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效交流和有效交流

    幽默在社会生活中属于人际交流范畴。人需要交流，是人的本性所决定的。

    关于人，自古以来有许多定义。古希腊的哲人把人定义为“无毛的两足动物”。马克思把人定义为能够制造工具，有目的的劳动者。而当代西方文化哲学家卡西尔在《人论》中认为，能够使用象征符号是人的最大特点。其实，他对人的定义，与古希腊哲人的定义和马克思的定义并无矛盾。无毛的两足动物，指出了人的生物形态的特征；制造工具，则是这种生物赖以发展的条件；而使用象征符号或者语言，则是在制造工具的过程中所必需的。人类制造工具，并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社会行为。工具是生产力，生产力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发展的，所以，无毛的两足动物如果不用语言符号交流思想，生产就不能进行，更谈不上社会文明的发展。

    语词作为象征性质的声音符号，不是客观必然的，而是主观的、约定俗成的，是社会认同的结果。照理说，有了社会认同的声音符号，人与人之间交流思想和情感应该是很顺利、很充分的。但事实上，人与人的交流经常是困难重重的。这是因为，语言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而且是文化的载体。而这种意义，不仅仅来自传统，而且来自个人的经验。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个现象有不同的看法，这不是由于一时的原因，而是长期的实践和文化经验熏陶的结果。一个人的思想，不但是在其多年的人生经历中形成的，而且受多少世代文化传统积淀的影响。就是同样的话语，在不同语境中，也会产生不同的意义。比如，我们口头上常用的“同志”这个词，意思就很多。最初是国民党把党内的仁人志士叫做同志（在党外叫做先生），后来共产党把这个词扩大到一般的群众，表示在政治立场上认同。而在英语中，翻译为“同志”的comrade却有同性恋的意思。所以，相同的语词，往往蕴含着不同意义。

    正统的阶级斗争学说，认为人与人交流不通，是因为属于不同阶级。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不同阶级没有共同语言。阶级立场，实际上是一种群体的利益立场，出于不同利益，就有不同的语言。举一个例子：我国代表和美国人进行商务谈判，美国代表揪着中国的“盗版”不放，想给我国代表来个下马威，其开场白便显现出敌意：

    “我们是在和小偷谈判。”

    这是很粗野的，我国代表毫不留情地顶了回去：

    “我们是在和强盗谈判，请看你们博物馆里的展品，有多少是从中国抢来的。”

    美国代表口中的“小偷”，概念是扩大化的，实际上是把所有的中国人，包括中国政府的代表都包含在内。而我国代表则针锋相对，把“强盗”的概念扩大化，把美国代表说成是强盗。

    用阶级和群体利益来解释人们缺乏共同语言，这种说法固然不能说是错，但是不够严密。因为，明明摆着就是同一个阶级，甚至同一个家庭，也往往因为难以沟通而激烈冲突，吵得一塌糊涂。于是，又有一种学说进一步解释说，人与人之间不能顺利交流，是因为其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所致。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为什么要吵、要打，炸弹飞来飞去，就是因为这一伙人和另外一伙人之间没有办法沟通，口头、书面都不能沟通，就只能靠“拳头”了。不仅在国际上，在国内也一样，就是具有同样文化背景的人们，如巴基斯坦人自己也经常闹得血肉横飞。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困难，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集体的因素，无可回避的还有人的个体因素。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困难，是和人的本性有关的。钱钢在《唐山大地震》一书中写到：“在灾难中，那些失去自己亲人和财产的人们，互相帮助，互相体贴，无私地共享有限的生活资料，一旦情况好转，有了私有的可能，就打起来了，亲密关系就崩溃了。”

    人们常常无视这种有关人类交流沟通的基本的规律，常用一些非常肤浅的观念把它抹杀。什么“摆事实，讲道理”、“事实胜于雄辩”、“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这些观念用交流的实践来检验，是很脆弱的。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离开个体的、显在和潜在的观念、经验、趣味等等绝对客观、中立的事实。因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同样的事情，不同的人看起来是不一样的。摆事实，你就摆吧，我说的事实和你说的事实就是不一样，我说你踩我一脚，而你说我先踩你一脚，怎么交流？没法交流。口头没法交流，还有别的办法，比如拳头。用了拳头以后，那就不叫交流了，那是斗争。拳头阻断了交流，到公安局去交流。公安局裁决事实如何如何，是不是双方都服气呢？不一定，还不能做最后的定案，还得拿到法院，法院可能认为事实不清，发还重来。折腾了几趟，到了法院，事实认定清楚了没有？一个法官认定了，行吗？不行，还有好几个法官，合议庭的几个法官还得表决，4比3，4票赞成，3票反对。枪毙，就枪毙了吗？不行。因为枪毙这个事情，把人脑袋上打个洞，这个玩意儿不那么有诗意。当然，伤口不大，不是有个说法吗？杀头也只有碗大一个疤。但是，头砍下来，比较可怕，砍错了，不可能再安回去。不仅仅是杀头，就是判刑，脑袋上没有疤，也不好。把人家关上好多年，平反了，可是头发白了，青春像小鸟一样一去不回了。青春的感觉，人这辈子只有一回，无法补偿。所以，对法院的判决不服，还可以上诉，上诉到高一级的法院。高一级的法院认定，行了吧？不行，还得拿到最高人民法院审核。就是明摆着的事实，也得折腾这么多层次，而且还免不了有冤假错案。有一个行业，很神气的，很好赚钱的，律师，就靠搞这个复杂的事情吃饭。而且吃得比你、我都好。为什么呢？因为人是有缺点的，缺点在哪里呢，就是看同样一个事实，由于感情、立场、文化背景、经验、兴趣、价值观念等等的原因，明明摆在眼前的事实看不见，看见的又不一定都是事实。人虽然号称万物之灵，但是这个缺点却使人不太“灵”。由于这个不灵的缺点，人类才发明了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乃至陆、海、空军之类。

    人的心理缺陷，注定了人与人交流的麻烦。这是我们立论的出发点。为了把这个基点说清楚，我们不得不举些例子。

    知不知道福建漳州有个南山寺？南山寺里有一尊菩萨塑像，是很有名的古迹，据说当年塑造这个菩萨的时候，请了一个非常牛气的雕塑家。此人非常傲慢，他说：“我雕塑的菩萨，完美无缺，雕成以后，任何人挑出任何毛病，我将分文不取。”雕像完成以后，漳州的官员觉得能够省一笔钱并不是坏事，就发动漳州百姓，甚至是乡下的老太婆来看，但愿能看出一点名堂来。结果男女老少去了一大堆，居然谁也找不到毛病！其中有个妇女抱着孩子去看热闹，这妇女也看不出问题来，可她怀里的孩子大叫一声：“妈，我看到毛病了！”周围人都在笑，小孩子能发现什么毛病，但他的母亲挺民主，说：“那你说说看，究竟什么毛病。”孩子说：“这个菩萨的手指太粗太圆！”（我到漳州南山寺考察过，那个菩萨的手指真的太粗太圆，像香肠一样）小孩的母亲说：“何以见得是个毛病呢？你怎么不让人家菩萨的手指头长得比较肥一点呢？”但孩子说：“不，这个菩萨鼻孔太小，如果他要挖鼻孔，根本伸不进去。”我也去看过这个菩萨，果然是鼻孔太小。不过，我还有一个发现，就是，那菩萨的鼻孔不但太小，而且太浅，根本就没有深度。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实，许多大人看不到，小孩儿却看到了呢？因为人在观察对象的时候，脑袋不是照相机，对外界的信息不是来者不拒，而是有选择的：与自己的经验、兴趣、情感、爱好、价值观念一样的，就看得见，否则就视而不见。大人对挖鼻孔没什么兴趣和近期的经验，所以视而不见；小孩儿对此的兴趣却非常强烈，而且有种种的技巧，故一望而知。

    与自己的意向无关的，就视而不见，这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人性的一种缺陷，而且这还只是人性缺陷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明明不存在的事情，却又看到了。

    中学课本上，有一篇《疑人偷斧》的课文，说是一个人把斧子丢了，就怀疑是邻居偷的，于是留心观察邻居，结果越看越像小偷。后来呢？斧头找到了，证明人家不是小偷，便又留心观察这家邻居，结果是越看越不像小偷。这说明人性的缺点是多么严重，明明存在的，他却视而不见，明明没有的事，他又看见了，且又不是幻觉。在日常生活中，这种事情比比皆是。谈恋爱的人，往往生活在错觉之中，明明是一个长相普普通通的女孩子，偏偏觉得她美如西施。

    以往，美国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告诉我们，外部有了刺激，人的心理就有了反应，其公式是S-R。后来，心理学发展了。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的心理过程并不是这样的，并不是绝对被动地对外部刺激产生反应。人并不是被动的照相机，人对外部信息，只接受那些与自己原本心理状态相一致的，接受了，就有反应，否则就没有反应。皮亚杰把这种原初状态的心理状态叫作scheme，有人把它翻译成“格局”，有人把它翻译成“图式”。外部信息只有和这个图式相通才有反应。这种反应皮亚杰把它叫做assimilation，我们把它翻译成“同化”。有了同化作用，人才对外来的刺激有反应。我在20世纪60年代到福建。福建各地区的方言多种多样，没有一个人敢于吹牛说，他能听懂所有的福建方言。我当然也是。但我听闽东人、闽南人、闽西人讲普通话，明明带着不同口音，可我听起来都是一样的。福建这个地方，四季常青，鸟语花香，福建方言在我听来如同“鸟语”，都差不多。其实，福建方言是很复杂的，有些地方离几十里地就互相听不懂了。哪怕是讲普通话，福州、莆田、泉州人腔调各异，但是我对这些区别就听而不闻。原因是不能同化。这样，从理论上来说不是很悲观了吗？一旦不能同化，就永远没有希望听懂了。但是，经过40多年的生活，我现在上课，我的学生只要一开口讲普通话，我就可以从他的口音确定他仙乡何处，连哪个县、哪个区，有时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不是不能同化吗？为什么又把那么微妙的语音差异同化了？因为，在我的“图式”以外的那些信息对我长时间、反复刺激，我的“图式”，尤其是那些比较边缘的部位，就开始调整了，就逐渐有反应了。慢慢地我的“图式”就逐渐扩大了。这个心理作用，皮亚杰把它叫作“调节”，英语叫作accommodation，就是容纳、留宿、适应，或者用中国话来说就是通融。在通融的过程中，人的图式就显现出了灵活的生命。

    人与人之间，就这样又有了交流的可能。但是，调节是不容易的，要有一个过程。像我这样并不是太笨的人，辨别福建各地普通话的腔调，还花了好几十年的工夫，这是因为人的心理图式有一定的开放性，相对就会有一定的封闭性。这就决定了在一个短时期内，难以调节，难以同化。正是因为难以调节，全世界各国才都设有公安局，都设有法院，而且都设有国防部。花那么多钱养军队干吗？就是因为，各自的图式难以调节。因而，交流，包括口头的，甚至是书面的，字斟句酌，也还常常是聋子的对话，最后，就是拳头和拳头交流，枪杆子和枪杆子、导弹和导弹交流。美国人就喜欢用这种方法和阿拉伯人交流。

    有人说，敌对国家之间当然难以交流，如果不是敌对，而是关系密切，情投意合的呢？比如，谈恋爱的人，是不是就比较好交流了。英国一所大学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有一种说法：向恋人学习交流，让交流像谈恋爱一样。这可真是太浪漫了。但有时相爱的人反倒不能交流。林黛玉最爱贾宝玉，相爱至深，可是一见面就吵、就哭。越是相爱就越容易吵架。女孩子最喜欢对爱人生气。我有一个学生，女的，有一次她给我看一篇散文，说只给我一个人看。原来，她是写这几天，她突然感到专门喜欢对一个男孩子生气。她在散文中说，“我怎么变得这么爱生气了啊”。后来，她来问我这个问题，我告诉她：“你在恋爱了。”她先是大吃一惊，后是恍然大悟。她问我怎么看出来的。我说，你对他不讲理了，你对他任性了，就说明你对他有特殊的感情了。

    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感情如果很一般，这个人对另外那个人就会很客气、很有礼貌，很尊重人家与自己不同的东西，表现出一种求同存异的倾向，且其感情越良好，对于对方越关心，求同的倾向越强，会达到一个峰值，也就是最高点，对于对方的要求就会接近全面求同。如果这个人明知对方对自己也有感情，而且感情强烈，却就是不讲理，苛刻，就有点专制了。我对那个女学生说：我从你的文章里看出来，你对他专制了，喜欢看到他听话，看到他的服从，像狗一样服从，这就说明你对他有特殊的感情了。

    这种情况，也存在于母亲与孩子之间。照理说，母亲最爱孩子了。可是你去问问那些中学生，和母亲沟通得怎么样？你最可能得到的回答是：过去都是严父慈母，可现在是慈父严母了。母亲最爱孩子，但是其与孩子最难沟通。举例说，在分数问题上，分分计较，不近情理。孩子只有一个，太爱了，就爱得专制了，尤其关心孩子考试成绩是第几名啊，和上次比如何啊。

    感情太好，反而不讲理了。爱情就是强烈的感情。情和理，是矛盾的，强烈的感情，就是强烈的不讲理。这也是人性的一个缺陷，当然也是人性的一个优点。动物就没有这样的水平，不是么？

    感情太好，反而不讲理了。人是理性的动物，是讲理的；人又是不讲理的动物，因为人是有感情的。人性的美好，就在这种矛盾之中。

    不但中国这样，美国也是这样。美国女孩子是最坦率的了。有一个说法，如果你和一个美国女孩子相识还不到一天，你向她提出，是不是可以来个一夜情，她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并不觉得你这个人有什么神经病。可如果你才认识她一天，就提出要和她结婚，那她肯定认为你是个神经病。在美国大学里时常有些煞风景的事。有一种就被叫作约会强奸（date rape）。弄到听证会上，女方控诉男方：“我说了，no！他可是偏偏强迫我。”男方说：“我听不懂你的话，你就是同意也是一样讲no！no！”。

    这里涉及另一个学科——语义学（semantics）的问题。每一个词语的意义并不是固定的。实际上，词语在不同语境下的意味是不一样的。同样一个词语，有时是这样的意思，有时又是相反的意思。如果你对于变化万千的内涵没有体悟，就不能有效地交流。

    我有一个叫程少堂的朋友，在深圳做中学教育工作，他告诉我，他小时候比较调皮，经常在外面玩得不想回家。他妈妈做好饭就很亲切地喊：“少堂，吃饭喽。”他不予理睬。喊了几声他妈妈就有一点火了：“程少堂，吃饭！”这就比较正规、比较严肃了。但他还是不理。这样子还交流不通，成何体统，他妈妈就发威了：“程少堂，狗日的，吃饭！”儿子马上就规规矩矩地坐到桌子边上了。

    无效的交流很快地变成了有效的交流。

    这是很严厉的话语，是对儿子的警告。用的是什么话？骂人的话，骂得很凶。从词语的本初意义上来推敲，这不是骂儿子的，而是骂自己的。可是这种骂自己的话，对儿子很有威慑力。但是，这样的威慑性话语的使用有两个条件：第一，只能是她独家用的，任何他人使用一下，她就要不客气了，包括使用武力；第二，只能是对他儿子使用，如果是对别人的儿子就可能无效，而且还可能引起“武装斗争”。

    鲁迅在《论“他妈的！”》中讲到旧中国骂人的话“他妈的”使用率很高，是很不文明的“国骂”，但有时会变成类似“我亲爱的”这样的词语：

    我曾在家乡看见乡农父子一同午饭，儿子指着一碗菜向他父亲说：“这不坏，妈的你尝尝看！”那父亲回答道：“我不要吃，妈的你吃去罢！”则简直已经醇化为现在时行的“我的亲爱的”的意思了。

    这个例子和前面的一个例子一样，是非常极端的，但也非常能够说明问题。就是从词典语义来看是侮辱人的话，在特殊的语境中，却可能成为极为亲切的语言。交流是要用语言的，但同样的语言，能否能成为有效交流的手段，是要看对象和语境的。

    美国有一本谈交流的书，第一章就开宗明义地讲你必须确立一个观念：交流对象，无论是你的同学、同事、父母、师长，或者是谈判对手，你都必须明确的是，他和你是不一样的人。他的内心图式和你不一样，在同样的词语面前，他的感觉、知觉、想象，和你不一样，他才是他自己。他的思维逻辑也和你不一样。所以，在同样的情景面前，你看到的，他看不到；他看到的，你又看不到。但不管他和你多么不同，你还是要尊重他。因为只有尊重这种差别，日后在漫长的对话中，在生活实践中，你们的图式才能相互开放、调节。因而我们要学会和现代人交流，学会尊重人，首先就是要学会尊重和你的想法不一样的逻辑，不一样的感觉，就像贾宝玉尊重林黛玉，不和她吵嘴顶牛一样。

    举一个比较复杂的例子，在钱钟书的《围城》中，方鸿渐和孙柔嘉订婚以后，喜欢发发怪论：

    他对自己解释，热烈的爱情到订婚早已是顶点，婚一结，一切了结。现在订了婚彼此间还留着情感发展的余地，这是桩好事。他想起在伦敦上道德哲学一课，那位山羊胡子哲学家讲的话：“天下只有两种人。譬如一串葡萄到手，一种人挑最好的先吃，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存最后吃。照例，第一种人应该乐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下的最好的。第二种人应该悲观，因为他都是吃剩下的最坏的。不过事实上适得其反，缘故是第二种人还有希望，第一种人只有回忆。从恋爱到白头偕老，总有最好的一颗，留着做希望，多好？”

    他嘴快把这些话告诉她，她不作声。他和她讲话，她回答都是些“唔”、“哦”，他问她为什么不高兴，她说并未不高兴。他说：“你瞒不住我。”她说：“你知道就好了。我要回宿舍了。”鸿渐道：“不成，你非讲明白了，不许走。”她说：“我偏要走。”鸿渐一路上哄她，求她，她才说：“你希望的好葡萄百挑不厌，我们是坏葡萄，别倒了你的胃口。”害得方鸿渐忙不迭地赔礼道歉。

    不可否认，人性是共通的。但是，这种共通是基本心理素质的共通，尤其是在理性方面，人与人之间是比较容易调整其关系的，而感情方面则比较复杂。一般情况下，关系越是亲密，越是情投意合，人与人之间就越容易求同存异，容易调整其间的差异。但是，一旦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达到一个峰值，进入一定境界，就产生一种全面求同的倾向，不容忍任何相异，这在恋人们之间为常见。其结果就是对人苛刻地挑剔，甚至有意扭曲。在上述例子中，就是因为关系过于亲密，孙柔嘉不能容忍方鸿渐有任何感情错位，采取有意歪曲的办法，不是调节，而是反调节。她任性地扩大差异，把方鸿渐本来是泛指的事、哲学性的调侃，引向特指，转化为针对自己的贬抑，有意把矛盾激化，把恶意强加给方鸿渐，并且加以极端化，硬说方拿自己比作坏葡萄。这是明显的歪曲，又是故意错位的逻辑，表现的恰恰是恋人之间的挑剔、赌气，压倒对方的意气用事。如果互相没有感情，是没有必要全面求同的，也就不用赌气了，不用歪曲了。

    连感情很好的人之间都不讲理，都会有交流的障碍，可见交流是多么不简单的事了。

    如果不明白上面我们所说的道理，不管你是有理还是无理，都寸步难行。“事实”并不是中性的，经过你的叙述以后就带上了你的感情与价值观念和你的偏见。每个人都有偏见，包括我讲偏见的时候我就有偏见——这正是交流的障碍。所以，西方最新的交流理论讲：不是事实胜于雄辩，首先是事实如何被叙述，而要把事实叙述得使对方能够同化，那就要把对方的感觉、经验、趣味、观念、价值都考虑进去。因而在西方雄辩术里，“事实有待于雄辩的叙述”是“事实胜于雄辩”的前提。

    皮亚杰说信息只有被主体的格局同化了才能被感知，更为极端的德里达认为：正是因为人的话语都要被听者同化，经过听者同化的经验、想象、感觉、话语就带上了另一种价值取向。这就是说，误读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感到很悲观。人与人之间不但不能心心相印，而且从根本上就是互相不能理解的。当然，这有些片面。学者伽答摩尔对此就持反对意见：反向同化、误读，并不是绝对的，毕竟人类的文化、思维总有相通的一面，交流双方总会有至少一个“共同视阈”吧？

    其实，人并不仅仅只能看到符合自己经验和价值取向的东西，也能看到与自己经验和价值取向相反的信息，只是比较困难而已。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交流是比较困难的。正是因为困难，才产生了交流这门学问，才有讲究幽默的必要。

    二、情绪膨胀导致理性失落

    正是由于缺乏口语交流的自觉，社会生活中才充满了多余的冲突。在我们的大街上，发生了那么多激烈的、凶恶的谩骂；在商店里，有那么多意气用事的争执；在公共汽车上，又有那么丑恶的推搡；而在家庭中，夫妻吵架乃至动武更是屡见不鲜。如果是为了什么原则性的大事倒也罢了，但这种争端往往起因于鸡毛蒜皮的小事。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点小小的摩擦，可能会引发一场仇恨的大风波。最极端的，往往还会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甚至是当事人的死亡。

    遗憾的是这样的事天天都在发生。

    宝贵的精力浪费了，人格降低了，社会空气被污染了，感情伤害了，难不成还需要有一本“吵架心理学”来研究这个课题？吵架及其后果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在矛盾激化前的一刹那，双方之中有一个人有足够的幽默感的话。

    吵架始于争执，一般有一个敌对情绪积累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双方互动的。

    争执不同于讨论，其开端往往并不是双方全面的对抗，而是局部的对立，但是这种局部的对立常伴随着情绪的对立，往往还在对抗中渗入了敌意。吵架的爆发不取决于事情的大小和后果的严重与否，而是取决于双方敌意情绪膨胀的程度。如果一方有足够的心理控制力，则敌意便有可能得到缓解，对抗递降。

    控制什么呢？控制刺激性，首先是语言的刺激性，其次是表情的、躯体语言（动作）的刺激性。同时还要掌握时机，对抗处于逐步递进状态之时，比较容易控制，只要是尚未达到全面敌意的临界点，控制还是可能的。但是，一旦情绪对抗超过了临界点，双方都陷入失控状态，局部的敌意会变成全面的、恶性的敌意，控制就非常困难了。此时如果没有外力的干预，甚至是行政、司法的强制力，恐怕控制和缓解是不可能的。

    敌意和对抗是互动的，控制也是互相的。如果一方在控制，使情绪得以缓和，但另一方不能控制，则递降的情绪又可能变成递增。此时只有超强的控制力，才能有效地缓解对抗。

    举一个我在演讲比赛中听到的例子，一位很有名的干警，他有许多优秀事迹。但是演讲者只选取了一个场面：在他值勤的时候，一个小痞子，骑着摩托车违规了。这位干警向他敬了一个礼，说明情况，开了罚单。那小痞子不分青红皂白，一拳头就打到他脸上，警帽都被打落到了地上。这位干警不慌不忙地把警帽拾起来，又敬了一个礼，平静地说明开罚单的理由。这下子把小痞子镇住了：“我服了，我再也不好意思在你面前违规了。”

    情绪的爆发，往往是一方坚定地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伤害。在这种情况下，情绪最容易失控并迅速产生敌意。像这位干警那样，在受到侮辱和伤害的情况下，还能够控制情绪的人，是意志力非常坚定的人，是非常崇高的人。这是一般人难以达到的境界。

    对情绪不加控制，会造成“敌意情绪互动性膨胀”，使争执变成吵架。吵架的形式是语言、行为的全方位敌对。由局部的对抗，变成全面的对抗；由观念的对抗，变为人格的敌对。最严重的敌意会膨胀为仇恨，对人的仇恨会导致对人身的攻击，由语言的攻击变为对躯体的攻击。这样的悲剧，往往在最为亲密的人之间也是很难避免的。

    2007年3月29日，福州《东南早报》登载了这样一则社会新闻：一对结婚3年的小夫妻，同在泉州一家工厂打工。近来双方陷入“冷战”，原因是男方怀疑女方的行为不轨。女方无论去什么地方，男方都要寻根问底；女方只要和别的男性说话，男方就看着不顺眼。但是，双方只是处在情绪对立阶段，还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对抗。很明显，男方之所以如此，是出于一种狭隘的“爱”，但这种“爱”带着某种专制性。女方为了反抗这种专制，采取的是“冷战”的策略，这便使双方情绪的对立激化了。这一天，双方又因琐事吵架，在情绪上顶牛，在语言上互不相让。这表明，情绪对立变成了情绪对抗。后来，男方拿出刀威胁女方。这就是说，情绪已经接近失控，情绪的对立变成了身体上的对抗。这时，语言的宣泄，已不足以缓解双方的敌对情绪，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临界点。这种临界状态持续时间是十分暂短的。此时，事情的发展瞬息万变。如果女方适时控制敌意，哪怕是暂短的沉默，也可能使男方从临界点上撤退回来。不幸的是女方不但没有意识到男方情绪已达临界点，而且使用了刺激性的语言：“你有本事，就砍啊！”其结果是悲剧发生了。女方被砍得血肉模糊，头部10刀，面部3刀，躯体10刀。

    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其深层的原因，当然在于人类心理上理性与情感之间的矛盾。情感由于其敏感性和膨胀性，从产生敌意到最终爆发，往往是瞬时的。尤其是在特殊语境中和特殊对象面前，人会展现其野性的一面。理性是可以预测的，而野性是不可预知的。理性的决策是预计后果的，而野性的冲动是来不及考虑后果的。

    要防止吵架就要防止隋绪失控，而防止情绪失控则应当从防止情绪膨胀开始。防止情绪膨胀自然有许多方法，如礼貌等等，但最好的方法还是幽默。对立的情绪尚未越过临界点之时，缓解是可能的，一旦越过了临界点，要想缓解则相当困难。要幽默得起来，幽默得有效，就必须赶在情绪爆发的临界点之前。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煤气还没有普及，许多人家还在烧煤炉子。一对夫妻下了班，回到家发现煤火灭了，要把煤炉重新点燃，让它旺起来，是很费时间的。这时丈夫肚子饿了。人一饿，就特别容易发火，这叫饥火攻心，此时最容易情绪膨胀了。于是丈夫的嘴巴就开始闲不住了，说话也没有了好声气，找不到理由发脾气，话里就开始带刺。如果是单方面的，那还比较好办；如果对方也同样情绪膨胀，针锋相对，野性就会以几何级数加速膨胀，用不了几句话，就能达到饱和，干起仗来，演出“全武行”。试想，如果此时妻子用“你发的火再大，也点不着煤炉子呀！”这样一句双关语，把丈夫稳住，给他提个醒，那结果将大不相同。这句话的特点是没有进攻性和刺激性，而且提示了情绪膨胀的无效性。从幽默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她的话起到了缓解情绪，防止情绪被激化到临界点，并将对方的思路引导到现实中来的作用。她用了一个“火”字把情绪之火与煤炉之火联系到一起，后面我们会讲到，这在幽默逻辑学上叫作语义的“逻辑错位”，提示了情绪之火对于煤炉之火毫无实用价值。幽默之所以能成为精神消毒剂，就是因为它有一种功能，即情绪转移、缓解功能。

    真正有水平的人，在对方已经上火、超越了临界点时，还能够控制其发展，把一场风暴转化为和风细雨。传说古希腊大思想家苏格拉底的妻子是一个出了名的悍妇，动辄便对丈夫破口大骂。一次她对苏格拉底大发雷霆之后，又泼了他一盆冷水。面对这种情况，一般是要发生身体对抗的，而苏格拉底却处之泰然。他这样说：

    雷鸣之后，免不了一场大雨。

    一场凶险的冲突就这样化为一场欢笑。

    当别人问他为什么要娶这样暴烈的女人时，他说：

    擅长马术的人，总要挑选烈马，骑惯了烈马，驾驭其他的马，就不在话下了。

    人要应对困境，已经是很艰难的了，要在艰难中幽默起来，则更加困难。原因在于：第一，在瞬息之间就要从迫在眉睫的外部侵犯和本能的自卫冲动中解脱出来；第二，对眼前消极的事情，要作出积极的评价；第三，如果这种积极的评价与眼前发生的事实完全不相关，则不能称其为幽默。要幽默得起来，还得使这种评论在形式上与事物本身有某种天衣无缝的巧合。

    苏格拉底的高明之处，首先在于不把其夫人的凶悍视作为人妻者所不当有之品性；其次，他把这种凶悍视作是人主观意志所不可控制的自然现象；最后，他把破口大骂喻之为雷雨，把一盆冷水淡化为大自然中常见的现象——大雨，两个比喻的连贯性，包含着逻辑上的因果关系，把大骂后的冷水视作自然现象的必然，而非其妻性情之凶悍。

    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发生摩擦是免不了的，如果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一般不会产生什么太严重的后果。事情真的严重得不得了，比如说，房子倒下来砸死了人，或是汽车司机弄出了车祸，人们反而能够比较冷静地处理，这说明严重的后果会产生抑制情绪的作用。很少有人会因为邻居家失火连带烧了自己的房子而一味争吵不休，却不通过理性的协商去解决问题。后果的严重和情绪的膨胀是此消彼长的，经常看到不严重的后果，成为情绪膨胀的导火线。吵架的特点是：人的情绪在对抗中迅速膨胀、饱和、爆发，从对立到敌对；在语言上，从刺激到挑衅，从谩骂到侮辱；在行为上，从摆出进攻的姿态到肢体的打斗。

    小事常常能引起无休无止的争吵，而大事却推动人们去谈判、去诉讼。

    这个心理学原理，叫作小事情绪化，大事理性化。情绪在后果严重时，处于被控制状态；而在后果不严重时，反而会处于膨胀状态。

    再小的事，一旦被当成情绪发泄的手段，都可能超越临界点，进而发生可怕的事。在公交车上，有人不小心踩了你的脚，也许并不疼甚至没有弄脏你的鞋。如果你用眼神或者鼻子里的声音表示不满，对方可能不但不买账，反而会不以为然地说：“公共汽车上碰碰撞撞有的是，又没有弄脏你的鞋。要当娇小姐，坐出租车去！”这时，你可能就会火起来，进人情绪膨胀阶段，甚至因为自己虽有理但遇到歪理无法讲清而转化为剧烈的野性爆发，说出平时绝对不好意思说的话，做出事后绝对后悔的事。

    这叫作丧失理性。在正常情况下，理性强大到足够控制情绪，但在情绪膨胀时，理性就变得很脆弱，容易被野性压倒了。

    三、礼貌控制情绪，幽默宣泄情绪

    如果情绪正在恶化时，你发现踩你脚的是一位美艳动人的女郎，而且又十分有礼貌地连说对不起，还问踩痛了没有。这时，你的情绪可能就会不但因她的礼貌而停止了膨胀，而且还诱发了你的礼貌，你可能会说：“没关系，没有踩痛，没有踩痛。”

    西方有这样一则幽默故事，一位女郎不小心踩了一位男士的脚，立即表示了歉意。男士为了缓解她的不安，连忙说：“没关系，谢谢你提醒我皮鞋该擦了。”这位女士自然报之以嫣然一笑。在这个故事中，男士的幽默比女士的礼貌更为高超。

    礼貌是一种规范性的语言和行为，它有自己的通行模式。礼貌有很强的礼仪性，也就是外部的模式化，并不需要个性化的独创，也不一定要求与内在素质和修养的同步发展，因而，礼貌是可以用意志和理性来获得的，即使一个粗野的、文化水平不高的流氓，或者道德堕落的色狼，在特殊情况下，其行为举止也可以温文尔雅。正因为这样，礼貌仅仅是一种及格线上的文明，其协调社会心理的功能比较有限。

    上面那位男士的应对并不仅仅是礼貌，因为礼貌是程式化的，而这位男士的应对还有随机应变的成分，其中的机智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多少还有那么一点幽默的意味。因为他的应答不单纯粹停留在礼貌上，不满足于宽宏大度的礼让，在本该是对方道歉的时刻，向对方表示感谢。这种错位逻辑虽然是虚拟的（提醒他皮鞋该擦了），却更显示了他与人沟通的艺术与智慧。双方从对抗到沟通是需要一点超脱的。

    不过这样的机智并不十分精彩，精彩的机智应该更有谐趣一些。1957年3月，中央统战部在怀仁堂召开民主党派领导人座谈会。会上有人发言稍显过激。会后的宴会上，那位说话有点过头的老先生，带着几分酒意，把手搭在毛泽东的臂膀上问：“您说，我刚才的话，对不对？”毛泽东眼中带着笑意说：

    除了不对的，都是对的。

    这话显然更机智。第一，回避了对老先生的直接否定，用肯定的句式表达了否定的含意；第二，对方用“对”或“不对”的选择疑问句提问，回答时把“对”放在最为突出的地方，但其前提是有些“不对”，用半隐半显的逻辑来掩饰对立，缓解情绪紧张。幽默和礼貌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一种外部的规范模式，而是一种随机应变的智慧的独创，它不但能遏制情绪的急剧膨胀，而且能将情绪膨胀所聚集起来的危险能量向非对抗性方向转移，并通过微笑得以宣泄，使双方能够进一步沟通。

    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1767-1845）曾在与本顿的决斗中被一枪击中了右臂。子弹在那里呆了20年。到1832年医生把子弹取出的时候，本顿已经成为杰克逊忠诚的支持者。杰克逊建议将子弹归还本顿，但被本顿谢绝了，说是因为近20年的保管期，已经使产权发生了转移，子弹的所有权，应该属于杰克逊了。杰克逊说：“从上次决斗到现在只有19年，产权关系还没有最后转移。”本顿说：“鉴于你保管特别费心，一直随身携带，我放弃这一年。”

    这种错位性思维，表面上看是一种技巧，而事实上是一种境界。双方之所以能够用如此轻松的心情来面对此事，主要原因是已把事情的性质从对抗（冒生命危险的决斗）转化为友好（产权的代管）。能够从造成严重后果的对抗中抽身出来，置身事外，这不但需要意志力，而且需要一点“超凡脱俗”的胸怀。

    为了充分说明这一点，我们再举一个比较有趣的例子。

    一个顾客来到咖啡馆，点了一杯啤酒。服务员端上来的酒杯中，落进一只苍蝇。故事说，如果这个顾客是一个讲究绅士风度的英国人，他就不会责备服务员什么，而只是耸耸肩膀而已。如果这是一个严谨而又讲究礼貌的德国人，他就会这样想：既然啤酒已经被污染了，应该避免让别人受害，他便会一声不吭地把酒倒在水槽里。如果这个顾客是一个讲究管理效益的日本人，他会要求见一下经理，建议他检查管理中的漏洞。上述顾客都很有修养、很讲礼貌。他们遭遇事故后并没有发火，也没有责备提供服务的方面，而是克制着自己的不快，用最平静的心情，减少对服务方的精神压力。

    故事接着说，如果这个顾客是一个很讲究实际的俄国人，他会这样想：苍蝇固然是可能传染细菌的，但是，啤酒里的酒精已经把它杀灭了。于是，他就会把这杯啤酒一饮而尽。这其中当然有嘲笑俄国人的意思，民族偏见显而易见，我们暂且不去管它。

    故事最后说，如果这个顾客是一个最讲究幽默的美国人，他会对服务员说：“小姐，我能不能提一个建议？”服务员小姐当然欢迎。

    美国人就说了：“下一次，如果再给我端啤酒，是不是可以把苍蝇和啤酒分开放在不同的杯子里？”小姐立即就笑了，非常开心地向这位美国客人抱歉。

    这就是幽默和礼貌的不同。礼貌不管多么温文尔雅，也只能减少对方的压力而已。幽默却不但能够把对方从失落中解脱出来，而且还能和对方共享其智慧和幽默。

    这个故事可能是美国人编的，美国人以幽默而自豪。

    其实，中国人展现出来的幽默并不一定比西方人差。前几年，《羊城晚报》上有一则报道说，葛优在广州和“粉丝”见面，有一个人风风火火地从后面挤到前面来，满头大汗地说：

    “冯巩，冯巩，我终于找到你了，请签个名吧。”

    面对这样的误会，一般的人可能会有点发火，如果此人很有修养，就会以礼貌待之，告诉他：“对不起，我不是冯巩，我是葛优。”这样做，可以显示自己的文明修养。可是葛优没有这样做，而是平平静静地在这个人的本子上签上了两个大字：“冯巩”。这就是葛优式的幽默，他并没有当场纠正人家的错误，也没有对此人的马大哈表示愤慨，而是很平静地跟他一起犯错误。幽默和礼貌的不同之处，在于对犯错误的人不仅要尊重，而且要抱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态度。对这样的人要同情，甚至还应带一点欣赏的态度去看待他：人世间居然有这样的马大哈，多好玩，多可爱啊！无独有偶，福建省著名书法家陈奋武有过一次类似的遭遇。那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福州用煤气的居民还不算多。陈奋武扛着煤气罐，带着煤气证，到一个站点去换煤气。那个工作人员一看煤气证，是大书法家的名字，就把陈奋武打量了一下，说道：

    “你这副样子，也敢冒充陈奋武！”

    陈奋武是有点幽默感的。他赔着笑脸，做出一副犯了错误的样子，说：

    “对不起，我碰巧也叫陈奋武。”

    对着那人一脸将信将疑的样子，他做出一脸讨好的神色，从容不迫地微笑，等着那人把手续办完。

    幽默感来自博大的胸怀，博大到面对别人的冒犯情绪也不会膨胀。不但自己能从冒犯中解脱，而且也把对方从可能的尴尬中解放出来。

    四、防止情绪膨胀的基本法门：从现实中超越

    并不是有了宽广的胸怀，就能拥有超越对抗和敌意的幽默。许多胸怀堪称宽广的人士之所以幽默不起来，并不是他们不想抑制情绪的恶性膨胀，而是因为他们缺乏具体的操作方法。无论愿望有多强烈，没有方法，也是白搭。

    幽默比礼貌难做到。礼貌有一套长期以来积累下来的现成的规范，有一系列比较固定的程序和办法。但是，它的功能仅限于抑制情绪、意气的膨胀，但不一定能使气氛和谐。幽默没有固定的程序，也没有现成的模式，它所要求的是某种即兴、瞬时、敏捷的反应。它的特点是创造性的、不落俗套的和不可重复的。一旦重复了，就会令人讨厌。

    礼貌和幽默还有一个区别，那就是礼貌以理性地面对现实为特点，而幽默感却以超越现实为特点。

    情绪膨胀产生于人际摩擦，强化于对琐事的过分执著，爆发于对抗的升级。情绪的爆发必然伴随理智的萎缩，因而在超过临界点的关头，不但任何刺激都是火上浇油，而且就是礼貌的忍让或是理性的辩解也可能无济于事，因为情绪的爆发是无视理性的。任何理性的语言都可能被恶意的情绪所曲解。

    打破僵局的唯一方法就是超越（或者叫解脱）。所谓超越也可以说是迂回，既回避和对方的正面对抗，又避免用自己的理性迫使对方就范。这时，最重要的是把自己和对方从紧张的氛围中解放出来。不要那么较真儿、那么死心眼，说话避实就虚，带一点超越现实的味道。一旦对方注意力被转移了，其情绪的膨胀也就会中止了。

    在上面那个关于啤酒的故事中，那个美国顾客的话可以充分说明超越现实的重要。他所提出的建议明明是不现实的，既然发现了苍蝇，就不可能再端给顾客了。但是，这样的假定却能使对方心领神会。

    一位中国作家去美国访问，住在一家旅馆里。正巧他有一个朋友也住在这个城市里，于是这个朋友带着夫人和孩子来拜访。久别重逢，双方谈得很投机。但不久这位作家发现朋友的孩子正穿着鞋子在雪白的床单上跳舞。在这个当口，怎么办呢？用礼貌的语言劝阻？“对不起，你们的孩子穿着鞋子上床了，旅馆方面会有麻烦的，我们还是想办法把孩子哄下来吧。”这显然不行，因为任何对孩子的不满都无异于是针对孩子的父母。只能让他们感到难为情，必然会破坏他乡遇故知的热烈气氛。这就不是解脱，而是制造紧张气氛了。这位作家很聪明，他用了超脱法来回避自己和对方可能引起的情绪膨胀。他突然停止了和朋友夫妇的谈话，说：“对不起，等一等，一个重大的历史使命在等待着我，那就是把你们的小天使从床上搬到地球上来。”朋友夫妇很自然地笑了——也就是解脱了。

    在这里，他用了一个“大词小用”的技巧来解脱自己和对方。他所用的词是“地球”而不是“地板”，如果他是做语文作业，那可以肯定必错无疑，但是在这里，他恰恰因为故意错用了词语而显得富有幽默感。“地球”这个词和“地板”虽仅一字之差，但意义相去甚远。地球的大小远非地板可比，这种对比越强烈，语言的现实感也就越弱。把一个小孩子从床上抱下来放在地球上，在空间的联想上就大大超越出旅馆的房间，在那么大的空间中，床单上的一两个脚印立即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而把做这样一件小事说成是“重大的历史使命”，也显得不伦不类，这恰恰使焦虑的情绪缓解，双方也就从尴尬的气氛中被解脱出来了。

    许多国人自怨自艾，总觉得自己缺乏“幽默细胞”，他们也许没有意识到，正是认死理的好胜心在阻碍着自己幽默细胞的发达。

    许多年前，我的女儿还在念小学，她妈妈对她分数的要求简直可以用苛刻来形容。即使女儿考了99分，她还是会用责备的口吻厉声说道：“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就拿不下这一分！”我真是无言以对。不好意思与太太争辩的我只好顺着她说：“对对对，我们要好好研究一下孩子学习不好的原因。孩子学不好，有两种可能的原因，一是老师教的不好。”太太说：“那也不能这么说，别人家的孩子也有得100分的呀！”我说：“那就是孩子的脑袋笨。”还没等她反应过来，我又说：“那也有两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个是阁下的遗传基因不太好。”太太反驳：“那怎么会呢！我当年是很聪明的！”“对，当年就是因为你聪明，我才看上你的。那么第二个原因，那就是鄙人比较笨。”太太说：“那还差不多。”我又说了：“孩子考不好是由于爸爸笨，那你还怪孩子干什么？孩子是没有办法来选择爸爸的，孩子的爸爸是某人替她选的。想当年，你如花似玉，后面跟着一个连队，鄙人很不幸地跟在最后面。你满园里捡瓜，捡得眼花，捡了半天，捡了个傻瓜。你不怪自己，还要怪她？”终于，太太笑了。承认自己笨有什么好处呢？我的话让她回想起当年自己是如何被我迷住的，让一个40多岁的女人回忆20多岁的时候的恋爱，滋味多么甜蜜啊！不跟她来点甜言蜜语，她就不能从一分两分的计较中解放出来。

    幽默是情绪的解毒剂。怎么解毒？把对方从认死理的好胜心中解脱出来，引导到一种和谐的抒情状态中去。

    幽默并不完全是某种技巧，幽默是以人的宽广胸怀为前提的，而且它需要一种能把痛苦转化为欢乐的能力。

    文艺作品是对精神生活的提炼，其中的幽默则更能显示出对于世俗的超脱。还记得侯宝林大师的那段经典的相声吗？医生因为粗心一次又一次地把各种各样的手术器具留在了病人的肚子里，最后，忍无可忍的病人对大夫说：“干脆别缝了，安条拉锁得了，要是再落下什么，不用开刀，拉开拉锁就直接找了。”

    这是对医生的批评，但是，没有直接对抗性的指责，相反，倒是一种友好的建议。但是，这种建议（在肚子上安拉锁）是不可行的，是超越现实的，是可笑的。这种幽默是比较高雅的。一般的说，人在受到侵犯、伤害之时，最容易情绪失控，对施害者最容易产生敌意。但这里的病人，居然一面把自己从敌意中解脱出来，一面又把对方从自责的尴尬中解脱出来。这种超越生理病痛的姿态，表现出其心灵的自由度是相当高的。

    网上有一则笑话，对我们可能有更高的启示：

    有三个人到纽约度假。他们在一座高层宾馆的第45层订了一个套房。

    一天晚上，大楼电梯出现故障，服务员安排他们在大厅过夜。

    他们商量后，决定徒步走回房间，并约定轮流说笑话、唱歌和讲故事，以减轻登楼的劳累。

    笑话讲了，歌也唱了，好不容易爬到第44层，还差一层，大家都感觉精疲力竭。

    “好吧，彼德，轮到你来讲个幽默故事了。”

    彼德说：“故事不长，却令人伤心至极：我把房间的钥匙忘在大厅了。”

    看这个故事的人，肯定会笑起来，当然，这个故事的主角也会悲极而生乐。这个故事的最后有一个“顿悟”：“我们痛苦，所以幽默；我们幽默，所以快乐”。幽默最根本的功能，就是让我们超越痛苦。

    但是，这种超越痛苦还不能算是最高的，充其量就是生理上的，而最高的则是心理上的。20世纪6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某所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老权威娶了一位年轻而风骚的太太。当他出外之时，那年轻的太太就把情夫引进家门。一日，权威偶然发现忘记携带东西，半道归来，发现了床前男人的鞋子，衣柜内显然有人在颤抖。老权威从容不迫地拿上东西，安然离去，给情夫充分时间退出。这当然是很高的修养，但这样做，充其量只能说是很文明，或者很礼貌，但是，并不幽默。西方类似题材的幽默故事则是这样说的：当一位男士回家以后，发现自己的太太正和神甫在做爱，他并没有发作，而是跑到房间的窗口边，对着天空祷告起来。神甫惊惶不迭地问他怎么回事，他说：

    既然你代替了我的职位，我也只好代替你的职位了。

    这当然是笑话，是艺术的想象，不是现实。但它告诉我们，幽默需要超越现实。与现实拉开的距离越大，幽默感也就越强烈。但是，这样的超越，并不是绝对的，必要的原则还是要坚持的。

    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有一天早晨起来有急事，而年轻的秘书却迟到了。秘书内疚地解释，迟到的原因是表出了问题。华盛顿平静地说：“看来你得换一个表了，否则我就该换一个秘书了。”

    这里的幽默，虽然缓解了对抗，但并没有像那个看到神父和自己妻子做爱的人那样反讽，而是把换秘书与换表作了一个简单的类比，看似轻描淡写却又十分严厉地批评了秘书。

    五、从现实中解脱的方法：反说歪理

    从操作性来说，幽默不起来的最基本的原因，就在于面临情绪膨胀时缺乏解脱的意识和有效的方法。人皆有好胜之心。好胜心的特点是在对峙性情境中企图压倒对方而不被对方压倒。当好胜心受到对方坚决的顽强的抵抗时，情绪就紧张，敌意就膨胀起来，这是人性共同的弱点。富有幽默感的人，不是没有好胜心。不过其好胜心不是采取直接冲突的雄辩模式，也不是采取抑制外部行为的礼貌模式，而是采取从直接对峙中转移的解脱模式。在熟练地驾驭这样的模式时，显示自己在智能上的优越感。幽默家的好胜心表现在通常人不能解脱的，他能解脱。当然，常人即使能解脱，也不免在情绪上带着勉强色彩；幽默家的解脱，在正面看是消极的，但从侧面看则是积极的、进取的。

    有些教授很讨厌学生在课堂上打瞌睡，每逢有人打瞌睡，都要有所发作。在我看来，他们并没有因而获得心理平衡，相反，倒是常常在事后为自己的失控而感到后悔不安。他们并不是没有解脱的意向，而是没有瞬时解脱的能力。我想，他们在事情过后，脱离具体现场的刺激性场景时，就能解脱了。我想，解脱不难，只是在现场刺激性中采取瞬时的解脱难，因为那是不容犹豫的，需要果断的现场摆脱。如果真明白了这个道理，反复钻研情绪的解脱方法，并不是没有希望提高解脱能力。有一种解脱方法，可能有普遍的适应性，那就是从反面着眼，用“反说歪理”的方法解脱自己和对方。我自己也碰到过学生在课堂上打瞌睡，起初，我是有一点不快的，但是，我克制着情绪膨胀，用一种超脱现场的想象来言说。面对着个别学生的放肆，我说：“上课打瞌睡——这是对老师最大的信任和爱护。”一下子学生哄堂大笑，连那打瞌睡的人也被笑声吵醒了。这自然是从反面去找理由的解脱法——把许多人认为是有损尊严的事，说成是很有面子的事。但如果仅仅是这么说，就可能是哗众取宠，歪理要歪得有理，这是需要细致地发挥的。我接着说：

    “第一，上课公然打瞌睡，不怕老师怀恨在心，在考卷上扣分，这是对老师人格的最大信任。第二，上课打瞌睡，说明老师讲课不吸引人，有如催眠曲。把这个意见大声讲出来，对老师尊严不利；用无声的身体语言向老师提示，这是对老师自尊心的保护……”

    我还没有讲完，学生们又笑了。我接着说：

    “在这个课堂里，只有我一个人，领悟了他的身体语言。”

    这种方法的特点第一是“反说”，也就是从反面去找理由；第二，所找出来的理由不能是正理，正理不幽默。我找出来的道理很歪，把歪理讲得像正理一样丝丝入扣，层层推演，振振有词，就幽默了。

    中国相声艺人有句名言，叫作：理儿不歪，笑不来。

    歪理有幽默的效应，但也不能瞎歪，要歪得有理。歪得没有一点理由，就成了疯子的胡话了，最多也不过是耍贫嘴，滑稽而已。上面我所说的那一套，自然幽默，可是并不深刻，只使学生兴奋起来，降低对抗情绪。学生不守课堂纪律，无论采取什么方式的幽默，批评诱导是不可回避的。

    但是，如果把批评直接表达出来：“你这样上课睡觉不太好，下次不可。”这就煞风景了。我没有这样说，而是换了一种说法：

    “上课睡觉，这很难避免，我当大学生的时候就睡过。这是生理反应，不可抗拒。与其整整一堂课装作洗耳恭听的样子，其实听不进去，折磨自己又欺骗老师，不如小睡片刻再认真听讲。孔夫子有个学生，叫作宰予的，白天睡大觉，孔夫子对他的批评很严厉，说是‘朽木不可雕也’。我不大同意孔夫子这样的粗暴批评，因为他没有仔细调查研究过。学生上课打瞌睡，原因五花八门，可能是昨天他开夜车学习雷锋，帮助一个第一次见面的老乡走后门去了。这应该一分为二，帮老乡，尤其是帮第一次见面的老乡，热爱乡土的精神亦应予嘉奖；但是走后门，就该作科学分析。如果说不是助人为乐，而是去干别的事——如打扑克啦，和女孩子谈心啦，那就应该另当别论了。”

    我这么一说，全体学生一下子又哄堂大笑起来，而恰恰在这时我的歪理转向了正理。因为我和学生都明白，所谓帮老乡，都是虚言，都不是事实；而深夜打扑克、谈恋爱却更接近于事实。明明该更严肃地对待的现象却用了更为轻描淡写的语言，这在逻辑上造成了一种反差，正是这种反差提示学生去领悟我隐含的相当严肃的态度。

    说反话是从反面寻找歪理的一种方法，立志于幽默谈吐者当努力在这方面不倦地进行自我训练。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说些违反事实的话，把一些没有直接联系的事，用因果关系联系起来。

    在驾驭这样的方法的时候，要注意最重要的不仅仅是歪理，而且是歪得有理，才能引发会心的微笑和欢乐的互动。为了把欢乐的情绪推向高潮，我又接着讲了一个故事：

    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共中央开军事会议。毛泽东正在讲话，将军们洗耳恭听。但是连日作战，许多将军都疲劳了。其中有一个居然呼呼大睡，还发出了鼾声。大家都为这位将军的无礼紧张得面面相觑。但是毛泽东却不动声色。等他讲完了以后，另外一位首长讲话了。毛泽东却站起来，对着他轻轻地说：“嘘……轻一点儿，那边有人睡着了。”

    我一说完全班同学都鼓起掌来，而那位刚才打瞌睡的同学也醒了。在欢乐的氛围中，他有点不好意思。我说：“我们的将军已经醒了，让我们为他的醒来，再鼓一次掌。”

    这种方法的要义是，话语越是显而易见的悖理，越能引起心领神会的欢乐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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