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会开玩笑即有幽默心理素质

    几乎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幽默起来，所到之处一片欢笑。但是，真正称得起幽默的人毕竟是少数。所以有些人就说，幽默是天生的，至少得有一种素质，硬学是学不来的。天资之于幽默自然重要，但是哪一行不要求具有某种素质呢？打球的、写诗的、做生意的、研究科学的，都要有特定的素质。但是光靠好素质，没有科学的训练、刻苦的学习，成得了气候吗？更何况幽默的素质并不神秘，人人或多或少都有，只要是会开玩笑的就都有。开玩笑是不用学的，其与幽默在许多道理上是相通的。我观察过小孩子，大约到四五岁就会开玩笑了。我女儿四五岁时，一天看完武松打虎的电视节目，当晚她就站在沙发上高高地举起拳头，轻轻打在我的肩膀上，还说：“武松打虎！武松打虎！”

    她的动作完全是假想的，不合逻辑的，这一切是双方心照不宣的：我女儿并没有真把我当老虎打，如果一定要让动作从假的变成真的话，那就是打得我死去活来。正因为这样，在开玩笑的动作里公然宣称的目的与可能产生的后果是“不一致”的，在这一点上，这种“不一致”和幽默的逻辑错位是相同的。

    二、开玩笑的笑和幽默的笑的不同之处

    即使那些平时比较木讷的人，有时也会表现出一点近乎幽默的灵气。我有个老同学，人很老实，难得开玩笑。因他家在外地，多年没有见他谈恋爱，弄不清他到底结婚了没有。一次有一位女同学问他：“成家了没有？”他装作听不懂“成家”这个词，问是什么意思，那女同学就告诉他说：“就是你有老婆没有？”他想了一下说：“老婆嘛，有个把。”大家一听这话，都笑了。因为老婆只能有一个，而他说有个把，好像是一个以上，但又好像不满两个的样子。这就很荒谬，但是，又很现实，反正不能理解成两个。他的回答与幽默很接近了，但是由于缺乏更深长的意味，还达不到幽默的水准。开玩笑的笑是一种单纯的笑，甚至哈哈大笑；而幽默的笑则是意味深长的、会心的微笑。开玩笑的笑是通俗的笑，是比较浅的；而幽默的笑则是典雅的笑，是相当深刻的。开玩笑的笑是快乐的自然的流露，而幽默的笑则是心灵交流的内在体验，往往是无声的。

    可能正是因为意识到了开玩笑的笑缺乏内涵，柏格森才说：“通常伴随着笑的，乃是一种不动感情的心理状态。”“无动于衷的心理状态是笑的自然环境。”他甚至说：“笑的最大敌人，莫过于情感了。”这当然是比较极端的。但要注意，他所用的是“通常伴随着笑的”，所指的是一般的、世俗的笑，是不“带同情心”的笑，而不是幽默的笑。

    自然流露的玩笑，凭天然气质者较多，很少含有后天的磨炼；而情感交流的笑中含着深长的意味，不是光凭天然的禀赋就能臻于妙境的。正因为如此，幽默谈吐是需要磨炼的，首先就是要把开玩笑的水平提高到幽默的高度。

    三、超越常规、违反常识的魄力

    说得简单一点，幽默就是把玩笑开得有意思一些。

    我有一个老同学，有个口头禅就是“基本上”。问他：“吃饭了没有？”他答：“基本上吃了。”问他：“结婚了没有？”“基本上结了。”“有孩子了没有？”“基本上有三个。”有一次他打电话给我，问：“是老孙吗？”我回答说：“基本上是的。”他立马笑了。很显然，我这个不通的“基本上”，使他想起了自己平时那么多“基本上”。现在“基本上”竟然从我口中出来，这就形成了相当大的错位，趣味也就不那么简单了。这里不但有对他的缺点的提示，而且有因我们之间友好的关系而不怕他生气的体悟。

    要把玩笑提升到幽默的水平，需要克服许多障碍。首先是心理障碍，对常规的语义和逻辑不要死心眼，不要以为对任何事物或概念只能有一种理解、一种说法、一条思路，否则便是不通。要知道，即使不通，也能通过语意的错位从中孕育出幽默感来。

    其实，通有通的好处，不通也有不通的用处。在正常情况下，老婆只能用整数计算，可以是一个，在旧社会也可能是两个以上，但绝不可能用非整数来统计。至于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可能“基本上”是，难不成主要部分是，而次要部分不是？

    这些都是常识，而幽默的起点，却往往要超越常识。应该说，这不仅是幽默的起点，而且也是玩笑的起点。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太难，只要有打破常规、违反常识的勇气就行。敢于在心照不宣的共识下，说一些不合常识的话，这是第一关。过了这一关，才可能上升到幽默。

    四、打破常规思路的惯性，让思路灵活多变

    不合常识是比较容易的，困难的是打破常规思路。常规思路，是在常识基础上的一种自发推理。比如：食品是用来填饱肚子的；敌人是军事、政治上打击的对象。你不能说，敌人是用来饱肚子的，食品是用来打击的对象。这种常规思路多次反复，成为一种强大的惯性或惰性，积淀在人的潜意识之中，以至于成了条件反射，不用动脑筋就自发地贯穿下来。

    这就造成了一种错觉，好像这就是唯一的思路。

    其实不然。通常我们的思维，要求概念明确、稳定，即使没有明确的语言表达，也常常是不言而喻的，不能模棱两可、含含糊糊。但这是科学的、理性的要求；而幽默的要求却是正好相反，是超越常规的思路，是灵活多变的思路，这样才能产生错位的效果。

    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从前有一个道士，据说给人算命十分灵验。有三个赶考的考生向他询问前程，但道士并不作答，只伸出一个手指。考生们再问，他却说：“天机不可泄漏。”事后，小道童好奇地问师父：“他们三个问到底几个可以得中，你伸出一个手指，是不是一个可以得中？”道士说：“对。”道童又问：“要是中了两个呢？”道士说：“那就是剩下一个不中。”“要是三个都中了呢？”“那我这一个手指就是表示一齐都中。”“要是三个都不中呢？”“这就是表示一齐都不中”。

    这个故事说的本是道士的滑头，或者可以说是诡辩，但是他的诡辩很有一点超越常规的味道。一个手指，按常理来说，只有一种可能，可是这位道士却让它适应于一切可能。除开道士耍滑头不足为训之外，道士思路之灵活足可以拿来类比幽默思路不同于日常理性思路之处。在日常生活中、在科学研究中、在公共关系中，思维必须是一贯的，可是在幽默谈吐中，不超越常规，就不能有所升华。

    五、超常思路和逻辑自洽

    幽默家不但要有宽广的思路，而且超常的思路也要有超常的逻辑性。在一次国宴上，端上来一碗很考究的清汤，汤里漂着用冬笋雕成的“卐”字。本来这和法西斯的标志正好相反，但冬笋一翻身，就变得与法西斯的标志相同了，这让外宾吃惊不小：怎么中国国宴上竟出现了法西斯的标志！周总理连忙向客人解释：“这是中国佛教的‘卐’字图案，象征吉祥如意，福寿绵长，是对客人的良好祝愿。”本来，把事情讲明白，就算完成了任务。但是富有幽默感的周恩来却并不满足，他说：“如果是法西斯就更好，让我们来把法西斯消灭掉！”

    这样，他就把另一条思路的逻辑与原来的思路错开了；既然承认食物带上法西斯的符号，食物就不再是果腹的对象，而是消灭的对象了。

    这就叫作思路的自由和自洽。

    思路固定，就失去了自由。一般人之所以幽默不起来，就因为他们一条思路讲通就满足了，就不想费心劳神去想还有没有可能找到别的思路、别的逻辑了。常规思路有一种不由自主的挟持力量，没有特殊的禀赋和训练，是很难超越它的惯性的。但是光有自由还不够，超常逻辑与常规的逻辑在“错位”之后，还要能够“复位”。（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只要能够“复位”，就能自圆其说，自成因果，这叫作自洽。思路的自由，固然不容易，但不能自洽，就难称深刻了。

    举一个中国古代笑话为例：

    唐末有一个中央高级官员，平日很怕老婆。黄巢起义时，他带兵征战，身边只带姬妾，其妻子没有随行。一日有人来报，说：“夫人就要到来。”此人闻言大惊：“黄巢从南逼近，夫人又从北悻悻而来，情况紧急，怎么办？”手下人说：“还不如投降黄巢呢！”

    这里有两条思路，第一条是常规思路，就是夫人来了如何应对。第二条思路，还不如投降黄巢，是超越常规的思路。统兵将领的重任与害怕老婆的淫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这里在逻辑上是自洽的。官员的表现正好说明，此人怕老婆之心是如何超常了。

    六、价值观念的错位——脑筋急转弯

    超越常规的思路需要耗费巨大的精神能量，而这个过程的集中体现就是“脑筋急转弯”。说得通俗一点，许多人之所以幽默不起来，就是因为脑筋不会急转弯。不仅是在世俗的游戏中，在比较文雅的艺术作品里，这种思维的跳跃也是屡见不鲜的。因为，在这种现象背后有着相当深邃的价值观念的转移。

    当代散文家杨绎女士笔下的“十年浩劫”，并不像别人写得那样悲惨。她在《干校六记》中写到，河南农民当时很穷，舍不得用草纸，孩子拉完大便都是唤一条狗来把屁股舔干净。这很落后，很不文明，很煞风景，许多人都觉得挺惨，可是她却说狗比猪舔得文雅，猪不讲礼貌，有时等不及孩子拉完便把孩子拱倒了，而狗却非常有“绅士风度”，不管多久，都有充分的耐心等待。本来是十分寒碜的事，如果没有特殊的谐趣，谁会在猪和狗之间作如此的比较呢？老实说，即使比杨绎更熟悉河南农村生活的人，也未必能观察出这样的区别来，在他们看来，把猪吃大便和狗吃大便的不同分析得那么细有什么意思？

    他们不去分析，因为他们觉得没有价值。

    可杨绎分析了，相当认真地描写了，并表现出另一种价值，即幽默的价值。

    可见，用日常生活的眼光看来没有意思、毫无价值的事情，用幽默的眼光观之，可能却是非常有意义的。

    任何一件事，不能光用一种固定的概念去看，因为同一件事，从不同的方面、层次出发，可能有不同的价值。许多人思路不活，缺乏幽默眼光，是因为后天修养不够，把本来可说是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思路，人为地僵化了。

    价值观念不解放，就显得傻乎乎、死心眼。其实，死心眼就是一种价值观念的僵化。看见猪，就只想到它的肉可以吃，皮可以做皮鞋，粪可以肥田——所有这一切都属于一种思维方式，那就是实用。有些人还可能想到猪作为一种生物的特性，这属于科学范畴。所有上述两种，都是以人的理性认识为基础的，是不带感情色彩的，带了感情也就不能讲理智了。

    但是猪难道就这么一点用处吗？没有实用的、科学的价值就没有其他价值了吗？情感上的价值是不是一种价值呢？把猪吃小孩儿大便写得没有狗那样具有“绅士风度”，引起读者一笑，这难道不是一种喜剧性的艺术价值吗？把猪写得成了精，当了天蓬元帅，犯了调戏嫦娥的错误，被贬下凡，变得又呆又懒又好色，不得不忍受千辛万苦，西天取经，还是本性不改，看见白骨精，以为是女孩子，便忍不住心动，挑拨孙悟空和唐僧的关系，闹了笑话，闯了大祸，还差一点把命都送掉。猪八戒的形象，不是也给予一代又一代读者心灵的愉悦吗？

    这种价值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其不同于实用的科学价值，而是一种情感的价值。用文雅的术语来说，叫作审美价值。

    幽默感就是审美价值之一种。这种价值的特点就是要和实用和科学的价值拉开距离，用我的术语来说就是“错位”。幽默价值就产生于和真（科学）、和善（道德）的有限度的“错位”中。

    所谓思路要活、心眼要活，就是要从固定的、实用的、科学的、常规的理性价值观中解放出来，拉开距离。

    要超越常规思路和常规价值也不太困难，就是不要看什么问题都太科学、太实用，要和它拧着一点。杨绎写狗比猪“文雅”，有“绅士风度”，用形容有较高文化修养的人的语言来形容狗，就有了语义错位之谐趣。

    七、幽默家要比常人多一个心眼

    上个世纪80年代，福建女散文家唐敏在一篇散文中写道，60年代，她的父母为了给孩子增加营养，在洗澡间养了头猪，结果孩子和猪产生了感情，唯恐大人把猪杀了。终于有一天，孩子放学回来，猪已成了桌上的红烧肉。孩子赌气不吃，家长在劝说无效之后，想出一种说法，问孩子：猪最愿给谁享受它们的营养？孩子说，当然是她自己了。家长又说，如果她不吃，则猪肉必然给别人去享用，那猪甘愿不甘愿呢？这么一说，孩子马上把猪肉吃了。

    父母的劝说之所以有效，就在于充分强调了实用的营养价值与孩子的情感价值之间的错位。其实，孩子也不是不贪吃，只是必须在情感上得到另一种逻辑的解释。

    第二条思路的逻辑的特点是超越常规的，同时又与常规逻辑有某种对应关系。

    幽默家的思路之所以灵活，是因为他的心态自由。他的心态自由，则是由于他不拘泥于世俗的价值观，在别人只有一个心眼的地方，他往往会多一个心眼；在别人思路被常理束缚住的地方，他常常能自由地出入。

    对于幽默家来说，在驾驭逻辑推理方面，他有雄辩家的魄力；在切割逻辑进程方面，他有诡辩家的机敏；在超越理性方面，他不亚于诗人。他和这些人又有所不同，他特别善于将读者、对手诱入错误的预期，然后又轻而易举地逼迫对手走向他留下的逻辑的断层，不由得不去和他埋伏在那里的观点接通。不论是文学还是漫画在这方面都是相通的。

    请看契诃夫的一篇小作品《我的：“她”》。

    我的父母和长官非常肯定地说，她比我出生早。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否正确，只知道我的一生中没有哪一天我不属于她，不受她的驾驭。她日夜都不离开我，我也没有打算立刻躲开她，因此，我们之间的关系是紧密的、牢固的……但是，年轻的女读者，请不要忌妒……这种令人感动的关系给我带来的只是不幸。首先，我的“她”日夜不离开我，不让我干活。她妨碍我读书、写字、散步、尽情地欣赏大自然的美……我写这几行时，她就不断地推我的胳膊，像古代的克利奥佩特对待安东尼一样总在诱惑我上床。其次，她像法国的妓女一样毁坏了我。我为她、为她对我的依恋而牺牲了一切：前程、荣誉、舒适……多亏她的关心，我穿的是破旧衣服，住的是旅馆的便宜房间，吃的是粗茶淡饭，用的是掺过水的墨水。她吞没了所有的一切，真是贪得无厌，我恨她、鄙视她……我早就该同她离婚了，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离掉，这并不是因为莫斯科的律师要收4000卢布的离婚手续费……我们暂时还没有孩子……您想知道她的名字吗？请您听着……这个名字富有诗意，与莉利亚、廖利亚和奈利亚相似……

    她叫懒惰。

    契诃夫在这一段文章中，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字，把读者往爱情和婚姻方面引导，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就只能是常规思路，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幽默感可言。可是，最后却突然告诉读者，这种貌似婚姻的陈述，其实是自己的习性——懒惰。“懒惰”（在俄语里是阴性名词）在离不开、摆不脱、舍不得这一点上，和婚姻是一致的。真相大白后，前面所写的形容性文字，瞬间的语义转换，展现了作者的睿智。可见幽默大师不仅仅是比一般人多一两个心眼，而且能在多条思路上进退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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