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捻军兴起

    在东南大地上，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在竭力与太平军周旋作战时，大清的北方中原大地上也并不安宁，一股名为捻军的农民反抗组织，正搅得清廷不得安生。此时，担任剿捻和保卫中原、保卫京师任务的是僧格林沁所率领的清军。

    僧格林沁，蒙古科尔沁旗人，原为科尔沁郡王，道光帝驾崩时曾被任命为顾命大臣，咸丰帝登基，由于镇压太平天国有功被封为亲王。僧格林沁带兵打仗勇猛，他所统领的三盟骑兵曾是捍卫京师的主要力量，极为清廷所倚重。

    同治四年（1865）四月二十四日那天，在山东曹州一个叫高楼寨的地方，僧格林沁竟然一命呜呼，他和他的大军全军覆没于捻军。

    消息传来，朝野震动。

    僧格林沁，如此悍将，所率领的亦是保卫京师的精锐部队，却于旦夕之间全军覆没于捻军。捻军到底何其厉害？

    说起捻军的历史，虽然始终没能像太平天国那样发展壮大起来，发轫却比太平军还要早。早在清仁宗嘉庆年间，在安徽梅山、阜阳、颍上、亳县等地与河南之商水、汝南、光山等接壤处就已有捻军在活动，当时的御史陶澍还曾亲自剿拿过“捻匪”。

    捻，原本为来自乡村农民所玩裹纸燃烛耍龙的一种游戏组织。因为耍龙人的手里都拿着纸捻，故而称为捻。“捻”也有股的意思，每一股谓之一捻子，小捻子数十人，大捻子一二百人左右不等。

    自嘉庆年间，这股来自于民间的群众反清力量兴起，至康熙年间，其活动势力范围主要在山东、河南、江苏、安徽一带，俗称“捻子”，史家称之为“捻党”。

    与太平军的公开、大范围作战行动不同，捻军从一开始就因为势单力薄、力量分散而不得不处于半秘密的状态，他们分散作战，互不统属，没有明确的作战目标，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故而发展一直缓慢。

    鸦片战争之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捻党再次活跃起来，反抗清政府的封建压迫。其活动规模与活动地区都有所扩大。尤其是太平天国兴起之后，捻党大受鼓舞，在各地组织群众起义，并逐渐与太平军联起手来。

    至咸丰五年（1855），各路捻军聚集在安徽亳州河集，推举张乐行为盟主，祭告天地，举起反清大旗。另一个在此时举旗而起的首领叫龚得树。他们都曾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却又各自为政，互不统属，他们行动自由，“听封不听调”，依旧以游击形式与清军作战。

    咸丰六年（1856）天京内讧之后，太平军之所以很快又恢复战斗力，扭转了不利局面，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河南、安徽一带捻军对他们的支持。尤其是陈玉成在世时，与捻军互相支持、互相鼓舞，使得双方都军威大震。可惜，这样的局面没有维持太久。同治元年（1862），随着庐州的失守和陈玉成的被俘牺牲，捻军在皖北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捻军虽然不像太平军那样来势凶猛，但也颇让清廷头疼。十余年来，清廷派大臣、遣重兵，耗财耗力，损兵折将甚多，却效果不大。数次剿捻失败之后，僧格林沁就成为清廷最为依赖的剿捻力量。

    清廷如此重视僧格林沁，一方面是因为曾国藩等人所部湘军、淮军都在与太平军作战，无暇他顾；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事关大清皇室的面子——曾国藩他们再厉害，毕竟是汉人，僧格林沁才是有着正宗大清血统的皇室贵族，若由他率军剿捻成功，才足以证明大清政权的朝气与活力。大约僧格林沁也有这种心理，才最终导致了他急于求成，一意孤行，最终命丧捻军之手。

    同治三年（1864）六月，天京陷落，这对正赶赴天京支援的西征太平军和捻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闻讯之后，捻军全军上下一片沮丧，军心大动，组织随之涣散，几乎濒临瓦解的边缘。

    僧格林沁觉得这是剿灭捻军的大好时机，遂与官文联手进攻，在湖北麻城和安徽霍山接连打败太平西征军和捻军。最后，捻军的主力部队被歼灭，只剩下人数不多的两支部队，一支退回陕西南部，一支在赖文光的领导下转战于鄂、豫、皖地区，继续坚持战争。

    赖文光，原本是广西农村的小知识分子，咸丰元年（1851）参加金田起义，次年被选拔为太平军文职官员，天京事变之后弃文从武，开始带兵打仗，曾属陈玉成部。

    捻军与太平军被僧格林沁大败之后，赖文光遂成为江北太平军和捻军的最高领导人。多年来在太平军中与清军作战，赖文光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在当时主力被歼的艰难形势之下，他很快对捻军进行了重组与改编，建立起一支精锐骑兵，以骑代步，大大提高了战斗力与行军速度。

    赖文光还调整了战略战术，一改过去那种半兵半民的分散状态，把捻军的优势与太平军的优势相结合，在原有的流动战术基础上，又采取骑兵两翼包围、步兵配合紧逼压阵的方法与清军周旋。

    捻军迅速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正规化野战部队。他们来去迅疾如风，不战时策马纵横，清军力追不及；一旦停下来作战，又骁勇异常，常让清军身陷重围而无法逃脱。

    《孙子兵法》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僧格林沁却对捻军的这一形势变化毫无察觉，他用老眼光看待捻军，也坚持用老办法对付捻军。又因急于向清廷邀功，在跟捻军作战的过程中，产生了急躁冒进的情绪，一直对捻军穷追不舍。

    僧格林沁如此急于在剿捻战场上立功，说来也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不无关系。作为一名清廷贵族大将，僧格林沁一直对曾国藩等汉人官员看不上眼。可剿灭太平军那样的赫赫大功，却终究还是被这帮汉人官员摘走，僧格林沁自然不服。

    彼时，捻军所采用的战术，清廷和曾国藩等都看得很清楚。他们且战且停，与僧格林沁的大军始终隔着一二日的路程。僧格林沁追得近了，他们再继续前行一阵，却故意避而不战，摆明了要把僧格林沁的清军拖垮。

    为此，早在同治三年（1864）十月，清廷就曾命曾国藩赴鄂、皖一带，协助僧格林沁共同剿灭捻军。接到上谕，曾国藩极为不悦。他不愿意与那个目中无人的清廷大将僧格林沁合作，却又敢怒不敢言。正踌躇不决间，捻军撤围，清廷下旨撤销前令，曾国藩“毋庸赴皖”。这算给曾国藩解了围，也让僧格林沁大松了一口气。

    与当初曾国荃天京城外拒绝一切外援时一样，僧格林沁也生怕剿捻之功再落入曾国藩等人之手。清廷也有此意，希望能完全凭借僧格林沁之手将捻军镇压下去，让清军扬眉吐气一回。

    同治三年（1864）十月至十一月间，清廷下旨又随之将前命撤销，愚顽自大的僧格林沁不忧反喜。殊不知，死神已张开羽翼向他步步靠近。

    这年冬天，捻军在邓州唐坡大败僧格林沁部，僧格林沁率数十骑随从逃进邓州城内，才免于一死。可自此之后，在与捻军交手的过程中，僧格林沁开始转入极度的劣势，屡屡被捻军打败，其得力爱将恒龄、苏伦堡也被捻军斩杀。

    这让僧格林沁大为光火。

    为给部将报仇，僧格林沁已全然不顾兵家之战略战术，开始对捻军穷追不舍。一月之间，竟连行三四千里。长途行军，兵疲将衰，这已犯了兵家大忌。可僧格林沁没有丝毫危机意识，仍听不进任何人的劝告。连清廷的警戒也置若罔闻，只一心追击捻军。

    新整编后的捻军原本就是精挑细选的擅骑擅战之人，他们战马充沛，每人备有两三匹马，交替骑乘，行军速度远远超过僧格林沁所率清军，这样也为他们赢得了更多的休整时间。

    相反，僧格林沁每天疲于追击，长途跋涉，人困马乏，毫无战斗力可言。僧格林沁虽是一员猛将，可也是一名莽夫。他策马冲在队伍的最前端，致使自己常常孤立于大部队之外。

    最初，僧格林沁尚虎虎生风，跃马驰骋，勇猛无比。可随着时间的一天天过去，他的体力已渐渐不支。到最后，他累得连马缰绳也举不起来了，只好在脖子上挂条布带子，将手吊着，以驾驭马匹。有时候连饭也来不及吃，饿极了就下马，在道旁喝数杯酒后继续上路，不少清军就那样被拖累死了。

    这一切正中捻军下怀，他们在等一个机会的来临，将这支疲惫不堪的劳军一举歼灭。机会真的很快就来了。同治四年（1865）四月，捻军在山东曹州对僧格林沁部布下天罗地网，将僧格林沁步步引入他们的包围圈。四月二十四日，在山东曹州一个叫高楼寨的地方，僧格林沁全军覆没，僧格林沁也被一名捻军士兵杀死在麦田里。

    清廷护卫京师的长城顷刻倒塌，顿时陷入一片新的恐慌。放眼打量，此时能与捻军作战的，唯有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了。

    曾国藩将不得不再次踏上剿杀农民起义的战场。

    面对这样的谕旨，曾国藩又一次陷入一片愁苦之中……

    2.北上剿捻

    僧格林沁战死，其率领的清军全军覆没，捻军力量却日益壮大，清廷不得不再次起用曾国藩和他的湘军。

    同治四年（1865）五月初三，曾国藩接奉上谕，让他立即带兵前往山东一带剿捻，两江总督暂时交由李鸿章署理。

    曾国藩还未来得及交接清楚，五月初五至初七，接连三道谕旨又发下来，令曾国藩统带各军星夜出省，赶赴山东。

    曾国藩连跟清廷讨价还价的余地都没有。

    事实上，彼时的曾国藩正满心惶恐，他哪还敢跟清廷讨价还价？尽管他满心不愿再踏上行军之路。

    就在大约两个月之前，同治四年（1865）三月，清廷再次发生了一次政变。其涉及人员与波及范围虽不比当年的那场宫廷政变，但它对曾国藩的震动却远远要大于当年。因为这次政变的主要对象是奕訢——一个与曾国藩目前的政治前途息息相关的人。

    奕訢与那拉氏，当年在共同的政治利益面前联手击败了肃顺等八大臣，但那拉氏的狐性多疑，奕訢在朝中声望势力的日益隆盛，注定这一对政治合作伙伴不会在同一条路上相携太久。

    同治四年（1865）三月初七，慈禧太后亲拟诏旨，以恭亲王奕訢妄自尊大、目无君上、暗使离间、诸多挟制等理由，革去其议政王和其他一切差事，不准干预政事。

    这样的结果不但让一向高傲的议政王奕訢震惊，对曾国藩来说更是一个晴天霹雳。

    四天之后，曾国藩在江宁城外的中关见到彭玉麟。二人独登一舟，于舟中密谈良久，说到伤心处，二人竟至无言，相对而泣。可见，奕訢被革职对曾国藩的打击极大。

    此后，那拉氏虽又恢复了奕訢首席军机大臣的职务，仍令其掌管总理衙门，却闭口不提恢复议政王封号的事。

    经过此事的打击，奕訢在那拉氏面前完全屈服下来。他变得唯唯诺诺，处处谨慎，遇事再不敢像以前那样直言。

    自从那拉氏当政，曾国藩数次违背朝廷旨意，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有奕訢在为他求情撑腰。现在奕訢这棵大树被剪枝折茎，连自身都尚且难保，对曾国藩等人就更谈不上照应了。

    这也正是那拉氏的本意。那拉氏正是通过直接打击奕訢的方式，间接地打击了曾国藩集团。

    奕訢被革职之后，曾国藩所上的几个保案接二连三被吏部反驳，清廷对曾国藩的冷淡与疏远之意已显而易见。

    在这种情形之下，收到清廷让他剿捻的谕旨，他又如何能心甘情愿奔赴剿捻前线？

    除了政治原因之外，曾国藩不愿急赴山东剿捻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在军事方面的忧虑。

    捻军的发展势头及僧格林沁的惨败都已证明，捻军绝非一般的草寇流匪。它纵横千里，行踪不定，却又像当年的太平军那样有自己的根据地。而且又跟太平军的作战方式不同，不能用以前那种攻城守地的办法来歼灭他们。要在漫长的作战阵线上部署，没有庞大的兵力支撑根本不可能。可攻陷天京后，曾国藩已把湘军裁掉了一大部分，如今就出现了兵力严重不足的局面。

    然而，军情就是火情，朝廷的三道加急谕旨，让曾国藩没有任何退路。

    当时清政府唯恐山东曹州一带的捻军乘胜渡过黄河，袭击北京。遂一面令直隶总督刘长佑、山东巡抚阎敬铭亲赴黄河沿岸督办防务，严防捻军北渡；一边连发谕旨催曾国藩启程，所有直隶、山东、河南三省绿旗各营及文武官弁，统归其节制。

    这谕旨听起来像是给曾国藩很大的权力，是个肥缺，实际上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当时的曾国藩要兵无兵、要粮无粮，上面谕旨又一道接一道地催，急得他只恨自己没有分身或者钻地之术。

    幸好，李鸿章再次出来替他解了围。

    李鸿章听到消息后，先派出五千军队乘船到天津，堵住了捻军的进京之路，这才让曾国藩有了一些准备时间。

    一场战争的打响，首先自然是根据战况进行有效的战略部署。

    捻军作战的特点，曾国藩早有研究。他深知对付捻军既不同于以往对付太平军，又不同于对付一般的流寇，捻军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这是最让曾国藩头疼的地方。

    因皖北、豫西一带民圩经常受官兵的骚扰侵害，以至于有“贼过如篦，兵过如洗”之语。民众对官兵可谓深恶痛绝，对捻军却分外友好。捻军过境时，常有人送物送粮给予支持。

    所以，除了军事上的围剿之外，切断捻军的外援也极为重要。

    为此，曾国藩决定采取军事进攻与政治清查相结合的办法，双管齐下。

    军事上，曾国藩汲取了僧格林沁的教训，不再一味跟追，而是采取跟追和拦截相结合的办法对付捻军，从而“以静制动”，变被动为主动。

    政治上，曾国藩派出大量人员到各圩去进行登记清查，严令不许留粮供贼或开门迎接，若有违者，严惩不贷。

    考虑到捻军足迹遍及鄂、豫、皖、苏、鲁五省，战线拉得太长，恐无力应对，曾国藩又上奏朝廷，为自己划定作战区域。他提出以黄河以南，沙河、淮河以北，贾鲁河以东，运河以西为他的作战区域，其间共包括豫、皖、苏、鲁四省十三府、州。除此以外的地区，由各省巡抚负责。

    对剿捻的具体军事部署，曾国藩也列出了较为清晰的计划：以水师封锁黄河，防止捻军渡河北上威胁北京；于临淮、周口、徐州、济宁四镇驻防重兵，以作为剿捻的主力部队与根据地；另筹备两支精锐部队作为游击力量，跟追捻军；他自己则以徐州为老营，临淮、济宁、周口为行营，视军情变化随时移动驻扎，以便就近指挥。

    这是一份看起来极为周详且稳妥的作战计划。按照这样的计划，捻军无论是走还是停，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堵截围追，最后渐无立足之地。可这份周详的计划要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最大的困扰就是兵力问题。

    针对上述计划，除需调动水师和训练马队之外，还需数万人的步兵。而几经裁撤之后的湘军，数量已不及两万，且士气低落，已远没有当初的战斗力可言。

    以刘松山统率的老湘营为例——这曾是曾国藩极为倚重的一支部队，士兵们听说要前往山东剿捻，都以路远天寒、不习惯北方的生活为由，强烈要求遣散回籍。一时间，整个军营上下人心浮动，军心大乱。

    刘松山只好以军法处置了几个带头鼓动的人，这才把这场骚动镇压下去，勉强带着队伍出发。可才走到半道，又有人带头出来索要兵饷，也有人趁机请假，逃跑的也大有人在。无奈之下，刘松山只得放走了一部分人，这才带兵继续过了黄河故道。

    这样一支军心涣散的军队，日后打起仗来的情形可想而知。

    江宁的湘军也好不到哪儿去。彼时，在江宁的湘军还有十六个营，其中有十二个营已决定裁撤，另四个营是准备留下驻防江宁的。可北上剿捻的消息传出后，十六个营竟然没有一个营愿意留下来，都纷纷要求遣散回籍。

    曾国藩软硬兼施，从十六个营中勉强选出了两千人四个营，又临时从湖南新招募了两个营，这才算凑足了自己的六千亲兵。

    至于其他的作战部队就更加难以招募，最后只勉强凑了九千人——离要求相差甚远。

    曾国藩这才又想起当初九弟曾国荃朝他发的那些牢骚，他裁撤湘军的力度也许真的过大了。兵到用时方恨少，悔已无用了。

    湘军如此不争气，曾国藩只能把剿捻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淮军身上。

    淮军多来自皖北一带，与山东等地的生活习性差不多，没有人以此为借口纷纷要求退伍。但淮军却是由李鸿章训练带出来的，只听命于李鸿章。尽管曾国藩安排了李鸿章的人来管营务与军务，还是不能很好地与淮军将士们和谐相处，指挥每每都不得力。这也为日后的剿捻失败埋下了隐患。

    但不管有多少问题，清廷的谕旨一道连一道地催，曾国藩还是在仓促准备了二十余天后，于这年五月二十五日，带着东拼西凑的两万两千人马从江宁出发了。

    两万两千人，主要包括刘铭传、张树声、周盛波三支部队和提前乘轮船赴天津的潘鼎新一支。

    大部队浩浩荡荡向徐州方向进发，准备前往徐州驻扎。

    可战场上形势瞬息万变，曾国藩的大军才行至清江浦，就听到捻军已由山东南下皖北并将安徽布政使包围在雉河集的新消息。曾国藩一边急调刘松山、刘铭传、周盛波等军前往救援，一边决定改道前赴临雉关，以便就近指挥。

    雉河集，便成了曾国藩剿捻战场上的第一战。

    3.剿捻部队内部矛盾重重

    曾国藩调遣湘、淮军大批开向雉河集，捻军闻讯后主动撤围，分两路向西移：一支以张宗禹为首，进入豫西，往返于南阳、襄阳一带进行流动作战；一支由赖文光带领，转入鄂东地区，进行休整。

    捻军渡河北上进逼北京的危险局势算是缓解了。

    雉河集一战就这样不战而胜。

    曾国藩并未稍许轻松，他又根据形势的发展进行了重新部署：奏请让潘鼎新代替驻扎在济宁的陈国瑞，而将陈国瑞调往清江浦。令刘铭传驻周口，刘松山驻临淮，张树声、周盛波两军合驻徐州。又令人重组马队，交由李鸿章的弟弟李昭庆训练，充任游击之师，以配合上述四镇的军事行动。

    曾国藩的这番部署，依旧按照最初设想的作战方案而行，应该也算切合当时的实际。

    可曾国藩即便把行动方案制订得滴水不漏，却唯独忽略了一点——他现在率领的这两万多人，已非往日对他唯命是从的湘军了。这是一支标准的杂牌军，队伍中有他从江宁带出来的湘军旧部，有李鸿章的淮军，也有僧格林沁的残余旧部。三支军队，出自三个将领的手下，各认其主，各守各规，硬生生组合到一起，就像油和水、水和火，彼此不相容。

    其中，最让曾国藩头疼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僧格林沁的旧部陈国瑞，一个是李鸿章的部下刘铭传。这两个人在各自主帅眼里都是骄子，到了曾国藩手下，仍然不改往日的傲气，谁也不服气谁，频频纷争，给曾国藩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僧格林沁在山东曹州高楼寨被捻军围歼，当时他所率领的将士几乎无一生还，唯有一个人逃出捻军重重包围圈，死里逃生。这个人就是陈国瑞。

    僧格林沁的死惹恼了清廷，此后不久，很多人因为救援不力而获罪，遭发遣、革职、降调，罪名不等，连山东巡抚阎敬铭、布政使丁宝桢等也受牵连，被议处。

    可战场上脱逃的陈国瑞却只受革去提督衔的轻微惩处，仍以总兵帮办军务，授命率领僧格林沁的残部，护理钦差大臣关防，驻扎在济宁。陈国瑞罪本不在轻，却几乎没受什么惩罚，就在于他以往立了太多的战功，将功折罪，免于议处。

    陈国瑞，湖北应城人，少时就是地方上一小混混似的无业游民，打架斗殴，顽劣异常。十几岁时参加了太平军，后投降清军，被总兵黄开榜收为义子。几经辗转，最后归于僧格林沁部下。陈国瑞悍勇善战，在僧格林沁部很快就得到重用。又因他在镇压皖北太平军和平定苗沛霈之乱时出了大力，积功保至浙江处州镇总兵。

    依仗自己的战功与僧格林沁的庇护，陈国瑞一向为人骄傲粗暴，对军中诸将极尽盛气凌人之势，诸将对他是敢怒而不敢言。僧格林沁一死，陈国瑞更是在军中称雄称霸，他我行我素，对曾国藩让他去清江浦的命令置若罔闻。

    再来说这个刘铭传。刘铭传，安徽合肥人，著名的淮军将领。十一岁丧父，少年生活极为艰苦。十八岁时放弃读书，落入江湖，曾一度上山，从事绿林劫盗。后来，他的母亲因为受其牵连自杀。刘铭传悲哀不已，决定洗心革面正当做人。他还乡做团练，恰好彼时李鸿章正在招募淮军，遂投靠李鸿章手下，开始加入对太平天国的战争。

    从刘铭传少年时期的经历即可看出，他也不是个善茬。进入军中后，以作战勇猛而著称，是淮军中李鸿章极为倚重的将领，由此也养成了刘铭传目空一切、不甘居于人下的倔强性格。

    济宁是当时离捻军最近的一座城市，彼时正因僧格林沁部的全军覆灭而闹得人心惶惶。曾国藩信不过陈国瑞部，担心捻军再次前来袭击，遂派刘铭传赶赴驻守。刘铭传部就依令驻扎在济宁城北的长沟集。

    陈国瑞受僧格林沁的影响，原本就对湘军、淮军有成见，如今又见淮军公然进驻济宁来抢夺他的战功，心中更生憎恶。

    当时的淮军，因在上海与洋人打得火热，近水楼台先得月，淮军的武器装备在当时清军诸军中也是最为先进精良的。对刘铭传部的洋枪，陈国瑞耳闻已久，早已垂涎三尺。他索性趁这次刘铭传驻扎济宁的机会，公然抢了再说。

    那天，陈国瑞亲自率五百亲兵，气势汹汹地闯进了长沟集刘铭传大营，见人就砍，竟连杀数十人。刘铭传哪里忍得下这口恶气，闻讯后迅速带兵将陈国瑞及五百亲兵团团围住。

    五百亲兵全部被打死，陈国瑞被活捉。

    直到这时，陈国瑞才意识到自己祸了大闯，可为时已晚。

    刘铭传将陈国瑞关在一栋空楼里，连续饿了陈国瑞三天。三天后，陈国瑞彻底服软了。

    刘铭传这才下令把他放走。

    暂时保得一命，那口恶气还堵在胸口。回去后，陈国瑞立即向曾国藩控告刘铭传，刘铭传也来找曾国藩告状。一场新的火拼又在曾国藩面前展开了。

    平心而论，对陈国瑞此番举动，曾国藩可谓是深恶痛绝。可陈国瑞毕竟是僧格林沁的旧部，也正为清廷所倚重。他不想再因此事让自己和满人将领产生矛盾，只得装模作样地把刘铭传说了一通，给陈国瑞找了个台阶下。

    当然，也不能就此了之。如不对陈国瑞的做法严加管束批评，日后他会更加目无王法。在批评刘铭传的同时，曾国藩也在陈国瑞告状的帖子上洋洋洒洒批了数千语。曾国藩可谓苦口婆心，他历数陈国瑞半生功与过，半是赞誉半是指责，劝其改过自新，并与陈国瑞约法三章，令其日后务必遵守。

    陈国瑞原本是来告状的，倒被曾国藩一通训教，心里自然很不舒服，他极力与曾国藩狡辩。

    这次他真的惹怒了曾国藩。曾国藩上奏弹劾，还加了一条带兵抢劫刘铭传部的新罪，陈国瑞帮办军务的名号立马被撤，御赐的黄马褂被褫夺，暂留处州镇总兵实缺，责其戴罪立功。

    面对这样的处置，陈国瑞傻眼了，身上的那股子嚣张气焰立马熄灭，彻底在曾国藩面前矮下来，乖乖地跑来认错，并立即由济宁移驻清江浦，再不敢不从命了。

    曾国藩对陈国瑞的参劾果真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陈国瑞尚且如此，原属僧格林沁的旧部，哪个还敢不服曾国藩的管束？可曾国藩哪里知道，真正的大麻烦并不是陈国瑞之流，而是来自李鸿章的淮军。

    曾国藩讲究治军从严，李鸿章则相对宽松。到了曾国藩手下的淮军，多不能忍受曾国藩的严苛，或消极怠战，或阳奉阴违，不肯从命。

    更让曾国藩气恼的是，李鸿章虽把淮军交由他带领，却事事都要插手。曾国藩这边下令，那边李鸿章很快就知道了。心中不服管束的淮军将领，写信向李鸿章诉苦告状，对安排给他们的差事挑三拣四，让李鸿章求情的，请李鸿章出面重新安排任务的……

    无奈之下，他每每下令给淮军诸将前，要先写信给李鸿章，再由李鸿章发号施令。这样一来一回，多少天就过去了，很多战机也就这样白白错过。

    这其中，李鸿章的爱将刘铭传与弟弟李昭庆做得最为出格。

    在当时部署的四镇当中，周口是一战略要冲，为兵家必争之地。彼时，周口正四面受敌，形势相当危急，必须派驻一支兵力强大的部队驻守。曾国藩想让刘铭传前往，因为相较于其他各部，刘铭传部人数最多、装备最好、战斗力也最强，且他本人也有出色的军事才华，要强于其他各将领。

    谁料刘铭传接令后，立即致信李鸿章，表示不愿驻守周口。李鸿章其实也不愿自己的爱将前往凶险之处，便又给曾国藩写信，让其换人前往。曾国藩不允，刘铭传索性在李鸿章的授意下装病不起。

    曾国藩认为，同擅长骑战的捻军作战，马队的作用不容忽视。他把这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了李鸿章的弟弟李昭庆，由他组织训练马队，训成后直接由他指挥。李昭庆也给李鸿章去信——他不愿从事这么危险的行动，李鸿章也怕弟弟日后遭遇僧格林沁那样的情形，又抓紧致函曾国藩代弟求情，求他换将。

    李鸿章的种种举动，让曾国藩越来越无法挥动手中的指挥棒，他只得与李鸿章交涉。

    曾国藩既以师生父子之情来感化对方，又以军事首领的身份来压制对方。果然，接到这封信后，李鸿章收敛了许多。刘铭传不再装病，李昭庆统带马队出任游军，曾国藩的处境才稍有好转。

    然而，这仅是一个开始，更让曾国藩头疼的事还在后头。

    4.捻军来去如风，湘军疲于奔命

    按照剿捻之初曾国藩制定的政治与军事部署，一份看似周密的计划，实际上不过是一份书生气的纸上谈兵，真要拿到现实中来，其操作的难度让人根本无法想象。

    同治四年（1865）八月初四，曾国藩从安徽临淮关自陆路启程，移驻徐州。准备按照他制订的分区战守计划和四镇布防之策，在那里居中调度。

    彼时，捻军仍分两支进行活动——张宗禹一支留屯豫西南阳境内，赖文光一支离开鄂东进入山东。

    见捻军势力再次北移，清廷又着了慌，急令曾国藩节制豫、鄂、皖三省军务，并让他移驻河南许州。这对曾国藩原来的战略部署十分不利。曾国藩没有接受清廷的命令，仍坚持移驻徐州。

    但他还是不得不在原来的计划上做了调整，将原驻扎徐州的张树声部调往山东，同驻守济宁的潘鼎新联合进攻捻军。徐州驻防则由原驻防临淮的刘松山部负责，原驻徐州的周盛波部则调往河南归德（今河南商丘）。

    原来的四镇布防，现在成了五镇布防，对兵力的要求更加紧迫。曾国藩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派人到口外购置战马，让李昭庆加紧训练马队。除了准备这支新的马队外，曾国藩还对僧格林沁的残存骑兵进行了整编。一番整编之后，曾国藩手下的骑兵总数也不过两千七百余名。最后，他从中挑选出一千八百余名，编成三支马队，剿捻部队算是有了自己的马队。

    这区区三支马队一千八百余人，莫说作战能力，单从数量上就处于极度的劣势，根本无法与捻军相提并论。

    当时捻军有步兵六七万人，骑兵近万人。即使分开活动，每支部队也有步兵、骑兵三四万人。何况，曾国藩的马队，要么是战场上走下来的残兵败将，要么是临时招募的新勇，作战经验根本无法与身经百战、转战南北的捻军骑兵相比。

    如此力量悬殊，注定了曾国藩剿捻将会是一场劳而无功、出力不讨好的差事。

    徐州、临淮、周口、归德、济宁，五镇布防，五镇跨越苏、豫、鲁三省，每个重镇之间都相距数百里不等。这其间漫长的空隙，曾国藩根本没有兵力处处防守追剿，这就给捻军提供了巨大的行动空间。他们在这中间来回穿梭，行动自如。他们有精良的马队，可以日行千里，让清军追无可追，停下来又能凶狠作战，常常杀回头来将追击他们的湘军、淮军杀得措手不及。

    在河淮之间的千里平原上，捻军纵横驰骋，来去如风。曾国藩的湘军、淮军则疲于奔命，东追西讨，最终却毫无战果。偶尔报上来的一份捷报，也不过侥幸伤一点捻军的皮毛而已，根本打不到捻军的筋骨。

    曾国藩这才意识到，自己先前小看了捻军。

    这支脱胎于太平军的新生力量，很显然已经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太平军。他们从太平军的失败中总结教训，又继承了太平军的长处，在战略战术及战斗作风方面都做了重大的改变与调整。捻军在数量上虽然比不上太平军，但他们比太平军更加灵敏剽悍，既善于打游击战、运动战，又能与湘军、淮军短兵相接打交手战。

    尤其是面对面的拼杀，这原本就是湘军、淮军的弱项。以往的作战中，只有两军突然相遇时才偶尔打一次。与能吃苦能打仗的捻军相比，湘军、淮军从将领到兵勇都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

    捻军吃透了湘军、淮军的这一弱点，除非不战，要战就是面对面的交手战，常常把湘军、淮军杀得败退连连，拥有着精良武器的湘军、淮军竟然还不如僧格林沁那些从战场上败退下来的旧部能战。这实在大大出乎曾国藩的意料。

    鲍超、刘铭传为湘军、淮军中最骁勇能战的将领，可他们也往往与捻军战不了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很显然，现在的捻军已与昔日那些只知躲避不打硬仗的旧捻军全然不同。

    经过多方调募，湘军、淮军步兵兵力已达近五万，加上李昭庆的马队近一万人，总兵力已达六万之多，可这六万人的队伍与捻军交手一年多，竟未取得有效战果。这除了湘军、淮军战斗力差之外，曾国藩这个最高军事统领者肯定负有极大的责任——他的作战方针出了问题。

    在制订那份作战方针计划时，曾国藩把现实想得太过于理想化。而战场上军情万变，如不能随时根据形势的发展调整战略战术，定会慢慢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带兵剿捻一年多以来，曾国藩几乎日夜都在为这场战争操心劳累，可最终的结果却让他如此无奈和绝望。

    更让曾国藩难堪的是，出师一年，劳而无功，耗费了大量的兵饷粮饷，朝野内外种种非议又起。他几次上奏的保举单都被清廷驳回，这在以往是绝没有过的事，朝廷对他的不满已日益明显。政敌们又活跃起来，各种参劾、各种嘲讽责备不断。曾国藩又陷入当年的政治窘迫之中。

    除此之外，鲁、豫两地的地方官吏、乡绅也开始对曾国藩牢骚满腹，粮草供应也不再及时。

    正是应了那句话，墙倒众人推。

    好在这时一道曾国荃出任湖北巡抚的朝廷谕旨，让曾国藩的脸上有了稍许喜色。同治五年（1866）三月，一直在湖南老家养病的曾国荃再度出山，他率领新招募的湘军一万二千人，赴武昌湖北巡抚任。这支湘军已全非以前的湘军旧部，史称新湘军。

    同年三月，曾国藩奏请鲍超霆字营营饷的解决办法，请派鲍超赴豫南、鄂北一带帮助剿捻。

    曾国荃的出山和鲍超的支援，让曾国藩剿捻多了几分底气。

    曾国藩不擅带兵，却还是硬着头皮带兵出征。他不擅用兵，战场上碰得头破血流。五镇重点布防和马队游军追击都已宣告失败，曾国藩终于开始考虑转变战略。

    他想起还在剿捻之初，刘铭传曾提出过防守沙河之策，就是利用当地的天然河道来设置防线，限制捻军的活动区域，进而达到聚而歼之的目的。根据河南当时的地形，刘铭传曾设想把捻军赶到沙河之南加以消灭。当时因兵力过少，曾国藩无力顾及沙河以南，又因为当时一心想着他的重点布防、马队追击，也就没把刘铭传的建议放在心上。后来，随着剿捻战场上的不断失败，曾国藩开始刻意留意那些天然的河道，考虑河防之策。

    同治五年（1866）二月，曾国藩由徐州移驻济宁，沿途仔细考察了运河与黄河，并将两条大河依据自然地形划分成若干区段，由直隶、河南、山东各省的部队和淮军分段设防。

    关于运河防守，水浅的地段要开壕筑墙，无法挖壕修墙的地方要设置上木栅栏，各处关隘分派防兵把守。

    关于黄河防守，以山东范县豆腐店为界，将黄河分为两段，上段由直隶总督刘长佑设防，下段由山东巡抚阎敬铭设防。

    这样，捻军的活动范围就被限制在黄河以南、运河以西，这应该是他的河防之策的正式启用。

    事实证明，曾国藩的这个河防之策还是起了作用的。曾国藩在运河、黄河上分别分段设防之后，捻军很长一段时间都被困在山东单县一带，几次想强行东渡运河都未能如愿。

    在山东渡河频频受挫之后，捻军遂生南渡淮河之意。曾国藩这一次采纳了刘铭传的建议，决定用同样的方式防守沙河、贾鲁河，力图将捻军赶至豫西、鄂东一带山区，一举歼灭。

    虽有之前的河防成功先例，但同时在几条大河上布控，还是让人无法预料其结局。对曾国藩来说，这也是一种无奈之举，一种冒险性的尝试。

    同治五年（1866）七月底，赖文光率军渡贾鲁河西去。曾国藩深恐其与张宗禹部会合，或将更加难以对付，遂急调刘铭传、潘鼎新等人赶赴沙河一线，在沙河修筑河防工程，布兵防守，拉起一道严密的防线。又与皖、豫两省商定，分别明确了各自的防守区域与防守任务。

    为了更好地居中调度，曾国藩又由济宁移驻周口。他一面排兵布阵，一面与皖、豫两省的地方官员紧急磋商。

    应该说，这一次，曾国藩为剿灭捻军是做了有效部署的。如果不是驻防的部队出问题，将捻军阻挡在贾鲁河以西、沙河以南加以歼灭的战略目的也许就能实现了。

    可就在曾国藩层层布控、周密部署，眼看着就要迎来剿捻胜利的曙光时，却从河南前线传来一个让他几乎崩溃的消息……

    5.河防被捻军一夜之间突破

    同治五年（1866）七月，捻军张宗禹一部在河南西华、上蔡境内与湘军刘松山、张诗日部遭遇，七日之内连开六仗。彼时，赖文光一部还在贾鲁河以东，另一支捻军虽已渡过贾鲁河，但还未与张宗禹部会合。孤军作战的张宗禹部受到严重的损失，七日之内损耗了五六千人。

    这是曾国藩带湘军、淮军剿捻以来所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

    消息传到在周口的曾国藩时，已是一个多月之后的八月初。彼时，曾国藩正因病在营中休假，也正为剿捻无功而倍感沮丧。“余此次行役，始为酷热所困，中为风波所惊，旋为疾病所苦。”同治五年（1866）八月初三日，曾国藩在给儿子曾纪鸿的信中如此写道。酷热、风波、疾病，一波接一波席卷而来，曾国藩纵有钢铁般意志，也扛不住了。

    刘松山等部大败张宗禹的消息好似给他打了一剂强心针，一扫他心中阴霾，让他几日里都兴奋不已。他一度乐观地以为，照这样的态势发展下去，离剿灭捻军的日子真的不远了。

    可战场上，军情的逆转往往来得让人措手不及。曾国藩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张宗禹、赖文光等数支捻军已经在河南的许州、禹州一带会合，迅速集结北上。

    八月十六日夜间，趁月黑风高、守军不备，张宗禹等人率军突破河南抚标营防区，由开封城南十余里处越壕东去。这就好比是让猛虎归山、蛟龙入海，曾国藩苦心布置的河防之策，在一夜之间彻底失去了作用。

    同治五年（1866）八月十九日早晨，曾国藩依旧像往常一样早起，吃罢早饭开始坐下来给沅弟曾国荃写信。多年的军旅行役生涯，并没有改变曾国藩早年定下的课程规矩。每天早上天不亮他就起床，早早用过早饭之后即开始一天的忙碌。

    这一天，他提笔落字，却是如此艰难。

    曾国藩越来越感到那种老之将至的衰弱与无奈之感，目力昏花，气喘发汗。尤其是听到捻军在开封南突破河防东去的消息以来，他几乎日夜都处在一种极度的惊慌之中。人老了，经历的世事风雨多了，遇事更应该宠辱不惊，可曾国藩却做不到，因为他现在的处境无法让他安宁。现在的他犹如处在危险的悬崖边上，稍有不慎即可能给自己甚至自己的整个家族招来灾祸。

    曾国藩有一个习惯，这么多年来，每遇困境时，他都爱焚香静处一室，让自己一个人静静地待着，冷静地分析一下眼下的困境，也为下一步的出路做好打算。

    祖父星冈公在世时，常常教育曾国藩他们说：“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又说：“怕临老打扫脚棍。”祖父的这两句话，成为曾国藩日后在官场上的护身符，他时刻牢记，处处谨慎。

    现在，也许就到了祖父所说的该上岸的时候了。

    这些年来，从在京为官到创办湘军带兵打仗，虽一路走得曲折磕绊，可对他这样一个湘乡农家子弟来说，也算是名高望重了。如今他已年老体衰，如果这时有人给他来一个“扫脚棍”——给他出一狠招，他怕是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尤其是金陵攻克之后，他更是成了众目所瞩的焦点，他经常在想如何隐藏自己的缺点，不要过分暴露在众目关注之下。但时势紧迫，实在是身不由己。

    他已厌倦了宦海浮沉风扬浪卷，但也须为曾氏家族的未来着想。他和九弟必须留有一人在朝，方不负家人期待。如今曾国荃再次被朝廷委以重任，原本是曾家喜事。可楼高易倒，树高易折。兄弟二人同时在朝，对他们曾家来说并非好事。

    那天早晨，坐在书案前的曾国藩把自己数年来走过的路前后思量了一遍，他觉得该是自己上岸的时候了。可举笔欲落之际，他还是犹豫了。功成身退，算是明智选择。可他现在剿捻无功，此时转身与临阵脱逃无异。再者，数年来的奋斗，一朝全部抛下，也着实令人不甘。

    曾国藩在那天的家书中跟九弟大倒了一通苦水，之后又悄然把那份归隐的念头收了起来。他还想再观望一下，再试探一下清廷对他的态度。

    八月，曾国藩请病假一月，在营调养。清廷准奏。

    九月，捻军在河南陈留、杞县一带分为两支：一支由赖文光、任化邦率领，仍在豫、鲁、苏、鄂、皖一带活动，史称东捻军；一支由张宗禹率领，转战进入陕西，史称西捻军。

    东西捻军的形成，标志着突破河防线的捻军力量迅速蔓延壮大，更宣告了曾国藩河防之策的彻底失败。

    这年九月，曾国藩续假一月，观望形势，以便决定去留。

    根据以往的经验，曾国藩提出自责引退或者要求朝廷降罪的奏折时，清廷往往都会温旨相慰。九月续假一月很快期满。十月，曾国藩上交了开缺的奏折后，从内心里还在盼望着朝廷的抚慰或者挽留——尽管他对眼下的这个位置已无太多留恋。

    在这份奏折中，曾国藩提出请开钦差大臣与两江总督之缺，另派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自己则以散员身份留营效力。这份奏折里的意图其实很明显，既然留营，清廷怎会让他以散员身份留营。

    可这一次，曾国藩着实把清廷或者说是把那拉氏的心思猜错了。

    同治五年（1866）十月二十一日，在忐忑中等了多日之后，清廷的谕旨终于下来。没有曾国藩所盼的温旨相慰，却是满篇严厉的苛责，责怪曾国藩耗时耗力，却在剿捻战场上劳而无功。

    一年的时间里，这已是曾国藩接到的第七次廷寄责备，另外还有御史的五次参劾。

    曾国藩的心彻底寒了，他原本以为朝廷还会婉言相留，或者温言相慰。如果那样，他会三请四请，直到朝廷允奏。可现在看来，根本用不着那样大费周折。他接连上了几道奏折，用词婉转却意志坚决。

    清廷对曾国藩的态度阴晴不定，自然与时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时局紧迫，清廷急需曾国藩保家护院时，对他就温煦有加；时局稍松，或者有了更好的替代者时，清廷马上就表现出其无情冰冷的一面。

    对清廷的这两手，曾国藩早已深谙在心。

    此时的剿捻战场上，有两股力量正在崛起，大有取而代之之意。首先是李鸿章。这年八月，曾国藩的河防之策受创之后，曾国藩一边急调湘军、淮军赴山东追击，一边急奏令李鸿章出驻徐州，与山东巡抚会办东路捻军，令曾国荃移驻南阳，与河南巡抚会办西路捻军，他则仍驻周口，居中调度。

    时不凑巧，也是这年八月，陕甘总督杨岳斌（即杨载福）、陕西巡抚刘蓉同时因病免职，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奉命调任陕甘总督。左宗棠此次出任陕甘总督，其主要任务就是剿平西捻军和平定甘肃的回民造反。

    不可否认，左宗棠的军事才华远在曾国藩之上。朝廷见曾国藩剿捻久而无果，连岁用兵却不能定，曾下诏向左宗棠询问方略。左宗棠积数十年的治军作战经验，意识到西北用兵绝不同于东南沿海。东南利舟楫，战事转机在炮船练成之后；西北利戎马，战事转机必等车营马队练成才可。

    左宗棠的看法其实与曾国藩大同小异，只不过当时的形势没有给曾国藩更多的时间，清廷根本没有耐心来让曾国藩做好这一切。

    不管怎样，曾国藩料定自己这次是再无回转的余地了。在一道接一道的奏折上，他已把话说绝。但形势的发展却再次来了一个大逆转，就在曾国藩最后一封请求开缺的信发出两天之后，十月二十五日，他就接到了清廷的新廷寄：不允许他开缺，而是令他在营调理一月，病愈后立即进京陛见。钦差大臣关防暂时由李鸿章署理。

    这封廷寄让曾国藩既惊喜又忧惧，他再次陷入纠结之中。

    现在，他已完全摸不透清廷的态度。此番谕旨于他来说到底是福还是祸？他之前的行为是不是错怪了朝廷？接下来的进京陛见，等待他的又会是什么？

    6.无功而返，回任两江总督

    曾国藩陈请开缺，原本为一种试探之意。事实上，他只是想卸去剿捻重任，并无真心要交出两江总督的大印。可他以病体难支为由，既然不能担承剿捻之任，再留任两江总督也说不过去，只好两者一并交卸。

    关于开缺之后的去向，他并没有考虑清楚。不论回籍休养还是到京城养病，于他来说都不是好的选择。回家调养他不甘心，去京城又怕对手们不会放过他。如此纠结反复，竟然找不到一条万全之策。

    清廷的一纸严责却将他推向断崖，伤心绝望之下，他坚决要求开缺回籍。朝廷的脸却转得比风都快。前一会儿才说不许他开缺，赐假一月养病，病好后去京陛见。隔了不过十天，十一月初六日，又一道新谕旨来了——曾国藩回两江总督本任，暂缓来京陛见。江苏巡抚李鸿章授为钦差大臣，专办剿捻事宜。

    李鸿章不愧为曾国藩最为得意的门生弟子，曾国藩为人可谓老谋深算，李鸿章却能对老师的心事一眼洞穿。他看出老师的去留为难之意，就主动上奏朝廷，要求让曾国藩务必回任两江总督，并称若非如此，在前线剿捻的湘、淮两军的军饷和粮草供应就难以得到保障。

    由于目前剿捻还要着力依靠湘军、淮军，清廷遂听取了李鸿章的建议。这才有了让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的新谕旨。

    清廷的这一道新谕旨，让曾国藩内心五味杂陈。他欣慰于门生李鸿章对自己的理解，相较于前面让他把钦差大臣与两江总督之职一并交出，这应该算是不错的结局了。这当然要归功于李鸿章的上奏，可曾国藩心里却仍旧堵得厉害。

    曾国藩知道，清廷虽然表面上暂时缓和了对他的态度，可也不过是一种表象而已，危机远没有过去。清廷在奏折上严厉斥责他，原因也绝不仅是他在剿捻战场上的劳而无功那么简单。

    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还得从曾国荃重任湖北巡抚一职说起。

    所谓“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回籍调养那段时间，曾国荃的粗野与火暴脾气并没有收敛半点，倒有愈发加剧之势。重新出任湖北巡抚后，他与湖广总督官文的关系弄得极僵，对官文的诸多做法很是看不惯。

    官文是谁？这个来自京城的满族官员，此时正好比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深得清廷信任。在京城官场上，他张开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几乎将京中权贵上层一网打尽。当年的胡林翼也曾试图参劾他，后来发现根本无法撼动这棵大树，遂急急转变策略极力笼络，才得以在湖北巡抚任上干出一番业绩。

    曾国荃想在湖北立住脚，没有官文的支持，根本不可能。公然跟他作对，纯是自找麻烦。对这一点，曾国藩不止一次劝诫过弟弟。

    这年九月，曾国荃不顾曾国藩的一再劝告，瞒着曾国藩上奏参劾了官文，疏中历数官文贪庸骄蹇、欺罔徇私、宠任家丁、贻误军机等罪名。曾国荃的文才与谋略都与曾国藩相差甚远，其营中也无得力的文员，又不敢让曾国藩知晓，奏折写完就匆匆让人递上去。据说那封奏折写得语言冗长，且言辞也不够中肯，文中很多地方都不能自圆其说。

    曾国荃捅了个大马蜂窝，官文的处理决定还没有下来，他们兄弟二人已先行倒霉。在那段时间里，御史参劾、廷寄斥责，一道接着一道，冰雹似的向曾国藩头上砸了下来，砸得他头昏眼花。

    曾国藩很清楚，九弟曾国荃的那道参奏其实也不过是条导火索而已。清廷并非真的是为官文一事而恼火，那条狠抽下来的鞭子，实际上是冲着曾家两兄弟眼下的高位来的。

    曾国藩所料不差。

    曾国荃再度出山，又新募湘军一万余人，集军政地方大权于一身。曾国藩虽剿捻无功，但仍身居两江总督之位。兄弟二人同居朝中，且身居高位，这让清廷一些旧有的官绅贵族再度不满。

    他们先是刁难曾国荃，让这个新任湖北巡抚觉得极是窝囊。曾国荃上任后，军机处就处处与他为难，凡朝廷有寄谕，从不直接交给他，而每每都是由官文处转递，他也就是个有名无实的巡抚。

    官文更是处处给曾国荃难堪。曾国荃上任不久，他就奏请让曾国荃帮办军务。曾国荃不明就里，以为给了他一个肥差。遂去信询问曾国藩，是否要向官文致谢。曾国藩一番解释，他才大梦方醒：所谓军务帮办，不过一个极不足道的小差事，官文只是想借故把他从武昌撵走。也许，正因为这件事，才让曾国荃一气之下交了那道参劾书。

    朝廷对官文的态度，更加证实了曾国藩的猜测。曾国荃递交奏折上去，被派去专查此案的钦差回奏时处处为官文开脱，将曾国荃所列罪状全部驳回。

    但那拉氏毕竟是个精明的女人，她一眼即看出，曾国荃参劾官文一案，牵涉的绝不是两个人的个人恩怨，而事关湘军、淮军汉族官员与满洲贵族的权力之争。从她个人的情感上，她当然不愿处置官文。但从眼下的大局看，剿捻还要靠湘军、淮军，与曾家兄弟彻底闹翻对清廷不利。

    最终，那拉氏再次选择了让步，令官文开湖广总督缺，留大学士衔，回京掌管刑部。这对官文仕途来说并无影响，不过是换了个位置而已。此谕旨与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任的谕旨一起到达，说来也颇有深意，算是朝廷给曾家两兄弟的面子吧。

    曾国藩并没有因为朝廷的这份赏光而开心，相反，却有一层更深的担忧袭上曾国藩的心头。因为，他极不愿意看到的一幕，正在悄然发生……

    面对正日益崛起的淮军和根深蒂固的湘军，那拉氏集团其实是又疑又怕。可眼下清廷的安稳，又非靠这两支力量不成。聪明的那拉氏便想起了抬淮抑湘之举，互相抵制彼此的壮大。

    对曾国藩兄弟大加斥责打压之时，那拉氏又开始了对淮军及李鸿章的大力提拔与重用。由一省巡抚直接代替曾国藩之位，让李鸿章对清廷充满感激之情，他对曾国藩与曾国荃的一些做法也就开始不满。话说当曾国荃要上疏参劾官文时，李鸿章就曾站出来极力反对。这正中清廷下怀，却是曾国藩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

    当年曾国藩大刀阔斧裁撤湘军，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于，李鸿章的淮军已经成长起来。在当时的他看来，淮军虽姓李，其实也姓曾，只要有需要，他随时可以调用。事实却证明，鹰就是鹰，生来就抱有冲天飞去的梦想。李鸿章所怀的雄心大志，决不会让他心甘情愿永远匍匐在老师的翅膀之下。待他羽翼丰满，他也会向往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这时候，曾国藩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振翅高飞远去。

    那段时间，曾国藩无法抑制自己的坏脾气。夜里睡不着，偶尔睡一会儿，也会被一些稀奇古怪的梦惊醒。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竟然梦见自己乘舟登山。醒来后，思前想后，觉得那梦中情形实在正是自己眼下的处境。

    彼时，曾国藩忧虑的不仅仅是自己进退维谷的艰难处境，也在为曾国荃和湘军，还有湘军的其他将领们担心。曾国荃参劾官文之后，不光曾国藩受到牵连，其他很多湘军将领也被清廷趁机拿了下来。曾国荃也连遭参劾，政治上极不得意。

    战场上新湘军又败退连连。十二月初六，新湘军郭松林部在湖北安陆府被东捻军击溃，郭松林重伤被俘，差点丧命，后被人救走。二十一日，淮军张树珊部在湖北德安府被歼，张树珊战死。

    战场上，捻军在张宗禹和赖文光等人的领导之下，越战越勇。而湘军、淮军却连连暴露出种种缺点来——两部不和，且各军内部上下级之间也时有矛盾，使得指挥与行动不能统一。

    剿捻战场上频频失利，除却军队内部不和等原因外，还有极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曾国藩查圩政策的失败。这一举措不但没有遏制住民众对捻军的支持，因为查得过严过紧，让一些无辜民众受到伤害，倒把湘军、淮军推到了民众的对立面。很多民众不惜冒着被砍头株连的危险也要支持捻军。这是曾国藩原先没有料到的。

    曾国藩剿捻一年多，不知不觉就走入这样的险境，前面有捻军越战越勇，后有清廷的步步紧逼。曾国藩现在是进退不得。

    对于捻军，清廷内部无人真正了解它与太平军的不同，更没有意识到它是一支比太平军更擅长流动作战的军队。他们的足迹蔓延几个省，在广袤的中原大地上来来往往，谁接下剿捻这个任务都不会轻松。当初的僧格林沁就在这种高压之下猛追紧赶，最终毙命。可僧格林沁的失败与死亡，并没有让清廷从中做出任何反思。让曾国藩出来剿捻，清廷更加没有耐心。稍有失利即严加斥责，最终还未等到见成效，就急急地换上了李鸿章。

    这是曾国藩剿捻失败的最根本原因，但他却是有苦难言。

    曾国藩此时对李鸿章的感情是极为复杂的。他一方面对李鸿章取代他而觉得心里酸楚，一方面又在隐隐地替李鸿章担忧。剿捻任务的复杂艰巨，他太清楚了。李鸿章到底能不能应付得了如此凶顽的敌人，曾国藩心中也无底。他甚至担心，李鸿章最终也会同他或者同僧格林沁一样，那样的结果于他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正如曾国藩所担心的，李鸿章初接剿捻任务，也进行得非常不顺利，战场上连吃败仗。同治六年（1867）正月，刘铭传与鲍超在湖北尹隆河约期进攻捻军，刘铭传为先邀首功，不遵守事先规定，先期赴敌，几乎被捻军歼灭。鲍超率军赶到将其救出，刘铭传非但不感谢，还怪鲍超延误约期。李鸿章偏袒刘铭传，亦怪罪鲍超来迟。鲍超一气之下离营，回籍养病去了。鲍超的霆字营就此解散，给了正需要兵力的湘军、淮军一记重击。

    曾国荃的新湘军形势也不乐观。同治六年（1867）二月十八日，新湘军彭毓橘部在湖北黄州被东捻军歼灭，彭毓橘与多数营官毙命。曾国荃的新湘军破产。

    眼看自己的爱将弟子一个个在剿捻战场上毙命，又眼睁睁看着弟子李鸿章和九弟连吃败仗，曾国藩的痛心可想而知。他深恐他们二人重蹈自己的覆辙，劳而无功受到朝廷苛责，又担心他们两个脾性太烈做出过激之事。有次跟赵烈文说起这些，曾国藩甚至极悲怆地说：“自顾精力颓唐，亦非了此一局之人，唯祈速死为愈耳。”

    面对曾国藩的这番感慨，连赵烈文也无语黯然。

    同治六年（1867）二月十六日，曾国藩黯然由徐州启程，于三月初六抵达江宁，仍驻两江总督衙门。就这样结束了他一年多的剿捻行动。

    这一次行动也彻底以失败告终，曾国藩可以说是无功而返。但他并没有因为离开剿捻战场而放下对剿捻行动的关注。他人在江宁，心却仍在剿捻战场上。

    李鸿章却没有老师想象的那么脆弱。左宗棠任陕甘总督之后，他们二人兵分两路，一人负责对东捻军作战，一人负责对西捻军作战，对捻军发起猛烈攻击。李鸿章坚持曾国藩的河防之策，集数省之力兴办胶莱河防，与东捻军辗转于鲁南、苏北一带作战。

    同治六年（1867）十月，东捻军将领任化邦被淮军奸细刺杀，东捻军开始走向衰败。

    这年十二月，东捻军另一将领赖文光在扬州被捕就义，东捻军宣告失败。

    同治七年（1868）六月，西捻军被困于黄河、运河、徒骇河间，全军覆没，张宗禹不知所终。

    困扰了清廷十几年，波及皖、鲁、豫、苏、陕、甘等十省的捻军起义，被彻底剿灭了，李鸿章终未负老师所望，也没负朝廷重托。因其剿捻有功，同治七年（1868）七月初十，李鸿章以湖广总督授协办大学士，刘铭传因首倡河防之策封一等男爵。曾国藩此时虽已离开剿捻战场，但念其决策之功及转战一年多的功劳，加恩加赏云骑尉世职，调任武英殿大学士。清廷这次算是给了曾国藩一个比较公正的交代。

    自与太平天国作战，至捻军被剿平，历时十八年，主要战区从南到北波及十七个省。其间，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及对大清经济国力的破坏，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曾国藩早就深深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曾在那拉氏上台时兴奋地说国家中兴有望，如今战乱已平，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努力整饬两江，以实现自己的中兴之梦。可正如胡适所说：“清朝的命运到了太平天国之乱，一切症状一切弱点都现出来了，曾国藩一班人居然能打平太平天国，平定各处匪乱，做到他们的中兴事业。但曾、左的中兴事业，虽然延长了五十六年的清朝国运，究竟救不了清朝帝国的腐败，究竟救不了清朝帝室的灭亡。”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