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诸弟此时惟有识不可以骤几，至于有志、有恒，此诸弟勉之而已。

    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译文】

    大致上文人读书的话，首先要有“志”，然后要有“识”，最后要有“恒”。有志的意思就是不甘于人下；有识就是说必须知道学无止境，不能因为一点点成绩就骄傲，就像河伯（河神）观大海、井底之蛙看天空一样，这都是缺乏见识的表现；有恒就是指没有办不成的事。这三者缺一不可。诸位现在只是有识无法做到，但有志和有恒，诸位还是可以勉强做到的。

    如果能够发奋且自立，则不管是家里还是学校都可以读书，即使是在山郊野外、嘈杂的场所，也是可以读书的，就是砍柴背柴放猪羊，也是可以读书的。但如果不能发奋自立，则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学校都无法读书，即使是在清净之地、神仙住的地方，也都是无法读书的。所以又何必选择地方、选择时间，只要问问自己，立志是不是真的就可以了。

    【点评】

    要励志，必须立志。

    曾国藩对诸弟子有两个要求，第一是“立志有恒”，第二是“专心致志”。

    他说：“苟能奋发自立，则家塾可以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奋发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静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又说：“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日专而已矣！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吾掘井多而无泉可饮，不专之咎也。诸弟总须力图专业。如九弟志在习字，亦不必尽庹他业。但每日习字工夫，断不可不提起精神，随时随事，皆可触悟；四弟六弟，吾不知其心有专嗜否？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作试帖亦然，万不可以兼营并骛，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切嘱切嘱！千万千万！”

    大多数人在一生中，总会常立志，有时是小志，有时是大志。立小志随口可以说说，而且可能也会实现，但难就难在立大志，更难的就是立了大志能否实现、如何实现。

    每个人都有惰性，谁都不例外。大凡想有一番作为，也想好好努力的人，每天都在和惰性作着斗争，但又有多少人可以彻底战胜惰性？即使自己战胜了惰性，可来自外部的一些影响，比如家庭、单位，也使我们不得不放弃一些坚持，放弃一些想法，甚至放弃自己曾立的大志。

    梁启超曾说曾国藩是“其一身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就是说，他一生都在不断地与外部环境作着抗争，与自己的惰性作着抗争。

    勇敢地立了大志，而且也用自己的坚持和外部环境及惰性抗争成功了，这就算克服了一个难点。但接下来又有一个难点出现了：如何实现大志？

    实现大志是需要超凡的勇气和精神的。同时，只有勇气和精神还不够，如果没有选择好方向，即使再坚持，也无法达到。甚至选择好方向，也坚持了，可方法不对，也还是无法实现大志。

    曾国藩立志要做一个好官，做一个圣贤，所以他说：“以做官发财为可耻。”将此作为人生准则的他，一生除了书籍和衣服，没有其他财产，有时候甚至还要靠借债来过年。

    做了团练教官，开始带兵打仗后，他又以不怕死来要求自己。他不仅这么要求自己，还这么要求身边的人。为此，他挑选的将士大多都是和他一样有气节、不怕死的人。当然，在那个年代，有志之士、有才之人非常多。但如果心怀大志，却辨不清形势和方向，跟错了人，做错了选择，再大的志、再多的才，一样不能成就大事。

    比如刚开始的时候，曾国藩不辨形势，只是凭着一腔热血，连上十四封奏章，想革除时弊、整顿吏治，但却惹怒了龙颜，差点获罪。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的奏章是给同治帝看的，而不是给其他盛世的贤帝看的，因而差点获罪。不过，幸好他又遇到了洪秀全起义，给了他实现大志的机会。同样，洪秀全一路高歌猛进，定都南京，可以说他的大志也已实现了一半，但最终却因为一些错误的决策，导致不仅丢掉南京，而且还碰上了和他同样有着大志，一心要完成大志的曾国藩。

    “两强相争，勇者胜”，曾国藩和洪秀全这两个同样深怀大志的人，最终因曾国藩的见识、胆量和策略而战胜洪秀全。最后的结局就是一个得志、一个失志。

    从这点来说：有胆量、有见识、有手段，也是实现大志的条件。

    说他有胆量是因为他敢越权杀人，敢三次拒绝皇帝的命令。而这种胆量也不是傻大胆，而是靠着他的见识和手段获得的。

    那时的曾国藩不过只是团练大臣而已，他既没有地方权力，也没有钦差大臣的头衔。因为锐意练兵，干涉地方政务、军务，地方官还刁难他，派士兵追杀他。

    这种事放在其他人身上会怎样？肯定要么退缩，和地方官同流合污，要么报复。可曾国藩没有，他既没退缩，也没有向皇帝告状，更没有报复，而是偷偷地躲在了衡阳。

    曾国藩躲在衡阳并没放弃自己的大志，而是发愤练兵，用成绩说话，用自己的功绩来逆转、雪耻。

    “能吃人吃不了的苦，能受人受不了的辱。”曾国藩做到了，成功理所当然。

    果然，半年后，他领兵取得湘潭大捷。他成功了，也报了仇、雪了耻，因为仇人被革职了，他也扬眉吐气地在湖南站稳了脚跟。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只问耕耘。”这是曾国藩的座右铭，也是他的大志。从这座右铭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对自己的要求是多么高：做不了圣贤，连人都不是了。

    又有人说，拥有如此志向的人很多，可真正能实现的又有几个？

    曾国藩的大志是做圣贤豪杰，“做第一等人物”。掰着指头算来，古往今来有多少圣贤豪杰？又有多少第一等人物？可见，曾国藩的大志就不是一般人的大志，不是那种考上清华、北大，做上公务员、有个好工作这样的“大志”。

    原本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年轻人，又怎会立如此大志呢？其实曾国藩立此大志，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也是经过了循序渐进的变化，慢慢形成的。让我们先看看他立志的过程。

    曾国藩在湘乡涟滨书院读书时是21岁。那时候，他给自己改了个叫“涤生”的号。涤生涤生，涤旧更生。

    仅仅是改了个号，但从这个号里，却也能看出他的志向。不过这时他的志向还不是很明确，或者说那时候的志向还只是针对个人。

    当他考中进士后，他将原名曾子城改为曾国藩。这个“国”字明显让我们感觉出他的志向逐渐由“个人”转身“国家”了。

    第一次北京行，他23岁。京城之行让他大开眼界，也放大了胸襟。在他回来之后，便越发勤奋苦读，整整一年都没有出门。

    在家里苦读两年后，他再次去了北京。这次，曾国藩被赐同进士出身。这对其他人来说，已经是大喜事了，但对他，却是羞愧的事，因为离他的目标太远了。

    进翰林院进修才是他的目标，可在清朝，一般只有一甲二甲才能进翰林院深造。曾国藩名列三甲，通常是进不了翰林院的。

    翰林院是古时很多朝代的最高学府，设置于唐朝。自设置以来，便成了卧虎藏龙之地，那些身怀绝技的作家、学者、医生等都聚集在那里。所以那里也成了很多有志之士梦寐以求的地方，相当于现在的北大、清华等高等学府。

    翰林院到了清朝，成了国家培养高级干部的地方，相当于现在的“干部进修学院”。那时候，清朝历任汉人宰相几乎都出自翰林院，而皇帝的老师一般也要翰林院出身。

    通常进了翰林院的人，基本上可以说能光宗耀祖了。因为即使不能当大官，做大学士也属正一品。而如果做了官，做六部尚书就是从一品，做侍郎就是正二品，做总督是从一品，做巡抚是从二品等。因此，民间便有了“点了翰林”这个令人羡慕的荣耀说法。

    正是因为这些，虽然中了进士，但因为点不了翰林，曾国藩还是懊恼之极。由此可见，他对自己的期望和要求有多高。

    因为羞愧，想要急迫逃离北京的曾国藩，在好友郭嵩焘的劝说下留了下来，并参加了后面的朝考，这次的朝考曾国藩成绩不错，如愿进了翰林院。

    实现大志的大门打开了，曾国藩开始一边奋力读书，一边不忘和各界能人志士交流。从曾国藩结识的这些人来看，曾国藩的社交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因为他认识了当时的两名大官：唐鉴和倭仁。在这两位可以说是成功人士的启发下，曾国藩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理想——成为圣贤。

    为了实现大志，曾国藩时常向倭仁请教，并且开始静坐修身，甚至还把自己的欲念、坏想法全都记录在案，然后拿给倭仁批阅，让其监督自己。

    “又酒时忽动名心，为人戒之”，“无奈我做诗之时，只是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此岂复有为己志？”，“同人射覆，有求胜心”……

    从这些话语里，我们可以看出，为了实现大志，他是多么辛苦地在和自己的欲望作斗争，而这种斗争，可以说是常人所不能做到的。

    和功名心作斗争的他，最终写下了著名的十二条日课，并抄录在家书中，给几个弟弟看。在他修身的那段时间里，还戒掉了依赖已久的水烟。

    对于立志戒烟这件事，曾国藩曾给自己弟弟曾国荃写了一封信。那时候，他的九弟曾国荃才不过十几岁，因为受到他的影响，也便立志发愤图强，而且还要去外面找个学馆读书。

    曾国藩在给自己立志向的时候，也经常劝诫弟弟们，他曾对在科场上失利的六弟曾国华说：“你小试不爽，就发牢骚，我笑你的志向太小。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愧为父母所生，不愧为天地完人。”

    意思是说，你只是小考失利，就大发脾气，我嘲笑你的志向实在太小。若是君子立志，就要代圣贤立言，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

    他不仅不齿于只立小志，更不赞同追求虚名：“无徒浮慕虚名，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

    这些文字都体现了他的大志。他不但要做大官享大名，还要做圣贤豪杰，要做第一等的人物。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只问耕耘。”如此志向，如此功名羞耻之心，有多少人能说得出来？又有多少人敢说得出来？

    当然，说得出来，也未必能做得到。不要说我们这些普通人了，就是曾国藩，尽管有着如此大的志向和觉悟，也依然有着和我们一样的惰性。不过，不同的是，我们大多数人任由惰性存在，最终屈服于惰性，而他却在尽力克服惰性，并打败了惰性：

    “不专一，当力求主一之法，诚能主一……故一日之间，情志屡迁耳。”

    “细思不能主一之咎，由于习之不熟，由于志之不立，而实由于知之不真。”

    “自立志自新以来，至今五十余日，未曾改得一时。”

    “自十月朔立志自新以来，两月余渐渐疏散，不严肃，不谨言，不改过，仍故我矣。新换为人，毋为禽兽。”

    经过他不懈的努力，在和懒惰作了长久斗争后，惰性渐行渐远。不过，曾国藩在那时候可能还没有想到，自己没有成为第一等的学问家、圣贤，而是成了一个领兵打仗的人，虽然他也名扬天下了，但却靠的是军功、道德、文章……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天下形势变了，洪秀全造反了。这是外部环境的变化，无人能控制。不过，“学问纯粹，器识宏深”，谥为“文正”就是清政府给他的最高荣誉，应该算是对他的另一种肯定和评价吧！

    曾国藩以后的成就和他的立大志有着强烈的因果关系。立志考进士、立志成为理学家、立志做大官、立志清澄天下、立志镇压“粤匪”、立志洗雪耻辱、立志办洋务……这些大志的“立”，都是和当时的大环境相适应的。而在有了这些大志后，又努力沿着通向大志的方向走，最终成为军事家、政治家、洋务派领袖等，这不得不让我们佩服。

    有人会不服气地说，有什么了不起的，还不是曾国藩所处的乱世成就了他吗？其实也不是，在和平时期，曾国藩立志做圣贤、做名臣，他也做到了。所以说，大志未必天生，才华也未必是天生的，都是可以在后期的环境中磨炼或提升的。如果没有大志、没有天赋、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即使再有利的条件、再好的机遇摆在你面前，也是无法成就大事的。

    这，就是所谓的立志！更是励志！

    【延伸阅读·曾国藩箴言】

    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健康。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泼之胸襟，有坦荡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

    【译文】

    古人处在艰难忧患的时候，也正是道德学业长进的时候，其功显现在胸怀坦荡上，其效体现在身体健康上。圣贤之所以为圣，佛家之所以成佛，关键都是在他们经历大磨难的时候，能把心放宽，滋养得灵活，有活泼泼的胸襟，有坦荡荡的心境，则在身体上虽然受到外面的伤害而感到不适，也不至于引发内心的伤痛。

    【点评】

    自古以来的英雄豪杰做的事情各有不同，但是他们光明磊落、豁达宽广的胸怀是一样的。在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中，“静”是一种境界，就是要达到心无杂念、通透澄澈的境界。曾国藩在其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中，一直在追求这样一种境界，一面效法圣贤之人，一日三省其身，一面以古为镜，在得失兴亡之间思考自己的人生。

    曾国藩曾经写信给自己的弟弟：想要有所长进，须要多多读书，修身养性，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只有日积月累才会显见成效，就好比想要筑建坚固美丽的房屋，不仅要有坚实的地基，还要有精准的骨架结构，再加之精美的修饰，这才可行。所以，匆匆忙忙、囫囵吞枣是不可能成就高深的内在修为的。

    表面上看，这是一封给弟弟的“劝学书”，实际上，这正是曾国藩对内在修为的高深之见啊！

    “静”不仅是一种境界，更是一种道义，是孟子所说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静”是一种生命体验，是庄子所说的“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静”是一种无欲无求的姿态，是老子所说的“上善若水”。“静”是世界的两极，是人生的永恒，波澜壮阔也好，细水长流也好，这其中都蕴含着“静”的道理。

    一旦达到了“静”的状态，内心就会变得舒畅、恬静、坦荡、澄澈，仿佛瞬间无牵无绊了，世间所有的愁苦和烦忧都会随风而散了。

    大圣人孔子的学生颜回曾经身居陋巷依然安乐，想必现代人很难理解，住在简陋的房子里怎么可能“乐”呢？这是因为现代人很难理解“道”的魅力，孔子之贤圣、孟子之正气、庄子之逍遥都是源于他们自己心中的“道”，一种超脱了凡俗尘世的羁绊，一心只想走自己的“道”的勇往直前和心无旁骛之态。

    而培养这种状态说易不易，说难也不难。易就在于只要做到“静”，难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这份“静”。

    现代人经常面临的一种困扰就是压力大，整天穿梭于高楼和拥挤的人群中，面对电脑做着高强度的脑力劳动，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状态之中，短时间之内看不出什么伤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状态带给身体的损伤就会显现出来。曾国藩对此其实也深有体会，但是他很擅长自己排解压力，通过自我调节寻找快乐，放松心情，这正是修身养性的基本表现。

    曾国藩年轻的时候投笔从戎，便开始了自己的戎马一生。在奉旨镇压太平军的那段岁月里，他内心的压力可想而知，但是他能够做到时时处处注意自己的心境，调节自己的心情，读书写字都是他陶冶性情、舒缓压力的常用方法。所以曾国藩不仅是朝廷出色的臣子和将军，还是一个颇有才情的性情中人，因为他的心情总是保持愉快的状态，所以，曾国藩的幽默也是有名的。

    咸丰十年（1860年）十二月，曾国藩带军在祁门驻扎。有一天他批阅公文，看见一封浙江省建德县团练把总李元的文书，面用“移封”二字。“移”是一种官方文书，分文移和武移两种。文移是谴责性公文，唐代以后成为官府平行机构间相互交涉的文书；武移是声讨性公文，跟檄文相似。

    当时的曾国藩已经是两江总督，朝廷重臣，集四省军政大权于一身，而团练把总最高也只是一个正七品衔，李元把总竟然用了“移封”这两个字！如果是其他官员，定然气得火冒三丈，这李元不只是官帽不保，恐怕还要落一个忤逆罔上的罪名。而曾国藩看后，并没有大发雷霆，只是在封面上批了十七个字：“团练把总李，行个平等礼。云何用移封敌体？”这种幽默背后的豁达正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性情和气度。

    一个人要想得到尊敬和肯定，最重要的不是身价和权势，而是由内而外的修养。曾国藩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在潜移默化之中学习历代古圣贤之人的修身养性和为人处世之道，又是从小熟读四书五经，经过严苛的科举考试获得官位的读书人，因此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条他十分重视，也常常以儒家经典中的要义和准则来要求自己，在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过程中十分注重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这种高标准、严要求的处世之道正是曾国藩的高人之处。

    精神状态是人成败的重要决定因素，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决定了什么样的效率，进而决定了什么样的结果。要想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就必须注重修养，注重自己内心的修炼。如果能做到静坐、平淡、改过这三个步骤，心态自然会虚静平和。

    在中国古代，儒家提倡的积极入世的处世之道和老庄淡泊无为的人生哲学一直是文人们心中的两个支柱，梦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远近都会给内心造成撞击，而这两个支柱就会在不同的时候起到作用。如果梦想和现实之间差得太远，文人们就会采取一种淡泊的姿态实现自我的救赎。这种情况下，宗教的力量也凸显了出来。佛家所说的“明心见”实际上也是要求人们要有“静”的境界，先要做到内心不动，才能体会到万物之静。曾国藩之所以综合儒、道、佛三家的思想，想必和诸家注重“静”的境界有关。

    曾国藩在强调“静”的同时，更关注平淡虚无的内心追求。他说：“思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在他看来，俗世的功名利禄一定要看得淡些，太过贪念名利的人，心胸一定是狭窄的，这样的人太容易被物欲羁绊脚步，内心被贪念占有之后，精神也就失去了自由安静的家园，自然感觉不到快乐了。只有尽量做到淡泊名利，不被物欲所诱，才能保证自己的精神和内心处在一种自由开阔、宁静安详的状态中。曾国藩严格要求自己做到这一点，终于成就了自己想要的人生境界。

    曾国藩提倡的养心学问是要身心兼治。在封建社会的官场中沉浮，如果失去了权威和荣耀，恐怕就会陷入危险，明哲保身还是需要技巧的，最重要的就是不当面直言人的短处，既要做到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又要尽量与人为善，和别人愉悦相处，走到哪里都能带去一团和气，这才能受到别人的欢迎。与此同时，应处处小心谨慎，以防奸邪之徒陷害污蔑也十分重要。无论是在顺境中还是在逆境中，志向操守不改，处处与人为善，才能生存下去。

    【延伸阅读·曾国藩箴言】

    凡人心之发，必一鼓作气，尽吾力之所能为，稍有转念，则疑心生，私心亦生。余死生早已置之度外，但求临死之际，寸心无可悔憾，斯为大幸。舍命报国，侧身修行。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

    【译文】

    只要仁慈之心生发时，必须一鼓作气，尽我能力去做，因为只要稍有转变的念头，那么疑心就生了，而疑心一生，私心也就随之而生了。我早已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但求临死的时候，心中没有悔憾之事，这就算是大幸了。我奉行的是舍身报国，侧身修行的原则。古代有所谓“服了金丹就可脱胎换骨”的说法，而我则认为只要立下了大志，也就等于把金丹炼好了。

    【点评】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但是这个“高处”并不是人人都能去的。现代社会需要的是才智、胆识、技术和人脉等，而在古代，读书是进入仕途最可靠的方式。无数寒门弟子通过自己十年寒窗苦读来赢得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荣耀，从而光宗耀祖，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因此，在古代读书人心中，“学而优则仕”就是他们心中前进的动力。

    曾国藩出身并不显赫，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吾曾氏家世微薄”，这样的家庭虽然不能给年幼的曾国藩提供优越的成长和学习环境，更不能为他铺平今后的道路，但是激发了曾国藩发愤图强、求取功名的斗志。

    在远大志向的指引之下，曾国藩不到10岁就读完了《五经》，并且开始学习八股文。没过多久，他的弟弟曾国潢出生，祖父为了考察他的文采，即景命题《兄弟怡怡》，叫他做一篇八股文。没想到十岁的曾国藩居然一气呵成，写出了一篇工整的八股文，祖父又惊又喜，赞赏曾国藩说：“文中有性格，必能以孝友承其家矣。”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曾国藩不仅熟读四书、五经，还读《史记》、《文选》等古籍，文采和才学都有了很大的长进。

    曾国藩14岁那年，父亲曾麟书的好友欧阳凝祉来到曾家做客，见了曾国藩所作的八股文稿和诗作，顿时大加赞赏。这位欧阳先生是衡州府有名的八股文章能手，他生性孤傲，从不轻易嘉许人，曾国藩小小年纪就令这样一位行家里手刮目相看，实属不易。为了试一试曾国藩是不是有真才实学，欧阳凝祉又出了一道“共登青云梯”的诗题，曾国藩在席间便赋诗一首，欧阳先生一见颇为吃惊，小小年纪，不仅不怯场，从容淡定，还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写出这样的好诗，字里行间尽显胸怀和才气，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前途不可限量，欧阳先生当即对曾家能够培养出这样的儿子而钦佩不已，便有意将女儿许配曾国藩，与曾麟书结为儿女亲家。后来这位欧阳夫人就是曾国藩的结发妻子。

    道光十三年（1833年），23岁的曾国藩离家赶考，这是他第一次参加科考，本想只当作练手，没成想竟然中了秀才，这看似轻轻松松获得的功名，是他父亲孜孜苦读二十多年才在上一次科考中获得的最好成绩。全家人听说曾国藩中了秀才，高兴不已，决定为曾国藩和欧阳小姐办喜事，双喜临门讨个好彩头。但是秀才根本不是曾国藩的目标，新婚之后的曾国藩惜别自己的新娘，背井离乡，继续深造，以求更大的功名。

    道光十四年，曾国藩来到湖南最高的学府岳麓书院读书，并在当年的乡试中考上了举人。冬天，曾国藩又决定北上，去参加第二年春天全国的会试。于是他便在寒冬时候独自背井离乡，去了京城。

    曾国藩在湖南已经小有名气，但是面对全国的学子，终究还算不上佼佼者，这次会试，他并没有考中。但或许是上苍的眷顾，这年恰逢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朝廷照例增开会试恩科一次。曾国藩便留在了京师的“长沙会馆”，等待明年的恩科。这个“长沙会馆”是湖南的乡绅在京师开办的专为前来应考的湖南籍学子提供食宿的地方，开销较少，还算便利。

    从未离开过家乡的曾国藩在京师刻苦攻读的同时，还极大地开了眼界，在很多学子的影响下，曾国藩对韩愈的文章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认为，韩愈的文章，格式的条条框框少一些，这样就更利于作者抒发自己的见解和想法，读起来也生动灵活，气韵凛凛。

    好事多磨，参加恩科的曾国藩再一次名落孙山，经过了两次失败，曾国藩深刻自省，意识到自己的功力尚浅，还需刻苦用功，无奈之下，他打算先回湖南老家去，再磨宝剑。

    转眼到了道光十八年，曾国藩再次决定赴京赶考，但是家中上有老下有小，实在苦寒，已经没有什么余钱了，无奈之下，他只好向亲戚朋友凑了赴京的盘缠，一共二十二串钱，一路上省吃俭用，终于挨到了京城，这时的曾国藩已经只剩下三串铜钱了。绝处必能逢生，老天不负有心人，这一次，曾国藩得中，是当年第四十二名进士。

    紧接着，曾国藩参加了朝廷举办的朝考，获得了一等第三名的好成绩，按例，前三名考生的试卷要呈现在皇帝面前御览，道光皇帝看了曾国藩的试卷之后，颇为赞赏，又特地将他拨置为一等第二名。于是，他便被选入翰林院深造，当了庶吉士。

    关于曾国藩入翰林还有这样一段记载：

    曾国藩考中进士时，殿试名列为三甲等级。通常境况下，“三甲”这一等级并不算高，大多入不了翰林，曾国藩大为失望，当天就打算回湖南老家去。当时同乡劳崇光官至编修，在公卿间已经颇有名望，就前去安慰和挽留曾国藩，因为他深知曾国藩的才学和胆识，觉得就这样一走了之，实在可惜，就决定帮他上下疏通。劳崇光想来想去，决定通过行卷的方式帮助这个无权无势的潦倒学子。行卷，是唐代科场中的一种时尚。应举者在考试之前把所做的诗文写成卷轴，投送朝中显贵，这就叫行卷。劳崇光即刻邀请了几个文采不凡的人，把家作为客馆，又借了亲友的仆人和马匹各十，配好了鞍辔来等待。曾国藩到后，马上写诗文分别送给显贵之人。

    朝考一结束，曾国藩顾不得吃饭，立即赶到煤渣胡同，劳崇光已经安排好一切。次日，主持朝考的大学士穆彰阿和各位考官，都从四处听到三甲同进士湖南曾子城的诗文甚是出色。穆彰阿调来试卷，仔细地看了他的策论，觉得此人持论正大，不像一般的年轻学子心高气傲、口出狂言。他当即圈定曾国藩为翰林院庶吉士。排名次时，列为一等第三名。名单进呈道光帝时，穆彰阿又特地在皇上面前将曾国藩的诗文大为称赞一番，道光帝粗粗读了几句，颇觉清明通达，于是用朱笔将名字由第三名画至第二名。

    就这样，曾国藩才算是走到了人生的“高处”，这其中的每一步，都是他心血和汗水的真实写照。曾国藩深知这次得入翰林，虽然幸得贵人相助，但主要还是依靠自己二十年来孜孜不倦刻苦读书得来的才华和学识，也就是说，没有真才实学，就算有再多的贵人相助，恐怕也是徒劳。因此，他做官以后，从来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依然保持着刻苦读书的好习惯。进入翰林以后，很多人觉得已经是万人之上了，不需再继续努力，只需要广结人缘，打通官路，就可以坐等高官厚禄了。然而曾国藩从来不敢这么想，他生性淳朴，从来不会钻营取巧，在京为官十余年，不仅恪尽职守，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还熟读史书，为此，他特将自己的名字“曾子城”改为“曾国藩”，这“国藩”二字，就是暗指“为国藩篱”。

    这还远远不够，曾国藩还为自己设立了十二条课程，每日监督自己完成，这些课程包括读书的心得、人情的历练、自身的修养、诗文的创作等，但凡有所感悟就要悉心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共分五类，命名为：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章。这个习惯一直保持着，即便是行军打仗、生病卧床也照记不误，一直坚持到他去世的前一天。由此可见，曾国藩的毅力，实在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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