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栋已押尚之信到金隽衙门，复派兵将城门紧守。李天植正欲到抚衙问个底细，不想钦差宜昌阿及抚臣金隽已异常神速，即刻会同讯问，以审问尚之信通周背清之事。尚之信初不承认，只是王国栋、沈上达、张祯祥三人，交口指证其事。王国栋并指曰：“之信欲起兵谋杀钦差及巡抚，以截莽依图归路一事，一一坐实。”尚之信自知难免，乃向王国栋等三人骂道：“我待你们不薄，为何转眼不认人，反陷害我呢？”王国栋等三人，默然不答。只是张祯祥稍有悔心，听尚之信之言，面色发红。宜昌阿便欲将尚之信押下，再追究同谋之人。王国栋怕被藩兵劫走，乃向宜昌阿道：“尚之信劫父自立，久拥兵权，藩下尚多腹心。若假以时日，之信不难脱矣。”金隽以为然。宜昌阿乃即令押尚之信到市曹斩决。因此尚之信自被掩捕，以至斩首，不过半日间，多有不知。

    自尚之信既杀之后，李天植知得，即具函到抚衙诘问尚王之罪。王国栋复指天植为同谋，宜昌阿欲一并治之。金隽道：“尚王既杀，藩兵尚在天植之手。藩兵多有受尚氏私恩的人，天植不难煽而为变，反为后患。不如缓之，再作后图。”宜昌阿也以为是，乃宣布尚氏罪名，并慰覆天植，令其解散藩兵。天植道：“吾生为尚王亲信，受恩已重，不得不为之报仇。”乃向藩兵宣言：“尚王罪不至此，只为三数小人忘恩搆陷罢了。”藩兵听说尚王被杀，多有哗然。李天植乃复致函金隽，略道：尚王通周之事已在前时，既已归正，岂宜复构其狱？说其欲举兵以截莽依图之后，乃王国栋一人之言。忘恩负主，复构而致之死地，罪诚重矣。钦差与中丞等必欲庇之，其如人心何？这等语。宜昌阿乃与金隽商议，知道藩兵已愤，若真个激变起来，终是不可。

    乃与李天植往复函订，愿斩王国栋、沈上达、张祯祥三人之首，以谢藩兵，须李天植解散兵权，天植答应。金隽乃将王国栋、沈上达、张祯祥三人，说为献谗陷主，即同押赴市曹斩决。可怜王、沈、张三人，借尚之信之力得图富贵，反以陷害尚之信而不知改悔，可为忘恩背主者戒。

    这时，金隽把王、沈、张三人已经斩首一事函告李天植。天植听得，即谓左右属下道：“宜昌阿与金隽之必杀王国栋三人者，以害怕藩兵为患也。他们欲得吾而甘心久矣。主仇既报，吾事已了，吾敢贪生乎？”说完，又谓藩下将校道：“吾主之志虽大，然三桂非成业之人也。自后你等不宜妄动。”言罢即拔剑自刎而亡。初时宜昌阿、金隽只望王国栋等既杀之后，李天植即为解散兵权也，不料到天植更能自尽。因此听得天植之死，反为感动。以天植义不忘主，至为可敬，乃并请为之封赠。自后藩府兵权，乃移归尚之孝管理，并奏以之孝承袭平南王爵。之孝力反之信所为，屡出师入广西，以助莽依图。自此吴三桂那里，又多两广后患。计先后失长沙，失岳州，现在又失尚之信，三桂军中大为震动。马宝、夏国相等，以云南为起事之根本，前军有失，饷项艰难，乃飞报云南，须认真筹款接济。

    那时三桂大驸马郭壮图在云南驻守，接应各路饷项。自前次军粮紧急，已增采五矿，又广通贸易，以资税饷。但人马既多，需饷浩大，徭役又重，因此民多怨言。自先后接得弃江西、退岳州及尚之信败亡之耗，知道国事艰难，人心更骇。以两广为富庾之地，尚王既死，三桂实去一大助力，怕自此云南征赋更重。因此云南人士，此时谣言更多。郭壮图深以为虑，乃谋镇定人心。那时方重修归化寺，寺中住持弘念方请郭壮图资助重建。那寺本建于明朝成化年间，日久渐已颓废。弘念知郭壮图欲粉饰人心，乃诡称佛祖降言，将佑大周兴基，江山不久光复，请增拓禅林。那时王屏藩大破图海之捷音方到云南，各处人士举国若狂，都酬资相助。因此大兴土木，不数月间，大工即已落成。郭壮图更请三桂仿行封禅之典，粉饰承平，志为盛事。

    归化寺落成时，郭壮图、林天擎并奏知三桂，称为奉旨重修，弄得云南举国若狂。动工时，云南文武官员各捐资财，更拨国库银两，大兴土木。又于落成之后，郭壮图欲请封赠弘念禅号。只是林天擎以为不可，并道：“国家财力已紧张，而战事复不如前，此后用心筹划犹怕不及，若徒务虚名，终属无当。驸马为国至戚，休戚相关，即使周皇陛下侈务虚名，驸马也应谏之。君子实事求是，不宜如此。”郭壮图道：“我非不知也，以人心震动，事即难为。此举诚粉饰欺时，我也不得已而为之罢了。”林天擎道：“驸马既知如此，自当着实设法，以抒前敌之忧。粉饰一时，岂为长策？”正议论间，忽胡国柱、马宝、夏国相军报驰至，说岳州失守，江西已弃，尚王已死，两广湖南势都危迫，速募新军以助前敌，急扩运道以裕饷源，等语。

    郭壮图听得，乃叹道：“胡、夏二公精于谋略，久为周皇所称许。马宝也是李定国的大将，降归而后，久立战功。三人都是一时之能员，何今日也颓困至此？”言罢，与林天擎互相嗟叹。只是有回复长沙，宣告云南财政枯竭情形，只有尽力筹划而已。

    那时胡国柱与马宝都在长沙，而夏国相却驻扎在浏阳。清兵已四面围来，都欲会攻长沙。马宝即谓胡国柱道：“现在大局已危，当计议长策，以解目前之急。驸马与国休戚相关，当振奋精神。”正说间，夏国相已至，马宝即与计议。

    夏国相道：“现在我们数人全都聚于湖南，而敌人更无后顾之忧。长沙面临数面进攻，实非长策。只有防御之力，并无进取之能，难于持久。”马宝道：“前者之失，在于进兵太缓，后者之失，在于守老湖南。而川陕之军，又不能长驱大进，以分敌人之力。因此敌军全都聚于此间，其势既厚，我即难于争胜。现在则更形竭蹶，若大势既去，即徒保长沙，也无当也。”

    夏国相道：“此说极是。以我愚见，不如弃去长沙，分道进兵。此后虽得城池，也不必设兵守御，但长驱北上，则敌人或穷于应付，而我军终有得手之处。若徒守此间，只事拒守，没什么用处。”胡国柱道：“二公之论极高。弟自奉命驻扎长沙，未尝征讨伐，反徒耗精力。现在当请示周皇，力主弃去长沙之议，使敌人劳军经营以攻湖南者，一旦落空，反改而防我，岂不甚善？”

    夏国相道：“但怕周皇注重长沙，怕请命而行必不从也。”马宝道：“夏公之言也是。但未得周皇之命，谁敢弃之？怕白白地受责备罢了。”胡国柱道：“不如分为二策。先请诸周皇，力言长沙危险，驻守无用。如周皇能出大兵直趋汴梁，自可以解长沙之危。否则，非弃长沙不足以转危为安。看周皇主意如何便是。”马、夏二人都以为然。便把所议情形，飞驰奏报成都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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