一同前去。去了觉得不好就说，就那么经过了好些工夫，这才把要说的话说了出来，看情形没有什么，两个人才放了心。她却说道：“我早有点料到了，你们两个人同来，不像是寻常的事情，而且是那样迟延尽管说些不要紧的话，愈加叫我猜着是为老大的事来的了。”将这一件与上文所说的“一幅画”的事对照来看，她的性情的两方面就可全然明了了。

    先母不曾上过学，但是她能识字读书。最初读的也是些弹词之类，我记得小时候有一个时期很佩服过左维明，便是从《天雨花》看来的，但是那里写他剑斩犯淫的侍女，却是又觉得有了反感了，此外还有《再生缘》，不过看过了没有留下什么记忆。随后看的是演义，大抵家里有的都看，多少也曾新添一些，记得有大橱里藏着一部木板的《绿野仙踪》，似乎有些不规矩的书也不是例外，至于《今古奇观》和《古今奇闻》，那不用说了。我在庚子年以前还有科举的时候，在“新试前”赶考场的书摊上买得一部《七剑十三侠》，她看了觉得喜欢，以后便搜寻它的续编以至三续，直到完结了才算完事。此后也看新出的章回体小说，民国以后的《广陵潮》也是爱读书之一，一册一册的随出随买，有些记得还是在北京所买得的。她只看白话的小说，虽然文言也可以看，如《三国演义》，但是不很喜欢，《聊斋志异》则没有看过。晚年爱看报章，定上好几种，看所登的社会新闻，往往和小说差不多，同时却也爱看政治新闻，我去看她时辄谈段祺瑞吴佩孚和张作霖怎么样，虽然所根据的不外报上的记载，但是好恶得当，所以议论都是得要领的。

    先母的诞日是照旧历计算的，每年在那一天，叫饭馆办一桌酒席给她送去，由她找几个合适的人同吃，又叫儿子丰一照一张相，以作纪念。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廿六日为先母八十六岁的生日，丰一于饭后为照相，及至晒好以后先母乃特别不喜欢，及明年去世，唯此相为最近所照，不得已遂放大用之于开吊时。一九四三年四月份日记云：

    “廿二日晴，上午六时同信子往看母亲，情形不佳，十一时回家。下午二时后又往看母亲，渐近弥留，至五时半遂永眠矣。十八日见面时，重复云，这回永别了，不图竟至于此，哀哉，唯今日病状安谧，神识清明，安静入灭，差可慰耳。九时回来。

    廿三日晴，上午九时后往西三条。下午七时大殓，致祭，九时回家。此次系由寿先生让用寿材，代价九百元，得以了此大事，至可感也。

    廿四日晴，上午八时往西三条，九时灵柩出发，由宫门口出西四牌楼，进太平仓，至嘉兴寺停灵，十一时到。下午接三，七时半顷回家，丰一暂留，因晚间放焰口也。”至五月二日开吊，以后就一直停在那里，明年六月十九日乃下葬于西郊板井村之墓地。

    本文是完了，但是这里却有一个附录，这便是上文所说范啸风替晴轩公写的那封信，因为文章虽并不高明，内容却有可供参考的地方，而且那种“黄伞格”的写法将来也要没有人懂得了，所以我把它照原样的抄写在这里了。原题是“答内阁中书周福清（两字偏右稍小）并贺其子入泮”：

    忝依

    玉树，增葭末之荣光，昨奉

    金缄，愧楮生之。兹者欣遇

    令郎入泮，窃喜择婿东床，笑口欢腾，喜心倾写。

    恭维

    介孚仁兄亲家大人职勤视草，

    恩遇赐罗，

    雅居中翰之班，爱莲名噪，

    秀看后英之茁，采藻声传。

    闻喜可知，驰贺靡似。弟自违粉署，遂隐稽山，蜗居

    不啻三迁，蠖屈已将廿载。所幸男婚女嫁，愿了向平，

    侄侍孙嬉，情娱垂晚。昔岁季女归

    第，今兹快婿游庠。弟有三娇，从此无白衣之客，

    君惟一爱，居然继黄卷之儿。不禁笔歌，用达絮语，

    敬贺

    鸿禧，顺请

    台安，诸维

    亮察不庄。 姻愚弟鲁希曾顿首。

    一八二 监狱生活

    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了，抗日战争得到胜利，凡是在敌伪时期做过事的人当然要受到处分，不过虽有这个觉悟，而难望能够得到公平的处理，因为国民党政府的一个目的是在于“劫收”，并不是为别的事情。我这里没有其它宝贝，只有一块刻着“圣清宗室盛昱”六字的田黄石章，和摩伐陀（Movado）牌的一只钢表，一总才值七八百块钱，也被那带枪的特务所偷去，幸而他们不要破砖瓦，所以那块凤皇砖和永明砖砚总算留下了。这是那年十二月六日的事，他们把我带到有名的炮局胡同的狱舍里，到第二年五月才用飞机送往南京，共总十二个人，最初住在老虎桥首都监狱的忠舍，随后又移至义舍，末了又移往东独居，这是一人一小间，就觉得很是不错了。这一直住到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一月廿六日，那时南京政府已经坍台了，这才叫我们保释出去，第三天到得上海，正是阴历的除夕了。

    在北京的炮局是归中统的特务管理的，诸事要严格一点，各人编一个号码，晚上要分房按号点呼，年过六十的云予优待，聚居东西大监，特许用火炉取暖，但煤须自己购备，吃饭六人一桌，本来有菜两钵，亦特予倍给。第二年五月移居南京之后，原是普通监狱，分出一部分作为看守所，都属于司法部，便很有些旧时的风气了。忠舍为看守所的一部，在西北的一角里，东西相对各有五间房子，每房要住五个人，北面有一个小院子，关起门来倒也自成一个院落。住在里面的人，安定下来就开始募款，记不清那数目了，大约是每月三四十万吧，给他们做酬劳，——这叫做什么好呢？凡是在忠舍当差的人，自看守以至副所长都有所得，据说只有所长没有分润，这是我听说如此，详细也不知道。我们没有钱的也可以不出，反正忠舍的住民里不缺少富翁，他们就负担下来了，例如有一位干瘪的老头子，年纪有七十多岁了，是盛宣怀的侄子，是统售鸦片烟的，上上下下都称他为“老太爷”，便是一例。因为如此，忠舍的管理比较缓和，往来出入可以自由，烟酒什么违禁物品也可输入，所里照例每月也有检查，但是都是预先知道，由担任“外役”的人先期收集了，隐藏在板屋的顶上，检查完毕再一一归还原主。当外役的都是那些短期拘禁的犯窃盗小罪的人，有一个姓沈的少年，却很有工夫，尝亲自表演，将看守身边的东西转眼掏到手里，有一回同了好些人上法院去，回来检查的时候，向会计课领了钱出去的人找不到余剩的钱，却发见在这人的身上了，明知道偷了也是没用，但看见有好机会便忍不住要技痒了吧。不过这事也有例外，有个剃头的却是杀人犯，我曾屡次叫他理发，问起他的事情，答说是因为斗殴，与同行的兄弟两人打架，两面均拿着家伙，结果是他打赢了，对方一死一伤，但是他却吃了官司，初判死刑，后来改处有期徒刑。其人并不凶悍，所以将头颅托付他，没有觉得什么不放心，可是叫杀人犯来剃头，当初一听却是骇人听闻的了。

    在忠舍大约住有一年的样子，起居虽然挤得很，却还能做一点工作，我把一个饼干洋铁罐做台，上面放一片板当做小棹子，翻译了一部英国劳斯（W．H．D．Rouse）所著的《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给了正中书局，没有出版，解放后经我重新译了，由文化生活社刊行，书名省作“希腊的神与英雄”了。此外又开始做些旧诗，就是我向来称它做打油诗的，不过这时不再作那七言律诗了，都是些七言绝句和五言古诗，那是道地的外道诗，七绝是牛山志明和尚的一派，五古则是学寒山子的，不过似乎更是疲赖一点罢了。计共有《忠舍杂诗》二十首，《往昔》五续三十首，《丙戌岁暮杂诗》十一首，这里除《忠舍杂诗》外都是五言古诗。丁亥（一九四七）七月移居东独居，稍得闲静，又得商人黄焕之出狱时送我的折叠炕桌，似乎条件尽够用功了，可是成绩不够好，通计在那里住了一年半，只看了一部段注《说文解字》，一部王菉友的《说文释例》和《说文句读》，其次则是写诗，《丁亥暑中杂诗》三十首，《儿童杂事诗》七十二首，和集外的应酬和题画诗共约一百首。《儿童杂事诗》为七言绝句，最初因读英国利亚（Edward Lear）的诙谐诗，妙语天成，不可方物，略师其意，写儿戏趁韵诗数章，迄不能就，唯留存三数首，衍为儿童生活及故事诗各二十四章，后又广为三编，得七十二章焉。三十七年一年中不曾作诗，是年一月廿七日曾题诗稿之末云：

    “寒暑多作诗，有似发寒热。间歇现紧张，一冷复一热。转眼寒冬来，已过大寒节。这回却不算，无言对风雪。中心有蕴藏，何能托笔舌。旧稿徒千言，一字不曾说。时日既唐捐，纸墨亦可惜。据榻读尔雅，寄心在蠓蠛。”

    这时国民党政府已近末期，独居里边虽然报纸可以潜入，但是没有人要留心这些，最受欢迎的乃是《观察》周刊，它的战争通信真是犀利透彻，令人佩服。这一年里所关心的便是时局的变化，盼望这种政府的赶快覆没，虽然它大吹大擂的装做胜利归来的样子，但人家看去终不像是真的政府，便是那在大行宫的法院，和峨冠博带的法官，也总是做戏一般的予人以伪的感觉，这是很奇怪的也是实在的事情。即如它的最高法院对于我的声请判决，里边有这样的一节话：

    “次查声请人所著之《中国的思想问题》，考其内容原属我国固有之中心思想，但声请人身任伪职，与敌人立于同一阵线，主张全面和平，反对抗战国策，此种论文虽难证明为贡献敌人统治我国之意见，要亦系代表在敌人压迫下伪政府所发之呼声，自不能因日本文学报国会代表片冈铁兵之反对而卸通敌叛国之罪责。”对于那篇《中国的思想问题》，可以看作“贡献敌人统治我国之意见”，或是“代表在敌人压迫下伪政府所发之呼声”，这种武断罗织的话是本国人的公正法官所应该说的么？或者此乃是向来法官的口气也未可知，那么我只好以“作揖主义”对付之，说大人们这样说一定是不错的吧。

    但是这个伪朝廷却终于坍台了，仓皇解散一切的机关，我遂于民国三十八年一月廿六日离开了老虎桥，这也是很巧的，恰好正是写那篇蠛蠓诗的一周年，我于当日口占了一首，题目是“拟题壁”，可是实在却没有题，只是记在心里，到了二月八日这才把它记了下来。诗云：

    “一千一百五十日，且作浮屠学闭关，今日出门桥上望，菰蒲零落满溪间。”

    这是赋而比也的打油诗，缺少温柔敦厚之致，那是没有法子的，但是比较丙戌（一九四六）六月所做的一首《骑驴》的诗，乃是送给傅斯年的，却是似乎还要好一点了。

    一八三 在上海迎接解放

    一月廿六日走出了老虎桥，在近地的马骥良君家住宿一夜，可是刚吃过晚饭，马君听了友人的劝，忽然决定连夜趁车赶往上海去了，我遂独自占领他的大床，酣眠了一夜。第二天午前尤君走来找我，乃于下午同了尤君父子乘公共汽车到了下关，那时南京城内已经很乱，当日又有国民党的兵从浦口退下来，所以下关一带更是混乱，很不好走路。当时有一位老者同行，苏州人姓王，也是从老虎桥出来的，不晓得怎么样与一个兵相撞了，那兵便其势汹汹的喝问，“你是什么人？”王君仓猝答应道，“我是老百姓。”这句话对答得恰好，而且形貌衰老也正相配合，所以幸得免于殴辱，实在是很运气的了。

    进了车站，看见有一列车辆停在那里，就拥了上去，那时车上已挤满了人，我因了尤君父子的帮助，从车窗上进去了，得到一个坐处，尤君父子却只能站着，后来在过道上放下包裹，也就坐下了。这车大约是下午四五点钟开行的，到了第二天傍晚这才到上海的北站，足足走了二十四小时，奇怪的是车里的人在这一昼夜间一动也不动，实在也是不能动，既不要小便，并且不觉得饥渴，车上固无从得水，面包却是带着的，并不想到吃，就只是傻子似的坐着，冬天黑暗的很早，车上没有电灯，也就只是张着眼在暗中坐着。我不曾有过逃难的经验，但是这两天里异常紧张与窘迫的情形，可以说是经验到一点，后来想起深深感到奇异，所可异的不单是我个人，乃是全列车的人都会忘记饮食便利，毫无怨言的担受着那苦难。途中有过人来收票，这一件事稍为作为点缀，表明是在坐火车旅行，可是没有人拿出钱来，都说是什么部什么机关的关系，疏散到别处去的，只是口头一句话，并不拿出什么证件来，收票的人也没有要了来看，就这样的算了。付钱买票的一总不过十个人吧，我同尤君父子依照法定价格一总付了一百多元，但是拿到补的车票来一看，却是一个人只要十多块钱，这是什么理由，大概也不难理解，这里也无须词费来加以说明了。

    到了车站，我们坐了两人乘坐的三轮车，走到北四川路横浜桥的福德里，已经是暮色苍然了，这时我才感觉口渴和想要小便，这其间却已经过了二十四小时以上了。尤老太太忙着张罗招待客人，一面也布置祀神的事情，这时我又才知道今日已是阴历的戊子年的除夕了。从这一天起我就成为尤君府上的食客，白吃白住，有一百九十八天，直到八月十五日这才回到北京来的。其时北京早已解放了，现在我所要说的便是在上海遇到解放的事情。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蛰居横浜桥头小楼上，见闻不广，没有遇到特别事情，但是有些看到的琐社会事项，颇有意思，这里所记的无非就是这些罢了。

    当时在上海的人所最关心的，并不是战局的如何，因为国民党的坍台反正是注定的了，而且觉得愈早愈好，其感觉顶伤脑筋的乃是钞票和银元的每天的涨落。其实涨的是银元，落的是钞票，这乃是一定的，它却不是一天一变，实在是时刻在变动，所以是生活上极大的威胁，需要随时警惕着，没有一刻的安静。据说有人去喝酒，刚喝了第一碗，及至再要时却已涨了价了，这决不是什么假作的话。尤君每天出门去，早上换了钱，等得中午回来时，兑换率已经增高许多了，辄高呼损失不置，及至午后出去，到傍晚回家的时候，又是如此，虽然觉得好笑，可是事实是如此，时时刻刻在吃着亏。那时通行的银元除鹰洋和站人的已经少见外，计有龙洋，大头和小头这三种。大头也称作袁头，是民国初年所铸，上边是袁世凯的像，还有一种是孙中山像的，但是做的稍差，头发式样有似小孩的样子，而且似乎银子的成色也要差一点，实在显得要贫弱一点，所以就类推的被叫作小头了。价格以大头为最高，小头要略为差些，大约和龙洋相去不远。我从那年四月里才重新写起日记，也不注意这些事，没有详细的纪录，但是买东西的价钱去看，也可以知道一二。四月十日记着托纪生买龙井半斤，四万三千元，合银洋七角强，可知那时一块银元和金圆券的兑换率大概是六万。可是在四月二十日换袁头一元计四十一万，廿八日又换则是一百五十万，五月四日三百七十万，十日换龙洋为三百八十万，十六日换小头则已是六百五十万了。同时还有几项记载，也有比较研究的价值，今汇录于下：五月十七日买龙井四两，二百万。四月十六日买绍兴酒一瓶约三斤，二万八千，二十日又买两瓶十二万四千。四月二十日理发，计五万五千元，五月十五日理发一百万。五月五日寄平信计十六万，航空四十万，至廿八日虽已解放，邮资新率未定，仍照金圆券一百二十万付给。至五月三十一日，买空白摺扇一柄，价五百万元，这乃是使用金圆券最后的一回了吧。

    那里却也记着些好玩的事情，如四月五日上午古鲁夫妇来，邀游城隍庙，平白纪生同行，途遇亢德亦同去，在里园茶点，六时始回寓，买竹背骨牌一副八千元，古鲁所付。后来就常用这骨牌，于那小楼上在四周暴风雨中，玩那古来传下来的“打五关”的游戏。又有一回是五月四日，同纪生至巷口小店福德香的楼上吃馄饨，共八十万元，那一天袁头的行市是三百七十万，那么也只是银洋两角多罢了。关于打仗的事情日记里没有什么记载，只有这几项：

    “十三日阴。彻夜遥闻炮声。”

    “十七日阴。下午付本里巷口做铁门费，大头一枚，又代纪生付出一枚。”为的是怕溃兵乱入，所以各巷都议做铁门，每户出现洋一枚，我与纪生都算作一户，但是出了钱之后只有一个星期，就整个上海都解放了，铁门也不见一点影子，大约这些大头就为所谓保长之流所笑纳了吧。铁门虽然未做，可是招集巷内居民守夜，廿三日大雨夜七至九时本是我的班次，却由尤君穿了雨衣替我去了。

    “廿五日晴，上午北四川路戒严，里门亦关闭。沪西其时已解放，近地尚有市街战云。

    廿六日阴。下午路上已可通行，虽枪声陆续未断，如放爆竹。夜大雨，平白往应夜警，地方上颇有讹言，却并无事。”国民党兵其实是随处皆有，福德里中就有一个，只是他看见形势日非，早已退归林下，所以这时就换了一身小褂袴，站在木栅栏门里面，以老百姓的身分在看着热闹，大家也就不计较了。

    上海一经解放，人心立即安定下来，我就打算等交通恢复，想回北京去了。其时国民党军队还占据着舟山，时常有飞机来沪骚扰，日记上云：

    “六月廿一日晴。连日国民党飞机来沪轰炸，可谓风狂行动，上海人却处之泰然，亦很好。”

    “廿九日阴，午匪机又来扰颇久。”这种情形大概还暂时继续着，直到舟山解放，这魔手才永远和中国大陆脱离了。

    我自从老虎桥出来后，没有写过一首旧诗，所以或者可以这是绝笔于那篇《拟题壁》了吧。但是在上海却也曾做过五言绝句，那是应酬人的题花鸟画的诗，纯粹是模仿八股文截搭题的做法的，有些没有法子搭上，便只得不题，乃是三月十九日所作。现在抄录几首在这里，以留纪念。

    一，月季花白头翁

    应是春常在，花开满药栏。白头相对坐，浑似雾中看。

    二，牡丹鸡

    花好在一时，富贵那可恃。且听荒鸡鸣，抚剑中宵起。

    三，野菊鸡

    寒华正自荣，家禽相对语。似告三径翁，如何不归去。

    四，木兰芙蓉鸟

    木兰发白华，黄鸟如团絮。相将送春归，惆怅不得语。

    一八四 我的工作一

    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八月五日与尤君约定同行赴北京，九日上午五时半至虬江路候买火车票，不得，八时半回来，因买票人众多，须先一日往候方可。十日下午八时后同平白至虬江路，候编号后回来，由平白派其长子彻夜守候。十一日上午五时往虬江路，候盖戳又编新号，八时顷先回，九时半又去凭编号并照相，买北平二等票，计三万六百廿元，取得收据，回家已十时半。十二日上午寄存行李二件，五十一公斤，运费一万九千余元。下午二时出发，五点五十分火车开行，各有坐位。十三日上午九时后至安徽嘉山县，因有飞机警报，停车直至下午四时始行。十四日下午八时至天津，十一时半到北京。那时因为秩序恢复不久，旅行所以还有些困难，但是拿去与那回逃难的火车相比，真是不可同年而语了。

    既然平安的到了北京，安静的住了下来，于是我要来认真的考虑我所能做的工作了。我过去虽然是教书的，不过那乃是我的职业，换句话说乃是拿钱吃饭的方便，其实教书不是我的能力所及的。那么估量自己的力量，到底可以干些什么工作呢？想来想去，勉强的说还是翻译吧，不过这里也有限度，我所觉得喜欢也愿意译的，是古希腊和日本的有些作品。我的外文知识很是有限，哲学或史诗等大部头的书不敢轻易染指，不能担当重任，过去也没有机会可以把翻译的工作当做职业，所以两者只好分开了。这回到北京以后，承党的照顾让我去搞那两样翻译，实在是过去多年一直求之不得的事情。我弄古希腊的东西，最早是那一册《希腊拟曲》，还是在一九三二年译成，第二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二种乃是《希腊女诗人萨波》，一九四九年编译好了，经上海出版公司印行了三千册，就绝板了。这乃是一种以介绍萨波遗诗为主的评传，因为她的诗被古来基督教的皇帝所禁止焚毁，后人采集佚文止存八十章左右，还多是一句两句，要想单独译述，只有十多页罢了，在这评传里却几乎收容了她全部遗诗，所以这本小册子可以说是介绍她的诗与人的。我对于这书觉得很是满意，当时序言里说得很清楚，今抄录于后：

    “介绍希腊女诗人萨波到中国来的心愿，我是怀的很久了。最初得到一九〇八年英国华耳敦（Wharton）编的《萨波诗集》，我很喜欢，写过一篇古文的《希腊女诗人》，发表在绍兴的刘大白主编的《禹域日报》上边。这还是民国初年的事，荏苒三十年，华耳敦的书已经古旧了，另外得到一册一九二六年海恩斯（Haines）编的集子，加入了好些近年在埃及地方发现，新整理出来的断片，比较更为完善。可是事实上还是没有办法，外国诗不知道怎么译好，希腊语之美也不能怎么有理解，何况传达，此其一。许多半句几个字的断片，照译殊无意义，即使硬把全部写了出来，一总只有寥寥几页，订不成一本小册子，此其二。末了又搜求到了一九三二年韦格耳（Arthur Weigall）的《勒斯婆思的萨波（Sappho of Lesbos），她的生活与其时代》，这才发见了一种介绍的新方法。他是英国人，曾任埃及政府古物总检查官，著书甚多，有《法老史》三册，埃及王亚革那顿，女王克勒阿帕忒拉，罗马皇帝宜禄各人之生活与其时代，关于希腊者只此一书。这是一种新式的传记，特别也因为萨波的资料太少的缘故吧，很致力于时代环境的描写，大概要占十分之八九，但是借了这做底子，他把萨波遗诗之稍成片段的差不多都安插在里面，可以说是传记中兼附有诗集，这是很妙的办法。一九一二年帕忒列克（Patrick）女士的《萨波与勒斯婆思岛》也有这个意思，可是她真的把诗另附在后面，本文也写得很简单，所以我从前虽然也觉得可喜，却不曾想要翻译它。近来阅韦格耳书，摘译了其中六章，把萨波的生活大概都说及了，遗诗也十九收罗在内，聊以了我多年的心愿，可以算是一件愉快的事。有些讲风土及衣食住的地方，或者有人觉得繁琐，这小毛病当然也可以说是有的，但于知人论世上面大概亦不无用处，我常想假如有人来做一部杜少陵或是陆放翁的新式传记，不知他能否在这些方面有同样的叙述，使我们知道唐宋人日常的饮食起居，可以推想我们的诗人家居的情状，在我觉得这是非常可以感谢的。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原著者的事，可以说是于我无干，我的工作是在本文以外，即是附录中的那些萨波的原诗译文，一一校对海恩斯本的原文，用了学究的态度抄录出来，只是粗拙的达旨，成绩不好，但在我却是十分想用力的。既无诗形，也少诗味，未必值得读，但是介绍在《诗经》时代的女诗人的诗到中国来，这件事还是值得做的。古典文学即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我们中国应当也取得一份，只是担负的力气太小，所以也分得太少罢了。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在上海。”

    这篇序文是在横浜桥头的亭子间里所写，书编成后将原稿托付康嗣群君，经他转交给上海出版公司，后来郑西谛君知道了，他竭力怂恿公司的老板付印，并且将它收入他所主编的文艺复兴丛书里边。古来有句话，索解人难得，若是西谛可以算是一个解人，但是现在可是已经不可再得了。

    一八五 我的工作二

    我回到北京以后，所做的第二件事乃是重译英国劳斯的《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我这所谓重译，实在乃是第二次翻译，综计我的翻译工作这样重译的共总有两种，其它一种乃是希腊人所著的《希腊神话》，与这是属于同类的，这虽然全是出于偶然，但也可见我与希腊神话的缘分是怎样的深了。这部书的原著者是英国人，照我的计画是并不在我的翻译范围以内，但是它是关于希腊神话的，而且他的人与文章更使我觉得爱好，所以决心要译它出来。他是有名的古典学者，是勒布古典丛书的编者之一人，自己译注有农诺斯（Nonnos）的《狄俄女西阿卡》（Dionysiaka）三册，又通现代希腊语，译有小说集名曰“在希腊诸岛”。他的文章据他小序里说，是这样来的：

    “这些故事是讲给十岁至十二岁的小孩听过的，因了这些小孩们的批评，意识的或非意识的，都曾得到了许多益处。

    这故事讲来像是一个连结的整篇的各部分，正如希腊人所想的那么样，虽然各人一定的知道他的地方的传说最是清楚。末了的世系亦于参考上可以有用。这大抵是从赫西俄多斯来的，可是我所利用的古作家，乃是上自荷马，下至农诺斯。假如我有时候在对话中采用我的想像，那么荷马和农诺斯他们也是如此的。”我于书的末尾加上一个附录，在译后附记的第五节“关于本书”，有这几句话：

    “这本书因为翻译过两遍，所以可以说弄得很有点清楚了。它的好处我可以简单的举出两点来。其一是诙谐。基督教国人讲异教的故事，意识的或非意识的表示不敬，以滑稽的形式表现出来，原是可以有的，加上英国人的喜欢幽默，似乎不能算是什么特别，但是这里却有些不同。如四十二节战神打仗中所说，希腊诗人常对神们开一点玩笑，但他们是一个和气的种族，也都能好意的接受了。这本是希腊的老百姓的态度，因为自己是如此，所以以为神们也是一样。著者的友谊的玩笑乃是根据这种人民的诗人的精神和手法而来，自然与清教徒的绅士不是一样的。其二是简单。简单是文章最高的标准，可是很不容易做到。这书里讲有些故事却能够达到几分，说得大一点这是学得史诗的手法，其实民间文学的佳作里也都是有的。例如第四十四节爱与心的故事，内容颇是复杂，却那么剪裁下来，粗枝大叶的却又疏劲有致，是很不容易的事。又如关于特洛亚的十年战争，说起来着实头绪纷烦，现在只用不和神女的金苹果等三节就把它结束了，而且所挑选的又是那几个特别好玩的场面，木马一段也抛弃了，这种本事实在可以佩服。总之在英美人所做的希腊神话故事书中这一册实是最好的，理由有如在序文中所说，原著者是深悉神话与希腊两方面的人，故胜过一般的文学者也。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在北京记。”

    全书约可十五万字，译稿自九月十三日起手，至十月廿七日译成，凡四十五日，其中还有十天休息，可以算是很快了。译好后仍旧寄给康君，由他转给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承李芾甘君赏识，亲予校勘，这是很可感谢的。本书的运气总算要比《希腊女诗人》好得多了，它出过好几板，销行总在万册以上，这在以前是很不容易达到的。古人有句话，敝帚千金，我虽然没有这种脾气，可是对于此书却不免有这样感情。我因为以不知为不知，对于文学什么早已关了门，但是也有知之为知之，这仍旧留着小门不曾关闭，如关于神话是也。所以对于神话什么的问题，仍然是有些主张发表，在原书出版的第二年即民国廿四年，我写一篇介绍的文章，里边发牢骚说：

    “可喜别国的小孩子有好书读，我们独无。这大约是不可免的。中国是无论如何喜欢读经的国度，神话这种不经的东西自然不在可读之列。还有，中国总是喜欢文以载道的。希腊与日本的神话纵然美妙，若论其意义则其一多是仪式的说明，其它又满是政治的色味，当然没有意思，这要当作故事听，又要讲的写的好，而在中国却偏偏都是少有人理会的。”现今已是差不多三十年后，情形当然改变了许多了，但是我却还觉得它印得少，不大有人知道，虽然它的译文也有缺点，如在译本序中所说，文句生硬，字义艰深，小学生不容易自己读懂，这是最大的毛病，有人介绍原书，说自八岁至八十岁的儿童读了当无不喜欢，我这译本只好请八十以内的小孩读了，再去讲给八岁以上的小孩听去吧。写到这里，自己不禁苦笑了，再过一两年真要到八十了，却还是那样的喜爱“小人书”，可不是也正是八十岁的小孩，如著者所说，“我常看见小孩们很像那猴子，就只差一条尾巴”么？

    一八六 我的工作三

    一九五〇年一月承蒙出版总署署长叶圣陶君和秘书金灿然君的过访，叶君是本来认识的，他这回是来叫我翻译书，没有说定什么书，就是说译希腊文罢了。过了几天郑西谛君替我从中法大学图书馆借来一册《伊索寓言》，差人送了来，那是希腊文和法文译本，我便根据了这个翻译。这就是我给公家译书的开始。就只可惜在北京找参考书不够容易，想找别的本子参校一下，或者需用插图，都无法寻找，就是再板时要用原书覆校一回，却已无从查访，因为中法大学的书不知道归在哪一个图书馆里了。因此即使明知道那里有些排错的地方，却也无法加以订正，其实《伊索寓言》的原本在西洋大概是很普通的，很容易得到，不过在我们个人的手头是没有罢了。这本商伯利（Chambry）本的《伊索寓言》共计三百五十八则，自三月十三日起至五月八日止，共计两个月弱，译的不算怎么仔细，但是加有注释六十四条，可以说是还可满意的。伊索原名埃索坡斯（Aisopos），由于西洋人向来是用罗马人的拼法，用拉丁字拼希腊文的Ai照例是Ae，又经英国人去读便一变而为“伊”了，又略掉语尾，所以成为“伊索”。这个译名大概起于清光绪年间，林琴南初次译《伊索寓言》的时候，但在这以前却已有过《意拾蒙引》，于一八四〇年顷在广东出版，更早则一六二六年也有此书在西安出版，是意大利人金尼阁口述的，书名曰“况义”，共二十二则，跋言况之为言比也，那么也就是比喻之意。译本的《关于伊索寓言》里我有几句话道：

    “《伊索寓言》向来一直被认为启蒙用书，以为这里故事简单有趣，教训切实有用，其实这是不对的，于儿童相宜的自是一般动物故事，并不一定要是寓言，而寓言中的教训反是累赘，说一句杀风景的话，所说的多是奴隶的道德，更是不足为训。”即如译本中第一百十八则“宙斯与羞耻”，乃以男娼（pornos）为题材，更不是蒙养的适当材料了。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如下文所说：

    “现在《伊索寓言》对于我们乃是世界的古典文学遗产之一，这与印度的《本生故事》相并，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古来的动物故事，像一切民间文艺一样，经了时代的淘汰而留存下来，又在所含的教训上可以想见那时苦辛的人生的影子，也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宝贵的资料。”希腊的动物故事既然集中于伊索的名下而得到结集了，印度的故事要比希腊更为丰富，因为多数利用为本生谈，收在佛经里边，中国也早已译出了，就只差来一番编整工作，辑成一大册子，不过此乃是别一种胜业，我只能插嘴一句，不是我的事情了。

    我译了《伊索寓言》之后，再开始来重译《希腊神话》。那即是我在一九三七年的时候为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所译的，本文四卷已经译出，后来该会迁至香港，注释尚未译全，原稿也就不见了，这回所以又是从头译起，计以一年的工夫做成，本文同注各占十万字以上。这乃是希腊人阿波罗多洛斯（Apollodoros）所著，原书名叫“书库”（Bibliothêkê），据英国人赖忒（F．A．Wright）的《希腊晚世文学史》卷二上说：

    “第四种书，也是著作年代与人物不很确实的，是阿波罗多洛斯的《书库》，希腊神话与英雄传说的一种纲要，从书册中集出，用平常自然的文体所写。福都思主教在九世纪时著作，以为此书著者是雅典文法家，生存于公元前百四十年顷，曾著一书曰‘诸神论’，但这已证明非是，我们从文体上考察大抵可以认定是公元一世纪时的作品。在一八八五年以前我们所有的只是这七卷书中之三卷，但在那一年有人从罗马的梵谛冈图书馆里得到全书的一种节本，便将这个暂去补足了那缺陷。卷一的首六章是诸神世系，以后分了家系叙述下去，在卷二第十四章中我们遇到雅典诸王，忒修斯在内，随后到贝罗普斯一系。我们见到特洛亚战争前的各事件，战争与其结局，希腊各主帅的回家，末后是俄底修斯的漂流。这些都很简易但也颇详细的写出，如有人想要得点希腊神话的知识，很可以劝他不必去管那些现代的参考书，最好还是一读阿波罗多洛斯，有那茀来则勋爵的上好译本。”

    我所根据的原文便是勒布古典丛书本，里边不但附着茀来则的上好译文，还有很有用的但或者可以看作很繁琐的注解，这所以使得我的注释有本文一样的长，也使得读者或编辑者见了要皱眉头的。我在前清丁未（一九〇七）年间将《红星佚史》译稿卖给商务印书馆的时候，就受过一回教训，辛辛苦苦的编了希腊埃及的神话的注释附在后边，及至出版时却完全删掉了。我有那时候的经验，知道编辑的人是讨厌注释的，这回却因为原有的注太可佩服了，所以择要保留了许多，而且必要处自己也添了些进去，虽然我看是必要，然而人家看了总是尾大不掉，非得割去不可了。幸而本书还没有出世，还不知道情形如何。

    茀来则在引言上论阿波罗多洛斯的缺点说的很好，这两点在他实在乃是二而一的，他说：

    “《书库》可以说是希腊神话及英雄传说的一种梗概，叙述平易不加修饰，以文艺上所说的为依据，作者并不说采用口头传说，在证据上及事实的可能上也可以相信他并不采用，这种几乎可以确说他是完全根据书卷的了。但是他选用最好的出处，忠实的遵从原典，只是照样纪述，差不多没有敢想要说明或调解原来的那些不一致或矛盾。因此他的书保存着文献的价值，当作一个精密的记载，可以考见一般希腊人对于世界及本族的起源与古史之信念。作者所有的缺点在一方面却变成他的长处，去办成他手里的这件工作。他不是哲学家，也不是词章家，所以他编这本书时既不至于因了他学说的关系想要改窜材料，也不会为了文章的作用想要加以藻饰。他是一个平凡的人，他接受本国的传说，简直照着字面相信过去，显然别无什么疑虑。许多不一致与矛盾他都坦然的叙述，其中只有两回他曾表示意见，对于不同的说法有所选择。长庚星的女儿们（Hesperides）的苹果，他说，并不在吕比亚，如人们所想，却是在远北，从北风那边来的人们的国里，但是关于这奇怪的果子和看守果子的百头龙的存在，他似乎还没有什么怀疑。”所以他总结的说：“阿波罗多洛斯的《书库》乃是一个平常人的单调的编著，他重述故事，没有一点想像的笔触，没有一片热情的光耀，这些神话传说在古代时候都曾引起希腊诗歌之不朽的篇章，希腊美术之富美的制作来过的。但是我们总还该感谢他，因为他给我们从古代文学的破船里保留下好些零星的东西，这假如没有他的卑微的工作，也将同了许多金宝早已无可挽救的沉到过去的不测的大洋里去了。”

    还有一点，虽然没有表明什么，他可是一个爱国者。他所搜集的神话传说很是广泛，但是限于希腊，其出于罗马文人之创造者，虽然没有说可是不曾采用，保持希腊神话的纯粹，这一点是不错的。我们希望有一册希腊人自己编的神话书，这部《书库》可以算是够得上理想的了。有那理解神话的人再来写一册给小孩们看的，如今有了劳斯的书，也可以充数了。我很高兴能够一再翻译了完成我的心愿，至于神话学的研究，那种繁琐而不通俗的东西，反正世间不欢迎，那么就可以省事不去弄它吧。

    出版总署因为自己不办出版，一九五一年将翻译的事移交开明书局去办，所以这《希腊神话》的译稿于完成后便交给开明的。六月以后我应开明书店的提示，动手译希罗多德的《史记》，可是没有原典，只得从图书馆去借勒布丛书本来应用，到了第二年的一月，开明通知因为改变营业方针，将专门出青年用书，所以希罗多德的翻译用不着了，计译至第二卷九十八节遂中止了。

    一八七 我的工作四

    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已经过去，社会逐渐安定下来，我又继续搞翻译工作了。在这困难的期间，我将国民党所抢剩的书物“约斤”卖了好些，又抽空写了那两本《鲁迅的故家》等，不过那不是翻译，所以可无需细说了。自此以后我的工作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首先是帮助翻译希腊的悲剧和喜剧，这是极重要也是极艰巨的工作，却由我来分担一部份，可以说是光荣，但也是一种惭愧，觉得自己实在是“没有鸟类的乡村里的蝙蝠”。我所分得的悲剧是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一部，他共总有十八个剧本流传下来，里边有十三个是我译的，现今都已出版，收在《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三册的里边。希腊悲剧差不多都取材于神话，因此我在这里又得复习希腊神话的机会，这于我是不无兴趣与利益的。这十三部悲剧的本事有五种是根据特洛亚战争，两种是讲阿伽曼农王的子儿报仇，就是这战事的后日谈，可以说是特别多了，两篇是关于赫剌克勒斯的，两篇是关于“七雄攻忒拜”的，这些都是普通的神话。其中有一篇最是特别，这名为“伊翁”，是篇悲剧而内容却是后来的喜剧，又一篇名为“圆目巨人”（Kyklops），乃是仅存的“羊人剧”，在三个悲剧演完的时候所演出的一种笑剧，这是十分希有而可贵的。

    《伊翁》（Iôn）是说明一个民族起源的传说，这个族叫作伊翁族（Iônes），是希腊文化的先进者，据说他们的始祖即是伊翁，是阿波隆的一个儿子。他的母亲是雅典古王的女儿，名叫克瑞乌萨（Kreusa，意思即是王女，所以这也就是等于没有名字），生下来时就被“弃置”了，可是被阿波隆庙里的女祭师所收养，长大了即成为庙里的神仆。克瑞乌萨后来嫁了斯巴达的一个君长克苏托斯，因为没有子息，同来阿波隆庙里来求神示。阿波隆告诉他，在他从庙里出来的时候遇着的那人，就是他的儿子，于是他遇着了伊翁，这样就承认他是自己的儿子，因为在少年时他有过荒唐的事情，曾经侵犯过一个女子，所以他也相信了，认为这乃是她所生的。克瑞乌萨知道了却生了气，又很是妒忌，想用毒药害死伊翁，被破获了，事很是危急的时候，那女祭师忽然赶到了，她拿了伊翁被弃置时所穿的衣饰，这才证明他原来乃是克瑞乌萨的儿子，又经雅典娜空中出现，证明一切乃是阿波隆的计策，这个戏剧以故事论实在平凡得很，但是它有几种特别的地方，很可注意。其一，希腊神话中别处没有伊翁的记载，这只在欧里庇得斯剧中保存下来。其二，欧里庇得斯在戏剧中对于神们常表示不敬，这是他特有的作风，在本剧中即说阿波隆不负责任的搞恋爱，后来又弄手段将伊翁推给克苏托斯，末后雅典娜对克瑞乌萨说：

    “所以现在不要说，这孩子是你生的，那么克苏托斯可以高兴的保有着那想像，夫人，你也可以实在的享受着幸福。”

    这里说的很是可笑，因为这里不但乩示说假话，而且愚弄克苏托斯，也缺少聪明正直的作风，无怪英国穆雷（G．Murray）说这剧本是挖苦神们的了。其三，这篇故事团圆结末，与普通悲剧不一样，却很有后来兴起的喜剧的意味。罗念生在《欧里庇得斯悲剧集》序文里说：

    “《伊翁》写一个弃儿的故事，剧情的热闹，弃儿的证物以及最后的大团圆，为后来的世态喜剧所摹仿。与其说古希腊的‘新喜剧’（世态喜剧）来自阿里斯托芬的‘旧喜剧’（政治讽刺剧），无宁说来自欧里庇得斯的新型悲剧。所以欧里庇得斯对于戏剧发展的贡献，一方面是创出了悲喜剧，另一方面是为新喜剧铺好了道路。”

    伊翁这个字是由伊翁族引伸过来的，它只把复数变成单数，所以便成为伊翁了。他本来是神的仆人，属于奴隶一类，本无法定的名字，在未遇见克苏托斯给他定名之先，原是不该叫作伊翁的。这个名字的意义，是根据从庙里“出去”（exiôn）时遇见的神示而取的，很显明的是由于文字的附会，但因了这件故事给新喜剧奠了基础，却是很有意思的事，从此被弃置的小孩终于复得，被遗弃的女郎终于成婚，戏曲小说乃大见热闹，这个影响一直流传下来，到了相当近代。

    《圆目巨人》是荷马史诗中有名的一个故事，见于《俄底赛亚》卷九中，俄底修斯自述航海中所遇患难之一。这名字的意思是圆眼睛，但是一只眼睛而不是两只，所以是一种怪物，他养有许多羊，却是喜吃人肉，俄底修斯一行人落在他的手中，被吃了几个，可是俄底修斯用酒灌醉了他，拿木桩烧红刺瞎了他的独眼，逃了出来。这剧里便叙这件事，但是却拿一班羊人来做歌队，故名为羊人剧（Satyros）。羊人本为希腊神话上的小神，与酒神狄俄倪索斯的崇拜有关，是代表自然的繁殖力的，相传他们是赫耳墨斯的儿子，大概因为他的职司之一是牧羊的缘故吧。羊人的形状是毛发蒙茸，鼻圆略微上轩，耳朵上尖，有点像兽类，额上露出小角，后有尾巴像是马或是山羊，大腿以下有毛，脚也全是羊蹄，与潘（Pan）相似。他们喜欢快乐，爱喝酒，跳舞奏乐，或是睡觉，这些都和他们的首领塞勒诺斯（Seilenos）相像，只是更为懒惰懦弱罢了。他常随从着酒神，一说他曾抚养教育过酒神，或又说他是羊人的父亲。剧中便由他率领着一群羊人，出去救助酒神，因为有一班海盗绑架酒神想把他卖到外国去当奴隶，却遇风飘到荒岛，为圆目巨人所捕，给他服役。这是剧中所以有羊人出现的原因，而本剧就借他们来当歌队，一群小丑似的脚色带着一个副净做首领，打诨插科，仅够使剧中增加活气，至于所以必要有羊人出现，则别有缘因在那里。这是原始戏剧的一种遗留，在当初它和宗教没有分化的时期，在宗教仪式上演出，以表演主神的受难——死以及复活为主题，每年总是一样的事，待到渐次分化乃以英雄苦难事迹替代，年年可以有变化，但至少最后一剧也要有些关联才好。这是说希腊的事，他们那时是崇祀狄俄倪索斯的，羊人恰是他的从者，因此乃联系得上了。悲剧是从宗教分化出来的艺术，而在分化中表示出关联的痕迹的乃是这宗羊人剧了，在这一点上这唯一保存下来的剧种是很有价值的，但我们离开了这些问题，单当它一个笑剧来看，也是足够有趣的了。

    悲剧以外我也帮译了一个喜剧，那是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正译应作阿里斯托法涅斯）的，名叫“财神”（Ploutos），收在《阿里斯托芬喜剧集》里，这是一九五四年刊行给他做纪念的。那是一篇很愉快的喜剧，希腊人相信财神是瞎眼的，所以财富向来分配得不公平，这回却一下子医好了眼睛，世上的事情全都翻了过来，读了很是快意，用不着这里再来细说。就只是古喜剧里那一段“对驳”，这是雅典公民热心民主政治关系，喜欢听议会法院的议论，在戏剧里不免近似累赘，这剧中便是主人和穷鬼对辩贫富对于人的好处，除此以外是很值得一读，因此也就值得译出来的了。——我找出《喜剧集》来，重复读一过之后，不禁又提起旧时的一种不快的感觉来。当初在没有印书之先，本拟把原稿分别发表一些在报刊上，以纪念作者的，这篇《财神》便分配给了《剧本》，这刊物现在早已停办了，不知为什么却终于没有实行，只在《人民文学》以及《译文》上边刊登了两篇《阿卡奈人》和《鸟》。其实这篇《财神》是够通俗可喜的，其不被采用大约是别有看法的吧。

    我译欧里庇得斯悲剧到了第十三篇《斐尼基妇女》，就生了病，由于血压过高，脑血管发生了痉挛，所以还有一篇未曾译，结果《酒神的伴侣》仍由罗念生君译出了。我这病一直静养了两年，到了一九五九年的春天我才开始译书，不过那所译的是日本古典作品，并不是说日本的东西比希腊为容易，只因直行的文字较为习惯些，于病后或者要比异样的横行文字稍为好看一点也未可知，这样的过了三年，到得今年一月这才又弄希腊文，在翻译路喀阿诺斯（旧译为路吉亚诺斯）的对话了。

    一八八 我的工作五

    我翻译日本的古典文学，第一种是《古事记》。其实我想译《古事记》的意思是早已有了，不过那时所重的还只在神话，所以当初所拟译的只是第一卷即是所谓神代卷部分，其二三卷中虽然也有美妙的传说，如女鸟王和轻太子的两篇于一年以前曾经译出，收在《陀螺》里边，但是不打算包括在内的。在一百十几期的《语丝》周刊上登过一篇《汉译古事记神代卷引言》，乃是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所写的，说明翻译这书的意思：

    “我这里所译的是日本最古史书兼文学书之一，《古事记》的上卷，即是讲神代的部分，也可以说是日本史册中所纪述的最有系统的民族神话。《古事记》成于元明天皇的和铜五年（公元七一二），当唐玄宗即位的前一年，是根据稗田阿礼（大约是一个女人）的口述，经安万侣用了一种特别文体记下来的。当时的日本还没有自己的字母，安万侣就想出了一个新方法，借了汉字来写，却音义并用，如他进书的骈体表文中所说，或一句之中交用音训，或一事之内全以训录，不过如此写法，便变成了一种古怪文体，很不容易读了。”其实这就是所谓和文，但是它用字母的时候却拿整个的汉字去代表，并且毫无统一，所以看去像是咒语一样，但是近世经过国学家的研究与考证，便已渐可了解了。我那时每周翻译一段落，登在《语丝》上，大约登了十回，却又中止了，后来在解放以后，介绍世界古典文学的运动发生，日本部分有《古事记》一书在内，这才又提了起来。承楼适夷君从《语丝》里把它找了出来，又叫人抄录见示，其时我大概还在病中，所以又复放下，到一九五九年翻译复工以后才开始工作，但在那时候我对于日本神话的兴趣却渐以衰退，又因为参考书缺少，所以有点敷衍塞责的意思，不然免不得又大发其注释癖，做出叫人家头痛的繁琐工作来了。这部书老实说不是很满意的译品，虽然不久可以出书了，可是我对于它没有什么大的期待，就只觉得这是日本的最古的古典，有了汉文译本了也好，自然最好还是希望别人有更好的译本出现。

    译得不满意的不但是这一种《古事记》，有些更是近代的作品，也译得很不恰意，这便是石川啄木的诗歌。其实他的诗歌是我所顶喜欢的，在一九二一年的秋天我在西山养病的时候，曾经译过他的短歌二十一首，长诗五首，后来收在《陀螺》里边。当时有一段说明的话，可以抄在这里，虽然是三十年前的旧话了，可是还很确当：

    “啄木的著作里边小说诗歌都有价值，但是最有价值的还要算是他的短歌。他的歌是所谓生活之歌，不但是内容上注重实生活的表现，脱去旧例的束缚，便是在形式上也起了革命，运用俗语，改变行款，都是平常的新歌人所不敢做的。他在一九一〇年末所做的一篇杂感里，对于这些问题说得很清楚，而且他晚年的（案啄木只活了二十七岁，在一九一二年就死了）社会思想也明白的表示出来了。

    ‘我一只胳膊靠在书桌上，吸着纸烟，一面将我的写字疲倦了的眼睛休息在摆钟的指针上面。我于是想着这样的事情。——凡一切的事物，倘若在我们感到有不便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些不便的地方可以不客气的去改革它。而且这样的做正是当然的，我们并不为别人的缘故而生活着，我们乃是为了自己的缘故而生活着的。譬如在短歌里，也是如此。我们对于将一首歌写作一行的办法，已经觉得不便，或者不自然了，那么便可以依了各首歌的调子，将这首歌写作两行，那首歌写作三行，就是了。即使有人要说，这样的办反要将歌的那调子破坏了，但是以前的调子，它本身如既然和我们的感情并不能翕然相合，那么我们当然可以不要什么客气了。倘若三十一字这个限制有点不便，大可以尽量的去做增字的歌。（案日本短歌定例三十一字，例外增加字数通称为字余。）至于歌的内容，也不必去听那些任意的拘束，说这不像是歌，或者说这不成为歌，可以别无限制，只管自由的说出来就好了。只要能够这样，如果人们怀着爱惜那在忙碌的生活之中，浮到心头又复随即消去的刹那刹那的感觉之心，在这期间歌这东西是不会灭亡的。即使现在的三十一字变成了四十一字，变成了五十一字，总之歌这东西是不会灭亡的。我们因了这个，也就能够使那爱惜刹那刹那的生命之心得到满足了。

    我这样想着，在那秒针正走了一圈的期间，凝然的坐着，我于是觉得我的心渐渐的阴暗起来了。——我所感到不便的，不仅是将一首歌写作一行这一件事情。但是我在现今能够如意的改革，可以如意的改革的，不过是这桌上的摆钟砚台墨水瓶的位置，以及歌的行款之类罢了。说起来，原是无可无不可的那些事情罢了。此外真是使我感到不便，感到苦痛的种种的东西，我岂不是连一个指头都不能触它一下么？不但如此，除却对于它们忍从屈服，继续的过那悲惨的二重生活以外，岂不是更没有别的生于此世的方法么？我自己也用了种种的话对于自己试为辩解，但是我的生活总是现在的家族制度，阶级制度，资本制度，知识卖买制度的牺牲。

    我转过眼来，看见像死人似的被抛在席上的一个木偶。歌也是我的悲哀的玩具罢了。’”

    啄木的短歌集只有两册，其一是他在生前出版的，名曰“一握砂”，其二原名“一握砂以后”，是在他死后由他的友人土岐哀果给他刊行，书名改为“可悲的玩具”了。他的短歌是所谓生活之歌，与他的那风暴的生活和暗黑的时代是分不开的，几乎每一首歌里都有它的故事，不是关于时事也是属于个人的。日本的诗歌无论和歌俳句，都是言不尽意，以有余韵为贵，唯独啄木的歌我们却要知道他歌外附带的情节，愈详细的知道便愈有情味。所以讲这些事情的书在日本也很出了些，我也设法弄一部分到手，尽可能的给那些歌做注释，可是印刷上规定要把小注排在书页底下，实在是没有地方，那么也只好大量的割爱了。啄木的短歌当初翻译几首，似乎也很好的，及至全部把它译出来的时候，有些觉得没有多大意思，有的本来觉得不好译，所以搁下了，现在一古脑儿译了出来，反似乎没有什么可喜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就是由于上述的情形吧？

    一八九 我的工作六

    但是在翻译中间也有比较觉得自己满意的，这有如式亭三马的滑稽本《浮世风吕》，译本名“浮世澡堂”，和《浮世床》，译本名“浮世理发馆”。前者已于一九五八年出版，只译出了初二两编四卷，因为分别叙述女澡堂和男澡堂两部分的事，以为足够代表了，还有三四编共五卷，译注太是麻烦，所以不曾翻译，想起来很觉得可惜。后者则于一九五九年译成，凡两编五卷，乃是全书，只是尚未出版。关于这书我曾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写过一篇《浮世风吕》，收在《秉烛谈》里边，有这样的几句话：

    “偶读马时芳所著《朴丽子》，见卷下有一则云：

    ‘朴丽子与友人同饮茶园中，时日已暮，饮者以百数，坐未定，友亟去。既出，朴丽子曰，何亟也？曰，吾见众目乱瞬口乱翕张，不能耐。朴丽子曰，若使吾要致多人，资而与之饮，吾力有所不给，且不免酬应之烦，今在坐者各出数文，聚饮于此，浑贵贱，等贫富，老幼强弱，樵牧厮隶，以及遐方异域，黥劓徒奴，一杯清茗，无所参异，用解烦渴，息劳倦，轩轩笑语，殆移我情，吾方不胜其乐而犹以为饮于此者少，子何亟也。友默然如有所失。友素介特绝俗，自是一变。’这篇的意思很好，我看了就联想起户川秋骨的话来，这是一篇论读书的小文，其中有云：

    ‘哈理孙告戒乱读书的人说，我们同路上行人或是酒店遇见不知何许人的男子便会很亲近的讲话么，谁都不这样做，唯独在书籍上边，我们常同全然无名而且不知道是那里的什么人会谈，还觉得很高兴。但是我却以为同在路上碰见的人，在酒店偶然同坐的人谈天，倒是顶有趣，从利益方面说也并不很少的事。我想假如能够走来走去随便与遇着的人谈谈，这样有趣的事情恐怕再也没有吧。不过这只是在书籍上可以做到，实际世间不大容易实行罢了。《浮世床》与《浮世风吕》之所以为名著岂不即以此故么？’”这话说的很对，《浮世风吕》是写澡堂里的事情，就女堂和男堂两部分，记述各人的谈话，写日常平凡的事情，虽然不能构成复杂的小说，却别有一种特色，为普通小说所没有的，这便是上文所谓轩轩笑语，殆移我情者是也。《浮世床》则是写理发馆的，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男子都留一部分头发，梳着椎髻，这须得随时加以梳理，而且随便出入，没有像澡堂的进去必须洗澡的规定，所以那时成为一种平民的俱乐部，无事时走去聊天上下古今的说一通，它的缺点是只有男子，因为女子另外有专门的梳头婆上门去给她们梳，所以这里的描写稍为冷静一点。在《江户时代戏曲小说通志》上堀舍次郎批评得不错，他说：

    “文化六年（一八〇九）所出的《浮世风吕》是三马著作中最有名的滑稽本。此书不故意设奇以求人笑，然诙谐百出，妙想横生，一读之下虽髯丈夫亦无不解颐捧腹，而不流于野鄙，不陷于猥亵，此实是三马特绝的手腕，其所以被称为斯道之泰斗者盖正以此也。”

    我在写那篇文章二十年之后，能够把三马的两种滑稽本译了出来，并且加了不少的注解，这是我所觉得十分高兴的事。还有一种《日本落语选》，也是原来日本文学中选定中的书，叫我翻译的，我虽然愿意接受，但是因为译选为难，所以尚未能见诸事实。落语是一种民间口演的杂剧，就是中国的所谓相声，不过它只是一个人演出，也可以说是说笑话，不过平常说笑话大抵很短，而这个篇幅较长，需要十分钟的工夫，与说相声差不多。长篇的落语至近时才有纪录，但是它的历史也是相当的悠久的，有值得介绍的价值。可是它的材料却太是不好办了，因为这里边所讲的不是我们所不大理解的便是不健康的生活。一九〇九年森鸥外在《性的生活》里有一段文章，说落语家的演技的情形道：

    “刚才饶舌着的说话人起来弯着腰，从高座的旁边下去了。随有第二个说话人交替着出来，先谦逊道：人是换了却也换不出好处来。又作破题道：爷们的消遣是玩玩窑姐儿。随后接着讲一个人带了不懂世故的青年，到吉原（公娼所在地）去玩的故事。这实在可以说是吉原入门的一篇讲义。我听着心里佩服，东京这里真是什么知识都可以抓到的那样便利的地方。”落语里的资料最是突出而有精彩的，要算吉原的“倌人”（Oiran），俗语也就是窑姐儿，其次就是专吃镶边酒的“帮闲”了，否则是那些寿头码子的土财主。有些很好的落语，如《挑人》（Omitate）或是《鱼干盝子》（Hoshimono Hako），都因此而搁浅，虽然考虑好久，却终于没有法子翻译。这一件事，因事实困难只好中止，在我却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恨了。

    此外关于日本狂言的翻译，也是一件高兴的事。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我初次出版了一册《狂言十番》，如这书名所示里边共包含狂言的译文十篇。到了一九五四年我增加了十四篇，易名为“日本狂言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刊行，算是第二次板本。第三次又有一回增补，尚未出版，唯译稿已于一九六〇年一月送出，除增加三十五篇计十二万字，连旧有共五十九篇约二十八万字。此次增补系应出版社的嘱托，命将苏联译本的“狂言”悉收容在里边，经查对俄译本三十九篇中有五篇已经有译文，乃将余下的三十四篇一一按照篇目译出补齐，又将额外指定的一篇《左京右京》也翻译了，这才交了卷。狂言的翻译本是我愿意的一种工作，可是这回有一件事却于无意中做的对了，这也是高兴的事。我译狂言并不是只根据最通行的《狂言记》本，常找别派的大藏流或是鹭流的狂言来看，采用有趣味的来做底本，这回看见俄译本是依据《狂言记》的，便也照样的去找别本来翻译，反正只要是这一篇就好了。近来见日本狂言研究专家古川久的话，乃知道这样的办是对的，在所著《狂言之世界》附录二《在外国的狂言》中说：“据市河三喜氏在《狂言之翻译》所说，除了日本人所做的书以外，欧译狂言的总数达于三十一篇，但这些全是以《狂言记》为本的。新加添的俄文译本，也是使用有朋堂文库和日本文学大系的，那么事情还是一样。只有中国译本参照《狂言全集》的大藏流，和《狂言二十番》的鹭流等不同的底本。”他这里所说的乃是《狂言十番》，我的这种译法始于一九二六年，全是为的择善而从，当时还并未知道《狂言记》本为不甚可靠也。

    一九六〇年起手翻译《枕之草纸》，这部平安时代女流作家的随笔太是有名了，本来是不敢尝试，后来却勉强担负下来了，却是始终觉得不满意，觉得是超过自己的力量的工作。一九二三年写《歌咏儿童的文学》这篇文章时，曾经抄译过一节，但是这回总觉得是负担过于重大了，过于译《古事记》的时候。一九六一年又担任校阅别人译的《今昔物语》，这也是大工作，可是我所用的乃是一部岩波文库本，这与译者所根据的不是一样的本子，这又给予我们以不必要的纷岐。随后这样不很愉快的工作完结了，乃能回过来再做希腊的翻译，这虽然比较更是繁难一点，但是这回所译的乃是路喀阿诺斯（Lukianos）的对话集，是我向来决心要翻译的东西，所以是值得来努力一番的。以炳烛的微光，想担负这工作，似乎未免太不自量了，不过耐心的干下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写成功了一篇，重复看一遍，未始不是晚年所不易得的快乐。这人生于公元二世纪初，做了许多对话体的文章，但他不是学柏拉图去讲哲学，却是模仿生在公元前三世纪的犬儒墨涅波斯（Menippos）做了来讽刺社会，这是他的最大的特色。我以前将他的名字写作路吉亚诺斯，从英文译出过他的两篇文章，便是《冥土旅行》和《论居丧》，这回却有机会把它来直接改译，这实在是很好的幸运，现在最近已经译出《卡戎》和《过渡》两长篇，后者即是《冥土旅行》，至于那位卡戎，也是与那旅行有关系的人，便是从前译作哈隆，渡鬼魂往冥土者也。

    一九〇 拾遗甲

    小引 这里要感谢曹聚仁先生，他劝我写文章，要长一点的，以便报纸上可以接续登载，但是我有什么文章可写呢？从前有过这样一句话，凡是自己所不了解的东西，便都不能写，话说过有好多年了，但是还想遵守着它。可是现在要问什么东西是我所了解的呢，这实在是没有。我躺着思索，那么怎么办呢，一身之外什么都没有，有什么东西可写呢？这时候忽尔恍然大悟，心想“有了”，这句话如说出来时简直像阿基末得在澡堂的一声大叫了！因为我是小时候学过做八股的，懂得一点虚虚实实的办法，想到一身之外没有办法，那么我们不会去从一身之内着想么？我一生所经历的事情，这似乎只有我知道得最清楚，然则岂不是顶适当的材料了么？

    材料是有了，但是怎么写呢？平常看那些名士文人的自叙传或忏悔录，都是文情俱胜，华实并茂，换句话说就是诗与真实调和得好，所以成为艺术的名著，如意大利的契利尼，法国的卢梭，俄国的托尔斯泰等。近来看到日本俳人芭蕉的旅行记，这是他有名的文章，里边说及在市振地方，客栈里遇着两个女人，乃是妓女，听见她们夜里谈话，第二天出发请求同行，说愿以法衣之故发大慈悲，赐予照顾，（芭蕉其时盖是僧装，）以自己也行止无定谢绝了，但是很有所感，当时做了一句俳句道：

    “在同一住家里也睡着游女，——胡枝子和月亮。”还说道：“告诉了曾良，把它纪录了。”曾良是芭蕉的弟子，和他一起旅行的，也是个俳人，近来他的旅行日记也发见了，可是却没有记着这一条。他的日记也记的很是仔细，说芭蕉在市振左近的河里把衣服弄湿了，晒了好一会儿，记的很详细，却不见有游女同宿这件事，也并不纪录着那一首俳句。这是怎么的呢？芭蕉研究者荻原井泉水解说得好，他说我们以前不知道，种种揣摩臆测，附会解释，实在上了芭蕉的当，要知道这不是普通的纪行文，乃是纪行文体的创作，以文学作品实是不朽的名著。这话实在是不错的，后世有人指摘卢梭和托尔斯泰的不实，契利尼有人甚至于说他好说诳话大话，然而他们的著作不愧为不朽，因为那是里边的创作部分，也就是诗。西洋的诗字的原义即是造作，有时通用于建筑，那即是使用实物的材料，从无生出有来，所以诗人的本领乃是了不得的。古代有些作者很排斥诗人，听说柏拉图的理想国里不让他们进去，后来路喀阿诺斯便专门毁谤他们造谣，把荷马史诗说成全是诳话，这是不足为奇的事。十九世纪的王尔德很叹息浪漫思想的不振，写一篇文章曰“说诳的衰颓”，即是说没有诗趣，我们乡下的方言谓说诳曰“讲造话”，这倒是与做诗的原意很相近的。要有诗趣便只好说诳，而这说诳却并无什么坏意思，只是觉得这样说了于文章上更有意思，或是当初只是幻想着，后来却仿佛成为事实，便写了进去，与小孩子的诳话有点相同，只要我们读者知道真实里还有诗，便同荻原一样感觉又上了作者的一个大当，承认自己是个傻子，这也就好了。

    我在这里说了一大篇的废话，目的何在呢？那无非想来说明回想录不是很好写的东西，可是读回想录也并不是怎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回想录要想写的好，这就需要能懂得做诗，即使不是整个是诗人，也总得有几分诗才，才能够应付豫如。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我却是碰了壁。我平常屡次声明，对于诗我是不懂的，虽然明知是说诳话的那些神话，传说童话一类的东西，却是十分有兴趣。现在因为要写回想录，却是条件不够，那么怎么好呢？——我想，这也是容易办的。好的回想录既然必须具备诗与真实，那么现在是只有真实而没有诗，也何妨写出另一种的回想录来，或者这是一种不好的回想录亦未可知。一个平凡人一生的记录，适用平凡的文章记了下来，里边没有什么可取的，就只是依据事实，不加有一点虚构和华饰，与我以前写《鲁迅的故家》时一样，过去八十年间的事情只有些缺少而没有增加，这是可以确说的。现在将有些零碎的事情，当时因为篇幅长短关系，不曾收入在内的，就记忆所及酌量补记，作为拾遗加在后边。

    一九一 拾遗乙

    儿时 儿时的事情在上面记得很不多，因为十岁以前的事差不多都已忘记了，现在只就记得的零星小事写下一点来，不过这也不是自己记得，只是大人们传说下来的就是了。其中顶早的一件事，大约是在我三四岁的时候，因为妹子端姑生于光绪丁亥（一八八七）年，不到一周岁便因天花死去了，而这件事却在夏天，所以可能还是在丁亥年里。据说她那时一个人躺在那里，双脚乱蹬，我看见觉得太可爱了，小脚趾头像是豌豆似的，便拿来咬了一口，她就哭了起来，大人跑来看才知是那么一回事，后来便被传作话柄。随后她得了天花，当初情形很好，忽然发生变怪，我的病好转而她遂以不起，这虽然不是我自己所能做主的事情，在长大以后总觉得很抱歉似的，仿佛是她代我死了，——老实说，假如先母有一个女儿，她的生活要幸福的多，不过那是人力以上的事情，多说也别无什么用处了。

    第二件是自己记得的，不是大人们告诉我的事情，所以一直在后，大约是八岁以前，总之是祖父还没有从北京回去，父亲还住在“堂前”的西边房里时候的事情。那时在朝北的套房里，西向放着一张小床，这也有时是鲁迅和我玩耍的地方，记得有一回模仿演戏，两个人在床上来回行走，演出兄弟失散，沿路寻找的情状，一面叫着大哥呀贤弟呀的口号，后来渐渐的叫得凄苦了，这才停止。此后还演些戏，不过不是在这里了，时期也还要再迟几年，是往三味书屋读书以后的事，从前在《儿童剧》的序里有一节云：

    “那时所读的是《中庸》和唐诗，当然不懂什么，但在路上及塾中得到多少见闻，使幼稚的心能够建筑起空想的世界来，慰藉那忧患寂寞的童年，是很可怀念的。从家里到塾中不过隔着十几家门面，其中有一家的主人头大身矮，家中又养着一只不经见的山羊，（后来才知道这是养着厌禳火灾的，）便觉得很有一种超自然的气味。同学里面有一个身子很长，虽然头也同常人一样的大，但是在全身比例上就似乎很小了。又有一个本家长辈，因为吸雅片烟的缘故，耸着两肩，仿佛在大衫底下横着一根棒似的。这几个现实的人，在那时看了都有点异样，于是拿来戏剧化了，在有两株桂花树的院子里扮演这日常的童话剧。‘大头’不幸的被想像做凶恶的巨人，带领着山羊，占据了岩穴，扰害别人，小头和耸肩的两个朋友便各仗了法术去征服他：小头从石窟缝里伸进头去窥探他的动静，耸肩等他出来，只用肩一夹，就把他装在肩窝里捉了来了。这些思想尽管荒唐，而且很有唐突那几位本人的地方，但在那时觉得非常愉快，用现代的话来说明，演着这剧的时候实在是得到充实的生活的少数瞬时之一。我们也扮演喜剧，如‘打败贺家武秀才’之类，但总是太与现实接触，不能感到十分的喜悦，所以就经验上来说，这大头剧要算第一有趣味了。”

    现在再退回去讲那小床，因为这事与“射死八斤”的漫画有关，而“射死八斤”的画又与小床有密切的关系的。从前在《鲁迅的故家》里曾经说过，本家诚房的房客李楚材，带着一家沈姓亲戚，大概是个寡妇，生活似乎颇清苦，有三个小孩，男孩名叫八斤，女孩是兰英与月英，年纪大抵五六岁吧，夏天常常光身席地坐。《故家》的第二十五节里讲“射死八斤”的事，今抄录于下：

    “八斤那时不知道是几岁，总之比鲁迅要大三四岁吧，衣服既不整齐，夏天时常赤身露体，手里拿着自己做的钉头竹枪，跳进跳出的乱戳，口里不断的说，‘戳伊杀，戳伊杀！’这虽然不一定是直接的威吓，但是这种示威在小孩子是忍受不住的，因为家教禁止与别家小孩打架，气无可出，便来画画，表示反抗之意。鲁迅从小就喜欢看花书，也爱画几笔，虽然没有后来画活无常那样好，却也相当的可以画得了。那时东昌坊口通称胡子的杂货店中有一种荆川纸，比毛边更薄而白，大约八寸宽四寸高，对折订成小册，正适合于抄写或绘画。在这样的册子上面，鲁迅便画了不少的漫画，随后便塞在小床的垫被底下，因为小孩们没有他专用的抽屉。有一天，不晓得怎么的被伯宜公找到了，翻开看时，好些画中有一幅画着一个人倒在地上，胸口刺着一枝箭，上有题字曰射死八斤。他叫了鲁迅去问，可是并不严厉，还有点笑嘻嘻的，他大概很了解儿童反抗的心理，所以并不责罚，结果只是把这页撕去了。此外还有些怪画，只是没有题字，所以他也不曾问。”

    这里我想来把那怪画说明一下子，因为这一件事如果不加说明，就此付之不问，也是怪可惜的。这是那本荆川纸小册子中所有的一页，画着一个小人儿手里提了一串东西，像是乡下卖麻花油条的用竹丝穿着。当时伯宜公也一定看了以为是画卖麻花的吧，若问是什么时我想也是这样的回答。可是这实在乃是怪画，是卖淫的一种童话化的画。乡下这种不雅驯的话很是普通，所谓倚门卖笑俗语便称曰卖必，但是怎么卖法在小儿心中便是疑问，意谓必是像桃子杏子似的一个个的卖给人，于是便加以童话化，从水果摊里铡甘蔗得到暗示，随割随长，所以可以卖去好几个一串。这种初看似猥亵而实是天真烂漫的思想，不晓得是从哪里来的，现在想起来也有点不可思议，可是却是实在的事，从前写“射死八斤”的时候原想写进去，终于搁下了，现在又记了起来，觉得不写很是可惜，所以把它记在这里了。

    一九二 拾遗丙

    杭州 上边第十四至十七章写过杭州与花牌楼的事情，这回找出旧稿《五十年前之杭州府狱》一篇，有些地方似乎可以作为补遗，因抄录于后：

    “一八九六年即前清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先君去世，我才十二岁。其时祖父以科场事系杭州府狱，原来有姨太太和小儿子随侍，那即是我的叔父，却比我只大得两三岁，这年他决定往南京进水师学堂去，祖父便叫我去补他的缺，我遂于次年的正月到了杭州。我跟了祖父的姨太太住在花牌楼的寓里，这是墙门内一楼一底的房屋，楼上下都用板壁隔开，作为两间，后面有一间披屋，用作厨房，一个小天井中间隔着竹笆，与东邻公分一半。姨太太住在楼上前间，靠窗东首有一张铺床，便是我的安歇处，后间楼梯口住着台州的老妈子。男仆阮元甫在楼下歇宿，他是专门伺候祖父的，一早出门去，给祖父预备早点，随即上市买菜，在狱中小厨房里做好了之后，送一份到寓里来，（寓中只管煮饭，）等祖父吃过了午饭，他便又飘然出去上佑圣观坐茶馆，顺便买些杂物，直到傍晚才回去备晚饭，上灯后回寓一径休息，这是他每日的刻板行事。他是一个很漂亮，能干而又很忠实的人，家在浙东海边，只可惜在祖父出狱以后一直不曾再见到他，也没有得到他的消息。

    我在杭州的职务是每隔两三日去陪侍祖父一天之外，平日自己‘用功’。楼下板桌固然放着些经书，也有笔砚，三六九还要送什么起讲之类去给祖父批改，但是实在究竟用了什么功，只有神仙知道，自己只记得看了些闲书，倒还有点意思，有石印《阅微草堂笔记》，小本《淞隐漫录》，一直后来还是不曾忘记。我去看祖父，最初自然是阮元甫带领的，后来认得路径了，就独自前去。走出墙门后往西去，有一条十字街，名叫塔儿头，虽是小街却颇有些店铺，似乎由此往南，不久就是银元局，此后的道路有点模糊了，但走到杭州府前总之并不远，也不难走。府署当然是朝南的，司狱署在其右首，大概也是南向。我在杭州住了两年，到那里总去过有百余次，可是这署门和大堂的情形如何却都说不清了，或者根本没有什么大堂也未可知，只记得监狱部分，入门是一重铁栅门，推门进去，门内坐着几个禁卒，因为是认识我的，所以什么也不问，我也一直没有打过招呼。拐过一个湾，又是一头普通的门，通常开着，里边是一个院子，上首朝南大概即是狱神祠，我却未曾去看过，只顾往东边的小门进去，这里面便是祖父所居住的小院落了。门内是一条长天井，南边是墙，北边是一排白木圆柱的栅栏，栅栏内有狭长的廊，廊下并排一列开着些木门，这都是一间间的监房。大概一排有四间吧，但那里只有西头的一间里祖父住着，隔壁住了一个禁卒，名叫邹玉，是个长厚的老头儿，其余的都空着没有人住。房间四壁都用白木圆柱做成，向南一面上半长短圆柱相间，留出空隙以通风日，用代窗户，房屋宽可一丈半，深约二丈半，下铺地板，左边三分之二的地面用厚板铺成炕状，很大的一片，以供坐卧之用。祖父的房间里的布置是对着门口放了一张板桌和椅子，板炕上靠北安置棕棚，上挂蚊帐，旁边放着衣箱。中间板桌对过的地方是几叠书和另用什物，我的坐处便在这台上书堆与南窗之间。这几堆书中我记得有广百宋斋的四史，木板《纲鉴易知录》，《五种遗规》，《明季南略》《北略》，《明季稗史汇编》，《徐灵胎四种》，其中只有一卷道情可以懂得。我在那里坐上一日，除了遇见廊下炭炉上炖着的水开了，拿来给祖父冲茶，或是因为临时加添了我一个人使用，便壶早满了，提出去往小天井的尽头倒在地上之外，总是坐着翻翻书看，颠来倒去的就是翻弄那些，只有四史不敢下手罢了。祖父有时也坐下看书，可是总是在室外走动的时候居多，我亦不知道是否在狱神祠闲坐，总之出去时间很久，大概是同禁卒们谈笑，或者还同强盗们谈谈，他平常很喜欢骂人，自呆皇帝昏太后（即是光绪和西太后）起头一直骂到亲族中的后辈，但是我却不曾听见他骂过强盗或是牢头禁子。他常讲骂人的笑话，大半是他自己编造的，我还记得一则讲教书先生的苦况，云有人问西席，听说贵东家多有珍宝，先生谅必看到一二，答说我只知道有三件宝贝，是豆腐山一座，吐血鸡一只，能言牛一头。他并没有给富家坐过馆，所以不是自己的经验，这只是替别人不平而已。

    杭州府狱中强盗等人的生活如何，我没有看到，所以无可说，只是在室内时常可以听见脚镣声响，得以想象一二而已。有一回，听见很响亮的镣声，又有人高声念佛，向外边出去了。不一会听禁卒们传说，这是台州的大盗提出去处决，他们知道他的身世，个人性格，大概都了解他，刚才我所听得的这阵声响，似乎也使他们很感到一种感伤或是寂寞，这是一件事实，颇足以证明祖父骂旁人而不骂强盗或禁卒，虽然有点怪僻，却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了。在这两三年之后，我在故乡一个夏天乘早凉时上大街去，走到古轩亭口，即是后来清政府杀秋瑾女士的地方，店铺未开门，行人也还很稀少，我见地上有两个覆卧的人，上边盖着破草席，只露出两只脚在外，——可以想见上边是没有头的，此乃是强盗的脚，是在清早处决的。我看这脚的后跟都是皴裂的，是一般老百姓的脚。我这时候就又记起台州大盗的事来。我有一个老友，是专攻伦理学，也就是所谓人生哲学的，他有一句诗云，盗贼渐可亲，上句却已不记得，觉得他的这种心情我可以了解得几分，实在是很可悲的。这所说的盗贼与《水浒传》里的不同，《水浒》的英雄们原来都是有饭吃的，可是被逼上梁山，搞起一套事业来，小小的做可以占得一个山寨，大大的则可以弄到一座江山，刘季朱温都是一例。至于小盗贼只是饥寒交迫的老百姓挺而走险，他们搞的不是事业而是生活，结果这条路也走不下去，却被领到‘清波门头’，（这是说在杭州的话，）简单的解决了他的生活的困难。清末革命运动中，浙江曾经出了一个奇人，姓陶号焕卿，在民国初年为蒋介石所暗杀了。据说他家在乡下本来开着一爿砖瓦铺，可是他专爱读书与革命运动，不会经管店务，连石灰里的梗灰与市灰的区别都不知道。他的父亲便问他说，你搞那什么革命那么为的是啥呢？他答说，为的要使得个个人有饭吃。他父亲听了这话，便不再叫管店，由他去流浪做革命运动去了，曾对人家说明道，他要使得个个人都有饭吃，这个我怎好去阻当他。这真是一个革命佳话。我想我的老友一定也有此种感想，只是有点趋于消极，所以我说很可悲的，不过如不消极，那或者于他又可能是有点可危了吧。”

    说到了杭州，我想把祖父的姨太太的事情也在这里补说几句，做个结束。她姓潘，据叔父伯升小时候说，她名叫大凤，但也没有别的证据。她的为人说不出有什么好坏，虽然家里的风暴普通总归罪于她，这实在也给予祖母母亲以无限的苦恼，所以大家的怨恨是无怪的。但是由我看来，以平常的妇女处在特殊的环境里，总会有这种的情形，这是多妻的男子的责任，不能全怪被迫做妾的人，以一个普通的女人论，我觉得是并无特别可以非难的地方。她比祖父大概要年小三十岁以上，光绪甲辰（一九〇四）祖父以六十八岁去世，她那时才只三十六七岁，照道理说本来是可以放她出去了，但是这没有做到，到得后来有点不安于室，祖母这才让她走了。当时有些文件偶尔保存下来，便抄录一点在下面，一张是手谕，一张是笔据，手谕是依了草稿录下来的。

    “主母蒋谕妾潘氏，顷因汝嫌吾家清苦，情愿投靠亲戚，并非虚言，嗣后远离家乡，听汝自便，决不根究，汝可放心，即以此谕作凭可也。

    宣统元年十二月初八日，主母蒋谕。”

    “立笔据妾潘氏，顷因情愿外出自度，无论景况如何，终身不入周家之门，决无异言。此据。

    宣统元年十二月初八日，立笔据妾潘氏，

    代笔周芹侯押。”

    我以前做过三首花牌楼的诗，末一首是纪念花牌楼的诸妇女的，里边也讲到潘姨太太，有这几句话道：

    “主妇生北平，髫年侍祖父。嫁得穷京官，庶几尚得所。应是命不犹，适值暴风雨。中年终下堂，漂泊不知处。”聊为她作纪念。

    一九三 拾遗丁

    大姑母 族叔冠五，原来号曰官五，因为名是凤纪，取以鸟纪官的故典，后来以同音字取笔名曰观鱼，著有一册《回忆鲁迅房族和社会环境三十五年间的演变》，里边有一节文章，可以补我这里的不足，即是讲大姑母的。今转录于后：

    “介孚公有一个女儿，乳名叫作‘德’的，我叫她德姊姊，她是介孚公的先室孙老太太所出，蒋老太太是她的继母。介孚公相攸过苛，高来不就，低来不凑，以致耽误了婚期。绍地有一种坏风俗，对年长待字的闺女，不研究因何贻误的原因，凡是年逾二十以外，概目之为‘老大姑娘’，对老大姑娘的估价都认为无论是何原因总或多或少的有其缺点。要挽人做媒就只好屈配填房，要想元配那就无人问津。俞凤冈断弦敢于挽媒求配，也就是根据这一习俗。因此这位德姑太太以延误过久，终于许给吴融村一个姓马的做了填房。德姑太太虽非蒋老太太所出，像幽默和诙谐也都一模一样。有一年三伏天她上城来拜她生母的忌日，这天气候特别恶劣，午饭后已殷殷其雷。她每次来城虽是当天往返，时间局促，但每来总必到我家和藕琴公说长道短并夹杂些笑谈。这天午饭后她又照例来了，藕琴公因为天气太坏，劝她今天不必返乡，防的路上危险，她幼小又有怕雷电的毛病，况且雷声已在响着。她听藕琴公的劝告，回来对蒋老太太说了，蒋老太太不知怎的忽然说：‘九叔（她呼藕琴公为九叔）这末说吗，九叔的话不会错的，那末今天乡下河港里不会再有船了。’或者是她幽默老调，德姑太太多了心，认为话头不对，忙说：‘我一定要回去的。’蒋老太太又重述了一句说：‘九叔叫不要去，你怎么能去呢？’德姑太太也斩钉截铁的说：‘我一定要回去的。’说毕又来我家转了一转，把蒋老太太的所说也匆匆的告了藕琴公，我父又再三劝止，她恨恨的说就死也得去，说罢就出门下船去了。没有多久，天大雷雨以风，雷震电疾，风狂雨暴，晦黑如夜，煞是可怕，大家都为德姑太太耽忧，到了傍晚恶耗来了，她竟在恐惶中于船只簸动时不自主的颠出船舷落水而死，尸身直至次日方才捞起。族中多有人说，要是她生母健在，哪会放她回去，足见后母对前出子女的漠不关心。其实蒋老太太是完全出之于幽默，德姑太太介意发生误会，意外的遭遇都不为大家所逆料耳。不过有了前娘后母的关键，人们总不免有猜测迷胡。

    德姑太太嫁给马家做填房时，偏偏先室也遗有一个儿子，那末德姑太太不容分说被拥上后母的称号，她对前子的情况如何，我们不了解，可是因看潮曾在她家被留住了好几天，在这时我所接触的，好像对前子和亲生女儿珠姑是有其差别的。自从她溺死以后，她生前痛爱如珍宝的珠姑就被兄嫂迫压得无路可走，以致随乳母出奔，给一个茶食店伙作妾，又被大妇凌虐，卖入娼寮。后竟音信杳然不知所终，这也是有关前娘后母的一段哀史。

    因看潮在德姑太太家被留住过几天已在前面提及，现在也附带来叙述一下。

    有一年她从城返乡，这天正是八月十七，是大潮汛前夕。她家在吴融，距离镇塘殿后桑盆不远，这两处都是海的尾闾，每年八月十八日到这两处看潮的人非常拥挤。她将次下船，邀大家一道同去。那时年青好事，兴趣特浓，于是鸣山启明乔峰和我四个人，一道应邀前往。出城后我们就不安静起来了，四个人分作两起，站在船侧两舷，此起彼落，此落彼起的把船左右晃荡得颠簸不堪。船夫喊着不能摇了，珠姑吓得哭了，我们还是不肯停歇。德姑太太发急的说：‘你们两个娘舅两个表哥打算把阿珠作弄到怎么样呢？’但是我们终于不买账，一直把船左晃右荡游酒醉似的颠簸到她的家乡门口，这才完结。上岸后到了她家，她客情浓厚，连忙杀鸡为黍而食，并把她前房儿子在市上从事商业的招回来见过我们，还找来了一位她的夫弟名梦飞的招待作陪。这位梦飞先生约有五十岁的光景，虽也情意殷殷，但总觉得腐朽可厌。下午看潮并看了戏，晚饭时我们就表示意见，拒绝梦飞作陪，她接受我们的条件，自晚餐起就由我们四个人共食，连她和阿珠也不来陪了。我们觉得很满意，可是又想出新花样来了。她接待我们的是四大碗四大盘的全荤菜蔬，我们商订了一个办法，有时把四盘吃得干干净净，对四碗却原封不动，有时吃光四碗，不动四盘，有时四盘四碗全部吃光，有时只吃光饭而不开动所有的菜蔬，每餐给我们盛一桶饭，我们也是这样的办法，有时吃半桶，有时全吃光，有时颗粒不动，就这样的和她寻开心。楼上设了两张大床给我们两人合一张，我们偏要四人共一张，一张让它空着，她不论怎样和我们说，总是一个不理睬。晚间她每天每人给我们一个纸帽盒（是绍地合锦茶食的名称），备夜间的充饥，我们又弄出花样来，半夜后假作抢吃相骂相打的动作，把她吓得半夜披衣上楼来排解，我们又寂静无声的伪装睡熟了。楼上给我们摆了一个便桶，为的是夜间之需，我们却整天整夜的蹲在楼上，叫看戏，不去！叫上市闲逛，不去！大小便无间日夜的都撒在便桶里，且不让用人们去倒，一定要便桶盖浮起来了，这才由老妈子用粪勺，一勺一勺的撒出去。想尽了办法和她闹别扭，恶开心。她也恨恨的说：‘你们这班恶客，我该不邀你们来！’话虽这样说，可是她性情和蔼，从也不以为忤。到了第四天我们要走了，她又很诚恳的苦苦挽留。我们敢于和她恶作剧，也是知道她的性情。不然的话，哪会跟她去看潮呢！后来她的惨死，合族的人都感到非常悲哀，为之惋惜不置。”

    先君共有姊妹兄弟四人，长即大姑母，名德，咸丰戊午（一八五八）生，次为先君，庚申（一八六〇）生，皆孙老太太出。第三为小姑母，不知其名，同治戊辰（一八六八）生，蒋老太太出，第四名凤升，光绪壬午（一八八二）生，则为庶母章氏所生。小时候多与小姑母接近，故亦多所依恋，但年代久远，不特容貌不复记忆，亦并不省其名字了。大姑母因早已出嫁，幼时没有什么印象，但在成人以后亦常相见，声音笑貌尚可记忆，唯看潮时事则已忘却，今得此文乃重复记起，甚可喜也。其时当在光绪甲辰（一九〇四），我在南京告假回家，至所述遭难之事则那时我不在家中，只于家信中得到消息，当在丙午（一九〇六）年之后，我已经由南京往东京留学去了。

    大姑母于辛卯（一八九一）年生一女儿，取名阿珠，就是本篇中所说的珠姑，小姑母也于同年生女，亦名阿珠，但是她旋于甲午年去世，所以这个阿珠我们便少看见了。大姑母方面的珠姑则一年里总有好几回要跟着母亲到外婆家里来的，幼女的面影至今也还记得。我家对于她的印象似乎也颇不坏，因为在有一个时候，这大约在蒋老太太和大姑母都已去世以后，这或者是先母吧，曾问她到我家这里来好不好，意思是想要她做一个媳妇，她答道愿意。但是这时似乎和那茶食店伙已有关系，所以这样说了之后，不久便即出奔了。她的异母哥哥是茶食店有股份的，自己常在店里帮忙，因此说不定这件事有他的阴谋在里边，故意给她们以便利，借此好来排除她的。到了民国元年，大约是秋天吧，有一个老太婆突然来访，带了两斤月饼的包头，她开门见山的说是珠姑的使者，因为记念外婆家，特差她来看望，希望能让她来走动。先母与大家商量，因为都不大赞成，所以婉词谢绝了。以常情论，这实在是有点可悯的。她大概感觉境遇有点不安，想于外婆家求到些须的保护，却不意被拒绝了。我家自昔有妾祸，潘姨刚才于两年前出去，先母的反感固亦难怪，但我们也是摆起道学家的面孔来，主张拒绝，乃是绝不应该的，正是俞理初的所谓虐无告也。回想起这件事，感到绝大的苦痛，不但觉得对不起大姑母，而且平常高谈阔论的反对礼教也都是些废话。

    一九四 拾遗戊

    读小说 小说我在小时候实在看了不少，虽则经书读得不多。本来看小说或者也不能算多，不过与经书比较起来，便显得要多出几倍，而且我的国文读通差不多全靠了看小说，经书实在并没有给了多少帮助，所以我对于耽读小说的事正是非感谢不可的。十三经之中，自从叠起书包，作揖出了书房门之后，只有《诗经》，《论语》，《孟子》，《礼记》，《尔雅》，——这还是因了郝懿行的《义疏》的关系，曾经翻阅过几遍，别的便都久已束之高阁，至于内容则早已全部还给了先生了。小说原是中外古今好坏都有，种类杂乱得很，现在想起来，无论是什么总多少带有好感，因为这是当初自己要看而看的，有如小孩子手头有了几文钱，跑去买了些粽子糖炒豆花生米之属，东西虽粗，却吃得滋滋有味，与大人们揪住耳朵硬灌下去的汤药不同，即使那些药不无一点效用，后来也总不会再想去吃的。关于这些小说，头绪太纷烦了，现在只就民国以前的记忆来说，一则事情较为简单，二则可以不包括新文学在内，省得说及时要得罪作者，——他们的著作我读到的就难免要乱说，不曾读到又似乎有点渺视，都不是办法，现在有这时间的限制，这种困难当然可以免除了。

    我学国文，能够看书及略写文字，都是从小说得来，这种经验大约也颇是普通，前清嘉庆时人郑守庭的《燕窗闲话》中有着相似的记录，其一节云：

    “予少时读书易于解悟，乃自旁门入。忆十岁随祖母祝寿于西乡顾宅，阴雨兼旬，几上有《列国志》一部，翻阅之仅解数语，阅三四本解者渐多，复从头翻阅，解者大半。归家后即借说部之易解者阅之，解有八九。除夕侍祖母守岁，竟夕阅《封神传》半部，《三国志》半部，所有细评无暇详览也。后读《左传》，其事迹已知，但于字句有不明者，讲解时尽心谛听，由是阅他书益易解矣。”我十岁时候正在本家的一个文童那里读《大学》，开始看小说还一直在后，大抵在两三年之后吧，但记得清楚的是十五岁时在看《阅微草堂笔记》这一件事。我的经验大概可以这样总结的说，由《镜花缘》，《儒林外史》，《西游记》，《水浒》等渐至《三国演义》，转到《聊斋志异》，这是从白话转入文言的径路，教我懂得文言并略知文言的趣味者，实在是这《聊斋》，并非什么经书或古文读本。《聊斋志异》之后，自然是那些《夜谈随录》，《淞隐漫录》等假《聊斋》，一变而转入《阅微草堂笔记》，这样旧派文言小说的两派都已入门，便自然而然的跑到唐代丛书里边去了。这里说的很是简单轻便，事实上自然也要自有主宰，能够“得鱼忘筌”，乃能通过小说的阵地获得些语文以及人事上的知识，而不至长久迷困在这里边。现在说是回忆，也并不是追述故事，单只就比较记得的小说略为谈谈，也只是一点儿意见和印象，读者若是要看客观的批评的话，那只可请去求之于适当的文学史中了。

    首先要说的自然是《三国演义》。这并不是我最先看的，也不是因为它是最好的小说，它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影响之大，而这影响又多是不良的。我从前关于这书曾说过一节话，可以抄在这里：

    “前几时借《三国演义》，重看一遍。以前还是在小时候看过的，现在觉得印象很不相同，真有点奇怪它的好处在哪里。这些年中意见有些变动，第一对于关羽，不但是伏魔大帝那些妖异的话，就是汉寿亭侯的忠义，也都怀疑了，觉得他不过是帮会里的一个英雄，其影响及于后代的只是桃园结义这一件事罢了。刘玄德我并不以为他一定应该做皇帝，无论中山靖王谱系的真伪如何，中国古来的皇帝本来谁都可以做的，并非必须姓刘的才行，以人物论实在也还不及孙曹，只是比曹瞒少杀人，这是他唯一的长处。诸葛孔明我也看不出他好在什么地方，《演义》里那一套诡计，才比得《水浒》里的吴学究，若说读书人所称道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又可惜那《后出师表》是后人假造，我们成人之美，或者承认他治蜀之遗爱可能多有，不过这些在《演义》里没有说及。掩卷以后仔细回想，这书里的人物有谁值得佩服，很不容易说出来，末了终于只记起了一个孔融。他的故事在《演义》里是没有，但这的确是一个杰出的人，从前所见木板《三国演义》的绣像中，孔北海头上好像戴了一顶披肩帽，侧面画着，飘飘的长须吹在一边，这个样子也还不错。他是被曹操所杀的一个人，我对于曹的这一点正是极不以为然的。”

    其次讲到《水浒》，这部书比《三国》要有意思得多了。民国以后我还看过几遍，其一是日本铜板小本，其二是有胡适之考证的新标点本，其三是刘半农影印的贯华堂评本，看时仍觉得有趣味。《水浒》的人物中间，我始终最喜欢鲁智深，他是一个纯乎赤子之心的人，一生好打不平，都是事不干己的，对于女人毫无兴趣，却为了她们一再闹出事来，到处闯祸，而很少杀人，算来只打死了郑屠一人，也是因为他自己禁不起打而死的。这在《水浒》作者意中，不管他是否施耐庵，大概也是理想的人物之一吧。李逵我却不喜欢，虽然拿来与宋江对比的时候也觉得很痛快，他就只是好胡乱杀人，如江州救宋江时不寻官兵厮杀，却只向人多处砍去，可以说正是一只野猫，只有以兽道论是对的吧。设计赚朱仝上梁山那时，李逵在林子里杀了小衙内，把他梳着双丫角的头劈作两半，这件事我是始终觉得不可饶恕的。武松与石秀都是可怕的人，两人自然也分个上下，武松的可怕是煞辣，用于报仇雪恨却很不错，而石秀则是凶险，可怕以至可憎了。武松杀嫂以至飞云楼的一场，都是为报仇恨，石秀的逼杨雄杀潘巧云，为的要表白自己，完全是假公济私，这些情形向来都瞒不过看官们的眼，本来可以不必赘说。但是可以注意的是，前头武松杀了亲嫂，后面石秀又杀盟嫂，据金圣叹说来，固然可以说是由于作者故意要显他的手段，写出同而不同的两个场面来，可是事实上根本相同的则是两处都惨杀犯奸的女人，在这上面作者似乎无意中露出了一点马脚，即是他的女人憎恶的程度。《水浒》中杀人的事情也不少，而写杀潘金莲尤其是杀潘巧云迎儿处却是特别细致残忍，或有点欣赏的意思。——可是话又得说了回来，在向来看不起女人的社会里，况且这又是在至少四百年前所写的小说里边，我们怎好以今日的看法来责备他们，或者他也是借此写出一种人来，有这么样残酷，正如写一个纯朴的鲁智深，是同一的用意呢，上面的话也只是想到了说说罢了。

    一九五 拾遗己

    读小说续 《封神传》，《西游记》，《镜花缘》，我把这三部书归在一起，或者有人以为不伦不类，不过我的这样排列法是有理由的。本来《封神传》是《东周列国》之流，大概从《武王伐纣书》转变出来的，原是历史演义，却着重在使役鬼神这一点上敷衍成那么一部怪书，见神见鬼的那么说怪话的书大概是无出其右的了。《西游记》因为是记唐僧取经的事，有人以为隐藏着什么教理，这里不想讨论，虽然我自己原是不相信的，我只觉得它写孙行者和妖精的变化百出，很是好玩，与《封神》也是一类。《镜花缘》前后实是两部分，那些考女状元等等的女权说或者也有意思，我所喜欢的乃是那前半，即唐敖多九公漂洋的故事。这三种小说的性质如何不同且不管它，我只合在一处，在古来缺少童话的中国当作这一类的作品看，亦是慰情胜无的事情。《封神传》在我们乡下称作“纣鹿台”，虽然已经成为荒唐无稽的代名词，但是姜太公神位在此的红纸到处贴着，他手执杏黄旗骑着四不像的模样也是永久存在人的空想里，因为一切法术都是童话世界的应有的陈设，缺少了便要感觉贫乏的。它的缺点只是没有个性，近似，单调，不过这也是童话或民话的特征，它每一则大抵都只是用了若干形式凑拼而成的，有如七巧图一般，摆得好的虽然也可以很好。孙猴子的描写要好得多了，虽则猪八戒或者也不在他之下，其他的精怪则同阐截两教的神道差不多，也正是童话剧中的木头人而已，不过作者有许多地方都很用幽默，所以更显得有意思。儿童与老百姓是很有幽默感的，所以好的童话与民话都含有滑稽趣味。我的祖父常喜欢讲，孙行者有一回战败逃走，无处躲藏，只得摇身一变，变作一座古庙，剩下一根尾巴，苦于无处安顿，只好权作旗杆，放在后面。二郎神赶来看，庙倒是不错，但一根旗杆竖在庙背后，这种庙宇世上少有，一定是孙猴变的，于是终被看破了。这件故事看似寻常，却实在是儿童的想头，小孩听了一定要高兴发笑的，这便是价值的所在。

    《红楼梦》自然也不得不一谈，虽然关于这书谈的人太多了，多谈不但没用，而且也近于无谓，我只一说对于大观园里的女人意见如何。正册的二十四钗中，当然春兰秋菊各有其美，但我细细想过，觉得作者描写得最成功也最用力的乃是王熙凤，她的缺点和长处也是不可分的，《红楼梦》里的人物好些固然像是实在有过的人一般，而凤姐则是最活现的一个，也自然最可喜。副册中我觉得晴雯最好，而袭人也不错，别人恐怕要说这是老子韩非同传，其实她有可取，不管好坏怎么的不一样。《红楼梦》的描写和言语是顶漂亮的，《儿女英雄传》在用语这一点上可以相比，我想拿来放在一起。二者运用北京语都很纯熟，因为作者都是旗人，《红楼梦》虽是清朝的书，但大观园中有如桃源似的，时代的空气很是稀薄，起居服色写得极为朦胧，始终似在锦绣的戏台布景中，《儿女英雄传》则相反的表现得很是明了。前清科举考试的情形，世家家庭间的礼节词令，有详细的描写，也是一种难得的特色。从前我说过几句批评，现在意见还是如此，可以再应用在这里：

    “《儿女英雄传》还是三十多年前看过的，近来重读一过，觉得实在还写得不错。平常批评的人总说笔墨漂亮，思想陈腐。这第一句大抵是众口一词，没有什么问题，第二句也并未说错，不过我却有点意见。如要说书的来反对科举，自然除了《儒林外史》再也无人能及，但志在出将入相，而且还想入圣庙，则亦只好推《野叟曝言》去当选了。《儿女英雄传》作者的昼梦只是想点翰林，那时候恐怕只是常情，在小说里不见得是顶腐败，他又喜欢讲道学，而安老爷这个脚色在全书中差不多写得最好，我曾说过玩笑话，像安学海那样的道学家，我也不怕见见面，虽然我平常所顶不喜欢的东西道学家就是其一。此书作者自称恕道，觉得有几分对，大抵他通达人情物理，所以处处显得大方，就是其陈旧迂谬处也总不叫人怎么生厌，这是许多作者都不易及的地方。写十三妹除了能仁寺前后一段稍为奇怪外，大体写得很好，天下自有这一种矜才使气的女孩子，大约列公也曾遇见一位过来，略具一鳞半爪，应知鄙言非妄，不过这里集合起来，畅快的写一番罢了。书中对于女人的态度我觉得很好，恐怕这或者是旗下的关系。其中只是承认阳奇阴偶的谬论，我们却也难深怪，此外总是当作一个人相对待，绝无淫虐狂的变态形迹，够得上说是健全的态度。小时候读弹词《天雨花》，很佩服左维明，但是他在阶前剑斩犯淫的侍女，至今留下一极恶的印象，若《水浒》之特别憎恶女性，曾为废名所指弹，小说中如能无此种污染，不可谓非难得而可贵也。”

    我们顺便的就讲到《儒林外史》。它对于前清的读书社会整个的加以讽刺，不但是高翰林卫举人严贡生等人荒谬可笑，就是此外许多人，即使作者并无嘲弄的口气，而写了出来也是那个无聊社会的一份子，其无聊正是一样。程鱼门在作者的传里说，此书“穷极文士情态”，正是说得极对，而这又差不多以南方为对象的，与作者同时代的高南阜曾评南方士人多文俗，也可以给《儒林外史》中人物作一个总评。这书的缺限是专讲儒林，如今事隔百余年，教育制度有些变化了，读者恐要觉得疏远，比较的减少兴味亦未可知，但是科举虽废，士大夫的传统还是俨存，诚如识者所说过，青年人原是老头子的儿子，读书人现今改称知识阶级，仍旧一代如一代，所以《儒林外史》的讽刺在后世还是长久有生命的。中国向来缺少讽刺滑稽的作品，这部书是唯一的好成绩，不过如喝一口酸辣的酒，里边多含一点苦味，这也实在是难怪的，水土本来有点儿苦，米与水自然也是如此，虽有好酿手亦无可奈何。后来写这类谴责小说的也有人，但没有赶得上的，有些老新党的思想往往不及前朝的人，他们始终是个成功的上海的报人罢了。

    《品花宝鉴》与《儒林外史》，《儿女英雄传》同是前清嘉道时代的作品，虽然是以北京的“相公”生活为主题，实在也是一部好的社会小说。书中除所写主要的几个人物过于修饰之外，其余次要的也就近于下流的各色人等，却都写得不错，有人曾说他写的脏，不知那里正是他的特色，那些人与事本来就是那么脏的，要写就只有那么的不怕脏。这诚如理查白顿（Richard Burton）关于《香园》一书所说，这不是小孩子的书。中国有些书的确不是小孩子可以看的，但是有教育的成年人却应当一看，正如关于人生的暗黑面与比较的光明面他都该知道一样。有许多坏小说，在这里也不能说没有用处，不过第一要看的人有成人的心眼，也就是有主宰，知道怎么看。但是我老实说不一定有这里所需要的忍耐力，往往成见的好恶先出来了，明知《野叟曝言》里文素臣是内圣外王的思想的代表，书中的思想极正统，极谬妄，极荒淫，很值得耐心一读，可是我从前借得学堂同班的半部石印小字本，却终于未曾看完而还了他了。这部江阴夏老先生的大作，我竭诚推荐给研究中国文士思想和心理分析的朋友，是上好的资料，虽则我自己还未能通读一过。

    这里还有一部书我觉得应该提一提，这便是那《绿野仙踪》。什么人所著和什么年代出版我都忘记了，因为我看见这书还是在许多年前，大概至少总有六十年了吧，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也不著录，现今也没法查考。这是一部木板大书，可能有二十册，是我在先母的一个衣柜（普通称作大厨）内发见的，平常乘她往本家妯娌那里谈天去的时候偷看一点，可能没有看完全部，但大体是记得的，书中说冷于冰修仙学道的事，这是书名的所由来，但是又夹杂着温如玉狎娼情形，里边很有些秽亵的描写，其最奇怪的是写冷于冰的女弟子于将得道以前被一个小道士所强奸的故事。不过我所不能忘记的不是这些，乃是说冷于冰遇着一个开私塾教书的老头子，有很好的滑稽和讽刺。这老儒给冷于冰看的一篇《馍馍赋》，真是妙绝了，可惜不能记得，但是又给他讲解两句诗，却幸而完全没有忘记，这便是：

    媳钗俏矣儿书废，哥罐闻焉嫂棒伤。

    这里有意思的事，乃是讽刺乾隆皇帝的。我们看他题在知不足斋丛书前头的“知不足斋何不足，渴于书籍是贤乎”，和在西山碧云寺的御碑上的“香山适才游白社，越岭便以至碧云”比较起来，实在好不了多少。书里的描写可以说是挖苦透了，不晓得那时何以没有卷进文字狱里去的，或者由于发告的不好措词，因为此外没有确实的证据，假如直说这“哥罐”的诗是模拟“圣制”的，恐怕说的人就要先戴上一顶大不敬的帽子吧。

    一九六 拾遗庚

    遇狼的故事 从前以不知为知的写些关于文艺的文章，总集起来名曰“谈龙”，其关于别的问题的则称为“谈虎”，并出一本对人的批评，书名已经拟好为“真谈虎集”，可是想到这种妄耗精神乃是昏愚的事，遂尔中止了。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又发生了遇狼的问题，也写了些东西，却一样的埋没了事，但是有些朋友以不明了这事为恨，希望在回想录上能够得到材料，深愧不能满足他们这期望，觉得在本文中不提一字也是不对，因把那一篇故事收在拾遗里面，算是应个景吧。原文如下：

    “从前看郝懿行的《晒书堂笔录》，很是喜欢，特别是其中的《模糊》一篇，曾经写过文章介绍，后来有日本友人看见，也引起兴趣来，特地买了《晒书堂全集》去读，说想把郝君的随笔小文抄译百十则出版，可是现在没有消息，或者出版未能许可也不可知。（可是不久出版了，书名就叫作‘模糊集’，后来在译者所编的中国古典文学全集里的《历代随笔集》中，也全部收入在内。）模糊普通写作马虎，有办事敷衍之意，不算是好话，但郝君所说的是对于人家不甚计较，我觉得也是省事之一法，颇表示赞成，虽然实行不易，不能像郝君的那样道地。大抵这只有三种办法。一是法家的，这是绝不模糊。二是道家的，他是模糊到底，心里自然是很明白的。三是儒家的，他也模糊，却有个限度，仿佛是道家的帽，法家的鞋，可以说是中庸，也可以说是不彻底。我照例是不能彻底的人，所以至多也只能学到这个地步。前几天同日本的客谈起，我比喻说，这里有一堵矮墙，有人想瞧瞧墙外的景致，对我说，劳驾你肩上让我站一下，我谅解他的欲望，假如脱下皮鞋的话，让他一站也无什么不可以的。但是，若是连鞋要踏到头顶上去，那可是受不了，只得‘蒙御免’了。不过这样做并不怎么容易，至少也总比两极端的做法为难，因为这里需要一个限度的酌量，而其前后又恰是那两极端的一部分，结果是自讨麻烦，不及彻底者的简单干净。而且，定限度尚易，守限度更难。你希望人家守限制，必须相信性善说才行，这在儒家自然是不成问题，但在对方未必如此，凡是想站到别人肩上去看墙外，自以为比墙还高了的，岂能尊重你中庸的限度，不再想踏上头顶去呢。那时你再发极，把他硬拉下去，结果还是弄到打架。仔细想起来，到底是失败，儒家可为而不可为，盖如此也。

    不佞有志想学儒家，只是无师自通，学的更难像样，这种失败自然不能免了。多少年前有过一位青年，心想研究什么一种学问，那时曾经给予好些帮助，还有些西文书，现在如放在东安市场，也可以得点善价了。不久他忽然左倾了，还要劝我附和他的文学论，这个我是始终不懂，只好敬谢不敏，他却寻上门来闹，有一回把外面南窗的玻璃打碎，那时孙伏园正寄住在那里，吓得他一大跳。这位英雄在和平时代曾记录过民间故事，题曰大黑狼，所以亡友饼斋后来嘲笑我说，你这回被大黑狼咬了吧。他的意思是说活该，这个我自己也不能否认，不过这大黑狼实在乃是他的学生，我被咬得有点儿冤枉，虽然引狼入室自然也是我的责任。这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去年冬天偶然做了几首打油诗，其一云：

    山居亦自多佳趣，山色苍茫山月高。

    掩卷闭门无一事，支颐独自听狼嗥。

    饼斋先生去世于今已是五年了，说起来不胜感叹。可是别的朋友，好意的关怀我，却是不免有点神经过敏的列位，远道寄信来问，你又被狼咬了么？我听了觉得也可感也好笑，心里想年纪这样一年年长上去了，还给人那么东咬西咬，还了得么。我只得老老实实的回答说，请放心，这不是狼，实在只是狗罢了。本来诗无达诂，要那么解释也并无什么不可，但事实上我是住在城里，不比山中，哪里会有狼来。寒斋的西南方面有一块旧陆军大学的马号，现在改为华北交通公司的警犬训练所，关着许多狗，由外国人训练着。这狗成天的嗥叫，弄得近地的人寝食不安，后来却也渐渐习惯，不大觉得了，有时候还要提起耳朵静听，才能够辨别它们是不是叫着。这能否成为诗料，都不成问题，反正是打油诗，何必多所拘泥，可是不巧狗字平仄不调，所以换上一个狼字，也原是狗的一党，可以对付过去了。不料因此又引起朋友们的挂念，真是抱歉得很，所以现在忙里偷闲来说明一下子。

    说到遇狼，我倒是有过经验的，虽然实际未曾被咬。这还是四十年前在江南水师学堂做学生的时候的事，《雨天的书·怀旧之二》里，根据汪仲贤先生所说，学校后边山上有狼，据墙上警告行人的字帖，曾经白昼伤人，说到自己遇狼的经验，大意云：

    ‘仲贤先生的回忆中那山上的一只大狼，正同老更夫一样，它也是我的老相识。我们在校时每到晚饭后常往后山上去游玩，但是因为山坳里的农家有许多狗，时以恶声相向，所以我们习惯都拿一根棒出去。一天的傍晚，我同友人卢君出了学堂，向着半山的一座古庙走去，这是同学常来借了房间叉麻将的地方。我们沿着小路前进，两旁都生着稻麦之类，有三四尺高。走到一处十字路口，我们看见左手横路旁伏着一只大狗，照例挥起我们的棒，它便窜入麦田里不见了。我们走了一程，到了第二个十字路口，却又见这只狗从麦丛中露出半个身子，随即窜向前面的田里去了。我们觉得它的行径有点古怪，又看见它的尾巴似乎异常，才想到它或者不是寻常的狗，于是便把这天的散步中止了。后来同学中也还有人遇见过它，因为手里有棒，大抵是它先回避了。过了多年之后它还在那里，而且居然伤人起来了。不知道现今还健在否，很想得到机会去南京打听一声。’

    以上还是民国前的话，自从南京建都以后，这情形自当大不相同了。依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山野的狼是并不怎么可怕的。最可怕的或者是狼而能说人话的，有如中山狼故事里的一只狼。小时候看见木板书的插图，画着一只干瘦的狼，对着土地似的老翁说人一般的话，至今想起来还是毛骨耸然。此外则西洋传说里的人狼，古英文所谓卫勒伍耳夫（Werewolf）者是也，也正是中国的变鬼人一类的东西。我有一大册西文书，是专讲人狼的，与讲僵尸的一册正是一对，真是很难得的好书，可是看起来很可怕，所以虽然我很珍重，却至今还不曾细阅，岂真恐怕吓破苦胆乎，想起来亦自觉得好笑人也。民国甲申（一九四四）惊蛰节，在北京。”

    一九七 拾遗辛

    我的杂学 一九四四年从四月到七月，写了一篇《我的杂学》，共有二十节，这是一种关于读书的回忆，把我平常所觉得有兴趣以及自以为有点懂得的事物，简单的记录了下来。虽然末后的结论里也承认说，这可以说是愚人的自白，实际也写得不大高明，假如现在来改写的话，可能至少要减少到一半以上，但是既然写成了，删改也似乎可以不必，所以现今仍照原样的保存了。

    一，引言 小时候读《儒林外史》，后来多还记得，特别是关于批评马二先生的话。第四十九回高翰林说：

    “若是不知道揣摩，就是圣人也是不中的。那马先生讲了半生，讲的都是些不中的举业。”又第十八回举人卫体善卫先生说：

    “他终日讲的是杂学。听见他杂览到是好的，于文章的理法他全然不知，一味乱闹，好墨卷也被他批坏了。”这里所谓文章是说八股文，杂学是普通诗文，马二先生的事情本来与我水米无干，但是我看了总有所感，仿佛觉得这正是说着我似的。我平常没有一种专门的职业，就只喜欢涉猎闲书，这岂不便是道地的杂学，而且又是不中的举业，大概这一点是无可疑的。我自己所写的东西好坏自知，可是听到世间的是非褒贬，往往不尽相符，有针小棒大之感，觉得有点奇怪，到后来却也明白了。人家不满意，本是极当然的，因为讲的是不中的举业，不知道揣摩，虽圣人也没有用，何况我辈凡人。至于说好的，自然要感谢，其实也何尝真有什么长处，至多是不大说诳，以及所说多本于常识而已。假如这常识可以算是长处，那么这正是杂览应有的结果，也是当然的事，我们断章取义的借用卫先生的话来说，所谓杂览到是好的也。这里我把自己的杂学简要的记录一点下来，并不是什么敝帚自珍，实在也只当作一种读书的回想云尔。民国甲申（一九四四）四月末日。

    二，古文 日本旧书店的招牌上多写着和汉洋书籍云云，这固然是店铺里所有的货色，大抵读书人所看的也不出这范围，所以可以说是很能概括的了。现今也就仿照这个意思，从汉文讲起头来。

    我开始学汉文，还是在甲午以前，距今已是五十余年，其时读书盖专为应科举的准备，终日念四书五经以备作八股文，中午习字，傍晚对课以备作试帖诗而已。鲁迅在辛亥曾戏作小说，假定篇名曰“怀旧”，其中略述书房情状，先生讲《论语》志于学章，教属对，题曰红花，对青桐不协，先生代对曰绿草，又曰，红平声，花平声，绿入声，草上声，则教以辨四声也。此种事情本甚寻常，唯及今提及，已少有知者，故亦不失为值得记录的资料。我的运气是，在书房里这种书没有读透。我记得在十一岁时还在读“上中”，即《中庸》的上半卷，后来陆续将经书勉强读毕，八股文凑得起三四百个字，可是考不上一个秀才，成绩可想而知。语云，祸兮福所倚。举业没有弄成功，但我因此认得了好些汉字，慢慢能够看书，能够写文章，就是说把汉文却是读通了。汉文读通极是普通，或者可以说在中国人正是当然的事，不过这如从举业文中转过身来，它会附随着两种臭味，一是道学家气，一是八大家气，这都是我所不大喜欢的。本来道学这东西没有什么不好，但发现在人间便是道学家，往往假多真少，世间早有定评，我也多所见闻，自然无甚好感。家中旧有一部浙江官书局刻方东树的《汉学商兑》，读了很是不愉快，虽然并未因此被激到汉学里去，对于宋学却起了反感，觉得这么度量褊窄，性情苛刻，就是真道学也有何可贵，倒还是不去学他好。还有一层，我总觉得清朝之讲宋学，是与科举有密切关系的，读书人标榜道学作为求富贵的手段，与跪拜颂扬等等形式不同而作用则一。这些恐怕都是个人的偏见也未可知，总之这样使我脱离了一头羁绊，于后来对于好些事情的思索上有不少的好处。八大家的古文在我感觉也是八股文的长亲，其所以为世人所珍重的最大理由我想即在于此。我没有在书房里学过念古文，所以摇头朗诵像唱戏似的那种本领我是不会的，最初只自看《古文析义》，事隔多年几乎全忘了，近日拿出安越堂平氏校本《古文观止》来看，明了的感觉唐以后文之不行，这样说虽然有似乎是明七子的口气，但是事实无可如何。韩柳的文章至少在选本里所收的，都是些《宦乡要则》里的资料，士子做策论，官幕办章奏书启，是很有用的，若以文论不知道好处在哪里。念起来声调好，那是实在的事，但是我想这正是属于八股文一类的证据吧。读前六卷的所谓周秦文以至汉文，总是华实兼具，态度也安详沉着，没有那种奔竞躁进气，此盖为科举制度时代所特有者，韩柳文勃兴于唐，盛行至于今日，即以此故，此又一段落也。不佞因为书房教育受得不充分，所以这一关也逃过了，至今想起来还觉得很侥幸，假如我学了八大家文来讲道学，那是道地的正统了，这篇谈杂学的小文也就无从写起了。

    一九八 拾遗壬

    三，小说与读书 我学国文的经验，在十八九年前（即一九二六年）曾经写了一文，约略说过。中有云，经可以算读得也不少了，虽然也不能算多，但是我总不会写，也看不懂书，至于礼教的精义尤其茫然，干脆一句话，以前所读的书于我无甚益处，后来的能够写文字，及养成一种道德观念，乃是全从别方面来的。关于道德思想将来再说，现在只说读书，即是看了纸上的文字懂得所表现的意思，这种本领是怎么学来的呢。简单的说，这是从小说看来的。大概在十三至十五岁，读了不少的小说，好的坏的都有，这样便学会了看书。由《镜花缘》，《儒林外史》，《西游记》，《水浒传》等渐至《三国演义》，转到《聊斋志异》，这是从白话转入文言的径路。教我懂文言，略知文言的趣味者，实在是这《聊斋》，并非什么经书或是《古文析义》之流。《聊斋志异》之后，自然是那些《夜谈随录》等的假《聊斋》，一转而入《阅微草堂笔记》，这样旧派文言小说的传奇志怪两派都已经入门，便自然更进一步跑到唐代丛书里边去了。这种经验大约也颇普通，嘉庆时人郑守庭的《燕窗闲话》中，也有一段相似的记录。不过我自己的经验不但使我了解文义，而且还指引我读书的方向，所以这关系就更大了。

    唐代丛书因为板子都欠佳，所以至今未曾买好一部，我对于它却颇有好感，里边有几种书还是记得，我的杂览可以说是从那里起头的。小时候看见过的书，虽然本是偶然的事，往往留下很深的印象，发生很大的影响。《尔雅音图》，《毛诗品物图考》，《毛诗草木疏》，《花镜》，《笃素堂外集》，《金石存》，《剡录》，这些书大抵并非精本，有的还是石印，但是至今记得，后来都搜得收存，兴味也仍存在。说是幼年所见的书全有如此力量么，那也并不见得，可知这里有些别择的。《聊斋》与《阅微草堂》是引导我去读古文的书，可是后来对于前者我不大喜欢他的词章，对于后者很讨厌他的义理，大有得鱼忘筌之意。唐代丛书是杂学入门的课本，现在却亦不能举出若干心喜的书名，或者上边所说《尔雅音图》各书可以充数，这些本来不在丛书之内，但如说是以从唐代丛书养成的读书兴味，在丛书之外别择出来的中意的书，这说法也是可以的吧。

    这个非正宗的别择法一直维持下来，成为我搜书看书的准则。这大要有八大类。一是关于《诗经》《论语》疏注之类。二是小学书，即《说文解字》《尔雅》《方言》之类。三是文化史料类，非志书的地志，特别是关于岁时风土物产者，如《梦忆》，《清嘉录》，又关于乱事如《思痛记》，关于倡优如《板桥杂记》等。四是年谱日记游记家训尺牍类，最著的例如《颜氏家训》，《入蜀记》等。五是博物书类，即《农书》《本草》，《诗疏》《尔雅》各本亦与此有关系。六是笔记类，范围甚广，子部杂家大部分在内。七是佛经之一部，特别是旧译《譬喻》《因缘》《本生》各经，大小乘戒律，代表的语录。八是乡贤著作。我以前常说看闲书代纸烟，这是一句半真半假的话，我说闲书，是对于新旧各式的八股文而言，世间尊重八股是正经文章，那么我这些当然是闲书罢了，我顺应世人这样客气的说，其实在我看来原都是很重要极严肃的东西。重复的说一句，我的读书是非正统的，因此常为世人所嫌憎，但是自己相信其所以有意义处亦在于此。

    四，古典文学 古典文学中我很喜欢《诗经》，但老实说也只以国风为主，小雅但有一部分耳。说诗不一定固守《小序》或《集传》，平常适用的好本子却难得，有早印的扫叶山庄陈氏本《诗毛氏传疏》，觉得很可喜，时常拿出来翻看。陶渊明诗向来喜欢，文不多而均绝佳，安化陶氏本最适用，虽然两种刊板都欠精善。此外的诗以及词曲，也常翻读，但是我知道不懂得诗，所以不大敢多看，多说。骈文也颇爱好，虽然能否比诗多懂得一点这原是疑问，阅孙隘庵的《六朝丽指》却很多同意，仍不敢贪多，《六朝文絜》及黎氏笺注常在座右而已。伍绍棠跋《南北朝文钞》云，南北朝人所著书多以骈俪行之，亦均质雅可诵。此语真实，唯诸书中我所喜者为《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此他虽皆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如《文心雕龙》与《水经注》，终苦其太专门，不宜于闲看也。以上就唐以前书举几个例，表明个人的偏好，大抵于文字之外看重所表现的气象与性情，自从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以后，便没有这种文字，加以科举的影响，后来即使有佳作，也总是质地薄，分量轻，显得是病后的体质了。

    至于思想方面，我所受的影响又是别有来源的。笼统的说一句，我自己承认是属于儒家思想的，不过这儒家的名称是我所自定，内容的解说恐怕与一般的意见很有些不同的地方。我想中国人的思想是重在适当的做人，在儒家讲仁与中庸正与之相同，用这名称似没有什么不合，其实正因为孔子是中国人，所以如此，并不是孔子说教传道，中国人乃始变为儒教徒也。儒家最重的是仁，但是智与勇二者也很重要，特别是在后世儒生成为道士化，禅和子化，差役化，思想混乱的时候，须要智以辨别，勇以决断，才能截断众流，站立得住。这一种人在中国却是不易找到，因为这与君师的正统思想往往不合，立于很不利的地位，虽然对于国家与民族的前途有极大的关系与价值。上下古今自汉至于清代，我找到了三个人，这便是王充，李贽，俞正燮，是也。王仲任的疾虚妄的精神，最显著的表现在《论衡》上面，其实别的两人也是一样，李卓吾在《焚书》与《初潭集》，俞理初在《癸巳类稿》《存稿》上的所表示的正是同一的精神。他们未尝不知道多说真话的危险，只因通达人情物理，对于世间许多事情的错误不实看得太清楚，忍不住要说，结果是不讨好，却也不在乎，这种爱真理的态度是最可宝贵，学术思想的前进就靠此力量，只可惜在中国历史上不大多见耳。我尝称他们为中国思想界之三盏灯火，虽然很是辽远微弱，在后人却是贵重的引路的标识。太史公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对于这几位先贤我也正是如此，学是学不到，但疾虚妄，重情理，总作为我们的理想目标，随时注意，不敢不勉。古今笔记所见不少，披沙拣金，千不得一，不足言劳，但苦寂寞。民国以来号称思想革命，而实亦殊少成绩，所知者唯蔡孑民钱玄同二君可当其选，但多未著之笔墨，清言既绝，亦复无可征考，所可痛惜也。

    一九九 拾遗癸

    五，外国小说 我学外国文，一直很迟，所以没有能够学好，大抵只可看书而已。光绪辛丑（一九〇一）进江南水师学堂当学生，才开始学英文，其时年已十七，至丙辰（一九〇六）被派往日本留学，不得不再学日本文，则又在五年后矣。我们学英文的目的为的是读一般理化及机器书籍，所用课本最初是《华英初阶》以至《进阶》，参考书是考贝纸印的《华英字典》，（虽然其实是英文注汉字的，）其幼稚可想，此外西文还有什么可看的书全不知道，许多前辈同学毕业后把这几本旧书抛弃净尽，虽然英语不离嘴边，再也不一看横行的书本，正是不足怪的事。我的运气是同时爱看新小说，因了林氏译本知道外国有司各得哈葛德这些人，其所著书新奇可喜，后来到东京又见西书易得，起手买一点来看，从这里得到不少的益处。不过我所读的却不是英国的文学作品，只是借了这文字的媒介杂乱的读些书，其一部分是欧洲弱小民族的文学。当时日本有长谷川二叶亭与升曙梦专译俄国作品，马场孤蝶多介绍大陆文学，我们特别感到兴趣，一面又因为《民报》在东京发刊，中国革命运动正在发达，我们也受了民族思想的影响，对于所谓被损害与侮辱的国民的文学更比强国的表示尊重与亲近。这些里边，波阑，芬阑，匈加利，新希腊等最是重要，俄国其时正在反抗专制，虽非弱小而亦被列入。那时影响至今尚有存留的，即是我的对于几个作家的爱好，俄国果戈理与伽尔洵，波阑显克微支，虽然有时可以十年不读，但心里还是永不忘记。陀思妥也夫斯奇也极是佩服，可是有点敬畏，向来不敢轻易翻动，也就较为疏远了。摩斐尔（Morfill）的《早期斯拉夫文学小史》，勃阑特思（Brandes）的《波阑印象记》，赖息（Emil Reich）的《匈加利文学史论》，这些都是四五十年前的旧书，于我却很有情分，回想当日读书时的感激历历如昨日，给予我的好处亦终未亡失。只可惜我未曾充分利用，小说前后译出三十几篇，收在两种短篇集内，史传批评则多只读过独自怡悦耳。但是这也总之不是徒劳的事，民国六年来到北京大学，被命讲授欧洲文学史，就把这些拿来做底子，而这以后七八年间的教书，督促我反覆的查考文学史料，这又给我做了一种训练。我最初只是关于古希腊与十九世纪欧洲文学的一部分有点知识，后来因为要教书编讲义，其他部分须得设法补充，所以起头这两年虽然只担任每周六小时功课，却真是日不暇给，查书写稿之外几乎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可是结果并不满意，讲义印出了一本，十九世纪这一本终于不曾付印，这门功课在几年之后也停止了。凡文学史都不好讲，何况是欧洲的，这几年我知道自误误人的确不浅，早早中止还是好的，至于我自己实在却仍得着好处，盖因此勉强读过多少书本，获得一般文学史的常识，至今还是有用，有如教练兵操，本意在于上阵，后虽不用，而操练所余留的对于体质与精神的影响则固长存在，有时亦觉得颇可感谢者也。

    六，希腊神话 从西文书中得来的知识，此外还有希腊神话。说也奇怪，我在学校里学过几年希腊文，近来翻译阿波罗多洛斯的神话集，觉得这是自己的主要工作之一，可是最初之认识与理解希腊神话，却是全从英文的著书来的。我到东京的那年（一九〇六），买得该莱（Gayley）的《英文学中之古典神话》，随后又得到了安特路朗（Andrew Lang）的两本《神话仪式与宗教》，这样便使我与神话发生了关系。当初听说要懂西洋文学须得知道一点希腊神话，所以去找一两种参考书来看，后来对于神话本身有了兴趣，便又去别方面寻找，于是在神话集这面有了阿波罗多洛斯的原典，福克斯（W．S．Fox）与洛兹（H．J．Rose）的专著，论考方面有哈理孙女士（Jane Harrison）的《希腊神话论》以及宗教各书。安特路朗则是神话之人类学派的解说，我又从这里引起对于文化人类学的兴趣来的。世间都说古希腊有美的神话，这自然是事实，只须一读就会知道，但其所以如此又自有其理由，这说起来更有意义。古代埃及与印度也有特殊的神话，其神道多是牛首鸟头，或者是三头六臂，形状可怕，事迹更多怪异，始终没有脱出宗教的区域，与艺术有一层的间隔。希腊的神话起源本亦相同，而逐渐转变，因为如哈理孙女士所说，希腊民族不是受祭司支配而是受诗人的支配的，结果便由他们把那些粗材都修造成为美的影象了。“这是希腊的美术家与诗人的职务，来洗除宗教中的恐怖分子，这是我们对于希腊的神话作者（Mythopoios）的最大的负债。”我们中国人虽然以前对于希腊不曾负有该项债务，现在却该奋发去分一点过来，因为这种希腊精神即使不能起死回生，也有返老还童的力量，在欧洲文化史上显然可见，对于现今的中国，因了多年的专制与科举的重压，人心里充满着丑恶与恐怖而日就萎靡，这种一阵清风似的祓除力是不可少，也是大有益的。我从哈理孙女士的著书得悉希腊神话的意义，实为大幸，只恨未能尽力绍介，阿波罗多洛斯的书本文译毕，注释恐有两倍的多，至今未能续写，此外还该有一册稍为通俗的故事，自己不能写，翻译更是不易。劳斯博士（W．H．D．Rouse）于一九三四年著有《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他本是古典学者，文章写得很有风趣，在一八九七年译过《希腊现代小说集》，序文名曰“在希腊岛”，对于古旧的民间习俗颇有理解，可以算是最适任的作者了，但是我不知怎的觉得这总是基督教国人所写的书，特别是在通俗的为儿童用的，这与专门书不同，未免有点不相宜，未能决心去译它，只好且放下。我并不一定以希腊的多神教为好，却总以为他的改教为可惜，假如希腊能够像中国日本那样，保存旧有的宗教道德，随时必要的加进些新分子去，有如佛教基督教之在东方，调和的发展下去，岂不更有意思。不过已经过去的事是没有办法了，照现在的事情来说，在本国还留下些生活的传统，劫余的学问艺文在外国甚被宝重，一直研究传播下来，总是很好的了。我们想要讨教，不得不由基督教国去转手，想来未免有点别扭，但是为希腊与中国再一计量，现在得能如此也已经是可幸的事了。

    二〇〇 拾遗子

    七，神话学与安特路朗 安特路朗是个多方面的学者文人，他的著书很多，我只有其中的文学史及评论类，古典翻译介绍类，童话儿歌研究类，最重要的是神话学类，但是如《垂钓漫录》以及诗集却终于未曾收罗。这里边于我影响最多的是神话学类中之《习俗与神话》，《神话仪式与宗教》这两部书，因为我由此知道神话的正当解释，传说与童话的研究也于是有了门路了。十九世纪中间欧洲学者以“言语之病”解释神话，可是这里有个疑问，假如亚里安族神话起源是由于亚利安族的言语之病，那么这是很奇怪的，为什么在非亚里安族言语通行的地方也会有相像的神话存在呢？在语言系统不同的民族里都有类似的神话传说，说这神话的起源都由于言语的传讹，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言语学派的方法既然不能解释神话里的荒唐不合理的事件，人类学派乃代之而兴，以类似的心理状态发生类似的行为作为解说，大抵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这最初称之曰民俗学的方法，在《习俗与神话》中曾有说明，其方法是，如在一国见有显是荒唐怪异的故事，要去找到别一国，在那里也有类似的事，但在那里是现行的习俗，不特并不荒唐怪异，却正与那人民的礼仪思想相合。对于古希腊神话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取别民族类似的故事来做比较，以现在尚有存留的信仰推测古时已经遗忘的意思，大旨可以明了，盖古希腊人与今时某种土人其心理状态有类似之处，即由此可得到类似的神话传说之意义也。《神话仪式与宗教》第三章以下论野蛮人的心理状态，约举其特点有五，即一为万物同等，均有生命与知识，二为信法术，三为信鬼魂，四为好奇，五为轻信。根据这里的解说，我们已不难了解神话传说以及童话的意思，但这只是入门，使我更知道得详细一点的，还靠了别的两种书，即是哈忒阑（Hartland）的《童话之科学》与麦扣洛克（Macculloch）的《小说之童年》。《童话之科学》第二章论野蛮人思想，差不多大意相同，全书分五目九章详细叙说，《小说之童年》副题即云“民间故事与原始思想之研究”，分四类十四目，更为详尽，虽出版于一九〇五年，却还是此类书中之白眉，夷亚斯莱（Yearsley）在二十年后著《童话之民俗学》，亦仍不能超出其范围也。神话与传说童话元出一本，随时变化，其一是宗教的，其二则是史地类，其三属于文艺，性质稍有不同，而其解释还是一样，所以能读神话而遂通童话，正是极自然的事。麦扣洛克称其书曰“小说之童年”，即以民间故事为初民之小说，犹之朗氏谓说明事物原始的神话为野蛮人的科学，说的很有道理。我们看这些故事，未免因了考据癖要考察其意义，但同时也当作艺术品看待，得到好些悦乐。这样我就又去搜寻各处童话，不过这里的目的还是偏重在后者，虽然知道野蛮民族的也有价值，所收的却多是欧亚诸国，自然也以少见为贵，如土耳其哥萨克俄国等。法国贝洛耳（Perrault），德国格林（Grimm）兄弟所编的故事集，是权威的著作，我所有的又都有安特路朗的长篇引言，很是有用，但为友人所借，带到南边去了，现尚无法索还也。

    八，文化人类学 我因了安特路朗的人类学派的解说，不但懂得了神话及其同类的故事，而且也知道了文化人类学，这又称为社会人类学，虽然本身是一种专门的学问，可是这方面的一点知识于读书人很是有益，我觉得也是颇有趣味的东西。在英国的祖师是泰勒（Tylor）与拉薄克（Lubbock），所著《原始文明》与《文明之起源》都是有权威的书。泰勒又著有《人类学》，也是一册很好入门书，虽是一八八一年的初板，近时却还在翻印，中国广学会曾经译出，我于光绪丙午（一九〇六）在上海买到一部，不知何故改名为“进化论”，用有光纸印的，未免可惜，后来恐怕也早绝板了。但是于我最有影响的还是那《金枝》的有名的著者茀来则博士（J．G．Frazer）。社会人类学是专研究礼教习俗这一类的学问，据他说研究有两方面，其一是野蛮人的风俗思想，其二是文明国的民俗，盖现代文明国的民俗大都即是古代蛮风之遗留，也即是现今野蛮风俗的变相，因为大多数的文明衣冠的人物在心里还依旧是个野蛮。因此这比神话学用处更大，它所讲的包括神话在内，却更是广大，有些我们平常最不可解的神圣或猥亵的事项，经那么一说明，神秘的面幕倏尔落下，我们懂得了的时候不禁微笑，这是同情的理解，可是威严的压迫也就解消了。这于我们是很好很有益的，虽然于假道学的传统未免要有点不利，但是此种学问在以伪善著称的西国发达，未见有何窒碍，所以在我们中庸的国民中间，能够多被接受本来是极应该的吧。茀来则的著作除《金枝》这一流的大部著书五部之外，还有若干种的单册及杂文集，他虽非文人而文章写得很好，这颇有点像安特路朗，对于我们非专门家而想读他的书的人是很大的一个便利。他有一册《普须该的工作》（Psyche's Task），是四篇讲义专讲迷信的，觉得很有意思，后来改名曰“魔鬼的辩护人”，日本已有译本在岩波文库中，仍用他的原名，又其《金枝》节本亦已分册译出。茀来则夫人所编《金枝上的叶子》又是一册启蒙读本，读来可喜又复有益，我在《夜读抄》中写过一篇介绍，却终未能翻译，这于今也已是十年前事了。此外还有一位原籍芬阑而寄居英国的威思忒玛克（Westermarck）教授，他的大著《道德观念起源发达史》两册，于我影响也很深。茀来则在《金枝》第二分序言中曾说明各民族的道德法律均常在变动，不必说异地异族，就是同地同族的人，今昔异时，其道德观念与行为亦遂不同。威思忒玛克的书便是阐明这道德观念的流动的专著，使我们确实明了的知道了道德的真相，虽然因此不免打碎了些五色玻璃似的假道学的摆设，但是为了生与生生而有的道德的本义则如一块水晶，总是明澈的看得清楚了。我写文章往往牵引到道德上去，这些书的影响可以说是原因之一部分，虽然其基本部分还是中国的与我自己的。威思忒玛克的专门巨著还有一部《人类婚姻史》，我所有的只是一册小史，又六便士丛书中有一种曰“结婚”，只是八十页的小册子，却是很得要领。同丛书中也有哈理孙女士的一册《希腊罗马神话》，大抵即根据前著《希腊神话论》所改写者也。

    二〇一 拾遗丑

    九，生物学 我对于人类学稍有一点兴味，这原因并不是为学，大抵只是为了人，而这人的事情也原是以文化之起源与发达为主。但是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如严幾道古雅的译语所谓化中人位，我们也是很想知道的，那么这条道路略一拐弯便又一直引到生物与进化那边去了。关于生物学我完全只是乱翻书的程度，说得好一点也就是涉猎，据自己估价不过是受普通教育过的学生应有的一点知识，此外加上多少从杂览来的零碎资料而已。但是我对于这一方面的爱好，说起来原因很远，并非单纯的为了化中人位的问题而引起的。我在上文提及，以前也写过几篇文章讲到过，我所喜欢的旧书中有一部分是关于自然名物的，如《毛诗草木疏》及《广要》，《毛诗品物图考》，《尔雅音图》及郝氏《义疏》，汪曰桢《湖雅》，《本草纲目》，《野菜谱》，《花镜》，《百廿虫吟》等。照时代来说，除《毛诗》《尔雅》诸图外最早看见的是《花镜》，距今已将五十年了，爱好之心却始终未变，在康熙原刊之外还买了一部日本翻本，至今也仍时时拿出来看。看《花镜》的趣味，既不为的种花，亦不足为作文的参考，在现今说与人听，是不容易被领解，更不必说同感的了。因为最初有这种兴趣，后来所以牵连开去，应用在思想问题上面，否则即使要了解化中人位，生物学知识很是重要，却也觉得麻烦，懒得去动手了吧。

    外国方面认得怀德（Gilbert White）的博物学的通信集最早，就是世间熟知的所谓“色尔彭的自然史”，此书初次出版还在清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至今重印不绝，成为英国古典中唯一的一册博物书。但是近代的书自然更能供给我们新的知识，于目下的问题也更有关系，这里可以举出汤漠孙（Thomson）与法勃耳（Fabre）二人来，因为他们于学问之外都能写得很好的文章，这于外行的读者是颇有益处的。汤谟孙的英文书收了几种，法勃耳的《昆虫记》只有全集日译三种，英译分类本七八册而已。我在民国八年写过一篇《祖先崇拜》，其中有云：

    “我不相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人类的教训的，只有记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比阿洛吉，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这也可以翻过来说，经典之可以作教训者，因其合于物理人情，即是由生物学通过之人生哲学，故可贵也。我们听法勃耳讲昆虫的本能之奇异，不禁感到惊奇，但亦由此可知焦理堂言生与生生之理，圣人不易，而人道最高的仁亦即从此出。再读汤谟孙谈落叶的文章，每片树叶在将落之前，必先将所有糖分叶绿等贵重成分退还给树身，落在地上又经蚯蚓运入土中，化成植物性壤土，以供后代之用，在这自然的经济里可以看出别的意义，这便是树叶的忠荩，假如你要谈教训的话。《论语》里有小子何莫学夫诗一章，我很是喜欢，现在倒过来说，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觉得也有新的意义，而且与事理也相合，不过事君当读作尽力国事而已。说到这里话似乎有点硬化了，其实这只是推到极端去说，若是平常我也只是当闲书看，派克洛夫忒（Pycroft）所著的《动物之求婚》与《动物之幼年》二书，我也觉得很有意思，虽然并不一定要去寻求什么教训。

    十，儿童文学 民国十六年春间我在一篇小文中曾说，我所想知道一点的都是关于野蛮人的事，一是古野蛮，二是小野蛮，三是文明的野蛮。一与三是属于文化人类学的，上文约略说及，这其二所谓小野蛮乃是儿童。因为照进化论讲来，人类的个体发生原来和系统发生的程序相同，胚胎时代经过生物进化的历程，儿童时代又经过文明发达的历程，所以幼稚这一段落正是人生之蛮荒时期，我们对于儿童学的有些兴趣这问题，差不多可以说是从人类学连续下来的。自然大人对于小儿本有天然的情爱，有时很是痛切，日本语中有“儿烦恼”一语，最有意味，庄子又说圣王用心，嘉孺子而哀妇人，可知无问高下人同此心，不过于这主观的慈爱之上又加以客观的了解，因而成立儿童学这一部门，乃是极后起的事，已在十九世纪的后半了。我在东京时得到高岛平三郎编的《歌咏儿童的文学》及所著《儿童研究》，才对于这方面感到兴趣，其时儿童学在日本也刚开始发展，斯丹莱贺尔（Stanley Hall）博士在西洋为斯学之祖师，所以后来参考的书多是英文的，塞莱（Sully）的《幼儿时期之研究》虽已经是古旧的书，我却很是珍重，至今还时常想起。

    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小型的成人，期望他少年老成，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什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现在才知道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内外两面的生活。这是我们从儿童学所得来的一点常识，假如要说救救孩子，大概都应以此为出发点的。自己惭愧对于经济政治等无甚知识，正如讲到妇女问题时一样，未敢多说，这里与我有关系的还只是儿童教育里一部分，即是童话与儿歌。在二十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儿童的文学》，引用外国学者的主张，说儿童应该读文学的作品，不可读那些商人们编撰的读本，念完了读本虽然认识了字，却不会读书，因为没有养成读书的趣味。幼小的儿童不能懂名人的诗文，可以读童话，唱儿歌，此即是儿童的文学。正如在《小说的童年》中所说，传说故事是文化幼稚时期的小说，为古人所喜欢，为现时未发达的民族和乡下人所喜欢，是他们共通的文学，这是确实无疑的了。

    这样话又说了回来，回到当初所说的小野蛮的问题上面，本来是我所想要知道的事情，觉得去费点心思稍为查考也是值得的。我在这里至多也只把小朋友比做红印第安人，记得在贺尔派的论文集中，有人说小孩害怕毛茸茸的东西和大眼睛，这是因为森林生活时代恐怖之遗留，似乎说的更新奇可喜，又有人说，小孩爱弄水乃是水栖生活的遗习，却不知道究竟如何了。茀洛伊特的心理分析应用于儿童心理，颇有成就，曾读瑞士波都安（Baudouin）所著书，有些地方觉得很有意义，说明希腊肿足王（Oidipus）的神话，最为确实，盖此神话向称难解，如依人类学派的方法亦未能解释清楚者也。

    二〇二 拾遗寅

    十一，性的心理 性的心理，这于我益处很大，我平时提及总是不惜表示感谢的。从前在论“自己的文章”的一文中曾云：

    “我的道德观恐怕还当说是儒家的，但左右的道与法两家也都有点参合在内，外边又加了些现代科学常识，如生物学人类学以及性的心理，而这末一点在我更为重要。古人有面壁悟道的，或是看蛇斗蛙跳懂得写字的道理，我却从妖精打架上想出道德来，恐不免为傻大姐所窃笑吧。”

    本来中国的思想在这方面是健全的，如《礼记》上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又庄子设为尧舜问答，嘉孺子而哀妇人，为圣王之所用心，气象很是博大。但是后来文人堕落，渐益不成话说，我曾武断的评定，只要看他关于女人或佛教的意见，如通顺无疵，才可以算甄别及格，可是这多么不容易呀。近四百年中也有过李贽王文禄俞正燮诸人，能说几句合于情理的话，却终不能为社会所容认，俞君生于近世，运气较好，不大挨骂，李越缦只嘲笑他说，颇好为妇人出脱，语皆偏谲，似谢夫人所谓出于周姥者。这种出于周姥似的意见实在却极是难得，荣启期生为男子身，但自以为幸耳，若能知哀妇人而为之代言，则已得圣王之心传，其贤当不下于周公矣。我辈生在现代的民国，得以自由接受性心理的新知识，好像是拿来一节新树枝接在原有思想的老干上去，希望能够使它强化，自然发达起来，这个前途辽远一时未可预知，但于我个人总是觉得颇受其益的。这主要的著作当然是蔼理斯（Havelock Ellis）的《性的心理研究》。此书第一册在一八九八年出版，至一九一〇年出第六册，算是全书完成了，一九二八年续刊第七册，仿佛是补遗的性质。一九三三年蔼理斯又刊行了一册简本《性的心理》，为现代思想的新方面丛书之一，其时著者盖已是七十四岁了。我学了英文，既不读沙士比亚，不见得有什么用处，但是可以读蔼理斯的原著，这时候我才觉得，当时在南京那几年洋文讲堂的功课可以算是不白费了。性的心理给予我们许多事实与理论，这在别的性学大家如福勒耳，勃洛赫，鲍耶尔，凡特威耳特诸人的书里也可以得到，可是从那明净的观照出来的意见与论断，却不是别处所有，我所特别心服者就在于此。从前在《夜读抄》中曾经举例，叙说蔼理斯的意见，以为性欲的事情有些无论怎么异常以至可厌恶，都无责难或干涉的必要，除了两种情形以外，一是关系医学，一是关系法律的。这就是说，假如这异常的行为要损害他自己的健康，那么他需要医药或精神治疗的处置，其次假如这要损及对方的健康或权利，那么法律就应加以干涉。这种意见我觉得极有道理，既不保守，也不急进，据我看来还是很有点合于中庸的吧。说到中庸，那么这有点与中国接近，我真相信如中国保持本有之思想的健全性，则对于此类意思理解自至容易，就是我们现在也正还是托这庇荫，希望思想不至于太是乌烟瘴气化也。

    十二，蔼理斯的思想 蔼理斯的思想我说他是中庸，这并非无稽，大抵可以说得过去，因为西洋也本有中庸思想，如在古希腊，不过中庸称为有节，原意云康健心，反面为过度，原意云狂恣。蔼理斯的文章里多有这种表示，如《论圣芳济》中云，有人以禁欲或耽溺为其生活之唯一目的者，其人将在尚未生活之前早已死了。又云，生活之艺术，其方法只在于微妙的混和取与舍二者而已。《性的心理》第六册末尾有一篇跋文，最后的两节云：

    “我很明白有许多人对于我的评论意见不大能够接受，特别是在末册里所表示的。有些人将以我的意见为太保守，有些人以为太偏激。世上总常有人很热心的想扳住过去，也常有人热心的想攫得他们所想像的未来。但是明智的人站在二者之间，能同情于他们，却知道我们是永远在于过渡时代。在无论何时，现在只是一个交点，为过去与未来相遇之处，我们对于二者都不能有任何怨怼。不能有世界而无传统，亦不能有生命而无活动。正如赫拉克勒托斯在现代哲学的初期所说，我们不能在同一川流中入浴二次，虽然如我们在今日所知，川流仍是不息的回流着。没有一刻无新的晨光在地上，也没有一刻不见日没。最好是闲静的招呼那熹微的晨光，不必忙乱的奔向前去，也不要对于落日忘记感谢那曾为晨光之垂死的光明。

    在这道德的世界上，我们自己是那光明使者，那宇宙的历程即实现在我们身上。在一个短的时间内，如我们愿意，我们可以用了光明去照我们路程的周围的黑暗。正如在古代火把竞走——这在路克勒帖乌斯看来似是一切生活的象征——里一样，我们手持火把，沿着道路奔向前去。不久就会有人从后面来，追上我们。我们所有的技巧便在怎样的将那光明固定的炬火递在他手内，那时我们自己就隐没到黑暗里去。”

    这两节话我顶喜欢，觉得是一种很好的人生观，现代丛书本的《新精神》卷首，即以此为题词，我时常引用，这回是第三次了。蔼理斯的专门是医生，可是他又是思想家，此外又是文学批评家，在这方面也使我们不能忘记他的绩业。他于三十岁时刊行《新精神》，中间又有《断言》一集，《从卢梭到普路斯忒》出版时年已七十六，皆是文学思想论集，前后四十余年而精神如一，其中如论惠忒曼，加沙诺伐，圣芳济，《尼可拉先生》的著者勒帖夫诸文，独具见识，都不是在别人的书中所能见到的东西。我曾说，精密的研究或者也有人能做，但是这样宽阔的眼光，深厚的思想，实在是绝不易再得。事实上当然因为有了这种精神，所以做得那性心理研究的工作，但我们也希望可以从性心理养成一点好的精神，虽然未免有点我田引水，却是很诚意的愿望。由这里出发去着手于中国妇女问题，正是极好也极难的事，我们小乘的人无此力量，只能守开卷有益之训，暂以读书而明理为目的而已。

    二〇三 拾遗卯

    十三，医学史与妖术史 关于医学我所有的只是平人的普通知识，但是对于医学史却是很有兴趣。医学史现有英文本八册，觉得胜家博士（Charles Singer）的为最好，日本文三册，富士川游著《日本医学史》是一部巨著，但是《医学史纲要》似更为适用，也便于阅览。医疗或是生物的本能，如犬猫之自舐其创是也，但其发展为活人之术，无论是用法术或用方剂，总之是人类文化之一特色，虽然与梃刃同是发明，而意义迥殊，中国称蚩尤作五兵，而神农尝药辨性，为人皇，可以见矣。医学史上所记便多是这些仁人之用心，不过大小稍有不同，我翻阅二家小史，对于法国巴斯德与日本杉田玄白的事迹，常不禁感叹，我想假如人类要找一点足以自夸的文明证据，大约只可求之于这方面吧。我在“旧书回想记”里这样说过，已是四五年前的事，近日看伊略忒斯密士（Eliot Smith）所著《世界之初》，说创始耕种灌溉的人成为最初的王，在他死后便被尊崇为最初的神，还附有五千多年前的埃及石刻画，表示古圣王在开掘沟渠，又感觉很有意味。案神农氏在中国正是极好的例，他教民稼穑，又发明医药，农固应为神，古语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可知医之尊，良相云者即是讳言王耳。我常想到巴斯德从啤酒的研究知道了霉菌的传染，这影响于人类福利者有多么大，单就外科伤科产科来说，因了消毒的施行，一年中要救助多少人命，以功德论，恐怕十九世纪的帝王将相中没有人可以及得他来。有一个时期我真想涉猎到霉菌学史去，因为受到相当大的感激，觉得这与人生及人道有极大的关系，可是终于怕得看不懂，所以没有决心这样做。但是这回却又伸展到反对方面去，对于妖术史发生了不少的关心。据茂来（M．A．Murray）女士著《西欧的妖术》等书说，所谓妖术（witch-craft）即是古代土著宗教之遗留，大抵与古希腊的地母祭相近，只是被后来基督教所压倒，变成秘密结社，被目为撒但之徒，痛加剿除，这就是中世有名的神圣审问，至十七世纪末始渐停止。中国有些食菜事魔的教门，以及清朝的“无生老母”的红阳教等，也似乎是同一种类的东西。这巫教的说明论理是属于文化人类学的，本来可以不必分别，不过我的注意不在它本身，却在于被审问追迹这一段落，所以这里名称也就正称之曰妖术。那些念佛宿山的老太婆们原来未必有什么政见，一旦捉去拷问，供得荒唐颠到，结果坐实她们会得骑扫帚飞行，和宗旨不纯正的学究同付火刑，真是冤枉的事。我记得杨恽以来的文字狱与孔融以来的思想狱，时感恐惧，因此对于西洋的神圣审问也感觉关切，而审问史关系神学问题为多，鄙性少信未能甚解，故转而截取妖术的一部分，了解较为容易。我的读书本来是很杂乱的，别的方面或者也还可以料得到，至于妖术恐怕说来有点鹘突，亦未可知，但在我却是很正经的一件事，也颇费心收罗资料，如散茂士（Summers）的四大著，即《妖术史》与《妖术地理》，《僵尸》，《人狼》，均是寒斋的珍本也。

    十四，乡土研究与民艺 我的杂览从日本方面得来的也并不少。这大抵是关于日本的事情，至少也以日本为背景，这就是说很有点地方的色彩，与西洋的只是学问关系的稍有不同。有如民俗学本发源于西欧，涉猎神话传说研究与文化人类学的时候便碰见好些交叉的处所，现在却又来提起日本的乡土研究，并不单因为二者学风稍殊之故，乃是别有理由的。《乡土研究》刊行的初期，如南方熊楠那些论文，古今内外的引证，本是旧民俗学的一路，柳田国男的主张逐渐确立，成为国民生活之史的研究，名称亦归结于民间传承。我们对于日本感觉兴味，想要了解它的事情，在文学艺术方面摸索很久之后，觉得事倍功半，必须着手于国民感情生活，才有入处，我以为宗教最是重要，急切不能直入，则先注意于其上下四旁，民间传承正是绝好的一条路径。我觉得中国民众的感情与思想集中于鬼，日本则集中于神，故欲了解中国须得研究礼俗，了解日本须得研究宗教。柳田氏著书极富，虽然关于宗教者不多，但如《日本之祭事》一书，给我很多的益处，此外诸书亦均多可作参证。当《远野物语》出版的时候，我正住在本乡，跑到发行所去要了一册，共总刊行三百五十部，我所有的是第二九一号。因为书面上略有墨痕，想要另换一本，书店的人说这是编号的，只能顺序出售，这件小事至今还记得清楚。这与《石神问答》都是明治庚戌（一九一〇）年出版，在《乡土研究》创刊前三年，是柳田氏最早的著作，以前只有一册《后狩词记》，终于没有能够搜得。对于乡土研究的学问我始终是外行，知道不到多少，但是柳田的学识与文章我很是钦佩，从他的许多著书里得到不少的利益和悦乐。

    与这同样情形的还有日本的民艺运动与柳宗悦氏。柳氏本系《白桦》同人，最初所写的多是关于宗教的文章，大部分收集在《宗教与其本质》一册书内。我本来不大懂得宗教的，但柳氏诸文大抵读过，这不但因为意思诚实，文章朴茂，实在也由于所讲的是“神秘道”即神秘主义，合中世纪基督教与佛道各分子而贯通之，所以虽然是槛外也觉得不无趣味。他又著有《朝鲜与其艺术》一书，其后有文集名曰“信与美”，则收辑关于宗教与艺术的论文之合集也。民艺运动约开始于二十年前，在《什器之美》论集与柳氏著《工艺之道》中意思说得最明白，大概与英国摩理斯（W．Morris）的拉飞尔前派主张相似，求美于日常用具，集团的工艺之中，其虔敬的态度前后一致，信与美一语洵足以包括柳氏学问与事业之全貌矣。民艺博物馆于数年前成立，惜未及一观，但得见图录等，已足令人神怡。柳氏著《初期大津绘》，浅井巧著《朝鲜之食案》，为民艺丛书之一，浅井氏又有《朝鲜陶器名汇》，均为寒斋所珍藏之书。又柳氏近著《和纸之美》，中附样本二十二种，阅之使人对于佳纸增贪惜之念。寿岳文章调查手漉纸工业，得其数种著书，近刊行其《纸漉村旅日记》，则附有样本百三十四，照相百九十九，可谓大观矣。式场隆三郎为精神病院长，而经管民艺博物馆与《民艺月刊》，著书多种，最近得其大板随笔《民艺与生活》之私家板，只印百部，和纸印刷，有芹泽銈介作插画百五十，以染绘法作成后制板，再一一着色，觉得比本文更耐看。中国的道学家听之恐要说是玩物丧志，唯在鄙人则固唯有感激也。

    二〇四 拾遗辰

    十五，江户风物与浮世绘 我平常有点喜欢地理类的杂地志这一流的书，假如是我比较的住过好久的地方，自然特别注意，例如绍兴，北京，东京虽是外国，也算是其一。对于东京与明治时代我仿佛颇有情分，因此略想知道它的人情物色，延长一点便进到江户与德川幕府时代，不过上边的战国时代未免稍远，那也就够不到了。最能谈讲明治维新前后的事情的要推三田村鸢鱼，但是我更喜欢马场孤蝶的《明治之东京》，因为他自己也是个文人的缘故，可惜他写的不很多。看图画自然更有意思，最有艺术及学问的意味的，有户冢正幸即东东亭主人所编的《江户之今昔》，福原信三编的《武藏野风物》。前者有图板百另八枚，大抵为旧东京府下今昔史迹，其中又收民间用具六十余点，则兼涉及民艺，后者为日本写真会会员所合作，以摄取渐将亡失之武藏野及乡土之风物为课题，共收得照片千点以上，就中选择编印成集，共一四四枚，有柳田氏序。描写武藏野一带者，国木田独步德富芦花以后人很不少，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却是永井荷风的《日和下驮》，曾经读过好几遍，也引用过几回，翻看这些写真集的时候又总不禁想起书里的话来。

    再往前去这种资料当然是德川时代的浮世绘了。小岛乌水的《浮世绘与风景画》已有专书，广重有《东海道五十三次》，北斋有《富岳三十六景》等，几乎世界闻名，我们看复刻本也就够有趣味，因为这不但画出风景，又是特殊的彩色木板画，与中国的很不相同。但是浮世绘的重要特色不在风景，乃是在于市井风俗，这是它所以称为浮世绘的原因，这一面也是我们所要看的。背景是市井，人物却多是女人，除了一部分画优伶面貌的以外，而女人又多以妓女为主，因此讲起浮世绘便总容易牵连到吉原游廓，事实上这二者确有极密切的关系。画面很是富丽，色彩也很艳美，可是这里边常有一抹暗影，或者可以说是东洋色，读中国的艺与文，以至于道也总有此意，在这画上自然也更明了。永井荷风著《江户艺术论》第一章论浮世绘之鉴赏中，第五节有云：

    “我反省自己是什么呢？我非威耳哈伦（Verhaeren）似的比利时人而是日本人也，生来就和他们的运命及境遇迥异的东洋人也。恋爱的至情不必说了，凡对于异性的性欲的感觉悉视为最大的罪恶，我辈即奉戴此法制者也。承受‘胜不过啼哭的小孩和里长’的教训之人类也，知道‘说话则唇寒’的国民也。使威耳哈伦感奋的那滴着鲜血的肥羊肉与芳醇的蒲桃酒与强壮的妇女之绘画，都于我有什么用呢？呜呼，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亲卖身的游女的绘姿使我泣。凭倚竹窗茫然看着流水的艺妓的姿态使我喜。卖宵夜面的纸灯寂寞的停留着的河边的夜景使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天树叶，落花飘风的钟声，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无常，无告，无望的，使人无端嗟叹此世只是一梦的，这样的一切东西，于我都是可亲，于我都是可怀。”

    这一节话我引用过恐怕不止三次了。我们因为是外国人，感想未必完全与永井氏相同，但一样有的是东洋人的悲哀，所以于当作风俗画看之外，也常引起怅然之感，古人闻清歌而唤奈何，岂亦是此意耶。

    十六，川柳落语与滑稽本 浮世绘如称为风俗画，那么川柳或者可以称为风俗诗吧。说也奇怪，讲浮世绘的人后来很是不少了，但是我最初认识浮世绘乃是由于宫武外骨的杂志《此花》，也因了他而引起对于川柳的兴趣来的。外骨是明治大正时代著述界的一位奇人，发刊过许多定期或单行本，而多与官僚政治及假道学相抵触，被禁至三十余次之多。其刊物皆铅字和纸，木刻插图，涉及的范围颇广，其中如《笔祸史》，《私刑类纂》，《赌博史》，《猥亵风俗史》等，《卖春妇异名集》一名“笑的女人”，《川柳语汇》，都很别致，也甚有意义。《此花》是专门与其说研究不如说介绍浮世绘的月刊，继续出了两年，又编刻了好些画集，其后同样的介绍川柳，杂志名曰“变态知识”，若前出的《语汇》乃是入门之书，后来也还没有更好的出现。

    川柳是只用十七字音做成的讽刺诗，上者体察物理人情，直写出来，令人看了破颜一笑，有时或者还感到淡淡的哀愁，此所谓有情滑稽，最是高品，其次找出人生的缺陷，如绣花针噗哧的一下，叫声好痛，却也不至于刺出血来。这种诗读了很有意思，不过这正与笑话相像，以人情风俗为材料，要理解它非先知道这些不可，不是很容易的事。川柳的名家以及史家选家都不济事，还是考证家要紧，特别是关于前时代的古句，这与江户生活的研究是不可分离的。这方面有西原柳雨，给我们写了些参考书，大正丙辰（一九一六）年与佐佐醒雪共著的《川柳吉原志》出得最早，十年后改出补订本，此外还有几种类书，只可惜《川柳风俗志》出了上卷，没有能做得完全。我在东京只有一回同了妻和亲戚家的夫妇到吉原去看过夜樱，但是关于那里的习俗事情却知道得不少，这便都是从西原及其他书本上得来的。这些知识本来也很有用，在江户的平民文学里所谓“花魁”（oiran）是常在的，不知道她也总得远远的认识才行。即如民间娱乐的落语，最初是几句话可以说了的笑话，后来渐渐拉长，明治以来在寄席即杂耍场所演的，大约要花上十廿分钟了吧，他的材料固不限定，却也是说游里者为多。森鸥外在一篇小说中曾叙述说落语的情形云：

    “第二个说话人交替着出来，先谦逊道，人是换了却也换不出好处来。又作破题云，客官们的消遣就是玩玩窑姐儿。随后接着讲工人带了一个不知世故的男子到吉原去玩的故事。这实在可以说是吉原入门的讲义。”语虽诙谐，却亦是实情，正如中国笑话原亦有腐流殊禀等门类，而以属于闺风世讳者为多，唯因无特定游里，故不显著耳。江户文学中有滑稽本，也为我所喜欢，十返舎一九的《东海道中膝栗毛》，式亭三马的《浮世风吕》与《浮世床》可为代表，这是一种滑稽小说，为中国所未有。前者借了两个旅人写他们路上的遭遇，重在特殊的事件，或者还不很难，后者写澡堂理发馆里往来的客人的言动，把寻常人的平凡事写出来，都变成一场小喜剧，觉得更有意思。中国在文学与生活上都缺少滑稽分子，不是健康的征候，或者这是假道学所种下的病根欤。

    二〇五 拾遗巳

    十七，俗曲与玩具 我不懂戏剧，但是也常涉猎戏剧史。正如我翻阅希腊悲剧的起源与发展的史料，得到好些知识，看了日本戏曲发达的径路也很感兴趣，这方面有两个人的书于我很有益处，这是佐佐醒雪与高野斑山。高野讲演剧的书更后出，但是我最受影响的还是佐佐的一册《近世国文学史》。佐佐氏于明治三十二年（一八九九）戊戌刊行《鹑衣评释》，庚子刊行评释近松《天之网岛》，辛亥出《国文学史》，那时我正在东京，即得一读，其中有两章略述歌舞伎与净琉璃二者发达之迹，很是简单明了，至今未尽忘记。横井也有著的俳文集《鹑衣》固所喜欢，近松的《世话净琉璃》也想知道，这评释就成为顶好的入门书，事实上我好好的细读过的也只是这册《天之网岛》，读后一直留下很深的印象。这类曲本大都以情死为题材，日本称曰心中，《泽泻集》中曾有一文论之。在《怀东京》中说过，俗曲里礼赞恋爱与死，处处显出人情与义理的冲突，偶然听唱“义太夫”，便会遇见“纸治”，这就是《天之网岛》的俗名，因为里边的主人公是纸店的治兵卫与妓女小春。日本的平民艺术仿佛善于用优美的形式包藏深切的悲苦，这似是与中国很不同的一点。佐佐又著有《俗曲评释》，自江户长呗以至端呗共五册，皆是抒情的歌曲，与叙事的有殊，乃与民谣相连接。高野编刊《俚谣集拾遗》时号斑山，后乃用本名辰之，其专门事业在于歌谣，著有《日本歌谣史》，编辑日本歌谣集成共十二册，皆是大部巨著。此外有汤朝竹山人，关于小呗亦多著述，寒斋所收有十五种，虽差少书卷气，但亦可谓勤劳矣。民国十年（一九二一）时曾译出俗歌六十首，收在《陀螺》里边，大都是写游女荡妇之哀怨者，如木下杢太郎所云，耽想那卑俗的但是充满眼泪的江户平民艺术以为乐，此情三十年来盖如一日，今日重读仍多所感触。歌谣有一部分为儿童歌，别有天真烂漫之趣，至为可喜，唯较好的总集尚不多见，案右只有村尾节三编的一册《童谣》，尚是大正己未（一九一九）年刊也。

    与童谣相关连者别有玩具，也是我所喜欢的，但是我并未搜集实物，虽然遇见时也买几个，所以平常翻看的也还是图录以及时代与地方的纪录。在这方面最努力的是有阪与太郎，近二十年中刊行好些图录，所著有《日本玩具史》前后编，《乡土玩具大成》与《乡土玩具展望》，只可惜《大成》出了一册，《展望》下卷也还未出版。所刊书中有一册《江都二色》，每叶画玩具二种，题谐诗一首咏之，木刻着色，原本刊于安永癸巳，即清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我曾感叹说，那时在中国正是大开四库馆，删改皇侃的《论语疏》，日本却是江户平民文学的烂熟期，浮世绘与狂歌发达到极顶，乃迸发而成此一卷玩具图咏，至可珍重。现代画家以玩具画著名者亦不少，画集率用木刻或玻璃板，稍有搜集，如清水晴风之《垂髫之友》，川崎巨泉之《玩具画谱》，各十集，西泽笛亩之《雏十种》等。西泽自号比那舎主人，（比那即雏字，或是雏形之意，日本用为一种土木偶人的名称，大抵男女一对，）亦作玩具杂画，以雏与人形为其专门，因故赤间君的介绍，曾得其寄赠大著《日本人形集成》及《人形大类聚》，深以为感。又得到菅野新一编《藏王东之木孩儿》，木板画十二枚，解说一册，菊枫会编《古计志加加美》，则为菅野氏所寄赠，均是讲日本东北地方的一种木雕人形的。“古计志加加美”改写汉字为“小芥子鉴”，以玻璃板列举工人百八十四名所作木偶三百三十余枚，可谓大观。此木偶名为小芥子，而实则长五寸至一尺，旋圆棒为身，上着头，画为垂发小女，着简单彩色，质朴可喜，一称为木孩儿。菅野氏著系非卖品，《加加美》则只刊行三百部，故皆可纪念也。三年前承在北京之国府氏以古计志二躯见赠，曾写打油诗报之云：

    芥子人形亦妙哉，出身应自埴轮来。

    小孙望见嘻嘻笑，何处娃娃似棒槌。

    依照《江都二色》的例，以狂诗题玩具，似亦未为不适当，只是草草恐不能相称为愧耳。

    十八，外国语 我的杂学如上边所记，有大部分是从外国得来的，以英文与日本文为媒介，这里分析起来，大抵从西洋来的属于知的方面，从日本来的属于情的方面为多，对于我却是一样的有益处。我学英文当初为的是须得读学堂里的课本，本来是敲门砖，后来离开了江南水师，便没有什么用了，姑且算作中学常识之一部分，有时利用了来看点书，得些现代的知识也好，也还是砖的作用，终于未曾走到英文学门里去，这个我并不怎么悔恨，因为自己的力量只有这一点，要想入门是不够的。日本文比英文更不曾好好的学过，老实说除了丙午丁未之际，在骏河台的留学生馆里，跟了菊地勉先生听过半年课之外，便是懒惰的时候居多，只因住在东京的关系，耳濡目染的慢慢的记得，其来源大抵是家庭的说话，看小说看报，听说书与相声，没有讲堂的严格的训练，但是后面有社会的背景，所以还似乎比较容易学习。这样学了来的言语，有如一颗草花，即使是石竹花也罢，是有根的盆栽，与插瓶的大朵大理菊不同，其用处也就不大一样。我看日本文的书，并不专是为得通过了这文字去抓住其中的知识，乃是因为对于此事物感觉有点兴趣，连文字来赏味，有时这文字亦为其佳味之一分子，不很可以分离，虽然我们对于外国语想这样辨别，有点近于妄也不容易，但这总也是事实。我的关于日本的杂览既然多以情趣为本，自然其态度也与求知识稍有殊异，文字或者仍是敲门的一块砖头，不过对于砖也会得看看花纹式样，不见得用了立即扔在一旁。我深感到日本文之不好译，这未必是客观的事实，只是由我个人的经验，或者因较英文多少知道一分的缘故，往往觉得字义与语气在微细之处很难两面合得恰好，大概可以当作一个证明。明治大正时代的日本文学，曾读过些小说与随笔，至今还有好些作品仍是喜欢，有时也拿出来看，即以杂志名代表派别，大抵有保登登岐须，昴，三田文学，新思潮，白桦诸种，其中作家多可佩服，今亦不复列举，因生存者尚多，暂且谨慎。

    此外的外国语，曾学过古希腊文与世界语。我最初学习希腊文，目的在于改译《新约》至少也是四福音书为古文，与佛经庶可相比，及至回国以后却又觉得那官话译本已经够好了，用不着重译，计划于是归于停顿。过了好些年之后，才把海罗达思的《拟曲》译出，附加几篇牧歌，在上海出版，可惜板式不佳，细字长行大页，很不成样子。极想翻译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特洛亚的女人们》，踌躇未敢下手，仅于民国廿六七年间译阿波罗多洛斯的神话集，本文幸已完成，写注释才成两章，搁笔的次日即廿八年的元日，工作一顿挫就延到现今，未能续写下去，但是这总是极有意义的事，还想设法把它做完。世界语是我自修得来的，原是一册用英文讲解的书，我在暑假中卧读消遣，一连两年没有一口气把它读完，均归无用，至第三年乃决心把这五十课学习完毕，以后借了字典的帮助渐渐的看起书来。那时世界语很不易得，只知道在巴黎有书店发行，恰巧蔡孑民先生行遁欧洲，便写信托他代买，大概寄来了有七八种，其中有《世界语文选》与《波阑小说选集》至今还收藏着，民国十年在西山养病的时候，曾从这里边译出几篇波阑的短篇小说，可以作为那时困学的纪念。世界语的理想是很好的，至于能否实现则未可知，反正事情之成败与理想之好坏是不一定有什么关系的。我对于世界语的批评是这太以欧语为基本，不过如替柴孟诃甫设想也是无可如何的，其缺点只是在没有学过一点欧语的中国人还是不大容易学会而已。

    我的杂学原来不足为法，有老朋友曾批评说是横通，但是我想劝现代的青年朋友，有机会多学点外国文，我相信这当是有益无损的。俗语云，开一头门，多一路风。这本来是劝人谨慎的话，但是借了来说，学一种外国语有如多开一面门窗，可以放进风日，也可以眺望景色，别的不说，这也总是很有意思的事吧。

    二〇六 拾遗午

    十九，佛经 我的杂学里边最普通的一部分，大概要算是佛经了吧。但是在这里正如在汉文方面一样，也不是正宗的，这样便与许多读佛经的人走的不是一条路了。四十年前在南京学堂的时候，曾经叩过杨仁山居士之门，承蒙传谕可修净土，虽然我读了《阿弥陀经》各种译本，觉得安养乐土的描写很有意思，又对于先到净土再行进修的本意，仿佛是希求住在租界里好用功一样，也很能了解，可是没有兴趣这样去做。禅宗的语录看了很有趣，实在还是不懂，至于参证的本意，如书上所记俗僧问溪水深浅，被从桥上推入水中，也能了解而且很是佩服，然而自己还没有跳下去的意思，单看语录有似意存稗贩，未免惭愧，所以这一类书虽是买了些，都搁在书架上。佛教的高深的学理那一方面，看去都是属于心理学玄学范围的，读了未必能懂，因此法相宗等均未敢问津。这样计算起来，几条大道都不走，就进不到佛教里去，我只是把佛经当作书来看，而且是汉文的书，所得的自然也只在文章及思想这两点上而已。

    《四十二章经》与《佛遗教经》仿佛子书文笔，就是儒者也多喜称道，两晋六朝的译本多有文情俱胜者，什法师最有名，那种骈散合用的文体当然因了新的需要而兴起，但能恰好的利用旧文字的能力去表出新意思，实在是很有意义的一种成就。这固然是翻译史上的一段光辉，可是在国文学史意义也很不小，六朝之散文著作与佛经很有一种因缘，交互的作用，值得有人来加以疏通证明，于汉文学的前途也有绝大的关系。十多年前我在北京大学讲过几年六朝散文，后来想添讲佛经这一部分，由学校规定名称曰佛典文学，课程纲要已经拟好送去了，七月初发生芦沟桥事变，事遂中止。课程纲要稿尚存在，重录于此：

    “六朝时佛经翻译极盛，文亦多佳胜。汉末译文模仿诸子，别无多大新意，唐代又以求信故，质胜于文。唯六朝所译能运用当时文词，加以变化，于普通骈散文外造出一种新体制，其影响及于后来文章者亦非浅鲜。今拟选取数种，少少讲读，注意于译经之文学的价值，亦并可作古代翻译文学看也。”至于从这里边看出来的思想，当然是佛教精神，不过如上文所说，这不是甚深义谛，实在但是印度古圣贤对于人生特别是近于入世法的一种广大厚重的态度，根本与儒家相通而更为彻底，这大概因为它有那中国所缺少的宗教性。我在二十岁前后读《大乘起信论》无有所得，但是见了《菩萨投身饲饿虎经》，这里边的美而伟大的精神与文章至今还时时记起，使我感到感激，我想大禹与墨子也可以说具有这种精神，只是在中国这情热还只以对人间为限耳。又《布施度无极经》云：

    “众生扰扰，其苦无量，吾当为地。为旱作润，为湿作筏。饥食渴浆，寒衣热凉。为病作医，为冥作光。若在浊世颠到之时，吾当于中作佛，度彼众生矣。”这一节话我也很是喜欢，本来就只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的意思，却说得那么好，说理与美和合在一起，是很难得之作。经论之外我还读过好些戒律，有大乘的也有小乘的，虽然原来小乘律注明在家人勿看，我未能遵守，违了戒看戒律，这也是颇有意思的事。我读《梵网经》菩萨戒本及其他，很受感动，特别是贤首《梵网戒疏》，是我所最喜读的书。尝举食肉戒中语，一切众生肉不得食，夫食肉者断大慈悲佛性种子，一切众生见而舍去，是故一切菩萨不得食一切众生肉，食肉得无量罪。曾加以说明云，我读《旧约·利未记》，再看大小乘律，觉得其中所说的话要合理得多，而上边食肉戒的措辞我尤为喜欢，实在明智通达，古今莫及。又盗戒下注疏云：

    “善见云，盗空中鸟，左翅至右翅，尾至颠，上下亦尔，俱得重罪。准此戒，纵无主，鸟身自为主，盗皆重也。”鸟身自为主，这句话的精神何等博大深厚，我曾屡次致其赞叹之意，贤首是中国僧人，此亦是足强人意的事。我不敢妄劝青年人看佛书，若是三十岁以上，国文有根柢，常识具足的人，适宜的阅读，当能得些好处，此则鄙人可以明白回答者也。

    二十，结论 我写这篇文章本来全是出于偶然。从《儒林外史》里看到杂览杂学的名称，觉得很好玩，起手写了那首小引，随后又加添三节，作为第一分，在杂志上发表了。可是自己没有什么兴趣，不想再写下去了，然而既已发表，被催着要续稿，又不好不写，勉强执笔，有如秀才应岁考似的，把肚里所有的几百字拼凑起来缴卷，也就可以应付过去了吧。这真是成了鸡肋，弃之并不可惜，食之无味那是毫无问题的。这些杂乱的事情，要怎样安排得有次序，叙述得详略适中，固然不大容易，而且写的时候没有兴趣，所以更写不好，更是枯燥，草率。我最怕这成为自画自赞。骂犹自可，赞不得当乃尤不好过，何况自赞乎？因为竭力想避免这个，所以有些地方觉得不免太简略，这也是无可如何的事，但或者比多话还好一点亦未可知。总结起来看过一遍，把我杂览的大概简略的说了，还没有什么自己夸赞的地方，要说句好话，只能批八个字云，国文粗通，常识略具而已。我从古今中外各方面都受到各样影响，分析起来，大旨如上边说过，在知与情两面分别承受西洋与日本的影响为多，意的方面则纯是中国的，不但未受外来感化而发生变动，还一直以此为标准，去酌量容纳异国的影响。这个我向来称之曰儒家精神，虽然似乎有点笼统，与汉以后尤其是宋以后的儒教显有不同，但为表示中国人所有的以生之意志为根本的那种人生观，利用这个名称殆无不可。我想神农大禹的传说就从这里发生，积极方面有墨子与商韩两路，消极方面有庄杨一路，孔孟站在中间，想要适宜的进行，这平凡而难实现的理想我觉得很有意思，以前屡次自号儒家者即由于此。佛教以异域宗教而能于中国思想上占很大的势力，固然自有其许多原因，如好谈玄的时代与道书同尊，讲理学的时候给儒生作参考，但是其大乘的思想之入世的精神与儒家相似，而且更为深彻，这原因恐怕要算是最大的吧。这个主意既是确定的，外边加上去的东西自然就只在附属的地位，使它更强化与高深化，却未必能变其方向。我自己觉得便是这么一个顽固的人，我的杂学的大部分实在都是我随身的附属品，有如手表眼镜及草帽，或是吃下去的滋养品如牛奶糖之类，有这些帮助使我更舒服与健全，却并不曾把我变成高鼻深目以至有牛的气味。我也知道偏爱儒家中庸是由于癖好，这里又缺少一点热与动力，也承认是美中不足。儒家不曾说“怎么办”，像犹太人和斯拉夫人那样，便是证据。我看各民族古圣的画像也觉得很有意味，犹太的眼向着上是在祈祷，印度的伸手待接引众生，中国则常是叉手或拱着手。我说儒家总是从大禹讲起，即因为他实行道义之事功化，是实现儒家理想的人。近时我曾说，中国现今紧要的事有两件，一是伦理之自然化，二是道义之事功化。前者是根据现代人类的知识调整中国固有的思想，后者是实践自己所有的理想适应中国现在的需要，都是必要的事。此即我杂学之归结点，以前种种说话，无论怎么的直说曲说，正说反说，归根结底的意见还只在此，就只是表现得不充足，恐怕读者一时抓不住要领，所以在这里赘说一句。我平常不喜欢拉长了面孔说话，这回无端写了两万多字，正经也就枯燥，仿佛招供似的文章，自己觉得不但不满而且也是无谓。这样一个思想径路的简略地图，我想只足供给要攻击我的人，知悉我的据点所在，用作进攻的参考与准备，若是对于我的友人这大概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这篇文章的题目应该题作“愚人的自白”才好，只可惜前文已经发表，来不及改正了。民国三十三年，七月五日。

    二〇七 后记

    我写那篇《我的杂学》，还是在甲申（一九四四）年春夏之交，去今也已有十八九年，有些事情已经变了样子了。其一是胜利之后，经国民党政府的劫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是一只手表和一小方田黄的图章，朱文曰圣清宗室盛昱，为特务所掠，唯书物悉荡然无存，有些归了图书馆，有些则不可问矣。所以文中所记的书籍，已十不存一，萧老公云，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昔曾写“旧书回想记”，略记汉文旧籍，正可补此处之缺。其二则是解放之后，我的翻译工作大有进展，《我的杂学》第六节中所说两种的希腊神话，都已翻译完成，并且二者都译了两遍，可以见我对于它们的热心了。《古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于一九五〇年在上海出版，印行了相当的册数，后来改名“希腊神话故事”，又在天津印过，因为这虽是基督教国人所写，但究竟要算好的，自己既然写不出，怎么好挑剔别人呢？至于那部希腊人所自编的神话集，因初次的译稿经文化基金编译会带往香港去了，弄得行踪不明，于一九五一年从新翻译，已经连注释一起脱稿，但是尚未付印，日本高津春繁有一九五三年译本，收在岩波文库中。此外还译出些希腊作品，已详上文一八四节以下“我的工作”里边，这里不重述了。日本的滑稽本也译了两种，有《浮世澡堂》即是《浮世风吕》，我翻译了两编四卷，已于一九五八年出版，《浮世床》则译名“浮世理发馆”，全书两编五卷，也是已经译出了。

    我开始写这□□□，还是在一年多以前，曹聚仁先生劝我写点东西，每回千把字，可以继续登载的，但是我并不是小说家，有什么材料可这样的写呢？我想，我所有的唯一的材料就是我自己的事情，虽然吃饭已经吃了七八十年，经过好些事情，但是这值得去写么？况且我又不是创作家，只知道据实直写，不会加添枝叶，去装成很好的故事，结果无非是白花气力。可是当我把这意思告诉了曹先生之后，他却大为赞成，竭力撺掇我写，并且很以我的只有事实而无诗的主张为然，我听了他的话，就开始动笔。我当初以为是事情很是简单，至多写上几十章就可完了，不料这一写就几乎两年，竟拉长到二百章以上，约计有三十八万字的样子，我自己也不知道哪里有这许多话可讲，只觉得有些地方已经很节约了，因为过去的琐屑事对于现代青年恐怕没有趣味，有的是年代久远所以忘怀了，没有能够记述清楚。还有一层，是凡我的私人关系的事情都没有记，这又不是乡试朱卷上的履历，要把家族历记在上面。与其记那些，倒是家乡的岁时习俗，我是觉得很有意思，颇想记一点下来，可是这终于没有机会插到里边去，而且在我族叔观鱼先生的那本书里有一个附录，是《绍兴的风俗习尚》，已够好了，不必再来多事。此外有些不关我个人的事情，我也有故意略掉的，这理由也就无须说明了，因为这既是不关我个人的事，那么要说它岂不是“邻猫生子”么？

    古来圣人教人要“自知”，其实这自知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说以不知为不知似乎是不难，但是说到知，到底知的是什么，便很有点不明白了。即如上文所说的“杂学”，里边十之八九只不过是对于这个有点兴趣，想要知道罢了，实在只写得“起讲”的且夫二字，要说多少有点了解还只有本国的文字和思想。因为深知八股与八家文与假道学的害处，翻过来寻求出路，便写下了那些杂学的文章，实在也不知道自己所走的路是走的对不对。据我自己的看法，在那些说道理和讲趣味的之外，有几篇古怪题目的如《赋得猫》，《关于活埋》，《荣光之手》这些，似乎也还别致，就只可惜还有许多好题材，因为准备不能充分，不曾动得手，譬如八股文，小脚和雅片烟都是。这些本该都写进《我的杂学》里去，那些物事我是那么想要研究，就只是缺少研究的方便。可是人苦不自知，那里我联想起那世界有名的安徒生（H．C．Andersen）来。他既以创作童话成名，可是他还怀恋他的躄脚小说《两个男爵夫人》，晚年还对英国的文人戈斯（E．Gosse）陈诉说，他们是不是有一天会丢掉了那劳什子（指童话），回到《两个男爵夫人》来呢？我的那些文章说不定正是我的《两个男爵夫人》，虽然我并无别的童话。这也正是很难说呢。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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