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党人以法租界为工作基地，和巡捕房里的人物，免不了要经常打交道。捕房中人吃的是外国公事饭，必须谨守本身的立场。他们知道法国人应付革命党人的问题，和他们同样的是左右为难：一方面必须敷衍当权的中国政府，如满清朝廷和袁世凯的“大总统府”，另一方面，自他们政府以至个人，一概希望中国革命早日成功。
在这种矛盾的心情和尴尬的处境下，黄金荣当时所决定的方针，是尽可能避免跟革命党人公开来往，但如遇有重大事件，或特殊紧急情况，则又不惜挺身而出，务期对于革命党人有所贡献。同时，自法国驻沪总领事以次，如公董局、警务处与巡捕房，一致有个默契，尽量拒绝满清和袁世凯政府不利于革命党人的要求，他们定了个不成文法，公然告诉革命党人：只要不藏军火，当可加以保护。
就在法大自鸣钟捕房里，黄金荣的学生，同时也是他手下的一名督察鲁锦臣，便是革命党同盟会的会员。杜月笙和鲁锦臣很要好，鲁锦臣也觉得这个小伙子颇有可取之处。当他和黄老板同在法大马路聚宝楼上吃茶，一面会晤大小三光码子，亦即替包打听们通风报信，勾当公事的朋友。闲来无事，他也曾讲些革命党的宗旨和事迹给杜月笙听。
和杜月笙同时成为鲁锦臣忠实听众的，还有绰号“闹天宫福生”的徐福生。
黄金荣二度进法捕房，老大宫给徐福生经营，不久徐福生奉师命将戏馆关掉，回到上海为老板效力，他这个人肚皮里多些墨水，于是在黄公馆跟杜月笙比较接近。两兄弟从鲁锦臣那边听来些国民革命的皮相之谈，在同孚里俨然成了专家。鲁锦臣的启发产生了两重作用：其一，使他们对于革命党，有了热心与好奇的心理，自然而然地愿意和革命党人亲近。其二，黄老板不便露面，而必须和革命党人有所联系，或者是要解决他们的问题，跑腿传话，每每总是派遣徐福生和杜月笙。
起先他们所接触的，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协助的事项，也无非排难解纷，向导保护，或者代办一些鸡零狗碎的小事情。但是，革命党人有时候受到清军的搜捕，清廷豢养密探的迫害，仅以身免地跑到法租界来，他们衣食两缺，无地容身，难免需要少数的接济，渡过眼面前的难关。杜月笙和徐福生不便去向黄老板讨，往往只有自己掏腰包。每逢有这种报效的机会，杜月笙不但悉索敝赋，而且极其心甘情愿。
那时候杜月笙偶尔会去说书场，或者听朋友们讲些“梁山义气”、“瓦岗威风”之类的英雄侠义故事，他的知识范围除了现实生活，便不出于“三国”、“水浒”、“说唐”、“七侠五义”等等小说的小圈子。他崇拜英雄豪杰，英雄豪杰在他的心目之中，比起满清皇帝、法国总统还要伟大更加了不起，他能替这样的大好佬跑腿当差，其本身便足以使他受宠若惊。
苦恼的还是自家收入太少，时间有限，力道实在不足。辛亥那年的某一天，他接受一项相当大的嘱托，这项重大嘱托使他兴奋得手舞足蹈，另一方面，也叫他焦急忧悉，辗转难眠。
湖北的一批革命党人，他们那个团体的暗号叫“汉声”，“汉声”同志有五六个人秘密过沪，必须即日乘船赶回武汉。问题在于他们方才逃过清军的追捕，行李衣物全失，他们缺乏旅费，付不出旅馆房钱，甚至连吃一顿饭的钱都凑不出来。
是他们自动来找杜月笙的一另一位曾经得过杜月笙帮忙的“汉声”同志，偶然之间告诉他们：过上海时倘若发生困难，同孚里黄公馆里住着的那位杜月笙，同情革命，热诚慷慨，——不妨去找找他看。
这批革命党人，慨然被委以重任，而且“杜月笙”这三个字居然也在英雄豪杰辈中口耳相传，怎么能不使杜月笙兴奋若狂？他当时倾其所有，请那些“汉声”同志饱食一餐，住进栈房，然后他一口允诺，明天可以把必须的旅费筹到，让“汉声”诸公早日成行，以免耽搁了军国大事。
躺在床上想了大半夜，这笔旅费需要好几百块，叫他这抱抱台脚，吃份奉禄，一个月只拿三十只洋的小伙计从何筹措呢？黄老板那里只怕此路不通，邀会借贷自知没有这么大的周转能力，想动桂生姐私房钱的脑筋，——他不由打了一个寒噤，连忙自己告诫自己说：
“这是万万动不得的。”
桂生姐衣着永远平凡朴素，平底鞋，竹布短衫裤，清汤挂面，女学生式直头发，谁能想到这位其貌不扬的矮小女人，竟会是上海“白相人阿嫂的祖宗”，法租界的“老正娘娘”，精明强干，远胜须眉，而且当时便已是拥资巨万的一大富婆。
她私人所拥的钱统统瞒着黄老板，她有笔私房钱，有恃无恐，到处放利钱。经手往来，一概信托杜月笙。而杜月笙也能受人之命，忠人之事，不论输得多么急，逼得如何紧，他从不动用桂生姐一分一厘钱。
那一夜他转念头到这个上面来了，由此可知，他当时的心境是何等的焦灼。
第二天一早到了大马路上，灵机一动，给他想出了这么一条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忙不迭地跑去小客栈，和那几位“汉声”同志，交头接耳，细细商量。
实在是处境过于险恶，军情急如星火，而且，杜月笙一再强调他们所将攫得的是——“不义之财”，“汉声”同志无可奈何，唯有勉予同意。
当天夜里，杜月笙吃俸禄的那支赌台，正值“夜局”最热闹的辰光，珠光宝气，长袍马褂，场里进来了不少沪上富贾，北里娇娃；赌场老板笑口常开，到处梭巡，今晚又有大笔的洋钱可进。他一眼看见杜月笙，像煞有介事地也在执行抱台脚任务，记得他是“老正娘娘”桂生姐跟前的红人，赌场老板笑着和他打了个招呼。
不一会儿，从大门外又走进来五六个面容严肃，神情紧张的大汉，他们像是瘾头极大的烟客，不约而同地，一个人手里拿一支香烟罐，赌场老板盯望着他们，心里不觉起了怀疑。这一帮人来得相当蹊跷，他们并不像是来赌钱的客人，分明是一道来的，进门后便立刻分散，五六个人各一张赌桌，他们所站立的地点，在赌场里分布得相当平均。
正自惊疑不定，一眼瞥见杜月笙在暗暗地出动了，他若无其事地，分别在那帮人身边转两转。于是，他气急败坏地跑到自己的身边来。
暗地里一拉赌场老板的衣袖，两个人一前一后，进了赌场右边的写字间。
“怎么样？”赌场老板先开口问，“是啥个路道的朋友？”
“他们是革命党，”杜月笙压低了声音说，“这件事情很不好办。”
赌场老板想像中的革命党，是冲锋陷阵，三头六臂一型的人物。因此当他一听这三个字，立刻便吓得脸孔发白，目瞪口呆。
“他们跑来做什么？”
“破坏，”新名词从杜月笙嘴里脱口而出，“他们手里的香烟罐，是炸弹。”炸弹？轰然一响，血肉横飞，认真爆炸起来，那还了得？赌场老板吓呆了，他满头大汗，低声下气地央求杜月笙说：
“月笙哥，帮帮忙，你去跟他们拉拢拉拢，讲讲斤头，只要我能办得到，什么事情都好商量。”
于是，杜月笙应命前往，歇了半晌，他再回来，告诉老板说：
“这批朋友因为风声太紧，急于离开上海，他们想请有铜钿的人帮帮忙，借一笔路费。他们说：革命的人在为老百姓拼命，请你出点钱，似乎没有什么不应该。”
“当然当然，”赌场老板接口很快，他就怕时间一耽误，炸弹会在突然之间炸开，他急急地问：“他们需要多少路费？”
“八百块。”
开得出数目便好办，八百块钱，在赌场老板说来不过九牛之一毛。他欣然应允，打开抽屉数钱，点了八百元交给杜月笙。
踌躇了一下，杜月笙问：
“老板，你亲自去交给他们好不好？一回见面二回熟，你捐了这许多钱，也该彼此留个交情。”
“啊，不不不！”赌场老板惊得脸色又变了：“月笙哥，帮忙帮到底，火速把钱捐出去，请他们早一点离开，免得弄不好出大事体。”
拿了钱往外间走，杜月笙心花怒放，得意想笑，棘手之极的问题会这样轻易解决。赌场老板不肯跟“汉声”同志打交道，原来是他怕吃炸弹。怪不得他一直都躲在写字间里，连颗头也不敢伸出去。
“汉声”同志得到适时的接济，他们迅速撤离赌场。
翌晨，杜月笙替他们买好轮船票，约了徐福生两兄弟亲自护送这一行人登船。经常往来法租界的革命党人中，有一位昔年穷途潦倒，后来飞黄腾达，终于又潦倒穷途的人；他叫杨虎，号啸天，安徽人，他曾登门拜望黄金荣，毛逐自荐，很快地和徐福生、杜月笙结为要好朋友。
杨虎在海门住过很久，跟当地人士相当熟悉。海门有一位茅老先生，豪爽豁达，素重公益！茅老先生在上海十六铺开一个福安旅社，等于是海门同乡在上海的会馆，海门人到上海，多半住在福安。
辛亥那年杨虎到达上海，在福安旅社二楼长住二号房间，他整天在外流连，行踪飘忽诡秘。茅老先生因为那时候“世道”乱得很，“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家瓦上霜”，他告诉茶房，不要去问那个年轻朋友的事。
阴历八月十九武昌起义成功，九月十二，上海的革命党人由陈英士领导发动，一百多位革命党员鼓舞成千上万的群众，包括敢死团、商团、义军，以大无畏的精神，用四十支步枪和少数土制炸弹，从沪南军营住地，一路鼓噪，向高昌庙江南制造局进攻。
制造局是中国最大的兵工厂，备有大量的枪炮弹药，当时的总办张楚宝，贵为合肥相国李鸿章的外甥，他有三百名卫队，都是剽悍善战的淮勇。张楚宝在革命党发动之初，早有周密的准备，他以六尊排炮、无数的小钢炮与水冷式机关枪，击退了仓卒成师，一半挥刀舞棒的革命大军，当场死一人伤二人。最糟的陈英士挺身劝降，被淮勇捉了进去。少数的炸弹用光了，四十支步枪敌不过机关和大炮，革命的群众只好纷纷退却。
当夜，上海县城的文武官员几已逃避一空，制造局提调李平书赞助革命，他和日清洋行的买办王一亭，亲赴制造局请见张楚宝，想为陈英士缓颊。但是张楚宝坚决拒绝。因而在午夜二时，革命党人又得商团之助，再度夜袭制造局。起先仍受阻于机关枪的猛烈火网，后来幸亏有人绕道局后，翻墙进去纵火，于是淮勇撤退，张楚宝带了他的帮办，乘小火轮逃往租界避难。被绑在长板凳上的陈英士，终于获救，旋即当选沪军总督。
上海在一夜之间幸庆光复，杨虎两次参与攻打制造局，他是很有功劳的。因此，辛亥革命前后，他都在沪军都督府里，担任军事方面的工作。
辛亥年同时参加攻打制造局，光复上海之役的，还有扬州人王柏龄，王伯字茂如，世代书香，文武兼备，长身玉立，风流倜傥，保定军官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十期毕业，曾在沪军第一师担任军官，会攻南京，厥功甚伟。不久第一师改编为第七师，王柏龄任职如故。他在沪上时，曾与杜月笙、徐福生、杨虎时相过从。
杜月笙那时候还没有出道，不过他好交游，性慷慨，对两位革命党人行礼甚恭，王柏龄和杨虎，对他青睐有加，另眼相看。
1913年讨袁之役，史称二次革命，宋教仁3月21日被刺，孙中山先生三日后便赶返上海，他积极筹划立即讨袁的军事。南京方面，则由黄兴前往主持；上海这边，陈英士是现成的总司令人选，京沪两地得手，可能没有问题，问题在于紧扼长江咽喉的镇江、扬州一带，有一支极其剽悍的部队，徐宝山的第二军，他屹立京沪线的中间，大有举足轻重之势。
徐宝山，字怀礼，江苏镇江人，气宇轩昂，声音洪亮，世代以蔑匠为业，在镇江城里开设竹厂和竹器店。他和他的弟弟徐宝珍，自小便学篾匠。不过生性顽皮，好勇斗狠，仗着膂力过人，在市井无赖中争得一席之地，成群结党，经常惹是生非，他索性加入绿林，啸聚同伙，屡在杨仙州仙女庙、宜陵、大桥、郭村一带，明火执仗，拦路打劫，专做没有本钱的买卖。官兵捕快，一再兜捕，由于都凶悍异常，狂妄大胆，人人畏之如虎，于是他年甫弱冠，就当一群江洋大盗的头目。
当时两淮盐枭，多如牛毛，所谓监枭即为私盐贩子，他们大都从泰县贩运私盐，直到扬州东乡，再由三江营等通江口岸，运往江南各地售卖。因此扬州东乡塘头、吴家桥、朱家伙各地，都是私盐集散转口的重要地区，盐枭往来频繁，无形中成为他们的一处根据地，这些盐枭尽是心黑手辣，目无王法，杀人不眨眼的亡命之徒。清末民初之际，数朱大狮子、朱小狮子两兄弟最为凶悍，徐宝山和他们臭味相投，互通声气，盐枭的人数比绿林多，人息较强盗丰，因此自然而然的，徐宝山再摇身一变，成为盐枭中的一股。
强盗盐枭，合而为一，声势更加浩大，他们公然拒抗官兵，清除异己，寻仇报复，杀人放火，闹得地方上风声鹤唳，鸡犬不宁。镇江对岸七壕口一列沙滩，便是他们屠戮残杀的场地，血染黄砂，几乎无日得干。徐宝山的徒弟颜小麻子，等于他的刽子手，颜小麻子和他乃师徐宝山一样，拿杀人当做儿戏，他们可以在稠人广众中，刀刃仇家而挽之使出，使前后左右的人，蒙然一无所知。有一次乡间演戏，成千上百的乡民驻足观赏，他们在人丛中发现了仇家，挤到他的身边，双手分执两把匕首，猛一下插进仇家的左右腰只会呵呵地傻笑。这时，两名凶手一左一右，挽起那位垂死者，一直谈笑风生，若无其事地挤出人丛，把仇家带到偏僻无人之处，一拔双刀，鲜血溅涌，那人方始一命呜呼。而他们自夸这一手杀人术时，还说是让人死得快活哩。
徐宝山早年加入洪帮，由于他在江湖上臭名四播，结交黑道上的朋友很多，因此他在洪帮中字号响亮，远近闻名。和他同入洪帮的同山弟兄任春山，是一位屡试不售的落第秀才，为人工心计，通文墨，在洪帮中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大有梁山泊军师智多星吴用之概，洪帮弟兄都尊称他为任先生。而洪帮人山系采兄弟结义方式，大家一字并肩，彼此兄弟相称，徐宝山排行老五，是为洪帮中仅次于老大的重要位置，因此人称徐老五，五虎音近，再加上他那一股威势和狠劲，于是改口喊他徐老虎。
徐老虎凶残成性，骄恣横暴，但是他也有几桩好处，其一，他事母至孝，无论他在野性大发，斗殴杀人，只要他母亲出来一声喊，他立刻退出圈外，驯服不动。其二是他劫富济贫，常将不义之财，周济贫苦。同时他约束手下，严禁奸淫，曾有一次他率众在仙女庙行动，一同伙意图施暴事主的女儿，他便亲手把他杀掉，从此以后，徐宝山的手下便再也不敢冒犯妇女。其三是敬重斯文，尽管他对任何人都不买账，倨傲狂妄，可是一见任春山，他便执礼甚恭，百依百顺。有这几层，任春山也对他刮目相看。后来，这一文一武，洪帮中大名鼎鼎的两位人物，就合开山头，各用其名一字，叫做春宝山。
开山是洪帮的最隆重而盛大的仪式，必须经过普天下三山五岳英雄好汉的同意，而且大家到场会齐，表示当众承认，躬与其盛。开过山的洪帮人称为“山主”，山主“开山产堂，扯旗持帅”，该算帮会中地位最高的人了。
1911年，清廷因为始终无法消灭徐宝山这大股盐枭，改行羁糜之计，许以高官厚利，徐宝山就此接受了清廷的招安，出任两淮盐务缉私统领。他所率领的队伍，号称飞虎营，来了不少武艺高强之辈，在清军之中，素为一支骁勇善战的劲旅。
徐宝山以洪帮的山主投降满清，帮会人士不但引为奇耻大辱，而且把他恨之入骨。与此同时，徐宝山也自知绝不能见容于昔日弟兄，他乃利用职权，先下手为强，大批逮捕盐枭私贩、绿林旧侣，而且抓来便杀，不稍瞻询。这一来，两淮一带盐枭盗匪，为之绝述，地方秩序，恢复安宁。他的官声虽好，但却成为帮会弟兄和江湖人物的死敌，一致骂他吃里扒外，寡情绝义，洪帮把他和春宝山的这一派人，统统逐出帮去。尤其定下“提春字挖眼睛，提宝字割舌头”的严厉律法，谁敢再拿“春宝山”作招牌，立将处以“挖眼”和“割舌”的酷刑。
辛亥年九月十七日，清军江南第九镇三十五标管带，福建闽侯人林述庆，在镇江宣告起义，大胜旗兵。镇江光复以后，林述庆还在扬州徐宝山，大胜旗兵。如果他不肯归顺，倾镇江一标的军力，再加上闻风来降的南洋海军军舰十二艘，恐怕都不是飞虎营徐宝山的敌手。
于是他派私人代表李竟成，水师统领赵鸿禧，跑到扬州去下说词。其结果是镇军都督府喜出望外，徐宝山毫不迟疑地投效革命，他要求将他的部队扩编为镇军第二师，并且兼领扬州军政分府。
林述庆招降徐宝山，由李竟成代表，辛亥九月十六日中午双方签约于镇江三益栈。条件中有一项：响应革命后许以扬州盐税特别利益。于是徐宝山九月二十日发表扬州军政分府宣布独立，其中还特别强调“销盐协饷”的事——
“各都督军政府、各报鉴：扬州已于廿日宣布独立，惟两淮运司统辖销盐，产盐省份范围甚广，由总机关部以章天水为两淮盐部都督，到扬与举定盐政长方泽山筹办一切，协助军饷。”
除了特别利益，徐宝山通电反正的另一项因素，是飞虎营的统领之一，驻防南通的张镜湖，响应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共和，早已先一步在九月十八日，以通州总司令的名义，通电全国，宣布独立了。
徐宝山反正以后，一味扩充兵力，兼并地盘。将他的飞虎营由一旅之众，扩为镇军第二师，再建立镇军第二军。他的扬州军政分府，不旋踵间便囊括扬属各县。辛亥年九月十八日光复南京之役，徐宝山带了他的部队，参加攻城，结果是寡不敌众，吃了败仗，退到六合，由后来出任安徽都督的国民党人柏文蔚帮忙整理补充，总算没散。十月二十四日革命军攻下南京，在此以前，南京守将江防军统领张勋的部队陆续北撤，徐宝山消息灵通，他由扬州西出六合，截击张勋的辎重，被他夺到好几千石米。这便是他参加革命的战线。接着他又向南京的临时大总统府，不断地索械要饷，使孙中山先生和陆军总长黄兴，疲于应付，不胜其扰。却是因为他以高屋建瓴之势，占据长江中游，虎视京沪，尤其他所率领的部队，其基本骨干是十二圩的盐枭，多为安徽寿州一带的健儿，寿州旧属凤阳府，向为古今兵家必争之地，由于征伐频仍，自古以来，寿州兵悍英勇，天下闻名。因此自晚清到1911年，徐宝山的飞虎营和第二军，素称淮上劲旅，革命军乃不得不和他虚与委蛇，尽量敷衍。
在这种情形之下，徐宝山自来是革命党的心腹之患，辛亥光复，被他利用机会，拥兵自得，日渐坐大。二次革命，孙中山先生发动讨袁，国民党的主要地是江苏、江西、安徽与广东，而以江苏首当其冲。计划军事的时候，立即有人提出徐宝山的问题，——据说徐宝山与袁世凯有所勾结，徐宝山的次子徐浩然，在袁世凯的总统府担任侍卫武官，其实便是人质。因此，袁世凯乃派徐宝山为南下大军倪嗣冲、张勋的前哨，国民党自上海运赴安徽江西的军火火，竟被徐宝山的瓜手下袭击劫夺。这一次事件，实际上便是二次革命南北战争的导火线，当时情势，极为严重，陈英士立刻拍发密电，通知北京有所布置的党人叶夏声，请他设法，先行铲除徐宝山，以免讨袁军事遭到沉重的打击。
叶夏声，字兢生、浙江慈溪人，寄籍广州。在日本法政大学读法律的时候，加人同盟会，甚为孙中山先生倚重。1912年，他出任广一东大都督府司法长，不久当选国会议员。1912年2月，他代表广东都督胡汉民到上海，和陈英士等洽商军事，愤于袁世凯阴谋窃国帝制自为，于是自告奋勇，利用1912年陈英士、张静江、林森、陈子范等和他所组织的锄奸团名义，亲身北上，准备狙击袁世凯，殄彼元恶。陈英士壮其志，当时曾解下所佩的手枪，送给叶夏声，祝福他顺利成功。不料叶夏声的布置远不见端倪，十天后，袁世凯反倒贿买凶手，在上海北站暗杀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
徐宝山劫械事件发生，叶夏声在北京接获陈英士的密电，他懂得陈英士的用意，消灭徐宝山，既不能直接利用军事力量，唯一的办法，便是派遣志士，将他暗杀。于是，他立派广西人罗芳侯南下，协助张静江和陈子范，寻求暗杀徐老虎的方式，但是他们想来想去，仍旧无计可施。事闻于王柏龄，他因为自己是扬州人，当时正在沪军第一师改编而成的第七师任职军官，他家素为扬州士绅，地方熟悉，交游又广，尤其他参加辛亥革命，忠党爱国，胆识俱壮，他慨然地向陈英士、张静江等请缨，这一个危险而重大的任务，他也要参加一份。
王柏龄一意扫除徐宝山这个绊脚石，但是他想来想去，想不出究该如何下手，因此接连有很长一段时期，他长日愁眉不展，郁郁寡欢。
杜月笙和徐福生看在眼里，闷在心头，于是，有这么一天，杜月笙忍不住地大胆探问：
“王先生，你有心事？”
深沉地叹了一口气，王柏龄说：
“不止是心事，而且是件大事！”
杜月笙心知革命党人的工作自有其秘密性，不容外人与闻。但是他想，问一下也许无妨——
“不晓得我们能不能帮忙？”
王柏龄望他一眼，报之以一声苦笑。于是杜月笙机警地就此不往下提。
又过了儿天，王柏龄忍不住了，他自动地告诉杜月笙，那日他所说的“大事”，委实太大，因为他想“做”掉徐宝山。
他以为说出这句话来，会把杜月笙吓一大跳的，哪里想到，杜月笙的反应竟是稀松平常，——实际上是杜月笙根本就不晓得徐宝山有多么厉害。因此当时他只轻飘飘地答一句：
“我给你去摸摸看。”
转弯抹角，迂回侧击，似有意若无意地到处“摸”过了，杜月笙愁眉苦脸地告诉王柏龄说：
“这件事体不容易。”
王柏龄耸肩苦笑：
“所以我说是件大事体。”
两个人交换情报，双方所获都很正确。徐宝山深知自己为帮会中人所憎恶，又形成了国民党当前的仇敌，他平时深居简出，防范严密。何况他有一身的武功，等闲之辈近不了他的身。他的卫队更是人人身手敏捷，个个武艺高强，要想行刺，不论用刀用枪，结果必是枉然。
“这些我老早就晓得了。”王柏龄紧皱眉头说：“要‘做’徐宝山，手枪和匕首都不是办法，除非是——”
“用炸弹。”杜月笙接口来得忒快。
“嗯。”王柏龄眼睛一亮，深深地点点头。
“怎么样炸他？”杜月笙很急切地追问。
于是，王柏龄把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徐宝山警卫森严，他不可能接见陌生人，也不会在大庭广众之间公开露面。想要炸死他，唯有一个办法。徐宝山因袭了盐商的附庸风雅，他喜欢古董字书。而黄浦滩上便有几个古董字画商人，经常到扬州去献“宝”，做一票好生意。王柏龄附耳告诉杜月笙说：如欲扑彼獠，除非如此这般。
杜月笙沉吟俄顷，忽又眉飞色舞地说：
“好，你再让我去摸摸。”
这一次，他摸出了结果，侦悉有一位姓艾的古董掮客，经常在为徐老虎搜购古董，来往于沪扬二地。他大喜过望，辗转托人跟姓艾的吃喝玩乐，而把他怎样上徐宝山的公馆，跟哪一些人联络，交货收款通常用的是什么方式，一五一十，打听得清清楚楚。
原来，连这个姓艾的也不曾见过徐宝山，徐宝山的四周，仿佛围上了铜墙铁壁，除了他家人卫士，他不相信，也不接见任何人，古董商跟他打交道，价钱开好，货色由卫士传送进去，只要徐宝山看得中意，第二天到衙门里领钱，他若不要，原件退还。
杜月笙兴冲冲地去见王柏龄，将他所获得情报，一一说明，未后他更建议地说：
“我看越是这样防得严密，越有办法可想。就不晓得炸弹怎么能够等到拿进去以后再放？”
一句话点醒了王柏龄，他回去报告，这个情报太有用了，问题只在于炸弹燃放的技术问题。“解决徐宝山小组”掌握了杜月笙所提供的线索，连日开会，反复讨论，终于决定了进行的步骤。
控制炸弹爆发时间的技术问题，“徐宝山小组”请出国民党第一位炸弹专家，四川隆昌籍的老革命同志黄复生代为设计，黄复生曾经和汪精卫在北京行刺摄政王载沣。因而名震天下。彭家珍炸良弼；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等烈士谋刺袁世凯，他们所使用的炸弹，都是黄复生亲自传授而制造的。
1912年5月23日，扬州徐社宝山公馆的门房，来了一位陌生的客人，他求见徐宝山的某一名亲信卫士，说是住在上海的艾某，派他专程送来一只宋瓷钧窑珠砂红的花瓶，请徐大过目鉴赏。花瓶放在一只小铁箱里，另递上一枚信封，信封里装的是开箱钥匙和报价，徐大人要或不要，这陌生人说他准定明天中午来听回音。
这名卫士经常转手徐宝山和艾某之间的买卖，陌生者很正确地找到了他，铁箱、信封、钥匙和报价，以及听回音的时间，全部和往常一丝不爽。卫士很欢喜地捧着铁箱送进去；如果交易完成，他有一笔回扣好收。
卫士将铁箱捧到徐宝山的签押房，颇不凑巧，徐宝山正值公忙，他随口应一声：“放在这里好了，回头等我有空再看。”
这一等，等到了翌日上午，徐宝山终于有了空，但是他要理发，他是在签押房办公桌旁边，由他的私人理发师为他整容的。时近正午，他突然想起那个“姓艾的”中午要听回音，于是他顺手取过桌上的小铁箱，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后拆开信封，把钥匙拿出来。
正当他将钥匙插人锁孔，蓦地听见有轻微的吱吱之声，一刹眼间，箱缝里沁出一缕黑烟。徐宝山机警过人，他情知不妙，猛地把小铁箱往远处一抛；铁箱还没离手，便在空中强光一闪，发出轰然巨响，徐宝山和他的理发匠，当场被炸身亡。这是黄复生最巧妙的设计，小铁箱里满贮炸药，根本没有什么宋瓷钧窑花瓶。锁孔里装着引线，钥匙插入，触及机括，引线燃着，火药爆炸。
这就是“二次革命”中，轰动一时的徐老虎被刺事件。然而数十年却是聚讼纷坛，莫衷一是。许多人都说徐宝山是袁世凯派人炸死的，甚至有谓主事者为洪帮大哥江干廷。这一项传说肇因于章太炎为徐宝山撰的神道碑，硬指袁世凯因徐宝山不为己用，遣人将其暗杀。
5月24日徐老虎一死，6月1日，南京国民党机关被袁世凯封闭，6月9日，都督李烈钧免职，14旧广东都督胡汉民改任西藏宣抚使，30日安徽都督柏文蔚调任陕甘筹边使，袁世凯的报复手段越来越辣。终于在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起义，檄讨袁世凯，二次革命全面爆发。
7月15日，黄兴到南京，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16日，陈英士就任上海袁军总司令。
然而东南讨袁军事，由于发动过迟，联络难周，终被袁世凯一手编练的北洋军，各个击破。首先是7月下旬上海方面屡攻制造局不下而败退，断之以8月问，广东、安徽、江西、湖南先后失利，至9月1日南京失守，9月15日重庆讨袁军被川黔二军两路夹攻，熊克武、杨森仅以身兔，到这时候，军事方面业已全面失败。其中南京之役，黄兴亲临指挥，王柏龄随洪承点的第七师开赴临淮一线，抵御北军，但因冷御秋的第三师在韩庄溃败，陈之骥的第八师不战而退，洪承点前后受敌，退守南京，不久被张勋军攻陷，这一师人也就全部溃败。洪承点遁往上海，王柏龄回到扬州，住在他的岳家顾宅，四门不出，闲来无事唯有打打麻将。当时知道他身分的，只有他的堂内兄顾南超和好友杨士香、毛示苌等三人。后来因袁世凯搜捕甚急，王柏龄又避居邵伯丁文莹家，再奉密令到山东张树元师担任参谋，相机策反。1916年袁世凯洪宪称帝，居正在山东举义，和张树元师接触时，王柏龄首先率众反正；山东讨袁军失败，王柏龄为了避祸，远走云南，曾任云南讲武党教官。直至黄埔军校创办，他才回到广州，膺命出任军校教授部主任。
黄埔军校成立，全国各地青年风起云涌，纷纷南下参加此一国民革命军事最高学府，东南各省招收的军校学生，多半从上海登轮直驶广州。而控制上海的军阀如孙传芳等，动辄百般阻挠，甚至贿买租界当局，借词阻止。当时在上海的军校办事人员，一遇到这种尴尬的场面，便打电话通知杜月笙或黄金荣，他们亲自处理，一直等到全数出发，轮船驶离江岸，才放心回去。由此可想王柏龄在黄浦仍与沪上的老朋友关系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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