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未明即起；不惯庄敬，而强之坐尸立斋；不惯劳苦，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贞恒，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

    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吾兄弟皆秉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若能去忿欲以养体，存倔强以励志，则日进无疆矣。

    【译文】

    至于刚强坚毅的气魄，绝对不能没有，然而刚强坚毅和刚愎自用是有区别的。古语说：“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行善，皆自胜之义也”。如果不习惯早起，就要强迫自己每天天还没亮就起来；不习惯庄重恭敬，就要强迫自己去参与一些祭祀活动；如果不习惯辛苦，就要强迫自己与士兵同甘共苦，强迫自己努力劳动不怕辛苦，这就是所谓的强。不习惯有恒心，就要强迫自己做事持之以恒，这就是所谓的毅。如果舍弃了这些而只凭气势胜人，那就是刚愎自用。这二者看似一样，但实质上却是有着天地之别的，不能不分辨清楚，也不能不谨慎注意。

    至于“倔强”这两个字，人生也是不能缺少的。建功立业写文章，都需要倔强的精神贯穿其中，不然过度温顺必定一事无成。孟子所说的“至刚”，孔子所说的“贞固”，就是从“倔强”两个字中引申而来的。我们几个兄弟都继承了母亲的个性，而母亲个性的优点正好是倔强。如果能少些埋怨而修养身心，用倔强来激励自己的志气，那么日后必定会有所长进。

    【点评】

    纵观历史，在为人处事中，中华民族向来是“刚直”的。也就是说，“刚直”成了一种好品性。因而也就有了“惟刚直可用，能担当重任”的话。

    一直接受儒家思想的曾国藩非常崇尚“刚直”，他曾说，“懦弱无刚”四个字最为可耻，所以男儿应该自立自强，有倔强之气。

    当然，有着很强交际能力的曾国藩并非什么事都“刚”，他的“刚”，只是表现在敢于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即使是皇帝的命令，他也敢违逆不听。同时，他又会以刚柔并济的方式，达到“刚”的目的，这也正是他的高明之处。

    比如说，对于创建水师，夺取长江控制权的事。

    当他看到太平军水师有一万多艘船，占据了整个江面，声势非常浩大，而清兵因为没有水师只能在陆地上疲于奔命后，他马上听取郭嵩焘的建议，上奏朝廷请求创建水师。曾国藩的奏章写得有理有节、声情并茂，咸丰帝看后，马上就批准了。

    这个给咸丰帝写奏章的举动，就说明了他性格中的“刚”。因为在这之前，从没有人向咸丰帝提过创建水师的事。

    好在咸丰帝同意了。有了皇帝的支持，曾国藩便开始大刀阔斧地行动起来。这个行动的快速和坚决，再次说明了他做事的“刚”，绝不优柔寡断。

    创建水师需要的除了人就是炮船了，可湖南人不会造怎么办呢？曾国藩动了很多脑筋，做了无数次尝试。他先是把炮往民船上装，可民船经受不住炮的震荡；他又命人扎木排，想把大炮固定在木排上，结果还是行不通。最后，只好从岳州水师找来两个懂造炮船的师傅，又从广西购来木材。在船造好后，曾国藩又不惜重金，从广东购买了洋炮。

    写奏章、造船、买洋炮、招水兵，这一系列工作曾国藩一气呵成，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洋炮装在了战船上，水兵也各就各位。

    在对自己的水兵进行培训的时候，咸丰帝却下令让他出征，而且三个月连下三道谕旨，要他出兵增援。

    在咸丰帝看来，你曾国藩已经创建了水师，就该出征作战，所以根本就没有考虑这水师是不是刚刚创建、能不能马上担当重任。

    曾国藩在为难之余，再次体现出他的“刚直”来，他写信给咸丰帝说：“惟炮船一件，实有不宜草率从事者。”

    意思是说，现在只有炮船而已，其他的都没准备好，如果草率从事，很可能刚刚创建的水师、刚刚造的炮船都毁于一旦。所以没办法执行咸丰帝的命令。

    这种“刚直”在那个皇上就是“天”的年代，简直就是不知死活。但曾国藩还是“刚直”了，因为他觉得，既然要“扫荡群丑，澄清天下”，那绝对要有一支战斗力强悍、绝对服从命令、装备精良的部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直接与太平军对峙，出征才有意义。

    那时候，他的战斗决心就是：“与此臣贼决一死战，断不敢招集乌合，仓促成行。”

    “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是曾国藩的想法，但咸丰帝却对他拒不执行自己的命令非常生气，再次让他赶紧出兵。曾国藩则依然坚持，甚至还写了封感人肺腑、忠贞报国、竭尽血诚的信给咸丰帝。

    最终，咸丰帝被他的真情实感打动了，答应了他的请求，并允许他暂时不出征。

    这就是曾国藩的“刚”。然而，为了坚持他的这个“刚”，清王朝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不仅死人无数，而且连庐州和武昌也被占领了。

    当然，若是曾国藩不坚持这种“刚”，虽然很可能城池不被占领，但很可能也就没有了以后镇压太平天国的事了。所以说，这种“刚”还是应该坚持的，这种代价的付出还是值得的。

    当然，要想坚持这种“刚”，也是需要策略的，万万不能莽撞。首先，曾国藩坚持的“刚”是以他的忠诚“可质天日”为前提的。同时，他对天下形势的判断也很准，他知道水师还没有经过很好的训练就草率出征只能是徒增损失。

    更重要的是，他的文采、他的交际公关能力，也让他说服了皇帝。如果他的心不够诚、不出征的理由不充分，逻辑思维很差，问题说不透彻，没有感人肺腑的文笔，感动不了皇帝……说不定会惹得龙颜大怒，而那个“刚”也就坚持得不值了。

    曾国藩坚持“刚直”还体现在不怕死上。对曾国藩来说，从他带兵的那一刻起，便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他是带着一种豁出去的心理，带着竭尽血诚的心去领兵打仗的。所以面对两难选择，他坚持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这份“刚”的坚持，必须有“无欲”做后盾。因为只有舍得了“欲”，才“刚”得起来。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连死都不怕，你觉得他还会怕什么？

    这也许就是“无欲则刚”的原因吧！

    “官至二品，不为不尊。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这再次体现了曾国藩“在其位，谋其政”的思想和做法。既然“躬身入局”，就要为“局”里的事竭尽血诚。曾国藩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因此，他敢直接批评他的顶头上司。因为他坚信：“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贪位之私心也。”

    这时的曾国藩还是血气方刚的，他坚忍刚直，一心为朝廷，所以他看不惯官场上的腐败恶行。

    这种不畏权势、敢于直言的做事风格，在他在长沙练兵时，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了。而这种做事风格，也是“刚”的体现。

    他因为立志于“出淤泥而不染”，遭到了地方官员的嘲笑、排挤和刁难，最后不得不逃离长沙，去了衡阳。所以曾国藩说：“凡有血气，必有争心。人之好胜，谁不如我，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当然，久在官场，或者说已经过了血气方刚的年纪，曾国藩在中年、晚年时，脾气性格有了很大的改变。虽然他的内心依然“刚直”，但却也懂得了斡旋。他懂得了脾气暴躁、直来直去很可能会酿成大祸，而且对自己实现大志不利，于是有了改变。

    这种变化体现在咸丰八年，这时的曾国藩刚刚复出，复出后的他不管是为人还是处事，都表现得非常成熟老练，既有着他以前坚持的“刚”，又有了适时的变通。这种将“刚直”和“圆通”相结合的方式，让他变得非常老辣。而这种老辣，恰好是他的心态和意志、地位及环境都发生了变化的结果。

    梁启超曾经说，如果把曾国藩老年时的心态和为人处世方式在他的壮年，大清王朝一定会因他而得到拯救。

    其实在晚年，曾国藩的刚性已经被他的圆通全磨掉了，这也可以从他处理天津教案一事看出来。

    那时候的他，不像年轻时那样，坚持己见，将清王朝尽量不和洋人开衅的话抛在脑后，而是更多地考虑了清廷和慈禧的意见。如果既能坚持自己的立场，又不和洋人闹僵，这就是两全其美的事。

    但曾国藩知道不可能。那时候的列强已经将中国当成了盘中餐，正想着多吃几口呢，怎么可能让他坚持自己的立场。

    于是，他有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想法，而这想法，也应和了慈禧太后的想法。他们采取了向洋人妥协的办法。这位曾经“刚”到驳斥皇帝的曾国藩，最终在洋人面前“软”了下来。他开始忍辱负重，不过这时的忍辱，却又没有了年轻时忍辱时“卧薪尝胆”的想法，虽然他不想做卖国贼，但他还是那么做了。

    如果曾国藩处理这件事时，还处在年轻时，还处在“刚”为上的时期，那么他可能会不计个人得失，也不去想靠洋人镇压民族纷争，而是先斩后奏，把洋人处死。那么即使最后他被处死，洋人也找到了借口和清王朝开战，但他留给后人的也不会是“卖国贼”而是英雄的称号了。

    可惜，此时的曾国藩顾虑多了起来：唉！还是维持住眼前的稳定吧！拯救中国的任务，就留给后人去做吧！我老了！

    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曾国藩的晚年过得平静，没有危险，但却也缺少激情，少了“刚直”。

    面对任何事的时候，只有具有刚直精神，才会敢于坚持那些正确的东西，虽然也许带给他的会是杀身之祸；面对任何事时，如果没有了刚直精神，也就没有了做事的活力和动力，即使暂时成功，但最终还是会失败。

    “危险”和“失败”，就看你更想要什么了。

    古人曾说：“善谋国者，不善于谋身”。确实如此，纵观历史，多少为朝廷、皇上忠心耿耿者，最终却都不得善终，这都源于他们太过刚直，不懂变通。比如死于忠直的伍子胥、文种、商鞅、李牧、袁崇焕等。

    虽然“刚直”的人很多都有不好的下场，但一个刚直、有气节的人，还是很值得后人去学习和钦佩的，只要去掉他们身上的缺点就行了。

    对于刚直的人通常所犯的毛病，曾国藩曾说：“师其刚而去其傲，那就很好了。”

    也就是说，如果刚直的人能够去掉骄傲，那就完美了。

    【延伸阅读·曾国藩箴言】

    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养家，亦须以明强为本。难禁风浪四字譬还，甚好甚慰。古来豪杰皆以此四字为大忌。

    【译文】

    能够承担指挥大事情，完全要靠“英明”与“坚强”。《中庸》说处事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就是为了让愚笨变得英明，柔弱变得坚强。天下无论什么事情，都要靠勇气、士气才能成功，都要靠刚强才能达到目的，就算是自身修养和养护家族，也必须以英明坚强为根本。“难禁风浪”这四个字如果能摒弃，那么就非常好非常值得欣慰了。自古以来成功的人都以这四个字为大忌。

    【点评】

    人活一世，到处都充满艰辛，而能够躲过的，实在少之又少。即便是这样，人们也要奋力战胜困难，取得成功。而成功并不是属于所有人的，更不是任何人能够轻易取得的。决定成败的因素有很多，俗话说，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英明”就是那天注定的三分，而“坚强”，就是自己打拼的七分。是的，坚强的意志可以坚定必胜之心，从而让自己在通往成功的路上勇往直前。

    梁启超曾经这样评价曾国藩：“设若曾国藩的意志与忍耐稍有不足，则其一生为失败之人，无疑也。”也就是说，如果曾国藩的一生，但凡缺乏一点意志和忍耐，他的一生便失败无疑了。可见，要想成就大业，坚强的意志和过人的忍耐力是必不可少的。

    正如梁启超所言，曾国藩正是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坚强”二字，也正是因为“坚强”，才使得曾国藩最终成就了令人敬仰的人生。

    曾国藩虽然算不上生不逢时，但是他所处的年代已经到了封建王朝的生死关头。作为大清朝的臣子，他的身份必然是王朝的卫道者，他别无选择，然而正是这个身份决定了他将终其一生面临磨难和艰辛。但也正是在这样的考验和磨砺锻炼出曾国藩稳重而又不失威严，坚强而又懂得隐忍的性格，不论是战火纷飞的沙场，还是勾心斗角的官场；无论是尊荣显赫的朝廷，还是殊途难归的地方，只有坚守自己的性格，处处坚强，才能得以保全。

    1854年11月27日，身负重压的曾国藩写信给自己的弟弟：“我自从担任官职办理军务以来，经常会有郁屈不平的感受郁结心中，每当这时，我就会效仿咱们的母亲当时同我们讲话时的样子，她总是指着肚子对我们说‘这里边蓄积多少闲气，无处发泄’。”人非圣贤，面对时时处处出现的不如意，不可能无动于衷，关键在于你如何排解。

    曾国藩在江西带兵的时候就遇见了极大的困难。他身为湘军的将领，在江西属于客寄，虽官至提督，但是并没有什么实权，加上江西当地州县的官员并不完全服从于他，筹兵筹饷都十分艰难，也没有什么实力，这就又使得其他各省的督抚常常对他颐指气使。这种种的不顺利都严重威胁着曾国藩，也严肃考验着他的意志，但是他都一一挺了过来。当然，这也幸而有弟弟和朋友的帮助。曾国藩在初出茅庐的时候，也有着自命不凡、固执己见的性格弱点，在和弟弟与朋友的交流中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缺点。

    然而最大的困扰远不止于此。自率领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也常常四处碰壁，究其根本，清政府的态度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因为曾国藩身为汉将，又有带兵之权，清廷恐其势力太大威胁自身，因此对他并不十分信任，从而总是在关键时刻不予以有力支持，在人员的调配上也总是有所保留。这样一来，曾国藩总是莫名陷入孤立无援之地。军饷的问题也总是困难重重，他在江西用兵，按理军饷要由江西地方出，但是地方官总认为湘军并非国家正规军，为湘军出饷是额外负担，因此不肯出饷。无奈之下，曾国藩只能以自己的力量和人际去筹措，但也总会受到地方官的抵制。实在没有办法的曾国藩竟然只能向自己的好友求助，幸而在籍刑部侍郎黄赞汤曾捐助曾国藩八十余万两，使曾国藩感激万分，终身念念不忘。

    都说商场如战场，可见战场的严酷程度，但是上战场之前的困难程度丝毫不亚于千军万马的征战，曾国藩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体会人情冷暖和世事的艰难，顽强的意志和坚强的性格也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一点点造就。

    1856年（咸丰六年）1月11日，湘军周凤山部攻占樟树镇。曾国藩认为，“樟树镇者，西近瑞（州）、临（江），东接抚（州）、建（昌），（赣江）两岸之关键，省城（南昌）之咽喉”。因此决定“用全力扼守樟树镇，以保东岸，以卫省垣”。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也明白这一点，便集中兵力，从3月22日起，向樟树镇发起攻击。两天之后，太平军四路围攻，尽破周凤山所部湘军营垒，数千名湘军战死。周凤山率残部逃奔南昌。其中有一支由塔齐布的旧部毕金科率领。此人骁勇异常，凶悍无比。但无奈毕军粮饷奇缺，军队常饿着肚子打仗。咸丰五年（1855年）底，太平天国在江西境内十分强大，江西巡抚文俊为了保全自己的地方势力，决定“顺手牵羊”，便授意地方官，以军饷做诱饵，诱逼毕金科进攻景德镇，抗击太平军。景德镇是赣、皖、浙三省交通枢纽，太平军有重兵把守，堡垒坚固。毕金科只有千余湘军，并且早已是贫病交加，但是为了得到饷粮，将士们还是不得不冒险进攻。结果自然是以卵击石，纵使反复苦斗，也难以阻挡全军覆没的厄运，将领毕金科也丧命于景德镇城下。

    曾国藩闻知此事，心中难过不已，他念及毕金科骁勇善战，又悲其惨死，直到四年以后，曾国藩率部攻陷景德镇，在毕金科战死之处立碑纪念，亲自为他撰写碑文，内容十分凄婉动人，其中有：“内畏媚嫉，外逼强寇，进退靡依，忍尤丛诟”之句，可见这碑文一面是缅怀曾经在这里战死的毕金科及湘军将士，一面也说出了曾国藩在江西几年的困难处境。

    1860年（咸丰十年）10月19日，驻守在祁门附近羊栈岭的湘军忽然被袭，羊栈岭很快失守。这时前来袭击的太平军离曾国藩的祁门大营只有六十里，当时人心大大震动。太平军两个月前就已经占领了徽州，黄文金部的两万多名将士又攻破了建德，切断了祁门大营与皖北安庆等地的联系。而李世贤和刘官芳两部太平军正分别从东、北两个方向对祁门大营发动进攻。原本就四面楚歌的曾国藩又面临着羊入虎口的危险，心力交瘁的他正一筹莫展，幸亏鲍、张两支部队在20和21日打了大胜仗，克复了黔县，追杀敌人到岭上，才转危为安。这次的险情，比8月25日徽州失守时还要危险一倍。

    曾国藩于几天后给自己的兄弟子侄写信，大意是：“现敌军里侍王李世贤、忠王李秀成、辅王杨辅清都在徽州境内，与我作对，英王陈玉成在安庆境内，与多礼、沅季作对。军事能不能支持下去，总在十月十一月之可见分晓。甲三十月初六去武穴，现在大约抵达了。我在外面没有其他顾虑，只怕子侄沾上骄、奢、佚三字。家庭败落离不开一个奢字，个人失败离不开一个佚字，讨人嫌离不开一个骄字。弟弟要切实引为警戒！”

    次年，曾国藩移驻休宁。他想在这里重新组织士兵，收复徽州，疏通皖南至浙江的粮道。很快，曾国藩组织了八九千名湘军官兵对徽州城发动攻击，但是太平军将徽州城守得固若金汤，湘军几次攻城，均以失败告终。几次败仗下来，曾国藩心力交瘁，他在4月14日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下了自己焦虑的心情：“今天各营进攻徽州，我心中焦虑不已，多次登楼观望。到中午突然下起了大雨，大雨于攻城更加不利。傍晚果然接到通知，各部都因雨而败，吾又忧又气。实在是因为这场仗关系重大，若能拿下，则周围三县都可以有粮饷接济，若拿不下，三县都会落入敌手……实在令我辗转反侧啊！”慌乱之中的曾国藩急不可耐，忘记了湘军多年来攻城作战的教训，一味盲目地下令官兵攻扑城墙时，被太平军瞧准时机，暗开城门，派出一队精兵出城劫营，湘军大败。

    吃了败仗的湘军只好退回祁门，虽然悲观绝望，但是曾国藩还是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他下令将湘军分兵于安庆和祁门，这是他向朝廷作出的承诺，他自然要遵守，而他自己已经悲观到了极点，甚至一度吩咐身边的人为他料理后事。实际上这次惨败完全可以避免，因为曾国藩多次上书咸丰帝，重申驻守皖南的重要性，因为这样可以牵制太平军的部分兵力，从而减轻皖北的军事压力，但是因为缺乏朝廷的兵力和粮饷的援助，湘军还是遭受了惨败。

    如果当时曾国藩能够按捺住自己的急躁和慌乱，沉住气等待；如果朝廷足够信任曾国藩，并及时给予支援，湘军可能就会免于劫难。但是经过了这件事，曾国藩更加深刻地明白了坚强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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