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8年6月21日，在张作霖被炸死17天后，回到奉天的少帅张学良正式向全国发出父帅丧事，并举行隆重沉痛的吊唁仪式。

    这天一早，大帅府偌大灵堂上，花圈簇簇、白絮飘飘、哀乐低回。前来志哀的人排着长队进入灵堂。大帅麾下要员张作相、张景惠、杨宇霆、常荫槐、臧士毅等等；加上专门赶来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张宗昌，尽在其间，面容哀戚。

    吊唁仪式由身披重孝的少帅、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张学良主持。

    先是由大帅健在的四位夫人卢夫人等率大帅多个子女徐徐而上，向安卧在苍松翠柏簇拥中灵床上整了容的大帅告别。然后，张作相、张景惠、杨宇霆等要员鱼贯而入，挨次上前，与大帅告别。之后，他们按官级品位依次去对侧立一边的大帅遗孀卢夫人等及大帅的多个子女表示深切慰问，低声说些务必节哀类话。

    吊唁仪式从早晨持续到下午。薄暮时分，关东军司令长官武藤信义元帅吊唁大帅来了。世上就有这样厚颜无耻的人！他站在大帅灵前，表现得沉痛至极：揭帽，对安卧在苍松翠柏簇拥中灵床上的大帅深深弯下腰去，三鞠躬。当这位在日本国内被尊为“满洲保护神”的关东军司令长官抬起头来时，与挂在灵堂上方的大帅遣像猛然打了个照面。大帅的遗像尽传精神！大帅好像在逼视着考问他，因为做贼心虚，纵然这样杀人如麻、久经沙场、官至元帅的武藤信义，也有点稳不起，不禁一惊一愣，往后退了一步。

    遗像上的大帅栩栩如生。那是一幅硕大的框起来的黑白照，是张作霖入主北京时，请一个著名的美国摄影师在中南海内拍摄的。照片的黑白光线对比很好。身着三军大元帅服的张作霖军服笔挺，头戴鸡毛掸帚似的军帽，挎武装带，佩短剑，护一绺小胡子。头微微有点侧，因而轮廓特别分明。总体看，他五官清楚、面目清瘫、鼻梁棱棱。一副剑眉下，是一双闪灼着希望、也有点诡的眼睛。光明恰好在他的鼻梁处一分为二。光明面上的脸，露出的是一分得意、一分骄横、一分狡黠、一分霸气；阴影部份的脸面，有点鬼魅。照片上的大帅，好像怒视着这个站在面前虚伪至极的日本军人，并从心里发出愤懑的呼号：还我命来！

    然而，关东军司令长官很会节制、他很快恢复了镇静。公式化、程式化地完成吊唁仪式后，迈着军人的步武，来在张学良面前，弯下腰去，深鞠一躬，说是，希望总司令节哀顺变。说时，弹簧似地将胸一挺，喊操似地说：“我代表关东军司令部并日本陆军省，对张作霖大帅被南方便衣杀害深表哀痛。”无疑，他是在为张作霖之死定性。

    “请少帅节哀。期望总司令能同大帅一样，一如既往地同我精诚合作，为实现大东亚共荣圈迈出更快、更坚实的步子！”张学良铁青着脸，什么话也没有说。说完这些话中有话的话，关东军司令长官要告辞了，他脱下戴在手上的白手套，毫不知耻地伸过手去，要同张学良握手。张学良望着眼前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努力克制自己愤怒得开了锅的心情、情绪。这会儿，他连血溅五步，杀了这个罪魁祸首的心都有。可是不行、不是时候，他也杀不了这个元凶。这个元凶身边有一个穿西服打领带、亦步亦趋、身材高大、手脚矫健的青年随从如影随形。表面上看，这青年随从是给关东司令长官打下手的，接送个花什么的，但他那副鹞鹰般闪霍的眼睛，就清楚表明这家伙不是善类、功夫了得，是关东司令长官的贴身保镖。张学良压抑着自己、告诫自己：君子报仇，十年不迟！小不忍则乱大谋。他克制得很好，机械地伸出手去，同伸给他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长官的手握了握，其实是轻轻碰了碰而己。

    之后，关东厅长官林权助接踵而致。这个穿一身黑色西服，矮小精瘦，像个幽灵似的政客，比僵硬刻板的职业军人关东军司令长官武藤信义元帅高明得多、油滑得多，他面面俱到，极善言辞。在走了过场之后，他极虚伪地对少帅说了一番很带感情的话。

    “真是不幸！”林权助吁叹道，“我和令尊张作霖大帅是多年的至尊好友。我还记得当年我同令尊大人在林中漫步的情景。”说时叹了一口气：“你们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昔祸福’。斯人已去不可追。”

    “满洲的未来、满洲的辉煌、日满提携，就看总司令你的了，拜托了！”林权助对张学良少帅深鞠一躬，抬起头来，阴深的目光透过眼镜、投射在张学良精致的脸上，他在观察少帅对他这番话的反应。这于这个年轻的奉军掌门人、少帅张学良，他未来的对手，关东厅长官林权助林权助其实并不了解。他只是听说了很多这个“民国四公子”的传闻轶事。他小看了张学良。他说这番话，如同往一个表面平静的湖里投进一块小石子，试试水深。可是，他投下了这块小石子，连响声都没有一个。少帅只是板着脸，手朝外一指，大喊一声：“送客。”这是在对他下逐客令。自有管事颠颠上来，一手拎起袍裾，一边将手朝外一指，说一声“请！”

    关东厅长官林权助林权助，走在大帅府那条用红绿卵石砌成的花径上，他一边很有派头地用手中的拐杖笃、笃地拄着花径，往门外走去时，心中闪过一丝不详的阴影：看来，这个张作霖的“小六子”，并非传说中的纨绔子弟，是个厉害角色，比他老子厉害，喜怒不露于形，不是犬子，是虎子！

    这个晚上，少帅同一段时间来好得如胶似漆分不开的赵一荻破天荒地“分居”了。这是因为，明天蒋介石的全权代表张群就要来了。他现在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选择、抉择。人的一生，都面临着选择。哪怕就是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选择，如果选择错了，也会南辕北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他现在接过了大帅的职务，也接过了大帅的重担。他现在是东北保安军总司令，手上握有一支在全国地方部队中装备最好，陆海空俱备的20多万人的军队——原先叫奉军，现在叫东北军。虽然他的空军力量很小、海军是像征性的，但毕竟有。这在全国地方军阀、也叫地方部队中是唯一有空军海军的地方部队。不要说像阎锡山、冯玉祥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这样的地方军界大佬对他艳羡不己、纵然连动辄将自己的部队称为中央军的北伐军总司蒋介石也自叹不如他的是，在大帅留给他的东北王国内铁路畅通、公路更可谓四方八达。这就像一个人，血脉是通的。除此，他还有一个有相当规模的东北兵工厂。这家离奉天很近的兵工厂，能生产机重机枪、步枪、子弹就更不用说了。一般的大炮、榴弹炮……总之，一般常规战争需要的常规武器，这个兵工厂都能生产制造。此外，他还有造船厂，那是要造军舰的。飞机制造厂，他也在百般筹错，处于拟建阶段。毫无疑问，这样一来，他张学良因为手上有这样的力量，他就成了各方竭尽努力争取、拉拢的对象。

    看南方。北伐军取得名义上的胜利后，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镇压共产党人，国共决裂。随后，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成立，蒋任国民政府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把党政军一把抓、一手抓。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蒋为了实现他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支军队的目标，要求他原来的盟友、形式上的下属，北伐军第二、三、四集团军司令阎锡山、冯玉样及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裁军。这怎么行？军队是他们这些人的命根子。一边坚决要裁，一边坚决不裁，针尖对麦芒。这样，以蒋介石为一方，以阎锡山、冯玉样及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为一方，在中原拉开战场，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双方的实力相当，双方都派代表来奉天拉他张学良，当然，还有日本人。蒋介石和他的对立面，这时，就像一架本来持平的天平，他张学良倒向何方，胜利的天平就倾向何方。

    明天，张群就是代表蒋介石来拉他。倒向何方，他心中有数。他是一个有民族观念、民族气节的人。为了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尊严，他决定选择代表正一统的南京国民政府、东北易帜，倒向南京国民政府。这是一个总方向、总目的、是一个宏观。然而，任何一个宏观、一个总方向、总目的，都是由若干细节构成的。就像一根项炼或铁炼或自行车的链条或坦克车上的履带，都得由若干的环节咬合而成。这中间，如果有一个环没有咬合好、没有咬紧，非散架不可。东北易帜，说起来容易，就是一句话，可是做起来难上加难，还要冒很大的风险，面临很大的威胁。现在看来，这个最大的风险、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外部，而是还自内部，来自大帅的老臣重臣杨宇霆、常荫槐这些人。好在大权都握在他手中，好在他有一帮可用之人，比如辅帅张作相、还有张景惠、孙烈臣、臧士毅、莫德惠等等。他用手下这帮足堪信任的干员已经并正在逐步把杨宇霆、常荫槐等人架空、挤干，并对这些人进行严密的秘密监视。

    最近这段时间，他的态度是积极的、先后派亲信密使王树翰、邢士廉、徐燕谋到南京对蒋介石输诚。好些问题，南京有关方面也同他们谈了。但有些定不下来。张群这次来，所有的未决事情，都可以同他最后敲定。

    思绪悠悠中，隔壁书房内的那架青岛造中国式座钟当、当地敲响了四下。钟声落尽，更显万籁俱寂，天地都睡着了。这晚，他独自睡在书房旁边供平时办公累了午睡的一间小卧室里。

    他似乎睡了过去，又远远没有睡踏实，明天就要同他作最后谈判，决定他最后命运的蒋介石全权代表张群，似乎就在眼前。

    张群，字岳军，四川华阳（现成都市）人，1889年生，小蒋介石两岁，与蒋是先后中国保定军校、日本东京士官学学的同学、密友。

    张群终生依俯蒋介石，是蒋介石最信任、最倚重的大员、“智多星”。他先后作过上海市长、关键时刻的湖北省、四川省政主席、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行政院院长。张群给人的印象始终是一副外交家的装束、外交家的派头和风度。他爱穿一套藏青色西装、打桃红领带、头戴一顶棕黄色博士帽，缓行鸭步，风度不凡，身体微胖，面带微笑，妙语连珠，个子不高，宽面大耳，鼻正口方，左眉内隐隐有颗殊砂痣。据说，蒋介石之所以对他言听计从，有个原因，就是认定很有福相。

    在蒋介石当政的数十年中，国民党高层人士，私下送给张群两个绰号，一是“华阳相国”，二是“高级泥水匠”。“华阳相国”中的“华阳”代表他的出生地，“相国”指他权高位重，类同古时的宰相。“高级泥水匠”则带有些调侃，带有些不了然，指他会调和稀泥。这两个绰号都很准确、相当精当地慨括了张群的一生。张学良没有想到，就在这次张群来奉天拉他成功之后，两年后，又是张群代表蒋介石来拉他。

    两年后的1930年，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矛盾反展到顶点，爆发了的中原大战，又叫蒋冯阎大战。这是一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为惨烈、带有现代化战争某些特点。这年4月1日，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分别在太原、潼关和广西通电反蒋，阎锡山宣誓就任反蒋联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刘骥为参谋长。反蒋联军有八个军。蒋介石把他的军队编为四个集团军应战，双方陈兵百万，主力决战于豫东、鲁南陇 海线以南之三角地区，5月11日全面开战。期间，资格比蒋介石还老、与蒋介石长期面和心不和的汪精卫去到阎锡山控制的北京，导演出了一出史称“九九短命小朝廷”的滑稽戏。他们推定阎锡山为国民政府主席；以阎锡山、唐绍仪、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没有到会，也没有答应）、谢持组成国民政府委员会，下设11个部，6个委员会。为了取“久久”吉祥这个谐音，阎锡山在1930年（民国19年）9月9日9时9分，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宣誓就任。

    初战，蒋介石靠前指挥，在河北一个叫柳河的地方，把他的指部设在一辆火车车厢上。冯玉祥得知蒋介石就在这一带，派郑大章率一支骑兵突袭队突到这里寻找。很险！如果不是蒋孝先带认设法将郑大章诱开，蒋介石就被抓了俘虏。

    双方棋鼓相当，打成胶着状态，谁也赢不了谁，双方又都把希望的目光瞄准关外的张学良，期望张学良为他们出兵助战。

    蒋介石派去说服、争张学良的还是“华阳相国”张群。最终，出于民族大义，出于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考虑，少帅张学良挥兵进关助蒋。战争胜利的天平一下子倒向了蒋介石。汪精卫煞费苦心搭架起来的“九九小朝廷”轰然塌圮，这个小朝廷只存在了99天。在蒋介石的通缉中、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人出国的出国、下野的下野。

    但是，成也张群，败也张群。1949年那个冬天，输掉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看大势己去，为最后一逞，蒋介石把胡宗南三个兵团组成的20多万一色美式装备的所有精锐部队集中到四川，欲借“云傍马头起”、“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缘”的天险秦岭和四川境内纵横的大江大河，层层阻拦解放大军进川，最后与解放军进行成都决战、又叫川西决战。当时的整个国际形势对蒋介石不利，他长期依靠的美国，在美国总统罗斯福死后，副总统杜鲁门继任总统。杜鲁门一上台，立刻调整了对华战略，杜鲁门认为蒋介石是“扶不起来的阿斗”，全面停止了对蒋介石的援助。1949年4月，解放军发起渡（长）江战役时，隔江抗衡的蒋军尚有相当实力，而且还有解放军没有的空军和少量海军。蒋介石不敢奢望美国杜鲁门政府，对他有实质上的帮助，仅仅希望美国政府放表一个对他道义上的支援，也被美国政府断然拒绝。这对国民党政府、军队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这时，国民党军队尚可一战，但经济己经崩溃。战争没有经济的支撑，犹如战车失去了动力。得不到美国军援的蒋介石只得派儿子蒋经国去上海“打老虎”。蒋经国带着由他点将组建的“经济戡建大队”，浩浩荡荡开进大上海。在两天的时间内，他雷历发风行，出动上海市6个军警单位，在全市检查监督，让所有持黄金白银者去银行兑换金圆券，昭告上海市民：“凡违背法令及触犯财财政紧急措施条文者，商店吊销执照，负责人送到法庭法办，货物没收……”他选拔了一万二千三百三十九个热血青年组成了一个“打虎队”，在10天之内，到大街上游行，带着武器到工厂、商店等地，翻箱倒柜，掘地挖墙、搜查黄金白银，强迫人民拿硬通货去兑换软质的金圆券。蒋介石每天在电话上询问儿子进展情况，成绩可喜。一个月中，上海中央银行收兑黄金、白银、外币共合计美元3亿7千3百万元。蒋经国动用铁的手腕，打击奸商污吏、严惩腐恶势力毫不留情。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因泄露机密被判刑；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尼亚、大队长戚再玉因犯囤积罪被拉到大街上当众枪毙；犯事入獄大户64人，之中，甚至有大名鼎鼎的青帮头目，在国民政府中兼有要职的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外国人称蒋经国为“新经济沙皇”，中国好些商人则骂他是“不近人情的雍正皇帝”。一帆风顺的蒋经国最终因触碰、伤及到到大姨爹孔祥熙大姨妈宋霭龄家利益铩羽而归，“打虎运动”嘎然而止。

    蒋经国步步深入，顺藤摸瓜，查封了有问题的“扬子公司”，毫不留情逮捕了该公司法人代表、大姨妈的大儿子孔令侃，宋美龄得知后大发雷霆，立即把电话打给蒋介石。那是1948年9月30日，蒋介石正在北平视察战备情况。电话中，夫人宋美龄不依不饶，逼着蒋介石下令放人。拗不过夫人情面，蒋介石只好让儿子放人。10月1日，放不心的宋美龄，亲自坐她的“美龄”号专机，飞去上海将外甥接回南京，而孔令侃的资产也未伤一根毫毛，“扬子公司”全部资产转移到美国经营去了。蒋经国由此连连败北，奸商们对他进去反击。囤积居奇、低价买进、高价卖出、金圆券贬值、物价飞涨，老百姓叫苦连天，生活简直过不下去。蒋经国伤心之致，在多家媒体上发表《告上海人民书》，向上海人民道歉。对儿子之所以如此，心知肚明的蒋介石，怕儿子过于伤心，对儿子百般劝慰的同时，1948年11月6日，蒋介石特意安排儿子离开喧嚣的是非地上海，回山明水秀的老家奉化溪口去休养了一段时间。纵然是蒋经国搞的不成功的、时间很短的“打虎运动”而累积的资财，居然支撑了蒋介石政权一年的财政开支，堪称奇迹。

    1949年退到成都的蒋介石，他打的如意打盘是：在四川、特别是在成都打一场“成都决战”，打是打不赢的，无非是打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看看，表面我蒋某人还在为保卫民主自由而战，为反击、抵制苏俄的赤祸漫延而战，希望以此换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他的财政军事支援。打了“成都决战”，他就把他的成建制的以胡宗南部队为主力的中央军精锐部队，撤离成都，沿川藏线，经双流、新津、卭崃、雅安徐徐退入康藏，并借沿线的山高谷深天险，给跟进的解放军以有效的迭次打击，以空间换取时间，静观国际形势变化。蒋介石这个如意打盘如果打成了还真难办。中共高层估计在四川最少要打四年，而最终在几个月之间，蒋介石的如意打盘就被砸碎，慌忙中于1949年12月10日，带着儿子蒋经国乘坐“中美”号专机离开成都去台湾，四个小时后，飞过茫茫的中国大陆和波涛汹湧的台湾海峡到了台湾，从此后，蒋介石父子至死没有回到过祖国。之间，很大一个原因是蒋介石自己造成的。他刚到成都会见巴蜀父老时称：“四川自古以来就是人文荟萃、物殷民丰之宝地。现在，四川更是政府赖以反共戡乱之最好基地、最后堡壘。值此多难时节，切望巴蜀父老和政府精诚团结，抱有匪无我，有我无匪之决心，共赴国难，则胜利有期。”寥寥数语，信心满满。而当时，任何人都看得出来，蒋介石要打成、打好他的如意算盘，他最大的威胁来自蒋介石名义上的部属——西康省政府主席兼24军军长刘文辉。刘文辉，四川大邑安仁镇人，多谋善断，对人对事极有主见，江湖上落下“多宝道人”绰号，历史上从未与蔣和谐过、合作过。抗战期间，所有的四川军人，上至刘文辉的侄儿（大刘文辉四岁）、绰号“四川王”的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川康绥靖公暑主任刘湘，下至一般四川军人，甚至黎民百姓争相出川抗战。抗战八年，四川先后出兵共计350万，伤亡65万。四川出兵之多，伤亡之重，都是全国之最，一时全国抗日战场“无川不成军”。当时，全川每十四、五个川人中，就有一个在前线抗战。在抗战最艰苦的1941年，四川以单独一省的财赋，支撑了全国开销的三分之一。为了筹错军饷，在百姓中叫做“范傻儿”的国民党军88军军中范绍增卖掉了自己的“范庄”。所有四川军人中，只有刘文辉不去。因为有这些历史原因，曾经在留学苏联时参加共产党，而且表现得很激进，过后又从共产党中反出来的蒋经国加上屡次同解放军交手都吃了大亏的胡宗南联合给蒋介石建议：为解除后顾之忧，武力解决刘文辉和他的部队。为此，胡宗南把他战斗力最强的李文兵团摆在了新津。只要一声令人，李部保证作到朝发夕致，一举彻底剪徐刘文辉。可是，蒋介石犹豫了，基本上不同意。在他看来，刘文辉虽不听话，但不至于投了过去。因为刘文辉是共产党革命的对象，况且历史上打过红军，手上沾有红军、共产党人的鲜血。再者，刘文辉在四川树大根深、很有声望，他蒋某到四川，就要努力团结、拢络四川各党各派，争取人心，哪能在无凭无据，仅仅是怀疑人家的情况下，就动用精锐部队去自己人打自己人？！他把自己的想法、过虑都说给了张群听，征求张群意见。张群也不多说，只说委员长的想法是对的。全面得多。后来形势一天比一天紧，蒋经国胡宗南天天逼着蒋介石解决刘文辉。而自以为聪明绝顶的他，征求张群意见后，想了个高招，要刘文辉只身上成都，参加由西南军政公署主任顾祝同领导的、将指挥部设在成都将军衙门内的“成都决战指挥部”，与胡宗南，还有四川另一个实力派人物，抗战时期率大军支援山西的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过后作过一段时间四川省主席，当时仍是95军实际掌权人，绰号“水晶猴”的邓锡侯，一并作为顾祝同的副手。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把“多宝道人”限制起来、看管起来。而刘文辉这次听说听教，如野鹤闲云，独自离开雅安到成都。到了成都，就把自己关在成都文庙后街的公馆中，每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也不会见朋友。蒋介石暗中窃喜，以为这次把“多宝道人”管住了、管牢了。其实，刘文辉比他厉害得多。早在抗战刚刚胜利，刘文辉就同共产党高层接上了关系，现在他在雅安苍坪山上的24军司令部，就秘密设置了共产党的秘密电台。从延安派出的、以王少春为首的三人小组随时将西康省、四川省方方面面情报，通过电台传送延安方面，再将中共高层的意见、指示转达给刘文辉。形势越发严峻、在蒋经国胡宗南再次严逼紧催下，蒋介石给刘文辉最后三天时间。在这三天内，刘文辉必须电令自己的多少部队、多少辆军车，到指定位置，接受调动，准备参加成都决战。之间，发生了若干险情，一夕数惊。比如，刘文辉发回雅安的密电，被保密局侦知有异，密局局长毛人凤逼着刘在“总裁”面前，与他当面对质对证。而在这样千钧一发、生死一念的关头，都被刘文辉四两拨千金，一一化险为夷。在蒋介石给他限定的最后一个晚上，家中，他同邓锡侯、还有一个四川实力派人物、挂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主任的潘文华苦思脱身之计而始终不得时，张群来了。张群一进门，沉着的刘文辉就发现张群满脸忧戚，他不无幽默地说：“岳军快坐，你这个委员长身边的大红人、大忙人，今晚咋想起到我们这样的破地方来了？”

    张群坐下连连叹气，说是，“蒋先生要我明天一早赶去昆明，要我向‘云南王’卢汉传达他的意思，要他把云南省政府和云南绥署分别搬到滇西的大理和保山去，挪出昆明以备中央从成都迁过去。”

    “这有好大个事，岳军兄去传达了蒋委员的意思不就完了？”邓锡侯故意这样说。

    “晋康（邓锡侯字晋康）兄，你说得轻松，我怕是这一次就回不来了。卢汉那人，脾气你们是晓得的，听说，他同共产党有勾扯，我担心我这一去，事情不仅没有办成，还可能被他扣作人质，以便同蒋先生讨价还价。”

    “有可能啊！”潘文华故作惊风火扯地说：“岳军兄是委员长的打心锤锤，这一去，完全可能被卢汉扣作人质。”

    “我们三个能帮你岳军兄什么忙？”刘文辉问。

    “老母八十有余。”张群说着垂泪，他是个出名的孝子，父亲去世很早，是孀居的母亲一手把他拖扯大。以后他当了大官，多次要接孀居的母亲去南京，母亲都不去，张群无法，只得让老母居住在宽巷子的张家老宅，托地方上的朋友，如在座刘、邓、潘三人照顾老母。他们不仅答应下来，而且尽心尽力，让张群对他们很是感激。张群说：“我怕是这一去，就无法回来给她老人家养老送终了。”

    刘、邓、潘三人当即表示，如果岳军兄说的事真发生了，那么，替老伯母养老送终事，我们挑们挑起来就是了。张群千恩万谢，说时看表要走。

    “慢着，岳军兄，我要向你借一样东西一用。”刘文辉说：“毛人凤这个狗东西封了我的门，我出不去。我想借你的车出一下门！”张群是何等样人，看看三人情状，想这刘自乾（刘文辉字自乾）是三天限定时间的最后一日，似乎明白了刘自乾借车原委，他答应一回去，就让副官李成带原车回来接他们，他们要去哪里，给李副官一说准成。临别，他对三位说：“三位仁兄，我们共事多年，又是老乡，实话实说，时局是无法挽回了。值此千秋存亡关头，希望你们贯彻始终，与蒋先生一心，共支危局。国家有办法，我们个人才有办法。”张群说完去了。不过他说话算话，过后果然叫李副官带上车来接上了刘邓潘出去。守候在门外的特务发现不对，拦下车上去检查。李副官作古正经对拦车特务说：“这是张（群）院长让我接他们三人去，说有要事相商！”拦车特务看车是张群的车，副官是张群的副官。张群是何等样人！就连他们的顶头上司——保密局局长毛人凤都靠不上边，他们怎么敢拦下来，只好放过车，把情况报告上峰。刘文辉把时间掐算得精了又精，事情算计得天衣无缝。当毛人凤发现情况不对，派人派车急追上去时，刘邓潘三人早在成都西郊茶店子换上了中共成都地下党等在那里接他们的车，一溜烟去了。1949年12月9日，刘邓潘在邓锡侯掌握的95军驻地，离成都不过六、七十里的彭县隆兴寺发出起义通电，这就是著名的“刘邓潘起义”。起义通电一经发出，立刻产生连锁反应，“云南王”卢汉立刻响应，就连胡宗南手中三个兵团中，除李文兵团外，另外两个兵团司令裴昌会、李振分别率部宣布起义……蒋介石立刻慌神，第二天逃往台湾。如果换一个人，依蒋介石对人的峻厉苛刻，肯定会对这事严加迫查、严格惩处。可是，犯事的是张群，蒋介石佯装不知，让张群不仅在台湾安享晚年，而且，对张尊敬有加——当然，这是后事。

    蒋介石对下属，尤其是对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将军，向来是冷着一张脸下达命令。特别是对抗战后坐飞机摔死的，给他立了大功的，外国人眼中的“中国特工王”“蒋介石佩刀”的前军统局局长戴笠，在蒋介石眼中就是个“家奴”，动辄罚站，呼来喝去，独对张群别开一面，眉活眼笑，人前人后都称张群为岳军先生，这是他们差不多用一生时间打造的特殊友情、感情保的恒温。

    蒋介石从小饱受欺凌，心灵创伤累累，年事渐长，争强好胜的他，需要一个人来帮助他、关心他、温暖他，当然，这个人是要有些本事的、能同蒋介石对话的。蒋介石终于找到了，这个人就是四川华阳人张群。蒋介石的母亲王采玉是浙江省奉化溪口镇盐商蒋肇聪的“填房”，蒋介石属于“拖油瓶”，8岁以前，家境富裕，他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他是当地的“孩子王”“打架王”，常把小伙伴打得鼻青脸肿。为此，母亲不知向别人家赔过多少礼道过多少歉。对于儿子，母亲还不能要求过急。有次吃饭，母亲多说了他两句，他居然把筷子当刀，对着自己的喉咙深处插下去，吓得母亲赶紧伸手握住筷子，才没有出大事情。蒋介石刚8岁，父亲因病去世，蒋介石和母亲的苦难日子开始了。蒋家人把他母子分了出去。母亲带着他和妹妹，只分得三间楼房，30余亩薄田和一片竹林，孤儿寡母，日子过得窘迫艰辛。他12岁时，母亲把他送到离家100里的嵊县葛溪村外祖父家，就读于姚宗元开设的私塾馆。这时，他家日子实在凄凉。每当他回家看望了母亲妹妹，再去嵊县时，母子二人总是抱头大哭一场。后来，他为一国之尊后，曾在《报国与思亲》文章中，提到这段日子时写道：“中正9岁（虚岁），一门孤寡，茕孑无依。其时清政不纲，吏胥势豪，夤缘为虐。吾家门祚既单，遂为觊觎之的，欺凌胁逼，靡日而宁，尝以田赋征收，强令供役”“产业被夺，先畴不保，甚至构陷公庭，迫辱备至。乡里既无正论，戚族亦多旁观，吾母子含愤茹痛，荼孽之苦，不足以喻。”一种强烈的出人头地改换门庭的欲望与愤世嫉俗交织在一起，成了他愈挫奋的动力。经过很多努力，他考入保定军校的前身——通用陆军学堂，在这里，他结识结交了同学张群。在军校，蒋介石因脾气急躁，爱与人争论而且争论起来，总是脸红脖子粗，总要争赢，被一些同学讥为“红脸将军”。为此，张群为他私下捡了不少“脚子”，化解了许多矛盾。

    真正让蒋介石在军校有了些威信、声誉的是有次有个日本教官给他们上课。教官拿出一块泥，说着泥说，这块泥就像中国，里面有寄生细菌四万万。蒋介石听到这里气得脸面红耳赤，霍地站起来，走上讲台，从日本老师接过这块泥，掰成八块，指着其中一块泥说，这块泥就像日本，里面寄生着五千万细菌……张群带头为他鼓掌喝彩，全班同学为蒋介石叫好。过后，当蒋介石与张群转入日本东京士官学校学习时，本来，张群分到炮科，蒋介石分到步科。为了时相过从，张群主动放弃炮科，转到步科。这些，都是让蒋介石感念于心的。但是，因此就说张群在蒋介石面前从来无私，也不是事实。当蒋介石与张群学成归国，服膺于孙中山先生麾下，在斗争中崭露头角，受到孙中山先生重视。蒋介石历来看重四川，认为四川是“中国首省。”这个概念首先来源于他们在日本时，孙中山的一个富有远见卓识的友人，对四川的分析与建议，这与诸葛亮的《隆中对》大同小异。诸葛亮对三顾茅庐的刘备指出：“益州（四川）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成帝业……”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蒋介石对孙中山先生提出，想到四川抓军事，先生欣然同意并很支持，给曾经的同盟会会员、四川执政者熊克武写了一封信，推荐蒋到四川省当省警察厅厅长。蒋介石下来征求好友张群意见，因为张群想回四川，他告诉蒋，熊克武不易共事，蒋去了，作为外乡人肯定会受到排挤，不如留在广州，留在孙中山身边，前途远大些。蒋介石接受了张群建议，打消了入川念头，张群给蒋提出来，不如把这个四川省警察厅厅长的职务留给他这个四川人回去当。蒋介石愿意成全张群，不过，当他就这事去请示孙中山时，孙先生不高兴，却又碍着他的面子，给张群写了推荐信。不过，将原先拟定的给蒋介石的四川省警察厅长降为成都市警察局长，张群不高兴，嫌官小了，最终没有成行……

    又是一天。张学良、张群的时间掐得很紧。作为主人，张学良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上午九时半，去飞机场接张群的轿车徐徐驶到大帅府小青楼前停下——这是大帅少帅先后的办公楼。张学良下楼迎接。张群还是那副外交家的样子，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两人同时伸出手来，互致问候：“岳军先生好！”“总司令好！”“请！”张学良把手一比，带客人上二楼进了他的小客厅。撩开挂在门上的珠帘，屋里地上铺着一条绿色地毯，正面是一套适宜坐下谈判的沙发，中间隔一西式茶几。之下退两步远，一边摆三把中式黑漆靠背坐椅。显然，这间小会客厅带有私密性质。没有多的过场，两人隔几坐在沙发上，刚才触及正题，在门外值守的机要副官隔帘报告总司令，杨总参议长有要事求见总司令，二张的眼光一碰。张群的眼光露出惊异、叩问。意思是，我们这样重要的私密会谈，你底下的人都敢来打扰、闯关，难道你的位置不稳？张学良的目光是温和的、稳健的，流露的意思是，你放心！张学良略为沉吟，吩咐门外值守副官：“那就让他进来吧。”

    门上珠帘一掀，杨宇霆进来了。他左手掀着珠帘，眼睛看着坐在沙发上的南京来人，假意做出惊讶：“哎呀，真是不巧，我不知总司令在接客，打扰了，要不我等会再来吧？”

    “就一起来谈谈吧！”张学良说着站起，给他们作了介绍，双方象征性地握了握手，都坐到自己的位置上。杨宇霆坐在离张学良有两步远的那把中式黑漆椅上。

    “你来得正好！”张学良对杨宇霆笑着说：“你是我们前朝和后朝的老人了，事情我也不背你。我正和蒋介石蒋委员长派来的全权代表张群先生，最后确定东北易帜问题。”

    “东北易帜？什么意思？”杨宇霆装作不理解，故意这样问。

    “从今以后，无论是我们东北三省，还是作为诸如过去的东三省总督类似的行政区域，都归属于中华民国的大一统下，都服膺于服从于中央政府，你听明白了吧？”

    “总司令就不怕部下不服？”

    “不怕！”

    “总司令就不担心日本关东军干涉？”

    “关东军算个什么东西？”说到关东军张学良气就来：“这支部队早先就说好了的，是为保护他们的南满铁路而设置。说好了不干涉我们的主权、行政权。还有，这支部队从设置那天起，就说好了，心甘情愿当我们一条看门狗，他们有什么理由，阻碍我们东北三省回归祖国大家庭的怀抱？”一连串的问，问得杨宇霆哑口无言。张学良说段话的由来是：日本称山海关以东的地方叫关东州。1905年时日俄战争日本胜，取得辽东半岛南部地区实际管理权，他们称这里为关东州。当地有条南满铁路，其经营权当时归日本所有。为保护这条铁路，日本在这里设置了一个师的兵力，这支部队叫关东军，以后逐渐扩大，最后关东军扩展到14个师。关东军在张作霖时期，一直声称，为张大帅防守北大门，防御苏俄的入侵。打着这样的幌子，关东军一再增兵，最多时候达到24个师，约70万人，这支部队最后成为南下侵华战争的主力部队。

    “总司令不觉得这样作，有背于大帅初衷吗？”杨宇霆以攻为守。

    “大帅如果健在，想必也会东北易帜，幡然悔过。”

    “何以见得？”

    “因为时代变，人就得变。还是孙中山先生说得好‘革命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逆之者亡’。岳军先生的家乡成都，有座著名的武侯祠，祠里有清人赵藩总结三国时期诸葛亮治国理政的名联‘不审时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这里面最要紧的就是提示我们做人做事，最要紧的是四个字‘审时度势’！”

    看张学良是吃了称砣——铁了心，杨宇霆彻底失望了，他怏怏站起来说：“你们谈吧，我先告辞了。”说时，注意打量了一下张学良，这天张学良军装笔挺，一头乌黑的头发往后梳得溜光，英姿勃发，信心满满。时年26岁的张学良与两年前杨宇霆眼中那个乳臭未干的小六子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换了一个人。

    “邻葛先生，你等一下。”张学良喚住杨宇霆。

    “还有事吗？”杨宇霆转过身来。

    “年关快到了，你通知一下各省省长，都回奉天，大家见见面，乐和乐和。你手中其他的事情都可以先搁一下。”杨宇霆知道糟了，他的一切职权都被剥夺了。他无可奈何地点点头，出去了。杨宇霆刚出去，张群就比起大指拇，连夸“总司令高明。”说“我原先就听说这个人霸道，不想真是如此。”

    “不仅霸道，而且坏。”张学良说他好不容易从北京回到奉天接父亲的班时，在那个小型会议上，杨宇霆公然气急败坏地跳出来，说老帅的临终遗嘱上，总司令不是我张学良，这不是胡说一通嘛！大帅去世时，根本没有留有遗嘱，即是有也是口头遗嘱。大帅身边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二妈，一个是我媳妇于凤至。

    “这个人总归是个祸害，总司令准备如何处置？”

    “岳军先生，你今天是听到了的，对这个人我是苦口婆心，仁至义尽。如果他要一条黑走到底，我张学良只能为国为民，为东北的父老乡亲除害了。”接下来，二张关门详谈，谈定了有关东北易帜的一切事情。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在奉天通电全国谓：“仰承先大帅遣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务国民政府、改易其帜！”从此，东北降下了原来北洋政府的五色旗，升起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此举，标志着奉系作为一个时代产物的结束。

    隔天——30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张学良为全中国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兼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手下重要将领张作相、万福麟分别为东北边防副司令长官。张作相（兼）、翟文选、常荫槐、汤玉麟分别为奉天（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省政府主席。

    二

    夜已深，万籁俱寂。大帅府已经沉睡，唯有主楼二层中间一扇窗户还亮着灯，有种不屈不挠意味。

    这是1929年初一个寒冷的冬夜。

    灯光是从张学良办公室里透出来的。

    静夜多思。张学良在他的办公室里轻轻踱着步，思索着什么，似乎又有点疑虑不决。他走到窗前，轻轻撩开窗帘朝下看去：夜幕中的大帅府与白天又不同，这时看去，似一匹奔马又像一头雄狮……一种激情油然而生。他想，在这同样一个晚上，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以及内祟，蠢蠢欲动的杨宇霆、常荫槐想必也没有息着。

    他的思绪朝这个方面走去。年前，他毅然决然宣布东三省易帜，服膺于中华民国之时之时之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日本朝野，表面上对他并没有什么过激的反映，只是表示“关切”，他知道国，这是暂时的。这种现状，基于两点：一是他还没有触动日本人在东北的既得利益；二，尽管如此，日本人对他还是已经失望了，但又不好直接出手，日本人在他的内部寻找代理人。日本人寻找到的代理人就是杨宇霆、常荫槐。日本人还没有准备好，而他己经准备好了。

    东北易帜后，杨宇霆、常荫槐对他恨之入骨。他们以日本人为靠山，阴谋叛乱，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着准备。常荫槐在控制的黑龙江省秘密组建了一支两万余人的武装。杨宇霆秘密派人到广西同桂系头目李宗仁、白崇禧谈；同一切可以联合的人谈。同时，杨宇霆并没有放下权力，利用他所兼东北兵工厂督办（厂长）之便，假公济私，要兵工厂中两万余名军工加班加点造枪造炮……种种迹象表面，杨宇霆、常荫槐要对他张学良动手了。

    静静的深夜里，他似乎清晰地听到了这二人的霍霍磨刀声。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狭路相逢勇者胜！他站在挂在正面墙壁上那副20万分之一的东三省地图上凝思。慢慢，他将握起的拳头捏紧。逮捕甚至在必要时诛杀枭首杨宇霆、常荫槐的计划，几天前，他就同辅帅张作相商定好了的。在下决定前，他再把这事的必要性及种种细节，又细细过一遍。他就像一个高明的棋手在下一盘盲棋。事情太重大了！一棋不慎，满盘皆输。杨、常二人都不是简单的人。他们是自己的前辈，要功名有功名、要手段有手段、要经验有经验。如果稍一不慎，后果难以想像，很可能会引来杀身之祸。想到这些，少帅心中掠过一丝胆怯、慌乱。为了抑止这丝胆怯、慌乱，给自己一点心理安慰，他走上前去，从办公桌下的抽屜里，拿出一块白花花的银圆“袁大头”——那时袁世凯时代流通货币，是最大的钱。银圆正面镌刻着袁世凯头像，背面是货币制造厂等等字样。

    少帅把白花花银晃晃的“袁大头”拿在手中，在心中默了默，如此期许，“我把货币抛起来，掉在地上后，如果大头朝天，表示杨宇霆、常荫槐该死。我会顺风顺水。反之，就是时机未到，我还得三思。”    然后他将眼睛一闭，将手中“袁大头”高高抛起，“袁大头”当地一声落在地上。他睁开眼睛，忍着心跳，双手按紧，深呼了口长气，将按在上面的左手一移，暴露在灯光下的是“袁大头”正面。他手中的袁大头笑得弥勒佛似的。

    “好，苍天佑我！”这一刻，少帅下定了最后决心。

    连日来为应付日本人连轴转的东北保安司令部外交处处长王家桢，直到昨晚深夜忙完最后一宗事，才睡去。算好第二天有整整半天时间可以好好休息，拉伸睡。不意黎明时分，摆在他旁边茶几上的电话铃声惊抓抓地响起，把他惊醒。他睡意朦胧地，很不耐烦地拿起电话，刚喂了一声，立刻惊讶得睁大眼睛，睡意全消。电话竟然是总司令张学良直接打给他的，这可是破天荒地。

    “是王家桢王处长吧？”少帅问，语气很有些疲惫。

    “是！”王家桢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

    “请你立刻到这里来一下，有要事！”略为沉吟了，少帅说，“你准备一下，我的车马上来接你。”

    “是！”王处长敏锐地预感到，少帅一定有万分紧要的事要他去办。至于什么事，他已猜测到了几分。他下了床，用最短的时间穿好衣服，胡乱洗了脸。当地穿戴整齐时，院子外汽车喇叭嘀嘀响了两声，接他的汽车来了。

    司机将车开得飞快。整个奉天城还未完全睡来，大街上显得空旷；在这黑夜与白昼的交接间，一丝丝淡青色的晨雾在若有若无地流动，显出一丝神秘。一刻钟后，司机将车直接开进大帅府，开到少帅住的小青楼下停住。站在门口等他的张副官，对王家桢一叠连声说，“快、快，少帅在等你。”

    他们三步并作两步地上了二楼，刚走到在少帅的办公室前，看来一夜未睡，戎装笔挺，头上没有戴帽子，在室内来回踱步的少帅，听到了他们的脚步声，立刻问：“王处长来了吧？”

    “报告总司令！”张副官站在门前，胸一挺，隔帘道：“王处长到了。”

    “来了还不赶快进来！”

    “是。”张副官答应时，上前替王处长将珠帘一掀，王家桢大步走了进去，给少帅敬礼、问安。张学良却还沉浸在他的思绪中，对站在面前的王家桢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背着手继续踱他的步子。稍倾，停了下来，转过身来看着王家桢问：“如果我们内部有人事变动的话，你看外交上会不会引起什么问题？”

    这好似突头突脑的一问，对于不在其中的人，肯定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熟知内情的王处长，一下就印证了先前的猜想。知道少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紧张。

    “报告少帅！”王处长这样回应：“如果纯粹是我们自己家的事，那就完全不用理会别人、不用理会日本人说三道四；而且他们也没有道理、没有理由管我们的家事。”少帅很认真地听后，满意地点了点头，又背起手踱起步来。王家桢看少帅没有再问他，也没有的别的交待，怕他在身边，反而打忧少帅，就问了一句：“总司令，还有别的事吗？”

    “没有事了，你去吧！”张学良挥了一下手，王家桢处长这就去了。这事发生在1929年1月10日，这个星期日早晨。

    这天黄昏时分，两辆漆黑锃亮，差不多一模一样的日产最新式小轿车来在大帅府。门前站岗的卫兵按常规上前检查，确信两辆车中分别坐的是总参议长杨宇霆、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而且他们都是孤身一人没有带人，卫兵将手中小旗一举，未意放行。

    两辆日式轿车前后相进了大帅府，沿着两边簇拥着冬青树的柏油道，朝走马转角楼中少帅住的沿着暮色笼罩、两边哨兵似地簇拥着冬青树的柏油道，朝走马转角楼中少帅住小青楼而去。很是幽静，车轮触地，发出轻微的好听的沙沙声。

    常荫槐坐在第一辆车上。他身着一领黑色缎面长袍，处罩团花马褂，戴癞皮帽，50来岁，身材高大，马脸上一脸的麻子，他戴副眼镜，手中象征性地拄根拐杖。这时他一动不动，沉思默。有句话说得好，“爬地草根多，麻子心多。”常荫槐很有心计，他总觉得今天来大帅府有些不对劲，但又不能不来、不敢不来。

    这次，张学良召集他们这些东三省头面人物到奉天开会，开了一天，完全是走个程序，为开会而开会。会一完，他立马上就要回到他的地盘去。可是会议完后，少帅发话了，要他们悉数留下。说是，年关到了，身为总司令的他平时很少同大家见面，大家好不容易凑到一起。他请大家到大帅府打打麻将，吃点好的，听听戏，联络联络感情。其他人倒乐得，一致赞成。只有他和同样心怀鬼胎的杨宇霆心中惴惴不安。好不容易，度日如年，两天过后，大家该走的都走了，少帅偏把他们二人留下，说有要事相商，指定的时间就是这个时候。这让他和杨宇霆有点炸、有点虚。莫非我们什么地方露出了马脚？为此，昨天下午他和杨宇霆单独在一起，细细反省。反省的结果是，他们的事做得天衣无缝。但他们心中总是虚。有句话说得好：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然而，他们却在私下做了许多亏心事！他们甚至后悔这个会他们本就不该来。可是，已经来了，没有办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们只能在张学良指定的时间内，硬着头皮来。

    小青楼到了，两辆日式轿车戛地停下。常荫槐、杨宇霆下车后发现，张学良的副官张飘已经等在那里了。

    “杨参议长、常省长，请！”让他们吃惊的是，张副官并没有把他们带上楼，而是把他们带进小青楼旁边“老虎厅”，说张总司令在里面等他们。

    “老虎厅”的得名是，大帅张作霖生前特别珍爱东北虎，在小青楼的东边特别置一厅，厅里置放的都是形形色色的东北虎标本，配上若干幅绘声绘色的相关油画。进入老虎厅，就像实地进入了阴森森的东北原始森林，似乎听得见兽中王东北虎在森林深处发出的惊天动地的虎啸长鸣。

    杨、常二人一被张副官带进老虎厅，就被吓得迈不开步子。他们一步三挪地翻着白眼问张副官：“张总司令咋让你带我们进老虎厅？”

    “带我们进老虎厅作啥？”

    “打麻将。”张副官一笑，如此回应。

    “这样吓人的地方能打麻将？”杨宇霆咋咋呼呼地说：“我和常省长看着东北虎就害怕，我们就不进去了吧！”说时想溜。

    “不行！”张副官态度很横，手一比，非要他们进去不可。与此同时，令杨常二人惊讶愕不已的是，张学良的一群武装卫兵上前，将他们围了起来。

    “这是干什么？”常荫槐强打精神问。

    张副官一笑：“这是总司令怕你们不去，派他们来请。”

    “除了我们二人，张总司令还有没有请别的人？”杨宇霆吓得青了脸，却故作镇静地问。

    “有呀。”张副官哄他们：“辅帅张作相他们早进去了。”说时，杨、常二人被张副官等裹挟着颤颤兢兢地进了老虎厅中的老虎窝。他们前脚刚刚跨进门，两扇老虎嘴似的大门，轰地一声关上了。

    惊恐不已间，暗淡的灯光下，张学良并不在老虎窝里面。阴森恐怖中，忽地闪现出七八个张学良的卫士。朝他们围上来，一个个杀气腾腾，横眉怒目，手中握张着机头的手枪。

    “你们要干什么？”杨、常二人完全明白了，也绝望了。他们脸色煞白，逃走无望，将身子靠在门上，大声喝问，强作镇静。

    “杨宇霆、常荫槐，你们何必再问？你们心中明白！你们作恶多端，阴谋造反，死有余辜！”内中闪出警卫排长，厉声道：“我奉张总司令命令，对你们执行死刑！”话刚落音，排长手中枪响；其他卫士同时响枪，将杨、常二人打成肉泥。

    回到家中待命的东北保安司令部外交处处长王家桢，一直觉得有要事将要发生。果然，天刚擦黑，他接到大帅府张副官打来的电话，说少帅叫他快去。

    王家桢上了车，心急火燎地叫司机将车开快些。进大帅府，车到小青楼，车还未停稳，一直站在门前等他的张副官手一招，说：“快，随我来，总司令就在等你。”

    张副官带王家桢上了三楼，来在少帅常用的西客厅。客厅稀开一道门，里面黑灯瞎火好像没有人。

    张副官站在门边报告：“总司令，王家桢王处长到了。”

    “进来。”是张学良竭力镇静的声音。

    王家桢得令，一脚跨进去，不由暗暗吃惊。好半天，他的眼睛才适应，屋里没有开灯，黑暗中，一地的红烟头，一屋子都坐的是人。他们是张作相、翟文选、万福麟、王树翰、王树常、袁金凯、莫德惠、刘哲、臧士毅等。他们都是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神情都有些紧张。少帅不在，单独在另一间屋子里。

    单独在另一间屋子里的少帅要王处长进去。这间屋子也没有开灯，透过远远窗户上透进来的灯光，只见少帅有气无力地躺在小床上抽烟，也是扔了一地烟头。

    “啊，王处长来了！”王家桢回应后，少帅吩呼他：“你马上到顶楼郑秘书长办公室去，看他拟就的就今天事件的报告拟好没有？拟好了，你就直接拿一份去，对日本有关方面作出解释，然后回来向我报告！”

    场面如此神秘、紧张！虽然王处长不明白其中究里，但心中已经估计到了。他答应下来，三步并作两步地上了顶楼。顶楼又不一样，间间房间里灯火辉煌，秘书长郑谦和领着一班人正忙着。进了秘书长办公室，正在说着什么的秘书长郑谦和秘书处九处处长刘鸣九看着他说：“来了吗？”郑秘书长随即将一份已经打印好的文件给了王家桢。王家桢接过一看，不出所料，是一份将杨宇霆、常荫愧正法判决书。书中列举了杨、常二人目无法纪、侵吞公款、任用私人、暗中组织军队，图谋不轨等十大罪状。已经被执行死刑。

    看王家桢将判决书看了一遍又一遍，也不作声。郑秘书长显然有些担心，问负责对外交涉的王处长：“你看就这样向日本人交待行不行？”王家桢这时心中已经有数。判决书中所例举的杨、常二人的十大罪状，无论按照民国法律、还是东北法律，他们犯了其中任何一条都是死罪，这没有问题。日本人从中挑不出任何破绽、任何毛病；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王家桢想了想，说行。

    他拿着这份判决书，连夜去到日本驻奉天领事馆，要求见总领事。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新近换了人，新的总领事叫林久治郎立 久治郎立即出来会见了王处长。

    王处长进客厅时，林久治郎立已经等在那里了。明灯灿灿中，只见这林久治郎有一张圆圆的脸，西装革履，四十来岁，戴一副黑框眼镜，个子不高但墩实，脸上络腮胡刮得发青。日本人总这样，不管眼睛是不是近视，总喜欢戴一副黑框眼镜，动作也很程式化。

    林久治郎对夤夜而来的王处长鞠了一躬，道过辛苦后请客人坐。两人隔几而坐。表面上客气的林久治郎眼睛厉害，钉子似的眼神透过眼镜的玻璃片在王处长脸上打转，阴阳怪气地说：“你们中国有句话说得好，‘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王处长深夜驾到，肯定是有什么要事与我交涉，而且不是什么好事吧！”

    “好事坏事？要看怎么看！”王处长端刀直入：“我受张（学良）总司令命令，特来向贵方通报一件要事。”说时，将皮包拉开，拿出一边判决书，交给日本总领事。

    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一连将判决书看了几遍。显得很是惊讶，看完后用手托了托眼镜，调过头，拧起一副扫帚似的浓眉问王处长：“有这样的事？”

    “有这样的事。”王处长很肯定地回答，振振有词地将判决书上所列杨、常二人的十大罪状，说得更具体化了些。

    日本新任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对王处长出示的这份判决书无法挑剔。这是中国人内部的事，而且、杨常二人犯的条条都是死罪，他能说什么呢？只能承认自己倒霉，一上任就遇到这样棘手的事。他只能一边听王处长解释，一边假意将捏在手上的判决书再看下去，想着如何办！

    目前，不止是关东军司令部，就是整个日本帝国都对杨、常二人寄于了很大希望，也给于了他们一定的支持。但这一切都是幕后的、偷偷摸摸的、见不得人的。现实的问题是，杨、常二人已经被张学良处死了，人死不能复生。以后，关东军司令部、帝国的利益在东三省还得同张学良打交道。这个时候，他们最好的办法是装糊涂，千方百计羁留、羁绊张学良。这个时候，决不能同张学良闹翻、闹僵、翻脸……一切为了帝国，为帝国在满洲尽可能争取最大利益——这是他来就任奉天总领事时，外务省再三给他交待的原则。思绪走到这里，林久治郎抑制住满腹疑窦和不快，就此事如此答复王处长：“感谢阁下及时把这个消息、内幕通报给我。我会立刻把这一情况造报告外务省并转关东军司令部，以便我们统一口径。我们不会干涉你们的内政。希望王处长转告张学良总司令，我们会一始既往地支持张总司令；也希望张总司令与我们一如既往地精诚合作。拜托了！”林久治郎说时，站起来向王家桢深鞠一躬。

    “那最好了。”王家桢给这个日本人回了礼，抑制住满心欣喜，彬彬有礼地说了些外交辞令后，告了辞。

    王处长赶回大帅府时，已是第二天零时。来在小青楼前，只见少帅的副官张飘副官正带领一批卫士将杨宇霆、常荫槐的尸体用担架从老虎厅里抬出来。杨、常二人的尸体用厚厚的军用毛毯裹着，二人的血从毛毯里浸了出来，已经凝结。卫士们将二人的尸体抬上停在旁边一辆有篷大卡车上。王家桢不及细看，三步并作两步上了三楼进了西客厅。多少时间过去了，西客厅仍然保持着他先来时的原样，只是屋时开了一盏小吊灯。晕黄的灯光下，坐在那里的还是那些大员，大员还是保持着紧张的神情，都呆坐在那里，只是扔在地上的烟头更多了些。看王家桢进来，神情紧张的大员们都看着他，问他事情办得如何，日本人怎么说……就在他忙不迭地点头应答时，辅帅张作相把手一挥，对王家桢说：“快快快！快进去。都不要说了。总司令急得不行，他在等你！”

    辅帅张作相把王家桢带进屋，还睡在那张行军床上的少帅一见王处长，翻身而起，张口就问：“日本人那边作何反应？”神情紧张得不行。王处长原原本本地将少帅在紧急情况下不得不将杨宇霆、常荫槐正法的事说了；包括他观察到的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的表情、心理活动；以及他对日本人之所以如此的分析等等都。

    “成了。”张学良这才如释重负地吁了长气，手在行军床沿上一拍，随即又躺下去，对站在旁边的张作相、王家桢说：“我实在是有些熬不下去了，太累了。”他要辅帅张作相出去，把刚才的情况告诉在外间坐了一屋子，担着心的大员们；要大家散了，赶紧回去休息。只留下王家桢。

    “树人啦！”躺在行军床上的少帅张学良亲热地叫着王家桢的号，说：“险关过去了。这一下我们更得好好地干啊！”想了想，他又交待王家桢，这事，第二天得去苏联驻奉天领事馆、英国驻天领事馆通报。张学良有些不放心地问王家桢：“估计苏联驻奉天领事馆、英国驻天领事馆对这事会有何反应？”

    “在这事上，日本人都只能是干气，打不出喷嚏。这两个国家在我东三省的势力、实力以及既得利益都比日本少得多、小得多，不会有什么大的反映。”

    “我明天去，没有必要把我们自己家里发生的事向他们解释，最多将判决书给他们一份就行了。而且，我们如此厚此薄彼，日本人会很受用的。”

    张学良听完点点头说：“有道理，很有道理。”然后关切地对王家桢说：“树人，你也忙一天了，如果没有什么别的事，就赶紧回去休息吧。”

    王家桢没有忙着走，他说：“总司令，我想到一个问题。杨宇霆、常荫槐的问题不应该影响到他们的家庭、不应该影响到他们的子女。现在，同杨、常沾一点边的人都在一边看，吓得不行……我建议，将此二人与他们的家庭、子女，还有别的人划割开来。这样，不仅可以显示总司令的大度，而且可以争取到好大一批人。”

    “对，很好！”张学良说：“已经是民国了，我信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我决不搞株连九族的封建社会那一套，你放心！”说着翻身而起，大声对外问：“刘多荃来没有？”

    “总司令，我来了。”刘多荃应声而进。其人气宇轩昂，他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都看重的人；东北人，东北讲武堂毕业，时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卫队统带。这角很重要，相当于古代皇帝的御林军统领，刘对张氏父子忠心耿耿。就是这个刘多荃，在后来的“西安事变”中，是率队攻打蒋介石卫队、捉拿蒋介石的急先锋。

    “你赶快去告诉、安抚杨大嫂、常大嫂，就说我说的，她们丈夫干的事与他们家人无关，并代表我给她们各人送安抚金一万元。”刘多荃接受命令，连夜办去了。王家桢看少帅再无吩咐，回去了。

    毫无疑问，杨宇霆、常荫槐是横亘在张学良前进路上的两只拦路虎。除掉他们，不仅在世人面前显示了过去少为人知的少帅的胆略、智慧、才干、担当，同时给了敌人相当震慑。以全新的面目示人的少帅张学良，威信如日方升，加强了向心力。一段时间以来东三省一些地方、部门出现的人心涣散、谣言四起，政出多门等乱象得到了很好的整治，从而气象一新，人心统一。张学良再无大的掣肘和顾虑，政权得到巩固，朝他的理想大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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