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的起源和动机

    在美国曾不遗余力与之对抗的敌人中，日本人的性格是最难掌握的，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慎重对待这个在行为和思维方式上与我们如此迥异的劲敌，这样的情形在别的战争中是绝无仅有的。我们就跟一九〇五年的沙俄一样，面对的敌人是一个不隶属于西方文化传统但却装备充足、操练有素的民族。对西方国家而言，那些基于人性的战争规则是一种共识，而日本人却弃之不顾。因此太平洋上的战争所面临的，绝不仅仅是一连串岛屿登陆作战和阻碍重重的后勤工作，摸清“敌性”成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了与之抗衡，我们不得不弄清楚他们的行为举止。

    这并非易事。自日本紧闭的国门被打开[1]那天算起，已经有七十五年了，在此期间，我们不得不用到一系列令人困惑的诸如“既……又……”之类的词句来描述日本人，这跟世界上其他民族非常不同。一个严谨的观察家在谈起日本以外的民族时，大概不会既说他们温文尔雅，又说他们傲慢跋扈；不会既说他们顽固不化，又说他们善于变通；不会既说他们性情温顺，又说他们不甘人下；不会既说他们忠厚本分，又说他们心怀叛逆；不会既说他们刚毅坚强，又说他们懦弱无比；不会既说他们在意物议，又说他们至情至性；不会既说他们可以接受军队里机器人般的日常操练，又说他们不服管教，甚至图谋不轨；不会既说该民族如何热切倾慕西方文化，又渲染他们如何保守固执。他不会既写一本书大谈这个民族如何普遍爱美，把无上的荣耀给予演员和艺术家，把菊花栽培当成平生最大的爱好，又写另外一本书来补充说，这个民族尊崇刀剑和武士无可比拟的荣耀。

    然而，正是上述这些切实存在的矛盾，纵横交织成了有关日本的论著。菊与刀，正是同一幅画的两个组成部分。日本人既生性好斗又极其温和；既穷兵黩武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尊又温文尔雅；既刚愎自用又极其纤弱易变；既乖顺听话又不甘受制于人；既忠诚又反叛；既勇敢又懦弱；既因循守旧又非常乐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他们非常在乎别人对自己所作所为的看法，但当别人对他们的劣行一无所知时，他们又会肆意妄为。他们的军队训练有素，却又非常叛逆。

    既然彻底地理解日本对美国而言已经成为重中之重，我们就不能不理会上述种种让人烦扰的矛盾了。很多关键问题已经扑面而来：日本人将来会采取什么行动？我们能否不攻打日本本土而使之投降？我们是否应该直接轰炸日本皇宫？从日军俘虏身上，我们可以期望得到些什么？我们对日本军队和日本本土采取什么样的舆论策略，才能救护美国人的性命，并削弱日本人那种即使仅剩一人也要顽抗到底的意志？这些问题即使对那些熟知日本的人来说，也难以统一回答。当和平降临后，需要对日本人实施长期军事管制以维持秩序吗？为了消灭那些疯狂的抵抗分子，我军是否有必要在日本深山老林的要塞中与之战斗？在可能迎来世界和平之际，日本会否发生法国或俄国式的革命？如果发生革命，谁将领导这场革命呢？或者，如果没有发生革命，日本民族是否只能走向灭亡呢？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莫衷一是。

    一九四四年六月，我接受委托，开始了关于日本的研究工作。那年夏初，我国刚刚展开对日本的大规模反攻，为了弄清日本民族的本性，我使用了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使用的一切研究技术。很多美国人认为，我们与日本的战争可能还需要持续三年、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日本人则认为这场战争会持续百年。他们说，美军虽然攻打下了日本的局部地区，但是新几内亚[2]、所罗门群岛[3]距离日本本土还有几千英里。日本的公报媒体丝毫不承认日本海军的战败，日本国民仍然坚信他们是胜利者。

    然而，形势在六月以后起了变化。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最高司令部两年半以来对欧洲战场的优先考虑已无必要，对德战争也胜利在望。在太平洋上，我军已经登陆了塞班岛[4]，这场大战役预示着日军将彻底战败。在此之后，我军便逐渐与日军短兵相接了。而且，我们已经在新几内亚、瓜达尔卡纳尔[5]、缅甸[6]、阿图[7]、塔拉瓦[8]、比亚克[9]等战役中见识过，我们面对的敌人是多么可怕。

    所以，到了一九四四年六月，解答关于我们的敌国——日本的许多疑问变得非常必要。不管是为了解答军事上的还是外交上的疑问，也不管是为了做出最高决策还是为了在前线给日军分发宣传小册子，任何真知灼见都很有用。我们不仅要了解东京当权者们发动战争的原因及目的，还要了解日本悠久的历史和经济、军事方面的统计资料。但我们更要弄清楚的是，日本政府能从他们的人民那里获得哪些支持？我们必须了解日本人的思维习惯和情感习惯，以及由这些习惯所形成的思维模式和情感模式，还必须弄清是什么塑造了他们的这些行为和观念。我们一定要抛却作为美国人的先入之见，不要武断地认为日本人会像我们一样思考、行事。

    研究的主要方法

    我的研究工作困难重重。目前美国正在跟日本打仗，在战争中把一切错误都推给对方是很容易的，但要深入了解他们对人生的看法就难得多了。而我又必须把这项研究继续下去。问题是日本人将会如何行动和思考，而不是我们自己在类似情境中将会如何行动和思考。我不能把战争当成不利条件，而必须尽量把他们在战争中的行为表现作为有用资料加以利用。我必须留意他们是怎样进行战争的，并且暂时不把战争当成军事问题，而是看成文化问题。就跟和平时期一样，他们在战争时期的表现同样具有日本特色。他们应对战争的方式透露了他们怎样的生活习惯和思维习惯？他们的领导人鼓舞士气的方式、稳定军心的方式以及在战场上调兵遣将的方式——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他们究竟是把什么当成他们可以依靠的力量的。我必须追踪他们在战争中的这些细微表现，逐步揭示日本人之所以成为日本人的主要特质。

    然而，两国正在交战的事实还是对我的研究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影响。这表明我不能使用文化人类学者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实地调查。我没办法到日本去，没办法生活在日本家庭中，亲身感受一下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磕磕绊绊，并区分出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我无法看到他们是如何艰难地做出决定的，也无法看到他们是如何培养教育下一代的。经过人类学家实地考察而写就的专著只有约翰·恩布里（John Embree）[10]的《须惠村》了，这是一本关于日本村落的专著，虽然很有价值，但并不涉及我们一九四四年所要面对的许多有关日本的问题。

    虽然困难重重，但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还是坚信总有些方法和基本原理是可用的。至少我不是完全不可以使用文化人类学家最为倚重的方法——与被研究对象面对面交流。在我国就生活着很多曾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我可以询问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具体事例，看他们是怎样看待这些事情的，以此来填补我们认知上的很多空白，而这些认知对于人类学家了解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必不可少的。其他一些研究日本的社会科学家，则大多采用的是阅读图书文献、分析历史事件、查找统计资料、追踪日本人的书面宣传或口头宣传中的词句变化等方法。而我坚信，他们所要寻找的很多答案，都潜藏在日本文化的规则及其价值观之中，因此，对曾经在这种文化中生活过的人进行研究，定会取得更加令人满意的结果。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没有查找文献资料，或不曾受惠于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相反，关于日本的大量文献和曾旅居日本的很多优秀的西方观察家，都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而这些便利条件是很多到亚马孙河发源地或新几内亚高原去研究无文字部落的人类学家所没有的。那些没有文字的部落无法把自己的文明形诸笔墨，西方人对他们的论述也是寥若晨星、蜻蜓点水，没有人知晓他们的历史。进行实地调查的研究者们只得在没有先行者帮忙的情况下，独自探索这些部落的经济生活方式、社会等级划分、宗教中的最高神等等。而我在研究日本的过程中却可以继承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嗜古好奇的书籍描写了日本人生活的细枝末节，欧美国家的人记述了自己在日本的亲身经历，而日本人自己也撰写过许多非同寻常的自我记录。与其他东方民族不同的是，日本人有强烈的自我记录的冲动，他们不仅记录了日常生活琐事，还写下了他们的全球扩张计划，他们有着令人讶异的坦率。当然，他们不可能和盘托出，没有谁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在描述日本时会略去很多在我们看来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他们对这些事情熟悉得就像空气一样，以至于会视而不见。我们美国人在描述美国时也会这样。不过，日本人到底还是更喜欢暴露自己的。

    达尔文说自己在创立物种起源理论时经常采用一种方法：对无法理解的事物给予特别关注。我在阅读上述这些文献时，也常采用这种方法。比如，我该如何理解议会演讲中这些并置的观念：他们一方面对一些无关紧要的行为大肆攻讦，一方面又对骇人听闻的暴行置若罔闻。在阅读文献时，我始终带着这样的疑问：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该如何理解这种矛盾呢？

    另外，我还看了很多在日本创作、拍摄的电影，包括宣传片、历史片和描写东京及农村现代生活的影片。我之后又和一些在日本看过这些影片的日本人认真探讨过。在讨论过程中我发现，我们有着不同的角度，对电影中的男女主角以及反面角色的评价都是不一样的。当我对其中的一些情节一头雾水时，他们却恰恰相反。而且，他们是从全局的角度来理解整部电影的剧情和动机的，这一点也和我不一样。就像阅读小说一样，日本小说在我眼里和在这些成长于日本的人眼里就非常不同。在这些日本人中有着两种极端，有些人爱日本的一切，他们会为日本的风俗习惯进行辩白；有些人则相反，他们痛恨日本的一切。很难说哪种人使我获益更多，因为不论是悦纳还是排斥日本文化，他们所给出的日本生活规范的图景都是一样的。

    如果人类学家只是简单地从其研究对象身上去搜集信息并寻求解答，那么他所做的事情，那些曾旅居日本的出色的西方观察家们同样做得来。如果一个人类学家的工作仅限于此，那么就不能指望他会突破以往有关日本的研究而提出新的观点。然而，文化人类学家由于受过某种训练而具有某些特殊能力，只要他们肯多费些力气，尽量在众多研究者和观察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贡献，就依然是值得的。

    人类学家熟知亚洲和大洋洲的多种文化，他们发现，日本的很多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竟然与马来群岛、新几内亚和波利尼西亚等太平洋岛屿上的一些原始部落十分相似。当然，据此认为这些原始部落在古代和日本有过接触或曾向日本移民是很有意思的，但我并不关心这些文化相似性背后的历史关联，我感兴趣的是，这些习俗在相对简单的文化中是如何起作用的，以及这些相似或差异是如何帮助我理解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的。我对亚洲大陆的暹罗[11]、缅甸和中国也多少有些了解，所以可以把它们与日本进行比较，这些民族共同组成了亚洲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人类学家对原始民族的研究已经再三证明，这种文化比较是非常有意义的。也许两个相邻部落的习俗在形式上有百分之九十是相同的，但总还是有不同的地方，为的是使其适应各自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一个民族所摒弃的某些基本习俗，即使其所占整体习俗的比例微乎其微，都可能使该民族走向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对人类学家来说，研究这些民族大部分共性之外的小部分差异是很有意义的。

    人类学家也必须尽量去适应本国文化与他国文化之间的不同，为解决这一特殊问题，他们的研究技术亟待成熟。他们凭经验知道，身处不同文化的人们注定要遭遇的状况是截然不同的，不同的部落和民族对这些状况的解读也是千差万别的。任他们的想象力再丰富，他们也不曾想到某些北极乡村或热带沙漠地区的部落习俗竟然是根据血缘责任或财务交换而制定的。他们必须对这一习俗进行调查，不仅要调查血缘关系或交易关系的具体情况，而且要弄明白这种习俗在部落中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以及每一代人如何从小就受其约束，又是如何效法祖先，将这种习俗传承下来的。

    上面这种聚焦于“习俗的差异、习俗的约束作用及习俗的后果”的研究方法，在研究日本时同样适用。没有人不认为美国文化和日本文化有着根深蒂固的差异，我们中间甚至出现了这样一种说法：日本人的行事方法与我们是完全相反的。这是相当危险的，即一个学者对上述说法深信不疑且简单地认为，由于两国的文化差异太离奇，所以根本不可能理解日本。人类学家的过往经历已经很好地证明，再离奇的差异也不可能阻挡他们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人类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把这种差异看作无用资料，而前者把它们当成有用资料。没有什么比离奇的制度和民族差异更能引起人类学家的特别关注了。人类学家不会视本民族的生活方式为理所当然，这使得他们能够全面地看问题，而不是只留意少数被刻意挑选出来的事例。在关于西方各民族的研究中，未接受过比较文化学训练的人往往无法以全方位视角审视研究对象的行为。他们总是把太多事情看作理所当然，忽略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细微习惯和所有关于家长里短的公认裁决。然而，对该民族的未来而言，这些被视作理所当然的事情要远比外交官所签订的各种条约重要得多。人类学家必须学会研究平常琐事，因为他们所研究的部落的平常琐事与他们本国的平常琐事殊为不同。当他们想要理解在这个或那个部落中被视为最歹毒或最怯懦的行为时，当他们想要理解这些部落中的人在特定情况下将要如何行动和感受时，他们就会发现细节的重要性。人类学家有理由相信这些细节是非常重要的，也知道该如何挖掘它们。

    将上述方法运用于研究日本是有价值的。因为只有密切关注所有民族的生活细节，才能彻底理解人类学家这一论证前提的重要性，即无论是在原始部落还是在拥有先进文明的民族中，人类的行为方式都是从日常生活中习得的。不论一个人的行为和观念如何离奇，他的感知方式和思维方式总还是与他的过往经历密切相关的。我越是对日本人的某些行为深感困惑，就越认为他们的这些奇异行为是由生活中某种极为平常的条件造成的。如果我的研究能深入到日本人日常交往的细节中，那就再好不过了，因为这正是研究的关键。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也确信这样的前提：再孤立的细小行为之间也会有某种系统性的联系。我非常重视成百上千的细枝末节连缀成一个总体模型的方式。一个社会总会顺应其成员的生活而形成某些制度设计，如果该社会认可某些评判和应对困境的方法，那么这些解答方案就会被该社会中的人视为普遍真理。即便困难重重，他们也会努力将这些解答方案整合成一套圆融自洽的价值体系。业已接受某种价值体系的人，不可能在其生活的某些部分遵循完全相反的另一套价值体系而不造成混乱和不便。他们总是力求自己的言行和立场前后一致，他们总是基于相同的理由和动机行事。一定程度的一致性是必要的，否则整个价值体系就会瓦解。

    这样一来，经济行为、家庭活动、宗教仪式和政治目标就像齿轮一样咬合在了一起。当一个领域发生了比其他领域更为剧烈的变动时，其他领域就会相应地受到巨大的挤压，这种挤压是为了实现整体的一致性而出现的。在热衷于追求凌驾他人之上的权力的前文字社会，人们在宗教活动中的权力欲望一点也不比在经济活动和外事活动中少。在留存有古经卷的文明国家里，教会必然保存有这些过去时代的语录，而无文字的部落则没有。但是，由于经济权力、政治权力越来越获得公众支持，教会在与它们有纠葛的领域就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权力。经卷中的词句虽然保留下来了，但意思却完全不同了。宗教教义、经济实践和政治活动并不是被清清楚楚地隔绝在各自的小池塘里，它们的水流会漫过臆想中的堤坝，难分难解地混杂在一起。因为事实向来如此，所以学者越是把自己的调查广泛地扩展至经济的、性的、宗教的、婴幼儿抚育的领域中去，就越能更好地理解他所研究的社会中所发生的事。这样一来，他就能提出自己的理论假设并能方便地获取所有生活领域的资料，就能学会从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的角度来理解任何民族的诉求，不论这些诉求是用政治的、经济的，还是道德的术语来表达的。因此，该书并不是一本专门讨论日本的宗教、经济、政治或家庭的书，而是探讨日本人生活观念的书。它描述的是那些在任何活动中都能自然流露出来的观念，它探讨的是日本何以成其为日本。

    我们不仅对日本何以成其为日本颇为费解甚至有先入之见，而且对美国何以成其为美国、法国何以成其为法国、俄国何以成其为俄国也是如此，这是我们在二十世纪所面临的障碍之一。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各国之间才彼此误解。有时候，矛盾仅仅是由细微的差异引起的，我们却担心这种矛盾无法调和。而在一个民族根据其整体经验和价值体系，已然形成一套与我们的设想迥然不同的行动方案时，我们却在侈谈共同目标。我们根本不尝试着去了解他们的习惯和价值观是什么。如果我们去了解了，我们也许会发现，某个行动方案并不因为不为我们所熟知，就一定是坏的。

    我们不能完全相信各民族对自己思想和行动的说法。各个民族的作家都试图描述自己的民族，但这并非易事。任何民族在观察自己的生活时都会采取与其他民族不同的视角，而且人们往往很难意识到自己是站在本民族的立场上观察生活的。任何民族都视其为理所当然，他们观察生活时所采取的方式和角度仿佛都是上天注定的。我们不要指望戴眼镜的人会弄清镜片的度数，同样，我们也不要指望各个民族会分析他们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当我们想知道镜片的度数时，我们可以从受过专业训练的眼科大夫那里获知。毋庸置疑，总有一天我们会承认，社会科学研究者就是当今世界各民族的“眼科大夫”。

    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必须心肠强硬、态度宽容。有些善意人士强烈地指责强硬心肠，鼓吹“世界大同”并坚信这样一种理念：全世界的人虽然有东方人和西方人、黑人和白人、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分，但这些不同都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所有人类都是志趣相投的。这种理念有时被称作“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信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为什么就不能主张日本人和美国人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呢？看来这些善意人士认为，全世界所有民族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否则就无法建立国际亲善主义。但是把这种趋同性作为各民族互相尊重的前提，就像要求自己的妻儿跟自己毫无二致一样，这未免太荒唐了。硬心肠的人认为存在差异是正当的，他们尊重差异，致力于建立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美国可以是纯粹的美国而不损害世界和平，法国、日本莫不如此。对于那些并不相信差异就是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学者来说，用外力来压制硬心肠者的态度是一种荒谬的做法。他也无须担心秉持这种立场就会使世界毫无改进。鼓励文化差异并不意味着要让世界停滞不前。英国并未丧失英国性，虽说伊丽莎白时代[12]过去了，但是安妮女王时代[13]及维多利亚时代[14]紧随其后。正因为英国人一贯如此“英国”，所以他们能够在不同的时代表现出不同的标准和民族气质。

    想要对各民族间的差异进行系统研究，必须同时具备硬心肠和宽容心。只有当人们对自己的信仰足够坚定以至于非常宽容时，宗教的比较研究才能蓬勃发展。他们可以是耶稣会会士，也可以是个阿拉伯学者或不信教者，但绝不能是偏执狂。文化的比较研究也是如此，当人们还在极力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辩解，并偏执地认为它是世界上唯一的解答方案时，文化的比较研究就会停滞不前。这些人永远也不会明白，了解其他民族的生活方式恰恰能增强人们对自身文化的热爱。他们把自己隔绝在那些愉快而丰富的体验之外，如此顽固自守，除了要求其他民族采纳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外，别无选择，就好比美国人敦促其他所有民族接受他们最喜欢的信条一样。但是，其他民族无法适应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就好比我们无法学会用十二进位制来代替十进位制进行计算，也无法学会像东非某些土著那样以金鸡独立式休息一样。

    因此，本书讨论的是那些在日本被期待或被视作理所当然的习惯，比如他们在什么情况下会谦恭有礼，什么情况下不会，他们在什么情况下会感到愧疚，什么情况下则会感到尴尬，以及他们对自己的要求等等。这本书所谈论的内容最好都来源于各色人等的街谈巷议，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每个人都会符合书中所提到的每一种特殊情况，而是说他们都会承认自己在那种情况下就会那么办。本书之所以采取这种研究方法，就是要挖掘隐藏在日本人思想和行为背后的态度。也许不会达成这一目标，但它依然是本书的理想。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会到达某一个时间节点，此时，即使有更多提供资料的人，也不会再增加更多的确实性。比如“谁应该在何时对谁行礼”这样的问题，就没必要对全体日本人进行统计研究。这些公认的礼俗和仪式，任何一个日本人都能告诉你，顶多再找几个人确认一下即可，根本没必要去找成千上万的日本人确证这同一个结论。

    要想弄清楚日本人赖以建立起自己生活方式的那些观念，人类学家需要做的工作就远不止统计学验证这么简单。他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说清楚这些习惯做法和判断是如何成为日本人看待生活的方式的。他必须阐明日本人的观念是如何影响他们看待生活的视角和方式的，还必须尽量使那些以迥异的视角和方式看待生活的美国人也能理解。在这种分析研究中，普通的日本人并不具有权威性，因为他们并不能恰到好处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况且他们对向美国人解读日本这种行为嗤之以鼻，觉得是多此一举。

    美国人在进行社会研究时，通常不会去注意文明的民族文化所赖以建立的那些前提，他们大多数人认为这些前提是不证自明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擅长的是统计学方法，他们关注的是观点和行为的“散点图”。他们会对大量人口普查资料、调查问卷、人物访谈、心理学测量等进行统计分析，目的是从中找出某些因素的独立性或依存关系。在做舆论调查时，可以使用抽样调查技术对全体国民进行研究，这种技术在美国已相当完善。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支持或反对某一公职候选人或某项政策。支持者和反对者又可以分别按乡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共和党员和民主党员等进行分类。这一研究结果具有非常重要的实用价值，尤其是在一个实行普选制且由民意代表起草、颁布法律的国家里。

    美国人可以进行民意调查并获知调查结果，但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的一个明显前提却无人提及，即他们非常熟悉美国的生活方式并视之为理所当然。民意调查的结果只不过使我们对已知事项多了一些了解而已。要想了解另外一个国家，必须先对其国民进行系统的定性研究，然后民意调查这种方式才能派上用场。慎重的抽样调查可以告诉我们支持和反对政府的人各有多少，但是如果事先不了解他们是怎样看待自己的国家的，抽样调查结果又有什么用呢？只有在弄清了他们对国家抱有什么样的观念后，我们才能知道活跃在街头或国会中的各个派别到底在为何而争论。一个民族对待政府的态度要远比那些标志各党派力量的数字具有更普遍、更持久的重要性。在美国，政府对共和党和民主党来说都是一种必要的恶，而且它限制了个人的自由。除非是在战争年代，美国政府职员的社会地位并不比在私营企业中任职的人高多少。美国人的这种国家观与日本人简直不能相提并论，甚至与欧洲许多国家也有很大差别。我们首先要了解的就是他们这方面的观点。这些观点体现在他们的风俗习惯、对成功者的评价、关于民族历史的神话、民族节日的辞令中，我们要对这些间接表现进行系统研究。

    就像我们研究选举中的赞成票和反对票的比例一样，我们也能够认真地、充分地研究某个民族在生活中所形成的基本观念以及他们所推崇的解答方案。日本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其基本观念很值得我们研究一番。我的确也发现，如果我们弄清了西方观念与日本人的人生观相悖之处，掌握了他们所使用的一些范畴和符号，那么我们所看到的日本人行为中的许多矛盾就不再是矛盾了。我开始理解了，为什么某些反差很大的行为，在日本人看来却是一以贯之的某一体系的组成部分。我可以尽量解释这是为什么了。我和日本人共事时就发现，他们原来使用的那些奇特的词句和概念，现在居然变得意义重大且饱含深情了。西方人要想理解他们的道德观和罪恶观就必须脱胎换骨。他们的观念体系是与众不同的，既不是佛教的，也不是儒教的，而是日本式的——包括日本的优点和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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