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承南方的朋友，上海的U君L君，广州的T君UC君等来信，告诉我们“清党”的残暴手段，因为在那边没有发表的自由，要求代为发表。我很抱歉没有这样办。我相信诸君所说大抵是真的，我们对于国共两党的不合理的事都觉得应该非难；其次，在北京的确很有这个自由，要反共反国完全随意。但是我想不利用这个自由。我有一种愚见，很自由的言论是没有什么意思的，于不自由中说得几分的自由话这才有点兴味，所以现在北京可以自由地说，而且说了或者更可以得当局嘉许的话，暂且拟不说，——但也并不是绝对的，不过暂且留起，到得较不自由的时候再来说罢了。
五月十日，病中，于北京。
* 刊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语丝》第一三二期，为“闲话拾遗（三十二）”，署名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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