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十年“最受欢迎”

    2002年，国内出版部门统计“十年来最畅销的文学书籍前十名，”余秋雨一人占了四本。

    2010年1月，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扬子晚报》在各省青少年读者中投票调查“谁是你最喜爱的中国当代作家”，余秋雨名列第一，而且与第二名拉开了很大差距。

    2011年上海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在市民中问卷调查“三十年来影响最大的一本文学书”，结果是余秋雨的《文化苦旅》。

    2014年12月《成都商报》在全国读者中问卷调查最喜爱的写作人，余秋雨又遥遥领先。

    2015年香港中文大学开列“必读书目”八十余本，古今中外作家中唯独余秋雨一人占了两本，不久，他们又把这个书目减少到五十余本，余秋雨仍然占据两本。

    与此同时，余秋雨在台湾受欢迎的程度更是匪夷所思。据报道，台湾著名的《远见》杂志每年都要评出1-2名“五星级市长”，这些被评到的市长所在的城市便能享受一个待遇：余秋雨亲赴该市演讲文化。每到那几天，这些城市的大街小巷都挂满了余秋雨的大幅照片，这是他们“竞选文化”的衍伸。

    白先勇先生2015年3月在台湾新北市的一次演讲中说，世界各地华人社区的读书会，都把余秋雨的作品当做“第一书目”，而且已经延续长久。为此，白先勇先生说，大家都应该为余秋雨先生在当代世界重建华文向心力，致以最高敬意。

    二 “最受欢迎”的原因

    余秋雨的主要作品，都围绕着一个使命：重新发现中华文化。由此，海内外的华人也从中重新发现了自己。这也是他“最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他对中华文化的重新发现，有以下七个不同于别人的特点：

    1．建立了一个独特的出发点：“穿越百年屈辱，寻找千年辉煌。”因此，读他的作品总能让人超越阴郁、低琐，面对开阔、高爽。

    2．不把这种寻找停留在古迹风光的记述上，而是集中为一系列重大文化课题，例如晋商文化、藏书文化、石窟文化、异族文化、流放文化、君子文化、小人文化、科举文化，等等。这些重大课题，每次在余秋雨文章发表后立即在全国掀起热潮，从根本上提升了中国读者对文化的认识，不仅吸引大量学者趋附研究，而且相应遗址也会快速成为旅游重点。

    3．余秋雨把这种文化寻找看成是全民的精神建设，因此特意用广大读者都喜欢的诗化散文写出，而不是停留在学术小圈子内。余秋雨本来就是学术领域的大家，深知学术思维与普通读者之间的种种障碍，因此都尽量回避了，使广大普通读者都能喜闻乐见，没有障碍。

    4．余秋雨对中华文化的重新发现，不是仅仅作案头文章，而是始终以亲自踏访各个遗迹为依据。这就摒弃了历来文化界“从书本到书本”、“从摘引到摘引”的陷阱，在中国开启了实证主义、现场抵达、亲自观照的良好风气，对年轻一代影响巨大。

    5．余秋雨对中华文化的重新发现，每一步都对应着对人类其他文化遗址的对比性考察。他冒着生命危险贴地穿行数万公里恐怖地区的勇敢行为，震古烁今，是中国文坛第一人，也是世界文坛第一人。

    6．余秋雨对中华文化的重新发现，又总是及时向国际社会进行报告。他应邀在联合国总部和各所属机构的多次演讲，在美国哈佛、耶鲁等名校以及华盛顿国会图书馆的巡回演讲，以及每隔一段时间在台湾的环岛演讲，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正如联合国中文组组长所言，他是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文化的主要桥樑。

    7．取得了如此重大的影响力，余秋雨却一直保持着纯民间的独立思考者身份。他不是什么代表、委员，甚至也与文联、作协没有什么关系，他彻底远离官场和“亚官场”，不参加一切群众组织，不出席任何会议。这一切，使他有可能腾出整段时间投入万里考察和潜心写作，又有可能不受干扰地保持着思考的深度和纯度。这也是海内外各方面能够充分信任他，总是邀他担任首席演讲者的原因。

    三 不可思议的“文化体量”

    他无疑是当代著名的文化考察者、文化历险家，却又是几门重要人文学科的创立者，例如“世界戏剧学”、“艺术创造学”、“观众心理学”、“极品美学”等等，至今很多高校还在使用他所编著的这些教材。此外，大家都知道，他是当代第一流的散文作家、小说家和剧作家。不仅如此，他对“中国文脉”的系统研究，以及对庄子、屈原、苏轼、佛经的阐释和今译，又呈现出了一个极为渊博的古典学者身份。除此之外，人们如果到各地名胜古迹旅游，又会发现他被邀题写的碑刻最多，证明他还是一个深受各地民众喜爱的优秀书法家。

    有人说，他一个人的著作，至少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一个庞大研究机构的著作总和，不管这种说法对不对，他的“文化体量”，确实展示了一个当代中国文化学者所能达到的精神幅度。如此巨大的文化创造力迸发自同一个生命体，实在蔚为壮观。贾平凹在评价余秋雨时说：“这样的人才百年难得，历史将敬重。”这并不是溢美之语。

    四 创造了“笑对风沙”的人格奇迹

    他的巨大而广泛的成就，在中国必然招来大量的嫉妒性诽谤。他在这方面的承受之重，全国无第二人可比。但是，整整二十年，对于“石一歌”、“诈捐”等等无数谣言，他从不反驳，从不自清，从不求助，只是专心赶路，埋头写作，偶尔抬头，只付一笑。对此，他有简短的八字自述：“马行千里，不洗尘沙。”结果时间一长，所有的谣言也自然地水落石出。他的这种态度，成了一种人格示范，也使这二十年来在中国文化界嚣张一时的诽谤风潮失去了继续喧闹之力。有他在前面平静地走着，很多受害者也平静了。

    ——摘自周智宗《文化昆仑》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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