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到现在保尔才深切地体会到：当一个人拥有健康的体魄，并充满着青春的活力时，坚强是一桩多么简单而容易的事；当一个人的生命被铁链紧箍起来时，坚强又是多么伟大而光荣的事啊！
自保尔住进档案室那几天起到目前为止，已过去了一年半时光。对于保尔来说，那是难以名状的痛苦的一年半。
医院的阿维尔巴赫教授直截了当地对保尔讲，他的双眼没法重见光明。假如日后眼睛炎症没了，那倒可以在瞳孔上试一试开刀。就目前情况来讲，医生建议他先施行外科手术，使炎症消退。
教授征求保尔的意见，保尔说，只要医生们认为该怎么办，他就怎么办。
保尔躺在手术台上，医生割开他的颈部，切除了一侧甲状腺。这时，死神曾先后三次降临到他身上。然而，保尔的生命顽强不屈。每次经过可怕的、令人焦急的几个小时之后，达雅总是看到保尔的脸色像死人那样苍白，但是他仍然还顽强地活着，就像往常那样沉着冷静，亲切温柔。保尔深情地望着达雅说道：
“亲爱的，别上火，我不会那么快就去死的。我要争取活下去，故意想和那些学识渊博的医生们的断言比一比。医生们对我的健康状况的看法都是正确的，可是他们想写份证明材料，称我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那可就大错而特错了。咱们走着瞧好了。”
保尔坚决地选择了一条道路，他决定沿着这条道路回到创造新生活的队伍中去。
冬去春来。明媚的春光照在保尔房间的窗户上。保尔做了最后一次手术，尽管失血过多，却还是安然脱险。保尔觉得再也不想待在医院里了。十八个月来，天天生活在痛苦的病人中间和那些垂死病人们的呻吟和哀号中，所有这些比他本人所受的痛苦还要难受。
当医生建议再作一次手术时，保尔坚决回答说：
“不要作了，已够了。我已把我自己的一部分血献给了科学，剩下的部分我要留给我自己去干点其他的事。”
当日，保尔就给中央委员会去了封信，请求组织在莫斯科安排个住处，因为他的妻子正在莫斯科工作，而且他本人也不想再到处奔波了。这是他第一次向党组织请求帮助。莫斯科市苏维埃给了他一间房子，他希望永远再也不要待在医院里了。
那间简易的房子在克鲁泡特金街附近的一个幽静的胡同里。他认为这已经是最高奖赏了。他常常在夜里醒过来时还不相信早已出院了，而且现在远远地离开了。
达雅现在已是正式党员。她努力工作，尽管她个人生活遭到了不幸和苦难，可是她不甘落后，并没有落后于别的女突击手。工人们非常信任这个沉默寡言的女工，选她当工厂委员会的委员。现在保尔为妻子成为布尔什维克而感到无比自豪和光荣，因此，保尔的痛苦减轻了不少。
巴扎诺娃出差到莫斯科。有一天，她来看望保尔。他们俩交谈了好长时间。保尔兴奋地把他选择好一条道路给巴扎诺娃讲了，还说过不了多久，他就会重新回到战士的队伍里。
巴扎诺娃看到保尔鬓角的银白色发丝，低声地说道：
“我能看出来您受尽了折磨。可是您的热情并没有熄灭。确实难能可贵！您决定开始这五年来一直在准备着的工作，这很好，但是您怎么干呢？”
保尔胸有成竹地说道：
“明天他们准备给我拿一个硬纸格子板。没有这个格子板我是无法写字的。上一行跟下一行的字往往连到一块儿去了。于是我苦思冥想，终于想到了这个方法，也就是说，在硬纸板中间刻出一条条横格，这样我的铅笔就能一行一行往下写。在你眼睛看不见时，写起字来非常困难，但是并不一定写不好。我对此是充满信心的。刚开始我试了好长时间，总也写不好，现在我慢慢地写，很仔细、认真地写每个字母，结果写出来的字还不错。”
保尔开始写作了。
他的计划是写一部有关科托夫斯基的英勇骑兵师的中篇小说。小说的题目是他自然而然就想出来的：
《暴风雨所诞生的》。
从此，保尔全身心地投入到小说的创作中去。缓慢地，认真地，一行一行地，写成了好多页。他全神贯注地去描写他书中人物的形象。有时候，那些栩栩如生的、令人难以忘怀的形象清楚地浮现在脑海中，可是他却不能把这些形成文字加以表现，写出来的句子显得苍白无力和缺乏感情，到这时他才初尝到了创作的艰辛和痛苦。
保尔所写的每件事，包括每一句和每一字，他都必须牢牢记住。线索一断，工作就要受挫。保尔的母亲忧心忡忡地看着儿子工作。
在写作过程中，保尔时常得把整页、整章背诵下来，他母亲有时还以为保尔疯了。当保尔正在写的时候，她不敢走近儿子，只是在进去收拾滑到地板上的稿纸时，她才惴惴不安地对儿子说：
“保夫鲁沙，你难道不能干点别的吗？有谁像你，没完没了地写……”
保尔看到母亲为他这样担心，就笑了起来，并安慰说，他还没有到完全“发疯”的时候。
现在保尔已写完了三章。他把这三章寄到敖德萨的科托夫斯基骑兵师，让一些老战士看一看，并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不久就得到了肯定的回音，可是不巧，原件竟在寄回的途中被邮局弄丢了！这六个月来的辛苦白搭了。这对他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由于当时保尔没有留底稿，这使他更感到懊丧。他把这件事给列杰尼奥夫讲了。
“你怎么这样没有头脑？现在说什么也没有用了。你先消消气，静下心来，重头来吧。”
“可是，列杰尼奥夫同志，要知道，丢的可是我这六个月的心血啊！这些日子里，我埋头写作，每天都要工作八个小时。这些该死的寄生虫，我恨不得一刀把他们都砍了。”
列杰尼奥夫竭力鼓励保尔重新拿起笔杆子。
保尔只得重新写作。列杰尼奥夫给他搞来一些稿纸，又把他写好的原稿拿去，用打印机打出来。过了一个半月，写完了第一章。
阿列克谢耶夫一家是柯察金的邻居。这家的大儿子亚历山大是本市一个区的团委书记。他有一个刚从工厂培训学校毕业的妹妹，今年十八岁，名叫加莉亚。加莉亚是个青春年少，朝气蓬勃的姑娘。保尔让母亲去征求加莉亚的意见，问她是否愿意帮他抄抄写写。加莉亚满口应承了。她笑容满面、亲切温柔地跑过来看望保尔。当她听保尔讲正在搞一部创作时，加莉亚高兴地说道：
“柯察金同志，我很愿意过来帮助你。这比替我父亲写那些要求各家住户保持清洁卫生之类的无聊通知有意义得多了。”
从此，文学写作的进度就以双倍的速度向前推进。保尔连自己都不敢相信，一个月里竟完成了那么多工作。加莉亚怀着同情和敬慕的心情尽心尽力帮助保尔工作。加莉亚的铅笔在纸上沙沙地响个不停。要是碰到她认为精彩的段落，加莉亚就停下手中的活儿，仔仔细细地读好几遍，由衷地为保尔高兴。这幢楼里就加莉亚一人相信保尔的工作有意义，其他的人都觉得保尔在瞎忙乎，只不过是没事找事儿，穷打发时间而已。
后来，列杰尼奥夫因事出差到莫斯科来了。他看了看保尔写的前几章，鼓励他说：
“干下去，好样的。胜利在向我们招手！保尔同志，你会成功的。我坚信，你会归队的。孩子，千万不要泄气。”
列杰尼奥夫非常满意地走了，因为他看到保尔充满着旺盛的精力。
加莉亚总是按时过来。她在纸上沙沙地写个没完，那些叙述难忘往事的字句一行又一行，一段又一段，一章又一章。当保尔凝神沉思，被那些往事所感动时，加莉亚就会看到他的睫毛在抖动，他的眼睛表情丰富，这说明保尔正在进行着紧张的思索。若说他双目失明，那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瞧，他那对清澈明亮、没有丝毫斑点的眼珠儿仍是那么的富有生气。
每天写作完了后，加莉亚就把一天记下来的念给保尔听。保尔总是仔细听着，有时皱着眉头。
“柯察金同志，您干吗皱眉头呢？瞧，您写得多棒呵！”
“不，加莉亚，写得不好。”
当保尔觉得有些地方写得不满意时，他就亲自动手重写。有的时候，他实在受不了那格子板窄框的难受劲儿，气得干脆把它甩手扔掉了。每当这时，保尔对那夺去了他的视力的生活非常愤怒，把铅笔一支接一支地折断，把嘴唇咬得鲜血直流。
写作越近尾声，他那被抑制的感情也就越容易摆脱那一向毫不松懈的意志。那些被抑制的感情就是忧愁和悲伤，以及那些人类通常的温柔亲切或热烈奔放的感情。而这是除了保尔外，别的任何男女都有权利自由抒发的。假如他在那些感情中的任何一种面前低头认输，那么，事情的结局将会很悲惨。
达雅每天工作到很晚才下班。回家后，她对保尔的母亲小声说了几句话，就上床睡觉了。
小说的最后一章写完了。加莉亚花了好几天的工夫，把小说全篇念给保尔听。
明天书稿就要寄给列宁格勒州委会文化宣传部。假如审稿获得通过，这部小说就会送到出版社，这么一来……新的生活就开始了，要知道，这是由多年紧张而顽强的劳动换来的啊！
这本书的命运与保尔的命运紧密相连。假如书稿被退回，那么保尔也就完了。假如只是部分写得不太好，还可以由他进一步加工完善，这样的话，他就会马上开始新的长征。
保尔的母亲把那沉甸甸的包裹送到邮局去。开始了焦急而紧张的等待。他一生从未像现在这样焦急地盼着回信。他从早等到晚，可是依旧音信杳无，如石沉大海。
出版社的沉默越来越让人着急。失败的预感一天比一天明显。保尔明白，假如他的这部小说被退回，那他就彻底垮了。往后他是再也活不下去了。再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这时，郊外海滨公园里那一幕情景又浮现在保尔的脑海里，他不停地问自己：
“为了冲破铁环的束缚，为了早日归队，为了使你活得有价值，你是不是尽力了？”
他每次都自信地回答：
“是的，我已尽了最大的努力！”
又过去了好多天，就在等得不耐烦的时候，跟儿子一样激动的母亲兴冲冲到奔进屋子，扯着嗓子喊道：
“列宁格勒来信了！！！”
其实那不是信函，而是州委会发来的电报。电报上寥寥几字：
小说备受赞赏。即将出版。祝贺成功。
保尔的心怦怦地跳个不休。他日思夜想的愿望终于实现了！铁环已被砸碎，保尔拿起新的武器，回到了战斗的队伍。生活开始了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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