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业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
在王阳明看来，人只有“致良知”才能做到“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从而达到天下大治。所以，致良知、塑品德应该是一个人修心的最大追求。
品德是修心的最大追求
儒家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孔子就认为君子应“志于道”，做到“行己有耻”；儒家认为“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还强调言行一致，坚持“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什么是良知？王阳明在《传习录·答陆原静书》里说：“良知者，心之本体者也。心之本体，无起无不起，虽妄念之发，而良知未尝不在。”
这话虽然说得玄妙，但从《传习录》里我们可以知道，孝佛礼智信就是最简单的良知。
据说，王阳明夜间捉了一个入室偷窃的贼人。他对贼人讲了一番良知的道理，谁知，窃贼却大笑，反问他的良知在哪里。正值酷署，王阳明就请窃贼把衣服脱掉，窃贼犹豫了。王阳明说：“这就是你的良知。”
其实，这里说的良知就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一个人有了良知，又能按照良知的标准去做事情，那就是一个君子，德行高尚。
春秋时期晋国的大夫祁奚年老请退，晋侯公就问他谁可接任。祁奚就推荐了他的仇人解孤。他推荐了解狐。悼公问：“他不是您的仇人吗？”他说：“主公问我谁合适接替我的职务，并没有问谁是我的仇人哪！”解狐未上任就死了，悼公又征求他的意见，他推荐了祁午。悼公问：“祁午不是您的儿子吗？”他说：“主公问谁合适接替我的职务，并没有问谁是我的儿子啊！”不久，中军尉的副手羊舌职死了，他又向悼公推荐了羊舌职的儿子羊舌赤继任。结果，祁午、羊舌赤干得都很好。当时人们都很佩服祁奚，说他“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
所以，史书用“没有偏爱，没有结党，王道坦坦荡荡，会正无私”这句话来形容祁奚是再合适不过的。
古人一言一行，必思合乎道而顺乎德。遗憾的是，今天我们的良知却常常被物欲蒙蔽。虽然人们都拥有良知这个本体，但是不修习提升，非但成就不了我们的德行，甚至会为恶。在王阳明看来，一个人若“只为私欲窒塞，则渊之本体失了”。而化解的唯一方法就是“致良知”，按照良知道德的标准行事。
很多人可能会说良知“纯粹至善，不虑而知”，只要随着本心发动，我们自然就是善的，德行自然就是高的。道理没错。但是我们却把“致良知”、“塑道德”想得太简单了。“致良知”一定要“行”，不是说你知道偷窃不对，就已经叫致良知了；而是说，即便我们当下饥寒交迫，仍然秉持着道德的要求，不去偷窃，才是真正的“致良知”。人必须在关键选择时，遵循本心而不放纵自己，做到本心所要求的事情，那才叫真正有品德。
王阳明曾经说，自己平生所教，只有“致良知”三字。他的“四句教”后两句说：“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里他言简意赅地表述了“行”的要义。放在当下，这些话仍具有现实意义。
其实，修心养德，并不是一次性“致良知”。致良知需要人们不间断地在事物上历练，去正心。
大树必须从树根培育，修心成为君子必须以培养道德为重。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要求我们要守住心性，加强道德的自我修养。这如同种树，要砍去杂乱的枝杈一样。如此修身养心，专一悟道，我们终能有所成就。
跟王阳明学心学智慧
当我们遇到与良知相背离的事情时，我们更要放弃恶。当我们的“致良知”实践得多了，就能摆脱私利的干扰，拂去心灵上的尘土，成为“明镜”，成为君子。
不为行善而行善
人生有善的一面，亦有恶的一面。我们内心的精神法则和社会伦理是教人虔心向善，然而种种现实弊端又让一部分人终生为恶。于是，善与恶常在道德法庭中争论不下，也常在人的心中摇摆不定。有人信了佛家之言，便去刻意行善，不擅杀生灵，不窃人财物，然而却依然修不成正果；有人虽一度作恶，但是从恶中窥见了自己的丑陋，经过千般悔改终于修得一颗善心。那么，善恶之分，究竟是体现在行为上，还是源自于内心最真实的一种需要呢？
关于为善与为恶这个话题，王阳明曾说过：“然不知心之本体原无一物，一向着意去好善恶恶，便有多了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大公。《尚书》所谓‘无有作好作恶’，方是本体。”这段话的意思是：要是不懂得心的本体原本无一物，一直执著于去为善除恶，就又多了一份做作的意思，便不是豁然大公了。《尚书》中所说的“不凭自己的好恶行事”，这才是心的根本所在。行善事，往往身后总是有许多非议，这是因为行善的时候一定会大张旗鼓，生怕别人不知道，这是一种刻意为善的行为，会让人觉得他行善的目的是为了宣传自己，因此遭到很多人的反对。
在王阳明的心学体系中，良知被称为心的本体，也是人性中最纯净的一面的展示。因此在他看来，无论是善人还是恶人，他们都是存在良知的，所以圣人和普通人之间的区别，绝不在于他们有没有良知，而是在于他们的良知是否被物欲所蒙蔽，这个蒙蔽的深浅程度将决定着他们良知的觉醒程度。也就是说，良知本身是没有善恶之别的，它的原始状态是洁净无瑕的，只是当一个人进入社会之后，慢慢地被外界因素所熏染，结果就会十分功利地驱使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作出善念或者恶念的事情，在他们日常的行为中就会贯穿着有意做善事或者有意做坏事的念头。
清代蒲松龄曾经说过一句话：“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显然，蒲松龄和王阳明的观点一致，都认为即使是在外界看来是善行的行为，如果是有意识地去做，那就不应该得到嘉奖。因为这种心理本身源自于一种为行善才行善的意识，不是出自于内心的。即使那些信奉佛教而虔心向善的人，通常也都是期待自己最终升天成佛，所以也不应该受到过多的称赞和美誉。可见，这个世界上只有源于内心本性的善才能称为真善，其余的都是伪善。
关于为善，蒲松龄在《聊斋·黎氏》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叫谢生的人娶了一个狼妖，名叫黎氏。在黎氏刚刚被娶进家门的时候，非常勤劳能干，孩子有衣服破了她就认真地缝补好，每日干活常常到天黑，十分辛苦，所以无论是家人还是外人，都觉得她是一个勤劳、温柔的贤妻良母。
事实上，黎氏的这种行为只是为了让丈夫谢生放松警惕，为自己吃掉谢生的儿女作准备罢了。因此，那些表演性质太强的行善，其背后往往都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关于为恶，蒲松龄在《聊斋·莲香》中又讲述了一个相对的故事：
一个名叫李氏的女鬼和一个名叫桑生的男人相爱，然而由于女鬼身上所带的淫秽之气让桑生身染重病。但是因为李氏并不是想谋害他，属于“无心为恶”，因此这种淫秽之气最终慢慢散去，而她也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并由于她真心悔改让桑生起死回生，两个人最终结为夫妻。
《聊斋》虽然讲述的是世间并不存在的故事，但是其中的道理和现实社会都是相通的。无论是人还是鬼妖，如果将善和恶当做一种刻意的行为，结果和无心为善为恶一定是有着巨大的差别的。
王阳明曾经说过：“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头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仿写金玉屑，眼亦开不得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每一个人的心体上都不能够残留任何的杂念，这个念头不单是那些恶的念头，就是好的念头也不能够存在，哪怕是你的眼睛进入了一些金玉屑也同样会看不清东西。王阳明通过这个精妙的比喻来劝告人们要保养自己的良知，不让它被物欲所沾染。
一个人有意识地去做好人好事的时候，在心里会产生一种很微妙的想法；你会充分感觉到自己在做一件好事，而这件好事实际上是受到社会准则允许和褒扬的，这也就意味着你期盼着得到别人的认可。时间一长，这种想法就会变成一种想要得到回报的念头。
跟王阳明学心学智慧
就生命的本质来说，无论善或恶都不应该成为打扰内心的一种障碍，应该顺其自然地做事，从而让内心保持一片洁净与祥和。
始终保持慎独之心
登山者不要被沿途的风景所吸引，否则无法看到山顶上美丽的日出；沙漠中的绿洲只是一个补充水源的驿站，如果驻足不前，那么永远走不出沙漠。人生之路漫漫，面对各种各样的诱惑，我们要保持一颗慎独的心，不被路边的美景迷眼，不被靡靡之音乱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得更远。
保持一颗慎独之心对于人生有着重要的意义，王阳明也是这样认为的。他说：“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喜怒哀乐非人情乎？自视听言动，以至富贵贫贱、患难死生，皆事变也。事变亦只在人情里，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谨独。”这段话的意思是：人除了人情事变外，也就没有其他事了。喜怒哀乐难道不是“人情”？从视、听、言、动，直到富贵、贫贱、患难、生死，都是所谓的“事变”，事变也表现在人情上，它的关键要点就是“致中和”，而“致中和”的关键在于“慎独”。所谓慎独，就是在独处中谨慎不苟。这个很值得玩味的经典词汇出自《礼记·大学》中的“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大学》一书对慎独这个词进行了比较精确的诠释：一个真正的君子，应该内外兼修，不要做自欺欺人的事情，对于丑恶的事情要尽量地避开，对于美好的事物要积极地争取。反之，如果一个人在失去了外界监督的情况下什么事情都敢做，那肯定是一个伪君子。
慎独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按照“儒风五行”的规定，它是五种“形于内”的“德之行”。从心学的角度来看，慎独是一种超越仁义礼智圣之外的形成于内心的一种独特的状态，这种状态舍弃了仁义礼智圣在形式上的各种标签和属性，而是将其当做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共存共生，让它们在内心世界中实现了“大一统”。如果把慎独表现出一种“行为症状”的话，那么它就是内心的一种专注和专一，或者说，是指一个人内心深处对“德之行”的修炼层次和状态。
1506年，正直的王阳明因为反对权宦刘瑾，被贬至贵州龙场。明朝时期，龙场是一个封闭落后的近乎于原始部落的地方。可是，即便在这个与世隔绝、无人监管的地方，王阳明还是一如既往地以圣人的标准去要求自己，没有自甘堕落。他在《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居之》中写道：“缅怀黄唐化，略称茅茨迹。”
王阳明借这句话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以前的尧舜都曾住过茅草棚，但是他们并没有变成一个纯粹的野蛮人，而是追求音乐，仍然讲究礼仪，就像生活在文明世界中一样。
正是因为时刻保持着一颗慎独之心，王阳明才能在简陋的环境里静下心来做学问，因此才有了著名的“龙场悟道”；王阳明认为心（心即理）是万事万物的根本，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心的产物，“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能否保持一颗慎独之心反映了一个人道德水平的修养程度，也反映了一个人品行的操守境界。王阳明之所以能够十年如一日地研究心学，是因为他时刻保持“慎独”之心，这样他才能不被外物干扰，保持着平和的心态。
社会上有些人在人前表现得道德高尚，人后却卑鄙无耻，这是因为没有一颗慎独之心的缘故，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做到慎独，时刻注意清理思想深处隐而不显的不健康因素，反省在微小的事情上暴露出来的错误观念、不要拒绝慎独，不要放任自流，因为人的本性缺乏束缚就如同脱缰的野马，撒欢之后再想收拢回来就会显得千难万难了。
跟王阳明学心学智慧
我们要时刻保持着一颗慎独之心，在寂寞中磨砺自我，在寂寞中成就事业，逐步把自己培养成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凡夫也能做圣贤
王阳明早年习儒，在禅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他的一生经历了许多波折，在艰难困境中顿悟儒道之简易博大，“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然后叹圣人之道坦如大路”，因此而创心学一派。王阳明把心学浓缩为四句话：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他认为良知是心之本体，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它是“未发之中”，不可以善恶分，故无善无恶。当人们产生意念活动的时候，把这种意念加在事物上，这种意念就有了好恶、善恶的差别，可以说是“已发”，事物就有中和不中，即符合天理和不符合天理，中者善，不中者恶；良知虽然无善无恶，但却自在地知善知恶，这是知的本体；一切学问、修养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为善去恶，即以良知为标准，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动。
王阳明所说的“良知”，究其来源，就是孟子所说的“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篇》）——从这个方面看来，良知便是一种先天的知识，良能便是一种先天的能力，它们都是人本来就有的“内在的道德性”，其本源都是人心。
人人习性不同如同其面，本性则相同相通人人平等，士农工商，良知无异，都可以成德成圣。王阳明说：“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在王阳明的《咏良知四首示诸生》诗中，第一首便点出了“良知”的精髓：“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面目，只是良知更莫疑。”
其意是说，每个人心里都有良知，不比孔子多一点，也不少一点。因为良知本是天生，不用学习和思考，自然而得，大家不多不少，只有“灵丹一粒”。那么，为什么孔子是大圣人，而大家只是凡人呢？因为孔子体悟了自己的良知，而大家还处于蒙混状态，将“灵丹”遗弃在物欲的垃圾堆中。
王阳明这一说法与佛家认为“凡圣不二”意思相同，“佛是已悟的凡人，凡人是未悟的佛”，佛性人人本具，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减不增，不同之处只在一个悟字上。作为“先觉”者，其义务是帮助未悟者觉悟成圣，帮助的方法，并非是将“良知”灌输给他人，引导他人发现自己的“良知”。
一天，了空禅师在外弘法，途经一条山路，被土匪打劫。了空禅师看着土匪们，扑簌簌地掉下了眼泪。
匪徒们哈哈大笑说：“你真是一个胆小的和尚！”
了空禅师说：“我不是因为害怕才流泪，对于生死，我早就不放在心上了。”
“那你为什么流泪呢？”匪徒们好奇地问。
了空禅师说：“你们年轻力壮，非但不为社会贡献，却在此拦路劫财危害社会，想到你们所犯的罪过，不仅遭人唾弃，国法难容，将来还要堕入阿鼻地狱，遭受苦难。我是为你们难过才流泪啊！”
匪徒们听了，感动之余，竟然抛下贪婪之心，皈依到了空禅师门下，从此变成了虔诚的修行人，心性与行为也与往日大不相同。
了空禅师引导匪徒发现自己的“良知”而让其向善，同理，孔子引导“鄙夫”的方法，不是将良知像传授知识一样传授给对方，只是以没有丝毫偏见的平等心，引导对方反观自心，发现心中本有的“矿藏”。
王阳明说：“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也就是说，无论是圣人还是俗人，古人还是今人，都根源于同一个良知，心之本体，本来就没什么分别。我们只要识得自己的良知，也就继承了古圣人的仁心。
良知如同一座智慧的宝库，一向被认为是有圣人在保管。我们后人拼命翻账簿，以期能破解开启宝库的密码。有一天，我们发现自己原来与圣人共同享有着开启宝库的钥匙，我们还需要漫无目标地去寻找吗？
跟王阳明学心学智慧
以智者为师很重要，因为智者可以为你指点路径，帮你指出“宝库”所在，让你更快地领悟“良知”之妙！
君子当养浩然正气
俗话说：“身有正气，不言自威。”我们处于龙蛇混杂的社会中，必须树立正气，必须有正义感。有了一腔浩然正气，才能无所畏惧地前进，才能不屈不挠地建功立业。
弟子问王阳明：“很少有人夜里不怕鬼，是怎么回事呢？”
王阳明回答说：“是因为他平时的行为不合于道义，内心有所愧疚，所以会怕。若他平日的行为合乎道义，是不会害怕的。”
王阳明奉旨前往广西平乱，到了之后，他了解到汉族官兵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是引起当地少数民族起义的原因，王阳明认为如果以武力进行压迫，可能会使双方的矛盾越积越深，这样冤冤相报何时才能结束？于是，王阳明开始寻找机会。
这个时候，王阳明获知反抗首领哈吉的母亲卧病在床，就赶紧派跟随自己的医生去给哈吉的母亲看病。不出几日，在医生的治疗下，哈吉的母亲能够下床走路了。但是出于双方是敌对关系，哈吉并没有过多的表示感谢。之后，哈吉从医生的口中听说了王阳明为人，而且得知用来医治母亲病的药都是王阳明自己本人所必需的。王阳明在哈吉心中的好印象大为加深。
随后，王阳明写了一封信给哈吉，实事求是而又诚恳谦虚地劝哈吉要从大局出发，和睦相处为妙。哈吉早已被王阳明高尚的人格所折服，这封信正好说到了他的心坎里。就这样，王阳明未用一兵一卒，只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便顺利解决了叛乱问题。
孟子说养气修心之道，虽爱好其事，但一曝十寒，不能专一修养，只能算是知道有此一善而已；必须在自己的身心上有了效验，才算有了证验的信息；进而由“充实之谓美”直到“圣而不可知之谓神”，才算是“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成功。
何为浩然正气？王阳明说：“一谓至大至刚的昂扬正气，二谓以天下为己任、担当道义、无所畏惧的勇气，三谓君子挺立于天地之间无所偏私的光明磊落之气。”可见，浩然正气便是由这昂扬正气、大无畏的勇气以及光明磊落之气所构成。有些人表面上很魁伟，但与之相处久了就觉得他猥琐不堪；有些人毫不起眼，默默无闻，却能让人在他的平淡中领略到山高海深的浩然正气。正是因为后者具有正直如山的品质，才能让人感受到他的一身正气。
古今之成大事者，心中都有大气象。正是“笑览风云动，脾脱大国轻”，“俯仰天地之气概”，“力拔山兮气盖世”，这就是浩然正气。
当然，养浩然正气并非易事。《孟子》中有言。镇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在孟子看来，浩然正气是正义的念头日积月累所产生的，不是一时的正义行为就能得到的。关于“集义”，王阳明认为做每一件事都应符合良知的要求，这样才能将心中的浩然之气壮大起来，再遇到其他事情就更能以良知为指导，从而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的中庸境界。
浩然正气是人的精神“脊梁”，是抵御歪风邪气的“屏障”。正气长存，则邪气却步，歪风止歇、正气长存，则清风浩荡，乾坤朗朗。由此可见，要养浩然正气，就要做正直之人，诚实地对待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日积月累，不断壮大。
跟王阳明学心学智慧
要保持浩然正气，就必须“一日三省吾身”，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时时处处以激浊扬清、弘扬正气为己任，使正气日盛，邪气渐消，引领整个社会不断走向正义和文明，这才是王阳明所欣赏的君子之道。
真诚做人，诚信立德
子张问如何才能使自己到处都能行得通。孔子说：“说话要忠诚可信，行事要敦厚恭敬，即使到了遥远的边荒地区，也可以行得通。如果说话不忠信，行事不笃敬，就是在本乡本里，能行得通吗？站着，仿佛看到‘忠信笃敬’这几个字显现在面前；坐车，就好像看到这几个字刻在车辕木上，这样才能使自己到处行得通。”
王阳明对孔子的话是这样解释的，即一个人说话有信用，行为很诚恳，哪怕在蒙昧辽远的地方也能顺利自由地行动；反之，即使在自己熟悉的家乡，也会处处难行其道。大师在这里还指出：真诚是打开这个世界的一把金钥匙，你可能是一个一文不名的穷人，你可能一再地跌倒，至今仍然没有功成名就，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你拥有了真诚，就不会有人不尊重你。
众所周知，诚信自古以来被认为“为人”、“处事”之本。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他就会受到人们的藐视。言行要一致是做人立身之本。一个人只有“言必行，行必果”才能获得别人和社会的信任。
《小畜卦》上说：“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意思是说，“无以诚不能定天下，无以信不能服天下”。经商做买卖若要成功应该诚信；为人处世要得到别人的信赖与欣赏也要同样做到诚信。很显然，诚信是君子立德之基。
王阳明说，只要人们能够胸怀诚信之心，便能排除万难、逢凶化吉。
这个观点同孔子的观点是一脉相乘的。孔子的“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讲的就是一个人说话要有信用。
事实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诚信都是生活常识。
统治者与百姓之间如果盟约信用，就不会朝令夕改；国与国之间如果没有诚信，发重誓订下的盟约，回头就会变成一张废纸。所以，诚信问题就是生存问题。
诚信无价。虽然一时的坦诚可能会损失眼前的利益，但换来的却是比金钱更重要的信任，收获的是长远的利益。
远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意大利，有一个名叫皮斯阿司的年轻人无意中触犯了国王，被判处了绞刑，选定了一个法定的日子要被无辜处死。
皮斯阿司是个孝子，在临死之前，他恳请国王能够允许他与远在百里之外的老母亲见上最后一面。国王感其诚孝，决定让皮斯阿司回家与母亲相见，但给他提了一个条件，那就是皮斯阿司必须找到一个人来替他坐牢，倘若他不回来的话，替他坐牢的人就要代替他被绞死。
这近乎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条件。有谁肯冒着被绞杀的危险替他坐牢呢？这岂不是自寻死路？然而，却真的有人却不怕死，而且真的愿意替皮斯阿司坐牢，他就是皮斯阿司的朋友达蒙。
达蒙住进牢房以后，皮斯阿司回家与母亲诀别。人们都静静地看着事态的发展。眼看刑期在即，皮斯阿司也没有回来的迹象。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都说达蒙上了皮斯阿司的当。
行刑日是个雨天，当达蒙被押赴刑场之时，围观的人都在笑他的愚蠢，幸灾乐祸的也大有人在。但刑车上的达蒙，不但面无惧色，反而有一种慷慨赴死的豪情。追魂炮被点燃了，绞索也已经挂在达蒙的脖子上。有胆小的人吓得紧闭了双眼，他们在内心深处为达蒙深深地惋惜，并痛恨那个出卖朋友的小人皮斯阿司。
就在吊索即将被拉起，人们听到了从雨声中传来的呼喊：“我回来了，我回来了！等一等，不要杀我的朋友！”
人们在惊诧中回过神来，只见皮斯阿司从远处飞快地奔跑过来，一边跑一边挥舞着手臂，同时大声喊着。
这个令所有人感动的消息，像雨声中的呼喊一样，很快传进了王宫，传到了国王的耳朵里。国王似乎不敢相信。他亲自来到刑场，召见皮斯阿司和达蒙，确认之后大为感动，当场赦免了他们的死罪，并给予丰厚的赏赐。
诚信就是诚实、守信用、重承诺、负责任。诚信是“为人”、“处事”之本。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那么人与人之间就无法正常交往乃至沟通，整个社会也将无法维持正常的秩序，他就会受到人们的藐视；一个企业如果不讲诚信就会使企业蒙损，严重时可能影响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上面的这个小故事就非常好的验证了这个道理：在艰难困顿之中，如果确实能够做到守诺诚信、信念坚定、内心诚实，就能看到光明，使人们能够跨越艰难险阻，走出困境。
诚实守信，总是围绕着每一个人，事事都需要讲诚实守信，可有多少人能做到这一点呢？背信弃义与讲信用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他们穿越历史长河，直到今天，依然与人类同在。
跟王阳明学心学智慧
市场经济的今天，背信弃义与讲信用的矛盾越发突出，而前者还大有占上风的势头。面对这样的形势，是不是应该大书特书圣人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以立身，信以处世”呢？
修名不如去修德
王阳明说：“多省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这句话事实上就是告诉我们，生活中我们要多学习前贤圣人的言行，并以此来修养自己的德行。
但在王阳明看来，事实却并非如此。自古至今，许多人往往更喜欢追名逐利，而不去积攒德行。历史上许多大的灾祸，就是由此而引发的，正所谓“修名不如修德”，修名者往往身败名裂，而修德者则可以独善其身。
王阳明的话一点儿不假，唐朝大将郭子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郭子仪是唐朝战功赫赫的大将，他带兵平定安史之乱，击退吐蕃的入侵，在朝野有很高的威望。而奸臣鱼朝恩却嫉恨郭子仪的功劳，多次向皇帝进谗，百般诋毁他。
郭子仪面对诬陷，却是心平气和，没有一点怨愤的样子。他手下的将士认为他懦弱，对他说：“将军手握重兵，功高无比，如果不惩治那些小人，他们会更肆无忌惮了。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们就会杀了那些朝中小人，绝不连累将军。”
郭子仪制止了他们，说：“现在国家有难，我又担任军中统帅，责任重大。倘若随便发怒，和奸小相抗，敌人就会有机可乘了。自古就有忠有奸，我不能因为私怨而坏了国家大事啊，请你们明白我的苦心。”
郭子仪高风亮节，鱼朝恩却认为他软弱可欺，他对自己的死党说：
“郭子仪不过是个武夫，他只会行军打仗，哪里懂得什么权谋？他现在不敢喊冤叫屈分明是怕了，只要再加把劲他就要完蛋了。”
一次，郭子仪小有失败，鱼朝恩便诬陷他用兵不利，结果朝廷夺了他的兵权，把他召回朝中，改任闲职。人们为他感到不平，郭子仪反倒安慰众人说：“我出征在外多年，回朝正好可以歇息调养，这并不是件坏事，你们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郭子仪的儿子心中愤怒，他对父亲说：“奸人变本加厉，现在父亲的兵权也没有了，难道父亲还要忍吗？父亲如果当初和他们对着干，就不会落到这步田地。”？
郭子仪教训儿子说：“我身为统帅，皇上总是放心不下的。奸人害我，因为奸人深受皇上的信任，他们这才敢对我下手。我若不加忍耐，事情只会更坏。他们苦苦相逼，就是让我走入他们的圈套啊！”
郭子仪猜想得一点不错，鱼朝恩等人就是想逼迫他抗争，他们好借机把郭子仪置于死地。郭子仪没有上当，从而躲过了大的劫难。
后来，鱼朝恩又派人挖了郭子仪的祖坟，郭子仪还是忍住了。鱼朝恩气急败坏，始终无法除掉他。
郭子仪修身避祸的故事在今天仍可警示世人：在现实生活中，不争名逐利，洁身自好、修养好自己的品德，这才是消灾避祸的良药。
跟王阳明学心学智慧
积攒名声只能招来小人们更多地忌妒，给他们更多攻击自己的借口；而积攒德行，则在修身的同时，不给小人们任何报复的机会，在无声无息间消灾避祸。
德为导向，才是基础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指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德为导向，才是基础；德靠才来发挥，才靠德来统帅。相对于才而言，德更为根本，正所谓：“有德有才是正品，有德无才是次品，无德有才是废品，无德无才是毒品。”少德之人，纵有经纶满腹，也不能成大事。一个人如果有德有才，才有德御，就会充分为善，造福社会，成就事业。
高尚的品德与出众的才能，是获得成功的两个必备条件。儒家圣贤们十分看重人的品德，认为品德比才能更重要。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道：“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孔子认为，即使有周公那样的才能和那样美好的资质，一旦骄傲吝啬，其余的一切也就都不值一提了。如果一个人才高八斗而品德不好，那么圣人连看也不会看他一眼。只有德才兼备，以德育才，才是真正的人才。当德与才不可兼得时，当舍才而取德，正如孟子“舍生而取义者也”。
王阳明有关“致良知”的观点，就能够看出他教育的目标。心学推崇“心即理”的思想，“致良知”在这一基础上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王阳明认为，世上的君子，只要专心于修养自身品德，那么自然能够公正地辨别是非好恶，像对待自己那样对待他人，将国事等同家事一样关心，把天地万物看做一个整体，从而求得天下的大治。因此，“致良知”不仅是为学之道，更是育人之道，重在育人之德，“道德”或“良知”等精神品质蕴涵于经典之中，对人的自身修养有着与之相应的陶冶价值。
唐朝汝州有个叫夏子胜的人，十年寒窗苦读，一朝高中，被皇帝授予南县县令。这日，夏子胜携一家仆赴任，来到县衙，大小县吏已在门口等候多时，见新县令到来，一个个急忙迎上去。夏县令问他们去年南县老百姓生活如何，粮食是否丰收，商贾是否安分行商，官粮是否收齐，赋税是否完成，然后叫来师爷将县吏们所说记录在册，逐一核对账薄。几天后，师爷对夏县令说，一切都如县吏所言，去年南县一切安好。听完汇报，夏子胜点点头。
在南县县吏们的眼里，这个新来的县令与以往的县官老爷大有不同，除了处理诉讼官司时会开口说话外，平时听不到他说一句话。不过话虽然很少，但是做的事情却极为合乎规范，往来公文，刑罚办差，无论是上司还是下面的老百姓，都称赞夏县令做事稳当，是个好官。
这些官吏们十分不解，这个不爱说话的老爷到底是怎么一个人。一天，有个胆大的县吏将这一疑问向夏子胜提了出来，夏子胜听后，呵呵一笑，说道：“圣人行道，心正而行端，做官做民都是一个道理，为官之道在于教民养民，为人之道贵在德行，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做起事情来就不会有偏颇，如此，又何必说那么多的话呢？”
我们可以将这位南县县令的话理解为对“执事敬”的最好注解，事实上，一如这位县令说的那样，行圣人之道又何必多言，“良知”是心灵净化、涵养提升的必然结果。由此，对人忠信而不诡诈，与人交往而不奸猾，堂堂正正做人，端端正正做事，与此相对，再多的话都不过是水中倒影，没有实际意义。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遇到这样两种品质不好的人；一种是品质不好、能力也不强的人，这种人因其能力有限，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危害不会太大；另一种则是品质败坏但才思敏捷、能力出众的人，这种人更容易寻捷径上位，一旦得势，将会对反对他的人或社会集团造成巨大的危害，甚至达到一发不可收拾的程度。不可否认，没有灵魂的头脑，没有德行的知识，没有仁善的聪明，固然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但它们只能起负面的破坏作用。也许偶尔会给人们一些启发，或者带来一些乐趣，但却很难赢得人们的尊敬与发自内心的赞叹。反之，品德高尚的人，即便能力有所不及，也会虚心好学，不断提高自己，通过脚踏实地的努力奋斗来获得成功。当然，不能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忽略人的才能，一味强调道德修养。不懂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人，何谈培养自己的道德品质！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要以德为先，就好像王阳明告诉弟子的话：良知在人心，随你如何，也不能泯灭。
跟王阳明学心学智慧
德行是我们行走人生的前提，而才能是我们创造人生的手段。做到德才兼备，才能使我们的人生绚烂多姿！
君子好德如好色
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德如好色是王阳明最爱举的例子，孔子说从来没有见过好德如好色之人，王阳明则期望人们能像喜欢漂亮的姑娘那样追求美德，将美德作为人类一种本性的东西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
人们天生就喜欢美好的事物，可见“好色”是出于本性，而“好德”则源于自律。本性的好色不会有所变化，而自律的“好德”却需要主观的坚持，不懈的修养。要以“好色”的高度要求自己去好德气才算做到修身的第一步。
很多人一听到“色”就会联想到一些不好的方面。其实，“好色”是人的本性，不必视之为万恶之源。从文献记载可知，“好色”一词并非贬义词，只是到了近代，随着社会文化现象的转变而发生了语义上的偏离。
孟子曾说：“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衷。”意思是人在年幼时爱慕父母，成年之后爱慕少女，有了妻子则爱慕妻子，走上仕途为官则忠于君主。孔子言“好德如好色”，也就是肯定了“好色”是人们应该有的行为倾向。
既然“好色”是人之本性，其所固有的不以外界条件为转移的特性，正是好德之人应该努力做到的。要做到“好德如好色”，就必须将美好的品德根植于心，才能使之如人之本性那样自然地流露出来。否则，仅仅囿于思想中的品德，就算再美好，也无法影响我们的行为，无法使我们成为真正具备美好品德的人。
明朝的时候，有个农人一年四季辛苦耕作，每年都能获得丰收，因为这个，在这个农人生活的村子里，很多人一天只能吃两顿饭，而他家却能顿顿饱餐，这让村里人很是羡慕。
因为家有余粮，农人用一部分粗食当做学费，让自己的儿子上了私塾。这以后，老农见到谁都显得非常开心，经常对村里人说：“人活一世，不就是吃饭养家识字，做个好人嘛。现在这样我家都做得差不多了，以后你们有什么要我做的，尽管开口，乡里乡亲的，我一定帮忙。”
半年后，这个农人的兄弟家遭了灾，离家来投奔这个农人，农人让他的兄弟先住在年久失修的祖居，说过一阵子给他修个新房，然后再搬过去。他的兄弟听后很高兴，逢人便夸自己的兄长如何如何对自己好。为了表达感谢，农人的兄弟抢着干农活，无论做什么都很勤快，渐渐地，农人自己不动手了，家里有什么事都让他的兄弟去做。
就这样三个月过去了，这个农人说的新屋迟迟不见动静，他的兄弟有些等不及了，思来想去，他硬着头皮跟农人提起了屋子的事情。听完自己兄弟的话，农人沉默了一会，对他说：“这个事情啊，我还真给忘了，你放心，自家兄弟的事，我一定会说到做到的。”
第二天，农人的兄弟走在田埂上，有人问他房子造得怎么样了？他红着脸说不出话来，仿佛是自己做错了什么。当冬天来临之际，他还住在四处透风的祖居里，而他的兄长正在温暖的家中喝着自酿的米酒，次日一早，他没有跟农人打招呼，就离开了村子。
没多久，村里人便知道了这件事，他们在农人背后议论纷纷，有的人说：“还说什么有事尽管向他开口，你看看，这种人，对自己兄弟都这样，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我看还是离他远点吧。”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理睬这个农人，甚至他们一家都成了全村唾弃的对象。
说好的做不到，实际上是心里根本没有想过要给自己的兄弟盖新房，行由心生，由此可见这个农人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儒家专注的是“内外皆美”的生命志趣，不念旧恶，君子怀德是美，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是美，当仁不让更是一种美。这种美在王阳明看来，其实就是根植于内心的道德感使然，行动起于心智，倘若内心缺少道德的约束，只会说漂亮话，而无真行动，那么其行为可以说是“巧言令色，鲜矣仁”。
如果说，“好色”是一种在人内心天然生成的本能反应，那么，“好德”就是一种经过教化之后能够自然流露的理性反应。好德之人对美好品德的追求发自内心，自然能够在其言行举止中表现出来，并且不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相反，那些只会将仁义道德挂在嘴边的人，一旦受到金钱权力的诱惑，则会把持不住，做出丧德败行之事。
王阳明的弟子日孚曾问他：“程颐说‘一草一木皆有理，不可不察’，您觉得这个看法如何？”王阳明说：“我就没那闲工夫了。你应当先去涵养自己的性情，修养自己的品德，必须能够完全了解人性道德之后，才能了解世间万物的道理。”也就是说，人应该先在“好德”的本性上而不是其他无关的琐事上下工夫，促进人格的完善，提升自己，最终才能够自然地显示出美好的品德。
跟王阳明学心学智慧
真正的智者将道德修养作为人生最可靠的支柱。只要我们从现在开始将美好的品德根植于心，并将之付诸实践，像追求美好的人和美好的事物一样去追求它，就能做到孔子所说的“好德如好色”，那也就离成功的人生目标不远了。
待己待人拿出真诚
真诚在内心就是纯净无染，表现于外就是真实不虚、率真自然，如此，则自然心怀坦荡、正直无私。本杰明·富兰克林曾说过，一个人种下什么，就会收获什么。在人际交往中，能够真诚地待人，别人也会真诚地对待我们。真诚能够使我们广结善缘，使人生立于不败之地，能够缔造幸福美满的人生。
王阳明曾对弟子聂文蔚说：“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良知的自然明白呈现就是真诚恻隐，这是它的本体。用致良知的真诚侧隐去侍奉父母便是孝，敬从兄长就是佛，辅佐君主就是忠。这一切都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侧隐。”这段话的核心意思是：真诚地面对自己，面对他人。
著名翻译家傅雷说过：“一个人只要真诚，总能打动人，即使人家一时不了解，日后也会了解的。我一生做事，总是第一坦白，第二坦白，第三还是坦白，绕圈子，躲躲闪闪，反易叫人疑心。你耍手段，倒不如光明正大，实话实说。只要态度诚恳、谦卑恭敬，人家是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假如我们没有诚意，就会什么事情也做不好，做不成。王阳明认为：“唯天下之至诚，然后能立天下之大本”，在他看来，“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字。在谈到格物致知和诚意时，王阳明说：“若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即为善去恶无非是诚意的事。”即必须要先有诚意，然后才能在事物上格致，否则就会无从下手，所以，在做任何事情时，都要讲究“诚”，而这个“诚”应是发自内心的真诚、坦白。
《论语·公冶长》中孔子说，一个人讲一些虚妄的、好听的话，脸上表现出好看的、讨人喜欢的面孔，看起来对人很恭敬的样子，但不是真心的。嘴上一套，背地里是另一套，这样的人就叫“两面三刀”；还有明明对人有仇怨，可是不把仇怨表示出来，暗暗放在心里，还和有怨恨的人故意套近乎，这种人用心是险恶的。
唐贞观初年，有人上书请求清除不忠的臣子。唐太宗问他说。“我所任用的都是贤臣，你知道哪个是奸邪的臣子吗？”那人回答说：“臣住在民间，不能确知哪个人是奸臣。请陛下假装发怒，以用来试验群臣，如果能不惧怕陛下的雷霆大怒，仍然直言进谏的，就是忠诚正直的人，如果顺随旨意，奉承你的就是奸邪的人。”
这个人的办法看来非常聪明，但是太宗对上书的人说：“流水的清浊，在于水源。国君是政令的发出者，就好比是水源，臣子百姓就好比是水。国君自身伪诈而要求臣子行为忠直，就好比水源混浊而希望流水清澈一样，这是不合道理的。我常常因魏武帝曹操为人诡诈而特别鄙视他，如果我也这样，怎么能教化百姓？我想在天下伸张信义，不想用伪诈的方法破坏社会风气。你的方法虽然很好，但我不能采用。”
不管对谁，我们都需诚心诚意地对待，这样才能够得别人的信任，而不是用一些看似聪明的手段来试探对方。因为一方面这样做有被识破的危险，如果被别人利用，趁机表现，只会让自己陷入被动、是非颠倒的境地；另一方面，当自己失去了诚意的时候，就不可能再要求别人真心实意了。
真诚是为人的根本。如果你是一个真诚的人，人们就会了解你、相信你，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人们都知道你不会掩饰、不会推托，都知道你说的是实话，都乐于同你接近，你因此也就容易获得好的人际关系。
跟王阳明学心学智慧
以真诚待人处事，能够架起信任的桥梁，消除猜疑、戒备的心理，能够成大事，立大本。
施舍别人就是在做功德
“有智慧的人就能够舍，能‘舍’也就能‘得’，能得无限的快乐；不能‘舍’就会有‘失’，失去了心境的安宁。”——心学的智慧有时候就是一种舍己为人的智慧。这种施舍是完全抛开个人的私利和小我。王阳明举例子说：“心智、道德和内在的智慧能增长福报，使众生离苦得乐、出离烦恼。”
诚拙禅师在圆觉寺弘法时，法缘非常兴盛，每次讲经的时候，人都挤得水泄不通，于是就有人提议，要建一座更宽敞的讲堂。
有一位信徒用袋子装了五十两黄金，送到寺院给诚拙禅师，说明是要捐助盖讲堂用的。禅师收下后，就忙着做别的事去了，信徒对他的这种态度感到非常不满，五十两黄金不是一笔小数目，可以给平常人过几十年生活，而禅师拿到这笔巨款，竟连一个“谢”字也没有。
于是，信徒就紧跟在诚拙禅师的后面提醒道：“师父，我那袋子里装的是五十两黄金。”
诚拙禅师漫不经心地应道：“你已经说过，我知道了。”
信徒看禅师并没有停下脚步，便又大声提醒道：“师父，我今天捐的五十两黄金，可不是小数目呀，难道你连一个‘谢’字都不肯讲吗？”
禅师这时刚好走到大雄宝殿佛像前，听到信徒的话，便停下说：“你捐钱给佛祖，为什么要我谢你呢？你布施是在做你自己的功德，如果你要将功德当成一种买卖，我就代替佛祖向你说声‘谢谢’，你就把‘谢谢’带回去，从此你与佛祖‘银货两讫’了！”
王阳明强调的是：人生在世，不能只顾自己，更重要是有我为人人的高尚品质，施舍别人就是做自己的功德。
从前有一个人，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饥渴难忍，濒临死亡。他拖着沉重的脚步，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终于找到了一间废弃的小屋。这间屋子已经很久没有人来过，常年的风吹日晒，已经使这间小屋摇摇欲坠。
在小屋的前面前，他发现了一个吸水器，于是便用它来抽水，可惜抽了半天也没有抽出一滴水。正当他失望之极的时候，忽然又发现旁边有一个水壶，壶口被木塞塞住，壶上有一个纸条，纸条上面写着：“先把这壶水灌到吸水器中，然后才能打上水来。但是，在走之前一定要把水壶装满。”
他按着纸条上写的，小心翼翼地打开水壶塞，里面果然有一壶水。然后，他的心里开始矛盾起来，到底要不要继续按纸条上所说的，把这壶水倒进吸水器里？如果倒进去之后，吸水器一旦不出水，岂不白白浪费了这救命之水？相反，要是把这壶水喝下去就会保住自己的生命。就在这时，一种奇妙的力量让他下决心照纸条上说的做，最后，吸水器中果然抽出了泉水。结果，他痛痛快快地喝了个够。
有时候，每个人都是需要帮助的。不论怎样贫穷，哪怕你身无分文、无家可归，依然能给予别人帮助。哪怕只是一句恭维话，也是能够给予的。
跟王阳明学心学智慧
每个人都需要不断升华自己，把心理上自私的毛病治好。事实上，可以关心别人是一件很珍贵的事情。如果你身边连个能付出的人都没有，那才叫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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