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内外

    读了荛公的《红楼一角》，觉得很有兴趣，因为所记的事有些也是我所亲自见闻的。我于民六到了北大，那正是文学革命与新文化运动的前夜，我出了课堂，却又进了办公室，当一名职员，与学生教员一直保持着接触，所以这以后的许多事情，如五四六三事件，八校教员索薪，以至三一八事件，我都在旁看着听着，如今事隔二十多年，虽然大半有点忘记了，但约略记得的也还不少。这回因了《红楼一角》的文章，引起了我的记忆，另碎的记了下来，聊以当豆棚瓜架下的消暑资料吧。

    从卯字号说起

    这里话得从卯字号说起，或者更在以前一点也说不定。民七以前，北大红楼正在建筑中，文理科都在马神庙的四公主府，而且那个迤东的大红门也还没有，只从后来所谓西斋的门出入。进门以后，往东一带若干间的平房，不知什么缘故普通叫做卯字号，民六时作为文科教员的预备室，一个人一间，许多名人每日都在这里聚集，如胡适博士，刘半农，钱玄同，朱希祖以及《红楼一角》中所说沈马诸公，—但其时实在还只有尹默与马裕藻而已，沈兼士在香山养病，马衡大概在上海，未曾进北大哩。卯字号的最有名的逸事，便是这里有过两个老兔子和三个小兔子。这件事说明了极是简单，因为文科有陈独秀与朱希祖是己卯年生的，又有三人则是辛卯年生，即是胡适之刘半农刘文典，在民六才只二十七岁，过了三十多年之后再提起来，陈朱刘（半农）已早归了道山，就是当时翩翩年少的胡君也已成了五十八岁的老博士了。

    这五位卯年生的名人之中，在北大资格最老的要算朱希祖，他还是民初（是民国二年吧）进校的，别人都在蔡孑民先生长校之后，陈独秀大概还在民五冬天，其他则在民六了。朱先生是章太炎先生的弟子，在北大主讲中国文学史，但是他的海盐话很不好懂，在江浙学生还不妨事，有些北方人听到毕业也还是不明白。有一个同学说，他听讲文学史到了周朝，教师反复的说孔子是厌世思想的，心理很是奇怪，又看黑板上所写引用孔子的话，都是积极的，一点看不出厌世的痕迹，尤其觉得纳闷，如是过了好久，不知因了什么机会，忽然省悟所谓厌世思想，实在乃是说的现世思想，因为朱先生读“现”字不照国语发音如献，仍用方音读作艳，与厌字音很相近似了。但是北方学生很是老实，虽然听不懂他的说话，却很安分，不曾表示反对，那些出来和他为难的反而是南方尤其是浙江的学生，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在同班中有一位姓敷的，—这自然不是真姓，我们姑且以中国旧字母代之，他捣乱得顶利害，可是外面一点都看不出，大家还觉得他是用功安分的好学生。在他毕业了几年之后，才自己告诉我说，遇见讲义上有什么漏洞可指的时候，他并不开口，只写一小纸条搓团，丢给别的学生，让他起来说话，于是每星期几乎总有人对先生质问指摘。这已经闹得教员很窘了，末了不知怎么又有什么匿名信出现，作很恶毒的人身攻击，也不清楚这是什么人的主动。学校方面终于弄得不能不问，把一位向来出头反对的姓心的学生，在将要毕业的前几时除了名，而姓敷的仁兄安然毕业，成了文学士。这姓敷的是区区的同乡，而姓心的则是朱老夫子自己的同乡，都是浙江人，可以说是颇有意思的一段因缘。

    林琴南的蠡叟丛谈

    后来还有一回类似的事，在五四之前，大约是民七吧，文学革命运动渐渐的起劲，校内外都发生了相当的反应，校外的反对派代表是林琴南，他在《新申报》《公言报》上时常发表文章，肆行攻击，顶有名的是《新申报》上的《蠡叟丛谈》，本是假《聊斋》之流，没有什么价值，其中有一篇名叫“荆生”的寓言，是专门攻击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的，三人均有化名，钱玄同的金心异曾见于鲁迅的书札中，胡博士的狄莫—盖用《论语》无适也无莫也的典故，便不见有人提起，陈独秀则似名田必美，想起来也有点不大确实了。法科学生张豂子喜欢谈京戏，常在《公言报》的报屁股上写些戏评杂文，有一时还曾经同《新青年》的同人讨论过旧戏，虽然双方意见极端相反，却也还没有发生什么冲突。后来林琴南的攻势愈加来得猛烈了，大有凭藉了段祺瑞一派的势力来干涉北大的形势，（那篇《荆生》里便很有明显的表示，这时候虽未动手，但在五四以后，陈独秀终于被迫辞了文科学长而去了，）张豂子也有在内策应之嫌疑，于是学校方面下了断然的处置，将他除名，也在毕业之前，与心君后先晖映，更没有第三人可与媲美，因为在蔡校长治下的北大是向来不大开除学生的。现在想起来，这两件似乎都是疑狱，那匿名文件是否心君所为恐怕并无充分证据，张君的内应也不见得真是那么严重，大概透露校内消息，给林琴南做点情报，也许有的，或者不值得那么看重，但是那时北大受着旧势力的袭击，在风雨漂摇之中，急谋自卫，不得不取这种处分，也是不足怪的事吧。

    古今中外的蔡校长和辜鸿铭

    蔡校长办学是主张兼容并包的，所以当时有些人给他一个四字的批语，叫做古今中外，这四个字虽然似乎散漫，但很足以表示他独有的自由思想的精神，在他以外没人赶得上，就是现今美国叔叔十分恭维的胡博士，也恐怕还要差一点儿吧。他所请的各教授中，第一个有特色的，大概中外一致的要推辜鸿铭了，他是福建的闽南人，他的母亲本是西洋人吧，所以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作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的吧。尤其妙的是他那包车的车夫，不知是从那里乡下去找了来的，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正同课堂上的主人一样，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为车夫队中一个特出的人物。辜鸿铭早年留学苏格兰，归国后有一时也是西装革履，显出是高等华人，可是后来却变得那一副怪相，嘴里也满口春秋大义，成了十足的保皇党了。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可是他总随时随地想要找机会发泄。例如有一次北大开文科教授会，讨论功课，各人纷纷发言，蔡校长也站起来想要说话，辜鸿铭一眼看见首先大声说道，现在请大家听校长的吩咐！这是他原来的语气，他的精神也就充分表现在里边了。

    关于端先生

    又有一次是五四运动时，六三以后，大概是民八的六月五日左右吧。北大教授在红楼第二层临街的一间教室里开临时会议，除应付事件外有一件是挽留蔡校长，各人照例说了好些话，反正对于挽留是没有异议的，问题只怎么办，打电报呢，还是派代表南下。辜鸿铭也走上讲台，赞成挽留校长，却有他自己的特别理由。他说道，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新青年》的反帝反封建的朋友们有好些都在座，但是因为他是赞成挽留蔡校长的，所以也没有人再来和他抬杠。可是后面的一个人出来说话，却无意中闹了一个大乱子，也是一件很好笑的事。这位理科教授姓端，是江苏人，本来能讲普通话，可是他一上讲台去，说了一大串叫人听了难懂，而且又非常难过的话。那时天气本是炎热，时在下午，又在高楼上一间房里，聚集了许多人，大家已经很是烦燥的了，这端先生的话虽是个个字可以听得清，可是几乎没有两个字以上连得起来的，只听他单调地断续地说道，我们，今天，今天，我们，北大，今天，北大，我们，如是者略约有两三分钟，不，或者简直只有半分钟也说不定，但是人们仿佛觉得已是很长久，在热闷的空气中，听了这单调的断续的单语，有如在头顶上滴着屋漏水，实在令人不容易忍受。大家正在焦燥，不知怎么办才好的时候，忽然教室的门开了一点，有人把刘半农叫了出去。不久就听得刘君在门外顿足大声骂道，“混账”！里边的人都愕然出惊，端先生以为是在骂他，也便匆匆地下了讲台，退回原位去了。这样地会议就中途停顿，等到刘半农回来报告，才知道是怎么的一回事，这所骂的当然并不是端先生，却是法科学长王某，他的名字忘记了，仿佛其中有一个祖字。六三那一天，北京的中小学生都列队出来讲演，援助五四被捕的学生，北京政府便派军警把这些中小学生一队队的捉了来，都监禁在北大法科校舍内。各方面纷纷援助，赠送食物，北大方面略尽地主之谊，预备茶水食料之类，也就在法科支用了若干款项。这数目记不清了，大约也不大会多，或者是一二百元吧，北大教授会决定请学校核销此款，归入正式开支之内。可是法科学长不允许，于是事务员跑来找刘半农，因为他是教授会的干事负责人，刘君听了不禁发起火来，破口大喝一声，后来大概法科方面也得了着落，而在当时解决了端先生的纠纷，其功劳实在也是很大的。因为假如没有他这一来，会场里会得要发生很严重的结果。看那情形，端先生暂时并无自动停止的意思，而这样的讲下去，听的人又忍受不了，立刻就得会有挺而走险的可能。刘文典也在场，据他日后对人说，其时倘若没有刘半农的那一喝，他就要奔上讲台去，先打一个耳光，随后再叩头谢罪，因为他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新青年与国故

    北大文科教员中，有《新青年》《国故》新旧两派对立，这原是事实，但是对立着而并未正式开过火。《国故》以旧派学生为主体，办的也不很出色，教员中只有黄季刚在课堂内外对学生骂骂而已，向不执笔，刘申叔写些文章，也只谈旧学，却未骂人。《新青年》上写文章的都是教员，积极的取攻势，猛厉无比，刘半农复王敬轩书最为痛快，至于王敬轩原是社内“某君”的化名，后来也成为公开秘密了。随感录与通信也是一种匕首似的战斗文章，以钱玄同的为多，因为他的意见多以通信随感发表，不写正式文章，直到《语丝》时代这才以“废话”的题目写些小文，但实在也还是杂感的性质。随感录中又有一件逸事不知道那一期上登有一则，署名“二十八画生”，这是后来非常有名的人物，姓名暂不便发表，只是三个字总算起来是二十八笔，所以他用了这别号，至于内容则已忘记，大概很是平常，总之不是谈社会主义的。这逸事恐怕知道的人不大多，我也还是在二十年前，偶然遇见疑古先生，听他谈起才知道的，他记得这一类的新掌故真多，可惜故去了，没有笔录一部分下来。《新青年》本来名叫“青年杂志”，是极平凡的一种学生读物，归陈独秀编辑后始改名，经胡博士从美国投稿帮忙，成为文学革命的先锋。民七时又由北大教员几个人每月捐出一点钱来，创办了《每周评论》，在五四时很发挥了些力量，但是不久给政府禁止了，只出了三十六期。其时陈独秀因为在市场发传单，早已拘禁在警厅，这周刊虽然由胡博士代任编辑，亦已成了强弩之末，停刊也觉得没有什么可惜了。胡博士向来写文章的态度很是严肃，不主张用别号，也不说游戏话或激烈一点的话。但是他代编的时期，他用过好几个别号，如QV即Quo Vddis的缩写，写示你往何处去，为胡适二字的意译，又如天风，则不知道是什么用意，陈独秀的笔名是只眼，李守常的似是一个明字。独秀被捕后，《每周评论》随感录栏上有一则云，出研究室进监狱，出监狱进研究室，是学者的任务，这也是胡博士的手笔。这种文句在他平时著作中绝不容易找得出，所以不失为逸闻的好资料，上十四字确是原文如此，下一句有点儿模胡了。学生中间所办的新刊物则有《新潮》，是响应《新青年》的文学革命运动而起来的，由国文系傅某英文系罗某主持其事。傅本是黄季刚派的重要学生，这时来了一个两直角的转变，陈独秀当时便很有点怀疑，是不是那方面的第五纵队呢。那时候北大内有反朱案，余波未了，外有林派的反动势力，形势未可乐观，这种疑虑实在也不是无理由的。这中间的事只是得诸传闻，大概由于胡博士的保驾，学校对于傅罗的计划加以赞可，为之垫款印刷发行，前后一共出了三卷。上文所说的事情大抵至五四那一年为止，其时北大文科已经移在汉花园的新建宿舍内，就是世间所说的红楼，马神庙的校舍作为理科，校长办公处也在里边，卯字号也早已不存在，那一部分地方似乎改做了校医室，有一个时候又做过女生寄宿舍，与我们所讲的故事便没有什么关系了。

    红楼中的名人

    北大红楼中有不少的名人，许多逸事都有纪录的价值，如马裕藻许之衡林损刘半农钱玄同诸人都已去世，又事隔二三十年，现在谈谈似乎也不妨事了。但是他们都是我的前辈，随便谈讲他们的故事，虽然并不一定牵涉个人的私德，而且讲话的人也无故意毁谤的意思，总之逸事都不免有点滑稽味，那就含有小小不敬之意，不是后学所应当的，所以不能不从谨慎，只好选择无甚关系的事情纪述几则下来，真是所谓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一斑虽少，却总是豹的文采，或者也还值得一窥吧。

    有一位明先生，（也不是真姓，以旧式反切字母代之，）是文科的老教授之一，为人很和蔼，有学问，只是有一种特殊的脾气，那便是所谓誉妻癖。本来在知识阶级中间这是很平常的事，居家相敬如宾，出外说到太太，总说自己不如，或是学问好，或是治家有方，有些人听了也不大以为然，但这毕竟与季常之癖稍有不同，所以并无什么可笑之处，至多是有点幽默味罢了。明先生有一时候曾在女师大兼课，上课时不知怎的说及那个问题，关于“内人”讲了些话，到了下星期的上课时间，有两个女学生提出请求道，“这一班还请老师给我们讲讲内人的事吧！”这很使得明先生有点为难，大概是嗨嗨一笑，翻开讲义夹来，模胡过去了吧。这班学生里很出些人物，便是对明先生开那玩笑的人也都是后来有名的，但是这些只好从略，此时不便发表了。

    连类的想到了晓先生的故事。晓先生是专教词曲的教员，专门学问自然不错，可是打扮有点特别，模样是个老学究，却穿了一套西服，推光和尚头，脑门上留下手掌大的一片头发，状如桃子，长约四五分，不知是何取义。他在北大还好，可是到女子文理学院去兼课的时候，就可以想得到不免要受点窘了。其实那里的学生倒也并不怎么特别窘他，只是从上课的情形上可以看出他的一点窘状来而已。我有一个同学，在那里教国文，有一回叫学生作文，写教室里的印象，其中一篇写得颇妙，即是讲晓先生的，虽然不曾说出姓名来。她说有一位教师进来，身穿西服，光头，前面留着一个桃子，走上讲台，深深的一鞠躬，随后翻开书来讲。学生们有编织东西的，有看小说写信的，有三三两两低声说话的。起初说话的声音很低，可是逐渐响起来，教师的话有点不大听得出了，于是教师用力提高声音，于嗡嗡声的上面又零零落落的听到讲义里的词句，但这也只是暂时的，因为学生的说话相应的也加响，又将教师的声音沉没到里边去了。这样一直到了下课的钟声响了，晓先生乃又深深的一躬，踱下了讲台，这事才告一段落。鲁迅的小说里有一篇《高老夫子》，说高尔础老夫子往女学校去上历史课，向讲台下一望，看见满屋子蓬蓬的头发，和许多鼻孔与眼睛，使他大发生其恐慌，《袁了凡纲鉴》本来没有预备充分，因此更着了忙，匆匆的逃了出去。这位慕高尔基而改名的老夫子尚且不免如此慌张，别人自然也是一样，但是晓先生却还忍耐得住，所以教得下去，不过窘也总是难免的了。

    不客气的林公铎

    和上边两位先生相反的有一个林公铎，单名一个损字。他对人的态度是相当强韧（不是硬）的，其不客气的地方也实在可以佩服。有一回我跑到国文系去找主任说话，可是主任还没有来，只好在那里暂等，有一位姓甘的毕业生早已等着，此外则只有林先生，他是来上课的。甘君等久了觉得无味，便去同林先生搭讪说话，桌上适有一个北大三十几周年纪念册，拿起来说道，林先生看过这册子么，里边的文章怎么样？林先生微微摇头道，不通，不通。这已经够了，可是甘君还不肯甘休，翻开册内自己的一篇文章，指着说，林先生看我这篇怎样？林先生从容的笑道，亦不通，亦不通。（当时的确说“亦”不是说“也”的。）甘君名大文，本在中国大学读书，因听了胡博士的讲演，转到北大哲学系来，能作几万言的洋洋大文，曾在孙伏园的《晨报副刊》上登载《陶渊明与托尔斯泰》一文，接续登了有两三个月之久，读者看了又头痛又佩服。甘君的应酬交际工夫十二分的绵密，许多教授都惶恐退避，可是他遇着了林公铎，也就一败涂地了。

    论甘君的学力，教教书总是可以的，但他过于自信，其态度也颇强韧，所以终于失败。疑古先生曾经介绍他到师大去教“大一国文”，他的选本第一篇是韩愈的《进学解》，第二篇以下至于第末都是他自己的大作，学期末了学生便去要求主任把他撤换了。后来我到沙滩的一家公寓里去访报人刘少少，看见对门住着一位名叫乌英的秃顶怪老人，说是美国也到过，终日呜呜的念他自作的诗词，因为是台州口音，也听不懂是什么词句，只据刘少少说，见过他一首新词，却都是苏东坡的话，中间只有五个字不一样。俗话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这也是人情之常。但如甘乌者则是极端的例，可以说是世间少有的了。

    林公铎嗜酒，平常遇见总是脸红红的，讲学问写文章都不免有爱使气的地方。我在红楼常见着他，曾问他在北大外还有兼课么，答说在中国大学有两小时。什么课呢，说是唐诗。我又好奇追问道，林先生讲那些人的诗呢？他的答复很出意外，他说是讲陶渊明。大家知道陶渊明与唐朝之间还整个的隔着一个（姑且说一个吧）南北朝，可是他就是那样的讲的。他算是北大老教授中旧派之一人，在民国二十年顷北大改组时和许之衡一起被学校所辞退了。北大旧例，聘请教员头一年规定任期一年，算是试教，假如两方面都没有问题，第二学年便送来一个正式聘书，只简单的说聘为教授，并无年限及薪水数目，因为这聘任是无限期的，假如不因特别事故有一方面预先声明解约，这便永久有效。十八年以后始改为每年送聘书，如至本学年末不曾收到，那便算是解了聘，在学校方面生怕照从前的办法，有不合理的教授拿着无限期的聘书，学校要解约时硬不肯走，所以改用了这个方法。其实也不尽然，这原是在人不在办法，和平的人就是拿着无限期聘书，也会不则一声的走了，激烈的虽是期限已满，也还要争执，不肯罢休的。许之衡便是前者的例，林公铎则属于后者，他大写其抗议的文章，在《世界日报》上发表的致胡博士（其时为文学院长兼国文学系主任）的信中，有“遗我一矢”之语，但是胡博士并不回答，所以这事也就不久平息了。

    钱玄同与刘半农

    说起逸事来，当以钱玄同刘半农二人为最多，但琐屑而近于笑话的也多不宜于纪录，现在且挑选两件事，都是关于鞋子的来一说吧。疑古先生的逸事是马九先生所常讲的，疑古也听着微笑，大概并非假作，不过多一点文饰当然也是有的。马九先生是马氏兄弟中最小的一个，专门研究明代小说，很有工夫，少时写有《劳久笔记》，讲小说戏曲的考据书中常有征引，云著者不详，其实这原只是老九二字的变化罢了。据说疑古先生有一天，大约还在民十以前吧，从什么地方以廉价买得一双夹鞋，说是枣红宁绸的，这自然是说话人的夸张，恐怕也就是黑色哔叽之类而已。及至拿回来一看，却是左右两只脚一样的，旧式鞋子本来都是如此，而这乃是原分左右，是认脚穿的，但如今却是两只一样，即是说两只鞋都是左脚，或者都是右脚的。我们推想这鞋不是从什么有招牌的店铺里买来的，所以疑古先生无法去退换。觉得很窘，这并不因了块把钞票的损失，那是小事，窘的是没法子处分这两只一样的鞋子。假如扔在垃圾堆废纸篓里，也会有人发见，而且看了要发笑，不免传扬开去。情急计生，等到晚间，他拿起鞋子的纸包，出门雇了洋车走到市场，下车时故意将鞋包留在车上，心想溜走，不料这车夫是个规矩老实人，一眼看见了便即把他叫住，说先生你忘了东西了。疑古先生于是不得不哭丧着脸回转去，向车夫道了谢，仍将那鞋子带了回来。到了第二天清早，想出了更好的办法，他走到中央公园，花了五分钱门票，一径往公共厕所去，恰巧没有人，便赶紧将鞋包放将角落里，小偷似的（这是马九先生原来的口气）心惊胆战的踅了出来，一溜烟的从后门走出公园，奔回宿舍去了。至于刘半农的事情，说来极其简单，并无这些曲折。在民国六七年顷，还只有二十七八岁，当然很是时髦的，平时衣着怎样大家当时看过也忘记了，只有一回，他打扮得有点特别，手里拿着一根长只二尺的短棍，脚上着了一双时式新鞋。材料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总是一种绸类吧，颜色很奇怪，仿佛是俗称霞色的有似出炉银而更浓厚，上边又有鱼鳞似的花纹模样。熟朋友嘲笑他，说他穿鱼皮鞋子，这事就成了故实，刘半农的“鱼皮鞋子”说起来大家多知道，不过这已经是三十年前的故事，刘博士于二十三年去世，这些事情以后也就少有人知道了。刘半农于那一年夏天往内蒙古一带调查语音，在蒙古包内被虱子咬了几口，竟得了回归热，回北平来医治。这回归热大概七天发一转，比“四日两头”的疟疾还要来得凶恶，其螺旋形的病菌却是同梅毒的是一类的，所以如用了六零六或九一四之类注射就可以治好。但是刘半农的病却有点担误了，即使病治好了，而血细胞太被破坏，心脏出了危险，也已不能挽救了。刘半农殁于廿三年七月，年四十四。钱玄同则于廿八年一月去世，年五十三岁，原因是脑溢血，旧称中风，今则一般称为脑冲血，却是新旧医学上所没有的名字。钱刘都很有风趣，又各具绝学，在北大中是很不易得的教授，他们的早死实在是学问上的一个大损失，我想同意的人一定也很不少，不单只是认识的人觉得如此吧。

    戏曲与印度哲学

    大学文学系里有戏曲的功课，始于北大，大概也是民六吧，当时文化界听了还议论纷然，记得上海的《时事新报》有过嘲骂的话，这还是在研究系参加文化运动之前，所以也是不足为怪的。最初的教员是吴梅，号瞿安，他回南京之后始推荐许之衡继任。吴瞿安很喜欢饮酒，不记得是那一年，我在红楼上看见他，问他近来酒兴如何，他说因为有病，听医生劝告，不喝酒了，可是晚上不喝便睡不着，所以还喝一点。我问喝多少呢，他笑嘻嘻的说道，不过就是一斤。这话说得很有点幽默，可是他的意见与思想却是很正统的，虽然所教的功课是戏曲，后来见到卢冀野所编《清都散客二种》，有吴瞿安的跋语，硬拉六一居士做陪客说赵梦白的有些散曲小令是人家伪托的，其实这真是赵忠毅公有魄力有情性的所在，也是那集子里极有意思的几篇作品。哲学系里也有一门新功课，即是印度哲学史，讲的是婆罗门及外道六师的哲学，大约也颇为正统派佛教徒所不满，教师是许丹，字季上，所编讲义很古雅可诵。蔡校长最初想请万慧法师来教，他是谢无量的兄弟，出家为僧，在印度留学，但是他回信谢绝了，不愿意回来，所以改请了许季上。许君教了一两年，也坚决的辞职了，理由是依照佛法不能以道法卖钱，他是佛教密宗的信徒，所以我们怀疑他所说的理由只是一半，还有一半恐怕也是因为不愿意讲外道的学问的缘故吧。后任的教师是梁漱溟，他讲印度哲学不记得多久，但也随即变向，由佛教转入儒教，有名的著书《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即是在北大讲学的一部份结果。梁君现尚健在，不宜随便评论他，这里所说只以校事为限，总之印度哲学在北大的运气不大好，不能得到专家予以介绍发挥，近来吴晓铃金克木诸君听说从印度回来，不知对于此事有无兴趣，或者能介绍印度哲学文学进来，总之是颇有希望的事吧。

    张竞生博士

    北大教员中有一个人，我们总不宜忽略不提的，那便是张竞生博士。他在社会上批评现在不管是如何，总之在北大讲“美的生活”的时候，他的态度是诚实的，所主张的话也多合理，虽然不免有好些浪漫的地方。他的《性史》第一集，在出版以前曾经同我谈及，印成后送给我一册，这是原板初印的真本，以后在上海续出的各集真假如何，不曾研究，也没有见到，所以无从说起，大概更是每下愈况了。《性史》第一集不能说写得好，只是当初本意原是不坏的。英国人的《性心理研究》七册中，常常附有调查来的各人性史，男女都有，长短详略不同，却都是诚实的报告，也是一种很有价值的研究资料，张君自己谈的原意即是想照样的来一下，所以我说这本不坏，不过写的人太不高明了，这里边有没有张君的大作我不知道，总之如看过《性心理研究》上的记录的人总不应当那么乱写，特别是小江平那么的描写，平白地把性史的名字糟塌了，实在是可惜的事。张君自己的文章，到了上海以后也就随之而下落，所广告的《第三种水》不知真出版了没有，单就他所说的话看来，就够荒唐无稽了，只要查考英蔼理斯，以及奥大利勃劳厄耳，荷兰凡特威耳台诸人的书，并无所谓第三种水那么样的东西，这真可以算是张君独自的发明，却未免有卖野人头的嫌疑，一时满天下（说得夸大一点。实在只是说全国而已）读者上了他的当，被他暗笑为阿木林，可以说是很大的一个恶作剧。它的影响至今还普遍存在，《子曰》上讲西北的文章里说起，还使得姓水的“水先生”很受其窘，真是池鱼之殃，张君原来也是预料不到的吧。人们对于性生活感到好奇，也是人情之常，要想知道，不难从正当书籍上去觅取，多少年前有北新出板的一本朗医生的书，说得好，书名及译者姓名都已忘却，现在事隔二十余年，也不知道绝板了没有。

    五四与三一八

    当作《红楼内外》的续稿，我们这里来讲另外一件更为严肃的事，这便是关于北大教授中几个人的死。说起发源于北大的新文化运动，即是中国知识阶级的斗争史来，实在是很可悲的。这有如一座小山，北面的山坡很短，一下子就到了山顶，这算甲点，从甲点至乙点是小小一片平地，南边乙点以下则是下山的路，大约很长也很陡，底下是什么地方还没有人知道。假如是五十岁的人，从二十岁时即民国七八年起，留心看下来，到了现时来总结一下，一定都有同感，觉得这其间的知识阶级运动的兴衰史的书页是很暗淡的—自然，这是中国现代全面史的一页，其暗淡或者不足为奇，不过这总是可悲的一件事。如前文所述我于民初就在北大，所见所闻很是不少，但说来似乎矛盾，因此也就记得很少了，就所记忆的说来，我觉得五四与三一八这两件是顶重大的事，就是刚才所说的那甲点与乙点。五四的意义是很容易明白的。如说远因，自东汉南宋的太学生，以及明末的东林，清末的公车上书等，都有关系，但在民国实在酝酿并不久，积蓄也并不深，却是一飞冲天，达到了学生运动的顶点，其成功的迅速是可惊异的。可是好景不长，转瞬过了七年，就到了下坡的乙点，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在执政府门前死的那些男女学生和工人市民，都当了牺牲品，纪念这大转变的开始。我真觉得奇怪，为什么世间对于三一八的事件后来总是那么冷淡或是健忘，这事虽然出在北京一隅，但其意义却是极其重大的，因为正如五四是代表了知识阶级对于北京政府进攻的成功，三一八乃是代表北京政府对于知识阶级以及人民的反攻的开始，而这反攻却比当初进攻更为猛烈，持久，它的影响说起来真是更仆难尽。我这里并不要谈过去三十年的事情，只因要说北大几个教授之死，不得不附带的说明几句，因为他们正是死于三一八以后政府的反攻中间，以政治关系而被害的。在三一八那年之前，学生和教授在社会上似乎保有一种权威和地位，虽然政府讨厌他们，但不敢轻易动手，只有民八陈独秀因为在市场发传单，被警厅捉去关了几个月，民七教员索薪代表马叙伦沈士远等在总统府门外被军警打伤，结果北京政府也抵赖，硬说是自己碰伤，和解了事。及至三一八那时，执政府卫队公然对了学生群众开排枪，这情形就不同了，对知识阶级的恐怖时代可以说就此开始了。到了第二年里，北大的教授就有两个人遭了毒手，这即是李守常与高仁山。

    图书馆长李守常

    李守常原任北大图书馆长，在他的属下出过几个名人，助理有张申府（崧年），书记里有以办副刊成名的孙伏园（福源）以及“二十八画生”。他在校本来也兼教功课，可是在北伐的前几时，他隐藏了起来专在做党的地下工作了，虽然在三一八那天，还有人看见他也在执政府的人群中间。民国十六年四月六日，张作霖已经做了大元帅，与东交民巷的公使团联络，突然派军警查抄俄国大使馆捉去党务人员十九名，不久便把主要的五个人处了绞刑，李君之外只记得有路友于张挹兰二人。张系北大女生，她担任国民党部的妇女部长，本系女师大的某君（姓名从略）所担任，后来离开北京，乃由她继任，没有多久便殉了难。她的兄弟也是北大出身，曾译有英国吉卜林的小说，我也是认识的，我听说她遇难之后老母非常哀伤，我每看见张君，常觉得难过，想安慰一两句话，可是想不出话来，觉得还不如不说好，所以始终不曾提及一个字，虽然在那一年内遇见的次数并不少。这事件的内情如何，我们局外人不能详知，可以知道的部分当时新闻上多已报道过，不用重说，也实在记不清楚了。现在所要讲的只是附属一点小事情，知道的人却并不多，所以够得上说真是逸事，虽然我原来也是听来的。告诉我这故事的人是我长辈，他的话是靠得住的，至少像我觉得自己的话的可靠一样，他本来别有名字，但在北大一小部分同人中通称他为方六，所以这里便这样的写了。

    从四月六日说起

    这事就是从四月六日说起。当天是星期日，北大有几教授约好了往海甸去玩一天，同去的有明君，审君，方六，一共五六人吧，其中也有金心异，或者还有刘半农。审君有一位哥哥，我们姑称之为审甲，在燕京大学教书，大家就跑到那里去，吃过中饭后，谈到傍晚方散，赶回城里来。李君的大儿子，假设名为羽英，恰巧与这班教员的儿子们都是中学同学，所以他们也约会了去玩，当晚他一个人不曾进城，便寄宿在审甲的家里。到了第二天早晨，大家打开报纸来看时，大吃一惊，原来李君一行人正于那个星期日被捕了。审君赶紧打电话给他哥哥，叫他暂留羽英住在燕大，以避追捕。北京官方查问家属，只找到李君的赵夫人，羽英的妹子辰英等二人，小兄弟才几岁而已，都与党事没有什么关系。这样的过了几天，审君觉得羽英留在海甸也不是好办法，因为燕大的南门外就是侦缉分队，未免多危险，于是打电话给方六，叫他到燕大去上课的时候顺便带他进城来，留在方家暂住，那里比较的偏僻安稳点。方君就这样的办了，叫他住在里院东边的屋内，那间屋空着，在那时节曾经前后住过好些避难的人。方君将这事由电话告知了审君，彼此刚放了心的时候，想不到次日就会得遇见极棘手的困难问题的。据方君告诉我，他往燕大上课去的那天大概是星期五，那么应当是四月十一吧，但是假如这不是星期五而是星期二，则须得顺延四天下去，这的确的日子有点不容易说定，总之是在那一天的次日，见到报纸，一眼就瞥见李君几个人的相片，原来他们都已于前一天里执行死刑了。方君这时候的狼狈是可以想像得来的。叫不叫羽英知道，怎么能够叫他不知道？这是不可能的，那么要告诉他又怎么说？他急忙打电话给审君，审君立即同了明君赶了来。审君在朋友中最有智谋，刘半农曾戏呼他为鬼谷子的，他想了一想，便说这事非告诉他不可，让我来同他说吧。羽英正在里院同小孩们闲玩，被叫到书房里来之后，审君郑重其事的开始说话，说你老太爷投身革命运动，为中国人民谋福利，其为主义而牺牲自己，原是预先觉悟的事，这次被反动政府所捕，本是凶多吉少，现今如此情形，你也不必过于悲伤，还是努力前进，继承遗志云云。羽英听着，从头至末一声不响，颜色也并不变，末了只嗯嗯的答应了几声，拿起桌上的报纸来，把记事和照相仔细看了，很镇静的退了出去，仍到后院同小朋友们去玩去了。鬼谷子的说话当初很费了一番安排，可是在他面前却失了效果，也觉得是出于意外的事。据方君说，在北大所见师生中，这样沉毅的人不曾多见，连他在内只可说见过两个罢了。过了两三个月，审君设法送羽英东京去留学，用他姨夫的姓名为杨，考进在高等师范读书，但是到了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件发生，他也跟了几个旧中学同学一起归国，以后不曾再遇见他，虽然他的小兄弟喜英直至民国三十一二年顷我还是见到他的。李君故后，停棺地安门外西皇城根嘉兴寺，至民国二十二三年左右，国民党故友寄赠一千元去为安葬之费，另外又捐集了若干，遂下葬于西山万安公墓，后来赵夫人去世，也合葬在那里。遗文散见于各杂志报章，后由其族侄为之搜集，编为四卷，历兵火盗贼之劫，未曾毁失，将来或有出版的希望亦未可知云。

    高仁山其人

    关于高仁山的事，我知道得不多。最初在北大出版的刊物上，大概是《史学季刊》吧，看到有一篇介绍美国人房龙所著《人类的故事》的文章，觉得很有意思，署名高宝寿，这是我知道他的第一次。后来我在孔德中学教国文，高君以北大教育系教授的资格，来担任中学的指导工作，于开会时见过几次，也记不得是那一年的事情了。三一八之后，北大教授星散，多数南行，只剩若干肯冒点险的留在北京，高君也是其一，听说也是在做党务地下工作。大概也是在李君遇难的那一年，他终于被张作霖的部下所逮捕，关了不少日子，有一时传说有什么人疏通的关系，可以没有什么事。忽然有一天，内人往东城买东西去，回家时慌张的说道，高仁山先生不行了！据说她在路上看见有一队军警簇拥着一辆大车往南去，知道是送往天桥去的。及至看大车上面却见高仁山一人端然坐着。记得那时内人说，高君戴着一顶皮帽子，那么这当是民国十六年的冬天或十七年的春天吧。大概这时候北伐军节节胜利，张大帅的形势日非，所以老羞成怒，便又把高君杀害，聊以出他一口心头的闷气，也未可知。除了袁世凯末期之外，这样的杀戮知识阶级特别是教员，就是在北京政府近十年间（民五至十五）也是没有的，自从三一八动了手之后，学生既然整批的被枪击，教员也陆续的捉去杀害，孙传芳在上海也大开其刀，这事在南方人士自然都还清楚记得，所以我说三一八的意义很大，古人云，履霜坚冰至，三一八正是冬初的严霜，而李高二君则成了以后众多牺牲之先驱，此所以值得纪念，初不仅为他们个人的关系也。

    黄晦闻与孟心史之死

    末了我们再来讲两个人，他们并不是为政治而牺牲，但是尽心于教育，也是可以令人佩服的。照年月不照年岁来讲，其一是北大中国文学系教授黄晦闻。前清光绪年间，上海出版《国粹学报》，黄节的名字同邓实（秋枚）刘师培（申叔）马叙伦（夷初）等常常出现，跟了黄黎洲吕晚村的路线，以复古来讲革命，灌输民族思想，在知识阶级间很有些势力。及至民国成立之后，虽然他是革命老同志，在国民党中不乏有力的朋友，可是他只做了一回广东教育厅长，以后就回到北大来教他的书，不复再出。北伐成功以来，所谓吃五四饭的飞黄腾达起来，都做了新官僚，黄君是老辈却那样的退隐下来，岂不正是落伍之尤，但是黄君是自有见地的。他平常愤世疾俗觉得现时很像明季，为人写字常钤一印章，文曰“如此江山”。又于民国廿三年秋季在北大讲顾亭林诗，感念往昔，常对诸生慨然言之。次年一月廿四日病卒，所注亭林诗终未完成。所作诗集曰“蒹葭楼诗”曾见有仿宋铅印本，番禺汪氏为之出资印行者，今不知市上有之否。（《书房一角》中云，晦闻卒余撰一挽联曰，如此江山，渐将日暮途穷，不堪追忆索常侍。及今归去，等是风流云散，差幸免作顾亭林。附以小注云，近来先生常用一印云，如此江山，又在北京大学讲亭林诗，感念古昔，常对诸生慨然言之。）

    其二是史学系的孟心史。孟君在北大教书多年，兼任研究所工作，著书甚多，但是我所最记得最喜欢读的，还是民国五六年顷所出的《心史丛刊》，共有三集，搜集另碎材料，贯串成为一篇，对于史事既多所发明，亦殊有趣味。其记清代科场案，多有感慨语，如云：“凡汲引人材，从古无以刀锯斧钺随其后者。至清代乃兴科场大案，草菅人命，无非重加其罔民之力束缚而驰骤之。”又云，“汉人陷溺于科举至深且酷，不惜借满人屠戮同胞，以泄多数侥幸未遂之人年年被摈之愤，此所谓天下英雄入我彀中者也。”孟君耄年宿学，而其意见明达，前后不变，往往出后辈贤达之上，可谓难得矣。廿六年华北沦陷，孟君仍留北平，至冬卧病入协和医院，十一月中我曾去访问他一次，给我看日记中有好些感愤的诗，至次年一月十四日乃归道山，年七十二。三月十三日开追悼会于城外法源寺，到者可二十人，大抵皆是北大同人，别无仪式，只默默行礼而已。我曾撰了一副挽联，文曰，野记偏多言外意，新诗应有井中函，因字数太少不好写，又找不到人代写，亦不果用。这里所说黄孟二君，比起上边李高二君来显得质朴无华，似乎要差一筹了，其实也不尽然，这只是情形不同罢了，其坚守岗位而死，这一点却是没有多大差别的。中国新文化与学术之没有成绩与进步，其原因固然很多，但是从事于此的太不专心亦是其一。做官去的人不必说了，有些人就是不求富贵也求安乐，向着生活比较舒服处去，向着靠近家乡处去，向着少危险处去，这虽不能说是怎么不好，但是这样的移动下去，就影响到事业不能专一，这并不是一件什么微小的毛病。这样看起来，像黄孟二君的事，虽然看去似乎平常，却实在也是很有重大的意义的。如要吹毛求疵的来说，则为了教育与学校去牺牲自己的幸福，纵说是难能可贵，也只是为了知识阶级换句话说就是士大夫阶级的利益，于民众并无多大好处，所以亦无足取，话虽说得苛刻，细想起来也或不无理由，那么应当后悔的人正是不少，即如我辈亦当知所警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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