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在寒斋同二三友人谈天，说到文起八代之衰的韩退之。我说，以文章论，送李愿或孟东野序都并不佳，以思想论，卫道也是常谈滥调，虽然有人赏识他的排佛教，以为这是所谓中国本位文化的先声。但是对于《谏迎佛骨表》我却是同情的，因为这是对着当时社会的一种反抗，那样的迎佛骨实在是太可笑了，丢开道统不讲也总应当反对的。福庆居士就说，韩退之这件事之可取在于他敢去反抗皇帝，辟不辟佛没有多大关系，这里因为朝廷大吹大擂的闹佛牙佛骨，所以要反对，若是平平常常地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也可以不必如此，退之后来与大颠等还是来往，可以看出这个意思来了。我很赞成居士的这个说法，就只怕太把退之看得高一点，太主观化一点了。韩退之假如能够有此风度，他的文章还该能够写得好些，他不见得写《原道》那类文章，也就不能得到文公的尊号了。
这里我又联想起前两年的一件事情来。有朋友来访问，我正在看周吉甫的《金陵琐事》，就把其中一条“义愤裂脑”的纪事翻给他看。其文云：
“成祖杀方孝孺，令人食其肉，食肉一块银一两。有吏之仆食肉得银，归家说其事，吏闻之大怒，喝仆一声，激裂其脑而死。义哉吏也，不得其姓名乡里。顾孝直谈。”朋友看了也大怒，徐曰，“食肉得银，哼！”在这里我们的意思很不相同。周吉甫的意思是，方孝孺的肉是吃不得的，或者别人的还可商量也说不定？我所恶的是令人食肉一块给银一两的永乐朱棣，朋友却是轻蔑那食肉得银的仆：三种说法恐怕都是对的，而其中以朋友的为最深刻，却也就未免太高了罢。中国人的道德至多能够提高到不吃方孝孺的肉，那已经是义士了，所以周吉甫的意见要算是很切实而普通了，但是其他两说乃是更看得中国人起，故多责备，这一点也是应该明了的。我自己的意思总是那么平庸，上文所记的两件事里都可以看出来，不过也很赞成更新的看法，这却要等朋友们的多多提示了。
* 刊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一日《世界日报·明珠》第十一期，署名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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