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帅与少帅:张作霖与张学良全传-此情绵绵无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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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张学良有几个兄弟姐妹一直居留、生活在祖国大陆。而且,也就因为他的关系,大都受到特别的关心和照顾。张学良的小弟弟张学铭比他小很多,6岁丧母;学铭是由大哥大嫂张学良于凤至夫妇一手细心带大,毕业于日本东京步兵学校;回国后先后在父亲张作霖的安国军政府作过天津警备司令,国民党政府东北长官司令部参议室参议,东北行辕参议室副主任、总参议等。新中国建国后,历任天津市建设局副局长,天津市市政工程局副局长、顾问;民革第五届中央委员、天津市委副主任委员,"文革"中遭迫害入狱,1973年平反。是第三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政协常委,1983年4月9日在北京病逝。

    张学铭生前经常深切怀念大哥张学良。每当逢年过节全家团聚,他都要在饭桌上给大哥留一个位子,以寄托相思之情之切。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与大哥张学良感情特别不同,他毕业于北京汇文中学和南京中央军校。“九一八”事变后,正在北京上学的张学思不知究里,去到大哥住地——北京顺庆王府(现全国政协所在地),质问大哥为何不抗日,让大哥有口难言,默默流泪。学思看出大哥有难言之隐,不过他还是声泪俱下,再三劝大哥率东北子弟兵尽快打回东北老家去。

    西安事变发生时,张学思在南京中央军校学习。期间,张学良急电四弟火速去西安。学思因在外地实习,接电报迟了没有去。不然,说不定他在西安事变中会出演一个角色。尽管如此,因学思在西安事变中言辞激进,有悖于军校定下的调子,受到军校处分,被关了禁闭,直到大哥的事告一段落,才被解除禁闭。张学思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在南京中央军校毕业前夕,冯玉祥特别赠送给了他一样颇有寓意的礼物——是一枚刻有东三省地图的银盾。显然,当时居中央高位的冯副委员长,是提醒张学思不忘家耻国耻,打回东北老家去。对此,张学思一刻也没有忘记。不过,这份责任、担当,是在他以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战将后,才得以实现、完成的。

    抗战中,随着战局的不断变化,张学良被不断转移。张学思曾专门去浙江溪口看过大哥,可大哥被特务监视很紧,兄弟俩没有单独谈话的机会。那是一个大雨滂沱的日子,大哥利用一个躲雨的机会,避过特务监视,在雨声滴哒的屋檐下,给学思作了一次令他终身难忘的谈话。也许就是这次谈话,改变了张学思以后的人生道路和命运。

    张学思最初在大哥的旧部——东北军万福麟的53军服役,擢升为上校。抗战中,他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不满,在连天的烽火中,转而投身抗日积极的东北军吕正操部。吕正操原是他父亲张作霖麾下将领,后来转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战末期,张学思成了八路军冀热辽军分区一个英勇善战的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他是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中的一员猛将,1948年10月,率部参加了解放沈阳的战斗。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先后担任过辽宁省政府主席、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东北大学校校长。以后,他陆续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学校副校长、海军参谋长等要职,1956年授于少将军衔,1970年去世。张学良曾经不止一次说过,在他的众多兄弟姐妹中,惟四弟学思与他最为情投意合。张学良还有一个弟弟张学曾,曾在联合国组织秘书处任职。

    张学良在大陆有两个妹妹,一个是二妹怀英,一个是四妹怀卿,都是卢夫人所生,她们都住在天津。说起大哥,她们特别有感情。她们说,父亲张作霖是个思想守旧的军人,对女孩子管教极严,规矩很多。但大哥却敢于打破一些封建礼教传统,从小带着她们在大帅府捉迷藏、带她们到河边放河灯,给她们讲故事,让她们剪辫子、放小脚等等,给了她们许多童年的欢乐。

    怀英老人深情回忆:“我的婚姻是父亲包办的,出嫁时我才15岁。按照我们东北的习惯习俗,闺女出嫁,要娘家哥哥抱上轿。我年纪小,舍不得离开家,哭着赖着不走。大哥把我抱上轿,又把花轿的轿帘撩开,逗我说,‘看,当新娘子了,还哭鼻子?’大哥一直逗得我破涕为笑,才让大轿抬着我离开了家。”在以后的日子里,怀英同她的丈夫、蒙古达尔罕亲王的儿子毫无感情,志趣也完全不相同,离了婚,回到天津独居。大哥知道她经济拮据,立刻给她汇去五千元钱……她说,大哥对她的关怀,令她终身难忘。怀英老人说到这些悠远的往事和骨肉亲情时,那张与张学良有些相像的、年轻时肯定漂亮、而今千折百皱的清瘦脸上,总会浮现出与年龄不相称的表情:少女似的遐想、扭怩、甚至还会掠过一丝红晕。然而,更多的是经历了大起大落的人世沧桑后的感觉、感念、怀想。每一次,怀英老人在款款深情地谈完大哥后,她的情绪都要很长时间才能趋于平静。

    怀卿老人则站在这样的角度怀念大哥。她说:“天津刚解放,日理万机的军管会主任黄克诚将军,竟然亲自上门来看望我和我的母亲,给了我们许多关照关怀。让我们有吃有住,过的日子舒心。过后,我还当选为天津市政协委员,有相当的地位……我张怀卿何德何能?我、我们家能过上这样好的日子,都是因为有大哥的原因。共产党是讲感情,讲人情的。是念旧的。”……

    对于在海峡彼岸台湾,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直承受着“劫持统帅”等罪名的张学良将军,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给于高度评价、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他,想法设法帮助他、带去党政府和人民对他的感念关心。

    张学良、赵一获夫妇侨居美国夏威夷后,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总领事就多次代表党和政府领导人上门关心、拜望张学良将军,并盛情邀请将军夫妇在身体条件允许时回到东北、回到大陆看一看。特别是,张学良夫妇先后病重住院期间,相关领事馆官员更是去医院探望他们,嘘寒向暖,关心得无微不至;赠送花篮等等,代表党和政府向他表示慰问……

    张学良不在大陆了。然而,他留在大陆的好些旧部,同样享受到他的恩泽,感受他的光辉。旧部们以不同的形式、方式怀念、感念少帅。曾经在老帅张作霖和少帅张学良手上相继担任过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奉天省农会会长的高崇民,东北解放后,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当过全国政协副主席。1961年,他在参加周恩来总理主持的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纪念会会上,心有所感,当场吟出“今日座中皆旺健,一人憔悴在东南”的诗句时,面容戚戚。周总理一时沉浸其中,久久不语。很快,周总理抬起头来,看着高崇民,目光炯炯地说:“‘憔悴’二字太消极,不如改为‘奋斗’吧!”周总理说这话时,神情凝重,心驰千里,流露出对张学良很深的思念之情。高崇民说:“好,总理,我这就改。”这就当即改了。

    党和政府对张学良的感念,不仅惠及他的家人,就连服侍过他的夫人于凤至的,已经老去的女佣,人们口中的王奶奶(绰号瘸王)和王奶奶的一个孀女也妥为照顾照看。让王奶奶无忧无虑地活到90多岁,1987年逝于北京。王奶奶去后,她的孀女,仍由政协一如既往地照顾始终。

    于学忠也是张学良的旧部。他是原东北军的著名将领,张学良的得力将领,左膀右臂。抗战中,他参加过淞沪会战、台儿庄会战、武汉保卫战等,立下赫赫功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河北省副省长。当张作霖的遗产——顺承郡王府卖给国家时,周恩来总理专门嘱咐主持这项工作的于学忠,在给张学良的相关家属分配款额时,注意给张学良留一份,即使一时无法转给张学良先生,也要以张学良的名义存入银行。于学忠把这项工作作得很好。

    在东北,少帅张学良对教育的投入、重视,有口皆碑。早在1928年,他刚刚掌控了东北全局,就在父亲的遗产中,毫不犹豫、毫不痛惜地提出1000万元巨款,作为建设东北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办经费。他拿这一大笔钱,首先提高了中小学校教师的工资。当时,在全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及之后的热河四个省的180多个县,在每个县办一间模范小学,名为“新民小学”。所有入学子弟,尤其是穷苦人家子弟,都能享受相应的助学金。张学良心中有个宏伟蓝图,这就是百年树人,他要为东北打造出一大批人才。虽然最后因“九?一八”事变,未能全部贯彻执行,但张学良此举,为东北的教育打下并埋伏了一个良好的根基。仅此一事,也足见少帅对东北、对家乡父老兄弟姊妹爱之深切、情之殷殷。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一个人,无论这个人生前有多么大的权势,以至这种权势压得民声喑哑或发出与事实相违的声音;抑或这个人受到冤屈,但这毕竟都是暂时的。因为,历史的功过毕竟摆在那里,浮云之后,是明净的天、是朗朗乾坤。

    横亘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民族功臣”张学良将军,他的功过就摆在那里。在他漫长而又短暂的一生中,有过光采照人的时期、有过愁云惨雾的笼罩、有过众说纷纭、疑窦丛生……然而,将军的贡献、将军的风貌、将军的风采、将军的人品、将军的精神全都汇聚到沉甸甸的历史丰碑上。一个世纪的昭昭日月,将“张学良”三个金色的大字,镌刻在了丰碑上。

    二

    “西安事变”79年前夕,我怀着激动的、迫不急待的心情去了夏威夷。夏威夷异常美丽。它由大大小小多个形状各异的岛屿组成,是太平洋中璀嵥夺目的翡翠、是一串美丽无比的项练……夏威夷是美国的一个州,离美国西海岸还有五个小时的空间距离。那里天蓝海阔,风光绮丽。绵长的海岸线、一望垠的金屑似的沙滩,挺着丰满诱人的腰肢。那里空气纯淨,金阳烤脸。那里椰林婆娑,当地人的草裙舞热情奔放浪漫……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让生活在那里的人人平87岁,是世界上有名的长寿地区之一。那里又是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当霸占了我东北的日本帝国主义,狼子野心大暴露,对积贫积弱的我国大打出手、放肆侵略之时,美国人对日本采取绥靖主义、隔岸观火。但是,在一场德日意三国组成轴心国,妄想瓜分世界的大战中,美国休想独善其身。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海军对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夏威夷珍珠港,发动大规模空袭,差点全歼美国太平洋舰队,让美军蒙受惨重损失。美国这才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全面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珍珠港是开放的,是夏威夷很吸引人的游览地之一。

    然而,我到夏威夷,确切地说,是到夏威夷州的州府所在地檀香山,主要不是去观光,而是寻找两个人——孙中山和张学良。“国父”孙中山先生,最先从这里起步。那时他还是一个只有十二、三岁、志存高远的少年。先生最终升得很高,成了一颗光耀日月的巨星,1925年,这颗巨星陨落故都北京。出生在那个略显荒僻干涩冷寂的北国海城的张学良,是个横亘了一个世纪的将星,他却最后把距祖国千万里的太平洋中的明珠、温润翠绿的夏威夷檀香山,作为他的最后归宿地。他们中,一个少小从这里离去;一个老来带着伤痕累累的心,到这里归去。这两者之间,是一种巧合、命定?还是有一种必然的联系?他们俩,像两块强大无比的磁石、磁铁;我是一个小小的铁屑,我是被他们吸引来的。

    我去檀香山,是要去寻找他们在那里留下的深重脚迹;要在高天与大海之间行走,体察他们留下的体温;要在他们的墓地前瞻仰、徘徊、凭吊。我要从心中把他们带回去。

    飞机从成都起飞,在北京略作停留后,直飞夏威夷檀香山。是夜月朗星稀。一般航班上的播音员都是女的,而我们那个国际航班上的播音员是个年轻男性。他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音韵铿锵地说:“这是个很好的天气。适宜飞行!”这“适宜飞行”一句话四个字,一下子让我放宽心。透过眩窗看出去,黑绒似的夜幕上那些金色的点点繁星,就像亲人在笑着陪我远行。一颗金色的流星,从遥远的天的这边,唰地滑向天的另一边,倏地没有了踪影。在高空高速前进的飞机,因为缺少参照物对应,似乎一切都是静止的。情由景生。忽然,曹操的《短歌行》闪现脑海中,字字句句非常有力,非常富于现实感,非常富于深意——

    月明星稀

    鸟雀南飞

    绕树三匝

    何枝可依

    山不在高

    海不厌深

    周公吐哺

    天下归心

    眩窗外,天渐渐亮了。而且这一亮就要一直亮下去,亮到夏威夷。因为时差的关系,我们的飞机一直向着太阳飞。笑靥如花的空姐过来,让我们把眩窗关上,因为按北京时间计算,我们这才开始夜间飞行。也就是说,哪怕这时眩窗外阳光朗照,接下来的八小时飞行中,我们都在暗夜中飞行。

    飞机上,所有的眩窗都一一关上,机舱里立刻成了黑夜。空姐只是在偌大的机舱里,间隔很远地留了几盏若隐若现、充满睡意的小电灯,营造出了很适宜、很舒适的睡眠环境。飞机上,人们最初的新鲜劲过去了,在隐隐传来的飞机发动机均匀、稳健的鼾声诱导、催促下,大家都调整了坐下座椅,身上盖床薄毯,睡了过去,而我却不愿睡去,始终看着每个人面前的、背在前面座椅背上的那个小电视机。那小电视有多种功能,可以选看录制其中的电视电影,可以一面听歌,同时与自己喜欢、喜爱的歌手隔着莹屏亲近、互动,相看两不厌。好些人都戴上耳机,边看边听睡了过去。我却固执地看着前面的飞行图。莹屏上,我们这架小小的银色飞机,在蔚蓝色的海天背景上,由西向东,从左朝右缓缓移动,飞机尾巴上拖着一条细细的好看的银线。两个多小时后,飞机飞出了茫茫的祖国大陆,相继飞越韩国、日本列岛之后,飞机就不动了。我知道,这是因为飞机缺少了地面上的参照物,飞机正在万里太平洋上空飞行。长时间盯着一个不变的飞行图示看,是要疲倦的。慢慢的,我睡着了,可睡一会又警觉地惊醒,盯着我面前的飞行图示。似睡非睡间,我先是看见“国父”孙中山先生,从遥远的历史深处,笑微微地向我走来。先生着一身整洁的中山装,丰神俊逸。

    孙中山(1866——1925),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名文,字德明,号日新,改号逸仙。他是个改朝换代的伟人。是他在日本创建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目的的中国同盟会,被推选为总理,他为理想奋斗终生,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他是一个一身许国、一身许愿的人。是他高举帅旗,高声呐喊、冲锋陷阵,荜路蓝缕,百折不挠,最终冲垮了封建统治中国二百七十多年,越到后期越腐朽黑暗、落后短视的清朝;是他一手缔造了他理想的中华民国。在一山过了一山拦的百战途中,他联俄联共,改组了在同盟会基础上创立的国民党,最后为国是,由广州抱病北上期间,始终毫不妥协不动摇地与执政的大军阀段祺瑞斗、与张作霖斗。他提出对内召开具有广泛性代表性的国民会议;结束军阀统治;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最终,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这颗从檀香山冉冉升起的巨星,于1925年3月12日陨落于北京,刚好一个甲子。

    孙中山十二、三岁时离开广东翠屏老家,不远万里、飘洋过海到夏威夷橝香山投靠他的大哥孙眉。大他许多的大哥孙眉、早年到橝香山荜路蓝缕,开拓经营多年,有了一个颇有规模颇有收入的大农场。少小的孙中山是被逼离家远去的。因为接触了西方文明的他不信神不信邪,看到家乡一有天灾人祸,好些人就到家乡的神庙中,拜倒在泥塑的菩萨面前,烧香磕头许愿献重礼,结果不仅没有任何作用,就像烧精神鸦片烟似的有了瘾,不断重复,在苦难中越陷越深。因比,小小年纪的他,居然将神庙中那些装模作样的菩萨尽皆打碎、毁损;将那好些身著彩衣、神气十足的菩萨,还愿成了一摊烂泥。如此的无法无天,如此的“忤逆”,又特别是,这样的“无法无天”,这样的“忤逆”,居然发生在一个只有十二三岁的小年身上,在小小的守旧乡村,简直就是惊天动地、十恶不赦。众怒难犯。族长要对他动家法。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只能逃得远远的。

    毫无疑问,橝香山,是孙中山成长的摇蓝。先生的成长、成熟,和这里息息相关。先生最初在这里,尽可能地联络华侨、争取最大多数的华侨从事反清、恢复中华斗争。这里是先生最早的斗争根据地。一代伟人孙中山先生是从这里走出去的。橝香山有一尊孙中山铜像,至今完好无损。而我还要去看的另一个人——张学良将军的墓地不在市内,距檀香山约50公里。这两个地方都是我思想上的圣地。在很大意义上,我就是奔他们、它们来的。

    我们的行程安排很紧。夏威夷,要看的地方、东西太多,日程表排得满满的,而我们在夏威夷停留的时间,满打满算只有一天多。一到檀香山,第一天早晨,导游带我们第一次出游,就遇到一件很丢“格”,让人匪夷所思、目瞪口呆、很尴尬的事。我们的导游姓左,我们都叫她“小左”,重庆人。几年前,她随父母移居檀香山,现在夏威夷大学就读,很年轻、二十来岁。她是利用业余时间出来兼职、打工挣钱。因为我们这批二十多人,大都是四川、重庆人。人在他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小左很高兴,特别为我们穿了一件具有当地浓郁风情、风格特色的大红衣服,打扮得就像一朵当地迎着太阳开花,开得像一束熊熊燃烧火焰似的的太阳花。她说,她之所以穿这件大红衣服,这样打扮,一是喜庆,二是目标大,便于我们好找她。她带来了一辆足可以装四十多人的、很舒适的旅游大巴。大家这就徐徐上车。大家都坐好了,有两个中年妇女,成都人叫嬤嬤的,而且她们还是公职人员,走到前排,司机坐位后两个人己经都坐好了的位置前,叫人家把这排最好的位置让给她们。举坐皆惊。人家说,这么多位置,坐都坐不完,你们为什么叫我们让坐?她们讲歪歪理,说是,昨天从夏威夷机场一出来,我们就坐的这位置……完全是蛮不讲理。我看不下去,我说,谁坐哪个位置,又不是法定的,哪个坐了就坐了嘛!她们看说不过去,一个临时扯风,说她晕车,坐在后面要吐,只有坐在前面才不吐。己经坐下的两个人只好起身,把坐位让给了他们。这些人真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自私自利之极。我真为她们脸红。幸好车上没有外国人,不然,人家外国人怎样看待我们中国、看待我们中国人!虽然这样素质的人是极个别,但一颗耗子屎,会搅坏一锅好汤的。

    在不到两天的旅游时间里,我一再提出要去孙中山、张学良的遗址观看、瞻仰,但导游小左本身对我的提议就不感兴趣。她离国日久、人文方面的知识一派苍白。她对孙中山略知一二、对张学良完全不知。车上的大都旅人,这方面的知识与小左大同小异。加之,如果加上这两项内容,就要减去计划中的两项旅游内容,非此即彼。最后在集体表决我提出的动议中,只有去参观、瞻仰孙中山铜像一项得到通过。

    我们去时,是一个细雨淅沥的上午。

    孙中山铜像,坐落在檀香山一条冷僻的小巷里。小左曾经动员我们不要去,因为那条小巷是流浪汉区。流浪汉脏。她说,你们下车,这些流浪汉很可能会上来向你们要钱,容易染病。到了。小巷里果然聚集了几个流浪汉,白人比黑人多。这些人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乞丐、四川话中的“讨口子”完全不同。他们个个胡子多长、邋里邋遢,席地坐在阶沿上,全都是男性,年龄都不很大,大都是中年或中年以上。他们眼神空虚,有的抬头注视着虚空,可能在与他们的上帝讨论、交流着什么。有的在鼓琴而歌……他们在这里,好像不是为讨钱、不是为生活、坐在这凄风苦雨小巷里的他们,完全是一副自得其乐的神情,完全是为寻找一种生活方式。看他们全无凶像,也没有纠缠着我们讨钱的样子,于是我们都下了车,与他们各寻其乐,各行其事,互不相扰。

    如同到任何一个地方旅游一样,车上许多同行的旅游是三段式: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然后回酒痁睡觉,当然,途中购物,也是积极性很高。很多同行围着孙中山铜像拍照,长枪短炮一起上:先手机、后相机、再是摄影机,家式带得全而又全,堪称专业的摄影设备。而且不管在哪里拍照,都务必要把自己塞进去,与所拍的对像生拉活扯地捏合在一起,这就类同某某到了某地,随手在什么地方写下或刻下某某到此一游,立此存照而已。

    我观孙中山先生这尊铜像,神态尚可,就是太小了些。我的家乡成都市春熙路、原一医院侧有尊孙中山铜像,还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塑造的,至今保存完好,惟妙惟肖。身着民国大礼服——蓝袍长马褂的先生,端坐在一把中国式的、具有明朝特征的黑漆靠背椅上,手握卷帙,凝神沉思。檀香山这尊孙中山铜像,比成都那尊孙中山年轻了许多,这也是事实。这尊铜像上的先生是站立的,西装革履,风尘仆仆,目光炯炯有神。两尊铜像,都能大体展现出先生在不同时期的风彩和精髓。让我不满意的是,我们敬爱、尊重、尊崇的孙中山先生竟然居于这样的陋巷!更不能容忍的是,当地政府居然允许流浪汉们就像苍蝇似地在这里飞来蹿去,渎污圣灵。但想想也是没有办法的事。美国是个典型的大社会、小政府社会。美国的政府在美国相当可怜。美国的政府,从上至下,从大到小都穷,都没有威信。一路而去,比如到了一个镇,要想找镇政府,当地好些老百姓居然不知道自己的镇政府在哪里。走近一看,这些政府都相当陈旧、又破又小,简直就是一个乡场上简易的一个为病人临时看病而设立的联诊所。要想通过檀香山政府改善孙中山先生铜像在檀香山的处境、地位,希望几乎为零。在美国,政府要办任何一件事,比如改建、修建一条为民生服务的公路,都不是政府能单独作主的。得议政参政。结果。代表不同观点、利益的议员们议过来议过去,终是议而不决,陡然浪费时间、浪费精力而己。我只能抱憾而去。

    我也曾经打定主意,抓紧时间,舍弃一两个旅游项目,单独打的去看张学良先生。他们夫妇的墓地离檀香山并不很远,只有五十公里。但是,真正要实行起来很难。我觉得,仅仅靠我个人的努力,难以完成。首先是交通。在美国,公共交通很不方便,完全不能同我们国内比。美国是个车轮上的国家,人人有车,人人会开车,汽车简直就是每个人长在身上的腿。美国地广、人稀、路多、路好,好些大城市都没有地铁。去美国、必去洛杉矶、去洛杉矶必去好莱坞。而这样的旅游项目是自费,届时由导游全权代理,收费很贵。在国内,我们在网上查到,洛杉矶通地铁,一直通到闻名世界的电影城——好莱坞。为免除导游办理这个项目要收的高额费用,我们先在网上购买了好莱坞的门票。可是届时,我们在洛杉矶我们下塌的酒店一问,大吃一惊。从我们下下塌的酒店,到地铁口打的要60美元,要命的是,坐地铁去好莱坞,居然要两个小时。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另付车费,跟导游的车去。我要去张学良将军的墓地——“神殿之谷”,必须打车,我英语不行,远远没有达到同美国人交流自如的程度。况且,听说车到山下,还有一段小路需要攀登。我人生地不熟,两眼墨黑,走错了路、走出了事怎么办?没有人帮我,我根本去不成,只好不去了。不过,我想像得出将军墓地的情景:蓝天白云下,濒每、兀立的一个青翠山岚顶上,有座日本寺院。山腰间,人称“神殿之谷”,风景很好,位居高坡,四周开阔,背山面海。山间绿草如茵,墓前溪水潺潺,祥云缭绕,雀鸟啁啾,山花烂漫,幽静而深邃。必定是一座纯中国式的合葬墓。墓碑上,有张学良赵一获夫妇年轻时的一张合影:那是他们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畔照的。那时,他们都很年轻,少帅二十岁多一点,赵一获还不到二十岁。我看过那一则他们在那里合影的花边新闻,很有趣。那天天气很好,艳阳高照。远处的崇楼丽阁,都在初夏的艳阳天里,放射着光辉。少帅身穿白衬衣,手拿着他的军装,来在芦苇荡深处,调皮的少帅给他心爱的人开了个玩笑,闹了个恶作剧。他“骗”赵四,说她脸上是花的。她不信。他说,你不信,就去照照镜子。她说,哪有镜子?努,你脚下的水那么清、那么静,不就是镜子吗!她上当了。上去弯腰照镜子时,扑咚一声,他捡了块石子打在水里,飘了三飘,飘起的水花打湿了她的旗袍。那天她穿了一件天蓝色的滚花旗袍,曼妙的身姿配上白白的皮肤、黑黑的眉毛、点漆似的眼睛,如新月如春笋,美丽可爱极了。

    我的旗袍打湿这么多,你叫我怎么办呀?她不无娇嗔地问他。好办!他说,太阳这么大这么好,周围又没有人,你把旗袍脱了,摊在芦苇上,很快就干了。她把旗袍脱了,摊在那片已经开花,雪白的芦苇上时,他把手中的军装一扔,跑过去。她会意地将手一伸。于是,他把他的手臂搭在她的肩上,她把她的手臂搭在他的肩上。与此同时,他早就搭在照相机架上,对好镜头的“蔡司”相机咔嚓一声,把他们的青春、他们的欢乐、他们的向往、他们的爱情定格了进去。

    我来在海边。夏威夷的海边,不同于任何一个海边。夏威夷的海边,之间没有任何过度、缓冲,只要一下去,就是深海。眼前就是辽阔无边的、浩瀚无垠的太平洋。在我对面,就是东方,就是祖国大陆。而我站在涨海边眺望的方向,就是安息在“神殿之谷”的张学良将军眺望的方向。从这个方向看过去,我看见了少帅别开生面的古镇相亲;看见了张学良与于凤至在奉天“天益堂”里的带着初恋少男少女羞涩的试探、定情;看见了天津海河边少帅与赵四的“私奔”;看见了“西安事变”中的捉蒋和放蒋;看见了在天低云暗贵州修文,于凤至不得不走时,他们相互挥手长依依的再见——永别;看见了赵一荻、赵缇、赵四小姐陪着他,从春天走到冬天,从祖国大陆走到台湾、走到夏威夷檀香山,最后陪着他进入“神殿之谷”。

    海风呼啸,一个洪亮的声音始终在我耳边回荡:张学良将军,虽然你已经远去,但人们不会把你忘记。

    (2015年11月30日夜改定于成都狮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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