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几本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看见第一一八期中有卫聚贤先生的一篇《梁墓考序》，起首说：
“南京为南朝的首都，是以南京附近六朝时古物甚多，其中最可注意的为墓前的几种石刻。”
卫先生举出例来，第三种是石柱上的“反书文字”。随后再论其原因，说是“欲宣扬祖德，石柱刻为反书文字，使易拓为帖幅”，至于其影响，则“因反书文字拓之即成正文，为用木板印书的动机。”这里，我觉得有点儿可以商量的地方。
十四五年前，我在乡间曾经跑到水乡的古庙里去拓过南朝的造像铭，又拓过些砖瓦文字，所以对于毡墨的勾当约略知道一二。平常拓字总是将微湿的纸蒙在石上，加以毡椎，使纸石密合，然后在纸上面敷墨，结果是拓出来的东西与原文一般无二，阴阳反正都是照旧，因为并不是用墨直接涂在石头上印出来的，所以反书文字不会变成正文，而与木板印书也就没有什么关系了。至于为什么反书的原因，这个我也不能知道。古人碑碣的字似乎就在石上振笔直书，并不像近世那样先用黄纸写了再去贴在碑上的，那么他们之故意反书大约总有什么别的缘故罢。不过，这个我不知道，上面已经说过了。
反书文字印出来即成正文，凡印玺都是如此，或者木板印书的动机还应该上求之于秦汉之际欤？
* 刊一九三〇年七月七日《骆驼草》第九期，为“专斋随笔（一）”，署名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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